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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年来国家逐步统一掌握粮食
全国城乡人民获得很大利益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重大的粮食工作十分重视，逐步加强粮食收购和供应工作，改变了在解放前粮食被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奸商等操纵下“春贵秋贱”残酷剥削农民的不合理状况，使我国粮食工作面貌一新，城乡人民获得很大利益，证明了由国家统一掌握粮食，好处是无穷的。
四年来，国家为了满足农民出售余粮的要求和保证粮食供应，大力开展了粮食收购工作。以一九五零年国家购粮数量为一百，一九五一年增加为二百，一九五二年为三百五十点三二，一九五三年为四百二十四点四。同时，国家还合理地逐步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据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直接掌握的粮食市场的统计，以一九五零年各粮种平均收购基价为基数，加权平均计算，一九五一年提高了百分之十七点七三，一九五二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二点七二，一九五三年提高百分之三十一点八八。国家各项购粮措施执行的结果，使农民的余粮都有了销路，特别是边远地区和山区等交通不便地区，解放前经常有大批余粮不能外运，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情绪和生活的改善，解放后国家大力进行收购并加强调运，使当地农民得到很大利益。如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二年，国家付出巨大运费，从甘肃省庆阳专区调出农民余粮三千七百八十余万斤，收购价格又比当地粮价为高。该专区按每年调出余粮一千二百六十余万斤计算，每年当地农民即增加收入六、七十亿元。就是在其它地区，由于国家收购价钱公平合理，也使农民摆脱了奸商的剥削，增加了收入。如江苏省松江县农民在解放前做一套单衣，一般要用两石大米，去年秋季只要用一石大米；解放前当地农民用一斗大米只能换一斤火油，去年秋季能换到五斤。另外，东北各省和关内许多地区的国家粮食部门还向农民预购粮食，帮助农民解决了“青黄不接”时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并避免遭受奸商“放青苗”等的剥削。安徽省含山县铜城闸一带的农民，一九五三年秋在得到国家预购粮食的订金后，立即退还了投机奸商的“青苗”钱，每百斤稻谷即免受奸商二万二千余元的剥削。
在粮食供应方面，几年来由于城市、工矿区、经济作物区、林区、牧区的不断发展，加上灾区和农村缺粮户的需要，全国每年约有两亿多人口需要粮食供应。一方面是供应的面很广，另一方面，很多地区，需要粮食数量增加又相当快，同时国家粮食部门经营粮食的比例又逐渐增加。以一九五零年国家粮食部门销售粮食数量为一百，一九五一年增加为一百八十八点七六，一九五二年增加为三百六十一点二五，一九五三年又有增加。在城市、工矿区，据北京、天津、鞍山、本溪等十四个大城市和工矿区的统计，国家在一九五三年供应的粮食，比一九五零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八十三点八四。在经济作物区，据各主要产棉区的统计，一九五二年国家供应粮食的总值，达中国花纱布公司所投放购棉资金的百分之五十点一。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用国家的力量进行统筹调度，其它任何办法都不能保证粮食的充分供应和粮价稳定。至于在林区、牧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当地人民历来受投机奸商等高价出售粮食的剥削。解放后，国家粮食部门在这些地区不断增加售粮点，扩大供应面，用合理的价格供应粮食，使当地人民获得很多利益。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中的猎户反映：“过去不法奸商用一袋面粉换我们十五张灰鼠皮；现在国家供应面粉，只要四张皮就能换一袋面。”
