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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加强中朝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事业而努力
国立艺术剧场领队 李曙乡
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艺术团朝鲜人民军协奏团领队 姜哲渊
国立古典艺术剧场领队 安英一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人民以鲜血结成的深厚友谊，为了进一步加强中朝两国人民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文化交流事业，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艺术团来访问我们伟大的邻邦——中国，今天已圆满地结束这一光荣的使命，就要回国了。
我们代表团艺术团三月十六日在北京怀仁堂开始演出以来，有三个多月了。在这期间，我们访问了中国广大的地区，西到兰州，南到广州，西南到重庆，东北到哈尔滨，经过二十八个大城市，演出了
一百二十九次，受到了中国人民热烈的欢迎并得到了中国人民热情的协助，使我们能够顺利地完成这次访问演出的任务。我们艺术团全体成员谨向兄弟般的中国人民表示深深的感谢和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们每次演出，不管在剧场或在广场，中国人民都给以热烈的欢呼和雷动的掌声。中国的报纸杂志，包括人民日报都为我们的演出发表介绍和评论，对我们的演出表示了热爱。同时在中国人民给我们的许多珍贵礼品中，有很多礼品是文化方面的，这对发展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文化艺术交流事业将起很大的作用。
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人民对我们的艺术抱着这样的欢迎和理解，正是对于经过战争的艰苦考验，为发展自己新的民族文化而忘我奋斗的朝鲜艺术工作者的欢迎和理解。
在重庆演出时，大雨淋湿了舞台，我们就洒上锯末继续演出舞蹈“祖国的儿子”。这时，三万五千观众中有很多人都被那用自己的火热的青春的胸膛堵住敌人枪眼的朴石峰英雄的事迹感动得流出了眼泪。特别当观众响起狂热的掌声和高呼时，我们立刻就想起这样的一天——那是在朝鲜前线，当时外面下着大雨，我们仍在前沿的战壕中上演这个舞蹈。
当成千上万的观众听完“汽车司机歌”而鼓着热烈的掌声时，我们就想起在敌机轰炸新高山七十里平野时，不分昼夜向前线运送粮食弹药的英勇的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输送部队的勇士们；又想起我们在地下坑道和他们一起同艰共苦创造了这歌曲，并和他们一起高唱这歌曲的情景。
当“蔷薇”舞蹈的演出受到观众雷动般的欢呼和鼓掌时，我们也不得不想起在暂时后退时期，在鸭绿江边的田野上，在刺骨的寒风中，坚持练习这个舞蹈的情景。在保定我们曾给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伤的荣誉军人演奏了“朝鲜在战斗”。当我们被这些满身荣誉的观众的热烈情绪感动时，就想到了我们在牡丹峰地下剧场初次上演这个节目时的情景：虽然敌机在我们的头上不断轰炸，可是我们怀着对敌人更深的仇恨继续演奏。兄弟般的中国人民，都理解这些。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理解，所以他们对我们的艺术表示了欢迎和热爱，通过每一次的公演，不仅更加鼓舞了我们的热情，并且使得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我们两国人民用鲜血结成的友谊是越发巩固了。
在这次访问演出中，我们还参观了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进行着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我们都被这庄严的建设事业所鼓舞，我们也把中国人民“百花怒放”的艺术文化的成就当做自己的成就而兴奋。学习中国的艺术，这是我们这次访问中国的一大希望。今天我们看见了中国艺术界的同志们遵循着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为了正确的继承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古典遗产，为了收集和整理民间艺术，他们深入人民群众体验群众的生活，同时学习苏联的先进艺术，以便更好地发展自己的民族艺术。我们学习到了他们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看到了他们优秀的艺术创作。
我们舞蹈团的同志们学会了中国少数民族优美的舞蹈，歌剧团的同志学会了很多中国民谣和新歌谣，我们古典艺术部门也学会了不少的歌舞和古典乐，舞台美术部门也学得了许多宝贵的舞台设计经验。
今天新中国的艺术，依据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在自己民族丰富的卓越的艺术遗产的基础上，达到了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统一。并且正在培养新的艺术人才，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照亮了他们前进的道路。中国的艺术有着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制度的保障，它的发展将是灿烂辉煌的。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
