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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区委副书记刘振东学会了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
焦殿珍
中共辽西省绥中县第九区委员会副书记刘振东，原来和全区干部一样，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是生疏的，但是经过艰苦学习，他终于成为一个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好干部。
一九五二年，刘振东被调任九区区委副书记时，心里虽然很高兴，但想到九区有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思想上就有了负担。他想：互助组的问题解决不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是更难领导吗！但又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要克服一切困难。刘振东到九区，起初仍怕做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比如有一次，刘振东到孙家村去，眼看就要走进王宝山村了，蓦然记起刘洪达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在这个村里，心想：“万一刘洪达要我去帮助解决社里的问题，那我怎么办呢？”于是他绕过王宝山村走了。
不久，刘振东参加领导全区整党工作。在进行新旧两条道路教育的时候，有的党员回忆起过去受地主压迫的生活，沉痛地检讨了自己不领导互助合作，光顾个人发财的资本主义思想。这时刘振东才了解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不积极领导大家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有人就会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刘振东想到自己过去怕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形，很惭愧。一个共产党员，不积极地领导农民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这能叫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吗？又想到初来九区时，县委曾嘱咐：“九区工作任务很重，一定要努力领导全区同志把工作做好！”这时刘振东心里很难过，不由地暗自责备自己：我是区委副书记，这样怕困难，那么区里其他同志又该怎样呢？想来想去下定决心要领导全区干部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
一九五二年，九区虽然试办过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但都是县委试办的，区委根本没有过问这一工作。因此，到一九五三年区委着手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就没有经验。同时，新建的八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又不断地要求区委会帮助解决问题。刘振东到肖家村揣连富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揣连富就要求刘振东给他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可是刘振东和揣连富唠叨了一阵没发现问题。临走时揣连富还诚恳地说：“希望刘同志经常来帮助！”这句话使刘振东感到十分不安，心想：“经常来是可以，可是怎样帮助呢？”他觉得很为难。接着又有一个社请刘振东去解决问题，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没解决好。怎么办呢？刘振东就日夜翻阅党的有关互助合作政策的文件。虽然刘振东念过几年书，可是已种了十多年地，早把念的书荒废了。因此学习文件时十分困难，常常为了一个字和一个句子要思考很长时间。虽然这样，刘振东仍坚持学习，经常学到深夜。经过这样一个艰苦的学习过程，刘振东就懂得了不少办社的道理，这就突破了办社的第一道“难关”。
这时正好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到了刘洪达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刘振东去谈谈区里的工作。刘振东到刘洪达社时，刘洪达正在讲建立劳动组织的经验，讲得很有道理。刘振东越听越有兴趣，便把重要的问题都记了下来。刘振东到别的社解决劳动组织问题时，也就有了经验。这件事给了刘振东一次很好的教育，使他进一步懂得了要真正学会办社不光要读文件，并且要向群众学习，从实际工作中学习，这样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可是向群众学习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刘振东回想刚到刘洪达农业生产合作社做“小学生”的心情时说：“那时有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思想，明明想让刘洪达多介绍些经验，但又怕刘洪达提出问题来问，就不敢多说话。”自然这个缺点很快地就被刘振东克服了，因为他懂得要真正学会办社还必须深入一步，到实践中去。以后他经常到刘洪达等先进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学习。
