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
张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第九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这个规定不仅总结和巩固了新中国建国以来人民教育事业的主要成果，而且还进一步地提出了全国教育事业今后要逐步实现的基本任务。
在旧中国，受教育是富有阶级的特殊权利。虽然，国民党反动派也曾在其“宪法”中规定了所谓“人民有受国民教育之权利与义务”和“国民受教育之机会一律平等”等等冠冕堂皇的条文，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广大的劳动人民终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是不可能享受这种权利的。并且，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愚民政策”，教育事业极其衰落。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家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只有极小的比重。根据国民党反动派的伪国民大会在一九四六年所通过的“宪法”中规定，教育经费占国家总预算百分之十五，而在实际上，当年教育经费仅占百分之五，一九四七年又降到百分之二。在国民党反动派二十来年的统治时期中，教育经费占国家总预算在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四的计有十六年之久。就是这点有限的教育经费，不仅常被军费侵占，而且所剩余下来的还要经过层层克扣和贪污浪费，极少真正花费在教育事业上面。因此，许多校舍年久失修，教学设备异常简陋，教师生活得不到保障，学校时开时停，儿童和青年深感失学的苦痛。何况那时所进行的教育是为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本家和帝国主义服务的愚民教育，这种教育的结果是对统治阶级有利而对人民有害的。
在新中国，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一方面，广大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翻身，从而有可能享受教育的权利；另一方面，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也迫切地需要受教育。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结合着社会政治改革运动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大力贯彻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的文教政策，使得全国教育事业不仅迅速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而且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教育事业的关怀，可由下列的事实说明：一、人民政府拨出大量的教育经费，供应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需要。如以一九五○年拨出的社会文教经费为一百，一九五一年为一百七十七点九一，一九五二年为二百九十五点七○，一九五三年则为四百六十点八九。其中一九五三年度国家拨出的教育经费就相当于一九三六年国民党政府的三十倍，一九五四年则相当于三十三倍。二、逐步设立和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几年以来，人民政府在全国城市和乡村新建小学校二十三万余所，中等学校七百余所，高等学校二十余所（因旧有许多学校在院系调整中合并，故总校数略少于解放前），并建立职工业余学校和农民常年学习的民校数十万所。三、大力培养师资。一九五三年全国高等师范学校在校学生相当于战前最高水平百分之二百五十一；全国中等师范学校在校学生相当于解放前百分之一百五十。四、发给贫苦的工农子弟和青年学生以人民助学金，这种人民助学金是随着学生人数增加而逐年增长的。例如，全国高等师范学校助学金总额如以一九五二年为一百，一九五三年就增至二百二十八，一九五四年又增至二百七十二。这就创造了工农子弟入学的机会（当然，主要的还是由于农民实行土地改革分得了土地，工人工资逐年增长的结果），从而使各级学校工农成份的学生逐年增多。