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
周 扬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化革新运动。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这个文化革新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澈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澈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而鲁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就是这个
“文化革命的主将”，“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现在距离五四运动已经三十五年了。从“五四”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我国人民正为把祖国建设成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着创造性的劳动和艰苦的斗争。从“五四”开始的人民文学艺术运动，正以空前广大的规模，沿着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而向前发展着。
“五四”文学革命提出了文艺上的现实主义的原则，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和社会的利益服务的原则，创造了以接近群众的语言描写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反映人民的民主革命要求的文艺作品，这是中国文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完全新的现象。“五四”文学革命，不管它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还有些什么缺点和限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个文学革命，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人民文学艺术运动。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在文艺上所引起的变革，是“五四”文学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概括地、批判地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促使我们的文学艺术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整理和研究“五四”文学遗产，继承并发扬其中一切优秀的、正确的传统，是我们文学艺术工作中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五四”文学革命所遗留给我们的好的传统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呢？
这个文学革命，作为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一种形式，它的力量首先就在它的反对封建文化的澈底性和坚决性。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作品，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一篇对封建主义充满正气和勇敢的宣战书。它像烈火一样地烧毁了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全部假面，无情地揭露了几千年来封建礼教的吃人的本质，它发出警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号召人们过“真的人”的生活。
中国人民，在长期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封建统治者为了使人民顺从他们的统治，极力把人民培养成奴隶的性格。鲁迅再三地慨叹着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做奴隶，有时连奴隶还不如。在鲁迅看来，中国人民如果不能摆脱这种奴隶地位，特别是摆脱在精神上被奴役的地位，中国民族也就不能在现代世界上生存。鲁迅的澈底的反对封建的精神，正是从这样一种深沉的爱国心情出发的。列宁在“论大俄罗斯人底民族自傲心”一文中曾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些奴隶”，这样的话，列宁认为是由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感慨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少革命性而吐露的爱国心情。列宁对于俄国伟大启蒙主义者的这个评价，不是完完全全适合于鲁迅吗？
“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发生，如大家所知道的，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发展的结果，是当时广大知识分子青年感染了西方先进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结果。五四运动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性已经衰亡，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性正方兴未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向中国传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五四”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所以具有那样的澈底性和坚决性，就正是从这里得到了鼓舞的力量的。
