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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工作总结报告
一九五四年二月五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会联席扩大会议决议，成立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并推定董必武为总团长，陈叔通、滕代远、张鼎丞、彭泽民、茅盾、廖承志、梁希、蒋光鼐、邓颖超、乌兰夫、李烛尘、史良、高崇民、王从吾、谢有法、蔡树藩、何长工、谭余保、张启龙、张友渔、许广平、袁任远、栗再温、张苏、黄松龄、杨明轩、梅兰芳、胡克实等为副总团长。
慰问团的组织除总团外，各大行政区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组一个总分团，中央和北京市各机关以及华北部分代表共组成一个直属总分团，共八个总分团。代表团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各界、各民族、政府各机关部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工业、农业劳动模范、烈属、军属、妇女、少年儿童等的代表，共约五千多人。另外还动员了三百多个剧团、杂技团等和许多电影放映队，共一万七千多人参加慰问工作（包括有我国所有的剧种）。
慰问工作除由总团与各总分团组织代表和剧团分赴若干重点地区进行慰问外，并采用了就地慰问的方式，由各大行政区的总分团负责慰问各大军区领导机关、部队，各总分团下面又分成若干分团，分别慰问各省、市驻军，直属总分团慰问驻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各机关。总团直接组织了一百一十三位代表，八个剧团，分为七路，志愿军总分团也相应地分为七路，共同与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总分团结合，分别去山东、浙江、福建、广东、云南、康藏、新疆等海防、边防等地区进行慰问。自二月二十日总团在北京举行了慰问军委大会之后，各地即相继开始慰问活动，一般各省、市就地慰问者，约二十天左右结束；但去边防、海防地区慰问者，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部队驻地分散，且慰问较为深入细致，故又延长一个月到两个多月不等，新疆、云南两地至五月间才结束了慰问工作。慰问团在陆、海、空军、工程建设部队、部队医院、革命残废军人教养院、革命残废军人学校和部队农场、牧场等单位举行了慰问大会、座谈会、英雄模范报告会，进行了个别访问，并到烈士陵园致敬、献花圈等；有的还访问了军队集体转业到工矿企业部门工作的干部，访问了地方党政机关和转业干部，举行了烈属、军属座谈会。这次慰问，除西藏全境和少数分散过远的驻军，因交通困难未去慰问，以及有少数分散执勤或外出的人员未受到慰问外，所有的部队一般均受到了慰问或看到了慰问演出。
人民解放军自解放全国大陆之后，除积极肃清残匪外，坚决巩固海防、边防，严守战斗岗位，提防帝国主义的侵略；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政治、文化训练，大大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并坚决执行工作队的任务，参加了祖国的建设，密切了军民关系。所以全国人民热烈拥护慰问人民解放军的活动，对慰问团给予很大支持。慰问团到达边疆、海防地区时，都受到当地各族、各界人民的大规模的、隆重的欢迎。祖国人民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给了我们以无限鼓励，督促我们决心很好地完成全国人民给予的光荣的慰问任务。
部队对于迎接慰问团的问题，都根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了思想教育，强调把此次慰问看作是人民和政府对军队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是加强人民、政府和军队的亲密团结的重要措施，也是对军队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生动教育。所以，组织慰问团的消息使部队非常兴奋。在帕米尔高原上放哨的战士，天天拿望远镜向北望，看看慰问团来了没有，有的战士梦中大喊起来：“亲人来了！”部队对于迎接慰问团作了充分准备，组织了专门招待人员，解决了交通、食宿等问题。各军队驻地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也给了我们许多具体的帮助。