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高等学校中工农成份学生已由解放初期的百分之十三点八增至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二左右；一九五三年，全国中等学校工农成份的学生已占百分之四十六（中等技术学校）、五十八（中学）到六十四（师范）；五十八所工农速成中学，已吸收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二万八千九百余人；小学校中工农子弟则已占学生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五、各级学校优待国内少数兄弟民族子弟入学，如放宽录取标准、发给较多的助学金、大量供应师资和教材，以及用本民族习惯用的语文进行教学等，使向来文化异常落后的少数兄弟民族子弟有更多的入学机会。一九五三年全国少数兄弟民族子弟入小学的已有二百二十七万余人，入中等学校的有十五万五千余人，入高等学校的有五千五百余人。六、各级学校招收新生时都是男女兼收，并注意说服家长尽量送女孩子入学。解放以来，各级学校女生的比重是在逐年增长着的，例如解放前（一九四五年）全国小学校女生占学生总数百分之二十五点五二，解放后一九五二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三十点一八；高等学校女生也由解放前（一九四七年）的百分之十七点八，上升到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二八。
正因为人民政府采取了上述一系列的措施，所以全国学校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五三年全国小学学生约有五千余万人，比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水平增加了一点三倍；中等学校学生三百六十二万余人，相当于解放前最高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九十三；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二十一万二千余人，相当于解放前最高水平百分之一百七十以上。此外，一九五二年全国农民参加冬学学习的约有二千九百余万人，一九五三年参加厂矿职工业余学校学习的约有二百五十八万人，农民参加常年民校的约有一千二百余万人。这也就是说，目前全国人民已有十分之一以上参加了各级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的学习，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现象。
宪法草案第九十四条不仅巩固了我国建国以来教育事业的成绩，而且还提出：“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这就是全国教育事业今后的基本任务。宪法草案规定的这个任务，是完全有可能逐步实现的。目前，人民政府已经和将要采取下列措施：首先，依照着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来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原则，根据国家逐年增加的教育经费和师资培养、校舍修建、教材及教学设备供应的可能，来逐步地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而要使各种学校得到更大的发展以及各地人民更充分地享到受教育的权利，就要注意学校网的合理分配。因此，人民政府已对此进行统盘的规定。今后，中学、小学的学校网的分布将要根据下列的原则：一、适当地考虑人口的分布、密度以及地理条件（如山地与平原有所不同）；二、在国家财力与人力有限的条件下，尽先照顾工矿地区职工子弟入学的要求；三、适当地照顾少数兄弟民族的特殊的情况和不同的要求。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网的分布，则根据学校的性质来区别。例如，高等和中等工业学校与性质相近的工业基地结合在一起，以便厂矿工程技术人员的兼课、学校就近利用厂矿原有机器设备进行生产实习和科学研究工作；医科学校设立在大中城市中心，并与附属医院设在一起；综合大学与科学研究机关结合在一起；农林学校根据农业、林业生产经济区划来确定；高等和中等师范学校则根据人口的分布、密度以及今后普通中、小学教育发展的要求来决定。此外，为了满足国家对于各种建设人才的迫切需要，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也将有更大的发展。
其次，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正在拟订第一个五年教育事业建设计划。这个计划首先是要保证做到为国家各种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而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其次是要根据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适当地来改善人民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原则，适当地发展中学、小学教育，逐步地满足劳动人民，特别是工矿地区职工子弟入学的要求。为此，就要大力培养各级学校的师资，全国高等师范教育将有很大的发展，连同综合大学毕业生到中学担负教师的人数，到一九五七年全国中等学校的师资比之现在教师总数预计将要增加一倍左右。全国小学教育除了继续补充数十万新的师资以外，还要逐步提高现有
