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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师们要及早向中学、小学毕业生进行升学和从事劳动生产的教育
林砺儒
这个学年很快就到暑假了，指导将届毕业的学生们正确地解决他们升学和从事劳动生产的问题，将是各校教师们这一时期思想教育的重点之一。一九五三年暑期，由于我们对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升学和从事生产的指导，做得不够和不及时，各地曾发生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思想混乱的情形。有些学生以为毕了业就只有升学一途，而不想到从事生产劳动；因此，升不了学就情绪波动。造成这种错误看法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是由于学生受旧社会流传下来的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工农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央教育部对中、小学教育的目的和任务，交代得不够明确，对政治思想教育注意不够，特别是对劳动教育缺乏应有的具体指导，以致形成中、小学教育忽视劳动教育，甚至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教育和生产劳动脱节的毛病。今天惩前毖后，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这一问题，纠正这方面的错误和缺点。
解放四年以来，全国教师们由于参加了各种社会改革运动，进行了思想改造学习、政治理论学习和苏联先进教育科学理论的学习，政治觉悟是有所提高的，教学工作也是有一定成绩的。但由于上述原因，有些教师不免还或多或少受着轻视体力劳动和轻视劳动人民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如不愿看到自己的学生当工人或农民，对于功课较好的学生考不上学校表示惋惜，或者不适当地教学生升学、当专家、当干部。如果学生考不上学校，觉得自己对不起学生，对不起家长。
显然，这些看法对于国家建设和学生的思想教育都发生了不好的影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教师同志必须了解以下问题：
首先要了解：中央人民政府是十分注意培养国家建设人才、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过去四年间各级人民政府曾尽可能地采取各种措施来发展教育，因而大、中、小学都得到空前的发展。但是，文化教育的发展必须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生产发展不到一定的水平，教育便不可能作更大的发展。
我们必须了解，人民教师的光荣任务是要实现国家过渡时期学校教育的目标，培养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有政治觉悟、文化教养和健康体质的劳动者。新社会是劳动为贵、生产第一。劳动是新中国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事业。学习就是准备更好地劳动，升了学，毕业后，也要从事劳动，不升学，先从事劳动，在劳动实践中也可以学习。四年来，工业和农业中都涌现了许多英雄模范，他们全是在生产建设中锻炼出来的骨干分子，证明行行都能出“状元”。受了一定教育的中、小学毕业生，只要积极从事生产劳动，成功会更加容易。去年东北各省、河北省和山东省、江苏省等地区，有成千成万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参加了工业和农业劳动，证明他们所受的教育对于生产大有帮助，他们都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尊重。苏联有些工厂有百分之七十的工人是高中毕业生，他们当中出现了很多斯塔哈诺夫式的劳动英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认为读书人就不劳动，劳动者就不读书的旧社会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教出来的学生如果都能够热爱劳动，把劳动看成是光荣的事业，把自己的能力贡献于国家所需要的各项建设工作，那才是新中国的光荣的青年，而我们便是光荣的教师。无论那一级学校，它的任务都是培养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教养和健康体质的劳动者。衡量教师的教育成绩，主要应当看他所培养出来的学生能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并在工作中表现积极、有所创造。
