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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南、西南军区部队
逐步展开宣传讨论宪法草案活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所属陆、海、空军各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正广泛、热烈地宣传、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西南军区部队也已逐步展开宣传、讨论宪法草案的活动。
第四野战军全军从七月初就展开了宪法草案的宣传讨论。全军各机关、部队、学校都分别举行了宪法草案报告会，各级首长都亲自向所属部队分别作了报告。随着讨论的展开，各部的宣传活动更加活跃。全军所有有线广播站都以播讲宪法草案为中心内容。“战士报”每期以大量篇幅，刊载“宪法草案讲话”和功臣模范们写的文章。中南军区直属政治部文化科绘制的十余种幻灯片，正向驻广州市机关、部队指战员连续放映。驻守在雷州半岛的某部，还发动指战员向家属、亲友等写信宣传宪法草案。江西军区举行了有指挥员、战士、炊事员、医生、护士、休养员、汽车驾驶员、机关干部、文化教员、学员和红军时代的老干部等各个不同岗位上的模范人物参加的英雄模范宪法草案座谈会。在进行宪法草案的初步讨论中，指战员一致表示拥护宪法草案，并要以保卫祖国的实际行动来迎接祖国第一个人民的宪法的诞生。驻守在边防上的某模范连队副连长、曾立七大功的战斗英雄孙殿臣说：“一百多年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成果和人民的共同愿望，都写在宪法草案上面了。宪法草案是中国人民用血换来的。我们一定要尽自己的光荣义务，提高警惕性，用尽全力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些天来，他每晚查哨到深夜一两点钟才回来睡觉，高度的责任感使他忘记了个人的疲劳。
西南军区部队宣传、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活动也已逐步展开。西康军区的高级干部在六月十九日听了有关宪法草案的报告。四川军区直属机关已组织了排以上干部的宪法草案报告会。有的连队已进行了讨论，分散的部队将由领导干部分别前往传达。西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等单位，按照李达副司令员所作宪法草案的报告，向所属干部进行了传达。上属单位的全体战士也已听了报告，因值勤未听到报告的同志，各单位都决定进行补课，以达到普遍深入，人人皆知。各单位都利用广播、黑板报等配合进行宣传。西南军区炮兵部队已安排了讨论时间，组织部队讨论。该部队已于六月二十
一日召开了干部会，作了宪法草案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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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乌鲁木齐市举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讨论宪法草案并确定今后工作任务
乌鲁木齐市首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在六月二十九日到七月六日举行。会上，代表们听了关于宪法草案内容说明的报告后，便逐条进行研究和讨论。工人代表买买提司的克（维吾尔族）说：“在旧社会里我给一个当官的做了十三年苦工，他没有给我一个钱。我到伪衙门去告状，伪县长说是诬告，把我赶出来了，旧社会的法律就是少数统治者剥削压迫老百姓的法律。”各少数民族代表特别仔细地研究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一节。何秀珍