春耕时，刘振东又到揣连富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工作。揣连富农业生产合作社原先每晚都因为记工账的事嚷嚷到半夜，社员很不满意，后来揣连富发动社员研究出分组干活记工的办法，每天干活由组长记工，晚间由组长向会计报账。这样社员干完活就可以回家休息了，都很满意。刘振东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就帮助揣连富总结了这一经验，并且向潘台村魏汉奎等社推广了这一经验。这样，刘振东又懂得了不独要向群众学习，还要总结群众的先进经验，用来推广一般社的工作。一年来，九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许多先进经验，就是这样推广的。
每当谈到全区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就时，刘振东总是说：“这是区委的领导和全区同志努力得来的。”但是，正因为刘振东善于依靠区委和全区同志，才充分发挥了这种集体的领导力量。区里的干部说：“刘同志不论主持什么会议，总不是先发表自己一套意见，而是等同志们尽所欲言后，然后从同志们的发言中吸取正确的部分，补充或修正自己的意见，经过大家讨论，做出决定。”刘振东在区委委员中的分工，主要是负责领导和研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全区十五个社除一个社他没去过外，都去过两三次。他在社里发现了主要问题，都是提到区委会上讨论后才做决定。比如有好些富裕的社员入社后，都留了许多自耕地，多留的地还让社里给耕种，工钱用自己的劳动日顶。这件事在夏锄时被发现了，就提到区委会上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大家认识到这是富裕户想在社内进行剥削。接着就研究出了解决的办法。
一年来由于充分发挥了区委委员的集体智慧，虽然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个生疏的工作，但办社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及时得到了合理的解决，刘振东本人也因善于吸取别人的意见和经验，在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上有很大的提高。
当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大小问题都提到区委来解决时，刘振东想，“这哪行，区干部也不能长久住在社里啊，今后农业生产合作社越来越多，要不培养基层干部独立办社的能力，合作社是办不好的。”
刘振东到陈家村，就把支部书记李鸣岐找来谈情况，谈了半天，李鸣岐只讲互助组的事，他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一点也不知道。当时刘振东很不高兴，正想提出批评，但又想到这不能怨李鸣岐，主要是没有交给他这样的任务。于是刘振东很温和地向李鸣岐说：“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互助组的榜样，支部得特别注意领导啊！”接着就同李鸣岐到郑宝发农业生产合作社去，与他共同研究工作，把社里的问题解决了。临走时刘振东又嘱咐支部书记和社主任以后要经常联系，共同努力把社办好。刘振东回区七、八天工夫，就接到李鸣岐一封信，报告郑宝发社里又出了问题，但都解决了。刘振东看了信很高兴，立刻给李鸣岐写了回信，鼓励他要经常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解决问题，还希望他经常向区委做汇报。从此以后，刘振东更认识到教会支部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要性，他并把这个问题提到区委会上进行研究。区委先做了检查，发现各村支部所以没有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情，首先是因为区委没有教给支部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法，支部因为不懂得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情，也就不敢到社里去。于是区委决定教会支部办社。试行结果很好。支部和社的关系也密切了。有的社主任一有问题就去找支部，支部也主动了解社的情况，帮助社解决问题。虎将村支部书记张广荣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人说：“从前因我不懂行，对你们的事也不敢问，现在区上这样帮助我，使我心里透了亮，以后保证经常到你们社里去，和大家一同学习！”
在挂锄期间，刘振东发现大部分社的管理委员会不了解自己的工作任务，而区干部又代替了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为此，秋季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时，刘振东便到肖家村徐栢峪农业生产合作社，教给区干部怎样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怎样组织社的管理委员会和全体社员一同来决定社内的大事情。区干部要在“节骨眼上”发言，要给群众多出主意，不要只给群众下命令，这样才能培养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独立来解决问题。这样，区干部就学会了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办法。
