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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的粮食收购和供应
翟良超 孟振虎
粮食收购和供应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队伍必然不断地扩大，他们的工资水平逐步提高。同时，出产技术作物的地区也要不断扩大，为满足职工群众和生产技术作物的农民对粮食的需要，为要在粮食问题上同时照顾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以便巩固工农联盟，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胜利，就必须顺利地解决粮食的收购和供应问题。
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中，就是把粮食收购和供应当作一种很重要的事情来看待的。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城乡劳动人民对商品粮食的需要已经猛烈地增长，而国家收购粮食时却遇到了困难，不能充分满足需要，国家收购粮食所以发生困难，除了由于富农阶级抗拒把粮食卖给国家并阴谋破坏国家粮食政策外，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当时苏联商品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商品粮食需要增长的速度。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苏联的粮食播种面积和总产量虽然已经达到了战前水平，但粮食总产量中的商品粮部分却较战前减少了二分之
一。为什么商品粮这样大量减少了呢？斯大林指出：“这首先和主要是因为在十月革命发生后，我国农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已从商品粮食出产量极多的巨大地主经济和巨大富农经济，过渡到了商品粮食出产量极少的小农经济和中农经济。”这就是说，当时苏联“农业底主要基础，是商品粮食出产量极少的小农经济”〔一〕。当时中农和贫农所生产的粮食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但他们所卖的商品粮却仅占其生产总量的百分之十
一点二。这种情况说明了当时苏联粮食困难的症结所在。因此，要解决粮食问题，其根本办法就是逐渐地把分散的小农经济变为大的集体农庄经济，增加粮食生产。但这是一个较长期的工作。而当时粮食问题是急待解决的，苏维埃国家为解决当时的迫切问题，就加强了粮食收购工作并组织了有计划的居民粮食供应。
苏联当时对加强粮食收购工作，增加粮食资源采取了如下措施：首先是加强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计划和管理，并采用停止对私营采购商的贷款，规定私商运货的运价必须高于社会主义企业运货的运价，把过去交给私人资本家进行农产品原料最初加工的企业特别是粮食加工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扩大国营及合作社的采购网等办法把私营采购商逐渐从采购市场上排挤出去。第二，对破坏国家粮食收购的富农阶级采取非常手段。第三，对国营采购机构进行整顿和改组，将所有国营粮食采购机构合并为统一的粮食采购机关。第四，改变了国家采购粮食的方法，由从前在市场上按市价采购转变为按预购合同（即定货合同）采购的方法。所有这些措施，特别是新的采购方法，对于解决当时粮食困难起了巨大的作用。
预购合同是当时对农产品采购的主要方法。这种方法起初只应用在采购棉花上，后来就推广到甜菜、烟和麻的采购上。到了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就是粮食和畜产品也都采用这种采购方法了。由于预购合同成为当时采购粮食的基本方法，在市场上的收购便退而居于次要的地位。
预购合同是国家和合作社的采购机构根据国家的采购计划和集体农庄、个体农民所订立的大批定货合同，它成了一种群众性的合同制度，它是通过对农民说服教育，在自愿基础上和农民商定的关于生产和供给国家所需农产品的一种合同或制度。它是通过比较简单的合作形式来对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预购合同上规定了商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规定了供应者和采购者的义务。例如，规定供应者方面要推行合理的循环播种，采用纯品种种植，保证按期出售等等。采购机构应预先供应农业生产者的种籽、肥料、农业工具并给予他们技术上的帮助，保证收购后在工业品和粮食方面对农业生产者优先的和优待的供应，同时在很多场合下，也可预先贷给现金和消费品。因此，预购合同能把城乡间商品联系的形式提到更高的阶段，并为城乡间生产结合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采用预购合同的方法收购有下面几种好处：首先，采取预购合同方法收购能够保证国家对农产品的需要，增加国家的后备物资特别是粮食物资，因而就能有力地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一九二九年国家通过预购合同所定购的粮食占春种粮食播种量的百分之五十四，占秋种粮食播种量的百分之四十四，占棉花的全部，甜菜的大部，亚麻的一半。