（锡伯族）说：“过去我们锡伯族被人瞧不起，反动派故意制造民族纠纷，使我们不能安居乐业。解放后锡伯族聚居的宁西县成立了相当县一级的锡伯族自治区，各民族团结得很好，我们锡伯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发展。”妇女代表崔永秀说：旧社会谁把我们妇女当人看呢，解放后我被选为劳动模范，现在又被选为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就充分证明宪法草案规定的妇女和男子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权利是一律平等的。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汉、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回等民族的各界代表，都分别以解放后的事实说明宪法草案的伟大和正确，表示今后更要加强民族团结，建设伟大的祖国。然后，代表们一致通过了拥护宪法草案的决议。会议还选举了出席新疆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代表，认真审查和讨论了市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确定了乌鲁木齐市今后的工作任务。会议期间共收到各民族代表的提案九百九十二件。（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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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矿工生活有了保障
本报记者 陈维仁
我沿着北戴河东山的海滩西行，绕过一片延伸到海面的巨石和绿洲，就看到中国煤矿工人疗养院的楼房、水塔，以及一排排的绿色栅栏。
从海滩沿着一条便道前行不远，林荫中出现一道朱红油漆的大门。里面是一个幽静的院落，到处布满花圃。树荫下，身着天蓝色衣服的休养员三三两两地来回踱着，有的依在栅栏边向海眺望。
在疗养院的办公楼里，我看到了申守银院长。穿着一身褪了色的灰布制服，卷起衣袖，显然在忙着什么。他神色愉快，谈话时坦率、诚恳。他告诉我，疗养院是在一九五二年正式成立的。那时，每期只能容一百五十人。今年，院址比以往扩大了一倍以上，每期休养员达到四百五十多人，还有疗养员五十人。
走出接待室，经过医务科的化验室、爱克斯光室，到了宿舍楼。走廊上，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女服务员们忙着送水、擦地板。
申院长随手推开一间房门，一阵海风迎面拂来，掀起天蓝色的窗帏，看见远处海滩上又有人在活动了。我们一进门，在休养的矿工同志——有的来自抚顺，有的来自鹤岗、贾汪——全都欠起身来，亲切地招呼我们。
“同志们，玩吧！咱们到处看看，回头再来。”申院长脸上堆满笑容，轻轻地带上门，和我走上屋顶。这是一个宽敞的露天舞场，休养员可以在这里组织晚会，跳集体舞。
在另一个宿舍楼的走廊上，来自大同、峰峰、阳泉矿的休养员，有的坐在躺椅上看报，有的围着藤桌下棋。
走下宿舍楼，到了模型室。这里陈列着各大矿山的采矿模型，全部是电动的。休养员们可以从里面学到不少新知识。
申院长对我说：“在旧社会矿工的劳动条件最坏，生活最苦，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他今年五十四岁。十四岁上他就开始下矿，六河沟，峰峰等矿他都呆过。他辛勤劳动，但所得往往养不活自己，其间他曾经整整八年没有盖过被子。那时，矿山的老板认为，“死一个矿工顶多二十五块钱（指埋葬费），死个驴就得损失一百元”。
当休养员刚睡过午觉起来时，我在疗养院部面对着庭园的二楼一个房间里，见到了全国工业劳动模范马六孩。他穿着一身白色的疗养员服，床头几上，摆着一些新采回来的樱桃枝，还有熟透了的红樱桃。谈到宪法草案，马六孩同志说：“宪法草案规定劳动是光荣的事情，过去，劳动不是什么权利，而是苦役。我做了二十多年工，没有休息过一天，而全家土炕上连席子都没有。现在，家里什么都有了，还有收音机、墙上还挂上大钟呢！……”
马六孩指着佩在衣服上的速成中学的校徽，高兴地说：“我也上了中学啦。工人上学校可不是小事！现在我一家八口人，就有五个读书的。大孩子九岁就跟我下矿背煤，解放后也上了学。”
第三期休养员到院时，马六孩看到了他的亲侄子马逢九。这使他感动极了。他说：我这个侄子也是十岁上就跟我一块背煤，今年十九岁。他在旧社会也吃尽了苦头。
从河南义马矿来的陈宗法，和我谈起学习宪法草案后的感想。他说：“过去，当矿工的不仅劳动谈不上受法律保护，连生命也没有啥保障。我白天下井，晚上就露宿在树下。那时候，工资低还不算，矿方只付给三成现钱，其余的七成就发煤；但煤炭不能吃，又卖不掉，一家大小就只能饥一顿饱
