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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加强党的领导，巩固互助合作组织
贫农中农更加团结了
山西省屯留县东洼村赵德胜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向社员进行巩固贫农中农联盟教育时，发动社员联系检查自己的思想。大家检查出来有少数干部和部分社员在扩社时，对中农积极动员其入社，但对贫农则采取“愿者就来，不愿则罢”的态度，甚至还有个别领导干部根本反对吸收贫农入社，在社里吸收了五、六户贫农以后，他就消极怠工。已入社的中农则认为社里贫农多了，他们就会吃亏，就会减少收入。党和社的领导方面除对这些干部、社员进行了贫农中农团结起来搞好生产的教育外，还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中农周瑞甫，一九五二年未入社时，全年收入粮食一千一百四十四斤；去年入了社，全年共收入了粮食两千九百零五斤半，比入社前多收入一千七百多斤。接着，又把周瑞甫和中农赵江成比了一下：赵江成因为中途退社单干，粮食减收，收入减少，好牲口换成了赖牲口，生活也不如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好了。这时，中农社员孙兆武就说：“毛主席指出的路就没差错，贫农、中农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只有利没有害。”经过这次检查，社里贫农和中农更加团结了。在讨论投资时，大家一致提出要按照社员本身的力量来投资，不能一样要求。少数社员有困难时，大家同意社里暂借给他们一部分粮食，借的粮食可在秋后分红时扣除。
（杨迁、路永华）
社和组要团结起来
俺乡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发生了一个问题，被批准入社的农民非常高兴地说：“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真光荣！”没被批准入社的农民见了社员就噘着嘴，一句话也不说。支部知道后，便召开支部大会，讨论这个问题。起初有些同志不认识这是社和组的团结问题，所以他们说：“咱们只要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了就行。”支部认为要办好合作社，就要注意社和组的团结。因此支部领导大家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帮助大家认识到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要重视互助组的工作，互助组搞不好，全乡的生产就搞不好，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不能进一步发展。在每个党员和每个干部都懂得这个道理后，支部协助农业生产合作社召开社员大会，说服社员主动和互助组取得密切联系，纠正各种轻视互助组的思想。同时又组织共产党员分工深入到各村各片向农民宣传建社必须具备那些条件。
过了几天，党支部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所在村小寨沟又召开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互助组组长联席会议，请互助组组长谈谈他们对支部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意见和目前互助组中的困难。他们谈了两点：一、不满意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轻视他们讥笑他们；二、个别互助组被拆散后，缺农具，没牲口，生产中的困难很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就代表全体社员向大家虚心检讨了过去轻视互助组的错误；并表示今后在不影响自己生产的原则下，尽量帮助互助组解决各种困难。对已散伙了的互助组，支部表示一定帮助大家整顿恢复起来。经过这次会议，问题解决了一大半。互助组长吕宗心说：“今天这个会开得真好，支部书记说的真入我的耳。俗话说：‘木不钻不透，话不说不明’，这回我心里真亮堂了。”他还说：“大家放心吧，我一定负责把组、社的‘疙瘩’解开，并带头把俺的组搞好，创造来年转社条件。”随后支部开会讨论整顿恢复互助组的办法。讨论的结果是根据具体情况和自愿互利的原则，把散伙的互助组适当合并起来。现在俺乡散伙的互助组不但都重新组织起来了，而且又有不少农民组织了六个互助组。为了加强对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俺乡又组成了互助合作委员会，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每十天研究一次全乡的互助合作问题，每月召开一次社、组座谈会，交流经验，搞好工作。
