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作好关于宪法草案的宣传工作
张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公布后,受到人民群众热烈的欢迎和拥护。凡是读到报纸或者听到广播的地方,广大的干部和很多群众都从亲身的革命斗争经历中,体会到制定宪法的重要性,积极地参加关于宪法草案的学习、讨论和宣传工作,很多人更决心以增加生产、努力工作的实际行动来迎接宪法的制定。然而,我们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宪法草案公布的消息还不会在短时期内就深入到全国所有的地区,作到家喻户晓;而且,制定人民自己的宪法在我国人民的生活中还是一个新的问题,很多人对于制定宪法的意义和我国宪法的具体内容,更不是一下都能正确认识的;因此,在全国人民中间将要展开的关于宪法草案的宣传工作,就应该更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才能做到广泛深入,家喻户晓。
目前,各省、市和不少县份的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积极筹备宪法草案的宣传工作,积极训练报告员、宣传员,进行得比较早的地区,报告员、宣传员的训练已经结束,向人民群众进行的宪法草案的宣传已经普遍开始了。这次向全国人民将要开始进行的大规模的宪法草案的宣传,是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刚刚结束以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显著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成功地创造了很多宣传经验。这就为进行宪法草案的宣传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各地在进行宪法草案的宣传的时候,就应该好好地结合当时当地具体情况运用总路线宣传的经验。各地在总路线宣传中所摸索出来的一条主要的成功经验,就是根据人民群众切身的经验和最熟悉的事实,运用群众容易懂得的方式,如小型展览、现身说法和算细账等等,来启发群众从眼前利益看到长远利益,从个人利益看到整体利益,从若干具体事实逐渐认识到关于总路线的原理原则,认识到自己贯彻总路线的具体任务。这种成功的经验应该在这次大规模的宪法草案的宣传工作中,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作到更有计划更有准备地加以充分运用。
向人民群众进行宪法草案的宣传,主要目的是要使人民了解我国宪法草案的意义和内容,了解目前如何学习和讨论宪法草案,了解将来如何贯彻宪法和维护宪法。要使群众特别是广大的农民群众比较容易地对我国宪法草案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首先可以注重搜集和运用一些生动具体的材料,从讲解一两个群众最容易了解的问题入手,引起群众认识宪法的重要。比如从宪法的作用、或者从宪法草案规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或者从宪法草案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等入手来进行讲解。如果要从讲解宪法的作用入手,就可以搜集一些为群众所熟悉的材料来讲解我国宪法的两个重要作用,一个是
“巩固了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政治上、经济上的新胜利”,另一个是“反映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根本要求和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要讲解第一个作用,可以从我们已经得到一些什么革命成果谈起,比如讲革命战争成果,可以引用具体材料说明解放战争中全国人民的武装力量消灭蒋匪军八百多万;解放了全国大陆,推翻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在我国的统治,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掌握了国家的权力。以后,新区剿匪,又消灭蒋匪残余二百万;在抗美援朝斗争中打退美帝国主义进攻,敌人被迫停战,保证了我国的和平建设;同时配合引用当地人民在解放战争中、在剿匪战斗中、在抗美援朝斗争中英勇奋斗的材料。在讲解全国几年来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新胜利时,可以引用全国性的和当地的材料,说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工矿民主改革、工农业的恢复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重大胜利,使群众了解到这些成果和胜利都是革命先烈的鲜血和我们自己的血汗灌溉成长的,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应当十分珍贵它,想法把它巩固起来。