这儿我要特别提到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领导下的中国各少数民族艺术的辉煌发展。我们在内蒙古、西安、兰州、长沙等地看见了蒙古族、藏族、苗族的艺术正在自由地生气勃勃地发展着，并且看到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朝鲜族艺术文化的灿烂的发展。他们运用自己美丽而多样的民族形式把他们自己的幸福生活，把他们对劳动的荣誉感、把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无限感激形象地表现出来。
我们还看到了兄弟般的中国人民继续广泛地深入地展开着抗美援朝运动。
这样的事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大大地鼓舞了我们，给我们增加了新的力量。我们回到祖国之后，要把这次访问中的收获和兄弟般的中国人民的友情传达给朝鲜人民，我们相信，这一定会极大地鼓舞为重建祖国而斗争的我国人民的。同时，我们也相信，这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将产生巨大的鼓舞力量，我们将尽全力来加强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事业。
我们谨祝兄弟般的中国人民艺术家们取得新的胜利和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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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开展经常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中共松江省直属机关委员会副书记 陈云鹏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目前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党组织领导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但可以使我们在执行政策中可能发生的偏差在萌芽状态中就得到纠正，而且能够提高党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政治责任感，培养他们虚心诚恳不怕暴露缺点错误并能认真地改正缺点和错误的思想作风，从而防止和减少工作中的偏差。因此，党的各级组织及全体党员必须更加重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松江省直属机关党的组织以及大部分党员一般是注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的。在省直属机关的两届党员代表大会上，都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向一切不良倾向进行斗争做为一项重要的决议提出。在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上还介绍了省联合社、邮电局支部委员会关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经验，总结了省直属机关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的意见。这样就大大地推动和启发了党组织和党员更进一步的重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松江日报编辑部、省联合社、教育厅等支部都能认真地总结一个时期的党员思想，从中找出主要的带普遍性的问题展开讨论、分析、批判，提高了思想，推动了工作。但类似这些支部的做法，在省直属机关党的组织中还是不多的。有的党组织虽然能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只限于一时或一事，而不能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化，往往是当一个运动来了以后，或上级党委强调这个问题时，党组织就紧张一阵，过后就“万事大吉”、“风平浪静”。此外，还有些党员以形式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当别人对他提出批评之后，他也表示虚心接受，但过后却并不积极地改正，甚至重犯类似的错误，再照样检讨。这就表明没有经常性地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无法帮助一些同志彻底地改正缺点或错误。
怎样才能使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化呢？从松江省直属机关党组织的情况看，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必须使大家充分认识开展经常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意义。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经常性。斯大林指出：“一些同志认为自我批评是转瞬过去的现象，是一种时髦品，它与普通任何时髦品一样一定很快就会过时的，——这些同志是完全错了。