有些学生以为不升学就不能学习，这种认识也是不对的。教师应仔细地加以分析解释：青年在学校念书固然是学习，这只不过是为求知识打开大门；离开学校从事生产劳动以后，还应该在劳动中继续努力学习，积极钻研，热心创造，这是最实际的学习。至于工作之余，补习文化和科学知识，也是学习。工作一定时期之后，也还有深造的机会。在学校中学习，在劳动中学习，从学校出来转入工作，工作到一定阶段，再入学校，这样的更迭进行，将是新中国的青年们的生活常态，决不能每人都要一口气从小学念到中学，从中学念到大学才开始工作，也不会参加了工作便不能学习。教师们必须认识到青年这样的新生活，才能正确地指导学生解决升学和从事劳动生产的问题。
有许多青年立志当专家，这是好事。但是如果认为只有升学才能培养成专家，或者认为当专家便可避免劳动，那便错误了。首先要肯定，不论当什么专家都要劳动，并且还应辛勤地劳动。以为当了专家，就可以少劳动多得报酬，那在新社会里是不可能的。在新社会里，不劳而获，是不光荣的事。所有劳动者，无论工人或农民，只要能在工作中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地努力学习，也可成为专家。这是新社会的一个特点。伟大的斯大林鼓励苏联工人们把他们自己的知识技能提高到工程师、技师的水平。难道工人们达到那样水平之后就都不当工人了吗？决不是的。我盼望教师们能够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做专家的问题。
有些毕业学生愿意从事劳动生产，但只想到大工厂去劳动，不愿从事农业劳动，这也是不对的。教师必须很好地予以启发指导。我们祖国在过渡时期的建设，虽然以工业为重点，但决不是孤立地单搞工业，还必须相应地发展农业，以支援工业建设。工人需要的粮食和工业用的部分原料，都要靠农业生产来供应。因此，农业生产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我们发展工业也是为发展农业创造必要的条件。教师们应该让学生们晓得，大批有为有志的青年从事农村劳动生产，对社会发展将有很大贡献。对青年本身来说，这也是英雄用武之地。那些片面强调工业而轻视农业，厌恶农业的见解，是不正确的。
只有当教师们彻底理解了上述的道理之后，才能很好地向学生进行劳动教育，才能很好地指导今年的毕业学生从事劳动生产和升学的问题。有些地区的经验说明：学校领导同志组织全体教师结合总任务进行一些有关劳动教育的学习，是有很大好处的，这可以帮助教师们在思想上分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对待劳动的不同的看法。
向学生进行劳动教育是长期的、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应该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来进行。通过学校中的团、队组织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教师和班主任应该特别予以重视。现在有的地区、有的学校，将这一思想教育，作为一个突击性的工作去做，或者不根据学生的具体思想情况，生硬地去进行教育的偏向，应予以纠正。
我们必须十分重视今年高小和初中毕业学生从事生产和升学的问题。必须抓紧向他们进行教育，解决他们思想上的问题，使他们在毕业后都能愉快地从事劳动生产或升学。要配合课堂教学，领导学生参观附近工厂、农场的生产状况，邀请劳动模范或生产工作人员来校做报告，这会使学生更容易认识今天的劳动生产是需要科学知识的，学习就是为了准备更好地劳动。适当地组织体力劳动，表扬爱劳动的学生，对毕业班学生多注意思想教育，和从事生产劳动的毕业生多多接触，取得联系，用他们的好榜样以鼓励在校的学生，这些方法都符合“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原则，又可以很好地解决学生们的思想问题，值得教师们十分重视。
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应采取正面的积极的教育方法，决不可采取粗暴的讽刺打击的办法。现在已有些学校在进行这一教育时，采取了不妥当的办法，使学生感觉是一种压力，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教师对于想要升学的学生，当然应当让他们去应考，并应给以指导，使他们了解准备考试应凭平时学习的成绩。那些在考试之前“临嫁穿耳”的做法，会使学生过度紧张疲劳，甚至妨害身体健康，了解教育原理的教师决不应教学生那样做。教师应在平素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使学生了解现在还不可能全部升学的道理，并了解升学和从事劳动生产都有光明的前途，那就容易使学生了解考试不取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失败。考试不取，表示悲观绝望，那是旧日科举时代的陋习，今天新中国的青年决不应如此。中学语文教师不妨在课外指导学生选读几页“儒林外史”，让他们晓得在科举时代有过多少愚蠢而可笑的丑态。