在讲到巩固我国革命成果和胜利时,说明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制定宪法,用立法的形式巩固起来,把我们的革命成果和胜利订在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上,不让任何人来侵犯。为了使人民群众比较容易地懂得,为什么特别要制定宪法、用立法的形式来巩固革命的成果,我们可以引用几个重要的法律来作说明,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等重要的法律,一经订成了法律,就是用立法形式巩固了在这些方面的伟大胜利,而且保证这些胜利成果继续扩大和不受侵犯,全国人民就必须一律遵守这些法律,谁不遵守它、破坏它,就是犯法行为,就将按其犯法行为的轻重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些法律,已经在人民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每一个法律还只是巩固人民斗争一部分成果和胜利,而宪法却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他一切法律都应该根据宪法的原则来制定,一切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的原则,所以它是巩固全部人民革命成果和胜利的根本大法,是巩固革命成果最可靠的方法。
要向人民群众讲解宪法的第二个作用,也可以采用同样的办法,引用具体事实,说明我国几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情况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美好前途;说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已从少数先进分子的理想,变成广大人民的愿望;而且说明用宪法把这种愿望记载下来,这样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就成为合法的道路了。在讲解了我国宪法的两个重大作用以后,还应当用同样的方法,引用具体材料向群众讲解宪法草案的基本内容,如宪法草案所规定的我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公民的权利义务等等重大问题,使群众对宪法草案能有全面的了解。向人民群众进行宪法草案的宣传既要全面,也要有重点,特别应当针对各阶层人民的特点,对不同对象,要有不同的宣传重点。
各地报告员和宣传员在学习和讨论宪法草案时,不只要认真学习宪法草案的主要精神和具体内容,而且要学习和研究宣传方法。报告员和宣传员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的时候,千万不能把自己所学的一套照样搬下去。报告员和宣传员无论是在原单位、原地区进行宣传,还是到别的单位,别的乡村进行宪法草案的宣传,都必须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首先作调查研究,找一些干部和群众谈一谈,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了解当地的中心工作,了解当地可以配合宪法草案宣传的活动的材料,甚至先向群众中善于作宣传工作的老年人、民间艺人和本地宣传员学习宣传方法,研究用什么具体材料、用什么道理、用什么话句来进行宣传。作过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以后,再根据宣传提纲作宣传具体化的准备,不只应该很好地修改自己讲话底稿,而且还可以组织其他同志画些图画、制些图表、搜集一些展览品,以便向群众展开宣传时增加宣传的效果。报告员和宣传员向人民群众宣传宪法草案的宣传过程,也是继续学习的过程;是教育群众的过程,也是向群众学习的过程。很多事实表明,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好像都懂得了,但是一当你准备把自己认为已经懂得的道理向别人讲解时,才会更深切地体会到自己并没有完全懂得,或者完全理解错了。在具体作宣传准备中和向群众进行宣传中,自己还会遇到很多更具体更实际的问题需要深入学习,而且群众也还会有很多意见会反过来教育我们。因而,我们必须一边宣传,一边注意听取群众意见和反映,不断改进向群众宣传时所用的材料和宣传方法。
宪法草案的宣传是一件重大的庄严的政治任务,我们应该采取极严肃的态度去进行。不能只去追求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而要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地去进行。无论在城市的工矿企业或市民区,无论在农村,都应当先作典型试验,由宣传员向群众进行试讲,组织宣传员对试讲进行研究。取得经验后再全面铺开。进行宣传的时候,不只是应该依靠少数干部和宣传员,还要依靠人民代表、群众中各种积极分子。这样可以扩大宣传力量,便于使宣传更广泛更深入的发展。