在“五四”新文学作品，特别是鲁迅的作品中，充满了热烈的爱国主义、对于封建秩序及一切阻碍中国进步的旧事物的不可调和的仇恨和对人民利益的深切关怀。在这些作品中，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澈底反封建的新的主题和人物。
农民成了作品中的主人公。这是自然的，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是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在中国历来的文学作品中，农民是从来没有地位的。不错，“水浒”描写了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农民武装起义，作者以高度的同情刻划了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而把锋芒集中在封建统治阶级中最上层和最凶恶的大贪官污吏和恶霸地主，但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条件所限制，这个起义并没有脱出原始的、宗法的形态，而作者也没有对整个封建宗法的制度和思想从根本上给予澈底的批判和否定。“五四”的时代就不同了，作者们是从根本否定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以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的观点来观察和描写普通农民的生活和他们一生的命运。农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他们的生活地位除了革命再没有别的出路，他们迫切地、强烈地要求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却没有给他们带来解放，而他们自己又由于没有一个先进阶级来领导他们而不能够自己解放自己，他们还缺乏觉悟性和组织性，这种弱点正是封建统治者从精神上对于农民长期施行迫害和奴役的结果。“五四”的作者们一方面对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的整个上层建筑作了猛烈的抨击，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并沉痛地批判了农民的落后性。
鲁迅对于农民是有极深刻的理解的，对于他们的命运是最关心的。他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何启发农民的革命性，提高农民的民主主义的觉悟。他发现了农民不能不革命的悲惨的生活地位和他们在主观上还缺乏民主主义的革命觉悟性两者之间的矛盾，找不出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他曾在他早期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述说了先进的思想家、诗人对于奴隶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他说来就是一方面对农民的不幸的境遇感到深切的沉痛，而另一方面对他们的缺乏觉悟和缺乏斗争性则又感到极大的愤懑，这正表现了一个真正革命人道主义者的胸怀和革命启蒙主义者的特色。
几千年来，农民被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迷信观念以及农村的各种保守落后习惯所层层束缚，不解脱这些束缚，农民是不能够澈底翻身的。而作为启蒙主义者的鲁迅所最感痛心的是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精神上的奴役，正是这种奴役造成了农民的精神麻木状态或行动起来时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他在他的关于农民的小说，特别是杰出的、著名的“阿Q正传”中，最深刻地、集中地批判了农民的消极的、落后的、不觉悟的方面。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没有依靠农民，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在这里，鲁迅对于农民的弱点方面的批评，同时也正是对于辛亥革命的一个严正的历史的评判。鲁迅把占我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精神上的弱点也是当作国民性的弱点来批判的，他要求国民性的改革。当然这些弱点是不能代表我们民族性格的真正的特点的。当我们讲到国民性或民族性格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区别哪些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他们勤劳、勇敢的本质的真正民族共同的精神状态，哪些不过是从剥削阶级的狭小集团利益出发，由他们所强迫灌输到劳动人民意识中去的偏见和恶习。农民的不觉悟，不团结，都是封建统治者所造成的。这种情形是鲁迅所深切了解的，因而也就是他所最感痛心的。
鲁迅以全部的力量抨击了封建制度及其代表人物，号召和教育人民去仇恨这种制度和这些人物，同时在他笔下的农民，不管他们是如何保守、落后、愚昧，但他们的性格却是多么善良、勤劳、正直啊！他们应当有权利过人的生活。鲁迅澈底地有力地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这种黑暗甚至浸透到了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灵魂深处，虽然如此，鲁迅并没有在任何黑暗势力面前表示悲观，他始终是一个历史的乐观主义者。他有意识地在他的作品中删削黑暗，增添欢容，预示人民一定会过到一种从来没有的新的合理的生活。在这里，他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取得了很好的结合。这正是“五四”现实主义新文艺的一个重要精神，这个精神使“五四”现实主义新文艺具有了比一般批判的现实主义更大得多的澈底性和斗争性而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相接近。