（中共孟津县保障乡支部书记王绍斌）
集体力量大
四川璧山县青杠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去年冬天扩社过程中，就酝酿要修一条堰沟，把农业生产合作社附近山上的泉水引下灌田。这是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堰沟有六里多长，还要在两个小山坡之间架起五十九丈长的渡槽。大多数社员要求把堰沟很快修起来，但是也有部分人不愿意修这条堰沟。有的人是不相信堰沟能修得起来，连党员孙可相也说：“这样大的工程，轻易就能修起来吗？”有的人是怕修起来负担太重，蒋明中就说：“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出钱又出工，除了锅巴没有饭了。”有的人因为自己田地水利条件好，就不愿出工修堰。党支部根据这种情况向社员进行了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使社员认清兴修水利是保证增产的首要关键，并采用算细账等办法说明修堰沟的好处。这条堰沟能够按计划完成的话，就能保证全社六百亩田按时插秧，并可把四百亩水田改为两季田，秋后就可多种一季小麦。如以每亩收小麦二百五十斤计算，全社一年就可增加十万斤小麦的收入，而修建费每石“受水田”平均只负担三万多元和二方半土工。其次教育大家应当相信组织起来力量大的道理，在人民政府贷款和派技术干部帮助之下，一定能按期修成的。经过反复耐心的教育以后，修堰工程开工了。共产党员刘元菊、龙树辉等在工地上以模范行动影响大家。比如有些社员迟到早退，而刘元菊、龙树辉连午饭都不回家吃，叫家里送到工地上来吃。这种模范行动就推动大家积极劳动，克服了松懈情绪。不久，工程正式完成了，泉水经过六里多长的堰沟流到田里。原来不相信能修成的社员尹泽荣，望着流来的泉水说：“这流来的不是水，是谷子呀！”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具体事情，使大家认识到集体力量的伟大。 （罗启蒙、萧启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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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莫斯科通讯
苏联先进的集体农庄
本报记者 李何
在全俄罗斯农业先进工作者会议闭幕后一天，我曾约会了几位参加会议的集体农庄主席座谈。他们从各个角度或简或详地叙述了自己集体农庄的情形。
（一）
基洛夫州沃热加尔区“红十月”集体农庄主席帕·亚·普罗佐罗夫先谈。
报纸上已经介绍过“红十月”集体农庄的情形：基洛夫州在莫斯科州东北，土壤和气候条件不算好。但是“红十月”集体农庄因为注重深耕、施肥、选种、轮作等等先进技术，谷物、蔬菜、马铃薯的产量都很高。在最近四年中，它的谷物产量每公顷（十五市亩）超过二十公担（四千市斤）。一九五三年黑麦每公顷收了二十五公担。有一个生产队在一百公顷土地上每公顷收了三十一公担黑麦。集体农庄有两千多平方公尺温室和一千五百个温床架，用来种蔬菜。它有牛、马、羊、猪、家禽、家兔、银狐七个养畜场，还有养蜂场。一九五三年集体农庄的现金收入为二百六十万卢布，平均每公顷耕地现金收入二千卢布。
和苏联所有集体农庄一样，“红十月”集体农庄的这些成就，都是在建立了集体农庄制度之后才有的。已往当地农民是怎样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呢？普罗佐罗夫同志回忆了当时的一段情形。
就像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所有农村一样，他那一村农民很穷，许多人跑到城市找生活。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从城市回来的人们组织了贫农委员会，向农民解释苏维埃政府的政策，领导农民按人口分土地使用。有六俄亩最坏的土地留给贫农委员会公用。贫农委员会人员在星期天耕作。他们在这块地上采用了新的技术，所得的收获不分配，作为公积金，用来买简单的农具。当时贫农委员会有二十二户；他们靠所分用的土地不够维持生活，常到区里揽工，积蓄了一些钱，在村里组织了造砖生产，容纳了村里多余的劳动力。这样，养成了集体劳动的习惯。