刘振东在工作中还注意接受过去的教训。比如他检查了一年来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工作，发现由于自己不从实际出发盲目改组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次宣传总路线后，各村农民曾一度发生盲目办社的倾向。刘振东就接受过去的教训，和区委委员具体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宣传总路线时，只讲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没有宣传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条件。根据这
一实际情况，他们决定再进一步深入宣传总路线，详细地讲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和办社的具体条件，给不够办社条件的指出努力的方向，对够条件的，积极帮助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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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集体化是苏联农民幸福生活的源泉
黄来于
一、集体化为农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农村大部分的肥沃土地掌握在地主和富农的手里，广大的劳动农民被束缚在小块土地上，受尽了沙皇政府、地主、富农和高利贷商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陷于贫困和破产，无力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因此农业技术十分落后，收成很低。在一九一○年到一九一四年，谷类的最高收获量，每年平均每公顷（十五亩）只有七百三十公斤。大多数农民收成的粮食都不够吃，并且经常闹灾荒，每逢歉收年份，成千成万的农民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
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农民带来了解放。农民从国家手中分得了约一亿五千万俄亩以上过去属于地主、教堂的土地，免除了每年向他们交纳的约五亿卢布的地租。他们开始高兴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但是他们使用的仍旧是粗笨的犁仗、锄头和畜力，古老的耕作方法还没有改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夜，这种情况仍没有什么改变，农业生产比革命前并没有大量的增加。同时由于十月革命后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农业生产更加零散，商品粮食的产量增长得非常缓慢，（商品粮的数量只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三十七强），远不能满足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农民的生活也不能有显著的改善。这样，小农的落后的经营方式，就变成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障碍。
斯大林根据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具体地指出了克服这个障碍的出路，即采用典型示范和说服的方法，积极地逐步地把零散的个体小农经济联合为能够使用拖拉机、农业机器和新的农作法来经营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从一九二九年底起，苏联农民在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集体化运动。他们经过了八年到十年时间，胜利地完成了全盘农业集体化的事业，消灭了富农阶级，把个体农户联合成巨大的集体农庄，彻底铲除了农村资本主义的根苗，创造了在农业中利用新技术和农业科学的便利条件。随着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国家供给了集体农庄大批的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到卫国战争前夜，全国农业已拥有五十二万三千台拖拉机，十八万二千台联合收割机，二十二万八千辆载重汽车和许多电力站。苏联的农业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农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苏联集体农庄虽遭受了德寇的严重破坏和摧残。但经过战后五年计划的努力恢复和集体农庄的合并运动，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帮助下，集体农庄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有了新的更大的发展。现在集体农庄的耕耘、播种、灌溉、磨面、挤牛奶、剪羊毛等工作，都已广泛地使用机器和电力。
农业的集体化和机械化，大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一九五○年全国有七百五十个地区以上平均每公顷的小麦收获量达一千六百公斤以上，另有七十个地区每公顷的小麦收获量达二千四百公斤以上。在沙皇时代最好的年份，谷物每年的生产量从来没有超过五十亿普特，但一九五二年苏联的谷物总产量已达八十亿普特。在苏联工业化初期被认为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现在已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其他技术作物和畜牧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苏联农业的空前高涨，集体农庄的收入是大大地增加了。
二、大家共同富裕的物质生活
