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新中国是各民族友爱团结的大家庭
茂敖海
一
新中国的建立，在我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由民族压迫时代进入了民族平等时代。最近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序言中说：
“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这是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四年多以来所出现的新的民族关系。
宪法草案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共同愿望。斯大林说：“如果私有制和资本势必离散人们，燃起民族的纷争，加强民族的压迫；那末集体所有制和劳动就势必使人们接近，摧毁民族的纷争，消灭民族的压迫。资本主义的存在，没有民族的压迫，是不可思议的；同样，社会主义的存在，没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没有民族的自由，也是不可思议的。”（“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迫切任务”）毫无疑问，在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过程中，新中国将逐渐消灭一切民族分歧的根源，百倍巩固各民族的友爱团结。
四年多以来，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执行了在过渡时期民族问题方面的总任务，这就是：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同建设祖国的大家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保障各民族一切权利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建设祖国的共同事业中，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步地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民族能进入先进民族之行列，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国民族工作获得了重大的成就，现在我国已经实现了国家的完全独立和统一，各民族人民都紧密地团结在自由平等的大家庭里。例如过去受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压迫，和祖国形成了分离状态的西藏，已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西藏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
宪法草案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肯定了建国四年多来的实际情况，也表达了各民族的共同意志。我们国家有几十个少数民族，他们都统一团结在平等、友爱、互助、合作的民族大家庭里。这种统一对于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很大好处。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在多少年来的革命斗争中深深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和汉族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才能有各民族的幸福生活；只有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继续加强各民族间兄弟般的友谊和团结，才能巩固地保卫革命胜利的果实。
宪法草案总纲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种规定完全符合于各民族的利益，它是建立在民族平等自由，有当家作主权利的巩固基础上的。宪法草案总纲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民族都有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这就不仅充分保障了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同时也巩固了祖国的统一。这表明我们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的优越性，它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所不能比拟的。
二
宪法草案第二章第五节，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作了专门的规定。这一节把共同纲领上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基本原则，在宪法草案上固定下来并加以发展了。根据宪法草案的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分别建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民族自治机关。各民族自治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这就是说，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地方的财政；按照国家的军事制度组织本地方的公安部队；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这些条例在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就发生法律效力。自治机关的形式，可以按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规定。这就充分地保障了每个有聚居区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不受侵犯。