教师们要做学生的良师，也要做学生家长的益友，这在今天尤为必要。家长切望自己的子女上学，那是人情之常；尤其是工农成份的家长，由于他们自己早年失学，今天盼望子女读书的心情更迫切，这种热情是以可解理的。然而家长们对于过渡时期国家的教育政策和今天中、小学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往往了解不够，因而对子女上学或升学的问题，难免发生误解，例如看到子女升不了学，就对自己的子女不满，对学校不满，甚至对人民政府不满。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教师们，就有责任对家长们进行解释，解除误会，宣传人民政府的教育方针，说明中、小学教育的目的和任务以及教导子女的基本原则。家长们不知道教育原则，也不了解教育方针，教师们就有责任对家长开导，帮助他们打通思想。家长们不晓得新的生产工作是需要文化的，教师们也要向他们多作解释和说明。教师们既要教好学生，又要说服家长，这也说明了教师地位的崇高和任务的艰巨。这就要求教师们发挥高度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自觉地积极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我相信我们的教师们一定会完成自己所肩负的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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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丰富、优秀的蒙古人民美术
——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美术展览会作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刘开渠
蒙古人民共和国美术展览会，在我国首都开幕了。我国人民和我国美术家们热烈欢迎这个展览会，因为它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给与了我国美术家一个宝贵的机会来观摩蒙古人民美术家的辉煌成就。
当展览会的展品一件一件地从箱子里取出来的时候，我一件一件地看了，不禁深深地被它们所吸引。经应邀来我国访问和筹备展览会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艺术家多吉因·却多克等同志介绍后，我对作品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因而我更为这些作品所感动，更爱这些作品。
这些作品，题材非常广泛，内容非常丰富。“毛泽东和泽登巴尔”、“向牧畜者提意见”、
“乔巴山在伊尔库茨克”、“苏赫·巴托尔”、“乔巴山和斯大林在一起”以及苏赫·巴托尔、乔巴山的雕像等，都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现代美术创作中以领袖像为主题的杰出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真实动人地表现了伟大领袖们的形象，尤其是表现了他们伟大的思想和处处关心人民的高贵的感情。
“矿工们的早晨”、“在田地里”、“工作之后”、
“挤马奶”、“庄稼熟了”、“在建筑工地上”、
“建筑畜棚”、“新的女教师”和“女畜牧员”等，都是以表现蒙古人民在各方面的和平建设为主题的优秀创作。同时，蒙古的草原、群山和碧蓝的湖，这些美丽的景色和丰饶的国家富源，也都被刻划在画幅上。我们知道，人民为争取建立新社会新生活的各种劳动和斗争，是艺术创作上最丰富最生动的题材，是产生真正伟大作品的唯一源泉。从展览会上的许多作品看，可以看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美术家们在这方面的努力都获得了优越的成功。
蒙古美术家的作品，从表现组织起来的牧民和丰产的农田到社会主义生产的工厂、矿场，从表现热情的先进工作者到批判懒惰、旷职的落后思想，从描写幸福的儿童到年迈的老人，不管那一类的题材，其主题思想都是乐观的、肯定的和积极的。从作品里，我们看见和认识到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正确领导之下，他们是怎样的认真、勇敢、勤劳、充满了信心和乐观的精神，去建设他们自己的祖国，去反对那些残存的旧思想、旧习惯。这些作品，不仅做到了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同时也做到了以社会主义思想去教育人民，去鼓舞人民胜利地前进。
就表现艺术说，不论是肖像、是多人构图、是人的劳动、是自然风景，也不论是大幅创作或是小品速写，蒙古美术家都十分注意主题思想的突出、结构的完整和形象的生动。许多作品都是情节动人，画面舒适，思想明确，能让观者一目了然。在设色用笔方面，手法简洁，轻重分明，色彩明朗。蒙古美术家在色彩上善用对比的鲜明的原色，以突出题材内容，加强作品的感人效果。同时他们又很会利用中间色和适宜的处理明暗交界线，这样便巧妙地使对比的颜色，明暗光度，有过程地连接起来，使整个画面有充足的空间感，有和谐的韵律。这样画幅就能首先引起观者的美感，进而使其体会作品的思想内容，受到不易忘怀的教育。在用笔方面，是既沉着有力，又潇洒轻快，这也就使作品增多了趣味，有助于形象的鲜明化和主题的明确。