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不但保证了充分供应国家的粮食和原料，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生活。
集体农庄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土地、大农具、大牲畜等）公有制的基础上的，这里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集体农民劳动的成果，除缴纳国家税收、付给农业机器站的工作报酬、留给农庄作基金和公共事业费用外，剩下的很大一部分的收入，是根据
“按劳取酬”的原则来分配，即按每个人劳动的多少和好坏来计算“劳动日”（计工单位）发给报酬。此外，如果工作队或个人生产出来的产量超过了国家和农庄的规定标准，还能得到荣誉和物质奖励。这种分配办法，把每个庄员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谁干得更多更好，谁得到的收入也就更高，同时他也就给集体农庄带来更多的利益。因此，庄员们都很关心农庄公共经济的发展。
苏联集体农民的收入是很高的。一般农民每年能作二百五十到五百个“劳动日”，多的能作到八九百个甚至一千个以上的“劳动日”。每一个“劳动日”的报酬一般是三—五公斤的粮食、四—六卢布的现金。以经营经济作物为主的地区的集体农庄，“劳动日”的报酬还要高。此外，每个农户还可以使用他们房子附近约四分之一公顷到半公顷的土地，来种植蔬菜、果树，养一定数量的牲畜和随便多少的家禽，作为自己的副业收入。如“米丘林集体农庄”庄员们在一九五一年共作了八十三万九千一百二十一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的报酬为四公斤粮食和九卢布十三戈比现金。每户按照“劳动日”平均分得了二千零二十八公斤粮食和四千五百四十五个卢布的现金。同时，每户还有零点四九公顷的个人宅旁园圃，栽种蔬菜、果树，喂养奶牛、猪、羊、家禽，平均又可收入五千五百卢布。两项相加，平均每户在一九五一年收入一万零四十五卢布和二千零二十八公斤粮食。这个农庄平均每户只有三口人，每个人平均可以得到三千三
百四十八卢布和六百七十六公斤粮食的收入。这样
多的收入，在各个农庄里却是很普遍的。
苏联物价的直线下降，使农民的收入更加丰裕。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在工农业生产一往直前地高涨和产品成本不断降低的基础上，采取降低物价的措施，来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苏联自战后一九四七年到去年四月一连降低了六次物价，物品价格平均降低了一半以上。苏联人民在六次减价后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举例来说：在食品方面，一九四七年可以买一公斤面包的钱，现在可以买到二点八五公斤面包；那时只能买一公斤黄油的钱，现在能买三公斤了。在工业品方面，一九四七年买一个带镜子的衣橱和一幅毛毯所花的钱，现在除买同样的东西以外，还可以再买沙发、发亮的木制钢丝床和床垫、小柜子及台灯各一个。由于收入的增多和物价的降低，集体农民过着很优裕的物质生活，他们不但有很好的膳食，而且还能剩下很多的钱来购买好衣服、好家具、文化用品和出版物。在许多农户中，庄员的膳食费用不到全年工作日所得农产品的三分之一，其余多拿来购买工业品。例如“红十月”集体农庄女庄员米尔左耶娃的家，共有十二口人，一天三餐，都是面包、奶油、奶酪、鸡蛋、糖茶和肉等，他们平均每天要吃六斤肉。一九五一年，她家花了一万二千卢布添盖了三间房子，还购买了一万二千卢布较贵重的物品，包括衣柜、铁床、沙发、收音机、地毯、钟和自暖壶、一套绣花的桌布、床单、椅罩和她自己的呢子大衣。此外，每人按需要都添了一些衣服和鞋子。她自己现在有两件冬大衣、一件秋大衣、八件呢子和绸子的衣衫、七件工作服和五双好皮鞋。她家虽然生活这样好，但收入还是用不完。她家一九五一年的收入直到一九五二年七月底还余存三千卢布和三千斤粮食。
苏联农民的住宅都很舒适漂亮。有一个到苏联参观的同志曾访问过一个集体农庄庄员约洛瑟可夫的家庭，他家有三口人，住着一幢西式小平房，一共四间，有餐厅、卧室，还有跳舞厅。室内摆着一架收音机，两张沙发，一张单人床，一张双人床，床上铺着厚厚的毛毯和鸭绒褥子。墙壁上挂着许多照片，花花绿绿，十分讲究。他们屋子的后面又有一片果木园，园里果木的茂盛枝叶，把住宅衬托得十分清幽雅致。当参观的同志表示羡慕他们这种美好的生活时，引导参观的同志还说：德寇破坏得太惨重，我们现在只能将就过日子，主要的精力要放在建设上面。在没有经过战争破坏的乔治亚，那里农民的生活就比我们过得好些，他们住的是两层楼房，都有收音机和留声机，有的还有钢琴呢！
集体农庄的公共设备也很好。苏联有很多农庄，正像影片“幸福的生活”里所描写的那样，和城市差不多，这里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有学校、俱乐部、诊疗所、托儿所、电影院、无线电台、图书馆和国营商店等等，农庄的街道是平坦宽广的大马路，交通很方便，每个农庄都有很多的汽车，有些庄员自己还有小汽车，自己有脚踏车的那就太多了。“黎明”集体农庄七百三十几户中就有六百多户有脚踏车。
三、高度的文化生活和良好的福利待遇
苏联人民在十月革命以前，也和我们中国一样，不识字的很多，全国人口有四分之三是文盲。十月革命胜利和农业集体化的完成，使苏联人民摆脱了无知和愚昧。远在一九四○年，苏联已基本上消灭了文盲。现在苏联集体农民不但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同时还享受着高度的文化教育生活。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对人民文化的提高十分关切，在全国广泛建立起教育网。现在农村都已普遍设立了小学、中学和不脱离生产的农业畜牧技术训练班。每个青壮年的农民至少受过七年以上的教育。许多集体农民的子弟在当地普通学校毕业后，还进入专门的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学习。在集体农庄里，每个人的求知欲望都是很高的，就是不脱离生产的农民也经常到农庄的农业畜牧训练班听课。除学校外，集体农庄并设立有图书馆和阅览室。每个庄员自己家里也订有报纸和杂志，如“米丘林”集体农庄庄员，一九五二年买书、订报、订杂志，就花了九万五千卢布。庄员们都有良好的学习习惯，经常阅读书报。“十月胜利”集体农庄有一个女庄员，一冬季就读了四十八本书。他们除看书报外，还经常举办报告会和座谈会。