慰问时，一般采用了普遍慰问、重点深入（开慰问大会与深入各单位访问相结合）的方式，同时，有一些代表向部队报告了总路线和工农业建设情况、劳动模范事迹，志愿军代表向部队作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报告。总团去海防、边防地区慰问的黄松龄（去山东沿海），陈叔通、谢有法（去浙江舟山群岛一带），茅盾、何长工（去福建沿海），滕代远、蒋光鼐、谭余保、梅兰芳、胡克实（去广州及海南岛一带），史良、栗再温（去四川及康藏公路），王从吾、蔡树藩（去云南边疆），许广平、袁任远、杨明轩（去新疆各地），梁希、张启龙（去东北）等各位副总团长，都是不辞辛苦、长途跋涉，并亲到部队和战士见面。代表和文艺工作团团员到连队和医院、革命残废军人学校慰问时，争着为战士洗、补衣服，帮助炊事员作饭；有的还到哨所、马棚、牧场等处慰问哨兵和工作人员。代表中许多老年和妇女同志也一样爬山涉水去海岛或边防慰问部队。此次慰问中，一般剧团及电影放映队均表现热情艰苦，发挥了高度的忘我劳动精神，尽量满足部队的要求，力求丰富演出的节目；他们还帮助部队文艺工作团提高艺术修养，也向部队学了许多东西。在演出以前，剧团就在会场上打锣打鼓欢迎部队入场；演完后，演员不卸装就跳下台来和部队同志握手、拥抱。许多演员一天连演数场，或每天走很远的路，还是坚持演出。有的女演员怀孕、生病都坚持演出。去康藏地区慰问的演员，因高原空气稀薄，就吸着特备的氧气表演，有的剧团就在风雪或雨中演出。梅兰芳副总团长及许多名演员都亲自到医院病房为伤病员、或到连队炊事班中为炊事员清唱。这些热烈场面多次感动得双方都流下热泪。
这次的普遍慰问工作，给了部队以极大的鼓舞，提高了部队的战斗意志，增强了部队的荣誉感，增强了部队的团结和巩固。一般经过慰问之后，部队同志感到做一个人民战士非常光荣。部队一致表示：感谢祖国人民和毛主席的关怀，尤其边防、海防的部队更为兴奋和感激。新疆边防部队有的战士说：“儿行千里娘操心，祖国人民和毛主席像爹娘一样关怀我们。”驻新疆阿勒泰的战士编了这样的歌曲：“克浪河的流水清又清，阿勒泰紧紧连着北京。”华东某海防部队在和慰问团代表握别时，有一个同志非常激动，热泪盈眶，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头对代表说：“请转告祖国人民和毛主席，我们坚决保卫祖国的海防。祖国的一切，就连这块小石头也不让敌人抢去。”山东海防某部一个战士，爬到机枪掩体上对代表说：“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学习黄继光的精神，用自己的血肉来保卫祖国。”修筑康藏公路的部队向慰问团表示决心：一定要把公路修通到拉萨。有些战士把慰问团赠给他们的纪念章藏起来，说等立了功才佩带。这次各总分团接到了数万封战士表示决心和感谢的来信。这次慰问也加强了解放军和志愿军的互相鼓励和互相学习。志愿军的代表和文艺工作团分别慰问重要边防、海防部队和其他部队时，两方面的英雄模范会面，作了亲切交谈；解放军部队听了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报告；志愿军也亲自看到了在边疆、海岛的部队的极端艰苦的情况，看到了国内部队文化学习和正规化的军事练兵成绩，看到了工程建设部队的热情劳动等等。这样大大增强了双方的亲密团结。山东海防部队某部管理股股长张国瑞同志献给志愿军代表一首诗：“志愿军，解放军，根是一条根，心是一条心；你在朝鲜打美国鬼，我在祖国看大门，祖国有了你和我，进行建设才放心。”这首诗足以表现解放军和志愿军的亲密团结和保卫祖国的决心。
这次慰问提高了部队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保卫祖国建设的意志，推动了部队当前的各项工作，增强了部队为建设现代化国防军而奋斗的决心与信心。慰问期间正是部队开始学习总路线的时候，华东总分团的代表向部队报告上海工业生产总值四年来已增加了三倍，战士们感到特别兴奋。广西省一位军属劳动模范田英荣向部队介绍自己的事迹说：“在旧社会我没有饭吃，去年我就能卖给国家一千六百斤粮食。那时许多军人向家属写信动员家庭卖粮，惟独我那爱人总不写信，我心里很气，我想他不动员我，我可要动员他，卖完粮时就写信给他，向他提出竞赛，希望他在前方立功。”这番话给战士们以很大激励和教育。许多人受到慰问后，又自动认购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许多人将记着代表报告的笔记寄回家中，动员家庭卖粮和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华东海军某警卫部队的一个同志听了代表报告后，向代表团献了一首诗：“就为着现代化的工厂林立，就为着拖拉机将要拥抱祖国的土地，我才毅然站在这里。那怕世界上只剩下一个敌人，我也不能轻易放下武器；如果祖国需要我付出生命，那我是毫无犹豫。”部队社会主义思想的提高，更具体表现在慰问活动推动了部队当前的工作。部队迎接慰问团的口号就是“提高学习成绩来迎接亲人”。某修建营房的部队的战士自动提出“迎接慰问团，多背两块砖”。在慰问活动期间，许多单位出现了工作效率提高，提前完成任务，伤病员要求提前出院，打靶成绩提高等模范事例。许多革命残废军人都向慰问团表示：我们虽然身体残废了，但是思想没有残废，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好参加祖国的建设工作。