第二，采用预约收购的方法收购，能够加强国家对农业生产的计划领导，使工业和农业发生密切联系，巩固工农联盟。因为它不但能保证农民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来销售产品，而且也能满足农民对工业品的需求，使农民得到国家的帮助。第三，它能够帮助合作社计划的实现，促进农业集体化的发展。国家按预购合同给予农民的好处，使农村供销合作社迅速地和普遍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国家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庄给予更优惠的条件，大大刺激了农民向集体化的方向前进，因此，斯大林认为普遍实行预购合同制，成立农业机器站，尽量发展合作社，是劳动农民走向集体化的桥梁。第四，它能够加强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削弱私人资本活动的阵地。因为国家按预购合同所给予农民的优惠，只给贫农和中农。对于富农，国家根本不和他们订立合同，而只给他们规定固定的缴纳任务，并按固定价格收购富农的余粮。因此通过预购合同就能有计划地把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结合起来，使农民摆脱对私商、富农的依赖。从而扩大了社会主义在农村中的阵地，保证了国家在农产品市场和价格上的领导作用。
斯大林同志曾这样指出预购合同制底必要性及其意义：“城市和乡村按定货合同制来实行交易的这些新的普遍形式，……正是我们的各个组织在加强对国民经济实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的领导方面的一个极大进步”〔二〕。党和政府按照斯大林底指示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中坚定不移地广泛发展了预购合同的采购方法，因而取得了粮食战线上的胜利。
国家粮食采购量在国家工业化时期中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收入的迅速增加，劳动人民对食品的需要也猛烈地增长起来了。一九二七年工人消费的小麦粉达到了一九二三年的百分之一百七十，糖达到百分之二百六十五点一，肉类达到了百分之一百八十九点五，牛乳与乳制品达到百分之一百八十五点二，蛋类达到了百分之二百八十七点五。农民的饮食也有类似的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粮食的增长速度仍赶不上粮食需要的增长速度，粮食缺乏的现象仍然存在。加上当时还有自由市场和投机行为，如果不迅速地对粮食供应实行适当的调剂和分配，工人和技术作物区的农民就买不到粮食，物价就会发生波动，人民生活和国家工业就要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联共（布）党和苏联政府就在一九二八年末决定实行粮食的定额供应制。正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底决议所指出：“购物证供给制在这个时期特别必要，因为虽然自由市场上的价格高出很多，并且在这方面还有投机分子存在，但是工人底供给是按固定的国家价格分配的。只有借着这种制度，国家对后备品加以限制，才能完全保证城市和工业区底供给，才能保证对最重要的中心区和生产中的突击队员的优先供给，并且，才能保证农业原料（棉花、亚麻、大麻、烟草等）底生产者得到固定国家价格的粮食供给，以便提高技术作物并增加工业原料底采购”〔三〕。所以，实行定额供应制是苏联当时必要的贸易形式，它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实行定额供应制的目的，就是要使工业基本建设和新建企业开工所需要的新工人能够得到粮食供应；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工人阶级的消费量，限制城乡残余剥削阶级的消费量；保证国家计划的完成和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此外，定额供应制的目的也在于杜绝投机商人利用粮食缺乏进行投机活动的机会。
因此，定额供应制必须按照下列几项来执行：一、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各部门的需要；二、根据生产指标进行级差供应，保证生产计划的顺利完成；三、为消灭各企业中工人阶级的流动性而斗争；四、刺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一九三○年末，为了更好地实行这种制度，苏联又制定了受国家定额供应的城市一览表和居民供应等级表。供应等级分为特等、一等、二等和三等四种。按特等表供应的居民，包括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巴库底工人及其他劳动者，还有顿巴斯、沙河特和卡拉干达底煤矿工人和古兹巴斯底地下工人与顿巴斯底钢铁工人等，他们的定额最高。一等表包括黑色金属业和有色金属业中的工人及其它劳动者。二等表包括火柴、造纸、玻璃、磁器等工业部门的工人。三等表包括前三种表中未被列入的其他工人和劳动者。受国家定额供应的人数和定额的数量，视国家所掌握的粮食资源的多寡而定。