集体农庄的文化娱乐生活是很活跃的。在每个农庄里，都设有漂亮的俱乐部，庄员们根据自己的爱好组织了各种业余歌舞团、管弦乐队、奕棋小组和各种球队。此外，城里的巡回歌舞团，也经常到集体农庄给庄员演出。看电影已成为苏联农民最喜爱的娱乐之一。集体农庄俱乐部经常放映电影，在农忙季节，有流动的放映队到田野生产队去放映，庄员们每星期至少可以看一次。“赫鲁晓夫”集体农庄在一九五二年的四个半月中，就放映了九十次电影。许多农户还装有收音机。他们在一天辛勤的劳动之后，可以坐下来听一听从莫斯科和各大城市传来的新闻广播和优美的音乐。庄员们每天工作七八小时，星期日休息，每逢星期日或农闲季节，男男女女常穿上漂亮的衣服，坐着农庄的汽车或自己的小汽车到附近的名胜地方或公园去游览。离城市较近的农庄，还经常组织庄员们到城里的剧院去看戏。
集体农庄对庄员的福利也是很关心的。例如苏联有的农庄因为范围很大，耕地离开庄员的家庭较远，农庄便为庄员和农业机器站的拖拉机手建筑了舒适的田场宿舍，里面设有寝室、食堂、浴室和文化室等等，供庄员暂时住宿。在每个农庄里都设有医务所，较大的农庄还有医院。“斯大林”集体农庄有容纳五十个床位的一所医院，另外还设有一个药房、一个产科医院，为庄员免费治病；在治病期间，农庄按着病人平常劳动力的大小，发给他一半“劳动日”。此外，在一些名胜风景地区还设有休养所和疗养院，凡劳动有成就的庄员，都有机会轮流去休养。集体农庄的老年人受到特别的关怀。老庄员可以不参加劳动，由农庄发给养老金。不过，苏联人人都很爱好劳动，除了病弱残废根本不能劳动以外，没有一个老年人愿意休息。他们都愿尽自己的力气，替国家多做些事情。
在集体农庄里，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男子完全平等；她们干活和男人一样强，许多妇女在农庄中担任领导工作。在一些集体农庄中，女劳动英雄往往占一半以上。农庄对妇女和儿童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每个女庄员在怀孕期间，农庄就只让她做一些轻巧的工作；生小孩时有接生医院，产后有两个月的假期，女拖拉机手因为工作较重，可以休息三个月。在休息期间，农庄按她平时的劳动力，发给她一半的“劳动日”（也有给全部
“劳动日”的）。有小孩吃奶的母亲，可以迟上班、早下班，工作当中又给予喂奶时间，并尽量分配她们在较近的地方工作，也有的农庄为喂奶的母亲备有专门的交通车。母亲们从生第三个孩子开始，就能得到农庄发给的补助费，孩子众多的还可以受国家的奖励，当上“母亲英雄”。苏联每个集体农庄都有托儿所和幼儿园。在这里，多孩子的母亲不但不感到拖累，而且是很光荣的。
四、更美好的生活在向着 集体农民们招手
苏联农民的幸福生活是无止境的。苏联共产党不但领导苏联人民建立了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正在领导苏联人民为建设更美好更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按照伟大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苏联人民正在建筑四个巨大的水力发电站和三条大运河，植造八条跨过十六省的防护林带，在全国农田中采用牧草轮种制，开凿四万四千多个规模巨大的池塘和蓄水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的灌溉系统。这些设施完成后，农业各个部门将更广泛地实现电气化，苏联农业将永远免受气候变化的危害，保证年年丰收。
一九五三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九月全会又规定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的重要措施，决定大大减低集体农民的农业税收和个人畜产品对国家的义务交售标准，取消他们在过去几年中应交给国家的畜产品的义务供售额的全部欠款，降低各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马铃薯、蔬菜这些作物的标准，并提高国家的购买价格。这不仅使集体农庄和农民在去年的收入增加了一百三十多亿卢布，同时更鼓舞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拥有更多的上述产品。此外，会议并决定改进农业机器站的全部工作，供给集体农庄更多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器，派了大批的农业专家和领导干部为农庄服务，加强农庄的领导工作。这将使苏联的农业更高度地机械化，并充分发挥农业内部的潜力，使农业生产得到更大的高涨。在第五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苏联农民的收入将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
苏联集体农民并没有满足于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以忘我的劳动热情，建设着更美妙更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