这次慰问工作密切了军队和人民、政府的关系。慰问中，部队人员和许多劳动模范尤其烈军属代表的接触，听了党政干部的报告，进一步了解了国家政治经济建设情况，这就更加提高了部队的群众观念。在部队和人民代表的接触中发生了很多动人的场面：河南军区功臣蒋太贞同志听了河南分团代表王秀鸾老大娘（她三个儿子参加了革命军队，大儿子已牺牲，她本人还是一位劳动模范）的报告后，激动地说：“因为我没了父母，我两次立功的喜报没处寄，今天听了王老大娘的报告，越听越像我的母亲，我要将这两张立功喜报献给王妈妈，她就是我的母亲。”劳动模范李田英在华东军区为战士杨发禄佩带纪念章时说：“没有你们，那有俺们劳动模范！”杨发禄同志回答说：“没有人民，也没有人民解放军。”部队对慰问团代表都一律称为“亲人”，代表们住的房子，叫作“亲人宿舍”，部队扎的松门上写着“迎接亲人门”。代表们到部队后，遇到难以形容的热情欢迎和无微不至的招待，使代表受到极大的感动，许多代表都说：“这不是我们来慰问部队，而是部队在慰问我们。整个慰问活动中充满了军民团结的热烈气氛。”
这次去边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慰问，对于边疆各族人民的鼓舞很大，也更加促进了边疆部队与各族人民的亲密团结。在慰问中，都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参加慰问工作，并且也对当地少数民族专门进行了慰问。许多少数民族的群众反映：中央重视保卫边疆的人民解放军，就是重视和爱护我们边疆的人民。同时，我们也深刻体会到解放军由于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和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因而取得了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部队对于遵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非常严格，此次招待慰问团时，对回族人士的代表照顾很周到，饮食用具上都写了“清真”字样。云南边防部队去年帮群众打害虫二十万斤，打死豺狼虎豹熊猴等野兽三十一万七千多只。新疆部队去年把自己开垦出来部分已经播种的土地四十一万多亩，交给各族人民。解放军这种为各族人民服务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各少数民族人民。苗族人民编的歌子说：“地动我们不动，山摇我们不摇，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拥护解放军。”这个歌子表现了少数民族对解放军的热爱。
在慰问工作中同样地也给慰问团的代表以极深刻、生动的教育。在慰问中使我们深刻认识和体会了解放军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亲密团结、遵守纪律、克服困难、坚韧不拔的优良传统和高贵的品质。我们去海防、边防慰问时看到有些海防部队在荒无人烟的岛上，日夜巡逻，监视敌人，并要和大风浪搏斗，要随时提防毒蛇野兽。在某些边疆国防线上，部队分散执行警戒任务，省的报纸到达连队就要一个月；有的地方终年积雪吃不到青菜，有的地方要与蚊虫、疟疾、瘴气、潮湿等自然困难作斗争。修建康藏公路的部队，三年多来都住在帐棚里；在大雪封山粮食困难的时候，战士编的歌子是“有米吃干饭，米少吃稀饭，吃饭不吃饭，工作照样干。”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感动得代表一致认为：解放军同志真不愧为最可爱的人。部队学习进步之快使许多教育界代表深为佩服。如许多工农出身的同志，经过部队的培养，现在可以掌握复杂的现代化的军事技术，可以驾驶飞机、坦克；很多战士入伍时是文盲或半文盲，一年的学习后，达到了初小毕业以上程度。在慰问中，部队干部和英雄模范还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事迹，如进军边疆剿灭残匪，严守国防，痛击侵入我国海洋和天空的敌人；在悬岩峭壁上和雪山草地里开辟和修建公路；在戈壁滩上兴建了许多巨大的水利工程，开垦出千万亩良田，建立了许多机耕农场和现代化的工厂，出现了许多新的工农业城镇。许多部队打虎豹为人民除害，帮助人民劳动，治病救灾，海军保护渔民捕鱼。许多部队还参加了国家的工矿、铁路、林业、水利、建筑工程的建设等等。人民解放军这种艰苦奋斗的功绩，深深地教育和感动了慰问团的人员。有的部队还为代表团作了飞机、坦克的表演，代表们有的参观了实弹的战斗的演习，有的参观了部队各种军事展览，这都大大提高了代表们对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的信心。
总之，此次慰问工作基本上完成了全国人民给予我们的任务，对部队、对代表都有极大的教育意义。这次慰问工作所以能胜利地完成任务，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政协全国委员会、抗美援朝总会的正确领导，也由于中共各级党委、各级人民政府、各群众团体，特别是部队各级领导机关的大力支援和具体帮助；慰问团的全体代表和全体剧团人员的努力，也是完成慰问任务的重要保证。工作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于组织慰问团的时间仓促，故准备不够充分；再因限于时间及交通条件，有些边远地区的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如畜牧、伐木等部队）未能全部慰问到。还由于慰问日程一般排得太紧，多采取慰问大会的形式，而深入连队与战士见面谈心的机会太少。也由于时间紧促，所以往往部队准备了些英雄模范的报告，慰问团代表没有时间听，部队准备的展览会没有时间仔细看。