在旧中国，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剥夺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不容许他们建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一贯主张少数民族应有自治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在过渡时期的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中，也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各少数民族都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到一九五四年五月底为止，全国已建立了五十八个县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区。这些自治区都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亲密无间的团结在新中国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全国各地的实践证明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优越性，证明了它确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钥匙。民族区域自治实行后，普遍加强了各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性，加强了各民族间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密切了自治机关同人民之间的联系，逐渐促进了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现在，全国各地建立自治区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已经建立起来的自治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进步。以成立最早、发展较快的内蒙古自治区为例，可以最好地说明这个问题。过去内蒙古生产十分落后，现在大大地发展起来了。在农业方面，一九五二年全区粮食总产量就比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五。在牧业方面，牲畜头数到一九五三年比一九四七年增加了一倍。过去内蒙古没有什么工业，现在已开始有了若干现代化的工业建设，仅在一九五四年新建和扩建的地方国营工厂就有四十五座，今年国家对自治区地方国营工业的投资超过了去年的四倍以上。由于生产的发展，人民购买力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一年的四年间提高了将近四倍。过去在反动统治时代，民族文化受到了极严重的摧残，蒙族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文盲。现在已有了三千七百多所小学和三十所中等技术学校，并且头一次有了高等学校（现有三所）。自治区成立七年来，入学儿童已达到学龄儿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另外还培养了三万多名干部。过去疾病蔓延，人口急剧减少，现在由于卫生医疗工作的开展，人口不仅停止下降，而且开始上升。
三
四年多来国家一方面大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一方面为逐步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而奋斗。在多年的反动统治的压迫和剥削下，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一般都比较落后，有的少数民族还过着半原始的生活。因此，如果没有先进兄弟民族进行长期的无私的帮助，他们不易迅速发展和进步。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五年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共产党人……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因此，发展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使他们提高到先进民族的水平，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共同纲领中就规定了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事业，现在，宪法草案上又把这一政策肯定下来了。宪法草案第二章规定：各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并且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这就进一步保障了各少数民族的发展。
几年来，经过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领导和帮助，并由于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团结和觉悟提高，全国各民族自治区和民族聚居区，一般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和发展。在农业方面：各少数民族地区中，据调查，西康凉山彝族自治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云南的蒙自、思茅、丽江等专区和贵州省很多大山区的少数民族人民，仍然使用着木质农具，只有少数地区五、六户农民才能合用一把锄头。因此，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力。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只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间拨给西南的农具专款就达七八八亿。而西南只在一九五三年就制造了一百多万件农具，无偿地发给了各族人民。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各族农民的生产力提高了。据云南省德钦县藏族自治区和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不完全的统计，一九五三年共扩大耕地面积一万一千八百多亩。在牧业方面：解放前西北区牧畜业生产日益衰落下降。现在，西北的牧畜业大大发展起来了。在解放后的三年中，青海牲畜增产百分之二十，新疆增产百分之十八。在工业方面，各少数民族地区过去几乎没有。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已有大小工厂二百多个，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区较大的工厂有十三个，新疆也开始有了当地的现代化的工业。随着工业的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事业也在发展，在一九五三年全国修建的五千多公里公路中，少数民族地区就占了百分之五十七。