四年来，由于国家逐步统一掌握粮食，加强粮食收购和供应工作，并规定和掌握了合理的粮食价格，我国粮食工作的面貌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是，稳定了粮价，并扭转了解放前新粮上市时粮价猛跌，以致“丰收成灾”、“谷贱伤农”，和“青黄不接”时粮价猛涨，消费者受到很大损失的现象。解放前，粮食大部分被地主、买办阶级和奸商掌握起来作为投机、剥削的工具，和反动统治的恶性通货膨胀结合，就在市场上兴风作浪，成为物价波动的主要因素之一。从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到一九四八年八月伪“法币”宣告破产的十一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区的物价上涨了六百万倍，粮价波动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中央人民政府刚成立不久，部分地区的不法奸商还曾进行过较大规模的粮食投机活动。如一九五零年初，上海市投机奸商曾一度掀起了“一日三变”的粮价涨风，牵动了整个市场的物价，经过国家从西南、东北调运到大批粮食，奸商投机活动被迅速打击下去。以后，由于国家进一步统一掌握了粮食，几年来全国粮价基本上是稳定的。以一九五零年三月全国物价开始稳定时，全国主要市场粮食批发价格类指数为一百，同年十二月为七十六点六一，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为八十八点二九，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为八十八点二四，一九五三年十月为九十六点八六。这样就在很大的程度上保证了全国各种物价的稳定。
在解放前，由于奸商投机操纵，粮价还有过大的季节性的波动，这就是不合理的粮食季节差价。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区的粮食季节差价平均为百分之五十上下。解放后，由于国家在粮食上市时用合理的价格大量收购，奸商“压价收购”的投机活动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粮价猛跌，“丰收成灾”、“谷贱伤农”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同时由于国家大量掌握了粮食，投机奸商基本上已不能操纵物价，“青黄不接”时粮价猛涨的现象基本上也已停止。据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直接掌握的粮食市场的统计，以各粮种加权平均计算，
一九五零年粮食季节差价为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六，一九五一年为百分之十八点九九，一九五二年为百分之十六点九一，一九五三年将更为缩小。其中收购原粮的价格逐年提高，而成品粮的出售价格，由于各地粮食部门积极改善经营管理，逐年降低商品流转费用，减低加工成本，因而逐渐下降，这样便保护了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使城乡人民得到很大的好处。
其次，支援遭受自然灾害地区的人民战胜灾荒，改变了解放前一遇到自然灾害，就要饿死大批灾民的现象。四年来，我国部分地区还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由于国家大力调运粮食支援灾区，受灾地区都基本上实现了“保证不饿死人”的口号。如一九五三年春季，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省部分地区遭受霜灾后，国家从西南、东北等地向灾区大量调运粮食。全国各地第二季度调往上述地区的粮食，约占中央粮食部全季调粮数量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一三。甘肃省为了支援灾区，调运了六个专区三十个县的余粮，由起运地到集中地，有的路线长达五百公里，使用了火车、汽车、大车、手推车、毛驴、骆驼以及人力背挑等一切运输力量。这些粮食运到灾区以后，除了无代价地发放救济的部分外，都按当地既定的牌价或更低的价格进行供应。由西南区调到河南省的玉米，每斤国家要贴钱十五元左右。河南等地许多灾民得到粮食以后，感激地说：“毛主席比亲娘还亲，一听说咱这里遭了灾，就从几千里路以外往这里运粮。要不是政府运来粮食，像解放前那样，真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
第三、扭转了我国长期以来粮食人口的不利形势，并在统一调度和粮食增产的基础上有了一定数量的必要输出。解放前，由于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和反动政府不能对全国粮食进行统筹调度，我国这样一个出产粮食的国家，历年来都有大量粮食进口。每年沿海城市大量进口洋米、洋麦，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却经常有大批余粮不能外运，有严重的“谷贱伤农”的现象。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一面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一面大力统筹和调度全国的粮食，一九五零年全国进行大规模的调粮工作时，从四川省调出余粮七万五千吨，以后每年也有一定数量的外调。福建、贵州、广西、甘肃等省交通不便地区，历来有大批所谓“死角粮”，人民政府都有计划地加以调运，不能调度的商品粮（所谓“死角粮”、“难运粮”）已逐年减少。结果，几年来我国不但不需要进口粮食，还有了一定数量的粮食输出，为工业建设增加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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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的情况和初步经验
