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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预算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作用
王镜芝
（一）
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建设成千座新的工厂，建设许多新的工业部门，建立许多新的工业基地。而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资金，是不能进行这样规模宏大的建设的。
我国工业化资金积累来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我们取消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几年来国营经济除了得到恢复外，已经有了迅速的发展。因此，它们可以提供大量的资金来源，并且随着国营经济的不断发展，这项资金来源将要逐渐增加。
其次，我们消灭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几年来我国农业由于政府的大力帮助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已得到了恢复，并且还有某些发展。因此，农民在免除了过去的地租剥削之后，是应该和可以向国家提供一部分资金的。
再其次，我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改善了企业的经营，扩大了销路，也有了发展。因此，私营工商业是应该和可以提供国家一部分资金的。不过，应该说明，私营工商业向国家提供的这部分资金，都是由消费者首先是工人农民负担，由工人农民创造的，它只是通过私营工商业的手罢了。
最后，是人民的储蓄。随着我国劳动人民收入的增多，人民的储蓄能力也将逐渐提高。
不过，假使让这些积累来源分散在各部门、各企业中，就不能正确有效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因此，需要把这些资金加以聚积和分配，而财政就起这样一个作用，其中国家预算是收集和分配资金的主要工具。
国家预算是我们国家建立和使用集中化货币资金的财政计划，它是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杠杆。我们国家通过国家预算动员进行建设所必需的财政资金。没有国家预算，就不能保证这些资金集中地有计划地使用，这些资金假使不能集中地有计划地使用，那末我们一切建设也就无法完成。斯大林在谈到社会主义积累问题时，曾经指出：“我们有国家政权这样的武器，它支配着国家预算，并收集起若干资金，以进一步发展一般国民经济、特别是我国工业。”〔注一〕斯大林这些话，对于今天中国的工业建设来讲，也同样适用。
我们国家预算在筹措国家各项建设所需货币资金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预算资金的建立是在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进行的。它依靠工人阶级创造性的劳动，依靠国营企业的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企业利润。在国家预算各项收入中，国营企业和合作社所交纳的利润和税款，从一九五○年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四点零八，增至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七九，它们构成了供应国家建设资金的主要部分。但是，除此以外，国家还根据需要和可能从其他方面筹集资金，来充分保证经济建设的需要。其中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国家发行的公债，这应该成为动员人民以其积蓄和可能节约的资金来帮助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常的方法之一，仅一九五四年发行的国家经济建设公债，便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筹集了巨额的资金。由此可见发行公债的重要。由于国家预算收入的基础是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国民收入的增加，预算收入的稳固和增长就有了保证，如以一九五○年度国家预算总收入为一○○，则一九五三年度就为三三六点二九，增加了二倍多。这就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五年计划的第一个年度计划胜利的完成。
（二）
通过国家预算所建立起来的货币资金，是根据党在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进行分配的。在国家预算里汇集了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全部脉胳。毛泽东同志说：“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注二〕
国家预算中最主要的一项支出是国民经济建设支出。国民经济建设支出包括对社会主义的工业、农业、运输、交通、国内外贸易、公用事业、国家物资储备等的拨款，其中最主要的是重工业方面的基本建设投资。
国民经济建设支出的目的，是建设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特别是建立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促进社会主义成份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地增长，巩固我们的国防力量；并生产了大量的生活资料，以便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几年来国民经济建设支出在国家预算里，都占很大的比重，并且是逐年增长的。例如一九五三年度国家预算中，国民经济建设支出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三四，超过了一九五二年国家预算执行中国民经济建设预计支出百分之四十一点六八。在国民经济建设支出中工业比重最大，在一九五三年度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二十点四，将近占整个国民经济建设支出的百分之五十。