一百四、五十万小学教师的政治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决定步骤，也是进一步保证公民享受到教育权利的关键。
再次，对于工农子弟、少数兄弟民族、华侨子弟以及妇女的入学，将继续给予必要的帮助和照顾。过去人民政府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今后仍将要在巩固过去已有成绩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努力。
最后，人民政府将要继续拨出巨额教育经费来修建校舍和补充教学设备，从物质上来保证公民享受教育的权利。不久的将来，不仅要新建许多学校，而且还要扩充许多原有学校的校舍。例如，北京清华大学的校舍预计将要扩充一倍多，教学设备将要增加五、六倍。不少普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校舍将比现有的扩充一倍左右。有些初级小学也将要增建高小班所需的校舍。并且，由于有计划地推行二部制，原有的校舍和教学设备就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将使更多的公民获得受教育的权利。
无疑地，随着国家经济力量的不断增长，公民的受教育的权利必将得到更大的扩充。
旧中国的青年和他们的前辈过着同样的饥寒交迫的生活，他们不仅是体力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就是智力的发展也受到不良的影响。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给予特别的关怀。例如，一九五一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决定的基本精神，就是从减轻学生负担、改善学生伙食和加强文娱活动、体格锻炼等方面，使青年学生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全面的发展。一九五二年，政务院对于中等以上学校发给人民助学金又作了统一的规定：发给全体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包括师范）的学生以人民助学金，除了全部免除了学生的伙食费用外，还解决了贫苦的学生部分的衣着和零用的困难；发给普通中学部分的学生以助学金，这就使家庭贫苦的学生得到必要的补助。人民政府一九五四年花费的助学金总额相当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一九三六年全国教育经费的四倍。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同志又向全国青年发出“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使各级学校更加重视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现在，宪法草案第九十四条又明确规定：
“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完全可以相信，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新中国的青年必将过着更幸福的生活。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要这样特别地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呢？原因就在于：只有使青年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全面的发展，才能为国家培养成真正健全的公民。这就是说，要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需要既有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又有强健的体质的公民，来参加建设工作，来保卫祖国的安全。
毛泽东同志曾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
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而宪法草案第九十四条就是这个预言实现的一个证明，也就是今后继续实现这个预言所要努力的方向。
第3版()
专栏：
纪念伟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安东·契诃夫
何家槐
安东·巴夫洛维奇·契诃夫一九○四年七月十五日在德国的巴登维劳逝世，今天正是他逝世的五十周年。