后来，一九二四年，在这个基础上组织了土地共耕社。社员在集体劳动的日子，共同耕地。由管理委员会规定第二天的工作。画卯记工。主要凭劳动来分配所得。全社收入百分之十二作为公积金。当时富农进行破坏活动：烧毁房屋；在地上插木杆来弄坏农具；散布谣言；挑拨社员间的关系。但是，一切阻挠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活动都失败了。
到一九二七年，在共耕社的基础上成立了农业劳动组合（集体农庄），所有生产资料都公有了。那时当地出现了一共四个集体农庄。它们合股开办修理坊、造砖坊、磨坊、油坊。彼此关系一年比一年密切。到一九二九年，它们合并为一个集体农庄，总共有一百一十户，五百二十人。到一九三一年才开始把劳动力、土地和农具分给固定的生产队负责。
在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时，他们非常注意用事实进行说服教育。以前只有富农有农业机器，他们也以农业机器进行剥削活动。共耕社买了农业机器，这对于买不起农业机器的中农很有影响。共耕社也拨一些款办托儿所，以耕牛、种籽等等帮助贫苦的单干农民。同时，村里的知识分子都动员起来做宣传工作。到了一九二七年，村里成立了党和团的组织，它们起了领导作用。
（二）
罗斯多夫州沙尔斯克区斯大林集体农庄主席亚·柴霍夫斯基谈了农庄的历史和现况。
沙尔草原在十月革命以前居民稀少，隔三、四十公里才有一个村庄。村庄之间的土地是地主的养马场。马乃茨河沿岸的光秃土地只长一些羽毛草。草原很干燥，庄稼长不好。庄稼户从一公顷耕地只能收六、七普特（即十五市亩收二百市斤左右）谷物，贫农和贫苦的中农，所得不够养活一家。地主和富农一般不住在那里，只派他们的管家去。
十月革命以后，土地收归国有。在原来地主的养马场上出现了国营农场，一九二二年当地有五六十户贫农，从国家领到了几千公顷土地使用，这些土地和国营农场相连接。这批贫农当中只有二十六匹马和二十头耕牛。他们组织起来开垦生荒地，播种冬麦。三年中耕地年年扩大。到了一九二五年，他们成立了农业劳动组合（集体农庄）。这时已有五万卢布公积金，买了马拉犁、马拉播种机、马拉收割机。这时户数还是五六十户，耕地却扩大到七百公顷。
周围村子的农民，尤其是中农，常常来参观。他们看到集体农庄产量高，庄员的生活好。从组织起来集体劳动到建立集体农庄的五年中，集体农民的家庭都添置了东西，开始从土房子搬到新房子。但是单干农户不管怎样干活，生活没有改善多少。农民信服了集体化的好处，一个接着一个申请加入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到一九二七年有一百五十户，到一九二九年有二百六十户。因为许多中农加入，生产资料也增加了，马增加到五十匹。
建立了集体农庄以后，农民的力量雄厚得多了。不仅大规模地发展生产，而且自己造砖盖屋，自己造林抗旱。一九三○年开始组织生产队；除了田间、养畜生产队以外，还有建筑、造林生产队。一九二九年建立的造砖坊到一九三六年已经发展成造砖厂。用自制的砖盖起了公共建筑物和庄员房屋。当地草原本来没有一点森林。一九三六年在这块方形土地的周围和当中种了宽二十公尺的护田林带，现在护田林带的树已长到十二公尺高，它们保障着庄稼不受旱风的侵袭。
现在斯大林集体农庄有四百二十五户庄员，经营着五千八百公顷土地，其中四千四百七十三公顷耕地、三百八十六公顷牧场、三百二十八公顷护田林带、六十公顷果园、五十公顷葡萄园、六十公顷供给建筑材料的树林，其他是庄员的宅旁园圃和建筑物。在近两千公顷种谷物的土地上，最近三个干旱年份中，每公顷收获谷物不下十七——十八公担，有的达到二十八——三十公担，玉米每公顷收获三十五——四十公担。集体农庄的养畜场养着：一千一百六十头牛（其中三百五十一头奶牛，产牛奶七十万公升）；二百一十匹顿河名种马；一千二百二十四头猪；三千一百五十三只羊（其中一千只是细毛羊）；八千九百只家禽；二百一十箱蜜蜂。
机械化成为斯大林集体农庄的田间工作和养畜工作的特点。谷物从播种到收割、打谷，都使用机器。在收割时节，一边收割一边出粮食；一部分粮食立即用卡车运到国家采购站，另一部分立即经过传送带入仓。养畜场都装置自动饮水器、电气挤奶器、运送饲料的吊车、煮饲料的厨房。
公有的副业在斯大林集体农庄也是很多的。它有七十瓩发电力的发电厂、八十六台马达。它有造砖场、木工场、铁工场、磨面场、碾米场、榨油场、酿酒场、腊肉场、兽医站和牛羊人工授精站。
这个集体农庄现有公积金七百一十万卢布，其中生产资料占五百九十万卢布。集体农庄每年从三百万卢布的现金收入中，拨五十多万卢布作为公积金。
这样雄厚的经济，与三十年前只有几匹马和几头牛的情景比较起来，沙尔草原的农民走了多远了呵。
在这样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斯大林集体农庄农民过着美好的生活。庄员每个劳动日报酬在一九五三年有谷物、蔬菜、肉类、油脂、牛奶、水果、酒、蜜等十一种实物和四卢布现金，全部折合现金十七卢布。这个集体农庄三年来采取了按月预付劳动日报酬给庄员的方法，这给庄员很大便利。但是仅仅劳动日报酬不能说明庄员生活的全面。集体农庄还有许多物质和文化福利的设施，它们构成庄员生活的重要的一面。