其实自我批评是布尔什维主义武库中不可分割的和经常运用的武器，这个武器与布尔什维主义底性质本身、与它的革命精神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由此可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员随身携带的一种武器和经常使用的工具。但我们没有这样做，在日常工作中很少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去检查工作中的问题，往往是当工作中有了严重错误，党和人民的事业已经遭受到损失的时候才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当错误还在萌芽的时候，我们却很少展开批评和揭发错误。我们很容易忽略了萌芽状态的东西，认为这是小错误，是不要紧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的错误都不是突然发生的，常常是由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开展经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防微杜渐不使小的缺点或错误滋长和蔓延的有效方法。
第二、及时研究解决各种思想顾虑是开展经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先决条件。省直属机关中有
一部分党员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存在着以下几种思想顾虑。
有些人认为开展批评会伤感情，失掉和气，见面不好意思，因而对同志们的缺点错误采取迁就原谅的自由主义态度。有的人说：“话到嘴边留半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马马虎虎就过去了，谁还没有点缺点和错误呢”。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特点之一，就是坚持原则和不顾情面。批评的原则性就是党和人民的利益，而这种顾虑正是把私人利益置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的一种个人主义思想。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就指责了这种因为不愿“树敌”而放弃原则性批评的错误。他说：“也往往看见有人用所谓讲私人感情的态度，用家庭办法来解决问题。譬如说，身为某个组织上层领导机关委员的张三犯了极粗暴的错误，弄坏了事情。但李四却不肯去批评他，不肯去揭露他的错误，不肯去纠正他的错误。其所以不愿这样去做，是因为不愿“树敌”。犯了错误，弄坏了事情，这有什么要紧！我们中间谁人不犯错误呀！今天我宽恕他这个张三，明天他就会宽恕我这个李四。须知，我自己也不能担保不犯错误啊！和平了事多么好，既体面，又和气。”并且指出：“如果我们为了某些同志底安宁而放弃自我批评，那末除了使我们伟大事业陷于灭亡而外就得不到什么旁的结果，这难道还不很明显吗？”因此，必须教育党员克服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如果允许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存在，不但不能及时地揭发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而且影响党的团结。因为这些同志没有正式批评的勇气，往往就好背后议论，形成小广播。
有些人认为受了批评就会失掉面子，失掉威信，因而不能虚心诚意地接受别人的意见。他们在对待批评时往往不注重考虑别人批评的基本内容，常常过分强调别人批评自己时的态度、方式和分寸，常常以别人态度不好、分寸不当为借口来拒绝批评。这是很不对的，是和毛泽东同志屡次教导我们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应采取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相违背的。我们应当认识到批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纠正我们的缺点或错误，更好地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推向前进。因此，对于任何善意的批评，即使批评者在态度上、方式、分寸以及事实根据上有些缺点或者不完全正确，我们也应该抱着欢迎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接受正确的部分，对不正确的或不符合事实的批评，则耐心地、诚恳地把事实真相加以解释和说明，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应有的态度。当然，对于批评者来说，是应该力求事实确切、分寸恰当，并且注意批评的态度，以便对方容易接受。
第三、紧紧的与日常工作相结合，是开展经常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方法。它不但可以使每个党员都能随时随地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检查缺点或错误，从而改进和提高工作，而且也能够使每个党员养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习惯，使他们真正感到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日常工作中不可缺少的武器。为此党组织就必须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要善于通过各种形式和方法了解和研究党员思想情况以及在执行政策完成任务等方面的问题。因为只有掌握住这些情况，党组织开展批评向不良倾向进行斗争才能有所依据，才能作到有的放矢。党员应该主动地向支部汇报自己在思想上、工作上以及执行政策等方面的情况；党的组织也要通过各种形式和方法（召开小型座谈会，个别谈话，党的小组会以及询问人民来信部门等）主动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然后加以分析，研究。这样就能够抓住每个时期党员干部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的和带普遍性的问题，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锋芒引向这方面来，避免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仅仅用去解决一些生活琐事问题。