粮食定额供应制开始仅在个别城市实行。一九二八年以后则普及到全国各城市。一九三○年受国家供应的人数即达二千六百万人，以后则更加增多了。定额供应制度从粮食开始，以后，就逐渐扩展到工业消费品，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增长，有些工业品的定额供应制实行不到二年就取消了，只规定购买的最高限额。粮食的定额供应却一直保持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时候（即一九三四年底），才宣布取消。
负责定额供应的组织，最初仅有消费合作社（那时国营零售贸易尚未发展起来），后来为更好配合生产计划的进行，就在工业企业中组织工人供应处，专门负责供应本企业的职工。公共饮食企业在这个时期中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它成为定额供应制的一个补充来源，对改善工人饮食起了很大的作用。
定额供应制度对保证城乡劳动人民的需要所起的作用，可从这一时期商品流转的增长来证明。如果把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商品流转当作一百，那么，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就增到了一百六十点四。而在整个商品流转中，社会主义成分是在相对和绝对地增长着的，资本主义成分则日益下降。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九年的时期内私人商业在零售贸易中的比重已由百分之三十二下降到百分之十三点五，在批发贸易中则几乎被完全排挤出去。定额供应制度在加速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斗争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苏联当时的定额供应制度，是和现在的英国及日本统治中国时期的配给制，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前者是在生产迅速发展，劳动人民需要猛烈增加的基础上，为保证城乡劳动人民需要、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为消灭资本主义而实行的。后者则是在生产萎缩、劳动人民贫困的基础上，资产阶级进一步掠夺人民血汗的手段。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对于今天我国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四年来，我国的粮食生产已超过战前水平，但我国农业生产的基础还是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的粮食商品率是相当低微的；再加之几年来农民生活的改善，许多余粮户不急切需要出售粮食来进行周转；特别是自由市场的存在和粮商的投机捣乱，更助长了余粮户的贮存观望、等待高价、不愿迅速出卖的心理。而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和城市人口的增长，农业经济作物区的扩大，全体人民生活的改善，全国人口的增加，粮食的需要就必然增加起来。因此，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中，我们必须经常注意粮食问题。
我国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积极地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并逐渐把农民引向集体化。但这一办法必须在相当长的期间才能收效，为要解决目前的迫切需要，加强国家对粮食的收购和供应，也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的重要工作了。苏联在这方面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我们应当深入地学习这些经验，并恰当地把它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一〕斯大林：“在粮食战线上”，人民出版社版，第四页
〔二〕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人民出版社版，第四一页
〔三〕转引“国内贸易经济讲义”第二册，人民大学版，第一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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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江西普选运动结合春耕生产迅速展开
湖北省在普选运动中，由于坚决贯彻了继续宣传总路线，紧密结合生产、推动生产的方针，使运动迅速地展开。截至二月二十四日，全省已有三百八十多万人口的地区胜利结束基层选举，另有四百三十万人口的地区也即将完成选举工作。