斯大林集体农庄自己有建筑队给庄员盖房子，庄员按价付款。有三百五十幢庄员房子是用砖和土砖盖的。有十幢房子有暖气和澡盆。今年还要盖三十幢房子。集体农庄有面包房，庄员可以拿面粉去换面包。集体农庄有大公共食堂，今年还要盖新的公共食堂。集体农庄有幼儿园和托儿所，照管着二百五十个小孩。这些都便于庄员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生产上面。
文化娱乐成为斯大林集体农庄庄员不可缺少的生活部分。有两所设有一千个座位的俱乐部和一个有六千册存书的图书馆。有两部电影放映机，每周放映四、五次，庄员看电影的次数比城市里人还要多。有三个乐队。有公园和运动场。许多人参加业余文娱和体育活动。到处设着无线电广播。澡堂每天都开放着。
社会保险工作在斯大林集体农庄很受重视。有十五万卢布现金和许多粮食作为互助金。庄员借款三百卢布以下的，由互助金管理委员会批准；三百卢布以上的，由全体庄员大会批准，借款一年以内归还。庄员的养老、医药、疗养、生产等费用都是由互助金项下开支的。庄员在生病时，和妇女在产前产后两个月，都得到等于一定劳动日报酬的互助金。一九五三年有三十个庄员得到疗养券。现在有七个老庄员在集体农庄的养老院。其中一位是八十七岁高龄的集体农庄前主席。他有时走出养老院，看到农庄生产的繁荣和庄员生活的幸福的情景，不禁感动得流泪。
斯大林集体农庄在今年将提高谷物产量到每公顷二十三公担；蔬菜——二百五十公担；马铃薯——二百公担；并将为大大提高畜产品而努力。
柴霍夫斯基最后说：“希望中国农民将来也过着和我们一样的生活：心里无所挂虑，好好劳动和好好休息。”
（三）
斯塔甫罗波尔边疆诺沃亚历山得罗夫区斯大林集体农庄主席纳·费·雷西金，谈了这个集体农庄合并以来的发展和为实现苏共中央九月全会决议所作的努力。这个集体农庄是受全俄罗斯农业先进工作者会议表扬的模范集体农庄。
雷西金谈起，一九五二年中国农民代表参观团访问斯塔甫罗波尔边疆时到过他们的集体农庄。中国农民代表虚心好问的态度留给他深刻的印象。他热情地说：“请转告中国农民代表们，我们集体农庄将提前实现自己的诺言。当时我们向中国朋友保证，到一九五五年现金收入要达到二千万卢布。这在一九五四年就可以达到。希望中国农民和我们一样前进。”
这个斯大林集体农庄有一千七百八十户，两千多劳动力，使用着二万二千公顷国有土地，其中一万八千公顷是耕地。它是在一九五○年八月由八个集体农庄合并成的。这八个集体农庄建立于一九三○年，在战前已经发展，在卫国战争时期受到损失，在战后因为机器不够和田间没有清理，收获量相当低。合并以后，集体农庄的力量大大加强，由于努力经营，生产飞跃地发展着。三年中谷物和油料作物收获量增加了一倍，畜产品增加了很多，现金收入增加了五、六倍。雷西金认为，这只是斯大林集体农庄大大发展集体农庄经济的开端，它还要发挥潜在能力，以实现党的号召。
首先是发展养畜业。斯大林集体农庄庄员从加强饲料基地开始。三年来已经扩大饲料作物耕种面积五倍，但还不够现在大规模发展养畜业的需要。由于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边疆的许多集体农庄可以用种有作物的休闲地（在本应完全休闲的土地上种早熟的、能恢复地力和排除杂草的作物）和半休闲地代替完全休闲地，这样来充分利用土地。斯大林集体农庄在一九五四年由于使用这个潜在力，将增添四千公顷饲料作物的土地，从而将额外增加四万四千公担干草，十六万五千公担青饲料，十六万二千公担多汁饲料。使用这个潜在力，同时将扩大“苏丹”牧草的面积到一千公顷，将收获一万五千公担种籽，以供应斯塔甫罗波尔边疆其他集体农庄的需要。
增种瓜类饲料作物，受到斯大林集体农庄庄员很大注意。南瓜是边疆的一种主要饲料作物。甚至在旱年，每公顷也可以收二、三十吨南瓜。一九五三年种了一百五十公顷，一九五四年将种七百公顷，将连续生产瓜类作物，以保证牲畜从七月到一、二月都能吃到多汁饲料。
养畜业的发展，使斯大林集体农庄在一九五四年单从这方面将收入现金七百三十四万卢布，比一九五三年增加半倍。将来养畜业的现金收入将占全庄现金收入的一半。
扩大中耕作物方形点播和方形簇种的面积，是斯大林集体农庄可以发挥的另一个潜在力。它在一九五三年用这个方法播种了三千公顷，节省了三万六千个人工。由于节省人力和种籽，节约了五十多万卢布。一九五四年将用这个方法播种四千公顷，除了向日葵、玉米、蓖麻等外，还有瓜类、马铃薯和蔬菜。方形点播和簇种方法帮助提高收获量。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玉米的收获量从每公顷九公担提高到二十四公担，向日葵从每公顷四点七公担提高到十六点四公担。瓜类和蔬菜的现金收入在一九五三年为一百三十万卢布，一九五四年将增加到近五百万卢布。