北京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
解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乡人民生活的日渐提高，粮食需要量正日益增加。特别是细粮的消费量增长得更快。一九五○年北京市细粮的销售量只占粮食总销量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而至一九五三年十月份细粮销量则占到粮食总销量的百分之八十三，其中面粉一项就占到粮食总销量的百分之六十。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奸商乘机从事粮食的投机活动，就更增加了国家对粮食管理和调度上的困难。这种情况若不及时加以解决，势必会造成粮食市场的严重混乱局面，而便利少数奸商的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活动，影响整个物价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妨碍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当然，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实现对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生产的集体化，但这是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后，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逐步实现才能逐步解决的。在目前条件下，要做好粮食供应工作，制止奸商的投机活动，以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必须进行计划供应。北京市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份起，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指示，并经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对面粉、大米、粗粮相继实行了计划供应。实行以来，市场平稳，人心安定。北京市粮食计划供应的初步经验是：
一、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和国计民生的关系甚大，是保障人民生活及国家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积极措施，因此，必须结合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全体人民进行普遍深入的宣传解释工作。北京市在中共北京市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在全市机关、学校、工矿企业内分别召开干部大会进行了传达，并普遍学习了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的政策和办法。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都组织了大规模的宣传队伍，向全市人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号召全市人民团结一致，反对不法粮商的投机活动，注意节约粮食，积极贯彻政府的粮食政策。在很短的时间内，城区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工人、干部、学生及各界人民都表示热烈拥护，认为“这是向社会主义迈进了一步”，“粮商早该取缔”，“这样做粮价稳定，生活有保障”。
二、实行粮食计划供应是一件新的复杂的工作，我们没有经验，所以在提出粮食计划供应具体办法之前，我们反复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工作。首先调查了各阶层人民食用粮食的品种和数量，国营零售公司、合作社及私营粮商的机构分布及供应能力。在面粉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根据群众的需要和国家供应的力量，在服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利益、对劳动人民加以照顾、对产业工人尽量多予照顾的原则下，我们对面粉采取了分等定量供应的办法。对面食业所需面粉的供应，暂时仍按其过去实际销售量供应。执行以来，群众反映说：“分等办法很实际，照顾劳动人民很合理。”说明面粉分等定量供应的标准，是符合各阶层人民生活状况的，群众普遍感到合理满意。