鲁迅对于封建旧秩序是决不妥协，决不调和的，对人民的幸福前途是坚信不疑的；只是他还没有找到，因而也就不能明确指出人民达到幸福生活的具体的道路。在五四运动的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和广大农民相结合，领导农民进行民主革命；那时候，鲁迅以及“五四”的不少领导人物都还没有认识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给农民带来解放的新兴的社会力量。鲁迅的一个时候的彷徨苦闷就是由此而来的。当他终于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个最澈底的革命民主派的时候，他就立刻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无产阶级的命运结合为一了。
只有在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获得解放，农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农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农民的命运，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们已不再是奴隶，而成为国家的主人了。他们在推翻国内外反动派的斗争中，在生产建设中，高度地发挥了他们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觉悟性，并且表现了社会主义的觉悟。这个农村的大变化，在丁玲、赵树理、周立波以及其他一些新的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是只有作者站在工人阶级的思想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来观察和描写社会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并真实地表现了推动这个斗争前进的一切先进的和社会主义的因素的时候，才有可能。
当我们目前正在争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文艺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创造完成了人民民主革命，正在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农村新人物的形象，表现他们的新的生活、劳动和斗争，他们的新的思想和情感，他们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觉悟不断提高的过程，并帮助加速这个过程。
“五四”时代的先进的作家们为我们留下了旧中国农民生活的悲惨的图画，他们是曾经那样痛苦地感慨着农民的不觉悟和缺乏斗争性，而对于人民的各式各样压迫者、剥削者提出了火焰似的抗议。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用自己的力量把那可诅咒的旧中国连根破坏了，而正在建设着一个美好的、幸福的新中国。但是旧社会所残留的各种坏思想、坏习惯的影响还在人民的生活和意识中存在着，肃清这些影响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持久的、坚韧的斗争。我们应当继承“五四”的战斗传统，从“五四”的优秀遗产中，学习我们的伟大的先驱者们对于旧中国的极其深刻的解剖和鞭挞以及他们对于阻碍中国进步的一切陈旧的、落后的事物的顽强战斗的精神。
在“五四”新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另一个新的主题是描写新式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斗争。这也是自然的，因为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运动中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中国知识分子感受了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先进的文化思想的影响，对自己所身受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痛苦，感觉特别敏锐，他们迫切地要求解脱封建宗法的制度和思想所加于他们的精神束缚，他们要求个性的解放。争取婚姻自由成了作品中常见的主题，易卜生主义成为了一时的风尚。这个个性解放的要求，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无疑地是具有它的积极的、进步的意义的。“五四”许多作家的作品中，都描写了这种具有民主倾向的新式的男女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就代替了中国历来封建旧文学中公子小姐、才子佳人的地位而成为时代的主人。这些知识分子很多是有思想、有才能、有自己的抱负和理想的，并且也常常是有良心的、正直的人。但是在旧中国，他们的命运如何呢？他们对旧社会极端不满和仇视；他们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但当他们没有和群众结合而只是孤军奋斗的时候，他们的反抗总是要失败的。鲁迅在“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作品中就深刻地描写了这类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命运。