党组织掌握了党员中间存在的主要的带普遍性的问题以后，要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批判和提出改进意见，然后向党员进行传达并号召党员联系自己进行检查。一年来，我们体会到这是解决党员中间存在的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省直属机关党委在一九五四年第一季度，就全面地研究了机关中党员干部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召开了总支委员、支部委员、小组长会议和党员大会，由党委书记作报告。会后各总支、支部组织党员进行了讨论，多数党员都联系自己进行了检查。结果，对于解决当前省直属机关某些党员干部工作上、思想上以及执行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很大帮助。
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强调自下而上的批评尤为重要。松江省直属机关党组织初步地注意了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在省直属机关两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不但特别强调说明了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规定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如严格行政负责干部的组织生活等，以便及时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去年，我们还组织党员学习了人民日报发表的黄逸峰压制批评的事件，并联系自己进行了检查和批判。在日常工作中也注意了检查开展自下而上批评的情形，并向个别领导干部压制批评压制民主的情形进行了斗争。因而自下而上的批评有了很大的开展。负行政责任的党员干部一般都能按时参加党的各种会议，听取党员的批评，在日常工作中也能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例如松江日报发表了读者揭发汤原县煤建公司向省商业厅所报的成绩不准确，并批评了商业厅厅长关舟同志的消息后，关舟同志就严肃地在报纸上检讨了自己应负的领导责任。但是，在省直属机关内也还有个别负行政领导责任的党员干部很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虽然他们口头上也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但当下面党员对他们提出批评以后，他们就不满意了。省人民银行有位副行长就是这样。一九五三年第二季度百货批发站及部分企业单位给松江日报投稿，批评银行压缩现金指标，影响批发站进货及部分企业单位资金周转。报社督促银行进行检讨，支部将材料转给他时，他说：“你们（支部）告诉报社，就说我不愿意检讨。”支部对他这种抵抗批评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在支委扩大会议上，连续进行了两次批判。又如省公路局一个干部给领导方面提过几次批评性的意见，而领导方面就借故把这个干部解职了。从这些情况看来，有些行政负责同志，对来自群众的批评不是持欢迎的态度，而是有抵制的情绪的。因而，当有人对他们提出批评时，他们就总想找出理由来掩饰自己的错误行为并反击别人。领导者这样惧怕批评不仅不能及时地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且会压制党员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马林科夫在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指出：“目前特别重要的，是保证展开自我批评与自下而上的批评，把那些阻碍对我们的缺点开展批评、压制批评及对批评者实行迫害与报复的人，当作党的死敌，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不能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人员是我们前进的障碍，他们还没有成熟得能做领导者，他们不能指望党的信任。”那些害怕批评和害怕暴露缺点或错误的领导者，应当更好的正视这一点，以端正对批评所采取的错误态度。同时，党组织必须对自下而上的批评给以支持、鼓励，使批评者感到他们所提出的意见会被认真处理，他们自己不会因为批评领导者而遭到打击或报复，即或遭到打击报复，也有党的支持。这样，他们才能无所顾虑地向任何人，特别是向领导者的缺点提出批评。