随着各项生产事业的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发展起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北京已成立中央民族学院外，某些大区及省区都建立了民族学院和民族干部学校，大批培养了民族干部。据一九五三年统计，连以前所培养的在内，全国已有十万名左右的脱离生产的少数民族干部（不包括军队中的少数民族干部）。我国约近四千万人口的数十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民族的干部。各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有了发展。如西南区少数民族的中学生和师范生现在比过去也分别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和百分之七十。湘西苗族自治区在解放初只有四十七所小学，到一九五二年就增加到一千六百九十多所。过去少数民族极少用自己文字出版书刊。解放后，我国只在一九五二年就用蒙、藏、维、哈等民族文字出版了三百七十二种书籍，约四百三十九万册。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了本民族文字的报纸。此外，国家也正在积极创造条件，准备为还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电影、广播等事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
过去少数民族地区比较普遍地流行着性病、疟疾、其他传染病及妇儿科等病，因而各少数民族人口减少的状况极端严重。如新疆阿勒泰专区二、三十年前原有蒙族五千余户，现在只剩六百余户。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了改变这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人口下降的灾难，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开展了医疗卫生工作，到一九五一年八月止，专为少数民族恢复和新建的卫生机构就有九十四所，医院二十四所。去年国家拨给少数民族卫生事业补助费达两千二百七十多亿元，比前年增加了一倍多。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少数民族的各种疾病。
四
除了民族自治区和民族聚居区外，我国各地区散居的少数民族也享受着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一九五二年颁布的“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份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充分保障了散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公民权利。散居少数民族在过去是最受歧视的，现在已完全享有民族平等权利，有权参加有关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在选举时对他们更有特别照顾，例如选举法第三十条规定：“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份，均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应选代表名额以人口比例为基础，其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得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一般不得少于二分之一。”这样他们就充分享受了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平等权利。在过去他们被逼迫隐瞒自己的民族成份，现在承认自己民族成份的人日益增加起来了。
此外，已将灭亡和被遗忘了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保安、雅库特等族，现在已获得了重新发展的机会。有聚居区的鄂伦春族已建了相当于县级的自治区，自己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开始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
五
综上所述，四年多来，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聚居的少数民族大多数都已实行区域自治；散居的少数民族都已享受了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这些伟大的成就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才能够出现。在旧中国各民族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各民族间是不团结的。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造成了中国各民族间互相歧视甚至互相仇杀的关系。到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人民公敌蒋介石甚至否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论联合政府”里曾指出，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招致了中国各民族团结的破坏。中国共产党则与过去的反动统治者完全相反，坚决反对民族压迫政策，主张民族平等政策，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为中国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成为一个民主、自由、友爱、团结的大家庭而奋斗。