知识分子，不管他们具有多么热忱的民主主义的理想，也不管他们的性格是多么坚强、优美，在他们没有与广大群众结合的时候，他们是不能有所作为的，他们的命运只能落到悲惨的结果。个性解放，如果没有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作前提，个人如果不与群众相结合，那末，所谓个性解放，往往不过是造成个人悲剧而已。知识分子的唯一正确的出路，就是和广大群众结合，把个人的奋斗和人民的斗争、人民的事业相结合。五四运动的时候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荡之下，脱下了长衫，真正跑到了群众当中去，这些人后来就成为了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和骨干力量。毛泽东同志说过：“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这就是被“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全部历史所完全证实了的真理。在“五四”文学作品中，资产阶级式的个性解放的思想，往往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结合在一起。在“五四”以后第一个最卓越的诗人郭沫若的个性歌颂的诗歌中，以同样的高度热情歌颂了社会主义，歌颂了工人农民的力量，歌颂了伟大的列宁。郭沫若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了强烈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
现在压在中国人民身上，束缚他们个性发展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已被澈底推翻了，人民的个性取得了最广大的多方面发展的条件。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人民培养和发展新的个性。我们所要求的个性应当是与人民联系的、和人民打成一片的个性，是愿意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人民的事业的个性，这才是建设性的个性。我们必须反对和人民脱离的、同人民对立的个性，反对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的个性，那是破坏性的个性，和新社会不相容的。我们的文艺作品应当以积极培养人民集体主义思想，克服人们意识中的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任务。
“五四”的先驱者们为我们留下了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的遭遇和命运的图画，描写了他们如何被旧社会的不合理制度所压迫、摧残和埋没，在他们没有和人民结合的时候曾经经历了多少的摸索，走了多少的弯路，受尽了多少的痛苦。现在我们的国家正从广大人民中涌现出新的知识分子，旧的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和实际锻炼的方法，也逐渐取得了新思想和新作风，变为人民的知识分子了。从
“五四”的文学遗产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所走过来的道路，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五四”文学革命，是澈底的反封建思想的运动，同时又是文学形式上的大革命。“五四”的代表人物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对从来君临一切的封建文学及其表现形式的文言给与了一个致命的打击，而把中国历来被封建统治者所排斥的、接近或比较接近人民生活和人民语言的文学作品放到了正宗的地位，同时从西方介绍了先进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以及各种先进的文艺形式，这样，就使中国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获得了革新而更丰富、更生动了，这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很大的功绩。
“五四”新文学，虽然在开始的时候主要还是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没有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但无论如何使文学和广大人民大大接近了一步。当时很多的文章是新鲜的、活泼的、充满生气的。特别是鲁迅的作品，由于采用了人民群众的生动的口语并且进行了加工，达到了艺术上高度的简练，应该成为我们文学创作的范本。
“五四”的白话文学自然还是有很大缺点的，它还不够大众化。一部分人在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观念支配之下，不顾民族传统和广大群众习惯，机械地搬运西方文学艺术形式，成为“洋教条”，曾大大地妨碍了新文艺和广大群众的结合。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严格遵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努力使文学更加接近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和语言，并逐步成为他们自己的文学。文艺工作者必须在积极参加群众的实际斗争的生活当中，不断地改造和锻炼自己，努力提高艺术修养，加强艺术实践，使我们的成就超过前人。
我们必须批判地、创造性地继承“五四”的遗产。我们应当首先整理和研究鲁迅的著作，它们是
“五四”遗产中最光辉、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