这位伟大的俄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出生于一八六○年，他的故乡是亚速海边的大冈罗格。他的祖父是一个农奴，在他九岁的时候才用钱赎出来，使他们的一家人获得自由，因此他曾经说他的血管里是流着农奴的血的。他的父亲是一个杂货商人。但在他十六岁那年，他的父亲就破产了，以致他没有念完中学，就要独立谋生，缴付自己的学费和贴补一家的费用。
一八七六年，他的全家移居到莫斯科去；不久他自己也进了莫斯科大学的医学院。一八八○年，他就开始以“安多沙·契洪特”这一个笔名在“蜻蜓”、“断片”、和“闹钟”等等幽默刊物上发表文章。
他的作品一出现，就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爱好。
很多资产阶级的传记家和评论家，以为契诃夫从他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以后才开始认真创作，他的作品才渐渐地显出特色；他自己也以为他在八十年代前七八年所写的一些东西不过是些“小笑话”，小故事，并不是什么用心写出来的作品。其实是并不尽然的，因为就是这些“小笑话”或小故事，也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生动的艺术形象，决不只是一些简单的笑料。鲁迅先生曾经介绍过他这一时期的八个短篇（都收在“坏孩子和别的奇闻”里面），并在“前记”中说了这样深刻而中肯的话：
“这些短篇，虽作者自以为‘小笑话’，但和中国普通之所谓‘趣闻’，却又截然两样的。它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生瘤的化装，蹩脚的跳舞，那模样不免使人笑，而笑时也知道：这可笑是因为他有病。这病能医不能医。这八篇里面，我以为没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但作者自己却将这些指为‘小笑话’，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谦虚，或者后来更加深广，更加严肃了。”
这话是一点也不错的。鲁迅先生所译的“波斯勋章”（作于一八八七年，内容是暴露帝俄时代的官僚的）曾经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禁忌，不许发表，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契诃夫是生长在俄国历史的过渡时期中，那正是俄国第一次革命（一九○五—一九○七年）的前夜。这个时期（特别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方面是沙皇的极端反动，是人民的极端贫困，是政治生活的极端停滞，一方面又是俄国革命运动的逐渐成熟，是科学和艺术的日益丰富；因而列宁既把八十年代比喻为监狱，同时却又指出这是一个思想和理性到来的时代。由此可见，这个时代的情形是很复杂的，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往往为一些表面的社会现象所迷惑，辨不清方向，找不到出路，既不能发现矛盾的本质，更不懂得解决矛盾和克服矛盾的方法，因而苦闷、彷徨、颓废、消沉，他们的思想非常的混乱，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空虚；那些为民粹派的花言巧语所麻醉了的知识分子，更表现得萎糜不振和堕落不堪。
这些可怜而又可笑的知识分子，正是契诃夫嘲笑和鞭打的主要对象。在他那些卓越的作品中，他辛辣地讽刺了他们的软弱无用和庸俗无聊，揭发了他们的虚伪和卑劣；同时，他更无情地指出了这些知识分子的阶级本质，暴露了当时俄国社会制度的各种罪恶。因此，虽然契诃夫和革命运动距离很远，没有直接参加当时的政治生活，但是他的作品却真实地表现了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历史，生动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俄国社会。所以能够这样，就是由于契诃夫的生活经验非常丰富，对于社会的弊病观察得非常深刻，十分善于透过表面的现象发现事物的真相，发掘矛盾的本质；由于契诃夫不但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现实主义作家，而且是一个热爱人民和祖国，热爱光明和真理，富有正义感的伟大的民主主义者。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都很有名，特别是短篇小说。虽然他只活了四十多岁，生命极其短促，而且经常为肺病所困，但他却写了几百篇非常优秀的小说。
在他早年所写的小说中，“普里希别耶夫中士”是特别值得一提的。这个退伍的士官是一个开口法律，闭口法律，俨然以奴隶总管自居，以鸣鞭和吆喝为乐的人物。他到处干涉人们的自由，禁止人们的行动，动不动就指斥别人，反抗政府，轻视当局，破坏治安，图谋不轨，还经常以流放西伯利亚或捉到宪兵队去服苦役来威胁群众。他不准人们聚集在河岸上，不准死尸停放在沙滩上，甚至不准大家唱歌和烧火。