对大米、粗粮暂时未规定对每人的供应数量，主要是禁止私商自由买卖。北京市采取的统销办法是：按公安派出所管辖区设置若干粮食零售机构和代销店，居民凭购粮证到其居住的派出所管辖区的粮食零售机构或代销店，按每月的食用量购买粮食。同时根据公私营代销店的分布情况划分供应区，实行定点供应。定点的原则是既照顾群众购粮方便，也要照顾公私代销店的分布情况及具体条件。这样既达到了粮食计划供应的目的，使国家在粮食销售、调运、保管等方面均加强了计划性，有效地防止了粮食投机囤积，又便于群众对粮商的监督，也便利了群众购粮。
在郊区对农民中缺粮户的供应，是结合统购，依靠农民民主评议供应数量，并根据国家的供应力量，对无小麦户及把小麦绝大部分都卖给国家的农民，适当供应面粉。
三、在实行面粉计划供应时，对面食业的管理是个很大的问题。北京市面食业共有七千多户，从业人员共有一万六千多人，来往旅客及北京市职工、市民买饭吃及买一部分零食的人很多，如限制太严则会影响群众生活及面食业的营业，但如不加限制，则将成为粮食计划供应中一个很大的漏洞。为照顾人民生活需要，我们对面食业、糕点业采取了比较充分供应的办法，即由各户按以往实际用量逐月造具计划，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审查批准，按计划供应。人民政府虽然对面食业给以照顾，但仍有一部分面食店不遵守政府管理办法。他们少报面粉库存量，多报耗用量，少售或拒售食品，或减少分量，提高价格，来抵抗人民政府计划供应的政策。如宣武区五十一个面食铺，少报存面五百六十四袋；阜城门外六户饭摊两天拒售面食；有的则减少分量。对此我们采取了如下的措施：（一）在工人聚集地区，由合作社及时增设和扩大了公共食堂，供应劳动人民的需要。（二）挂面统一由合作社、零售公司加工包销，不准私商自营，以防套购。（三）动员面食业增售大米、粗粮食品。执行以来，销路很好。（四）对违法的面食业由政府分别给予批评教育或适当处罚。经过采取上述措施后，面食业的营业日趋正常。
四、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必须做好安排私营粮商的工作。在实行计划供应时，不少粮商、粮贩虽表示拥护国家政策，但有一部分粮商则采取各种方式抵抗。如北京市在实行面粉计划供应之初，玉米面销量增加，但有一部分私营粮食加工业则拒绝为国家加工。过去有三十八家被委托加工的粮店每日本可磨面九万斤，但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却只出面七千多斤。当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将国营一部分机器面粉厂改装磨制玉米面后，则又纷纷请求政府加以照顾。在登记存面时，有一部分粮商极不老实，竟然隐瞒谎报。对此我们一方面加强对粮商、粮贩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又通过对粮商、粮贩的投机违法事实的揭发和处理，教育粮商，使其认清只有爱国守法，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对于一般私营粮商，凡是申请要求为国家加工代销者，我们均根据其具体条件，尽可能批准，以维持其营业；凡申请转业、歇业者政府也尽量设法予以帮助。
五、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必须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工人、农民，团结各阶层人民，为实现国家的粮食政策而斗争。我们在面粉分等供应中，根据必要与可能的条件，适当地照顾了工人，取得了广大群众对粮食统销的热烈拥护；又在郊区采取了首先依靠翻身农民商量的办法，然后自下而上地自报公议，使计划供应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群众均感满意。
粮食计划供应工作在北京市已经胜利地实施了，但这是一件新的复杂的任务，而且这一工作还仅是开始，因而还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问题，需要在今后实际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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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节约原材料和利用废料是地方工业降低成本的重要方法
东北地方工业局局长 李益三