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即为一些少数民族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领导了很多少数民族人民进行了革命斗争。例如在广西僮族地区建立了左右江十余个县的苏维埃政府；在红军长征路经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时，撒播了革命的种子，当时在西康成立的“博巴伊特瓦政府”（意即藏族人民政府），就是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之下建立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则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例如在华北地区曾组织和领导了以马本斋为首的回民支队，坚持了当地的艰苦的游击战争。此外还在延安举办民族学院培养了蒙、回、藏、苗、彝等各族的革命干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又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驱逐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了胜利的解放战争。各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也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开展起来。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就是在内蒙古人民革命运动高涨的基础上，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之下成立的。从一九四四年就开始的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维、哈等族人民反对国民党的民族压迫的革命运动，在解放战争中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三十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它一贯为消灭民族压迫制度，为建立各民族友爱团结的大家庭而奋斗。
现在，我们祖国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已经胜利地进行了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恢复国民经济等大规模的斗争，从一九五三年起又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我国各族人民正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我国各民族在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指导之下，已经进一步巩固了友爱、团结和互助的关系。正如宪法草案所说：“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这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胜利记录。毫无疑问，我们的宪法草案将得到各少数民族的热烈拥护，成为他们为新生活而斗争的伟大旗帜。
让我们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
第3版()
专栏：
在三岛山下
——越南农村散记之一
展潮
夕阳的斜辉透过了云层，把越南北部的避暑胜地—三岛山，映衬得格外的好看。
这座远近闻名的山峰，仿佛是三个翠绿色的岛屿似的，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有时候，它层次分明地站在那里；有时候，它又忽隐忽现地躲到烟雾的纱缦后面去了。
三岛山左近，是北越的山区和平原互相交替的丘陵地带。这座名山以它挺秀的峰峦，自西向东穿过那些波纹起伏的土地，刚好把永福省和太原省分在南北两面。在北面，傍依着山脚，是太原省的大慈县。不久以前，越南人民富有历史意义的土地改革运动，就是在这里首先实现的。
傍晚，我们完成了最后的行程，走过一条相当长的独木桥，来到了新泰社。这是大慈县最初试行土地改革的六个社中的一个。
新泰社具有北越农村的许多特色。一座座低矮的农舍，时而分散、时而集中，在稻田旁边形成一个个疏疏落落的村庄。在这些叫做“屯”的村庄旁边，通常都有一片或大或小的竹丛。
有一条工河从新泰社中间穿过，全社十个屯差不多都可以利用这条河水灌溉田地。我们来到的时候，农民正打田间往家里走，少年儿童也从学校里或者牧放的地方回来了。河湾深处有许多人在那里游泳，离得不远的地方是几条水牛，它们正满足地把鼻子露在水面上呼吸。
我随着土地改革工作队的干部走向河边的一座普通的农舍，这是社农会书记（主席）阮文闲的家。这时主人刚好在屋子里，他和他的母亲热情地迎接我们。夜间，便把我们安顿在他家的外间住下。
阮文闲是个不满三十岁的雇农，越南劳动党党员，他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积极地领导农民进行斗争，被大家选做社的农会书记。他一家三口人：母亲身体不大壮实，在家里烧饭和喂养牲畜；妻子是个积极分子，当时正随着社的民工队出发，到几十公里以外去修筑公路；阮文闲自己一面工作、一面坚持生产，是够忙的。我们到的时候，他刚从田里回来，匆匆忙忙吃过晚饭，便提着一盏“瓶子灯”开会去了。那天晚上开的是一个屯子的农民代表会，中心是要把剩余的一亩多田合理地填补到需要土地的农民手里。这是一桩相当繁杂的工作，必须让群众充分地讨论研究后才能作出决定。阮文闲主持会议一直到深夜才回家，第二天天蒙蒙亮就又爬起来到田里生产去了。
在新泰社一共住了两天半，我们挨户地探望了许多农民的家庭。这些农民，有的刚刚挪到新盖起来的屋子里，有的两三户人家一起搬进了恶霸地主宽阔的庭院。我注意到，所有的农家都缺少不了一样共同的物品，那就是胡志明主席的像。这些被人们郑重地从报刊上剪裁下来的、或者是临摹下来的领袖像，总是被张挂在整个屋子最显要的地方，并且往往还附着这样的越文标语：“越南劳动党万岁！”“胡主席万岁！”
翻身农民阮文其紧紧抓住我的手，把我领到他家里，坚持地要我喝一碗浓茶。这位已经六十多岁但是看起来还相当壮实的老农民，端着一个大竹筒做的水烟袋，在我对面的门坎上坐下来，稍微有点激动地谈到他自己和全社农民过去悲惨的遭遇以及翻身后的喜悦。