这次展出的作品共二百余件（小幅作品和学生作品在外），内中有雕塑二十八件。我们可以说，全部作品结构、造型都是严谨完整的，都能确切地说明思想内容。这些作品明白具体地告诉我们，解放以来的蒙古人民是胜利地建设了祖国，他们的生活是幸福和美丽的，他们不仅关心着自己，他们还以国际主义精神和苏联、中国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一起，为世界持久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斗争。在这许多优秀作品中，乔巴山奖金获得者、功勋艺术家多吉因·却多克的作品是非常亲切动人的。他表现了来中国访问的蒙古人民领袖泽登巴尔总理和毛主席会见的这一题材，这幅画并不大，但两个国家的两位伟大的人民领袖的伟大精神是深刻地表现出来了。其他还有马尼巴达尔、采布格札布、亚达姆苏伦，都是乔巴山奖金获得者、功勋艺术家。他们以及楚勒图姆、奥敦、达姆金苏伦、高姆波苏伦和雕刻家却姆布尔、然巴诸家的创作，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很高的作品。他们的这些代表作，都是中国美术家需要多多学习的。有许多小幅风景油画，虽是收集素材的性质，但却十分富有感情和诗意，色彩调和，调子舒畅，令人感到真实、亲切、可爱。其余展出的世俗画、装饰画和工艺图案，都显示出了蒙古民间美术的优秀传统。
这个展览会在中蒙两国文化交流上是一件大事，它不仅使中蒙两国的美术家得以交换经验，互相学习，而且将通过这次展出，更进一步地加强和巩固中蒙两国人民的友谊。此次却多克同志和其他四位同志的来到我国，对今后中蒙美术家的加紧联系，必将起极大作用。
祝展览会成功！中蒙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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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指导下乡干部的文化学习
河北涿县机关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
河北涿县机关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共有学员六百七十九名，每天出席人数约三百五十人到四百人，占学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缺课的人数经常有三百人到三百五十人。缺课人数当中，半数以上是工农出身的干部。因为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比较丰富，能够独当一面，所以经常要下乡。如果遇到突击任务，下乡的工农干部就更多了。
几年来，工农干部虽然都参加了业余文化学习，但由于经常下乡，常常失去听课的机会，因而所得的知识既不系统，又不巩固。如果我们不想法解决这些下乡干部的学习问题，将会使不少工农出身的干部，因为缺课过多，一、二年升不了班，而丧失学习信心；他们的文化水平不能提高，也影响着工作的改进。因此，指导下乡干部学习，成了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教学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从一九五二年起，我们就注意了对下乡干部文化学习的指导工作。我们指导下乡干部学习的基本方法是领课、自学和补课三种；如遇大批干部下乡时，则采取重点教学和预讲的办法。现在分别来讲一下：
（一）领课——干部下乡前，教师按照教学计划，对干部下乡期间应学课程的进度、要求和作业，具体布置一下，必要时给以概括的讲解；如下乡时间较长和学习内容太多或太复杂，口头讲解不易记住时，即发给自学提纲，作为下乡自学的参考。自学提纲是教师按教学单元预先拟订的，明确地规定着学习范围。并提出学习重点和解释难懂问题，对重要问题还提示作业答案。如果下乡时间过长，学员学完了自学提纲所规定的内容，教师便利用区通讯员隔日上县的机会（或其他办法），定期布置新课，分发新课提纲，保证下乡干部能够有指导地进行自学。
下乡领课的好处是：干部下乡后能根据文化学习的进度和要求，在工作中找时间进行自学，因预先有所提示，学习时可不致茫无头绪。
（二）自学——干部下乡，大都深入到村，不易找到教员帮助，因此，主要依靠自学。自学方法是按照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和自学提纲（或口头提示）独立地进行自修。在自修时要做好笔记和教师布置的作业，遇到不懂的问题，即请别人解释，或记录下来函请原校教师解答，或等回来后提请教师补课。
（三）补课——这有三种做法。
甲、预约补课：过去的补课工作都是零星进行的，没有一定时间，有时一个教师一天要补几次课，因而常常影响到正常的教学工作。一九五三年改用了“预约补课”的办法，即由缺课学员，事先用电话、口头或书面告知教员，说明缺什么课，那个问题需要细讲，那个问题需要提示，然后由教师根据不同情况作好准备，统一规定时间进行补课。由于教师事先有所准备，一般用三十分钟左右，就能补齐一个单元的重点问题，较过去的全面补习可节省一半时间，这既能解决学员的疑难问题，教师也不致过分劳累，教学效果也比较好。如第七班学习高小算术的学员四十八人，其中有二十二人实际上课时间不足二分之一，由于采用预约补课办法，半年中已有十六人升了班。
乙、互助补课：因为下乡干部较多，教师补课的时间有限，不易全面照顾，于是在学员人数较多的单位，以学科为主，组织补课小组，利用休息时间，发动学员互助补课。补课小组由班主任领导，依靠学员中的积极分子给缺课学员补课，这对缺课不多的学员帮助很大。如中学语文班学员吴云彤，缺了十天课，全是靠机关小组互助补齐的。