向群众进行宣传深入开展以后,宣传员的责任在于帮助群众用小型座谈会形式进行讨论。讨论中应该注意充分发扬民主,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但不能把讨论和宣传截然分开,讨论中发现群众有疑难,还要继续给以讲解,使群众更清楚地了解我国宪法草案的意义和内容。
这次向人民群众进行的宪法草案的宣传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各地党政领导机关给予十分重视并给以具体指导是十分必要的。各地宣传一定要结合中心工作,使宪法草案的宣传不只是不会妨碍生产,而且真正成为推动生产的动力。而能否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能否推动生产,就是衡量这次宣传作得好不好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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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百二十岁老人何文郡
——越南农村散记之二
展潮
敬老,是越南农民传统的美德。
在农村里,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须发花白的老人,被大家礼让在前面走;如果是开会了,这位老人便被请到会场前面或者主席台上来坐;要是有什么事情争执不下了,农民们也常请上了年纪的“父老”来裁决。
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统治的社会里,是不会有什么敬老扶幼可讲的。那些被他们叫作“白丁”的贫苦农民,不管有多大岁数,都一样地受鄙视、受剥削,在痛苦中度过一生。
越南中部义安省仪顺社(乡)仁和村有一位老人叫何文郡,很久以来人们都已经忘记了他的存在。只有到一九五三年秋天,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派遣群众工作队来到仁和村,在那里进行访贫问苦,才发现这位老人已经有一百二十岁了。
讯息很快就传到了劳动党中央,传到了胡志明主席那里。胡主席亲笔给这位老人写了一封信,并且把一件酱红色的越南式褂子交托给工作队的干部,让他们亲自送给何文郡。这件褂子是北越河南省的少年儿童亲手缝制的,褂子上用红、黄、绿三色线绣着几个字“敬送胡伯伯”。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这天上午,邻近各村的许多老年农民都来了,他们团聚在何文郡的周围。正当这些受尽了折磨、每一个脸上都有着深深的皱纹的老人在一起话家常的时候,突然走进来一位老农妇,她一边端详着每个人的脸一边问:“古郡(越南习惯于呼名不呼姓,对老人特别尊称是“古”,即曾祖父之意。)在哪里?”原来这位农妇十五、六岁的时候,每次赶集都是坐何文郡撑的渡船过河的,当时老人已经快五十岁了。这位农妇原以为老人早就不在世了,谁知道今天路过却听说他还活着,并且胡主席还有信寄给他,便特地进来探望探望。
晚间,在群众工作队主持下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祝会。全仪顺社十五个村二千多农民都来了,附近的村社也派代表来参加。庆祝会的会场布置在一片已经收割了的稻田里,远处吹来的海风把篝火煽得越来越旺。老人被少年儿童用锣鼓送进了会场,在胡主席的大挂像前面坐下来。
庆祝会开始了。工作队干部把胡主席送的那件褂子披在老人身上,然后宣读胡主席的信。胡主席在信里表示:越南劳动党和政府坚决地支持农民正义的要求,充分发动群众,贯彻土地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
老人感动极了,用低哑的声音说:“过去我受尽苦也没有人知道,现在工作队来了,胡主席知道我,奖励我,还给我开会。我真像小孩刚出世,第一眼看见太阳,心里真高兴!我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胡主席的恩情。”接着,老人的小女儿——一位年老的农妇站起来说:“干部、农民兄弟姊妹们!胡主席、党、政府派干部帮助我们减租,现在胡主席又送给我父亲一件贵重的衣服,我们全家感谢胡主席。”她谈到最初工作队来访问的情形,谈到干部的艰苦作风感动了她父亲和自己,谈到她家庭过去所受的痛苦,谈到她的决心,她说:“在胡主席像前面,我只说一句话:要实心实意地照顾干部,要参加发动群众工作。”这位在苦难中熬煎了五、六十年的农妇,虽说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中露面,但是由于从心底里激发出来的真情,她的话讲得很动人。
贫雇农代表讲话了,他说:“古郡家庭的光荣,也是我们全体农民的光荣”。最后由社农会书记讲话,他说:“胡主席送给郡老人褂子,表示党和政府对农民的关怀。我们要加紧团结,反对封建地主。”讲完话,农民们便按照着他们的传统习惯,时而一领众和地唱一只民谣,时而朗诵一首纯朴和热情的诗歌,这样尽情地欢庆,一直到夜间十点钟才散。农民们敲打着锣鼓把老人送回家去。
那一天,附近各村的农民还送来了许多礼物。有谷子,有香蕉,有鸡蛋,有红糖。人们把一碗刚煮好的糖粥送过来,请老人吃一顿夜餐。老人边吃边问近旁的一位工作队干部说:“侄子呀!这是什么东西?这样好吃!”