五十多年以前，新泰社还是一片荒山野地，当时只有一些在红河三角洲被地主和法国殖民者压榨得没有活路的农民逃来这里，他们辛勤地劳作，终于在今天新泰社的中心那座小山丘——鸡巢山附近开辟出了三十多亩田（北越亩，每亩等于中国五亩半）。到一九零二年，法国殖民主义分子德蒙巴干和义神甫来了，随便画了一张地图，宣布鸡巢山四周、工河右岸的三百九十多亩田地全部归他们所有，成立了“田庄”。后来，德蒙巴干又诱骗太平省和南定省的灾民上来开荒，说开出来的荒地归自己所有，事实上农民开垦到那里他便霸占到那里，并且还要课以重租。到一九一七年，另外一个殖民主义分子加里来接管“田庄”，就更变本加厉了。他私自制定“土地法规”，强迫农民签订“合同”，限令农民不论天旱水涝都得一律交租，并且还要无偿地为“田庄”服劳役等等。每亩田租，迅速地从十桶（每桶二十公斤）、十二桶上升到二十桶、二十五桶，有的甚至达到三十桶。农民们除了把全部收获都缴纳出来之外，还要在“田庄”的账本上签字画押。许多农民因为忍受不住这种残酷的压榨，便偷偷地逃散了。
在工河左岸，还有另外一个“田庄”，一共占据了一百一十多亩田。这个“田庄”，也是由法国殖民主义分子德蒙巴干和义神甫采取同样的手段，在一九零四年“建立”起来的。一九三零年，这个
“田庄”从殖民主义分子手里转移到越南地主杜庭道手里。杜庭道是北越的大地主，他凭借着帝国主义的势力，在“田庄”里为非作歹，无限度地剥削农民。
除了两个大“田庄”之外，新泰社还有许多属于十二户本地或者外来地主的庄园。这些几乎都是从农民手里霸占去的庄园，散布在全社各个角落里，和两大“田庄”互相呼应，形成了一个对农民统治的罗网。许多在平原被挤压得没有办法活下去的农民，扶老携幼地逃跑到这里，原想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但是当他们在殖民者和地主的罗网里再也挣扎不下去的时候，又只好流落他方。从别处来的农民，又很快地填补了他们的位置。
这就是“八月革命”以前，新泰社的一幅惨淡的图画。
到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成功了，新泰社也和越南解放区的许多农村一样，基本上摧垮了法国殖民者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政权。但是反动的地主阶级并不甘心于死亡，他们涂改成份，隐瞒或者分散田地，并且钻到社抗战行政委员会甚至越南劳动党的基层组织中来，企图使这些部门完全变质，维持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统治地位。
一九五三年秋天，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胡志明主席派来了工作队，在新泰社发动群众，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和土地改革运动。那些过去骑在农民脖子上的恶霸地主和“田庄”管理员，都在农民的诉苦说理斗争中低头认罪了。民主政府支持了农民合理的要求，枪毙了恶霸地主邓曰康，他曾经杀死六个农民、霸占几十亩农田，并且还准备去迎接法国侵略军。民主政府还按照农民的要求，扣押了两个“田庄”管理员黄春护、黄文银，这两个家伙不仅是法国殖民主义分子的帮凶，还仗势霸占农民的田地，并且每一个都有两条人命以上的血债。
到一九五四年春天，新泰社的土地改革运动全部胜利地结束了。农民们兴奋地在分得的田边插上了界标，这些过去曾是他们用双手开垦出来的田地，现在又回到他们手里来了。
几辈子连一块脚板大的田地还没有过的阮文其，这次一共分得了一亩二分田、三分之一头耕牛和一副犁。当他接受这些东西的时候，激动得流泪，他说：“党、政府和胡主席的恩情，真是比亲生父母的还大”！从此以后，这位老农民便起早搭黑地去拾粪，他说他每天要沤够一挑肥，好把田喂得饱饱的，响应胡主席增加生产的号召。
不仅阮文其一个人，全新泰社农民今年都很重视积肥，连过去一直迷信粪便会把庄稼薰坏的土族和寨族农民，也积极地掏挖粪坑。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塔黄屯，在很短的期间内，就出现了二十多个从来也没有过的“粪坑”。
土地改革后的农村面貌，真是焕然一新。
过去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挑拨离间，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很不融洽的。土地改革以后，新泰社的京族、土族和寨族农民不仅互相往还，而且还在一起互助变工。今年夏耕的时候，各族农民自动地募集了三十桶谷种、二百五十公斤木薯、红薯以及别的一些杂粮，帮助二十八户刚翻身家底比较薄的农民解决了困难。土地改革后不久，全社各族农民连续突击了几天，终于修成了一条二百多公尺长的河堤。使工河右岸的二十多亩田在雨季里免遭水淹。人们现在正酝酿着在另外的两个地方修筑两道新水渠，当这个计划实现的时候，将有一百五十亩一季稻田变成两季稻田。
许多过去失掉了房舍的农民，在大家的帮助下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我在新泰社的时候，已经有五个雇农和两个贫农搬进属于他们自己的新屋子里。这些典型的越南农舍，多数是在外面围上一圈竹篱笆，里面留着一块小天井，房子座落在稍为高一点的地基上，在用茅草和竹片盖成的屋顶下面，是坚实的土墙和可以活动的门窗。有一个叫邓文景的五十七岁的老年农民，过去田地叫地主霸占了，夫妇两人不得不分别出去当雇工。土地改革以后，他们分得了一亩五分田、三分之一头牛，还有一座房子，老两口又回到一块来团聚。
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农村，喜事也特别的多。刚分配过田地，就有六对男女农民结婚。这六对新婚夫妇，要是按照男方成份来算，就是三户雇农、两户贫农和一户中农。除了中农，结婚年龄都比较大。两个贫农，一个三十九岁，一个四十二岁。按照这一带以前的风俗，要结婚可真不容易，男方必须先送一条牛、一双金耳环、一对银项圈和两套细料衣服的聘礼，到娶亲的那天还得请全屯人吃一顿酒席。社会上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那有女儿嫁给那些衣服破烂的人！”当时贫苦的农民是很难得结婚的。可是现在不同了，只要男女双方自愿，到社抗战行政委员会去登记，结婚那天在屯里开个联欢会，由社抗战行政委员会的代表宣布之后，大家随意地讲讲话、喝喝茶、唱唱歌，就算是完婚了。雇农郑文耳和邓文花结婚的那天，贫农吴文兆也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一九四四年，吴文兆因为结婚借了地主五十一块钱，结果把一亩七分田和五间房统统都押给地主阮尊，直到这次土地改革才翻了身。在自己阶级弟兄的婚礼会上，吴文兆简直压抑不住心头的高兴，他指着在金星红旗下的胡主席像说：“我们要跟着伯伯、跟着党走到底。”
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我怀着依恋的心情离开了新泰社。那些曾经在一起亲切地叙谈过家常的农民们，有的正在农民识字班里默写生字，有的正在干部补习班里学习。当我们穿过了茂密的稻田，从鸡巢山法国殖民主义分子“田庄”管理处的废墟旁边经过，走向那条独木桥的时候，远远地还可以看得见一座架在非常高大的木杆上的小竹阁——新泰社农民的“广播电台”，这时候正有人在用锌质的喇叭筒报告新闻，可以听出那是关于奠边府胜利的消息。