慰问工作结束后，我们已通知各总分团，以小型座谈和报告会的形式，由各代表在其所在的地区、工厂和机关中进行此次慰问工作的宣传报告，着重宣传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的事迹，另外可通过报纸与广播进行宣传。各总分团因结束时间先后不一，一般均已进行了这样的宣传工作。
各总分团在总结工作中均一致感到，这种慰问活动对于加强军民、军政的团结，作用甚大，对部队也很有鼓励作用，希望今后在一定时期仍可进行慰问。另外，从此次慰问中感到人民解放军艰苦卓绝的忘我斗争、集体英雄主义精神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还应在人民中多加以宣传，这对提高人民的生产劳动热情和爱国主义思想是很有作用的。
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总团
一九五四年七月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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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今天是邹韬奋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在此发表两篇纪念文章。邹韬奋同志是出色的文化战士，他所主持的各种刊物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他的不断求进步的精神、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韬奋和他的事业
胡愈之
一九四六年七月，当我们在新加坡追悼邹韬奋同志的时候，我曾经说韬奋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今天，祖国的面貌完全改变了，我们是在人民的首都纪念这位去世已经十年的亡友，我以为用“伟大的爱国者”来称呼他，仍然是恰如其分的。
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应当是这样的人：他热爱人民，人民也热爱他；他用一生的不倦怠的劳动为人民大众服务；他把他自己的专长，他所创造的事业和他所能贡献的一切最好的东西无保留地贡献给人民；他时时刻刻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惜冒生命的危险和人民的敌人作坚强不屈的斗争。韬奋同志，他是有这一切的优良品质的。他的一生为建立人民的新的出版事业而奋斗。他以无比的忠诚，为人民群众服务，直到最后一息，从不放下他的锋利的武器——笔。他是人民的文化工作者的优良的典范。
韬奋同志生于一八九五年。他从一个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韬奋所走的道路也就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道路。但是他进入中国文化革命统一战线的营垒是比较迟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革命的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中（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七年），韬奋还只是一个天真的、纯朴的、热情的青年。他在帝国主义创办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受高等教育。当他离开学校投身到现实社会的前后，他和民族资产阶级接触得比较多。青年的邹韬奋曾经有过当工程师的幻想，后来当过会计员和英文教师，最后才选择了新闻工作作为他的终身事业。当“生活周刊”最初创办的时候，韬奋所写的文章，主要是关于青年的个人修养的。当时“生活周刊”的政治主张还只是“力求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韬奋文录”第八页），这就是当时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由于幼年教育和生活环境的局限，韬奋并没有被卷入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的狂波巨浪，而只是偶然被浪花所冲击罢了。
一九二七年以后，文化革命统一战线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即新的革命时期。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进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包括革命知识分子）。反革命“围剿”的消极结果，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韬奋同志进入革命的营垒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韬奋自己说：“‘生活周刊’既一天天和社会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社会的改造到了现阶段又决不能从个人主义做出发点；如和整个社会的改造脱离关系而斤斤较量个人的问题，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生活周刊’应着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发点而转到集体的出发点了。”（“经历”第一○五页）