湖北省各地的基层选举工作，都是和生产以及总路线的宣传密切结合进行的。很多乡都订出了具体的计划，要求不但要注意解决普选和生产的矛盾，而且使普选成为推动生产的动力。有些地方在选举过程中，已掀起了发展互助合作和加紧生产的热潮。石首县徐金乡在普选工作开始前，首先检查了生产；普选展开以后，又结合总路线宣传了普选的伟大意义，使人民群众的觉悟普遍提高。全乡有百分之九十三的选民参加了投票，选出了优秀的人民代表。选举结束时，农民们还新组织了十四个互助组，挖了大小沟渠二十二条，积了三千二百多担肥，耕了近二百亩坂田。黄梅县朱桥乡农民在普选运动中，由于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有三百零四户农民组织了七十一个常年互助组，一百一十五户农民组织了三十个临时互助组；同时，信贷合作社增加了七百多股，供销合作社也增加了一百七十二股。浠水县仙女乡农民在普选中提出了“要以修好水利的实际行动迎接普选”的口号，五天时间便修好了原计划九天修成的大堤。
很多地区选举刚结束，人民代表们就根据群众提案，讨论订出了全乡的生产计划。浠水县麻桥乡的生产计划中提到要立即修好正在动工的三十五口塘，还要再新修两个小闸，一段湖岸；要求每亩田积一百六十担肥；还计划今年要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户组织起来。这些计划得到全乡农民的热烈拥护。
（新华社）
江西省在一月间召开选举工作会议以后，已在六千多个乡镇迅速展开了基层选举。其中有五百六十九个乡镇已在最近完成。另外七百多个乡镇的选民正在欢欣地迎接选举日的到来。
广大选民在学习总路线以后，更加热爱人民民主政权，热烈参加选举。许多已经完成了选举的乡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在乡选民参加了投票。他们为了选出优秀的“社会主义带路人”，在提出候选人时都作了几次慎重的讨论。鄱阳、资溪等县有些乡的选民在讨论候选人时，发现有个别不努力生产也不愿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的人当了代表候选人，选民们纷纷提出意见，不同意这样的人做他们的代表候选人。有许多积极带头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互助组组长和农业劳动模范都受到广大选民的拥护，光荣地当选为人民代表。
江西省各地的基层选举工作都是环绕着当前农村中的春耕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进行的。各地在进行普选工作时，同时向群众进行了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和做好春耕生产准备工作的宣传和教育，使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和劳动热情普遍提高。永修县张陈乡的农民提出要以搞好生产来迎接普选的口号，全乡农民广泛地展开了兴修水利、翻田、积肥等准备春耕的工作。都昌县阳峰乡有三十五户农民自动组织了四个互助组作为迎接普选的献礼。（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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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省潼关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
对结合生产进行普选作了具体安排
陕西省潼关县在完成粮食收购任务后，于二月九日至十八日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布置和讨论春耕生产和基层选举工作。参加会议的除县、区、乡三级干部外，并有部分乡的互助组组长和积极分子参加。
会上，中共潼关县委书记杨复兴同志作了春耕生产和普选工作的报告，具体布置了一九五四年和目前春耕生产任务，讲解了普选的政策和要求。同时，会上还介绍了临潼普选试办的经验，并对普选宣传问题以及结合检查政府工作和干部作风、发动妇女参加普选等问题，特别是普选结合生产问题作了专题报告。
会议经过报告和学习讨论，批判了有些干部认为普选工作不重要和普选与生产不能相结合的错误思想，统一了对生产与普选结合的认识，初步明确了普选的意义和精神，一致认识到农村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要做好普选必须以生产为中心，服从生产和推动生产；并认识到普选的过程就是教育提高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过程，做好普选工作就可以进一步发挥、提高人民政治和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国家的经济建设。
会议根据全县的具体情况，具体安排了结合生产进行普选的步骤和方法。首先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对普选和生产进行统一领导、布置、检查、汇报和总结。在普选第一阶段，提出“搞好生产迎接普选”的口号，各乡在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时，订出全乡生产计划；重点整顿互助组，从生产入手，积极领导群众锄麦、积肥、送粪、翻犁与补足已缩小的棉田面积等工作；召开互助组长等各种会议，结合宣传总路线和普选政策，完成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工作。第二阶段提出“选举好代表领导好生产，领导好生产争取当选”的口号，各乡在继续整顿互助组的基础上，进行民主管理教育，检查互助组内民主制度，研究解决互利问题，并领导群众进行麦田春灌，追施肥料，锄草及整理棉田，准备棉种等工作，结合完成选好代表及检查政府工作和干部作风。第三阶段以乡为单位掀起小型生产竞赛，各互助组学习先进植棉经验，并将棉田播种等生产工作意见，提交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并结合整顿好基层政权组织，教育干部建立长期积极领导农村生产的信心。