第3版()
专栏：
首都和全国各大城市
积极筹备纪念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
为了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首都和全国各大城市已在积极地准备各种活动，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俄罗斯杰出作家安东·巴夫洛维奇·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
在首都，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六个单位已联合组成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图书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及其他有关单位也都参加了筹备工作。七月十五日在首都将举行世界文化名人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
由北京图书馆举办的契诃夫生平图片与著作的展览会也将于同日在北京图书馆开幕。会上将展出有关契诃夫生平的各种珍贵图片，契诃夫剧作在中国与苏联的演出剧照，和契诃夫著作各种文字版本。
中苏友好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将联合组织电影观摩会，分别在青年宫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放映根据契诃夫剧作和小说拍摄的短片“蠢货”、“纪念日”、“假面舞会”、“罪行”和彩色故事片“依人为生的安娜”（“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并将放映传记片“契诃夫生平”。招待北京文艺界人士。
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将联合举办契诃夫剧作座谈会，邀请文艺工作者参加，由洪深、焦菊隐、曹靖华、孙维世等作专题发言，介绍契诃夫戏剧创作、契诃夫与莫斯科艺术剧院以及契诃夫著作在中国的情况。北京图书馆将于七月十八日在天桥剧场举办群众性的报告会，会上除朗诵契诃夫的小说“旺卡”、“谣言”和“苦恼”外，并由汝龙报告契诃夫生平和他的小说创作。此外，中国作家协会还将举行契诃夫小说座谈会。
纪念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编印了“纪念契诃夫画册”，这个画册，收集了契诃夫生平的活动、著作、戏剧演出、著名画家为其著作所作的插图、契诃夫在苏联的影响等珍贵图片一百五十余幅。“剧本”月刊还编印了“纪念契诃夫专刊”其中选译了小型剧本七个，发表了茅盾、洪深的纪念文章，译载了叶米尔诺夫著名论文“论契诃夫的社会思想立场”，此外，并附有契诃夫的“传略”、“生活与著作年表”、“契诃夫作品中译编目”等文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广播焦菊隐报告“契诃夫和我们的时代”，朗诵契诃夫的作品“幸福的人”等，并将广播北京的纪念会的实况和各地纪念新闻。
第3版()
专栏：
中国科学院举行座谈会
交流和总结学习苏联的收获和心得
中国科学院自五日至十日在北京举行座谈会，交流和总结学习苏联的收获和心得。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所属各研究机构推选出来的代表和部分研究机构的负责人等共一百五十多人。
座谈会涉及的范围很广泛，主要包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苏联科学大师米丘林、巴甫洛夫、勒柏辛斯卡娅、威廉姆斯等的学说和重要的苏联科学著作；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苏联科学的成就以及学习俄文和翻译俄文文选等。科学工作者都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事例和亲身的体验说明了苏联科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动物学家陈桢研究金鱼遗传已有很多年，过去由于受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影响，一直无法理解金鱼的遗传。自从学习了米丘林学说，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了重要的发展。这位老科学家在会上用米丘林关于“有机体与生存环境统一”的原理令人信服地对金鱼的起源和遗传从理论方面和历史方面作了详细的解释。微生物学家裘维蕃在发言中说：“如果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那么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就无法认识它的妙处。例如我在初期的学习中就无法想通为什么‘基因’学说是形而上学的；为什么‘循环发生论’是反进化论的观念，对辩证唯物主义有了初步认识后，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就进了一步。”
座谈会上许多代表的发言说明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自从学习苏联以来，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都有了很大收获。思想上的收获是：初步建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对许多科学部门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根本问题树立了正确的看法，澄清了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许多不正确的观点；在好些过去研究方向不明确的科学部门内——如心理学、分类学、细胞学、形态学、遗传学等，现在已明确了方向，找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因而大大加强了研究人员的工作信心。