一顿地过日子。他在那里一连工作了四年，没有歇过一天工，腊月间还得光着腿下水去采煤；热天井下没有通风设备，到处发火出危险，许多工人被熏倒，甚至白白送了性命。自矿山改为公私合营，情况才根本改变了。现在，我一家七口人，生活不成问题，每月还有余钱。三个孩子都上了学，我和我的妻子都是矿上的模范。”东北双鸭矿的王馥亭老同志，今年已经五十六岁了。一谈到宪法草案，他回忆起解放前他在鹤岗当矿工的情景：“那时候，冬天穿不上衣服，用破麻袋裹在身上，三、四个月吃不上盐是常事；不吃盐做不动活，又得挨打骂，甚至丢了工作。”解放后，王馥亭同志被提升为双鸭矿的劳保部部长。近几年来，他连续被评为模范。他深切地感到：矿工的生活有了保障，自己的劳动，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尊重。
我离开这充满友爱和温暖的矿工之家时，第四期休养员也快回去了。快走的休养员们给疗养院留了热情洋溢的信，表示对人民和国家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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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地质部二二一综合勘探队加强计划管理
钻探进尺和矿心采取率显著提高
中央地质部二二一队是一个巨大的综合勘探队，六月份超额完成了钻探进尺计划，全队在生产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六月份开动钻机的台月数比五月份减少百分之五，但钻探进尺比五月份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五点七，矿心采取率提高了百分之四，事故比过去已大为减少，成本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一。
二二一勘探队自一九五三年年初开始大规模钻探工作后，完成计划的情况一直是很差的，主要原因是管理工作落后于生产发展，科室工作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混乱现象，基层生产单位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以致有不少钻机经常处于“效率低，事故多，成本高，质量差”的状态中。
五月份经过苏联专家及地质部领导上的具体帮助，整顿了科室工作，并从发动工人制订作业计划着手在全队推行了计划管理，开始改变了过去的混乱状态。现在，钻机工人已能在月底根据队的计划和地质科提出的理想柱状剖面图及以往的经验定额，分别提出下一月每一地层的钻进效率和岩心采取率，具体地订出以钻机为单位的日计划，并为保证日计划的完成订出一系列的技术措施及安全措施，同时订出主要材料消耗定额，以完成成本计划。在钻机推行作业计划后，工人已普遍认识到作业计划对生产的好处，如工人黄玺说：“有了作业计划就像有了眼睛。”科室工作也能按全队钻探作业计划的编制程序提出自己的工作计划。
全队职工经过上半年的忠诚老实运动及劳动保护卡片登记后，劳动热情已大为提高，五月底又通过职工代表会在全队范围内开展了以比进尺、比质量、比成本、比安全为内容的四比红旗竞赛。目前全队工人正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进行着宪法草案的学习和讨论，并继续开展四比红旗竞赛，为进一步完成全年的勘探任务而努力！ （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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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省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带头出卖小麦
菏泽县黄岗乡夏征夏购小麦已经全部入库
江苏省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带头把小麦卖给国家。滨海县双港区友爱农业生产合作社在麦收中合理分工，集体劳动，五天内就把四百多亩小麦收割完毕，比当地单干农民提早四天。该社已把二万二千多斤小麦卖给了国家。该县潘荡区辛舍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由于国家用马拉收割机帮助收割，比往年提早四天割完了小麦。社员们深刻体会到国家工业化对自己的好处，积极把二万一千四百斤小麦晒干扬净，卖给国家。淮安县林集区谢庄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获得空前的丰收。该社把二万一千多斤小麦卖给国家，推动附近五个互助组的组员和单干农民也卖给国家一万八千斤小麦。盐城县秦南区西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都还记得今年春节和工人联欢时向工人们提出的保证，踊跃把新麦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仅第一、第二生产队，就卖给国家六千五百多斤小麦。这些小麦都晒了三遍，扬了两遍，有的还用筛子筛了一遍。