节约使用原材料、利用废料，是降低产品成本，为国家积累更多的建设资金的重要方法。但若干企业浪费原材料的情形是很严重的。东北地方国营工业中，有许多行业的原材料占总成本的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五，但在这些行业中，过去由于没有统一的剪裁材料和利用废料的规定，有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四十的原材料，在生产过程中白白地浪费掉，或者未能合理利用而贬价出售了。如大连、辽东、松江、龙江等针织厂制绒衣用纱的损耗率，去年九月以前平均有百分之十八点六，下半年仍在百分之十五左右，而上海各针织厂的损耗率只有百分之十二。这就是说，与上海相比，有百分之三以上的纱被浪费掉了。如果以这四个厂在一九五三年生产绒衣及春秋衣计算，全年比上海各厂多损耗棉纱五一三吨。木材的利用率也很低，松江胶合板厂只达百分之四十六点四三，长春胶合板厂只有百分之四十二点三五，而上海各厂的木材利用率则有百分之八十。即是说与上海各厂相比，东北地方国营各厂多浪费了百分之三十五到三十七的木材。东北地方国营搪瓷工厂去年八月前的铁皮利用率只有百分之六十七到七十六，到九月底耗损的铁皮共有四百三十余吨之多。造纸厂的纸浆流失量，平均在百分之十一左右，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五三年上半年流失的纸浆值四十一亿零二百万元。其他木材厂、火柴厂的次材，五金农具厂裁掉下的铁板边子，皮革厂的碎皮，服装厂剪下的布边等等，浪费的数量也是很可观的。仅沈阳农具厂去年九月份的铁板边就存有一百吨，旅大市被服厂一天就有二十公斤废料。
以上仅是地方国营工业各行业中所浪费掉的材料，其他像沈阳四个国营机械厂每季的二○○吨废铁边子，工程地区废铁架子等等，都还没有算在内，若能从合理裁断与大力利用废材着手，则绝大部分都是可以作好料使用的。如果能把以上的原材料利用率提高百分之五，这些产品的总成本即可以降低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每年可为国家节约数千亿元。我们只要稍为注意一下，并采取必要的具体措施节约原材料和利用废料，就可以为国家多积累建设资金，可供给人民以价钱更低廉的产品。但有些同志却满不在乎地认为：“吃饭还要掉些饭粒子，何况这样大的工厂，这点浪费算不了啥！”这种想法无疑是错误的。
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后，东北许多地方国营企业的领导同志初步注意了节约原材料的工作，几个月来在职工群众的努力下，有些企业也开始创造出了不少节省原材料和利用废料的方法。
去年九月，东北地方工业局曾组织了针织厂裁剪人员到大连针织厂进行合理裁剪的试点工作，最后制定了裁剪规程，并根据相近几个行业的情况综合出以下四条经验：（一）利用套裁：采用尖套尖、角套角、弯套弯、裤腿套袖子、大圆中间套小圆等办法；（二）在不影响用途下改变新规格；（三）在原料不便用套裁方法的情况下，则可用小料挤大料的裁法，即充分利用平常剪下的小料，日久大料就节约下来了；（四）多次衡量与按图裁剪。大连针织厂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根据上述经验采用合理裁剪后，三六号春秋衣耗损率由百分之九点九一降低到百分之四点一。三八号开口绒裤也由每打用料五○七五五吋降到四八○○○吋，比原来节省整料百分之五点四。仅据去年第四季度四种产品不精确的统计，即可节约一亿二千九百多万元。若全东北四个主要针织厂都能进行合理剪裁，光去年第四季度就可节约十一亿二千余万元。
大连搪瓷厂从去年八月实行按图裁料法后，铁皮利用率已从百分之七十七提高到百分之八十六点四，该厂到去年十二月底就节约铁皮二十余吨。大连木材家具厂去年第四季度利用废料及次材做木箱，用小材做家具零件，不仅节省了很多大材，而且第四季度即为国家节省了十五亿元。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我们地方国营企业中完全有可能提高原材料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的。
除了提高原材料利用率外，据某些厂利用废料的情况看来，其数目也是很大的。如大连印染厂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利用锅炉增设回水管及烟道温水管，其回收之水温度在摄氏五十度即可省煤四分之一，全年可节省煤二一四五吨，水三五○○吨，可以为国家节约五亿八千万元。旅大市工业局在去年第四季度已决定开始利用废料生产，并已在技术室附设一个玩具车间，利用各厂的废料生产各种玩具。如把针织厂废料绒布做成兔子、狗熊、小宝宝；把制材厂剩下的木头，搪瓷厂剩下的废铁皮做成各种玩具。这些用废料做成的玩具，因为价廉物美，很受群众欢迎。松江胶合板厂与火柴厂去年利用木材废料，生产基本建设用的刨花板八万九千余块，可增加六亿余元的收入。