丙、教师到学员所在机关补课：有的干部离学校较远，工作较忙，不能来校补课，教师便和学员约好，到学员所在机关去补课。如某公安派出所有五、六名干部，半年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校听课，主要依靠在机关自学和教师去补课而升了班。
（四）重点教学和预讲——每逢中心工作到来，即有大批干部下乡，对这些下乡干部，我们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式给以指导：甲、在下乡干部比较集中，有集体上课的条件时，县委便分别规定学习日、上课时间和地点，按片集中成立临时学习站，由教员定时下乡作重点教学。如一九五二年农村整党时，全县共抽调了二百多名干部
（内有县级机关干部四十五名）集中到二区整党，那一次便是采用的这种方式。当时规定每星期五为学习日，上午早饭后上课两小时；同时分片成立五个临时学习站，县委派专人领导，并指定专职教员下乡作重点教学，使得二百多名整党干部，保持了正常学习，按期完成了一个半月的学习任务。乙、有时干部虽成批下乡，但分散在各村工作，没有集中上课的可能，这时便采取下乡前集中预讲的方式。如一九五二年十月份，县级机关有四十三名干部下乡作征收工作，在出发前，学校即布置了学习任务，提出重点和要求，让干部作好记录，以便下乡后进行自学。县委并决定由工作组长负责领导学习，每逢集中汇报时，由组长检查学习情况。这样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学习，大多数干部完成了学习任务。
这几种指导下乡干部学习的方法，据我们两年来在工作中的体会，都是比较有效的。但这些方法应该结合实际，灵活运用。例如：高小以下程度的学员，一般是自学能力低，下乡学习应以补课为主，适当布置自学任务；中学程度的学员，自学能力较强，可以自学为主，适当结合补课。同时还应注意，无论下乡干部的文化程度如何，下乡学习的内容均应尽量结合实际工作；只有这样，干部的学习兴趣才会更大，学习效果才会更好。
正确的指导方法，对搞好下乡干部的文化学习，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决定学习任务能否完成的根本因素，还在于下乡干部能否自觉地坚持学习。一般工农干部，对提高文化的要求是迫切的，但也有部分干部由于对文化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或因长期摆脱不了学习中的困难，学习热情不高。因此，和研究指导方法同时，我们也注意了对下乡干部的思想领导。我们除了正面地宣传文化学习的重要性以外，主要通过课堂教学或书面通报，表扬下乡干部中坚持学习有成绩的干部，来教育一般，带动落后。一九五二年下半年通报表扬了下乡工作中坚持学习有成绩的公安局副局长张桂德；一九五三年并将下乡工作中坚持学习成绩列为评定模范的条件之一，同年全校共选出模范学员二十五名，其中有半数是在下乡工作中坚持学习获得成绩的。平时，教师通过课堂教学，随时表扬下乡工作中学习好的干部。由于正确地运用了“多表扬”的方法，对鼓舞干部学习情绪，起了很大作用。对于个别干部的具体思想问题，我们用个别帮助的方式来解决。如学员孙信堂，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因缺课过多，跟不上班，丧失了学习信心，教师一方面耐心进行教育，鼓励他好好学习；另一方面对他的作业细心批改，发现一点进步，及时表扬。因此提高了他的学习热情，他坚持了课外学习，补齐了半年作业，学习有了显著进步。
县级机关干部下乡学习任务的完成，不但要依靠教师热心指导，还必须有党、政领导方面的足够重视。例如县卫生院院长张趾祥，对本单位干部的学习，经常进行检查；每逢干部下乡回县，即督促到校补课。因而卫生院二十七名学员，一般都能坚持学习。几年来，由于党政领导方面的帮助和各机关的大力支持，使指导下乡干部文化学习的工作有很大开展。但是我们知道，各级领导同志工作较忙，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研究业余学校的工作，因此，我们还要主动地和各机关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反映情况，争取领导方面加强对于干部学习的督促检查，以便使工作做得更好。
在加强思想领导的基础上，采用前面讲过的几种指导方法，我们基本上解决了下乡干部学习文化的问题。现在全县参加文化学习的六百七十九名干部，每年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可以升班或结业，基本上克服了因经常下乡而大批掉队的现象。但是，目前还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下乡干部，由于任务繁重，或学习自觉性不强，学习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这有待我们今后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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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世界，两种童年
朱伦璋
