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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卫公共财产的人民监察员
新华社记者 任永达
哈尔滨铁路总监察哈尔滨人民监察室最近公布了一张竞赛成绩表，表上的数字表明：在十个月的监察活动中，平均每个监察员为国家节约了七亿五千四百多万元的资金。
在这个巨大的数字里，包含着人民监察员在保卫公共财产的斗争中许多动人的事迹。
十月的一个星期天，监察员林月峰乘火车经过松花江桥时，发现江岸上零散地堆积着数百个铁丝笼子，有许多已经生锈呈现黄色。他知道这些笼子是哈尔滨铁路分局基本建设工程队修建护岸工程剩下的材料。他想：为什么竣工两月以后还没有搬回去呢？第二天，他就去进行调查，原来是这个工程队的队长怕本单位在账面上的资金积压多了受批评，不打算把这批材料收账了。为了避免损失，林月峰当时就冒着寒冷到现场去清点，计算出这批材料折价八千六百多万元。在他的建议和督促下，工程队不得不把这批材料收账。
八月下旬，监察员镡旭东在审核香坊车站注销工作服记录时，发现废品注销记录上有十一件皮大衣、二十件棉大衣、一百多副手套，镡旭东怀疑起来：“难道这么多衣物都用坏了吗？”他亲自到车站的仓库去查对，却没有找到这些东西，原来都还放在员工家里，并没有鉴定好坏就申请报销领新的。经过调查，发现这些东西有很多还能继续使用，有不少还是崭新的。镡旭东根据检查的材料，经由监察室向铁路分局提出了处理建议书。不久，当事者受到应得的处分，并将全月物品缴回入库。
监察员们还特别注意揭发不法奸商在加工订货中诈骗公共财产的行为。今年二月，哈尔滨通信信号工厂在私营玻璃工厂订购了十六万个玻璃管。交货的时候，信号工厂的材料员嫌麻烦，决定不验收就付款。监察员么殿恩知道了，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并立刻奔赴现场监督验收，结果发现有三分之一的玻璃管不合规格或破损了，最后全部退给私商重做。么殿恩在另一次监督“毛线头”的验收中，还揭发了奸商在毛线中掺上泥土、碎线和其他杂质的不法行为，防止了二百多万元的损失。
监察员在保卫公共财产的斗争中，受到了党组织和职工群众的支持。在哈尔滨铁路分局所属各单位，有二百六十多名职工担任义务的人民监察通讯员，他们经常协助监察员进行工作。哈尔滨铁路分局哈尔滨机务段违反铁路规章将一个好机车的许多重要零件拆掉，安装在别的车上，使得一个价值二十多亿元的机车变成了废物。监察员么殿恩在人民监察通讯员的帮助下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调查，哈尔滨铁路管理局领导方面和机务段的中共党委书记都积极支持了他的做法，结果被拆坏的机车得以重修，不久就将出库参加运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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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革命组织为什么能长期潜藏在本溪炼铁厂化验室？
程维君
本溪市公安局破获了潜藏在本溪钢铁公司炼铁厂化验室的反革命罪犯栾孝忱、袁洪涛、王远迪、李国林等人，并已分别由人民法院判处了死刑和徒刑。
栾孝忱是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化名从安东跑到本溪钢铁公司找工作，被当作一个“出身历史清白的工科学生”录用的。他被分配在铁厂当铸铣机工人。七个月后，铁厂公开建党，栾孝忱又隐瞒历史混进党内来。不久，铁厂从工人中提拔干部，又看中他“积极能干”，把他提拔到党总支（后改党委）当组织干事。实际上他是干着秘书工作，总支的工作总结都是根据总支书记授意，由栾孝忱执笔写的。他可以看到干部材料的卡片，甚至私自盖上党委会的章为他父亲找工作（后因年龄过大，未用）。但不久，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原来这个“历史清白的学生”本名栾树伦，富农家庭出身，过去是蒋匪“东北行辕长官司令部”中尉军官。他的本来面目被揭穿后，中共本溪市委便把他开除出党。