在盛产着甘蔗的地方,劳动了一辈子的农民竟连半块糖都没有尝过!说起来真是叫人伤心!何文郡父母因为家境贫困把三个孩子全都卖给了地主。两个孩子早死,只剩下何文郡一个人。他因为受不了地主的毒打,好几次逃跑,都被抓回去了。到了十九岁那年,母亲死了,父亲的脚也跛了,何文郡要求回家去赡养老人,地主怎么也不答应。后来东讨西借,好不容易凑够了七串铜钱,把卖身钱还给了地主,才能回家。但是不久,又被地主抓去撑船,夜里还兼带着打更,这样的生活整整过了二、三十年。后来法国殖民主义者来了,地主便让何文郡去给他们当伕,到寮国的川圹地区做苦工。有一次,法国殖民军队的军官不问情由地痛打了他一顿,到现在他的额头上还留着一块伤痕。何文郡后来偷偷地从寮国跑回来,在村子后面开垦荒地,当他刚开一块荒地,天主教堂里的法国神甫就来照相,说:“这些田都是主的!”要他缴租。后来每开垦出一块法国神甫就霸占一块。何文郡种的九分五尺田(中越亩,每亩等于中国七亩五分),法国神甫强迫他头年缴三方租(每方十五公斤),第二年缴五方,第三年缴九方,后来一直增加到十五方。不管年成好坏,一律都要照数缴租。除此以外,过年过节要送礼,农忙的时候去帮工,村子里有事还得给地主去跑腿。为了给教堂缴纳田租,何文郡不得不忍痛去借高利贷,八月借一方,十月就得还一方半。有一回,借了地主阮文度十二串钱,虽然已经还够二十四串,但是地主还不准销账。后来趁着何文郡害病发烧,地主硬拉着他的手在地契上画押,结果他父亲留下的十二尺房基地也给霸占去了。何文郡三十二岁那年和一个女雇工成亲,总共养了九个女儿,全都出去当雇工。现在只有一个六十一岁的小女儿——何氏召还活着。何氏召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位情人,因为家穷没有办法举行婚礼,两个人同居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她丈夫因为灾荒出去谋生,病死在外面,留下何氏召,跟着她父亲和儿子三个人在一起住,他们常过着一种“挂起镰刀,挂起沙锅”的凄惨日子,有时连红薯稀饭也喝不上。幸亏何文郡的体质好,总算一直熬到现在。
解放了,何文郡家庭的生活虽说有些好转,但是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因为许多压在农民头上的地主看到形势不妙,就打着“抗战”的招牌,钻到人民政权里来,在里面用各种手段歪曲和破坏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土地政策和法令,达到他们“明减暗不减”、“明送田暗收租”的目的。
一九五三年,越南劳动党和政府派出两个工作团,分别在北越的太原、富寿和中部的清化、义安等省试行减租反霸运动。何文郡和他的家庭就是在这次运动中初步地翻了身,他一百多年的理想——在自己的田地上自由地耕作,也将要在下一步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彻底实现了。
开过庆祝会的第二天,总理府派人来给何文郡拍照。这位一百二十岁的老人穿上了胡主席送的那件酱红色的褂子,理了理花白的须发,端正地坐在一把红木椅上。这时候,他的女儿突然有所发现似地说:“我父亲今天不知道怎么这样好看!”旁边的一位农民顺口添上一句说:“等到土地改革以后,古郡就更加好看了!”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位一百二十岁的老人现在还健康地生活着,他永远也改变不了他的劳动习惯,时常要他女儿或外孙搀他到屋后的那块小菜园里,坐在板凳上锄草。老人时常对人说:“田地就要回到农民手里啦!这个世界真美!”(附图片)
何文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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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大区机关干部一万多人报考高等学校
由于中国共产党县以上各级组织、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保证完成一九五四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计划的决定”,有计划地选送青年干部报考高等学校,各区在职干部报考高等学校的非常踊跃,远远超过原来分配的名额。截至七月五日止,仅据华北、东北、中南、西南四区统计,在职干部报考高等学校的已达一万一千二百零二人,其中华北区一千七百八十四人,东北区四千零九人,中南区三千二百四十九人,西南区二千一百六十人。
对于被批准报考的干部,原机关都减轻了他们的工作,给予温课备考的时间。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不少机关聘请教师,按照考试大纲,帮助干部复习。如华东一级机关党委会,自六月二十日起,就将被批准报考的干部六百多人,集中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华东纺织管理局、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华东办事处和上海海关五个单位,分文科组和理科组,进行补习。任课教员由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及华东师范大学等校借调。
被批准报考的干部,大都根据国家建设需要,结合个人经历、专长正确地选择了升学志愿。他们中的很多人报考了文史、政法、财经一类的专业,这给保证这些专业招生计划的完成并适当提高录取新生质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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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单位