山东省菏泽县第五区黄岗乡农民踊跃缴纳夏征公粮，出售小麦。到六月二十六日，全乡夏征、夏购任务已经提前完成。
该乡在进行夏征夏购工作时，首先由党内到党外领导农民总结了夏收夏种工作，安排了下一阶段的生产计划，结合了解了当地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和小麦产量等方面的情况。然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领导农民总结了一九五三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全面宣传了夏征、夏购政策。经过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群众大会、老人和妇女座谈会等的酝酿讨论，全乡农民在“卖余麦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的口号下，掀起了售麦缴粮热潮。在六月底以前，全乡农民即把二十余万斤小麦全部送入了国家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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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省超额完成全年菜籽收购计划
菜籽重点产区安徽省的广大农民踊跃地把菜籽卖给国家。到六月底止，该省已超额百分之六完成了全年收购菜籽的计划。
菜籽上市前后，该省许多县成立了菜籽收购办公室，统一领导菜籽收购工作。全省供销合作社设立了一千五百多个菜籽收购点，肥西县每个区都有三、四个收购点。桐城等县的合作社联合社还抽调基层合作社的干部学习了评级、验货等技术。
由于有关部门重视菜籽收购工作和广大农民支持国家工业建设的热情很高，该省收购菜籽工作进展很快。五月初，全省每天的菜籽上市量为三百万斤左右，到六月上旬，即上升到八百万斤以上。芜湖专区每日菜籽上市量最高曾达三百万斤以上。
（蒋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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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省绵阳专区人民热情支援宝成铁路
通干
宝成铁路南一段经过四川省绵阳专区境内九个县，从一九五二年六月铁路在该区境内建筑以来，绵阳专区人民就积极热情地支援自己的铁路。
昭化县农民组织了许多抬工队、放水队、运粮队，每队有几十人到百多人。黄沙乡农民梁青业从去年五月起，就带头组织了放水队，坚持支援工作。绵阳县新儿乡乡长、共产党员刘荣安，带动全乡人民支援筑路，全乡一万人口中先后参加筑路工程的就有七千多人。抢修涪江大桥时，绵阳县青义乡四百八十多个农民自动带了龙骨水车，去帮助车水和挖桥基。一九五三年九月，嘉陵江水枯了，大批筑路器材一时运不到工地，眼看就要停工待料，当地三百多农民在秋收的紧张季节里，挤出时间帮助抢运，七十六岁的老农民郭大万也自动参加抢运。他说：“我只要看到想了几十年的火车就心满意足了，出点力算得了啥！”
绵阳专区人民两年来支援铁路的枕木达二十六万根和木料三万多立方公尺。剑阁县鹤鸣乡二村农民唐建生等把祖传的一百多根“关坆柏树”锯了二百八十多根枕木，亲自把它送到工地。梓潼县五区宝石乡第二村董开志等十几个人花了半个月时间，一共锯成了七十六根枕木，卖给了路局。
从山上砍伐和运输枕木是困难的。绵竹县后山是盛产木材的地方，山上的积雪要五、六月份才能化完，过去采药的农民夏天才敢进山。可是为了寻找枕木，民工姚中力等去年十二月冒着严寒风雪进了山，他们白天在一两尺深的积雪中调查树木，夜间宿在森林和岩洞里。剑阁县农民李明朝率领四十多个农民到二千多公尺高的马耳寺山去砍伐，山高路窄不好走，他们就把枕木一根又一根地背下山来。山上有一个险地——“三颗石”，下面是万丈深沟，山路尽是弯弯曲曲的“毛毛路”，他们就用圆木搭成浮桥，冒着生命危险从上面走，终于把木头运下了山。