农作物是斯大林集体农庄的主要经济部门。光是冬小麦就播种了六千公顷。主要靠深耕和先进农业技术来提高农作物收获量。谷物的总收获量将从一九五三年的十五万多公担提高到一九五四年的二十万公担。
在发展多种经济的基础上，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的一年之间，斯大林集体农庄的现金收入将从一千二百八十万卢布提高到二千万卢布；公积金将从七百万卢布提高到一千万卢布以上；每个劳动日的报酬将从七卢布现金和三公斤谷物及其他实物，提高到十一卢布三十八哥比现金和三公斤以上谷物及其他实物。这是集体农庄制度的力量强大的表征。
斯大林集体农庄的发展，是和它的劳动组织，和它与拖拉机站的合作，有密切关系的。它的生产队使中国、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各人民民主国家农民代表团感到很大兴趣。它的七个大生产队是综合性质的，种地兼养畜，经管着广大的谷物、技术作物、饲料作物的田地和一定数目的养畜场。养畜场不另设生产队。每个生产队有一个拖拉机队服务。整个集体农庄有当地的一个拖拉机站为它服务，这个拖拉机站拥有一百台拖拉机、五十台联合收割机和其他农业机器。生产队与拖拉机队实行着紧密的合作。它们的生产任务每十天由集体农庄主席与拖拉机站站长共同发出。这样消除了集体农庄与拖拉机站之间任何步调不一致的现象。这已经成为习惯：每月逢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由集体农庄主席、拖拉机站站长、生产队队长、拖拉机队队长、农艺师开会。会上各队提出已经想好的十天计划，大家集体考虑，加以补充或修正，然后由农庄主席与站长签名，作为指令发出。生产队与拖拉机队的田间休息站是统一的，田间食堂也是共同的。这种组织形式，被认为是成功的。不仅斯塔甫罗波尔边疆，而且临近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罗斯多夫州，都在推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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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的集体农庄制度，合并后的大集体农庄，为苏联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强大的、巩固的基础。苏联集体农民正是根据这个条件，以高涨的劳动，响应苏联共产党的号召，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生产着丰富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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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南各地积极开展人民调解工作
中南各地积极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据全区四百一十九个县、市不完全统计，已有人民调解委员会八千七百五十一个。湖北省黄陂、江西省高安等县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乡建立了调解组织。各地在整顿和建立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中，都通过巡回法庭建立和推动调解工作及培养人民调解委员。柳州、衡阳、高安、九江等县市还集训了调解委员，组织他们学习政策和法令，以提高业务水平。
已经建立人民调解组织的地区，都密切结合生产进行调解工作。农村中许多调解委员会根据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情况，特别注意调解组员之间和社员之间的纠纷，因而大大地促进了人民内部的团结，推动了生产。江西省余江县农民倪财平和詹正发过去经常为用水问题发生争执，影响生产。经调解委员会调解后，倪财平和詹正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在生产时还互相照顾和帮助。由于各地基层调解组织及时地解决了广大人民的纠纷，因而普遍受到欢迎。有些长期不能解决的纠纷，也都得到了顺利的解决。湖南省临湘县花园乡和君王村为柴山问题，互不团结，经调解委员会调解后，安定了广大人民的生产情绪。他们满意地说：不是调解委员会，大家都去打架了，谁还能安心生产呢！许多不和睦的家庭，经过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也都变为和睦团结的家庭。