自然，当我们说到继承“五四”遗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是经过了外部和内部的各种矛盾和斗争的，因为文学的发展决不能脱离社会的发展，脱离阶级斗争的历史。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形成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一道主流，它是在和文化战线上的各种反动思想——从封建复古派到改良主义派的思想，和文学艺术上的形式主义、颓废主义以及其他各色各样反现实主义、反人民的倾向作斗争的当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而鲁迅自己也经历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过程。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以后，随着“农村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深入，在文艺战线上出现了无产阶级的、左翼的文学运动；正如鲁迅所正确评价的，这是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黑暗中国的“唯一的文学运动”。鲁迅就在这个时期成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在他的创造活动中成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奠基人。
我们说“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从一开始就是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这是指它的整个发展的趋向而言。我们不能采取从地图上找地名的办法，简单地根据作品中的个别字眼来判定哪一篇文学作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哪一篇不是。我们在文学作品中所应当看取的，是作者对于生活的忠实，对于阶级矛盾的揭露的深刻，对于黑暗势力的强烈的仇恨和对于人民利益的坚决的拥护，这些就是我们从“五四”文学遗产中所必须当作优秀传统来加以继承和发展的东西。
继承“五四”传统，就是要进一步发扬光大它，继续完成在“五四”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过去文艺上所没有过而且不可能有的任务。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表现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表现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阵营反对帝国主义反动集团的巨大斗争。文艺作品必须表现新的工人、新的农民、新的知识分子，批判和鞭挞一切阻碍人民前进的旧事物旧思想，引导人民积极参与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这就是今天人民所要求于文艺工作者的最严重也最光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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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家和生产
苏联列宁格勒基洛夫纺织专科学院教授 伊·布德尼科夫
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要求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技术获得不断的进步，苏联人民正在寻求加速发展工业、运输业和农业的各种新途径和潜力。科学工作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创造性的合作，在争取技术进步的斗争中产生并确立起来了。工业企业和科学机关工作人员的相互联系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丰富了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这种联系是发展技术思想的取之不尽的源泉，是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
列宁格勒有头等的企业，有国内最大的科学研究实验室和研究所。现在，列宁格勒没有任何一个大企业和科学机关的全体人员不是经常热烈参加科学和生产工作者之间的创造性合作的。
列宁格勒基洛夫纺织专科学院的科学家在创造性的合作中不断地帮助该城的许多企业，其中有生产棉织品的“工人”大纺织厂和台尔曼细呢与工业用呢联合工厂。科学家们对生产者的帮助，具有各种性质和多样形式。大部分科学家帮助企业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研究新的最现代化的技术操作法。我可以举出几个例子。
细呢联合工厂二等品羊毛的清洗工作发生了困难。联合工厂得到了很多二等品的羊毛，因为纤维不够结实，不能加工制造。
羊毛纺织教研室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他们发现了一种预先加工羊毛的切实有效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在以后的梳毛过程中不要特种装置就能直接从羊毛中除掉杂质。科学家们把这种新方法介绍给细呢联合工厂的工作人员。这种方法果然是很好的。现在它已运用到生产中去，并保证企业在采用原料方面有很大的机动性，它使次等羊毛也能出产质量好的毛布。
综合工作组已在这个联合工厂里建立起来了。专科学院的科学家、联合工厂的厂长、纺织工人和调整设备的工人都参加了综合工作组。按照教研室的工作人员的建议，工作组研究减少纱的不均匀的最有效方法。在共同的努力下找到了这种方法。它也扩大了优等产品的生产。