宝成铁路道渣的需要量很大，特别是今年江油到广元段采用了机械化铺轨方法，供应量骤然增加。为了保证供应，江油县人民政府组织了三千七百多名民工赶锤石子，做到了“铺轨到那里，那里有道渣”。有一个中队平均每人每天锤石量比过去增加了四倍。他们说：“铁路是自己的，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就要耽误国家建设。”
绵阳专区各地的铁工厂和铁匠炉，也积极参加了支援铁路的工作，只绵阳地方国营新华机械工厂六个月来就替铁路局加工了七十六吨半的铁器工具。工人们在生产中都发挥了高度热情，锻制一批弯形铁板和连形铁板，原计划要十二个人做二十五天，工人们改进了操作方法，只用九个人半个月就完成了。
自从筑路工程进入江油以北山区后，筑路职工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也发生了更大的困难。绵阳专区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都扩大组织货源，深入工地供应。广元贸易公司在第一季度就从苍溪、阆中、西充，剑阁等县组织了二十多亿元的副食品，源源不断地送到工地去。江油县联社今年一月份组织了四万斤猪肉深入工区供应。百货商店除供应了大量百货布匹外，还供应了风镜一万四千付，胶鞋一万三千多双，改善了筑路民工的劳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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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专区推广利用休闲地种晚花生的经验
福建省龙岩专区正积极推广当地利用单季早稻收割后的休闲田种植晚花生的经验，进一步发挥土地生产潜力和增产油料作物。最近，中共龙岩地委已通知各县做好种籽供应和技术指导工作，以便在立秋前完成预定播种任务；并在龙岩县大池、附城两重点推广区开办农业技术训练班，传授种植晚花生的技术。
在福建西部地区有很多土地历来在早稻收割之后即弃置不用，最近几年来，龙岩、漳平、武平等县某些农民利用这样的休闲田试种晚花生，收获良好。晚花生因不受雨季影响，产量较早花生还要稳定，一般每亩可达一百五十斤到二百斤。种晚花生并能调节地力和改良土壤，因此，冬种油菜和次年种植水稻，生长情况也比一般土地为好。据统计，龙岩专区有二十万亩单季早稻田，在早稻收割后即将休闲，其中适合种植晚花生的至少有五万亩，如能逐步加以利用，每年至少可增产花生七百五十万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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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基本完成雨季造林准备工作
山东省今年在雨季中将要完成十八万三千亩的造林任务，雨季造林的准备工作现已基本完成，造林工作即将展开。
在准备工作中，临沂、泰安、文登、胶州等专区很多地方召开了专业会议具体布置。淄川、博山、新泰、沂源等三十多个造林重点县，都已派出干部深入协助各区乡及基础较好的互助合作组织，进行了林地勘查、种苗调配、人力组织等工作。为了胜利完成雨季造林计划，很多县都调配干部，深入互助合作基础较好地区，设立了基点。据临沂、泰安、济宁、文登、昌潍等五个专区及淄博工矿区、青岛市的统计，各专区、县派出掌握基点的干部共达三百余人。
各地树苗树种的准备工作也已基本完成。临沂专区已掌握树苗七千多万株，其中公营苗圃一千三百万株，群众育苗五千七百多万株。泰安专区已将公营苗圃雨季能出圃的六百余万株松柏苗调配妥当，并与造林群众签定了合同。沂水县林业所更发动群众组织了苗木推广组，大力推广群众自育的松苗，以满足缺苗地区群众造林的需要。各地并已开始调运直播造林用的小粒种子，泰安专署林业局从泰山林场已运往新泰、莱芜、徂阳等县三千七百多万斤油松种，沂源县也运给了博山县、淄博市二千余斤松种。
山东省今年雨季造林工作，由于着手较早、准备充分，预计将能顺利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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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涿鹿县利用山洪泥沙
淤灌农田十五万亩