为了更好地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党的组织还必须教育党员克服各种错误观点。有些人认为对领导者提出批评，就会使领导者对自己有不好的看法，害怕受打击、报复以及影响提拔等。这些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他们不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而是首先考虑个人得失。因此，党组织要教育每个党员，使他们能够做到个人利益坚决服从党的利益，不顾情面地对任何人的缺点或错误提出批评，对原则性的缺点或错误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为了更好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组织还要及时地表扬那些敢于正视自己缺点和错误的党员，同时教育大家对有缺点或错误的党员不能持歧视的态度，而应积极地认真地帮助他们迅速改正缺点或错误。只有这样，才能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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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教育部、青年团中央
关于加强少年儿童暑期活动的领导的通知
少年儿童暑期活动的目的，是使少年儿童在假期中获得有益的休息，增进健康，扩大眼界和继续受到教育。几年来，有不少地方的教育行政机关、学校和青年团组织已经开始重视和领导这方面的工作，使少年儿童们能够过一个愉快而有意义的暑假，并以饱满的精神来迎接新学期的学习任务。但是，还有许多地区和学校对于儿童的暑期活动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领导，以至这些地方的少年儿童们，在漫长的假期中，得不到学校、教师和少先队辅导员的教育和指导，没有活动的场所，生活枯燥无聊，有些儿童还受到社会上坏人、坏事、坏书的影响，大大地减弱或者抵消了学校教育的效果。为此，我们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青年团组织加强领导今年的儿童暑期活动，在省、市、县、区一级可由教育行政、青年团、教育工会等方面组成暑期工作委员会，统一考虑暑期的全面工作，并订出计划，在照顾教师休息的原则下，合理地分配他们领导儿童暑期活动和对小学毕业生进行教育等任务。此外并可以适当地动员大、中学校，特别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参加工作，以领导广大的少年儿童参加各种有意义、有趣味的活动。兹提出下列意见，望各地研究执行。
一、儿童暑期活动的内容应服从暑期活动的目的，适合夏季的特点，并适合不同年龄儿童的能力、水平和兴趣。夏季可多搞户外活动，教育少年儿童坚持每天做早操，多举行各种体育、游戏和文娱活动。夏季又是儿童观察和研究自然的好机会，可培养儿童培植花草、采制标本、饲养动物的兴趣和爱好。夏季也适宜于举行短途旅行、参观、访问，使儿童了解和熟悉本地或本地附近的历史、地理、人民生活和祖国建设的情况。还可利用夏季晚上举行故事会、文艺晚会。暑期中应当注意指导儿童阅读书籍并教育儿童善于安排个人的生活，做好暑期作业。教育儿童在家帮助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或者农业劳动，进行适当的社会工作等。各地学校和少先队组织可以按照市、（县）区的计划，根据当地可能的条件，确定进行哪一些活动。
二、暑期活动的组织形式，要因人因地制宜。在一般地区主要以学校少先队小队（班级小组）或者以邻近地区少先队员和学生临时编成的小队（小组）为单位，定期展开多种多样分散性的小型的活动。在整个暑期中，还可以举行若干次较为集中的活动，如规定学生返校日，组织活动，或者举行中队集会等。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可以在学校、公共场所或者在较大的农村住宅中，组织暑期儿童乐园（儿童俱乐部），设置各种体育游戏用具、图书等，使附近儿童能经常有活动的场地和条件，并以此作为指导和组织各种儿童活动的据点。条件较为良好的地区或者学校，可以组织短期的“城内夏令营”，这种夏令营的特点是儿童住宿和吃饭都回家，每天有一定时间到营里来过集体生活和进行各种活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应该使儿童有一定时间帮助家务和过家庭生活。）在若干城市或风景优美的地方，如条件可能，则应联合有关方面，举办夏令营。市、区一级的教育行政部门、团委和少年儿童的校外教育机关还可以组织各种晚会和体育、游戏、比赛等。
三、儿童暑期活动是家长和社会人士所共同关心的事。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青年团组织应尽力取得各有关方面，特别是文化教育机关和团体、工会、各工矿企业部门，以及居民委员会、家长等的支持和协助，为儿童创造校外活动的条件，如举办夏令营、筹划活动场地和经费，放映早场电影，开放公园、体育场、图书馆等等。
四、学校中的教师和少先队辅导员要在暑期以前，帮助儿童订出活动计划，指导他们如何过好暑期。教师和辅导员在进行工作时，要善于听取儿童的意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各种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在暑期中，教师和辅导员应该安排好工作和休息的日期，定期检查儿童活动进行的情况加以指导，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问题。