“儿童是人类的花朵。”这句话，在和平民主阵营各国的现实生活中，富有实际的意义。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这句话却是对儿童生活的强烈的讽刺，只有爱好和平的善良的人民为此而作着不懈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国家里，人们对于人类美好的未来有着坚强的信念和灿烂的理想，因此，对于象征着未来的新生的一代也表现了无限的关怀和爱护。在这些国家中，儿童还未出生以前就受到了国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例如在苏联，不论城市乡村产妇都能免费进医院生产，妇婴的健康得到最完善的保护，使产妇的死亡率降低到等于零，婴儿死亡率降低到世界上最低的水平。在匈牙利，不仅产妇可以得到工资照付的产假，而且国家免费送给每一个新生婴儿一整套摇篮、衣服及小床等礼物。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新生婴儿死于破伤风的现象几乎已经绝迹。这些国家都以最大的力量来保护儿童的健康。苏联建立了几十个研究所和专门机构从事研究儿童保健工作，每一个儿童都是在儿科医生的监督和照顾下生长的。不管在什么地方，儿童都得到免费的定期的健康检查。在罗马尼亚，托儿所、托儿站、儿童卫生食堂的设立，已遍及全国，这些组织都是在医师的技术指导下进行工作。在民主德国，还成立了专门矫正儿童口齿不清的幼儿园。在这些国家中，儿童们健康地发育成长，体质羸弱或有病的儿童也得到及时的护理和医疗。
与此完全相反，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对明天没有信心、信奉着马尔萨斯的荒谬学说的反动集团，对于下一代的健康和生命是漠不关心的。在这些国家中，由于疯狂地扩军备战的结果，人民生活条件日益恶化，人口繁殖率不断下降。美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儿童害着各种各样的疾病，一千三百万儿童根本得不到医药上的照顾。根据美国卫生部公布的显然缩小了的数字，美国每小时就有十二个儿童死亡。在日本，生儿育女成了广大劳动人民沉重的负担，婴儿的出生率已降到五十年来最低的水平。在一九五一年中，所谓合法堕胎竟达六十三万八千多起的惊人数字。在法国，许多母亲因为养不活自己的孩子而自杀。由于饥饿和疾病，儿童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西德，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幼儿染有肺结核病，荷兰有一半以上的儿童患着贫血症。意大利婴孩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四；西班牙每年差不多要死去二十万儿童。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儿童的健康情况则更为恶劣。在马来亚，每月夭折的婴孩在一千名以上；在苏丹，百分之七十五的儿童患有疟疾、肺病和其他病症，死亡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和平民主阵营各国创造了一切可能的条件来培养和教育正在成长的一代，使他们的身心能够得到正常的发展。儿童教育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在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里，儿童失学的现象已经消灭，普及义务教育的法律被严格地执行，做到了“不使一个儿童留在学校之外”。在苏联，最优秀的建筑学家和卫生学家为孩子们设计新的校舍，他们正在研究和试验在教室中用特别的紫外线灯光来弥补冬天阳光的不足。保加利亚一九五三年国民教育的经费比一九三九年增加了十四倍。我国去年小学生的数目已比战前最高的年份增加了一倍多。为了培养儿童热爱祖国、劳动与和平的良好品质，使他们的才智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国家极端重视对于儿童的文化福利工作。每个国家都建立了许许多多的少年宫、儿童之家、儿童剧院、科学工作站、跳舞厅等等课外活动场所，使儿童获得丰富的文化生活。就以苏联的一个“阿泰克”少年先锋宫来说，它有着自己的果树园、葡萄园、牲畜农场、面包场和其他各种工场，由国家每年拨出大量的经费来维持这些事业。在苏联，许多城市中都建立了专为儿童而设的、由儿童自己管理的铁路，以锻炼儿童的劳动技能。各国的文化出版机关每年为儿童出版大量的读物和制造优美的玩具。在苏联每印行九册书籍中就有一册是为儿童而印的。波兰去年半年之中出版的儿童读物的数目，就比战前二十年中出版的全部文学书籍还要多好几倍。捷克斯洛伐克的儿童有自己的国家出版社，作家们经常和小读者们一块讨论自己的著作，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希望。匈牙利政府为了给儿童制造新的玩具，特举办了玩具设计比赛来征求图样。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使新的一代愉快地生活和健全地成长起来。