河北省涿鹿县桑乾河、洋河和其它支流，在六月中旬，先后涨水八次，最大的流量达一千秒公方以上，山洪中挟带着大量肥沃的泥沙。涿鹿县领导机关为贯彻山区防洪与淤灌、防御与利用相结合的方针，积极领导沿河农民利用防洪淤灌工程，一面加强防守，严防山洪为害，一面严密控制水量，进行洪水淤灌。约二十天的时间，涿鹿县境内的桑乾河、洋河两岸十一条渠道共淤灌农田十五万亩，其中一万一千多亩稻田淤灌了三次，淤积肥沃泥沙约三寸厚，对保证实现农业增产将起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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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柞蚕茧获得丰收
河南省今年柞蚕茧获得丰收。据不完全统计全省今年总产量可比去年增加二成，超额完成今年计划百分之八左右。在生产中，蚕农们情绪很高，普遍开展防霜、捕虫运动，实行合理分工，加强饲育技术指导和蚕场管理，又加上今年气候正常，因而普遍获得丰收。鲁山县今年就收了三亿六千多万粒蚕茧，比去年增产了一倍多。特别是互助合作组织的产量，一般比单干蚕农高出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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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农民除治虫害获得初步成绩
山西省农民积极除治虫害，并获得初步成绩。入夏以来，该省不少地区发生棉蚜、行军虫为害，虫害发生前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都很重视防治工作，共准备了各种杀虫药剂四百一十五万斤，喷雾器四万七千台。同时各地还成立了除虫指挥部，建立和健全情报网，并组织了大批干部深入虫区领导农民进行除治。雁北专区组织了一千七百多干部深入虫区领导农民治虫，到七月五日止，该专区九个县已发动四万多人参加治虫工作，除治了四万一千多亩地的虫害，捕捉了六千二百多斤害虫，采摘了各种害虫卵块一千七百多斤，现已控制了虫害的蔓延。文水县西城乡四十四个互助组已将所有棉田普治一次到二次。长治专区最近还训练了七十多名除虫技术员，并制订了防治计划。目前各地已基本上制止了虫害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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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公约
李文珊
山西省霍县三区鸭底乡北侯村去年共有七个互助组。今年春天，北侯村以互助时间较长、领导骨干较强的两个互助组为基础，组织起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余五个组，由于条件不够，没有转社。薛庆源互助组是其中较好的一个。建社那几天，薛庆源和组里的几户组员提出要入社。当时，党的支部和乡政府的干部们考虑到建社以后领导互助组仍然是很重要的工作，动员薛庆源等继续留在社外领导互助组，一方面创造经验带动全村另外的四个互助组；一方面争取今年秋后全组集体转社。薛庆源和另外几个组员对于不能即时入社虽然有些不高兴，但想了想全村整个的互助合作运动要搞好，也就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个光荣的任务。
怎样才能把互助组办好呢
办好自己的互助组，是为了给全村互助组做榜样，又是为了今年秋后集体转社，这对薛庆源互助组组员的鼓舞很大。但是，一提起办好互助组，不论组长和组员，谁都感到头痛。去年，虽说他们互助组办得不算坏，可是大家也都清楚地记得这一年是怎样熬过来的。去年一年，死分活评的记工办法高低实行不开。给哪个组员做营生，每天早晨哪个组员得挨门子叫人；到地里做营生，不少组员还常常偷懒耍滑。合理安排营生是解决个体经营与集体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办法之一，组里也经常这样做；平素还可以，一到农忙季节，就行不通了，谁也觉得自己的营生最要紧，都要求先做自己的。因为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年当中，组员们经常闹些小别扭；锄玉茭和打切棉花时，互助组还垮过两次台。显然，要克服互助组的不稳定状态，争取秋后集体转社，必须提高和改进互助组的管理方法。