事实也确乎如此。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战争给与青年的富有热情和毅力的邹韬奋以不可忍受的冲击。大敌当前，国难深重，反动统治阶级仍然是对内专制独裁，对外屈服投降。在中国共产党号召之下，全国人民喊出反对内战独裁，要求抗日御侮的强烈呼声，这时候的“生活周刊”，主要由于韬奋个人的努力，达到十万份以上的销数，成为当时在海内外拥有最广大读者和影响最广泛的刊物。韬奋认识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刊物，这也不应该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讲坛，这是一个武器，这是捍卫祖国，捍卫人民利益的一个战斗武器。他决定把这个战斗武器无条件地奉献给祖国和人民大众，为的是要挽救垂危的祖国，为的是要服务于苦难的人民，为的是要冲破黑暗，走向未来的光明。
韬奋有这么个特点，当他作了决定的时候，他是不顾一切困难，非贯彻到底不可的。他没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犹豫动摇的那种弱点。他不但要办好“生活周刊”，并且要把它扩大成“生活日报”，使它成为鼓吹抗日救亡的人民号角。他把“生活周刊社”扩充为“生活书店”，以扩大宣传影响，使它成为中国人民出版事业的萌芽和基石。
从这时候起，韬奋和“生活书店”所遭受的压迫和磨折是数不尽的。“生活日报”由于读者的踊跃集资，经过两度的筹办，终于在香港出版了，虽然只是很短的时期。在“生活周刊”被查禁之后，继之而起的“新生周刊”“大众生活”“永生”“生活星期刊”也都遭受封闭和查禁。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韬奋自己两度被迫流亡海外，最后还被投入苏州监狱。但是，在编辑室里也好，在流亡生活中也好，在监牢和拘留所里也好，他从不害怕困难，或者表现消极。在任何困难的日子里，他从不离开他的战斗岗位，他从不抛弃他所从事的文化事业。如同在前方的英勇的战士那样，只要还有可能拿起笔来的时候，他从不放弃战斗任务。在苏州监狱中，他写了“萍踪忆语”和“经历”两本书。甚至在重庆敌机疯狂轰炸的时候，人们都看到他还在防空洞昏暗的灯光下埋着头不断地写稿。
韬奋同志和他所创办和领导的生活书店的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和坚苦奋斗决不是白费的。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领导之下的“一二九”救亡运动的爆发，普遍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风起云涌，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形成，韬奋和他所主持的，由生活书店所创办的刊物是起着不小的宣传鼓动作用的。“生活书店”和其他进步书店在当时出版的书刊，对于冲破蒋介石匪帮的文化“围剿”，提高反动统治地区内青年和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也起了极其广大的宣传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就是韬奋的生命的最后一个时期中，韬奋遭遇了一生中最痛苦、最不容易忍受的经历，也在这个时期中，韬奋表现了无比的英勇、坚强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在这个时期韬奋经过了三四次的被迫流亡，最后遭受了难以忍受的病苦，经年呻吟床褥，但是他仍然笔不停挥地和内外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他和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斗争，他和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坚持斗争，他和统一战线内部的投降动摇分子坚持斗争，他还要和缠绕着自己的身体的病魔坚持斗争。当他在重庆和桂林的时候，他每天要应付国民党的图书杂志检查员，应付跟踪着他的国民党特务，应付不断向他进行威胁利诱的国民党官员，但是他仍然坚持他的事业，坚持他的战斗岗位，他不容许他所主持的刊物延迟一天出版；他仍然要费去一大部分时间接见来访的读者，帮助读者解决所要解决的问题。困难越多越大，他的信心越高，战斗意志也越坚强。从香港撤退以后，他冒着千辛万苦进入苏北解放区，他第一次接触到翻身的人民，更加坚定了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后胜利的信心。直到临终，他申请中共中央接受他为光荣的共产党员。短促的生命，使他对人民事业的伟大贡献，受了一定的限制。但是韬奋同志，他在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上，已经走到光荣的终点。他向中国人民，贡献了他所能贡献的一切，包含了他的生命在内。