五、暑假活动应十分注意儿童的健康和安全。活动不宜过多、过大，但是也不要单纯地采取禁止儿童进行某些活动的办法，而应该加强对儿童进行健康和安全教育，积极地引导和组织儿童参加各种正当、有益和有趣味的活动。对于某些可能产生危险或影响健康的活动，一定要有成人负责指导和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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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局今年抽调三千多干部转入工业部门
中共中央中南局今年上半年已抽调了三千多个干部转入国营钢铁、机械、有色金属、电力等重要的工业部门。其中有一千九百多个县级以上的老干部和一千五百多个经过锻炼的知识分子干部。他们已在六月份内陆续走上工作岗位。这批干部的转入工业部门，不仅在数量上满足各工业部门目前对于干部的需要，而且质量上也大都符合中共中央中南局规定的标准。在一千九百多个县级以上的老干部中就有二百五十七个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委员以上的干部。他们大多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他们转入工业建设部门将能迅速熟悉业务。在一千五百多个知识分子干部中，也大都是政治纯洁，经过土地改革等运动的锻炼，有一定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
为了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内中南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共中央中南局很早就全盘考虑了保证这些建设部门的干部需要问题，并根据全区许多大厂矿筹建工作情况，决定在一九五四年内从农村和机关中共抽调六千多个干部转入工业和其他建设部门（现已抽调的干部占全年计划抽调的干部二分之一以上）。这批干部将首先满足属于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企业中的新建、改建厂矿，以及大学、专科学校、技术学校和文化学校的需要，并相应地照顾其他新建和改建单位。为做好这一规模巨大的干部转移工作，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从去年十二月份就开始了解情况，制订计划，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今年四月中旬又召开了全区干部工作会议，提出了抽调干部的方针和任务。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区各级党组织的热烈拥护，各省、市在选拔干部时都经过严格的挑选和审查，实行了逐级负责制。各地都保证把较优秀的干部输送到工业建设部门去。在抽调这批干部的同时，各地也兼顾到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繁重任务，因此也都保留了一部分较强的干部掌握重点专区和县的工作。
中共中央中南局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两年内已从农村和机关抽调了三千多个县级以上的老干部，三千多个技术归队的知识分子干部和七百多个具有初中毕业以上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干部转移到工业和各种建设事业上去。经过两年多来的锻炼，不少老干部已熟悉了生产，学会了社会主义企业的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成为现有厂矿的重要领导骨干。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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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国家文艺书籍出版局东方部
翻译和出版中国文学作品
苏联国家文艺书籍出版局设有东方部，组织东方的，首先是中国人民的文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和发行工作。
近几年来已出版了数种鲁迅的著作集：“鲁迅短篇小说和论文集”、“鲁迅选集”、“鲁迅小说集”。共发行约二十万册。现在正在出版国家文艺书籍出版局编的鲁迅文选四卷集的第一、二卷。第三、四卷将于一九五五年出版。“郭沫若选集”已发行九万册。“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集”发行了三万册，其他的短篇小说集亦已大量发行。
苏联读者对于郭沫若、茅盾、丁玲等是很熟悉的。
由于苏联翻译工作者的努力，苏联人民能够阅读张天翼、刘白羽、赵树理、魏巍及其他作家的作品。
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翻译工作已经进行了几年，它是由年轻的专家弗拉基米尔·帕纳休克翻译的。由伏·斯·科洛科罗夫教授编辑的该书的第一卷，印制精美，并饰有中国木刻画。
由院士伏·姆·阿历克谢耶夫译、语言学博士费德林跋的著名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已经出版。
现在东方部已将老舍、茅盾的小说集，伟大诗人屈原的诗集和长篇小说“水浒”的第一卷编好付印。除了以上这些书以外，今年还要出版“三国演义”的第二卷、“水浒”的第一、二卷和一大卷的茅盾选集。共出版十三种中国文学著作，将发行数十万册。
一九五五年预计将出版中国文学著作的译本约一百万册。
“老舍选集”、“郭沫若选集”、“中国作家小说集”、“叶圣陶小说集”、“巴金小说集”、“张天翼小说集”、“聊斋志异”和“司马迁选集”，均将印成五百至六百页的一卷本。“唐诗选”即将完成，并将出版杜甫的诗集。