由于各地调解工作日益加强，使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相应减少。这样就可使人民法院集中力量处理严重违犯国家政策法令和破坏经济建设的重大案件。广州市中区自建立调解组织后，人民法院收到的案件曾减少到只有在调解组织建立前的二分之一。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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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育驾驶人员和群众重视交通安全
武汉市判决一批违反交通规则案件
为了教育驾驶人员和人民群众切实重视交通安全，避免和减少交通事故，武汉市礄口、江汉两区人民法院于最近判决了一批违反交通规则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的案件。
今年入春以来，武汉市连续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据该市公安局统计，一月到三月共发生交通事故二百九十四起，死十三人，伤一百九十二人，其中以三月份最为严重，在三月一日到二十五日便发生了大小交通事故三十起，重伤十五人，死八人（内有七人是三岁到九岁的小孩）。造成上述交通事故的原因，一个是有关机关、团体和企业部门忽视交通安全，平日缺乏对驾驶人员的管理教育和对车辆的检查，因而驾驶人员经常违反交通规则，超速行驶，或在紧急关头机件失灵，不能控制；另一个是家长对儿童的管教不严，听任小孩在马路上玩耍，或在横穿马路时缺乏照管。该市民营汽车第一站的负责人一贯不重视行车安全，不仅平日对司机缺乏教育，而且明知司机有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也不及时制止。如该站司机张德文就曾因开车时喜爱开快车来出风头而多次肇事，但并未引起该站负责人的注意。三月十二日，张德文驾驶一辆空车顺中山大道超速行驶。车到观音阁上首时，左侧有下行的公用汽车正靠站上下乘客，公用汽车的外侧有四辆板车下行，张德文所驾驶的汽车从对面开来，并未降低速度，直到接近板车时才紧急刹车，但因该汽车的制动机不平衡，方向盘不够灵活，在刹车后仍继续前滑，因而当场将板车工人熊正喜轧死，工人周重华受重伤，刘文波受轻伤。这一不幸事件发生后，民营汽车第一站的负责人并未认真地从中吸取教训，因而在六天以后又发生了该站的司机人员违反规定造成人身死亡的重大事故。从武汉市的礄口路到艾家咀是单行线路，路面狭窄，年久失修，早为该市公安局明令禁止行车。但民营汽车第一站的负责人却从片面营利观点出发，毫不重视市公安局的禁令，在三月十八日指派该站司机高筱文及其助手李明义从礄口开车到艾家咀装货。在行车时，因助手的指挥错误，将道旁的三岁小孩陈八斤擦伤致死。
为了进一步改善城市的交通管理工作，以保障人民的交通安全，便利城市的交通运输，武汉市公安局除已采取措施，加强对于干部、群众和司机人员的交通安全的宣传，继续清除影响交通的障碍物等外，已提请该市人民法院给予违反交通规则造成重大事故的肇事人员以适当处分。武汉市礄口、江汉两区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真象后，已在日前分别判决了一批交通事故案件。其中如司机张德文被判处三年徒刑，李明义被判处徒刑半年缓期一年执行外，并责成民营汽车第一站付给死者、伤者安葬费、医药费及抚养费。此外礄口区法院为了督促各机关、团体、企业部门等加强对驾驶人员的管理教育和对车辆的检验，还决定给予民营汽车第一站负责人以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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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铁路青年体育联欢会闭幕
一九五四年全国铁路青年体育联欢会已在九日闭幕。
这次大会比赛项目有田径、自行车、劳卫体操、篮球和排球。来自全国各地的铁路青年的优秀选手们，在比赛中表现了良好的成绩。田径赛中的男子跳高、女子跳远、男子一千五百公尺等六个项目都打破了全国铁路最高纪录。在大会进行中，中央体育学院田径队和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体育训练班的运动员们，被邀请参加田径对抗表演赛，他们在会上也创造了很多新纪录。中央体育学院的李琦以十五分三十八秒六的成绩打破了男子五千公尺十五分四十八秒的全国最高纪录；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体育训练班的李中林以一分五十九秒四、中央体育学院的石勤以一分五十九秒六的成绩同时打破了男子八百公尺二分零秒三的全国最高纪录。