毛主席曾经说过：“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六三六页）
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要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韬奋和他的事业所以能够有所成就，归根结柢原因就在这里。韬奋从他还没有进入革命营垒的时候起，就已经具备了为群众服务的工作态度和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他很早就有了这个志愿，要以办报办刊物作为终身职业，但他从没有把他自己所办的报纸刊物作为私人事业。在一九二八年，他就提出“‘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这个问题，而他的结论是：“生活周刊”究竟是社会的。他曾说：“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经历”第九九页）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中，他是第一个重视和读者群众的联系的。“生活周刊”的“信箱”起了最广泛的联系群众的作用。到了后来，韬奋参加了实际的政治斗争，他和群众的联系更加广泛也更加深入了。他不像有些自命进步的文化工作者那样，自以为站在前面，鄙视着站在后面的漫长的群众行列。由于韬奋具有对于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总是和广大群众一起前进，同情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没有一时一刻脱离他们。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事业，只有在和人民群众密切相结合的时候，才能起一定的历史作用。由于他和人民群众有血肉相连不可分离的关系，韬奋才能在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中，真正地起了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也正因为他不断地服务于群众利益，到后来参加群众的实际斗争，他才能做到不空虚，不动摇，克服知识分子一般具有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的缺点。他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与改造的最优良的榜样。
韬奋用极端严肃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事业和工作。他的文章是有明确的纲领的，对一切不正确的反人民的东西进行无情的猛烈的抨击，对一切正确的有利于人民的东西，加以热情的支持和拥护。他从不容许一篇模棱两可或含糊不清的文章登载在他所编辑的刊物上面。他对于刊物的排印、校对、封面设计以至于广告和发行，都采取十分严格的态度。他从不容忍一个任何微小的错误，也从不忽略一个任何细小的改进。可以说，除了鲁迅以外，很少见到一个作者和编辑者像韬奋那样对出版工作采取认真态度的。而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也就是对人民群众的负责精神的具体表现。
韬奋同志，他的生命很短促，他的工作很平凡，但是他对革命的文化工作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在政治生活、工作精神和待人接物方面所表现的优良品质是不容易数得清的。我们祖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伟大事业，在今天，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更加百倍地需要像韬奋同志那样的崇高的革命知识分子和优秀的文化工作者。让我们大家都向韬奋同志学习，学习他的崇高的政治品质，学习他对人民事业的无比忠诚，学习他的紧密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忘我的劳动精神，学习他对人民出版事业的认真负责的严肃的工作态度。（附图片）
邹韬奋
第3版()
专栏：
北京举行纪念邹韬奋逝世十周年大会
纪念邹韬奋同志逝世十周年大会二十三日下午在北京举行。到会的有首都新闻出版界人士，邹韬奋同志生前友好沈钧儒、沈雁冰、胡愈之、胡绳、张友渔、李庚和青年代表刘导生、张大中等五百多人。