组织在职干部进行业务学习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单位组织在职干部进行业务学习。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自五月份起,每周规定了一定的时间,有计划地组织干部进行了业务学习。学习内容分为共修和专业两种。共修课目本年度暂定学习“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决议(草案)”、第一届全国工业卫生会议的正式文件和“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基本理论”,另外还组织一些专题报告会。
天津、上海、重庆、杭州、大同、济南、成都、青岛、武汉、延安等城市的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单位,以及云南大学医学院、河南医学院、广西医学院、西北医学院等,都在今年一月到六月间,先后组织本地区或本单位医务干部,有系统地进行了巴甫洛夫学说的学习。学习方法一般都以自学为主,辅以集体讨论,并适当配合专题报告。学习材料以巴甫洛夫著“大脑两半球机能讲义”为主。这些地区或单位的学习,有的已经结束,有的还在进行。
许多地方的卫生行政部门,为加强工业卫生工作,特地为厂矿医务人员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工业卫生学习班。如重庆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曾举办了为时两个月的劳动卫生学习班,抽调各厂矿卫生部门负责干部、公共卫生干部等参加学习。哈尔滨、上海、北京、旅大、青岛、杭州等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和山西、江苏、江西、湖北等省人民政府卫生厅,也都先后通过各种方式组织厂矿和工地医务人员学习了工业卫生业务。
此外,许多地区的卫生行政部门和医学团体、医疗单位还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为各专门科目的卫生工作人员组织了专业学习。成都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所组织的业务学习委员会,把市内各卫生医疗单位中的各种医务人员如医师、护士、药剂师等分别组织起来,有系统地学习各自的专业业务。并规定出一定业务学习时间,各单位不得以其他事情占用。北京市由中华医学会北京市分会所领导的在职卫生人员学习会,每两周举行一次学习报告,现已举行十多次;该会所属十六个分科学会,也时常举行不定期的学术报告。山西省立阳泉医院、北京市耳鼻喉医院、广东省粤东第三人民医院、河南省汲县医士学校医院等单位,也都结合实际工作,在工作中抽出一定的时间,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了专业业务学习。上海、沈阳、杭州等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浙江、山西等省人民政府卫生厅,还举办了各种在职干部的业务学习班。(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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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舞蹈学校开始招生
我国第一所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将于九月一日开学。
为了给北京舞蹈学校准备师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于今年二月间开办了舞蹈教员训练班。训练班有研究生四十多名,都是原已具有相当水平的舞蹈艺术工作者。训练班分中国古典舞、中国民间舞、芭蕾舞、代表性民间舞等四组。研究生们经过四个多月的紧张学习,已基本上学完了六年制的舞蹈教材和教学法的主要部分。他们除练习了各种舞蹈的基本动作外,还学了四十七个节目。中国古典舞组为了使古典舞传统的传授方法适合于课堂上新式的教学法,曾初步整理了中国古典舞教材,改进了教学方法。中国民间舞组学会了汉族、朝鲜族和西藏、新疆等地各民族的舞蹈。舞蹈专家康巴尔汉、赵得贤等,及一些优秀的民间艺人参加了教授工作。芭蕾舞和代表性民间舞是由苏联专家教授的。芭蕾舞组在技巧方面已有显著提高,为新的芭蕾舞教学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代表性民间舞组学了苏联、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等国的十四种代表性的民族舞蹈。研究生们还学习了教育学、解剖学、音乐、政治、文艺理论等课程。现在,他们正在参加结业考试。
苏联舞蹈专家奥列格珊娜同志给了舞蹈教员训练班很大帮助。她根据苏联舞蹈学校的经验和中国的具体情况帮助制定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她除了每天上五节课外,还抽时间帮助研究教学工作,介绍苏联舞蹈学校教学、考试等方面的经验。
北京舞蹈学校本期招考一至六年级新生。一年级招考十四周岁以下的初中一年级肄业生,二至六年级学生由全国各文艺团体保送,经考试后录取。一年级新生报名工作,已在北京、天津两市开始进行,上海市最近亦将开始招生。(伯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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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雨天的工地
艾明之
六月带着风雨来到了工地。
也许有人觉得,在暑热天气,到大风里,到雨点下走走,是一种愉快。可是,对工地上的人说来,风雨却是他们的敌人。
这儿是中国第一座汽车厂。去年一年过去了,今年半年快过去了,剩下的半年,是参加这个建设工程的人,决定胜败的日子。这半年的前三个月,又是打开胜利的门的钥匙。
可是,六月一来,就带来了风雨。难道今年的雨季,比往年提早来到了么?