显然，契诃夫是借这个形象来暴露俄国统治阶级的，因为正是这个阶级才经常利用这样的人物来绞杀革命，压迫人民，窒息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来维持它那个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像普里希别耶夫中士这样的人，只不过是一个不自觉的工具罢了。
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艺术形象，确是一个很完美的典型。在契诃夫的祖国，几乎大家一谈到骄傲自满、愚昧可笑、蛮横无理的人，就会联想到这个满脸长着肉刺，说话时总是立正的人物；斯大林同志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就曾经引用过这个形象来嘲笑那些想用武力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土耳克斯坦的农村工作人员。
在一八八八年，就是契诃夫获得俄国科学院
“普希金奖金”的那一年，他又写了一个著名的中篇小说——“草原”。高尔基非常赞美这个作品，认为这是一篇“发香的，轻快的，并且带了一种纯粹俄国风味而又极其富于梦幻的忧郁的小说”；托尔斯泰也认为这个作品含意新奇，写得很纯熟。
在这篇小说里契诃夫生动地描写了草原上的白天和夜晚，描写了酷热的炎夏和可怕的暴风雨，真实地反映了俄国资本主义侵入内地农村以后的情况。大大小小的商人们，贪得无厌的法尔拉莫夫和库兹米邱夫们，甚至像德兰尼兹基公爵夫人和克利斯朵佛尔神甫那样商人化了的贵族牧师们，在八十年代，就像蝗虫似地掠夺着草原，吮吸着农民，使草原日益荒凉，农民更其穷困。因此，我们可以说这荒凉了的草原实在是象征着俄罗斯的苦难，象征着契诃夫祖国的命运；柯罗连科认为八十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非常像这忧郁而疲惫的草原，确是不错的。
但是在这篇带着如此浓郁的诗意的小说中，我们却可以到处发现契诃夫的乐观气息，那个精力饱满、生气虎虎的年青车夫简尼斯卡，就很像契诃夫自己。即在最闷热的中午，简尼斯卡也兴致勃勃地和叶果鲁希卡赛跑，捉蚱蜢，他那孩子似的天真简直是任何人看到都要动心的，因为在这个人的语言行动里，处处都可以使人感到青春和力量。另一个年青车夫戴莫夫和那个急于想对别人诉说自己幸福的猎人康司坦丁，也写得特别的动人，他们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下都是愉快而倔强，不会轻易地诉苦，更不会向生活低头，因为他们就是生活的主人。对着这样自由不羁，大胆泼辣，不断地追求着光明和幸福的青年，就是那个“称霸草原”的法尔拉莫夫也会显得渺小而可怜。俄国劳动人民的生命力，是多么的无穷无尽啊！……
萨哈连岛（即库页岛，那是苦役和流刑的地方）的旅行，扩大了契诃夫的眼界，丰富了他的经验，囚徒的痛苦和酷吏的暴虐更增加了他对于沙皇政府的憎恨和愤怒，使他更深刻地感到整个俄罗斯确实是像一座黑暗的监狱，广大的人民都上着脚镣手铐，在阴森森的铁窗下辗转呻吟，过着非人的生活；同时九十年代的革命运动，也使他更明确地预感到了暴风雨的日益逼近，因而慢慢地克服了他那素来不问政治的倾向。他的“第六号病房”（一八九二年），就是在他这种正起着剧烈变化的思想情绪之下写出来的。
这是俄罗斯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作品之一，是
一篇沉痛而有力的控诉书。它的情节也很简单，是写
一个名叫安德烈·叶菲梅奇·拉庚的医院院长——外科医生的毁灭。这位医生由于怪癖孤独和软弱无能，竟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让他的医院——特别是精神病房（即第六号病房）长期地腐败下去，任凭老兵改行的看门人尼基塔等坏蛋在里面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而不思略加整顿，却只是整天地关在家里阅读哲学书籍和历史著作，沉湎于幻想和空谈之中。结果当然是非常悲惨，连他自己也被当成疯子关进了第六号病房，而且还被抢走了一切和挨了尼基塔的毒打，受尽了不断的折磨和迫害，最后终于中风而死，白白地牺牲了。
在这篇小说中所写的唯一头脑清楚的人，却是一个疯子——伊凡·德米特里奇·葛罗莫夫。这实在是一个极可怕的讽刺，然而也是当时俄国的现实。这个人虽然也是知识分子，然而他有希望和信心，他热爱生活和生命，渴望光明和幸福，认为总有那末一天病院和监狱会完全消灭，大家都能过着自由而健康的生活。他曾经对拉庚医生说：
“……好时代总是要来的，新生活的晓霞总是要放光彩的，公道总有伸张的一天……我等不得了，快要干枯了，然而总有些人的重孙和重重孙们会得到这一天。诚心诚意的祝贺他们，替他们欢喜……”
这篇小说中的其他人们，却大都是些不像人样的东西，特别是那个面目狰狞、性情乖戾的尼基塔，更是一个凶狠残暴、贪得无厌、冥顽不灵、野兽不如的喝血鬼和刽子手。契诃夫还以严峻无比的笔调描写了这个医院的腐败和黑暗——那里到处是死尸和垃圾，甚至连老鼠和臭虫都找不到藏身的角落，整个医院只有两把解剖刀，没有一个寒暑表，所有用人和看护妇都抢夺病人的钱，拉庚的前任院长还盗窃医院的药品，强奸女病人和女看护……这种种惨无人道的情形，简直是使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列宁在年轻时读了这篇小说以后，曾经向他的姊姊全娜·伊里尼奇娜这样描写他读后的心情：昨天晚上我读完了这篇小说以后，觉得简直可怕极了。我在房间里呆不住，站起来走出去。我觉得自己也好像被关在“第六号病房”里了。