纪念大会由胡愈之主持。他首先讲话说，我们的伟大祖国正在向着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我们不能也不应忘记许多年来为人民革命事业艰苦奋斗的千千万万的志士仁人，邹韬奋就是其中的一人。邹韬奋是“生活周刊”、“生活日报”以及其他进步刊物的创办人和主编者。他是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他是抗日救亡运动中宣传鼓动的能手。他是当时在反动统治压迫下的中国青年的良师益友。他所走的道路，就是革命知识分子的道路。胡愈之最后号召到会的人向邹韬奋学习他崇高的政治品质，学习他对人民事业的无比忠诚，学习他忘我的劳动精神和为人民出版事业的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沈雁冰在讲话中叙述了邹韬奋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艰苦奋斗情况。他说：邹韬奋是由民主主义思想发展到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认真地学习他那种应该作的事就全力去作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当我们祖国现在正进行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我们更加需要有像邹韬奋那样优秀的文化工作者。
刘导生在讲话中指出：邹韬奋在和他同时代的中国青年中间，有很广泛的影响。广大青年从他主办的出版物中接受了新的思想，激起了爱国主义的热情和反帝反封建的斗志。邹韬奋的爱国思想和抗日救亡活动，在推动当时一代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便不能不使中国青年十分感佩和深深怀念。
最后由胡绳在会上介绍了邹韬奋参加革命事业的斗争历史，他指出：邹韬奋开始时的思想是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范围的，但以后他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抛开了旧思想和广大人民结合起来，献身人民的事业。胡绳最后说，我们为纪念邹韬奋，希望今后能整理出版他的文集。
又讯：天津市新闻、出版界和各人民团体地方组织二十三日下午联合举行集会，纪念邹韬奋逝世十周年。会上，天津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邵红叶详细介绍了邹韬奋的生平。大公报总编辑张琴南、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副经理陈怀平、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天津市委员会代表刘焱也都在会上讲话，表示要学习邹韬奋走向进步、走向真理的精神，做好本岗位的工作。（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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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
举办波兰人民共和国电影图片展览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从七月二十二日到八月五日在北京图书馆展览厅举办“波兰人民共和国电影图片展览”。
展出的八十多张电影图片，生动而又系统地介绍了波兰人民电影事业十年来的发展和成就。这些图片指明了，在苏联友人的关怀和帮助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波兰人民军队中建立的第一支波兰电影摄影支队起，波兰人民电影一直为建立自由、民主、独立的波兰，为争取全世界和平而战斗着。展出的图片中，介绍了人民波兰十年来拍摄的许多出色的影片。这里有波兰在一九四七年摄制的第一部故事片“禁唱的歌”，描写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的波兰首都华沙的人民歌唱着一支爱国的歌曲，这支歌曲鼓舞了波兰人民的斗争意志，坚定了波兰人民的胜利信心，鼓舞波兰人民战胜了敌人。还有反对法西斯斗争的“钢铁的心”、“华沙一条街”、“不屈的城”、“胜利之兵”等和反映波兰解放后人民新生活和斗争的“公社”、“魔鬼的峡谷”、“飞行的开端”以及波兰三部喜剧影片“珍宝”、“马利安斯塔得广场的情况”、“一件要办的事”的照片。在这次“波兰人民共和国电影周”中放映的“最初的日子”等五部影片的照片，也在这里展出。一些优秀的波兰记录影片和故事影片，由于成功地描述了民主波兰诞生和重建的日子，记录了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开会时生动的情景，描写了波兰人民为反对法西斯强盗而进行的艰巨的斗争，获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图片并介绍了在波兰正日益更多地生产着新的动画影片、木偶影片和科学教育片。波兰著名的导演和演员也在展出的图片中被介绍给观众。
在图片展览中，也通过波兰电影事业统计图表，生动地说明了人民波兰在重建自己的电影工业、重建城市和乡村电影院等方面所获得的巨大的成就。
展出的还有波兰人民共和国出版的“电影技术”月刊、“电影”周刊和有关电影编导、摄制、放映等书刊多种。另外，并展出了我国影片“六号门”、“中华女儿”、“白毛女”、“翠岗红旗”、“南征北战”等在波兰上映时的海报，这将帮助中国人民了解中国影片在人民波兰放映的情况。