和上述思想上的收获同时，苏联先进科学理论和成就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也就产生了果实。例如关于建立中期天气预报、高炉砖的改进、钢玉质瓷刀的制造、铁矿磁选、石油分析等问题的研究都由于学习苏联而有了满意的成果。在学习俄文方面，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全院已有百分之九十三点二的人员学会了俄文，其中百分之七十三点五的人员已能阅读专业苏联文选，百分之二十六点八的人员已能翻译专业俄文文选，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已翻译了一千五百多万字的俄文文选，对学习苏联先进科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北京四十多万学生开始了愉快的暑期生活
北京市各大、中、小学校的四万八千多教职员工和四十一万多学生，已在七月上旬陆续开始了愉快的暑期生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局等九个单位已组成“北京市大、中学生暑假活动委员会”，筹备和组织学生暑期活动。北京市教育工会也在安排教职员工的暑期休假生活。
学生们在暑期要进行多种多样的活动。有不少大学和高中的学生们将参加义务劳动，为苏联展览馆挖八千三百平方公尺的湖面；有二千名初中同学要分批到陶然亭去植树；有五千名小学五年级的小学生们到天坛苗圃去拔除杂草。各项军事体育活动也将展开。在计划中要到潭柘寺爬山、游览，到后海去划船，并有五千名高中以上的学生分批到风景幽美的明十三陵去渡过野营生活，在那里学生们在白天要学习实弹射击，学习有关收发电报和航空模型的知识，晚上还有愉快轻松的晚会。此外还要组织歌咏比赛会，诗歌朗诵会等。现在各校都在准备节目，有八个高等院校和八个中学已报名参加诗歌朗诵会。北京市大、中学生暑假活动委员会为了满足学生各方面知识的渴求，将在暑期中举办各种青年讲座，有国际形势、国家工农业建设、文学艺术、科学常识和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等的介绍。
全市教职员工暑期的活动主要在校内、市内和近郊。市区各俱乐站里，将组织文艺会演，各种文娱比赛和报告讲座等活动。北京市教育工会在颐和园和北戴河，举办了“教工之家”，供一部分教职员工去休息游览。北京石油学院、北京矿业学院等七所院校的教职员工组织在一起，将联合举办演出会和各种活动。（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二十六期内容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一九五四年第二十六期中文版已经出版。
本期在题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的社论中指出：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已经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即兄弟般的友好、信任和经常互助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特点是充分尊重大小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和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关系，即强者奴役弱者和侵犯国家主权的关系是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友谊是各国人民最伟大的成就。这种友谊保证了这些国家在政治上、技术上和经济上不依赖资本主义世界，并为本国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种友谊是这些国家的主权的可靠的保障，是世界和平的支柱。社论着重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牢不可破的友谊巩固着和平民主阵营，对于整个国际形势发生着巨大的影响。拥有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民主阵营的各国人民警惕地保卫着和平。他们已经结成牢不可破的友谊，他们将随时给予任何胆敢侵犯他们的胜利果实的侵略者以毁灭性打击。
本期摘要刊载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威廉·西罗基在捷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本期刊载的重要文章有：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乔治·谷尼欧的“不，主权国家的时代并没有过去！”，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萨·米库尼斯的“以色列共产党为和平和民族独立而斗争”。
谷尼欧的文章指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维护反动派利益的政党和政客都在加倍卖力地企图使舆论界相信有必要消灭民族国家的主权。但是事实上，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今天这样强大的反对民族压迫，争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主权的运动。十亿以上的群众，即资本主义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参加了这一争取独立、争取成立自由国家的斗争。在民族解放运动面前，帝国主义者是软弱无力的。对于那些再也不愿意过目前这种生活的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民来说，对于最近已经挣脱了帝国主义枷锁，或正在争取把自己从这枷锁解放出来的广大群众来说，主权国家的时代非但没有过去，而且还只是刚刚开始。
米库尼斯的文章综述了以色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附美国帝国主义、人民群众受到双重的剥削和压迫的情形，和人民群众由于痛恨美国垄断资本的奴役政策而展开斗争的情形。文章着重说，以色列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者在各族人民中间煽起仇恨。它站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者奴役以色列和争取民族独立与和平的斗争的前列。它不怕任何困难，不疲倦地继续为工人阶级的战斗的统一行动而斗争；它正在加紧斗争，争取建立一个广泛的爱国人民阵线，反对反人民的政府及其美国保护者，并争取建立一个维护和平和民族独立的政府。（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