会议认为：做好农村基层选举的主要环节除必须贯彻以生产为中心，服从生产、推动生产的方针外，还必须在普选过程中认真作好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干部与群众的觉悟。
经过三级干部会议的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提高了干部的政治认识，加强了工作信心，各区、乡都订出了生产与普选结合的具体计划，并组成普选生产工作组，于二月十九日分别下达农村，全面开展春季生产和普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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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群众性的通俗科学期刊——“科学大众”
林榆
“科学大众”是一本有着七年出版历史的通俗科学期刊。解放以前，它虽曾向读者介绍过一些一般的和专业的科学知识，但由于处在反动统治之下，由于资产阶级科学教育的影响，它在群众中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解放以来，“科学大众”在出版行政领导部门和科学界的积极协助下，有了显著的改进，它已逐渐成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一本通俗科学期刊。
近两年来，“科学大众”在介绍苏联通俗科学知识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它不但经常向读者推荐苏联著名作家伊林的作品，选译了苏联通俗科学杂志上的内容丰富、文字活泼、具有高度思想性的、有趣的专文，并且依据近年来苏联关于生命的起源、地球和行星的起源等新学说，向读者正确地介绍了天文、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为了鼓舞青年们学习科学知识的热情，“科学大众”还介绍了一些苏联和俄国的著名科学家，如罗蒙诺索夫、巴甫洛夫、米丘林、勒柏辛斯卡娅、无线电发明者波波夫、电灯发明人洛蒂金、蒸汽机的发明人巴尔蜀诺夫、“俄罗斯航空之父”儒科夫斯基、第一架飞机制造者莫札尔斯基等，同时还发表了伟大学者巴甫洛夫、泽林斯基、费尔斯曼、高尔基等给青年们的书简。另一方面，“科学大众”也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读者的要求，对某些专门科学知识作了系统的讲解，并且还组织了学习工业建设、学习地质工作、反对细菌战、新中国的科学成就、苏联的科学成就等特辑。在一九五三年，“科学大众”还连载了“物理知识”、“化学知识”两个讲座，帮助一些学习基础科学知识的读者，解决进修和自学中的困难。
由于“科学大众”有着这些比较成功的地方，所以广大读者们喜欢读它，首先是青年学生喜欢读它。如上海中学三年级某班，本来只有两三个人爱看“科学大众”，到一九五三年上半年便增加到二十多人。北京地质学院矿产地质勘探系邓寿樛同学说，他就是因为在高中时阅读“科学大众”的“大众地质”栏，培养了对地质工作的热爱，后来进了地质学院的。不少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工人、战士和革命干部也非常喜爱这本刊物。本溪市某金属工厂业余文化班的学员看了“科学大众”都感到满意，认为它是一本比较好的课外辅助读物。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支队政治处一个同志接到一本“科学大众”，一连看了几遍。他说：“科学大众”不但成了他的亲密朋友，并且影响了他周围的同志，他们看了“科学大众”所介绍的科学知识，都感到自己没有跟上时代，表示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很多读者还写信给“科学大众”编辑部说：他们没念完初中便参加了革命工作，现在正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科学知识，因为“科学大众”的“物理知识”和“化学知识”讲座通俗、易懂、适用，他们特别爱读。他们要求举办更多的讲座，如数学讲座等。有好多读者还建议“科学大众”刊登适合一般工人阅读的，讲解力学、电学、工程画等方面知识的文章，帮助职工提高科学知识水平。
读者还经常写信给“科学大众”编辑部，提出问题请求解答。有的指出某种自然现象，要求说明其中的科学道理；有的提出生产上的问题请求解释。如某印刷厂工人希望知道他们新采用的某种汽油的成分。某部队的工程人员，希望知道焊接知识，以便利用报废材料。更多的读者要求“科学大众”指导他们学习科学知识的方法，介绍课本，帮助他们进修。
应当指出，作为一本群众性的通俗科学期刊的“科学大众”，在这段时间里面，还不能说是很理想的。在编辑工作方面，它还缺乏完整的计划，选题的目的性也不够明确，有的文章还嫌深奥，文字也不够通俗。