我从住宿的地方,赶到工地去。雨小了一点。天上灰青色的雨云,仍旧密密层层。只在偏西的地方,有一股强烈的日光,突破雨云,照到下面来。工地上的一切,显得非常新鲜、清晰了。黄的席棚、红的钢屋架、枣色的砖墙、深灰色的卷扬机、起重机、密密的脚手架……在广阔的绿色的草地上,这一切都抹上一层特别魅人的色彩。
道路被雨浇得泥泞不堪,淤泥使劲咬着鞋子,每走一步,都得费点气力。马拉大车和汽车常常陷在泥里。车轮绝望地打转,马达愤怒地吼着,赶大车的叱喝,鞭子的唿哨,以及牲口的悲叫,一齐响起来。车子好容易脱出了泥坑,开走了,路上又厚又粘的泥浆,就跟波浪一样,一层一层地向周围推开,溅起了泥星子。
现在工地上却很静。周围除了风声雨声,听不见别的。混凝土车、大车、手推车、……在各个地方奔跑。拖拉机在奔跑。工人们穿了雨衣、雨鞋,默默地工作。每张汗湿的发亮的脸,都闪着紧张的神情,他们把说话的时间都节约下来放在工作上。
扩音机忽然响起来:
“屋面上的同志,工段长命令,请你们准备下来吧,马上又有大风大雨,任务要紧,安全也要紧!”
可是,起重机依然从容不迫地把巨大的钢屋架,轻轻举上去。有一个矮矮的结实的小胖子,对着扩音机叫:
“不忙!安全带我们都拴紧啦,等雨下大了再说!”
我找到某工段的支部书记。这是个二十来岁的年青人,原来在部队当指导员。他看见我,就笑着伸过手来说:
“第七天啦,这个雨好像要跟我们赛一赛哩!”
“我们赛得过吗?”我问。
他把帽子推到后脑勺上,斩钉截铁地说:“能!”
“看样子还得下几天哩!”我提醒他。
他抬头望望天。天上雨云飞快地飘动着,挤来挤去,好像在商量:嗨!我们什么时候好好的再下它一家伙。不知道为了什么,他忽然向天空撇了撇嘴皮,然后说:
“困难是有的,没有困难,胜利就赢不来!风雨是不留情的,现在就要看我们的人啦!”
“大家觉得怎么样?”
他笑了笑说:“十个指头伸出来有长短,当然也有人信心不高的。他们说:多少年了,从来雨天就不能干活。他们说:风雨天,高空作业风大雨大,脚下滑,不能干;挖土方,有水,不能干。混凝土灌浇也不行。可是,现在你看,”他用手向工地划了一个半弧形:“高空、土方、混凝土、砌砖,……都干起来了。这些同志答的也干脆:‘别说下雨,’他们说:‘就是下雹子,我们也不能误了任务!’……”
他看了我一眼,忽然放低声音:
“现在要注意的,就是别让他们过分了。大家都在说,完成计划不算,这个月完了就是‘七一’,还得超额献一份礼哩!”
工地前的大柱上,挂了一幅红布标语,风雨吹打着它,仅仅看得出这几个字:“增产二十亿,向‘七一’党的生日献礼!”他引我在一个混凝土柱子上坐下,一面说:
“我们领导上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有这样一批人,党交给他们一个任务,他们不说:‘困难啊,让我们完成百分之八十吧!’而是说:‘行!我们照百分之二百,不,三百、四百完成它!’”
“譬如这些吊装工人,”他朝屋顶指了一指,“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上海的、重庆的、武汉的……全国各地都来了人啦。他们的经历也都不同。这些人,现在碰在一起,就创造了奇迹,我们修改了两次定额,他们每次都突破!不是突破一点,而是几倍几倍地突破!
我就给你说说这个人吧。他叫强扣子,他本来在上海做吊装工人,有工作,挣的工分也不少,女人才有了孕,听到建设汽车厂的消息,不顾女人的反对,他来了。
那时我们困难多啊。在这块地上,只有高粱楂子、豆楂、蒿草、土包包。什么都得平地起家。大家一来,这地方就变啦。变得真快,一天一个样子。强扣子他们第一次到东北,冬天的严寒,听说过,可没有见过,挨过。雪有一两尺深。手拉着钢绳,一会就冻结住了,用力一扯,连皮也扯下来。他们的手都冻肿了。起重机在雪地上不好走,他们用草席垫在雪上,一段一段的滚。土冻的像铁似的,他们用开水浇,冰化了,才动手挖。大混凝土柱子,每天定额吊装八根,他们吊装了四十根。钢屋架定的十三櫺,他们完成二十三櫺。”
说到这里,支部书记朝我跟前挪了一挪,没有说话,先就笑起来。
“这里面还有过一桩笑话。”他接着说:“有一天早上,工会主席老吴起了床,一看五点半了,就打钟叫大家起来。钟打了半天,没有人出来。他跑到强扣子他们住的地方一看,人全没了。他吃了一大惊,当作他们开小差了。赶紧就来找我们的副支书老张。
‘人都没了!’