苏联的经验活生生地教育着我们，生活的提高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我国农民要大力发展生产，过着像苏联农民那样美好的生活，只有走苏联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今天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就是逐步实现对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我国的农民们，只要紧紧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循着互助合作的道路稳步前进，农业集体化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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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省基层选举工作全面展开
安徽省基层选举工作已经全面深入展开。到目前止，仅据芜湖、安庆、阜阳、滁县、宿县等五个专区和蚌埠、淮南、安庆等三个市的不完全统计，开始选举工作的乡、镇和市辖区等基层单位共有七千三百三十七个。
安徽省基层选举工作全面展开前，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省和各级党政领导对于普选运动都很重视，对普选的准备工作抓得紧。安徽省选举委员会在二月九日曾派出八个干部分别到安庆、阜阳、宿县、滁县等四个专区和巢县，检查普选工作的部署和准备情况。中共安庆地委曾多次向各县委发出指示和通知，对普选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同时抽调五个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各地深入督导普选的准备工作。芜湖专区早在上月十二日就召开了选举工作会议，总结了基层选举典型试办的经验，确定了全面开展选举工作的时间、步骤，并讨论了普选结合生产、调配干部力量、建立人民法庭等问题。三级干部会议，布置了春耕生产和普选工作。含山县在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布置普选工作的同时，还组织到会干部进行了普选学习。
为保证普选运动顺利地健康地进行，各地抽调和训练了大批干部。据芜湖、六安、阜阳等三个专区和淮南、屯溪两市的不完全统计，共抽调和训练选举工作指导干部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五名，其中仅阜阳专区就达八千六百十一名。
基层选举工作全面展开后，各地首先向人民群众进行了普选宣传工作。宣传中，各地出动了数万名党的报告员、宣传员和经过训练的干部，运用了口头报告、漫谈讨论、回忆对比、个别访问和黑板报、土广播、读报组、快板、相声等有效且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法和形式，造成了浩大的普选声势和强烈的普选气氛。各地报纸和刊物也在这个时期把普选作为重要的宣传内容之一。经过这样广泛深入的宣传，广大人民受到民主教育，政治热情高涨起来，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投入了普选运动。含山县采石区平晓乡在召开妇女会议宣传普选时，正在雨雪之后，道路泥泞，天气寒冷，但是到会的妇女有一百七十三人，占全乡成年妇女总数的百分之七十。肥西县七十埠乡在进行了普选宣传后，妇女普遍说：“毛主席领导得真好！在旧社会男子讲话妇女只能站在旁边听，现在妇女也能和男子一样选代表了。”过去该乡妇女在春节前后都有走娘家的习惯，今年春节期间因进行普选，妇女走娘家的就少了。该乡施夹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许多选民在漫谈普选时表示：一定要把好人选出来当代表，带领我们把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使我们的生活更好。
各地在进行选举工作时，密切结合了生产。广大群众也都以生产上的成绩向普选献礼。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与支持下战胜了连年灾荒的阜阳专区人民，掀起了努力生产的热潮，决心用生产上的成就迎接普选。吕东扬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植树千棵来表示欢庆普选的心意。阜南县胡集乡农民晚上开会讨论普选，白天生产，三天锄麦一百七十三亩，植树一千五百九十六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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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东省基层选举工作基本结束
基层干部经过普选教育树立了新的工作作风
辽东省基层选举工作已基本结束。全省基层干部经过这次深刻的群众性的民主教育，大多树立了新的工作作风。
辽东省基层选举除岫岩县尚有六十四个村将在三月份完成外，其余各县共五千四百一十八个村的基层选举，已经全部结束。全省选民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参加了选举。经过这次普选，基层政权中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和坏分子已被剔除出去。全省各村平均有百分之七十的干部，由于品质好、工作积极、能密切联系群众而被连选连任。同时，选出了一批优秀的新干部参加基层政权工作，使基层政权更加纯洁、巩固，更加密切了和广大人民的联系。
这次当选为村人民政府的干部和人民代表，在普选中都受到了深刻的民主教育，他们在工作中已进一步发扬了民主作风。如西安县外寿村副村长蒲义发，因村里曾遭过自然灾害，担心不能完成售粮任务。这时，他想起了群众给他提的“有事不怕难，就怕不和大家商量”的意见，他就和人民代表、积极分子研究，共同想出了解决的办法，各人除自己带头卖粮外，还采取民主评议结合教育的方法，突破了余粮户的惜售思想，结果在四天内就完成了售粮任务。在工作中，村干部和人民代表进一步研究政策和中心工作主动地为群众解决问题。如西安县赵家村王有理当选为生产合作委员会主任后，研究了自己的主要工作任务是领导互助合作运动和提高农业生产，他便经常向农民进行互助合作的启发教育。现在，该村除二十一户已要求组织互助组外，并正筹建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辉南县茂盛村民政委员高景阳，去年秋收前主动找村长研究优抚工作，动员农民首先把烈属、军属的庄稼收割到家，烈属、军属对此都很满意。辽阳县长林子村是个受灾村，为了生产自救，曾召开了干部会研究了副业生产问题。会后，村干部和人民代表就积极带头组织全村百分之六十七以上的劳动力参加了各种副业生产。