大家知道，产品成本的降低是衡量企业工作水平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一般说来，产品的实际成本需要经过产品出产以后二、三个星期才能确定。企业的领导者往往在三月中旬才能知道二月份出产的产品成本如何。在有专科学院的科学工作者参加的“工人”工厂的技术委员会会议上，决定试创一种计算企业工作的技术经济指标的更有效的方法。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许多科学家、经济学家、工艺技师、工厂的工长和最优秀的工人都参加了综合工作组。共同的劳动获得了成效。工作组研究出来的方法能在产品生产的过程中确定成本，并能及时地在生产过程当中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由于“工人”工厂采用了新办法，在最近八、九个月以来，不仅胜利完成而且超额完成了降低产品成本的计划，虽然在此期间这个工厂所得到的原料比以前更贵一些。
在科学工作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创造性合作中，科学家的作用还不仅限于参加企业的技术会议和综合工作组。科学家们不断地在企业里为工程技术人员、工长和工人做报告。科学家们同时还替企业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有系统地解答疑问，审查他们的合理化建议，对最重要的建议的技术研究，给以创造性的帮助。
创造性合作的工作，使科学工作者本身也获益很多。工业最重要的实际问题的解决，使理论得到不断地修正，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在解决生产问题时发现的成功的方法，也运用在教学工作中，这使得教学工作更加明了和生动，使专门学科的教学从死教条转向生动的实践。大学生和研究生在自己的独立研究工作中所致力于解决的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问题，而是那种与生产的迫切需要相适应的问题。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最近通过的旨在急剧增加日用品和轻工业以及食品工业的原料的生产的决议，向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重要任务。为了顺利地完成党和政府的决议，科学工作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创造性合作，应当起着重要的作用。苏维埃科学家不断发展和巩固着这种合作，他们将在苏维埃国家的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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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人民服务
苏联技术科学硕士 阿塞拜疆工业学院讲师 塔·塔伊洛娃
不久前，我们国家结束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萨比拉巴德选区的劳动人民给了我很大的荣誉，把我这个巴库妇女选为民族院的代表。
按照我国人民的传统，代表候选人要在大会上会见自己的选民。前来会晤代表的那些选民的和蔼而关切的面容，是令人难忘的。集体农民、机器拖拉机站工人、农学家和教师的真挚、热情而且严格的话，也永远使人记在心头。他们表示出对我们的高度信任，同时也提起我们注意代表的崇高责任。
从沙塔林区来的普通的集体农民加齐耶娃同志说：“塔伊洛娃同志，要记住代表是人民的公仆。要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关心人民所关心的一切，不要放弃这个神圣的职责。我们也将以自己忠诚的和忘我的劳动来帮助亲爱的政权、我们的共产党。”
我听了这些话，思索着它们的深刻的和重大的意义。人民自己选举自己的政权；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把和他们一样的人派到苏联最高苏维埃去。代表们怎么能不为人民的利益而忠诚服务呢。
作为一个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的我，不能不感觉到选民的这种严格要求和他们与代表们的那种血肉联系。巴库—叔维良选区的居民经常来找我谈各种各样的、他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和个人问题。
只举两个例子吧。一批选民提出了居住着大部分石油工人的热雷和土克雅耐两个村庄装置煤气的可能，并要求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为了解决在上述村庄敷设煤气管的问题，我访问了共和国的国家机关和苏联石油工业部。一批刚从中学毕业的郊区集体农庄的姑娘，要求我帮助她们选择一门专业。她们接受了我的友谊的劝告，并对我帮助她们进入师范学院表示感谢。
在不久前举行的萨比拉巴德选区的选前大会上，选民们谈出了批评性的意见，并提出了有关改善萨比拉巴德城设备、把沙塔林区的集体农庄电气化、建筑两个中学用的大厦的许多宝贵建议。我曾要求共和国教育部部长梅赫基—萨特同志的帮助，最近得到了回答：萨比拉巴德和沙塔林的学校建筑已包括在新的建设计划之内。我想，选民的其他建议不久也会实现的。
应该指出，劳动者向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向地方苏维埃和其他机关所提出的请求，总是得到支持和迅速的答复。但是有时候只有代表的干涉才推动着去研究劳动人民的重要意见。选民的信件、建议不仅帮助我们提出具体的问题，而且也可以改善国家机关的工作。
每当选民的请求得到良好的结果时，代表是会感到满意的。当意识到你这个代表的活动是和周围的生活、和居民的迫切需求那么紧密地联系着的时候，是愉快的。于是你到自己选区内的各地去时，也会感到是很坦然的。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更加愉快，因为在革命前的旧阿塞拜疆，妇女完全不能参加社会活动和国家活动，但是在现在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代表是妇女。有十五位阿塞拜疆的妇女被选为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其中有巴库石油工程师苏·阿历克贝洛娃、奥尔杜巴德罐头工厂女工连·拉吉莫娃、两度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卡连金区“五一”集体农庄主席沙·加沙诺娃以及叶夫拉赫区集体农庄小队长基·维尔吉也娃。