东方部的工作刚刚展开，这一项工作的规模今后将会更加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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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北农学院怎样吸取苏联教材
张定照
一
西北农学院从一九五零年起，就开始吸取苏联教材，稳步地进行了教学改革。二十多年来在该院所采用的旧教材，逐步被苏联先进教材代替了；并使苏联先进农业生物科学逐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国家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服务。
西北农学院学习苏联、吸取苏联教材，是经历了复杂曲折的思想斗争过程的。一九四九年西北解放不久，西北农学院的教师们虽已开始接触苏联农业生物科学米丘林的学说，但是一般教师对于苏联科学抱着怀疑和轻视态度，认为“苏联的政治有一套，科学则不如英美”。有些教师也开始吸收了一些苏联教材，但这是“迫于大势所趋”，不能不粉饰点缀一下，经过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批判了旧教材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并认识了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恶劣倾向后，教师们普遍感到迫切需要新教材。他们认为只有苏联教材才能无限地满足这种需要，因此逐步由怀疑而自觉地吸取苏联教材；但多数教师仍不理解苏联教材与英美教材有什么区别。他们认为生物学等课程应采用苏联教材，至于基础课程，苏联教材与英美教材无多大区别。到了一九五三年，教师们又经过了实践论、矛盾论、达尔文主义、米丘林遗传学说的学习，初步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农业生物科学观点，同时，教学计划亦已修订，吸取苏联教材的分量增加了，内容丰富了，目标明确了。全部课程都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苏联教材，课程中百分之二十五是苏联教本，百分之四十二是根据苏联教本，结合中国的情况加以精简或编写的，百分之十八由于课程性质应以中国教材为主，或限于条件，只能部分地采用苏联教材，另有四十七位教师翻译了四十种苏联教材；同一期间，又克服了一度出现的急躁冒进情绪，逐步重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得教学改革在正常的轨道上稳步前进，并不断走向深入和提高。二
在吸取苏联教材的这一复杂曲折的过程中，西北农学院曾经针对每一时期教师的思想情况，先后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不断地克服了一些突出的思想障碍。
首先是改变教师们初期对苏联教材的怀疑、被动态度。为此，西北农学院采取了如下办法：一，普遍号召与大力支持采用苏联教材，例如水利工程中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学，虽已有了苏联教材，但教师们还不了解苏联的设计方法已在我国水利工程中大量运用，以为“在水利工程的实际工作用的还是英美标准，苏联教材虽好，教给学生，怕毕业后还是用不上”，因此犹豫不决。院方就以当时实际情况打消教师们的顾虑，鼓励大家积极采用苏联教材，果然收效很好，学生也欢迎；然后又用这些教师的经验和体会来鼓励大家采取苏联教材。二，教好重点课程，起示范作用。例如达尔文主义、米丘林遗传学课程因采用苏联教材较早，教学经验较多，教学效果较好。院方就进一步教好这些课，作出榜样启示大家：要使教学效果良好，必须采用苏联教材；同时，学生有了苏联先进生物科学的观点，也就直接提高了接受苏联教材的能力。三，发动教师互助互学，用苏联先进理论来解决资产阶级学说中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实生果树基部枝条不能用作接穗，资产阶级学说解释不通这个原因，因而有些教师也解释不通这个原因，但有些教师接受了李森科的学说，就能用“阶段发育”学说加以说明。这就激发了教师们采用苏联教材的情绪。四，组织教师进行实验。一九五一年，该院曾展开小型的米丘林学说的研究，并在农场做了棉花的春化试验和无性杂交试验、黄瓜无性杂交试验、绵羊杂交试验，使教师们从这实验中来体验苏联先进科学的正确性，批判过去育种问题上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用生动的活的事实，打消了许多教师对苏联教材的怀疑态度。五，总结经验，提高认识。该院曾在一个学期终了时总结了吸取苏联教材的四点体会，组织教师们学习，提高了教师们对吸取苏联教材的认识和信心。
第二是解决吸取苏联教材过程中的具体困难。在教师们克服了怀疑态度，认识了苏联教材的优越性，并积极吸取苏联教材后，便遇到了许多困难。该院便紧接着采取以下办法，使教师们领会苏联教材的精神和实质：一、提高教师的理论、科学水平。教师们对苏联教材中许多问题不能理解，是由于他们存在着形而上学的观点与方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低下。例如一位教师对作物退化问题，曾这样提出：“马铃薯由凉爽的北方移植到炎热的南方，就不能满足其遗传性的要求，因此就要退化，但作物如果长期生长在同一环境条件下，也要退化，这两种矛盾的情况怎样解释，怎样才能不退化？”经过反复的对照分析研究，使教师们懂得了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把两种情况机械地从形式上对立起来，是不能解释上述矛盾情况的，而用米丘林的“生物与环境统一”的学说，便能辩证地理解这个矛盾，即：马铃薯在南方要退化，是环境条件超过其遗传性可能适应的范围；而长期生长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使其遗传性愈保守，适应性愈缩小，也必然要退化。由于提高了教师们的理论、科学水平，也就提高了他们对苏联教材的理解能力。二、通过调查、研究、实验和实际联系的方法，印证苏联教材的科学根据。例如蔬菜学教师曾访问武功县的菜农，他发现菜农用变温处理西瓜种子，并用丛状播种的栽培方法，获得了高额丰产，和苏联先进经验不谋而合。果树学教师也曾到干县观察山区果树情况，发现“山上育苗、山上栽树”，可以使果树具有抗旱性，这和米丘林“斯巴达”式的驯化方法是完全