由于国家预算中国民经济建设支出的迅速增长，就为我国工业化高速度发展提供了物质力量，保证我国各种经济建设事业获得新的发展，特别使工业生产大大地提高。几年来国民经济建设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国家预算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今后的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国家预算的作用将更加加强。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除了积累大量的资金，并且把大量资金投到工业建设上外，还必须造就新的干部，新的工业建设干部。大量培养这些新的干部，就需要在全国设立很多高等学校，特别是工业高等学校。也就是说，应该相应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没有文化教育方面训练和培养工业领导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孤立地建设工业是不可设想的。因此，国家预算中社会文教建设支出是直接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
社会文教建设支出在我们国家预算中也占很大比重，并且是逐年增长的。例如一九五三年该项支出占预算总支出百分之十四点九，比一九五二年社会文教建设预计支出增加百分之五十五点八六。由于国家预算中文教建设投资的巨大比重，几年来就为国家培养了成千成万的各种建设干部，特别是工业干部。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为国家工业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国家预算中的其他支出，如国防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同样是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密切联系的。假使我们没有抗美援朝运动的巨大胜利，没有巩固的国防保证和平的建设；假使我们没有政法工作保证社会秩序，没有某些机构进行各项设计工作、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社会产品的分配工作等，孤立地建设工业同样是不可设想的。当然，这些支出，特别是行政管理支出，对国家工业建设只起间接的作用，它们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因此，在目前及以后，精简行政管理机构，紧缩行政开支，是有极重大意义的。这样可以帮助积累和合理地使用工业化资金，可以腾出一部分干部来直接参加工业建设。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在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中，曾经大力进行精简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人员，仅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初，苏联全国行政管理机关就精简了十万多人。这样就使得苏联国家预算中行政管理费用只占很小比例并逐年下降。我国在经济恢复时期，也曾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的号召。现在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和紧缩行政管理支出仍须继续进行，因为这不仅可以帮助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和准备干部，而且还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机关工作效率的一种措施。
（三）
国家手中掌握大量的资金，固然是重要的，但还须善于合理地运用这些资金，并且从各方面保证国家建设计划的完成。斯大林说：“但是问题不限于并且也不能限于积累而已。还要善于合理地、节省地使用积累起来的后备，使人民财产一个钱也不白白浪费，使积累能用于满足我国工业化的极重要的需要这一基本方面。”〔注三〕因此，就应该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督和对国家建设计划执行的检查。而国家预算在这方面是起着积极作用的。
国家预算不是消极的动员资金和拨付资金的工具，它还必须在资金的动员和拨付过程中，对企业和经济组织进行严格的监督。监督的任务，就是检查货币资金的支用是否合法，是否做到严格的节约，是否及时完成了本身的生产、销售、成本、利润和基本建设等计划。假使国家预算在这方面不起作用，那末，动员资金计划也就不可能全部完成和及时完成，国家建设计划的正确执行和完成也就缺乏应有的保证了。
财政机关在从企业动员资金，以及对企业拨付资金过程中，对于一切经济部门是否完成计划所规定的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要进行日常的监督。财政机关的这种监督是通过审查和分析经济组织的财务计划和决算报告的办法，通过经济组织从其利润中提取奖励基金的办法，通过经济组织某些支出以本身收入抵拨的办法，以及通过拨款的专用性和按计划执行进度拨付资金的办法等进行的。财政机关在对经济组织进行日常监督时，揭发各经济组织中现存的缺点，并且积极地促进各经济组织生产计划、销售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等的完成，成本的降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内部资源的使用，浪费现象的消除，以及节约制度的遵守等。
所以，国家预算不是单纯的动员和分配资金的工具，也不是消极地反映国家建设计划中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的执行，而是成为争取国家建设计划的完成，管理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的重要杠杆。我们现在的国家预算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应该努力加强的。为了从财政上保证国家建设计划的完成和正确的执行，保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财政机关必须在动员资金和拨付资金过程中，加强对经济组织的财政监督。