从一九五四年起，“科学大众”改由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领导，由于领导的加强，上述缺点正在逐步克服，刊物的政治性已经增强，今年一月号的“科学大众”介绍了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有关的科学知识，例如什么是重工业，什么是轻工业，什么是基本建设，它们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种种自然条件和物产资源等。在二月号内它环绕着机械制造工业这一重点，全面地介绍了新中国机械工业的发展、机械制造过程、工作母机的种类、现代机器生产的特点——自动化和流水作业、我国古代的机械发明，并且以农业生产和建筑工程应用机械的事例来说明机械化的优越性。为了扩大读者的眼界，丰富读者的科学知识，帮助全国各地干部学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使他们科学地了解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容，在以后的各期中它将陆续介绍钢铁工业、煤矿工业、铁路运输、电力等方面的科学知识。
今年的“科学大众”举办了“电学”、“地质探矿”两个讲座。“电学”讲座是从苏联通俗科学期刊“知识即力量”上面翻译过来的。这个讲座引证了许多生动的事例，对电学上许多难懂的定律和现象作了通俗的讲解，因此，对读者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电”这门科学知识是有帮助的。
改归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领导以后的“科学大众”虽然才出了两期，但从这两期的内容来看，它较过去有了长足的进步，它已经注意到有计划、有系统地结合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来普及科学知识；其次是扩大了读者对象，它已由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对象，改变为以干部、工人、学生为主要对象，并且确定了以鼓励广大干部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人学习科学知识，提高业务水平，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贡献力量的编辑方针；因此，它的内容较过去更加丰富、更加切合实际，文字更为通俗，叙述更有趣味。现在，凡是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读者，都可以看懂它。但是，这一两期也还有不够的地方，那就是长篇大论较多，精练、动人的短文较少；讲演式的文章多，启发性的文章少；插图不够活泼。这就要求“科学大众”的编辑部努力学习苏联编辑通俗科学期刊的经验，积极改进自己的工作。尽管如此，“科学大众”在目前说来，还是一本好的通俗科学期刊，它能帮助读者初步掌握一些和业务、技术以及政治理论学习有关的基础和专业的科学知识，了解我国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成就和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学到一些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公民所应有的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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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莱利曼的通俗科学读物
顾均正
别莱利曼是苏联最受读者欢迎的通俗科学读物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已经有好几种介绍到我国来了，我想他一定也会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欢迎。
别莱利曼的生平我们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他是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正当列宁格勒被围的时候（一九四二年）逝世的。他的作品在十多年前就已有人介绍过。符其珣曾经选译他的“趣味几何学”中的一部分发表在上海出版的“科学趣味”杂志上，崔尚辛曾经选译他的“趣味物理学”中的一部分发表在桂林出版的“中学生战时半月刊”上。不过那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刊物传布得还不甚广，因此知道他的人并不多。
别莱利曼所写跟“趣味物理学”相类的通俗科学读物不下几十种，现在已经译成中文的有下列五种：“趣味代数学”，丁寿田、朱美琨译；“趣味几何学”（上下两册），符其珣译；“趣味物理学”，符其珣译；“趣味天文学”，滕砥平、唐克译
（以上四书都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活用的数学”，姚宏奎译（中华书局出版）。其中除了“趣味物理学”很早就有崔尚辛的译本（书名译为“趣味的物理学”，由原开明书店出版，现已绝版。）外，其余都是在解放以后才和读者见面的。他的其它较著名的作品，据我所知，还有“趣味物理学续编”“趣味力学”（以上两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已在约人翻译中）“趣味化学”“每一步的物理学”“你懂得物理学吗？”“行星间的旅行”等等。