经过普选教育，村干部的工作方法也有显著改变，他们开始注意了运用组织力量来开展工作。现在，各村定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已成为经常制度，很多村都召开过两次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了当前的中心工作。新金县徐大房村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还做出了“整顿互助合作组织”的决议，会后，代表们积极带头贯彻，全村已有四十五户加入了互助组。凤城县四台子村干部，在进行每一项中心工作时，都通过青年团、妇女会以及合作社等组织进行思想动员。因而使该村认售粮食的数字超过了去年四倍。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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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上海等七大城市
放映纪录片“斯大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三月五日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中国人民最敬爱的朋友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同志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我国北京、上海、沈阳、武汉、西安、重庆、广州等七大城市定三月上旬放映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文献纪录影片“斯大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这部影片纪录了中央人民政府、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和全国人民在斯大林同志逝世后哀悼纪念的情形，并概括地介绍了斯大林同志一生忠实服务于共产主义事业，对苏联、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贡献和不朽功迹。影片也纪录了斯大林同志和他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对我国慷慨无私的援助。
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还选择了和斯大林同志生平事迹有关的“宣誓”、“难忘的一九一九年”、“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上下集）、“攻克柏林”（上下集）、“伟大的曙光”等华语配音苏联影片在各地放映。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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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榜样
辛凤
读了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到共产主义之路”一书，我受到极大的教育。作者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杜布科维茨基是乌克兰集体农庄运动创始人之一，他生动地描述了艰苦缔造集体农庄的经历，指明了小农经济只有走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才能最后摆脱贫困，不断提高收获量，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才能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迈进。
大家知道，苏联在建国初期的农村经济，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更加分散。一九一八年的俄国农户约为一千六、七百万户，而到一九二八年，却有二千五百万农户。这样分散的农民，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是不能摆脱贫困的，而且“如果我们仍旧依靠小农庄来生活，那怕是以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资格来生活，也是不免要灭亡的”。这个真理被“到共产主义之路”的作者所写的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作者在本书中首先叙述了个体农民在自己细小的田庄上辛勤耕作而难得一饱的悲惨情况，得出了这样真切的结论：“土地不仅能成为慈爱的母亲，而且也能成为恶毒的后娘。”