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儿童所享受的这一切，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儿童只能是一种梦想。在那个世界中，儿童成了备战政策的牺牲品。反动集团剥夺了千百万儿童的面包和求知的权利，使他们饥饿和无知地活着。夸耀“文明”的美国，只有四分之一的儿童有受到教育的机会。美国官方也承认现有的学校中，有百分之三十三是不安全和不卫生的。巴西有三分之二的学龄儿童不能念书。伊朗的失学儿童占到儿童总数的百分之九十。美国统治集团对儿童进行着野蛮、反动的教育，用战争恐怖、种族歧视、军国主义等思想毒害儿童的心灵，企图把他们培养成为任由他们奴役和驱使的愚昧的工具。在美国的小学校中，躲避原子弹的演习已成为儿童们的日常功课。稍有良心而不愿向学生灌输战争思想的教师都要遭到解雇或更严重的迫害。丧心病狂的反动集团并利用各种书报、电影、广播节目来毒害儿童的心理。据美国的一项调查说，每月在美国街头销售的三百种“滑稽故事连环画”中，就有三分之二是从事于兽性地、集中地和一再地讲述死亡和破坏的，它们教给儿童各种盗劫、杀人的方法；大部分美国的电影也是充满了色情和犯罪的毒素。同时，这种“美国文化”已经传布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角落了。
由于受着诲淫诲盗的宣传教育，资本主义各国儿童犯罪的数目惊人地增加。在美国，每年有二十五万到四十万儿童犯罪入狱，仅纽约一地就有一千五百个在学儿童吸毒。西德最近四年来少年儿童犯罪案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在日本，有些地方儿童犯罪的数目甚至超过了成人犯罪的数目。
资本主义世界中儿童的悲惨命运还不止此。成千成万的男女儿童甚至丧失了人身的自由，和奴隶一样地被贩卖。美国到处都有买卖婴儿的组织。菲律宾有专门贩卖农村女孩子作娼妓的所谓“职业介绍所”。日本贩卖儿童的事件近几年来每年增加一倍，一个儿童的身价降低到还不及一只狗和猫。更大数量的儿童则为了生活被迫从事着各种沉重的劳动，受着残酷的剥削。根据美国官方材料，美国除了农业中雇用五十万童工外，至少还有三百万童工从事其他各种劳动，在暑假期间参加工作的还要增加一百万。在意大利的石油工业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在泰国，七八岁的儿童与成人一样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而所得到的工资只有成人的十分之一。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千百万儿童——人类最宝贵的财产——就是这样处在饥饿、愚昧、恐怖和死亡的威胁下过着极悲惨的生活。
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一切正直的人们、一切热爱自己的孩子的善良的父母亲们、一切关心儿童命运的人们，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儿童的幸福生活无限向往，他们在反对新战争挑拨者的阴谋、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为全世界新生的一代的事业开辟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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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推广街道托儿站，解决妇女参加生产的困难
李镜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进展，广大妇女积极参加了生产和各种建设工作，原来能够自己抚养孩子的，现在不能自己抚养了。为适应这种形势，几年来许多工厂、机关、团体和各种职业妇女托儿所有了迅速的发展。如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托儿所总数为一百，到今年四月底已发展到一千三百以上。这些托儿组织确实为一部分女职工解除了很大困难，使她们得以安心生产，安心工作。但是这些托儿组织还远远赶不上实际的需要。每月、每季要求入所的孩子，远远超过现有托儿所的容量。
由于孩子问题得不到解决，许多母亲在工作时间只得把孩子锁在家里任其哭闹，或带到工作地方，或任其在马路上乱跑。这种情形，不能不影响到孩子的安全和母亲的工作。
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组织街道托儿站。一九五二年以来，全国二十二个大中城市举办了四百二十个街道托儿站。这种托儿站费用极小，每个孩子一般只需要每月缴纳数万元。回家吃饭的，每月只缴数千元。这样，许多找不到托儿所的孩子就有了寄托处，使母亲们得以安心生产和工作。天津市人民银行女职员魏莲杰，在孩子入了托儿站以后，她在点钞票中创造了该行的最高纪录，受到三次表扬。重庆五○一厂化验室化验员刘冰如过去每逢值夜班以后，由于孩子在家吵闹，得不到充分休息，以致值班时精神不好，工作效率很低。孩子入了托儿站以后，她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南京市栅栏门居民委员会辖区内有三十多家被救济户，在托儿站成立以后，母亲们参加了生产，增加了收入，就不再需要救济了。北京市有二百多位参加托儿站工作的家庭妇女，都因参加集体的事业而提高了政治认识和思想觉悟，并且渐渐地有了保育工作的业务知识，受到了母亲们和家长们的欢迎。