跟伊林一样，别莱利曼也是一个博学多能的作家，他写的书有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各种科目，而这些科目所包含的正是一个全面发展的青年所必需知道的基础的科学知识。他每写一种书都是花去极大的精力和时间的。他从文学、技术和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搜集了非常丰富的材料，其中有许多问题在普通通俗科学书里是不会讲到的，而在比较专门的书里又是不需要讲到的。
他的搜集材料不但作为写书以前的准备工作，而且也作为写成以后进行修订的准备工作。他的“趣味物理学”在每次重版的时候都有改动和增补，在这本书印刷到第十三版的时候，文字只保存了初版的二分之一，插图几乎一幅也没有留存了。所以他指这个最后的改订版说：“这部书是在它问世以来二十五年的全部岁月里写成的。”这也见得他的负责态度。虽然他的过多的改动也时常引起读者的责难，但是他坚决地认为他不能放弃他应负的责任。他说：“‘趣味物理学’不是艺术创作，而是科学著作，虽说它是通俗的。它的内容——物理学——即使在最基本的材料上也不停地有新鲜的材料在充实，在丰富，因此这部书也一定得把这些材料陆续添加进去。”
伊林跟别莱利曼虽然同是著名的通俗科学读物作家，可是他们对于自己的作品所要达到的要求和写作的方法却显然不同。
伊林是共产主义的宣传员。他认为既然共产主义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末我们要完成共产主义的建设，就得认识自然，并参加和自然的斗争。因此他的作品不但用事物发展的历史来说明人类怎样认识自然，用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来说明人类怎样利用自然法则来改造自然，并且还描写出一幅共产主义的美丽图景，鼓舞着读者为实现共产主义而首先用科学来武装自己。用伊林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替劳动人民和科学工作者的伟大队伍招募来勇敢的坚强的新战士”。
别莱利曼是学习基础科学知识者的辅导员。他认为就一个初学者来说，如果对于一门学科发生兴趣，就会加倍注意，也容易理解，从而能够更自觉地去深入领会，不倦地钻研下去，直到掌握这些知识。因此他的作品是要把开始学习科学的人引到开满着奇花异草的科学园地之中，叫他们流连忘返，是要使伊林招募来的新战士不但对科学有学习的决心，而且有学习的兴趣，自觉地培养成为智勇双全的老战士。
别莱利曼怀着这样的信念，所以他的写作既不是给学生写讲义，也不是给群众作报告，倒好像是在布置一个文艺晚会。他把搜集来的珍贵的材料精心地加以编导，使每一材料成为一个精彩的节目。因此你读他的作品就像参加一个盛大的文艺晚会，使你越看越有劲，不由自主地鼓着掌喊“再来一个！”这跟看死板的讲义和听冗长而没有内容的报告的那种老是想瞌睡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
他的作品所以能吸引广大的读者，理由何在呢？我想可以提出下列几个特点来谈谈：
第一，他选择了许多能够激发读者的想像力的材料，使读者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去钻研，去大动脑筋。列宁说过：“通俗作家会从最简单的大家都熟悉的材料出发，利用简单的讨论或者用适当选择过的例子指出这些材料的主要结论，把在思考中的读者推动到一步深入一步的问题上去，从而把读者带引到深入的思维、深入的学习中。通俗作家不是以不思想的人、不愿思想或不会思想的人做对象，——相反，他要使水平比较低的读者具有强烈的意愿去运用头脑，并帮助他们做这件严重而困难的工作，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走出第一步，并且教导他们，使他们独立地继续迈进。”（转引自“趣味物理学”第十三版著者序言摘要）别莱利曼不但信服列宁这几句话，而且也成功地实践了这几句话。例如在“趣味物理学”里，他告诉我们西瓜怎样会变成炸弹，筛子怎样可以盛水；在“趣味几何学”里，他告诉我们蚂蚁的力气为什么应该说比人的力气大，盛酒的木桶为什么要造成大肚子的形状；在“趣味天文学”里，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二月里最多可以有五个星期五，为什么月球上的天空是黑色的等等。读者看到了这样的奇谈怪论，一定要坐下来定心想一想，自己想不出，就会跟着作者一同去想，而这正是列宁要求通俗科学读物作家应该完成的任务。
第二，他能够灵活地处理他的题材，即使是一些平淡无奇的现象，经他巧妙地安排，也能够变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例如物体热胀冷缩的现象原是大家十分熟悉的事，可是他以“不受处罚的盗窃”为题来说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间的电线冬天大约要比夏天短五百公尺，这就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惊异而加以注意了。又如空气压力这个现象也是大家熟悉的事，可是他提出我们喝水的时候不可能光用嘴来喝，还得用肺来帮忙，这就让读者觉得新奇有趣而不觉得枯燥了。