在闭幕式上，宣布比赛结果：哈尔滨运动员徐秀珍获得女子个人总分第一名；天津的郭振豪和锦州的孙文生获得男子个人总分第一名；男子篮球冠军天津队；女子篮球冠军哈尔滨队；男子排球冠军哈尔滨队；女子排球冠军吉林队。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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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京剧“猎虎记”及其演出
张真
编剧：范钧宏 导演：樊放中国京剧团演出
“猎虎记”是近来以古代人民生活为题材的改编戏曲中较好的一个京剧剧目。剧本根据“水浒”第四十九回的故事，描写了两个年青的猎人解珍、解宝怎样遭受地主和官僚的陷害；描写了几个具有英雄气质的人物——当狱卒的乐和，开酒店的孙新、顾大嫂夫妇，登云山头领邹渊、邹闰，及登州兵马提辖孙立等人——怎样打抱不平，劫牢救出解珍、解宝，同奔梁山泊聚义的经过。这个戏反映了那个时代封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狠毒和无耻，刻划了良善人民在残酷压迫下的痛苦，也比较细致地描写了人民对这种压迫所采取的不妥协的斗争的曲折过程。
解珍、解宝本来是两个老实猎户，他们到毛太公家，只是为了交涉取回他们辛苦数日所打死的一只老虎，不料毛太公把虎赖去，反把他们捆送公堂，诬为打抢，又贿通狱吏，几乎把他们毒死。这一连串的陷害和阴谋，使他们眼睛明亮，看清了统治者对自己的极端狠毒和仇恨，把他们“逼上梁山”，使他们走上了复仇反抗的路。这是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千百个相似的事件中概括出来的一段故事。
剧本突出地表现了古代人民英雄的正直不屈、是非分明的精神和他们对坏人与坏事不能容忍的精神。这些人物都是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他们有的虽然在衙门里当狱卒或军官，但他们的感情、气质却是属于人民的，他们嫉恶如仇，看到人欺负人的事，就忍不住义愤填胸。这是一种政治感情。他们对被欺压的良善人民，尽管不相识，却发生由衷的同情。看到解珍、解宝冤枉入狱，乐和就去送信，孙立就去讲情，顾大嫂筹划营救，邹渊、邹闰也来帮忙，这正是古来人民作家所热情歌颂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这“义气”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深厚的阶级友爱，就是靠着这种“义气”，他们才团结一致，赢得了劫牢反狱斗争的胜利。
剧作者也热情地歌颂了顾大嫂、乐和等几个英雄人物。顾大嫂热情、勇敢、泼辣，对当时的衙门和衙门里的狗腿子如鲍四、沈五之流，表现了强烈的憎恨和鄙视；而对解珍、解宝的案件，却表现了深切的关怀和积极援救的态度。乐和这人物也被表现得热情、仗义，为了营救解珍、解宝，他焦急奔走，那种把别人的事情看做自己事情的热心肠，是刻划得鲜明的。解珍、解宝在公堂一场的不屈服的正气凛然的形象，是处理得突出的。戏中对一些反面人物采取了戏曲艺术中传统的讽刺的手法，例如鲍四、沈五到顾大嫂酒店去“挂桩办案”、被顾大嫂冷嘲热讽的一场；例如在狱中包节级、刘二准备用私刑打解珍、解宝，反被两人夺过棍子打了几下，狼狈下场的一场；以及知府听说有人劫狱、抱着大印慌慌张张地上场又下场、几乎忘了印的丑态，都是对于这些“色厉内荏”的反动统治者的无情的嘲笑。这种讽刺引导观众去鄙视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也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大无畏气概和机智、幽默的乐观主义精神。
中国京剧团在演出上，由于严格地执行了导演制度，由于导演掌握了原剧的基本精神，并从而加以充实和发挥，舞台上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设计，突出了该突出的人物、该突出的场子，使全剧有一种比较完整、比较谐和一致的艺术气氛。这种全体协同一致演好一个戏的态度，是应该肯定的。