老张问:‘到底是那些人?’
‘强扣子他们。都没了。’
老张一听是他们,心里安定了一些。他了解这一班小伙子。‘不会吧,我们到工地看看去。’
他们拔了鞋子就走。可不是,强扣子他们都在工地干活哩!三点半就来了。
我们说:‘这不行啊!这不是加班加点吗?’
他们说:‘这不能算,我们又没正经干活,只是把工具什么的,准备妥,到时候就动手!’
你看,这些同志,你还能说什么呢!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能这么起劲的干。他们说的真好:
‘书记啊,我们吊装是第一道工序,要不快干,下面三十几道工序都得伸起脖子等着。这样啥时候我们才能看到自己做的汽车,才能听到它的喇叭响哦!’
强扣子的事我还没有说完哩!来的时候,他的女人不就反对吗?来了以后,强扣子给他女人写信,一封也没有回的。她生气了。春节的时候,工地停工,我们就劝强扣子说:
‘回去看看吧,把女人思想打通了再回来。’
强扣子回去了。他女人见了他,才见面很高兴,后来看强扣子并没有把全部行李带回去,便问:
‘你还有些东西呢?’
‘留在工地了。’
‘你还要回去?’
‘要回去。’
‘强扣子,’他女人叫:‘我老实跟你说,你要回去,我们就离婚,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这里可不行!’
强扣子怎么跟她说也不行。晚上强扣子睡着了,她偷偷地把强扣子的职工证藏了。第二天被强扣子发觉,找了出来,她却一把抢过来,咬在嘴里不放!她想留住职工证,就能留住强扣子的心。
强扣子没有被留住。他对他女人说:
‘你不要这样,工地上有工作等着我哩!吃的,穿的,要花什么钱,我都给准备得好好的,每年我还可以回来看你,你让我去吧。’
她看看动摇不了强扣子的决心,就把孩子丢在家里,回她娘家去了。
‘好吧,你要回去,我们就各想各的章程吧,孩子我也不管了。’
孩子才两个月,吃奶拉屎,全都得人照看。强扣子,这个年青小伙子,他现在不仅要做爸爸,还得做妈妈哩。他几天几宿不曾好好睡,照顾着孩子。他的心很难受。‘为什么这样拖我后腿呢?’他想。接着又跟自己说:‘不行,我就是丢了老婆,也不能丢了工地。’
那时候,同回上海的人,写信回来,我们都担心,强扣子不会回来了。上海也有人劝他,算了吧,在上海找个工作也不愁,犯不着丢了老婆孩子,跑去挨冷受累!但是,假期快满的时候,在销假的人当中,我们又看到他。他找到一个好心的人,答应好好看养他的孩子,又赶回来了。”
我请支部书记陪我去找他。看样子是一个很老实的年青人,光光的脸,嘴边有一颗小黑痣,他的手厚而且有力。
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坚决地回来。他想了一想,浮着抱歉的笑容,讷讷地说:
“我说不清楚。那时我是很苦恼的。要回来的心却一刻也没有动过。好像有一个什么声音,叫唤我回来。”
“什么声音呢?”我问。
“我,我说不清楚。”他不安地笑着,好像因为没有满足我的问题而难受。
“你爱人最近有信来吗?”
“有。”他脸上闪过一道亮光。
“她现在还是那样坚决拖你吗?”
“不了,她信里还向我打招呼,怪自己当初不应该这样。”他轻轻笑着说。
我们离开他后,支部书记又对我说:
“这样的人,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来。有更多的人,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却还来不及发现。政治工作赶不上啊!”