（四）
综合以上所述，国家预算在实现国家工业化中，是起着很大的作用，它是动员和分配工业化资金的主要工具，是监督国家建设计划的正确执行和及时完成的重要杠杆。没有我们国家政权机关所支配的国家预算，要想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莫洛托夫同志在一九三八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所说的一段话，对我国今天的情形来讲，也是同样适用的。他说：“如果我国的国家总预算，共和国及地方预算，未曾如此迅速增加，如果国家银行的信用周转额未曾如此迅速增加……，则我国经济及文化建设亦不能以如此迅速的速度发展，我国国防亦不能如此迅速地巩固着，如我们在最近几年中所见者。”
〔注四〕
为了实现党在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必须保证国家预算的实现。但是正确的执行国家预算，决不能认为只是财政部门的事情；所有我们的国家机关、业务部门、企业部门以及全体人民，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和国家预算的收支发生关系，他们就都应该对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负责。任何对国家预算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都会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影响国家预算的执行，或者是在这一部分突破了预算支出的数目，或者是在那一部分削减了预算收入的数目，而其结果都会破坏国家的预算。保证国家预算的执行，就是保证及时完成对国家预算所负担的财政任务，保证按照计划及时地完成国家的财政征收，保证按照计划正确使用国家的资金，保证按照计划积累国家的资金。因此，各部门、企业和机关以及全体人民都必须把实现国家预算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为胜利实现我们的国家预算而奋斗。
〔注一〕斯大林：“论苏联经济状况与党底政策”，人民出版社版，第十页
〔注二〕“毛主席对一九五○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和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指示”，“中央财经政策法令汇编”第一辑，第八十七页
〔注三〕“论苏联经济状况与党底政策”第十四页
〔注四〕转引自洛芬斯基：“苏联国家预算”（上），华东人民出版社版，第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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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复旦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
复旦大学教务长 苏步青
自去年学习了全国综合大学会议的决议以后，复旦大学的教师们进一步认识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科学研究的广阔范围，进行科学研究的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一学期来，科学研究工作已出现了一些新的萌芽，全校教师正在研究的专题有九十个，开设了六个专门讲座。科学研究工作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与提高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上，已初步发生作用。
在这短短的一学期内，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虽然有了开端，但如果要像苏联那样，把科学研究工作当作教师们的创造性的劳动，那末目前我们大学的这些研究工作还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其中大部分工作如编写教材、翻译苏联的科学著作、开设讲座等都不能算做科学研究了。当然，在中国的综合大学里，现在还不能这样要求。第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学校，在院系调整之前，机构庞杂，畸形发展，尤其是大家对科学研究的认识很不一致，对过去的少数科学工作者的成就没有予以珍惜，更谈不上什么鼓舞和表扬，所以开展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很差的。第二，个别学校在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中，曾提出以往科学研究工作的动机是完全来自名位思想，而指导年轻人进行研究工作，则说是使他们超政治超阶级的主要原因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批判，也影响了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第三，在院系调整之后，教师们普遍参加集体教学，由于大家还缺乏集体教学的经验，教师间的团结尚有待于加强。教师任课时间比过去都有增加，就不免有“教学第一，研究从缓”的看法。第四，也还有一部分未开课的教师，虽有充分的时间，但他们有“老的学问不要了，新的还没有学好”这一类的看法。这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科学研究的开展。根据以上所述的实际情况，我们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是在较低的要求下开始的。一学期来，我们虽然也获得了一些初步的体会，但经验仍不多。所以我在这里，只想把一些初步体会连同思想情况的分析以及个人对于今后努力方向的意见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第一、去年全国综合大学会议号召我们要结合教学开展科学研究，把编著良好教材这类工作也列入研究的范围之内，给我们指出了一个进行研究的方法。但这决不是说，编写教材已经合于科学研究的标准，更不能说，这就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全部。