在天津、上海、沈阳、广州和西安等地也举办了这种电影图片展览。（新华社）
全国铁路游泳选拔测验在上海举行
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举办的“一九五四年全国铁路游泳选拔测验”，十七、十八两日在上海举行。参加这次选拔测验的有全国铁路系统中九个管理局经过选拔出来的运动员共六十三人。
这次选拔测验有十四个项目。测验结果，有男子一百公尺自由式、二百公尺蛙泳和女子二百公尺蛙泳等三项，打破了一九五二年七月全国铁路水上运动的最高纪录。这次选拔出来的代表将组成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游泳代表队，参加八月间在广州举行的“一九五四年全国游泳竞赛大会”。
第3版()
专栏：
邹韬奋和“大众生活”
茅盾
韬奋生前常说，他的最大的愿望是办好一个刊物，——当然最好是能够办报。在反动统治下，办进步刊物是一定要受到迫害的，韬奋就是在重重的迫害下办刊物而坚持到底的一人。
他主编的最后的一个期刊就是“大众生活”，在香港出版。“大众生活”对于当时的南洋华侨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皖南事变后，在共产党的策划和领导之下，相当数量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从压迫愈来愈严厉的重庆“疏散”出去，建立分散的文化据点。到香港的一批以韬奋为中心，目的就是要在香港办报办刊物。如果由韬奋出名来办报，恐怕是通不过香港政府这一关的，因而只好办周刊。
当时的香港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特务，——蒋记的，汪记的，等等。他们要破坏韬奋的活动，自不待言。香港政府自然也不会欢迎韬奋这样一个人来办刊物，不过，既然还标榜着“言论自由”，就不好公然不许，而只能在刊物登记的条例上做文章；照那条例，刊物的负责者是发行人，而发行人则须是“港绅”，因而韬奋当然不能自任发行人去申请登记，而必须另找一位港绅来“合作”，但即使找到了那样一位，能不能通过，据说也很少把握。
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罢，韬奋终于找到一位发行人了。原来有一个曹先生（他的父亲是所谓港绅），早已登记好了要办一个周刊，但因找不到适当的主编，故而那刊物还没出世。这位曹先生年纪还青，读过韬奋的著作及其所编的刊物，可以说是对于韬奋的道德文章有相当认识、对于韬奋怀着敬佩之心的一个人。经过第三者的介绍，事情就成功了。这就是后来坚持到香港沦陷然后停刊的“大众生活”周刊，从这件事，也可见韬奋的为祖国为人民的长期奋斗的精神和毅力，在一般人中间（而曹先生是其中之一）建立了如何高的威信！
办刊物既有眉目，韬奋立刻以他那一贯的负责和不知疲倦的精神开始工作。他要求在两星期后出版创刊号，那就是说，一星期后就必须将创刊号的稿件发排。他组织了一个编辑委员会，可是参加编委会的朋友们都是另有工作的，他们对于韬奋的帮助只能是：每星期开会一次，决定下一期刊物的主要内容，并在这范围内担任写稿一篇，或者是负责向编委以外的朋友拉一篇那一期刊物所需要的稿。韬奋必须自己做的，就有下列的一大堆事情：每期登在卷首的社评，那是有一定的篇幅的，太长或太短都会影响到刊物的整个编排的计划性；审阅来稿（包括特约稿和外来的投稿）；给读者的来信作“简复”，这是刊物的很重要的一栏，刊物与读者的联系固然赖此一栏，而尤其重要的，是借这一栏发表一些还不宜于用其他方式（例如短评等等）来发表的主张或批评。不曾在那种环境下办过刊物的人不会了解“简复”读者来信这工作在彼时彼地是怎样重要而且又是怎样地不简单。韬奋常说：他花在“简复”上的时间和精力，比花在社评上的要多得多。
在那时的人力物力的条件下办这么一个周刊，其困难有非今天的没有那种经验的年青朋友所能想像。“大众生活”之所以得以出版，并且在短促的时期内出版，不能不归功于韬奋的毅力和勤奋。当时在香港的朋友们中间颇有几位是办过刊物的，当听说刊物要在一星期内从无到有，都感觉期限太促，然而韬奋那种说干就干、勇往直前的精神，把大家振奋起来了。韬奋是对的。那时候，即使是一天的时间也很宝贵，不能白白过去。那时候，如果迟疑拖延，则夜长梦多，刊物也许会因特务分子的破坏而终于不能出世。如果不把这些特殊情况加以充分的估计，而轻率地武断地以为韬奋就是“性急”，（有人是这样看他的，而他自己也这样自讼），是“顾前不顾后”，或者，因而给他一个“急躁冒进”的帽子。那是全无是处的。
恰恰相反，我倒觉得韬奋的嫉恶如仇、说干就干、充满信心、极端负责的精神，正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至于韬奋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他的如何从
一个旧民主主义者发展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我在这里不想多说。从韬奋身上，又一度证明了凡是有正义感、爱祖国、爱人类、爱真理的旧民主主义者，在斗争的考验中，是会走上信仰共产主义的道路的，中外皆然；这已是历史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