怎样组织利用废料呢？这须根据供产销的情况分别确定：若利用废料制品技术性不复杂，废料不太多，设备简单，则可成立附属车间或工段，如当前市上儿童衣服供不应求，各针织厂可抽人成立小孩衣服车间或工段，这样，既节约，又方便。若原料又不多，技术性又大，本厂又无能力经营者，可由有关领导部门指定售给专厂使用，如针织厂的碎布废纱可卖给造纸厂做纸浆。若利用废料生产，品种多、数量大，制品技术性复杂，市场又需要扩大，则可单独成立一个综合性的加工工厂，这样便于集中管理与加强领导，而且更可以合理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原料和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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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湘西苗族自治区吉首县深入宣传总路线
苗汉两族农民踊跃卖余粮扩大再生产
湘西苗族自治区吉首县十万多苗、汉两族农民，已有七万多人受到了总路线的教育。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自愿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并把卖粮所得的钱，投入农业生产。
吉首县是湖南省完成土地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去年十一月间，县委组织了二千多个苗、汉两族干部和农民代表进行总路线学习。在学习中，采用回忆对比和图片展览的方法，说明解放前后农民生产、生活的变化，工农业品价格的对比，以及组织起来的好处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害处。苗族农民过去吃野菜、葛粑过日子，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扶助下，单在一九五三年就得到贷款、贷粮、救济款共八亿多元，使全县比一九五二年多收获八百二十多万斤稻谷，人们能够吃上米和苞谷了。通过这些事实，他们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对提高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好处。苗族干部陈千文同志说：“要不是国家工业有了发展，哪里能够吃到这么便宜的盐啊！”有的苗族农民代表说：“有毛主席领导，苗家才得当家作主，照毛主席指点的路走没有错。”许多干部和代表订出增产节约计划，自愿把余粮卖给国家，好早一天实现社会主义。
吉首县各地还用苗族语言和苗歌队的宣传形式向群众宣传总路线。苗族农民热爱苗歌。五区各乡普遍组织了苗歌队，在每次会议的会头会尾，在生产或休息的时候，唱宣传总路线的歌，八十四岁的苗族老农陈绪凤从来不参加会，听到歌声也赶来了，他听了人家唱“农民面前路两条，一条黑暗一条明，请问歌兄何处去……”跟着唱：“要朝社会主义行。”苗族农民熊明德听了别人歌唱：“得田不忘毛主席，吃果不忘种树人，有粮不卖合作社，如何对得起亲人”，立即自愿卖出余粮一千斤。此外，各地还采用漫谈、回忆对比算细账和知心人发动知心人的办法，发动爱国卖粮工作。苗族妇女爱好劳动，在各种工作中都能起积极作用。各地在宣传总路线时特别注意了发动妇女。苗族妇女杨昌秀谈到过去连绣花针都买不起，现在能用便宜的绣花针缝花边衣服穿时说：“工业化的好处真不小，我们也要来支援工业建设；粮卖得多，好日子就来得快。”苗、汉两族农民经过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卖出余粮五百五十八万多斤，二区苗族农民把七十六万多斤余粮在十五天内全部送入国家仓库。排兄乡苗族农民龙生来挑粮送到合作社的路上，奸商拦路以每斗粮多给三千元的价钱企图抢购，他愤愤地说：“多出一万也不卖给你，我挑出一身汗水也要送到合作社。”
现在，吉首县苗、汉两族农民正积极参加互助组织，大力修塘积肥，把卖粮所得的钱投入扩大再生产。他们深深知道：只有更加多打粮食，支援工业建设，才能过大家富裕的生活。吉白乡苗族农民新组织了八个临时互助组，四个散伙的互助组也恢复了，原有十六个互助组扩大了三十二户。农民石腊远说：“我们苗族要和大家一起到社会主义，只有走组织起来一条大路。”在互助组的带动下，全县新修了山田防旱的鼎罐塘六十八个。坪阳乡苗族农民把卖粮得的钱从一百里以外的保靖县买回枯饼七千三百五十斤，毛铁二百八十九斤，准备打农具，扩大再生产。 （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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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今年计划恢复和发展油茶林十万亩
湖南省人民政府林业局根据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计划今年恢复和发展油茶林十万亩，要求增产百分之二十五。以耒阳、永兴、衡山、平江、浏阳、吉首、凤凰等七县为重点，恢复油茶林七万亩。并在交通方便、与发展用材林不冲突、群众有经营油茶习惯与地势坡度不大的衡山、衡南、耒阳、祁东、郴县等五县，重点发展三万亩。为了使这一工作顺利进行，林业局已派出工作组到耒阳等油茶重点产区进行调查和总结群众经营油茶经验，以便指导工作。并决定以国营常德林场为油茶示范林场，进行油茶的造林、保护和抚育实验。此外，还将通过各经济部门发放低利贷款和进行奖励等，以鼓励群众生产积极性。