在我们国家里，就是这些人讨论和制订法律，并把这些法律推行到工厂、集体农庄和科学机关中去。所有的时间——无论在克里姆林宫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或者在代表的日常的奔忙中，或者在自己的劳动岗位上，我们都是为人民和亲爱的祖国服务的。这就是伟大的人类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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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的职责
苏联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奥尔忠尼启则区土尔明村普希金中学教员 穆·阿比多娃
老年人常向我们青年人讲一些关于革命前乌兹别克人民的生活情况。贫困、无权利、愚昧、疾病这就是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前我们边区劳动人民的命运。
在那个可怕的时期，在土尔明村没有一所学校，没有医院，也没有一个识字的人。穷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所有的农民都要为四个地主做工，全部土地都是这些吸血鬼的。穷人们租来一小块土地耕种，然后就要把收获的四分之三交给那些养得肥肥的富翁。人民的生活是艰苦的。而乌兹别克妇女的遭遇更是悲惨：她们是地主的奴婢，也是自己家庭里的奴婢。
我们在学校的课堂上，当我们研究我国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的时候，不只一次地回忆起这些事。现在全体学生眼看着我们的村庄是怎样地变好了。
每一个集体农庄庄员都有一所很好的住房，每一个家庭都有着牢固的家具、“伊里奇”灯、收音机、自行车和缝纫机。许多劳动者有了小汽车或摩托车。现在村里的所有的孩子都毫无例外地在学习。我们有五所学校：中学一所、七年制学校三所和小学一所。我们村的农业劳动组合“克兹尔—乌兹别克斯坦”建筑了一所俱乐部，其中有能容九百人的剧场；建筑了自己的无线电分站、休养所和有声电影院。为集体农庄庄员们设有图书馆、诊疗所、产院、药房、五所幼儿园和好几处托儿所。现在我们村的全体农民都是识字的。我们有自己的知识分子——一百多位教师、两位医生、一位助产士和许多其他医务工作人员、两位农学家、一位饲养员、一位兽医士。他们大部分都是我们同村的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妇女。
在我们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各自由共和国的兄弟般的家庭里，我们的阳光普照的苏维埃乌兹别克斯坦逐年地成长与繁荣。我们每年都在建设一些新的工厂、水电站和运河，美丽的住宅和文化宫，疗养院和运动场。集体农庄的土地是用最新的机器耕种，它们是亲爱的政府送给我们的，而且日益增多。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快乐了。
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心里是多么快乐啊！愿意更好地工作，更顽强地完成自己荣誉的职责，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知识献给教育正在成长的一代——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建设者——这一崇高事业。
难道十月革命前乌兹别克妇女真的能够幻想到现在所赋予我们的这些伟大权利吗？我的父母是普通的农民，现在已经成为有知识的人了，这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下才有可能。我从七岁开始就进入了学校，受到了十年制学校的教育，然后又由塔什干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现在在土尔明的普希金中学已作了三年教师。我教授本族的乌兹别克语言和文学，同时也继续提高自己的知识，在今年就要完成塔什干师范大学语文系函授班的学习。
我非常喜爱我作教师的职业和在六、七、八年级里所担任的课程。当自己还在中学学习的时候，我就喜欢文学和语言学。那时候我就决定将来一定讲授这门课程，并把毕生精力都献给这一事业。
我非常愉快地听我们学校的其他教师、校长、教务主任对我的评论，他们说，我对于作教师的复杂的教学技巧掌握的还不坏。眼看着我的学生们在成长着，他们愈来愈醉心于阅读俄罗斯和乌兹别克作家们，如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阿里什拉、那沃依、哈姆兹·哈基姆——扎杰和其他古典作家们的作品。女孩子和男孩子们也是兴致勃勃地阅读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的作家、伟大的中国作家和其他各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作家们以及西方的古典作家们的作品。
我们学校的几个文学小组的工作都作得很好，而且是有成绩的。我们经常组织晚会和读书会。我们的学生是以多么大的兴味来准备它们啊！譬如说，在新年的前夕举行了一次纪念普希金的创作的盛大晚会。八年级女学生乌木烈·库尔巴诺娃作了一个极好的开幕词。其他许多女孩子和男孩子们用乌兹别克语言和俄罗斯语言朗诵了这位伟大俄罗斯诗人的诗和长篇小说以及中篇小说的片断。关于乌兹别克作家拉赫马塔·法兹的长篇小说“春天来到了草原”的读书会，刚刚举行过不久。在这部小说里，描写了青年们为开垦“饥饿”草原的广阔土地、为在这些荒漠上建立起新的繁荣的绿洲而进行的忘我斗争。