可见这作品的力量是多么的大，它的斗争性是多么的强！它不但有力地揭露了俄国反动统治的残暴（尼基塔就是这统治的象征和化身），控诉了专制制度的罪恶，而且也通过拉庚这个人物批判了当时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软弱，批判了托尔斯泰主义的虚妄和伪善。
其他契诃夫的著名作品，有“套中人”、“黑衣僧”、“带狗的女人”、“阿比昂的女儿”、“文学教师”、“醋栗”、“新娘”、“在峡谷间”、“农民”、“校长”、“女教师”、“苦恼”、“宝贝儿”和“邻居”等等。在他的小说里面，契诃夫几乎接触了当时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他写了农民、教员、医生、孩子、军官、地主、富农、商人、小官吏……可见他接触的面是多么的广，他的生活知识是多么的广博！
但契诃夫的贡献，还有另外很重要的一面——他的剧作。他是一位俄国戏剧的革新者，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关系非常密切，丹钦柯认为艺术剧院也可以称为契诃夫剧院。
他最著名的独幕剧——即所谓“小形式”——是“蠢货”（一八八八年）和“求婚”（一八八九年）。在这两个短短的剧本中，契诃夫充分发挥了他那幽默的和讽刺的天才，发挥了他那明朗、轻松、和诙谐的风格。在“蠢货”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俄国地主的滑稽形象，看到俄国地主生活的浅薄和可笑。由于俄国地主的生活中没有一点严肃的东西，他们的憎恨才有可能突然转变成热恋，决斗才有可能突然变成为接吻；在他们那灰暗无聊的生活中，多的就是这种庸俗的笑话，因为这些寄生虫和废料实在是道地的小丑。在“求婚”里，我们更可以看见契诃夫对于俄国地主阶级的自私自利是挖苦得多么厉害——为了争执一小片沼泽地的所有权和狗的好坏，竟几乎破坏了婚事！
在他的五个多幕剧——“伊凡诺夫”（一八八八年左右）、“海鸥”（一八九六年）、“万尼亚舅舅”
（一八九七年）、“三姊妹”（一九○一年）、和“樱桃园”（一九○四年）——中间，以“海鸥”和“樱桃园”为最著名；但是其他三个多幕剧也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完整的作品，列宁和高尔基对于“万尼亚舅舅”就是评价得很高的。
“海鸥”的主题是写美的被损害和被毁灭。女主角尼娜·札列奇娜雅就是美的化身，而那只无辜地被毁的海鸥却正是她的象征。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像尼娜这样聪明、美丽、热情、纯洁天真、富有理想的少女，纵然她的意志很坚强，能够忍受
一切苦难和折磨，不愿屈服于命运，不愿和恶俗的环境妥协，但她究竟不可能充分发挥她的天才，很难成为“伟大的女演员”。她受了特利果利的欺骗，受了商人们的糟蹋，同她自己所说的一样，生活的道路是异常崎岖的，要始终都像未被打伤的海鸥一样自由自在地振翼高飞，只是天真烂漫的梦想罢了。特列甫勒夫和玛霞，无疑的也是俄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者。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有像亚尔卡丁娜那样庸俗自私和浅薄无聊的女演员，才能存在和发展，因为她们从事艺术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供资产阶级消遣，替资产阶级服务而已。
但是观众看了“海鸥”以后，却不但不会感到悲哀和颓丧，反而会感到愤慨和兴奋，会更增加争取自由的生活和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决心，更相信真正的美和真正的艺术总有一天能够战胜庸俗和虚伪。因为契诃夫写的并不只是个别人的命运，而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命运；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是永远前进的，永远所向无敌的。这就是“海鸥”这一剧本所包含的乐观主义的精神，也是这一剧本所表现出来的客观的革命意义。
契诃夫在“樱桃园”中描写了老朽的、腐败的、寄生的贵族地主阶级的没落，表现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新人的出现。拉涅夫斯卡娅和她哥哥加耶夫就是俄国贵族地主阶级的最后的代表人物，在新生活的面前，这些寄生虫显得茫然无知，毫无用处，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仿佛是一对幻忽的幽灵。他们把他们的庄园荒废了，最后竟至被迫拍卖了。
但这个美丽的樱桃园却卖给了他们从前的一个农奴的儿子——暴发户陆伯兴。这是一个无知的、乏味的、庸俗的、高傲自大的商人，在这样的一个新主人的手里，樱桃园比以前更加不幸。他一来就要把它们一棵棵地砍掉，以便建造别墅来出租赚钱。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本色，他们只会投机取巧，唯利是图；至于“美”，却是和他们格格不入，根本无缘的。