我离开支部书记。雨继续下着。工地上的人们也继续在工作。混凝土浇灌工作在继续,挖土在继续,吊装在继续。……铁锹被泥块黏成一个大土锤了,有人丢开铁锹,开始用手来挖。在泞滑的跳板上,人们推了小车在飞奔,挑了土筐在飞奔。许多半身陷在泥浆里的挖土工人,胳臂都肿了,没有人愿意下来休息。挖土机毫不示弱的把它的铁爪伸出来,抓起土块,远远撒出去。……
我在各处走。我想到许多我看到和听到的人和事。一个老工程师,过去在大学里,忍了别人的讪笑,选修汽车制造系,以后又到外国去留学,实习。几十年了,他却始终没有机会参加他所醉心的工作。我忘不了他叙述自己到汽车厂来工作时,那颤动的嘴唇和发亮的眼睛。
我忽然想到,有天晚上,到我们房间来谈天的两个年青姑娘。一个叫唐惠芳,一个叫张琴。她们都是南方一个护士学校的毕业生,在离开学校前,她们没有到过更远的地方。她们都还只有十八九岁,在她们脸上,都还带着小孩似的单纯的神情。
那天晚上,她们穿了同样的紫红色的翻领衬衫。张琴的上衣口袋里,插了一支铅笔和一把吃饭用的白铜羹匙;唐惠芳在说话当中,一直用一支手指头,顶着我的帽子,像风车一样打转。她们毕竟还不是大人哩。
“毕业的时候,”张琴开始叙述她们来这里的经过说:“学校征求我们对工作地点的意见,我们都填了:‘服从祖国分配’!我们被分配到北京,都高兴极啦。北京,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我们还能希望到什么更好的地方去呢?过了不久,忽然又来了通知,要我们到东北来。”
说到这里,张琴看了唐惠芳一眼,好像征求她的意见,是否说下去。
“唉,要离开北京了。我们舍不得。东北是什么样的呢?在我们想像中,它比任何地方都更远更冷。我们心里有些不情愿,但我们是团员啊,开了个小组会,当然,我们自觉地服从了。留在北京的三个同志,来送我们,火车临开,我们都哭了。”
坐在一旁转着帽子的唐惠芳,忽然叫起来:
“没有哭!”
“哭了!”
“那你们四个人哭的,我可没哭!”唐惠芳咧着嘴,郑重声明。
“反正是哭了,”张琴咕噜道:“我们也说不清为什么哭。火车开了以后,有人来问我们:
‘你们刚才哭什么呢?’我们不出声。
‘你们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吗?’
我们不知道。
‘我们是一起的,都是调到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啊!’那人说。
我们跳了起来:‘真的吗?’
‘谁能骗你呢!’
我们叫着,笑着,拍着手。开始玩拍膝头了。
到了工地,我们急着要求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工地。那时工地上什么也没有。第一次晚上值班,我真害怕,请了个同志陪我,还是害怕。只听得外面不知响的是什么声音,风声?狗叫声?都有点像,细听又都不像。那一夜,好像特别长。
有一次,半夜工人急病,我随大夫出诊。那是深冬时候。东北的雪啊,像棉絮一样,一块一块往下掉,落在身上好久不化。大夫急着看病人,走的飞快,我原来出名的三快:说话快,吃饭快,跑路快,这次却落了后。我心里真害怕,那一片雪地,就像有人张了一只大白口袋,一下要把人蒙起拖走。我摔了不知多少跤,有时以为是一块平地,踩下去,却是一个雪坑,陷下去,半天才爬起来。……”
“结果你赶上大夫了吗?”我不禁笑起来。
“还是赶上了。当然那天回来,手脚都冻麻了,是别人帮我把靴子拉下来的。这些都是过去的事,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
就在我想起这两个年青姑娘的此刻,我正从一排二十四公尺跨度高的钢屋架下经过。抹着红丹的钢屋架,隐隐的抵着灰沉的天。风势依然很凶猛,我在地下走,不时被它刮的摇幌。架在混凝土柱子上的钢屋架,似乎也有点幌幌悠悠的。就在钢屋架上,却有一些青年男女,系着安全带,在顶上爬来爬去,不断地用小镐头敲着钢梁。他们都是工业大学的实习生。有一个女学生,小圆脸,留着两条又黑又亮的辫子,当她蹲下来时,辫子简直比她人还长,尖尖的发梢,在风里拂过来,拂过去。她发觉我在注意她,脸红了,把头转开。她看来才只有十七八岁。嘿,要是倒回去几年,在她们那个年纪,你就是扶着她们上脚踏车,也要惊的哇哇叫啊。现在她们却走的多么远了。
我在工地上,一直逗留到夜深才走。雨停了一阵,又下起来了。雨点在黑夜里,变成银色的发亮的断线。在我前面,是一座城市,现在灯稀了,人睡了,一切都休息了。在我背后,工地上一片灯火辉煌,各种机器的响声,在高唱我们这个时代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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