编写教材是介绍已有的材料，适当加以增补删纂，使之适合于目前教学的需要，这是为了准备上课，不能称为研究工作。固然，科学研究工作者在编写教材时，尽可以把他在个别问题上的重要成就写到教材里去，可是这不过是介绍已获得的结果，也不能算做研究工作。科学研究是探讨未知的真理，发展和解决学术上的新问题，以提高现有的学术水平的，所以不能把它和编写教材混为一谈。那末为什么要结合教学来开展研究呢？我认为，这原因是在于：综合大学主要是教学机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相互为用、相互提高的。因此它的研究工作就不能不和中国科学院有所区别，尤其是在目前，我们的教学工作尚有待于大力改革，还必须进一步为科学研究创造条件。我们往往感觉到教学程度太低，谈不到什么研究，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大力开展研究，以丰富教学内容和提高教学质量，从而推进研究工作。例如，编译苏联的大学教材和新近的各种文献资料，来充实教学内容；或从资产阶级文化中去掉其有毒的部分而吸收其中尚有用处的部分，使它为教学服务，这些都应当算做开展研究的预备阶段了。一句话，要有科学研究，必须在结合教学和搞好教学的良好基础上，方能逐步开展研究。就今天的复旦大学来说，教师的业务水平颇有参差，各单位的物质条件也有好坏，决定于这两方面的科学研究的分量和范围也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尽管客观事实是这样，在教学工作极度繁重的今天，我们是必须明确认识教学和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借以消除一部分教师认为两者在时间支配上有矛盾的这个不正确的看法。事实上，凡是搞好教学的地方，一定能够较早地开展研究工作；相反地，往往以忙乱为借口而不愿进行研究的教师一般也是搞不好教学的。这里必须指出，个别的老教授任课太多，或担任行政工作较重，没有充分时间从事于研究。年轻助教的教学工作过重，抽不出工夫来受老教师的指导，或硬做工作，致影响健康；还有一部分助教急于研究，同时参加好几门的讲座，花时间多而收效少。这些问题都是要予以重视而逐步加以解决的。
第二、大家知道，科学研究必须联系实际。苏联科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由于苏联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工业、农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工作都在提高了的科学基础上，大大地发展起来，所碰到的新问题也日益高深，使科学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情况。在苏联对科学研究工作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不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教师，就不能称为高等学校的教师。我们现在还不能这样要求，但努力创造条件是必要的。我们的实际是什么呢？由于我们目前需要培养大批建设干部和科学研究人才，结合教学可以说是结合国家建设的实际，因而教学是我们所必须联系的实际。不仅如此，为国防、工业、农业、经济、文化等建设的迫切需要，我国的科学技术界、医学界、农林界和财经部门等都是时时刻刻在工作着，这方面的发展难道我们大学教师可以漠不关心吗？当然，我们要关心这些发展来进行工作。但是，不应而且也不能机械地看待联系实际的问题，致使因此而停止本来就不多的科学研究工作。相反地，应当能联系多少，就联系多少，争取条件，抓紧机会，不要嫌问题太小，也不要怕问题太难，切切实实，稳做稳走，这不但可以解决目前需要，而且还可以借此先行“锻炼身手”，为解决行将到来的大批实际工作做好应战的“工事”。譬如说，我们物理系的一些教师继续进行以往还没有做成功的爱克斯光管研究，获得了初步成果，并且和有关部门合作，为国家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化学系正在计划研究矿物，已经和有关的部门取得联系，彼方供给材料，我方把研究结果报告彼方。生物系的教授不断地和中国科学院人员前往华南研究植物。这些研究工作虽然还在刚刚开始的阶段，成绩还不大，但它的方向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数学系开了“函数论”、“微分方程”和“微分几何”等专题报告，外国语言文学系设了“英诗研究”、“英国文学史”等讲座；这一方面是为了培养师资，他方面是为复旦大学养成“研究空气”，争取将来各教师都愿意进行科学研究工作，都感到科学研究工作是他的生活中有机的一部分，这些做法也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些工作还是比较初步的，或许有人会怀疑这样的内容是不是离开国家的建设实际太远。但尽管如此，它们在整个科学发展的长远的途程上，仍旧有宝贵的价值；并且如果没有它们，那末科学研究将变成没有起点的凌空状态，等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再来开始想办法，那就太晚了。
第三、在最近一年多的工作中，我深刻地体会到要使科学研究工作能够顺利开展起来而收到一定的效果，必须加强教师间的团结。这包括新老教师间的团结，老教师和老教师间的团结，甚至新教师和新教师间的团结。在老教师里面，也有几十年来坚守研究工作岗位而已获得相当成就的，他们指导研究，常感觉到现在年轻教师基础太差，对培养的前途信心不大。有些教师对研究工作抱着不屑为的态度，他们一般眼高手低，对新教师的指导仍未好好进行。还有些老教师自卑感很重，在新教师面前抬不起头来。个别老教师对向来由自己指导的年轻教师特别感到有劲，而对“非谪派”的则颇有“孺子不可教”的感慨。相反地，个别年轻教师看不起老教师，不肯虚心向他们请教。老教师和老教师之间，特别是同行的老教师之间，经过思想改造，基本上已经打垮了以往的“门户之见”和“文人相轻”的思想，但不可否认，这些思想还或多或少残留着，且对科学研究的发展带来不少的阻碍。例如，院系调整刚完了时，来自各校的教师彼此有隔膜，大家对于研究的“抱负”讳莫如深。在年轻教师之间则还存在比一比学问的意识。这些不团结的现象在学校党组织和行政方面的正确领导下，基本上已被纠正过来，也正是在这胜利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初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为了更进一步搞好这项工作，使科学研究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要学习苏联科学家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团结合作的精神；继续提倡新老教师团结，老教师帮助新教师，青年教师向老教师学习，学生尊重教师的风气。