目前，许多地区都在积极进行恢复油茶工作。耒阳县人民政府已指定专职干部，领导群众抓紧时间挖油茶害虫。平江县拨出七千多万元垦山抚育费，计划在春季修抚油茶林八百九十多亩。该县垦山工作已普遍展开，黄金洞全区共有一百多个劳动力垦山，垦出油茶林二百多亩，吉首县杨振喜互助组结合修山抚育烧草木灰八担，炭两担，带动了很多农户也积极修山。
油茶树所产的茶油，除食用外，还可以作肥皂和蜡烛的原料以及机器润滑油，油枯可作肥料。湖南省是我国茶油主要产地之一，每年约产六十万担，在农村经济中占很重要地位。据调查：衡山县龙山乡油茶面积比水田只少七亩，该乡第一组平均每人只有一亩五分田，却有将近三亩茶子山。耒阳白露坳一带有些农民茶油收入占总收入三分之一，所以广大农民对政府号召恢复油茶林都积极响应。（龙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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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公路交通网
逐渐向少数民族地区伸展
以昆明为中心的云南公路交通网，正逐渐向边疆地区伸展。十多条新建和改建的公路，将使内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云南省三年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帮助下，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公路建设。去年中央人民政府对云南公路建设的投资，就达全国公路建设投资总额的五分之一以上。全省新修的公路有十二条，已经通车一千九百六十多公里，相当于抗日战争前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云南省修筑的公路里程的总和。修复和改建的公路共有一千三百九十多公里。现在全省通车的里程，共有五千七百多公里，比刚解放时增加一倍半以上。
这些公路的修建，促进了边疆和内地的物资交流。国营商业网现已遍及边疆。瑞丽、陇川、车里、佛海、南峤、沧源、芒市、澜沧等地各族人民过去所需要的生产用品和生活资料，很多是由国外输入的，现在都由内地供应。昆洛公路通车车里后，由昆明运往沿线各地的百货、布匹等物资，就有五千二百多吨。当地盛产的茶叶、紫梗、棉花、粮食等产品，运出的已有两千六百多吨。交通条件的改善，大大降低了货物流转费用，加速了商品流转。如南涧到云县的公路修到蒙化县境的公郎后，货物往返运输时间缩短了八天，运费也减少百分之十七左右。过去从磨黑运往红河的食盐，每担运费相当于成本的三倍，昆洛公路通车到普洱后，运费就降低了三分之二。各种工业品的价格也随着逐渐降低。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许多地方的工业品价格，就比通车前降低了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八。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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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村庄走了两条路
王德兴
两个村庄两样光景
在陕西东部靠近渭河跟黄河汇合点的地方，有两个华阴县属的小村庄，隔河相望。南边是聂家村，北边是陈家村。这两个小村的农民，从前都被反动政府拖得半死不活。解放以后，实行了土地改革，两村的农民一块翻了身。两个村的情况相差不多，有些地方，陈家村比聂家村要好些。可是这几年来，聂家村农民的光景越来越好，陈家村多数人却越过越穷了。
聂家村原有的五十八户贫雇农当中，已有三十三户过着中农的生活；只有三户因为种的是河滩地，去年和前年又接连遭了水灾，生活比较困难；其余的都不愁吃穿了。几年当中，全村七十一户，共添了七头牲口，两辆大车，里边除一辆大车外，都是原来的贫雇农添的。这些贫雇农中，还有二十
一户盖了二十八间新房，修了四十四间旧房。四户中农盖了二十二间新房。过去穿了多少年的破裤烂袄的人，现在换了新衣服。光去年冬天，全村就缝了十五件大衣。过去欠债不断的聂怀保，如今再不欠债了。他活了三十多岁没穿过细布衣服，如今穿上了市布棉衣和市布棉大衣。他老婆花桂英和他结婚十六年，没用过肥皂，现在也用上了香皂和毛巾。大多数人家都买下了暖水壶、雨鞋、手电筒、搪瓷脸盆。有的人家还有了余钱余粮；原来的三十户贫雇农和四户中农，在人民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里存了一千五百三十九万元。四户中农和原来的两户贫农，卖了三千斤余粮给国家。