可是一提起托儿工作，仍然有些人会说：“国家将来总是要办的。”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的态度。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国家将来会越来越多地照顾托儿工作，但目前必须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建设，很难更多地照顾托儿工作。还有人想：“要办就要办得像样点。”这也是不切实际的。要求把托儿站办得完美，合乎理想，是好的愿望，但我们必须量力而行，一步一步地走，不能脱离实际去空想。现在我们举办的托儿站虽然简陋一些，但却可以使眼前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想要一开始就设备完善，
“标准化”，实际办不到。所以必须肯定：街道托儿站是解决母亲们参加生产、参加工作之后带孩子问题的实际而有效的办法，因此也就应该积极提倡和推广。
天津市三区元福里托儿站，开始时是由妇女代表会委员和居民小组长们根据母亲的需要，组织了筹备委员会，通过各种机会、各种组织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得到了群众的支持，顺利地解决了托儿站的许多问题：找到了一间堆杂物的房间，由妇女代表和房主协商，房主同意无代价借给托儿站。房子潮湿，没有窗户，群众中的泥水工人、电灯工人就自动地把房子粉刷过，开了窗户，结果变成了一间明亮而整洁的房子。为建立这个托儿站，有的老大娘把自己用不着的铺板、炉子、铁锅等借了出来；有的老大娘送来了小碗、筷子。有的把盛油盐的瓶子、罐子也送给了托儿站。附近的一位医生自愿给孩子们检查身体，负责托儿站的卫生工作。有些家务轻、孩子少的妇女积极分子报名做了托儿站的保育员。孩子们再自带一些日用的小东西。就这样，一个托儿站在群众积极支持下成立起来了。这可以代表天津市和一般城市托儿站成立的情况。
根据各地经验，要顺利地举办托儿站和把托儿站办好，总的原则是依靠家长、依靠群众和依靠街道积极分子。
托儿站的领导问题，许多地区是组织“托儿站管理委员会”解决的。其成员一般都是街道积极分子、居民委员、街妇女代表、妈妈代表、保育员代表等。另外，市、区妇联会通过基层妇女组织给以应有的协助；政府卫生部门、教育部门则给以一定的业务指导。托儿站的房子问题，不少地方是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向群众借或者租。重庆、南京等地就曾经借用了读报组、识字班、群众夜校等的空房子，或借用、租用了居民的空房、厅堂、走廊、汽车间以及庙宇、祠堂等。托儿站的设备，不少地方的经验也是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原则下进行捐助、筹借、互助解决，不足的再逐渐购置。其他如寄托办法、收费标准等，根据母亲的实际情况决定。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一次全国妇幼福利工作会议确定：保育工作必须为生产服务，面向广大劳动妇女，发挥各阶层群众的智慧，运用群众的力量，以多种多样的形式来满足群众的要求。街道托儿站的举办，正是贯彻了这种精神的。各地妇女组织和其他有关部门应该重视街道托儿站的推广工作，注意总结和交流经验，使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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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成都民主妇联举办各种街道简便托儿组织
成都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很注意采用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的办法，举办多种多样的街道简便托儿组织。据去年十二月份的统计，全市共有四个按街道组织的托儿组，三个按生产性质组织的托儿组，共有保育员三十一人，收托婴幼儿三百七十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女工、劳动妇女的孩子，三分之一是女教职员和独立劳动者的孩子。
除了以上比较固定的托儿组外，为了使妇女能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还经常组织临时托儿站。像在普选中，为了开好选举大会，就采用亲帮亲邻帮邻等办法，组织了二百四十五个临时婴儿站，五百一十三个临时托儿站，共收托婴幼儿四万一千八百二十四名，保证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女选民参加了选举。为了让妇女安心上课，在识字班中，曾组织了十七个临时托儿站。全市现有三个电影院还组织了临时托儿组，收托不满一公尺的孩子（因该市许多影剧院规定不满一公尺的孩子不能入场），好让妈妈们看电影。（刘 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