大学生特罗菲莫夫和拉涅夫斯卡娅的女儿安妮亚，却是新一代的青年。他们都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都憧憬着未来的幸福和美好的日子。特罗菲莫夫懂得贵族地主的花园是建筑在农奴制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花木都是用农民的血汗灌溉长大的，他所需要的花园，却是要用大家的劳动来建造，他相信这样的花园一定会出现；他在临别时所喊的“新生活万岁！”是热情而有力的呼唤和号召。安妮亚也并不留恋旧家庭、旧生活、旧花园，而是愉快地向过去的一切告别，踏上新生活的道路，因为她也深信：他们将建造很多的新的花园，而俄罗斯祖国的本身就是一个绚烂无比的大花园……
在读完这个剧本以后，我们真会惊异契诃夫这种能够把喜剧性和悲剧性，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完美无缺地结合起来的艺术天才。资产阶级批评家故意歪曲契诃夫的思想面貌和创作特点，称他为
“灰暗的作家”或“阴郁的诗人”，甚至说他是
“冷血”的艺术家，真是多么无耻的撒谎和诬蔑！
契诃夫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已是他的肺病日益恶化，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候，可是他还是以无比的热情和勇气把它写成了。这种毅力和精神，是永远使人不能忘怀的。
不论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或所有的剧作中，契诃夫都严格地运用着他自己所特有的文字技巧和表现方法。他的语言朴素而简洁，纯净得简直达到了透明的程度，好像是无瑕的水晶一样，会闪闪的发亮。高尔基称他的语言为“诗人的崇高的语言”，列夫·托尔斯泰也曾经称他为“散文中的普希金”，说他作品中的任何一个字都是活的，富有生命的。在很多地方，契诃夫都曾说到写作简短的重要，认为“简洁是才力的姊妹”，“写作的艺术就是提炼的艺术”，认为“写得有才力，也就是写得简短”，可见他对语言的锻炼是非常重视的。
契诃夫绝少想到自己的事情，绝不为自己的生活打算。他很同情劳苦的人民，同情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终生都是为了别人的幸福而奋斗。他不但写作、行医，而且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工作。他很晚（四十一岁）才和名演员奥尔嘉·列昂那尔多芙娜·克尼彼尔结婚，而结婚以后也没有停止过写作，没有好好地休息过一天。一八九八年他曾公开支持左拉认为特莱夫斯无罪的主张，并与反动报纸“新时代”的总编辑宣布绝交；一九○二年他和柯罗连科联名声明放弃科学院荣誉院士的称号，积极支持高尔基，而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御用的学者们无理撤销高尔基被选为科学院荣誉院士的决定表示严重的抗议。这温柔、谦虚、亲切、老是带着微笑的人，在必要的时候，却是表现得多么坚决而勇敢！
这实在是一个严肃的作家，是一个严肃的人，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是一颗伟大的俄罗斯的良心。像高尔基所说，一想到像契诃夫这样的人，勇气马上就来了，生活也马上变成明确而且富有意义了。
也正像高尔基所说的一样，这样的人是“世界
的轴”。
在中国，契诃夫的作品很早就有人介绍。瞿秋白同志在他所写的“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中，对这位伟大的作家也曾经有过扼要的评介和精辟的分析。他的优秀作品大部分都已翻译过来（可惜有些是译得不够好的），他的几个主要剧本也曾经在各地上演。因此，中国读者对于这位作家是并不陌生的，提起他来是会有特别的亲切之感的。
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把他列为今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人们隆重地举行纪念，确实有其重大的意义。全世界的进步人士和劳动人民，都将热烈地阅读他的作品，研究他的生平，学习他那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地为人类服务的精神，而更坚决、更勇敢、更有信心地来继续争取全人类的幸福。（附图片）
安东·契诃夫
第3版()
专栏：