陈家村却是另一种光景。全村原有的五十七户贫雇农，除两户过着中农生活外，有五十五户照旧过着少吃没穿的生活；有一户中农因为两年的庄稼被水淹了，已经下降成贫农，他卖掉了一头牛、四亩地，去年冬天只好靠卖青菜和花生来糊口。贫农陈缠娃两口人，为了还债，去年把土地改革时分下的二亩地卖了。老婆见没吃的，最近也跑了。贫农王文昌老汉去年春上害了一场病，把土地改革时分下的两间房卖了，自己只得住草房。全村几年来只添了一头牛，还是用贷款买的。全村只盖了十间新房，也是少数生活较宽裕的人盖的。剩下的四户富裕中农，则雇长工、叫短工，剥削别人。
两个村庄两条道路
为什么几年的工夫，两个村竟有这么大的变化呢？论土地数量，陈家村四百九十一口人，一千二百亩地，平均每人有二亩多地；聂家村二百九十五口人，四百零四亩地，平均每八只有一亩三分地。论土地质量，虽然聂家村的四百多亩地都是水地，陈家村只有一百亩水地，可是，按当地平均一亩水地顶二亩多旱地计算，合起来两村也不差上下。论耕畜农具，过去两个村也差不多，聂家村八头牲口，每头牲口担负着五十亩多点的耕地；陈家村二十一头牲口，每个牲口担负着五十六亩多的耕地。比较起来，陈家村虽然比聂家村的牲口少一点，可是两个村的牲口全都是中农的；聂家村没牲口的人还占多数。陈家村有八辆大车，聂家村只有两辆。这就是说，从两个村庄原有的经济条件上找不到变化的根由。
那么，根由到底在那里呢？根由原来在这里：一个村庄走了组织起来的道路，一个村庄几年来各干各的。不信就从这几件事情上比一比吧：
过去聂家村也和陈家村一样，做庄稼最大的困难是缺粪。过去许多人家搞副业，没人积肥，粪肥完全靠那几头牲口。多数人又没有牲口，便只好靠毛粪和拾点粪了。一九五二年前，全村一百四十多亩棉花，只有四十多亩能上两千多斤粪。二百多亩麦地，根本不上底粪，只在春季上三千多斤浮粪，这样，产量自然很难提高。可是聂家村在前年春天组织了七个互助组，全村农民都参加了，就把粪的问题解决了。互助组抽出四十多个小伙子，到潼关城里去担粪尿，一春天就担了三千多担，给二百多亩麦地普遍上了追肥，一百多亩棉田每亩上到两三千斤底粪。合起来比过去多上了两倍多粪。
为了改进耕作技术，七个互助组都订了一份报纸，经常学习、讨论先进经验，技术有很大的改进。过去的小麦是“十麦九不锄”，这年春天，互助组里抽出了四十多个妇女参加锄麦，还选了棉种。这村离黄河滩近，每年收麦时常刮大风，收迟的麦子常叫风吹落麦颗。组织起来做活快，就没受风灾。这年的庄稼大变样，小麦每亩收到二百一十斤，比全乡平均产量高一倍多，被评成全县二等丰产村。棉地每亩也收到一百多斤皮棉，比全乡平均产量高一倍多，比全县每亩平均产量高百分之三十多。去年七个互助组学习了史安福的小麦丰产经验，选了“碧蚂一号”麦种，实行了合理密植，又做到了冬锄、冬灌。结果，这年全村一百六十四亩小麦，每亩平均收到四百九十五斤，比全乡每亩平均产量高三倍多；被评为全县一等小麦丰产村。大家看到组织起来多打粮，七个临时互助组又都先后转成常年互助组了。最近农民们学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还商量着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呢！
陈家村呢？在前年春天，虽然也组织了八个临时互助组，可是大家仍旧想单干，又没人好好领导，慢慢就成了空架子。这样，生产上困难就大了。五十七户贫雇农，种着七、八百亩地，却只有
一头牛，连个大车也没有。聂家村互助组能到城里担粪，庄稼有别的组员做；陈家村靠单干自然闹不成，去临关二十里，一个人一天只能担一趟，顾了担粪，顾不了庄稼活，粪少又不积肥，每亩地只能上两千多斤粪。村里不订报，也不学习先进经验，除过两户中农改进了一些作务，大家都用旧办法。人们说陈家村是：“不互助、不订报，做庄稼老一套，麦棉产量提不高。”这话一点也不假。前年的小麦，因为地不壮，作务又不好，大部分小麦叫风吹“青干”了，每亩只打了七十多斤，三亩只能顶上聂家村一亩的产量。去年雨水好，每亩打了一百五十斤，可是聂家村却已打到四百九十五斤。
往年，两个村的贫雇农，冬季不够吃，只得往副业行里钻，靠“扁担吃饭”。现在聂家村组织起来，劳力搭配得好，能做到农业副业两不误，前年冬天和去年春冬两季，全村抽出二十多个劳力，给四区供销合作社打棉花包、装豆包、打墙等等，挣了一千多万元的工资。出去搞副业的组员，庄稼有组里调配劳力做，没有误下。去年春上，有两户鳏寡生活困难，就把他们介绍到供销合作社缝棉花包，一春每人挣了四十多万元，解决了生活困难。他们的庄稼由互助组代耕，也没误下。
陈家村就不行了，贫雇农的庄稼一直做不好，收入不多，照旧靠“扁担吃饭”。现在五十多户贫苦农民，有三十一户靠挖河炭、拉船、打鱼、贩卖竹器过活。这副业就渐渐变成了他们的“正业”，把农业生产越发丢到一边去了。有八户不搞副业的就干脆去卖短工。
两个村庄一同前进
经过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陈家村的干部和农民，认识到自己过去走错了路，决心从错路上回过头来，走正路。二月初旬，便邀请聂家村互助组大组长聂怀保帮助，把全村原来八个互助组整顿了一下，推选陈安锁当大组长，向聂家村学习，积极搞好互助组。农民陈克有说：“咱们村里和聂家村连畔种地，人家组织起来，日子越过越好，咱们却越过越烂，这不成！咱们也要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让大家都富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