很多演员在创造人物上，显然也是下了功夫的。例如云燕铭的顾大嫂的形象，就脱出了一般的花旦或泼辣旦的范围。她的“顾大嫂”演得泼辣而不失其善良，机警而不失其豪放，敢作敢为而不失其女性的温柔。她对解珍、解宝表现了表姐的关切，对鲍四、沈五则冷言冷语，十分强硬。许多小地方可看出她体会人物性格是细致的，例如乐和初次到店中送信时，她一见是衙役打扮，就放下脸来说：“店里没人！”乐和信口说：“我找内掌柜的。”她一听登时就要变脸，吓的乐和直躲。等乐和说出自己姓名时，她恍然说：“啊，原来您就是乐和兄弟啊，……”这一段话她说得满面春风。这一刹那间表情的变化，把顾大嫂爱憎分明、豪放爽快的性格，表现得十分明显。缺点是泼辣有余，质朴不足，在逼孙立一场就显得过于尖酸冷酷，咄咄逼人。张春华扮演的乐和，通场都保持着饱满的情绪。几次匆匆来给顾大嫂送信，几个下场姿势，表现了这个人物为朋友奔走迫不及待的热情。他把乐和活泼诙谐的个性与正义感结合得很好，比如在狱中看到刘二下毒要害解珍、解宝时，他故意大呼大叫，闹了一场，虽然装做奉了包节级之命，不准给犯人私下送饭的“公事公办”的面孔，却使人感到同时也有着对刘二的真正的愤怒。他把乐和演得热情、义气，给人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精明强悍的小伙子的完整印象。张云溪扮演的解珍，沈金启扮演的解宝，都掌握了劳动人民的朴实和倔强的性格，成功地表现了两个未成熟的（因而是无经验的）英雄人物。但是张云溪把解珍的较沉着、细心的性格表现得近于胆怯（如公堂一场）；沈金启在有些地方又把解宝的直爽表现得有些毛躁，如去毛太公家索虎时，还没到后花园看虎，竟先表现出对毛太公的敌意，都是不很妥当的。总起来说，演员们大都有着艺术上的创造。演员们能打破“主角”、“配角”的陈旧的想法，在导演的统一指挥下，进行集体的艺术创造，这是使这个戏演出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个戏的演出有很多比较系统的改革，如取消了角色“报名”、“引子”、“上场诗”等，并除了极少数场面，都采用了布景。这种改革是值得欢迎的。有些布景用得很好，如“公堂”、“监狱”、
“毛太公家”等几景，都造成应有的舞台气氛，衬托了演员的表演。当然，布景与戏曲固有表演形式之间的矛盾，并不是每场都解决得很好的，如“猎虎”一场，猎户们爬了半天山，景却还在原地，并且猎户们不在有草的地方，偏在没草的地方拨草寻找虎的踪迹，都是小小的破绽。这是一些在戏曲改革中所必然会碰到、而又不可能一下子就解决的问题，只能在改革的不断实践中逐步解决。
有很多观众觉得第一场“祝寿”像话剧，这是由于在布景前做戏，演员不大敢用夸张的动作，因而过份减弱了舞蹈性（这是京剧动作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另外有几场戏舞蹈性又很强，使全剧表演风格不甚统一。另一点是“赖虎”以前的戏太长。剧中的矛盾是从毛太公赖虎起的，开场许久不展开矛盾，就会使观众不明作者意图，并且在接连几场中渲染了猎户对于猎虎没有信心的冷淡态度，也使舞台上情绪低沉、单调。一般说来，猎户应该是不会反对猎虎的，这是他们衣食所系的营生，知府命猎户上山去猎那只时常伤人的猛虎，也还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只是“杖限”是专制淫威的表现），戏中把猎户这种带有英雄色彩的职业，描写得怕饿怕冷，垂头丧气，甚至于爬山时掉下来伤了脚，都大大使英雄减色。描写一个人对生活的被动态度，是构成不了英雄形象的。
此外，造反这一件事在剧中人心理上描写得不够沉重，许多人物谈到这事时，态度表现得有些轻松，甚至近于愉快（如“定计”一场），实际上，人是不能怀着那样心情来谈论造反的。当时反动统治者的力量那么大，造反决不是有把握的事情，一点考虑不周就要掉头的，孙立说的对：“劫牢反狱，非同小可！”因此，造反一举对每个人应该写成是一个严重的、生命所系的问题，一个严重的考验，不强调造反一事的严重性，就难以表现英雄们的“舍身取义”（即便结果没有人牺牲）的慷慨壮烈的精神。有不少作品在这一问题上都有同样的倾向：把起义描写得过分容易，把当时环境描写得不很艰难，不很危险，把反动统治者描写得软弱无能，这样写不但是不真实的，而且也不能突出起义者在那样艰难形势之下决然起义所需要的坚强的意志和勇敢的性格。
这个戏反映了北宋末年那样一个动乱的历史时代：当时官府的淫威，地主的无赖，吏胥的朋比为奸、狗头狗脑，劳动人民的痛苦和愤懑……但在这一切背景之前的，是若干英雄的慷慨轩昂，不屈不挠的气魄。在舞台上，这气魄盖过了那一切的卑鄙与无耻，显出了劳动人民的正直和不可侮。事件的发展，表明了正是这些人们的不屈的意志，使历史服从了他们。这样的对历史的描写，基本是正确的和具有教育意义的。按照革命的观点去表现历史的面貌，应该是历史题材（或传说题材）戏曲的主要任务。现在我们新编的和改编的戏曲作品中，已经有太多的爱情故事了，戏曲剧作家们应该创作出主题更多样更富于教育性的作品来，应该更多地，并且更好地去表现古代人民为改变历史而付出的艰巨的劳动和斗争，以鼓舞群众的革命精神和创造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