山东一百四十个县市选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山东省一百四十个县、市一级单位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已经全部选出。现在全省绝大部分县、市都已召开了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各县、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都是按照选举法的规定进行的。各地在选举前，一般都结合中心工作广泛进行了宣传；在选举中切实发扬了民主精神，因此，选出的代表都具有极广泛的代表性，并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代表们当选以后，也感到十分光荣，纷纷表示不辜负人民的希望和委托，尽到人民代表的责任。莒县八区宫庄乡农业技术人员赵汝钦当选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当天就跑了三十多里路，和选民联系，搜集提案，帮助农民研究在河崖植树的办法。泗水县人民代表在三区搜集和处理提案中，切实帮助群众解决了选换良种、互助合作组织中的民主管理和抢收抢种等问题，推动全区选种三万多斤，所有互助合作组织都民主订出了夏收夏种计划。济宁县在选举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过程中，由于充分发扬民主，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全县及时整理了一百二十三个互助组，并普遍制订了生产计划，保证了夏收夏种。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北京市举行游泳竞赛大会
一九五四年北京市游泳竞赛大会十二日在北京市人民游泳场举行。参加这次比赛的男女运动员有工人、机关干部、学生、教师和演员等四百多人。
今年首都的水上运动有很大进步。在二十四项比赛和表演中有两项共四人突破华北区的最高纪录，五项共九人突破北京市的最高纪录。去年获得女子五十公尺俯泳乙（蝶泳）第一名的罗明华，今年又以四十七秒一的成绩突破华北区的最高纪录，同时又获得女子一百公尺俯泳甲（蛙泳）第一名，突破北京市的最高纪录。北京市第八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纪乃鸿获得男子成年组一百公尺和四百公尺自由式的第一名，这两项都突破北京市的最高纪录。获得跳板跳水比赛第一名的李根，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音科的录音员，去年他曾获得全市游泳竞赛大会中的跳板跳水比赛第三名，今年年初他参加了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举办的游泳训练班，自游泳场开放以来，他又经常前去练习，并在陆上进行单杠、双杠和垫上运动。由于他的苦学苦练，技术不断提高，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修理厂抢修工人胡广仁获得跳板跳水第二名。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骏马和少年骑手们
——记内蒙古自治区那达慕大会蒙族少年轻骑决赛
新华社记者 丹·武尔图
七月四日，在呼和浩特市乌兰恰特（红色剧院）右侧的小教场上，沿着周圆一千五百公尺长的赛马跑道周围，层层密聚了三万多人。他们全神贯注地等待着内蒙古自治区那达慕大会上一项精彩动人的竞赛——蒙族少年轻骑手们一千五百公尺轻骑决赛。
轻骑圈线赛，在内蒙古民族形式体育运动中，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一直撒野纵放在广阔草原上的烈马，要在短期内训练得很驯服，是不容易的。人们多么渴望快点看到少年骑手们怎样发挥更高的骑术和勇敢，来操纵那仰头竖耳、横冲直闯着的烈马。
这次参加决赛的，有呼伦贝尔盟的官布拉布敦、鄂仁沁汉达和察哈尔盟的力格金扎布、色仁宝仁四个人，年龄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十二岁。少年骑手们和他们的骏马都打扮得好像要去参加婚礼的宾客一般，十分耀眼。入场以前，他们端正自己的红绿彩绸头巾，束紧了腰带和骏马的鞍带，然后勒起辔绳，脚一跨镫，敏捷地，飞上了骏马的鞍背，在“骑兵进行曲”奏乐声中跑进了会场。他们环行跑道一周，把观众的视线一齐引向跑道的起点。
红旗一摆，信号枪响了。轻骑决赛第一组的力格金扎布、官布拉布敦的两匹骏马，迫不及待地蹬开了四蹄，一股灰尘飞扬起来。伏在马背上的骑手挥舞着鞭儿，骏马四蹄伸直、肚皮贴近地面飞奔着。那匹浅栗色的马和红马一直是首尾相连。瞬眼间，三百、五百、八百公尺的穿过去，眼看快到终点，十三岁的官布拉布敦紧张地把自己浅栗马连抽了几鞭，跃过红色骏马飞越而去。结果，他以二分四秒七领先跑进了终点红线，力格金扎布的红色骏马获得二分五秒的成绩。
第二组色仁宝仁、鄂仁沁汉达，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开始竞赛了。他们的骑术、骑姿和相互超越、跟踪追赶的紧张情景，也接连得到观众的喝采。色仁宝仁的骏马，以二分十八秒七获得了决赛第三名的奖赏。
这些少年骑手们，都是草原上小学的小学生。他们走出会场后，兴奋地表示：以后还要努力锻炼身体，将来好献身于保卫祖国的神圣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