“怎样才能把自己的互助组办好呢？”今年一开春，这几乎是全组组员所共同考虑的问题。组长薛庆源和组里会计薛同化等几个人也盘算过要“弄个什么纪律”或“订上些制度”来加强管理工作；不过，因为大家都没经验、没把握，所以都没敢确定。二月十八日，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开全体社员大会民主制订“社章”，薛庆源和组员朱红明俩人去参加了。会上，他们亲眼看到社员们怎样认真地订社章；又看到社员们如何表示自己坚决执行社章的态度。这一下，薛庆源的心豁然开朗了。他暗自思想：“这玩艺儿作用真大。社里能订章程，咱组里不能也订个什么章程？”他还联想起过去群众制订“爱国公约”的作用。散会后，他马上和组里的几个积极分子谈了谈自己的心思，提出在组里订个“互助公约”。大家都认为可以试试，就组织全体组员酝酿起来。两天以后，组员们的意见经过磋商一致了，就正式召开全体组员大会，民主制订本组的“互助公约”。
订“互助公约”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
互助组和农业社不一样，订“互助公约”不能照瓢画葫芦硬跟社里学。可是究竟该怎样订，全组干部、组员心里也没有数。说明了订“互助公约”的目的，组员们便你一言他一语地说起来。
第一个发言的是薛同化。他说：“做营生先后应当由组里统一安排，不能争先恐后。”这个意见，组员们都觉得应该订在“互助公约”上。薛同化对它的重要性体会得更深刻一些。还是去年八月组里打切棉花的时候，因为打切棉花是个要紧营生，该打切的如果推迟一天，棉花就会受损失。为了做到公平合理，组里民主决定先打切水地棉花、后打切旱地棉花。组里这样决定，薛同化表示同意，但是等大家给他打切完水地棉花，他又要求接着给他打切旱地棉花。当然，组员们不会同意这个要求；他就赌气退了组雇人打切。结果把互助组给搞散了。事后，薛同化因为雇人打切棉花多出了工钱，其它组员也受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接着发言的是薛庆有老汉。他说：“到别人地里劳动不能有偏心，不能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薛庆有去年是组里的检查员，负责检查组员们的劳动态度和劳动质量。因为组里不实行死分活评，不管劳动强弱、做营生好坏，一律都是十分工，有些组员到别人地里劳动就很不起劲儿，甚至推屎托尿磨日头。薛庆有看不惯，想提意见，但又不好意思，怕得罪人。有一次，组员们在他的地上锄麦子，张三东锄得过于粗糙，这老汉发火了，认真地批评了张三东。张三东不满意，其它组员也不支持薛庆有，大家觉得：你是检查员，为什么给别人做活儿不检查，偏偏轮到自己头上就认真起来了？七嘴八舌吵了一顿。薛庆有如今还觉得满肚子冤屈。
张成有、王胡眼是组里两个劳动力最强的年轻人，他们自己的土地也比较少；在互助组中，他们那一季都长许多工。组里不实行死分活评，他们意见最多；组里不按时记工算账，他们也很不满意。在会上，他俩商量之后提出这样一个意见：“组里应该坚决实行死分活评的记工制度，同时要勤算账。”对于实行死分活评，大都同意；可是对勤算账这个意见，薛同化、薛国瑞等四、五户组员却有些不痛快了。这几家都是老中农户，地多、劳力少，在互助中经常亏工。组里要勤算账，他们就得勤往出拿钱或粮食。虽然迟出早出反正“羊毛要出在羊身上”，但是他们总觉得迟出比早出要方便些。在会上，这两方面的意见有了小小的矛盾。不过，经过组长和其它组员说服、对比，这个矛盾很快便解决了。这几户老中农组员一想：不互助自己就得雇人，雇上四个人还不如互助组里三个人做得多。勤算账是为了巩固互助组，这对自己也有利益。于是，他们也都表示同意了。
在这次会上，干部、组员们差不多全都发了言。薛同光提议组里应经常开会，学习时事政策，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薛补元提议组长或组员因组里的事情误了工应由全组平均负担还工等等。组里就根据大家这许多意见，拣对巩固和提高互助组有重大关系的，归纳成六条，订成本组的“互助公约”。然后又一条一条经过详细讨论和民主通过。
订“互助公约”时，组里就提出过这不是木板上钉钉子，一成不变，根据互助组的发展变化，要不断修改和补充。从制订到如今，他们已民主修订了两次，公约由六条增为十条。
“互助公约”的好处
薛庆源互助组运用“互助公约”管理互助组，已经有三个多月了。事实证明，这的确是提高互助组的一个有效的办法。组员们一致认为它有三大好处：
第一，“互助公约”建立在全组组员民主自愿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公约里的条文是全组共同利益的集中表现，因此它保证了全体组员的团结，推动了全组的生产。组员们反映：走路要有带路人，行船要有指南针；有了“互助公约”，我们有了奋斗目标。自一九五二年互助组成立以来，组里就一直喊叫要实行死分活评的记工办法，但始终实行不了。当“互助公约”上把这一条规定下来之后，“入地评工，出地评分”现在已形成了制度。谁劳动得又好又多，谁就可以多得分。这样，不仅提高了组员们的劳动积极性，也促进了全组的团结。去年，组员们常常因为一些细小问题争吵得脸红脖子粗。今年，组里的两个检查员处处按公约规定办事，不论到谁家地里劳动，都要认真检查，组员自己也就不再耽心别人给自己耕作得不好了。“互助公约”上虽然对每个组员要求得都比较严格，但这符合全组的利益，也符合每个组员的个人利益，所以大家都愿意执行。