目前在我们的学校里，就像在国内其他各个学校一样正在进行考试的准备工作，这是一个特别忙碌的时期。我们全体教师都在一致努力使落后的学生赶上去，使学生获得各种最完备的知识。我们为学生组织了集体辅导和个别辅导，复习讲过的课程，为此并广泛地使用实例教材。
我们年青的同村人中，已有五十五名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塔什干、撒马尔汗以及国内其他各城市里的大学学习。我们土尔明村的许多男女青年从我们中学毕业的日子又快到来了，他们要到各地去继续学习，以便受到高等教育，从而成为农学家、工程师、医生、教师——国民经济和文化各部门的专家。
在幸福的苏维埃国家里，教师的劳动是愉快的和荣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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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有远大的前程
苏联斯大林纳巴德“爱尼娅”第十女子中学十年级学生 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优等生 玛·纳波托娃
常听到塔吉克的老年人谈起他们过去的生活，说他们是如何受人欺压，乞讨度日，经常提心吊胆。土皇帝和大地主的专横暴虐是无法无天的。
的确，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那时不是在生活，而是苟延残喘，注定只有死路一条。塔吉克妇女的境遇更加悲惨。她们是十足的奴婢，毫无权利可言。
如果拿塔吉克人现在的生活和过去相比，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的迥然不同。塔吉克人从前黯无天日的时光已一去不返。现在，我们生活得自由、欢乐，没有贫困，妇女和男子同样享有广泛的权利。至于文化，真是从黑暗到光明的巨大飞跃。事实是，在伟大十月革命以前，塔吉克斯坦境内还没有一所为人民设立的学校，人们生活在可怕的愚昧里。那时我们这里两百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识字，而这个识字的不是神甫、就是地主或官吏。然而现在，塔吉克斯坦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学校。我们用本民族的语言、本国的课本学习，读着用本民族语言出版的俄国和世界文学名著。
革命以前，没有一个塔吉克人受过高等教育，而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数以千计的，每年塔吉克的高等学校都培养出数百名各种专家。科学家、作家、农艺学家、教育家、医师的人数不断增加。
在我们塔吉克斯坦男女青年的面前展开了广阔的生活的道路。你愿意到那儿学习，你就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学校，选择任何一种专业。这不是梦想，而是真情实事。再过三个月，我们十年级的女学生就要通过国家考试得到毕业证书。我们没有成绩不良的学生，我们全都会毕业。我们还想继续求学。我们学校里有三十三个女孩子将在今年修完十年级课程，大家都打算进大学。
我们将来要做什么呢？不消说，我国所有的职业都是好的、光荣的。但每人有她最喜爱的、打算为它献出自己的一生的一种职业。我们每个人都已为自己预先选定了一种专业。我的好朋友赛纳布·哈莎诺娃和玛特拉布·乌玛罗娃以及我自己都决定进塔吉克国立大学继续求学。我们爱好精确科学，因此我们选择了数理系，将来准备当数学教员。拉伊莎·哈米多娃和塔斯基拉·纳比乌丽娜打算当生物学家。荷西雅特·卡里莫娃和阿丝雅·达维多娃要作外科医生。阿伊尼索·阿克拉莫娃一直希望做个工程师。
将来会是这样的。我相信我们的希望都会实现。生活本身每天都使我确信这一点。
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女学生拉伊莎·米尔佐坎多娃已经顺利地读完了塔吉克大学，成了生物学家，这正是她在学校时所期望的。现在她在库里雅布师范学院讲授生物学并领导教研室。从我们学校毕业的莎伊里古尔·纳萨罗娃已经大学毕业在研究院工作，她如愿以偿，成了科学工作者。
巴希拉·沙霍波娃曾立志上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现在她就在那儿学习。赛约拉·伊莎耶娃要当建筑师，现在她是列宁格勒建筑学院的学生。
塔吉克人是伟大苏维埃国家的自由的、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他们面前展开着走向智慧和光明的广阔道路——我们怎能不为此而自豪呢！党、政府和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使我们摆脱了充满不幸和眼泪的日子，走上了阳光普照的自由幸福的大道——我们怎能不为此而感激他们呢！
苏维埃祖国像母亲一样地关心和抚育我们青年人，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用人道主义和尊重世界全体人民的精神教导我们。它把我们培养成活泼愉快的、朝气蓬勃的、对明天充满信心、热爱生活和劳动的人。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是最宝贵的，国家时刻关心着人的命运。
我的生活就是很好的例子。我生长在多山的托维里——道陵区的卡拉克金。在六岁时我失去了双亲，留下我和仅有一岁的小弟弟，此外没有一个亲人。像我们这样的遭遇，要是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然而，苏维埃祖国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我们进了幼儿园，一切全由国家供给。现在我已经十八岁，中学毕业后我还要上大学。我的弟弟在寄宿学校五年级学习。
这样的例子并不是唯一的。有几十个孤儿在我们学校寄宿和学习，国家保证他们的生活。
为了我们有远大的生活前程，为了我们有美好的今天和欢乐的明天，为了这一切，我们是这样热爱祖国，热爱亲爱的祖国，衷心感谢党和政府。当我们每个人走出学校踏上劳动生活的道路时，我们要用工作来报答祖国、党和人民，因为它们对我们是那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