对于分散的、细小的小农经济，列宁、斯大林指示了合作化、集体化的出路。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出路就在于循序渐进，然而一贯到底地，不是用强迫方法，而是用示范和说服方法，把小的和极小的农庄联合为大的农庄，以公共的共耕式的集体的耕种制做基础，同时采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增加农业强度的科学方法。”“到共产主义之路”一书中所写的“十月革命成果”集体农庄，正是走了这条正确的道路。这个农庄的成员们，不但本身取得了富裕的物质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而且以自己的实际范例说服了个体农民，发展了农村中的集体化运动，而成为当时乌克兰“农村中的社会主义灯塔”。这是今天我国农民应该学习的活榜样。
“到共产主义之路”的作者，是一九二一年战胜了外国武装干涉后退伍的红军战士。他遵循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指示，发起组织乌克兰基辅省乌曼县的第一个集体农庄。他一直担任这个农庄的主席，曾在一九四六年和一九五○年两次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并到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参观过。他在回忆一九四六年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时说：“我的父母难道想到过他们的儿子会出人头地么？在他们看来，我若能在村公所当一个司书，就算是最大的幸福了。”然而在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教育和培养下，他已经成为“国务活动家”了。他说：“这时我就想起了莫斯科，想起了列宁长眠着的陵墓所在地方的红场。我该怎样向他致谢啊！”
杜布科维茨基的爱人杜霞·楚班，是贫农出身的杰出的农村妇女之一，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她曾在田地上、在牛栏和猪圈里作过工，当过托儿所主任，当过种菜队长。她在一九三五年当选出席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制订农业劳动组合模范章程的讨论。这个乌克兰的女“国务活动家”，仍然是一个生产队长，她的生产队的收获量比农庄其他生产队的收获量要多得多。一九四七年，“十月革命成果”集体农庄的玉蜀黍收获量，平均每公顷（等于十五市亩）二十八公担（每公担等于二百市斤），而杜霞的生产队却从三公顷土地上，平均每公顷收了五十一公担；一九四九年，集体农庄的糖萝卜收获量，平均每公顷二百八十八点七公担，而杜霞领导的生产队，在三公顷土地上，平均每公顷收了五百十五公担。她就用这样的实际生产成绩教育其他的农民。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和教育下，在先进农民的带头下，“十月革命成果”集体农庄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跟着农庄的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庄员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断地提高了。实际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都进一步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一九四九年波兰农民代表到“十月革命成果”集体农庄参观时说得好：“一个农民既不用焦虑明天的衣食住问题，而能想使自己住房内安设有自来水管，决定要买什么样式的摩托车或收音机等，那末他就满可称为是幸福的农民了。”正因为如此，原来对集体农庄缺乏信心的人，现在也诚心拥护集体农庄了。过去曾经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庄员安东·贝连基和他的妻子，成了农业集体化的热心的宣传家。有的庄员，因为自己收入多了，把留给自己的乳牛也当作累赘而送给集体农庄了。这是容易理解的。集体农庄庄员如果对自己的一切需求都有了保证，就会把属于个人的家禽、家畜和住屋旁边小块土地当成累赘了。
“到共产主义之路”告诉我们：“十月革命成果”集体农庄的迅速发展和巨大收获，不是轻易得到的，而是农庄的领导人和全体庄员们的艰苦奋斗的结果。它是由一九二二年的九家人、六匹马、三把犁、六把耙、两辆大车和五十一公顷公有土地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考验，受到希特勒匪徒的蹂躏，在战后的废墟上重建起来。它在杜布科维茨基的领导下，用自己的劳动战胜了一切困难，修理好了各种机器，进行辛勤的耕作，收获量还只有平均每公顷十五公担谷物。他们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的一年间，千辛万苦地建造了自己的水力发电站，把废铁变成了机器，分工进行耕作和建筑，征服了流过农庄的梯吉奇河，开始了电气化。从此，它就用了二十二部电气摩托来进行切草、切萝卜、推磨、搧作坊的风箱、锯木、榨油和其他工作，发动打谷机、风车和清谷机来减轻收获工作中的体力劳动。过了一年，水电站有了十四万八千卢布的收入。过了三年，他们有了四十架电气摩托进行着六十种工作。“十月革命成果”集体农庄计划到战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末一年，将在一公顷土地上收获二十九公担谷物。
“到共产主义之路”是对今天我国广大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的教本，“十月革命成果”集体农庄三十年来的经历，照亮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前途，能够鼓舞我国农民坚定不移地沿着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前进。正如本书作者所说：“我国的明天不仅引诱着我们，而且引诱着全体先进人类。仿照着我国榜样迈进的，已有东方和西方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