目前首先要在教研组的领导下提出各人的研究计划并且用诚挚恳切的态度互相提出意见，取人所长，补己所短，适当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四、对今后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提出如下的几点意见：一、对科学研究工作的要求必须相应地予以提高。由于过去一学期大家强调教学，对研究的要求定得很低，目的是为了鼓励大家走向研究的道路；可是，我们决不可一辈子停留在老地方，而必须在工作中提高对自己的要求。二、我们必须做到“人尽其力，物尽其用”。大家知道，科学研究是一件艰巨的劳动，失败多而收效慢，我们决没有理由把它看做一件轻松的工作。如果没有老教师的热心指导和新教师的虚心受教，那便不可能搞好研究工作。同时，有设备的系科，必须充分利用这些设备使其发挥最大效能；设备较差的单位就要依靠研究工作者的创造性，使在人力物力都感缺乏的情况下仍能开展工作。我们的教师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下要精确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尽可能地做到每天总有一部分时间花在研究工作上。三、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按步就班地来进行。一部分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由于研究的热情，喜欢做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往往有急于求成、贪多冒进的倾向；其结果恰恰相反，贪多则“消化不良”，打的基础就不坚固，冒进则容易“后跌”，有时还引起“一蹶不振”的情况。为了防止这一偏向，我认为：年轻教师首先要养成研读最近几年来的专门论著的习惯，要完全理解其内容，然后进一步加以钻研，吸收这些成果，把研究工作提到创造性的高度。这样，基础既能巩固，技术又会熟练，因而可以减少失败的机会而收到研究的成效。四、最后，我们教师尤其是学校行政领导人要肃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轰轰烈烈，空空洞洞”的研究宣传作风，切切实实地推进科学研究工作。让我们坚持工作中的科学态度，来保证我们在科学研究上的成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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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武汉市委会
筹备召开武汉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中共武汉市委会决定于五月二十四日召开武汉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中心议题，是根据党在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总结市委一九五三年的工作，确定一九五四年的任务，并选举武汉市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共武汉市委会。
中共武汉市委会于四月间作出了召开武汉市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如何做好会议准备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同时决议由市委第二书记张平化、第一副书记李尔重、第一副书记赵敏、常委宋侃夫等十六人组成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领导进行筹备工作。
召开武汉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是全武汉市党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已引起了全市党员的关心和注意，并进一步启发了党员的政治积极性。广大党员响应市委的号召，积极地参加了选举代表的活动。到五月初，各级党委选举大会代表的工作已经胜利结束。全市共选出正式代表四百四十九名、候补代表四十六名。各级党委都分别召开党员大会，以严肃负责的态度，认真地讨论了代表候选人名单，热烈地进行了选举。广大党员都把自己的愿望和意见慎重地付托给代表们。如交通运输系统的各基层党组织，在酝酿选举代表的过程中，党员们认真、具体地指出了候选人的优点和缺点，使候选人及全体党员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并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团结。这样认真选出来的代表，其中不但有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并为群众所爱戴的各级党员干部，而且还有大批战斗在各个经济建设战线上的工人和农民中的优秀党员。目前，全市党组织正积极进行酝酿和搜集提案的工作。 （本报中南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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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干部开始学习“联共（布）党史”第十章
湖北省参加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的干部，五月初已陆续开始学习“联共（布）党史”第十章。全章划分三个题目进行学习：第一题为“着重发展重工业和解决工业化的资金问题”；第二题为“农业集体化底方针问题”；第三题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采取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级组除学习规定的文件外，还要学习下列几个文件：“论苏联经济状况和党底政策”、“在粮食战线上”、“列宁与联合中农问题”和“大转变的一年”。