第二，培养了组员们的集体主义思想和遵守劳动纪律的习惯。“互助公约”对全体组员有一定的约束力量。正如组员们所讲的，这是“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自己订出的章程，自己就得执行”。锄麦子、种棉花都是比较紧要的营生，从内心讲，那个组员也想让组里先给自己做，但一想到“互助公约”上的规定，就都服从组里的统一安排了。今年锄麦子时，因为浇麦子是从东往西挨，组里便合理地规定从东往西挨块锄；种棉花时，组里也合理地规定：先浇那块地，先犁那块地，也就先种那块地。这样合理地安排营生，对每户组员都有好处；服从统一领导，遵守劳动纪律，便逐渐成了组员们自觉的行动。四月二十日，村里有部分小麦遭受了冻灾，需要立即抢救。要是往常，互助组就有“倒塌”的危险。因为有了“互助公约”，组员们没有争先恐后，由组里根据各块地的受灾程度，作了统一的安排。全组十五亩三分受灾严重的小麦，在短短两天里便用集体的力量抢救过来了。如今，在日常劳动中，组员每逢做一件事，都要想一想合不合“互助公约”。如有违犯，就主动地做检讨。组员薛同光今年春天提出入社时，社员们认为他缺乏集体劳动的道德，没通过。组里订立“互助公约”以后，他就认真执行。他说：“不能当个好组员，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也不容易。”一般的组员，更是作着这样的打算：“现在当个好组员，以后就容易当个好社员。”这为将来集体转社，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第三，有了“互助公约”，群众性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和组长自上而下的领导密切结合起来了，组里的事情好领导了。薛庆源说：“十多户人家的一个组，单凭组长一个人是难以领导好的。有了这个民主制订的公约，就成了大家管教大家了。”过去，有些组员不执行组里的决定，不服从组里的统一领导，除了组长批评或开会时自我检讨之外，其它组员一般是不愿意出头“惹人”的。现在，“照公约办事”是全体组员的一致要求，批评别人的时候有了根据，胆子大了；同时，大家也认识到光有“互助公约”，没有批评、检查，公约订得再好，也难以起应有的作用。四月间，锄麦子的时候，一天上午组员郭东林因为办私人事情，上地迟到了吃一顿饭的工夫，组员们都提出要扣分，郭东林也表示同意，便扣了半分工。事后组员们说：要是去年，就是郭东林迟到一点钟，保险别人也不管。
订了“互助公约”以后，薛庆源互助组三个多月来明显地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四、五月间青黄不接，组里有六家缺粮户。为了减少政府对自己的供应，他们在互助组的范围内作了可能的互相调剂。春耕生产中的各种营生，他们都做在了全村所有互助组的前头；耙麦子、抢救受冻麦苗等工作，对全乡六个自然村的互助组都起了带头作用。随着死分活评和定期齐工算账的执行，组员们的劳动效率和耕作质量都提高了，今年锄麦子每亩地平均比往年都节省一分半左右的人工。如今全组组员团结得很好；互助组不稳固的缺点，已经克服了。大家一致要求把互助组坚持办好，秋后集体转社。
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薛庆源互助组制订“互助公约”之前，曾请示过本区中共区委会，中共霍县县委对这件事情也做过研究。“互助公约”制订之后，薛庆源在本区窑底基点互助合作网例会上向到会的农业社社长、互助组长作过介绍，各方面的反映都很好。有些互助组已开始学习和运用这个办法。
根据薛庆源互助组的经验，制订“互助公约”应注意这样几点：首先，必须切合本组的实际情况，要真正抓住提高自己互助组的关键，做到字字具体，条条可行，防止发生形式主义和要求过高的偏向。不然，反而会影响组员的互助情绪，甚至会妨害组外个体农民入组的积极性。其次，必须是全体组员群众的一致要求；“互助公约”的内容，也必须是真正经过民主讨论的群众性的意见；同时，要根据互助组的发展变化，不断修改和补充。只有这样，“互助公约”才能行之有效。制订“互助公约”以后，不能认为就“万事大吉”了；不能过分夸大“互助公约”的作用。在组内仍须加强各方面的领导，尤其应注意定期检查“互助公约”的执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