一样的。这就使教师们进一步信任了苏联先进科学。三、补习俄文。在初期吸取苏联教材时，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多数教师不懂俄文，该院便组织专业俄文速成学习，使多数教师能直接地多方面地阅读俄文专业书籍与参考书。
第三是求得苏联教材与中国实际相合。该院曾着重利用根据苏联先进科学指导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来充实教材的内容，例如中央人民政府所颁布的许多农业技术措施，都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根据苏联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的，是很有价值的教材，该院实习农场也由于采用了苏联教材中的先进理论而获得了小麦、棉花的丰产和畜牧生产量的提高，例如采用苏联浅、深浅的耕作制度，密植、分层、分期施肥、按地温提早棉花播种等方法，使小麦大面积每亩产量高于当地产量百分之三十六，棉花大面积每亩产量高于当地产量百分之一百六十三，因而获得了陕西省麦棉丰产奖旗。这些实际材料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三
以上经验说明：吸取苏联教材，进行教学改革的关键在于加强政治思想领导。而在进行政治思想领导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充分展开教师新旧思想的矛盾斗争，不断以社会主义的先进的科学理论来批判并代替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科学理论。另一方面，又必须通过实践、和风细雨地稳步前进，防止任何急躁情绪和粗暴简单的作法。因为科学家“承认共产主义所经历的途径，是要经过他在自己那门科学方面达到实际成果，例如农艺家是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思想的，植林学家是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科学家要改变其十几年或几十年存在于自己思想中的旧观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复杂曲折的思想改造和实践过程。西北农学院有一位教师，在他没有经过自己切身经验来认识米丘林学说以前，总认为米丘林的学说不见得正确，后来他试用米丘林方法把湖南大冬瓜和本地缩面南瓜的混合花粉进行花粉教养，两年来培育成六十多斤的大冬瓜，其重量高出本地品种两三倍，他这才信服地说：“我们过去不懂米丘林学说，偏说米丘林学说不正确，今天看起来，那是我们无知，并不是米丘林学说不正确。”他从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只有苏联的先进科学，才能正确地说明世界、改造世界。这样，就提高了吸取苏联教材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应该着重指出，这是西北农学院进行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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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文艺界人士追悼王瑶卿
首都文艺界人士二十五日在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学校举行我国著名戏剧家王瑶卿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文艺界人士和王瑶卿生前友好欧阳予倩、程砚秋、张庚、罗合如、马少波、马彦祥、蔡楚生、尚和玉、萧长华、姜妙香、叶盛兰、杜近芳、曹宝禄等，和中国京剧团演员，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学校师生以及王瑶卿家属等六百多人。
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学校副校长史若虚在会上介绍了王瑶卿的生平事迹。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在会上讲话，他指出：戏剧家王瑶卿一生从事艺术工作的勇于创造革新和勤恳热心地教育后一代的精神，以及他在艺术上的成就，都是中国戏曲界要继承要学习的优良的传统。
会上还宣读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华代表的悼函，梅兰芳和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各地戏曲界的唁电。
王瑶卿是六月三日逝世的，十一日已安葬在北京青龙桥青山公墓。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