第三，他把读者吸引到文艺的领域中。他常常从文艺作家像涅克拉索夫、普希金、契诃夫、果戈里、托尔斯泰、于尔·维恩（法国科学幻想小说作家）、威尔斯、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中汲取题材，或是把它作为引子，或是加以分析讨论，或是指出它的错误所在。例如他为了要说明人在不辨方向的时候不可能走直线的路，往往要绕着一个中心打圈圈的道理，就引用了于尔·维恩的“哈特拉斯冒险记”和托尔斯泰的“主人和工人”中迷路的故事作例子，然后再加以生理学的和几何学的解释。他纠正了施威夫脱在“大人国游记”里的错误，说葛利佛给大人国里苹果树上掉下来的苹果所击中，将不仅是跌倒在地上，而且一定要带来极严重的灾难。因为按比例计算，大人国的苹果应该重达八十公斤，而且从十二倍高的树上掉下，它的强大的打击力量只能拿炮弹来跟它相比。像这样的例子，在别莱利曼的作品中是不胜列举的。可能有人不喜欢科学，但是没有一个人不爱好文艺，所以他采用了这样的题材，就使读者分外感到亲切，像见到老朋友一样。
第四，他尽可能联系实际，不是为了科学而讲科学，却是为了解决某一些现实问题而讲科学。例如他在“趣味物理学”里告诉我们找蟋蟀不要把面孔对着声音传来的地方，要侧着耳朵去辨别；照镜子不要把灯光对着镜子里自己的像，要对着自己的脸。这些都是从日常生活中体验出来的东西。道理虽然简单，可是大多数人在实际生活中都忽略了这些简单的道理。他所写的“趣味几何学”对这一点做得特别出色。这部书所讲的并不是教室中的几何学，而是像作者所说的，是把几何学“从学校教室的围墙中引到自由空间，到树林里，到原野上，到河边，到路上，以便在辽阔的天空下面，不用教科书和函数表，无拘无束地来做几何作业”。读者读了这样的书，不但不会染上硬套公式和死啃书本的流行病，而且将感到科学知识决不是一种装饰品，而是跟大自然斗争的有力武器。
总的说来，别莱利曼的作品虽然是给初学科学的人写的，但并不是一种教科书。它的主要目的不是在给读者以系统的新知识，而是在帮助读者把他从教科书中和从日常生活经验中所已经得到的知识作更深入的思索和更深入的领会。它介绍了许多解决实际问题时所必须经历的分析、思索和总结的过程，这一方面可以帮助读者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的阶段，一方面也可以引导读者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并通过思考，把已经掌握的知识运用到工作的实践中去。
在全国人民都在学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今天，厂矿企业中缺乏科学知识的革命干部，都认识到要搞好岗位工作，就需要钻研生产业务、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然而革命干部的学习技术知识究竟和学校中的学生有所不同。学生经常有教师在讲解指导；但是干部一般都只能靠个人自学。当他们研读一本教科书的时候，要是对于书中某几段文字领会得不透，理解得不深，就不容易继续前进。因为教科书是一种系统知识，读教科书是只能循序渐进，没有办法躐等的；即使凭着你自己的一片热忱，坚持学习下去，结果也容易造成死背教条、食而不化的毛病，碰到实际问题，就不能灵活应用了。针对这一情况，我想每个希望自学科学的革命干部，除了选定正式的教科书外，还值得读一读别莱利曼的作品。
第3版()
专栏：
鄂伦春自治旗已胜利完成基层选举工作
大兴安岭森林中的鄂伦春族猎民，已胜利地完成基层选举工作。早在去年秋冬两季，男女猎民们便进行选民登记，并认真地讨论了代表候选人。当鄂伦春自治旗各个高鲁（村）举行选举大会时，只有一部分猎民因为分散游猎来不及赶回投票，全旗将近百分之八十的选民都参加了选举。接着，自治旗的诺敏、托扎明、甘奎努图克（区）便举行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正副努图克达（区长）。在此以前，各高鲁人民代表曾经征集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整理出提案，交给努图克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这些提案，如要求贷款扶助猎民建设定居地、开办训练班培养民族干部等，都得到了圆满的答复。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冬季生产、护林防火等决议，也得到猎民的一致拥护，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最近，自治旗正准备召开旗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席呼纳盟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民族代表。
经过普选运动，鄂伦春族猎民更提高了爱国热情。在护林防火期间，他们打好防火道，改进防火设备，积极保护大兴安岭森林的安全。负责巡山放哨的猎民，认真研究杜绝火源的办法，加强了保卫祖国森林的责任心。
鄂伦春族是世居兴安岭森林地带的游猎民族，一九五一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呼纳盟人民政府领导下，正式成立鄂伦春自治旗，实现了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近年来，这个拥有一千多人口的自治旗，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已逐渐改善，并建立了供销合作社、卫生院、学校，培养出许多民族干部。猎民们接受国家交付的任务，曾光荣地守卫着大兴安岭森林，使林区两年来没有发生过一次火灾，受到了各级人民政府的多次奖励。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