湖北省各地党委宣传部根据省委宣传部通知先后作了具体布置。中共荆州地委宣传部在总结总路线学习的成果、表扬学习模范的同时，结合布置了联共（布）党史第十章的学习。省直属机关决定由省人民政府工业厅厅长邱静山、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张若谷、省人民政府财委副主任庄果等同志分题给中级组讲授。沙市市和荆州专区直属机关准备向干部作全面讲解和按题讲授，使中级组干部在学习讨论时更易于了解整个章节的中心内容。
（本报中南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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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举行委员扩大会议
确定西南区一九五四年的民族工作任务
西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在五月四日到十一日举行了第五次委员（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外，还有藏、彝、苗、傣、哈尼、布依、回、侗等十六个民族的代表、各民族自治区的领导干部和与本民族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西藏达赖驻重庆办事处和西藏班禅驻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西南党、政、军各有关部门的代表。
会上，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维舟作了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过渡时期国家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总任务的报告。他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只有国家工业化，各少数民族人民才能得到更多的帮助，更有利各民族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因此，各族人民必须在进步的基础上，加强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坚持和与人民有联系的民族领袖人物的长期合作的方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雨亭作了关于西南区民族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总结了西南区一九五三年的民族工作，确定了一九五四年的民族工作任务。会议认为：西南区的民族工作是符合于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精神的，并取得了新的成就。目前，全区已有十七个民族，四百四十万人口地区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在国家进行有计划建设的第一年，西南工作开展较早的民族地区，已由政治工作转向政治和经济工作并重的阶段，各项经济工作都有了发展。在农业生产上，人民政府给各少数民族地区发放了一千七百多亿元的农业贷款和一百三十多万件无偿农具，并帮助少数民族农民改进耕作技术，使农民普遍得到丰收。人民政府并在少数民族地区有计划地发展了交通运输和增设了国营贸易机构，使各种产品的收购和供应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一倍多。这就逐步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进一步加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其他文教卫生等工作也有了相应发展。
会议详细分析了当前西南区民族工作情况，根据过渡时期国家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总任务，提出了一九五四年的民族工作任务为：继续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并有计划地发展和生产有联系的经济工作；加强和巩固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大力培养和提高民族干部；相应地发展文教卫生事业；加强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工作。会议指出：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工作，是逐步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根本工作，各地应有步骤、有计划地根据当地不同条件，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加强这一工作。各民族之间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是实现过渡时期国家在民族问题方面总任务的前提条件，一切工作都要从民族团结出发，达到团结的目的。会议最后着重指出：为胜利完成一九五四年民族工作任务，各项工作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必须继续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党的领导是一切工作胜利的根本保证。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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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留学生在苏联
在斯大林车床工具学院学习的我国留学生向一级教员克·叶彼法纳娃提问题。
在斯大林车床工具学院金属切削实验室中，我国留学生在立式铣床上作实验。右为实验室工作人员甫·西诺巴里尼科夫工程师在指导他的操作。
在斯大林车床工具学院工具系学习的我国留学生（左）和同班的苏联同学一同准备功课。
星期日，齐米?节夫农学院的我国留学生和苏联同学在宿舍里的红角下棋。
塔斯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