一九五一年二月，被开除出党的栾孝忱又调回铁厂。这时铁厂已发生了一件事，也是伪装工作“积极”而混进党内并当了支部书记的“中统”特务马恩友被群众检举，经人民法院判处了死刑。铁厂的党和行政负责人曾进行检讨，但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真正接受教训。栾孝忱回到铁厂，领导干部不加警惕，毫无原则地仍然认为这个干部“不错”、“积极肯干”，认为这个干部被开除党籍主要是因为“家庭问题”没能交代，而把他分配到化验室去作记录员兼保管化学药品和仪器。
化验室原是铁厂的一个重要部门，但没有受到领导的重视，党和行政的领导力量都很弱。在这个化验室里，原来就有混充见习技术员的蒋匪建军排长袁洪涛、蒋匪警察李国林、流氓兵痞王远迪等，现在又来了一个蒋匪中尉栾孝忱。但是领导上对于这种情况毫无警惕，熟视无睹。
栾孝忱钻进了化验室，就一面竭力假装“积极”，表面上做出一些成绩；一面勾结袁洪涛等人成立反革命组织“中国民政党”，阴谋颠覆人民政权。栾孝忱掌握着仓库的账目，袁洪涛便打了条子前来领取，又有李、王两人帮助转运，他们以“工作”为掩护毫不费力地便从仓库中偷出各种烈性药品，又偷出成盒的进口化学仪器，全化验室仅有两个定流装置，竟也被他们偷去了一个。偷得化学药品和仪器后，袁洪涛在家中试制成炸药二百余公分，又拿到化验室来试验给栾、王、李等观看，证明试造已经成功。几个反革命分子并在平顶山下的山沟里试验了几次炸药。以后袁洪涛又试造钢笔手枪和弹药。栾孝忱还偷看人事材料，物色发展反革命组织的对象。他们有时并在化验室中公开阅读关于炸药、无线电学等书籍。
栾孝忱猖狂地活动了一年多。到了一九五二年末，化验室改组后，他工作更加“积极”了，而且越是当着领导干部的面就越“积极”。新的领导干部对他又是“印象很好”，认为“有工作能力”，可以更多地依靠他。但这个罪恶的反革命分子，真是一点马脚不露吗？不是的。这里可以举出三件事。
第一件：栾孝忱管抽查试料的工作，每天化验材料一来，他要从这一批装试料的一百多个口袋中，取出几个口袋，将每个口袋中的试料分装成两个口袋，发给大家化验，以衡量化验的准确程度。如果同一试料因分装两个口袋而得出两种结论，那就说明化验的结果是不可靠的，这一批试料得全部返工重新化验。有一个时期，化验室试料返工的现象非常严重，常因化验结果不一样而成批成批地返工浪费人力、物力、时间，技术人员因老出错，情绪苦闷万分。后来发现是栾孝忱把试料“装错”了口袋。试问本来不是一样的材料，怎么能得出一样的化验结果呢？技术人员跑去告诉化验室主任
（现已调走），领导干部还认为是技术人员看错了，相信栾孝忱不会错。直到技术人员抓住了把柄，栾孝忱才承认是“弄错了”。
第二件：改组后的公司化验室仓库虽然不由栾孝忱管理，但因为化学药品的消耗没有定额，别人领来后没用完，栾犯等就乘无人时窃取一些。他们用这种办法继续偷取化验室的药品。有一回化验室从工源往本溪搬家，栾犯等乘机偷了一千公撮某种烈性化学药品。当时虽有人看到窗台上放着三瓶这种药品，只以为是谁把药品乱扔，随便放在那儿的，到第二天，那三瓶药便不见了。问小组，小组内也没人知道，便再也没有人追问了。
第三件：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栾孝忱公然窃用化验室工会的印章，到粮食公司买了四百斤大米，和袁、王、李等犯共分。
这些，难道不都是一些形迹可疑的警号吗？但是领导上却还在赏识他“工作主动积极”、“有才干”，竟把他评为“先进工作者”，到年终又要评他为模范，这个提议后因有人反对而没有通过。领导上觉得不过意，到底在年终奖励模范大会上给栾孝忱以口头表扬。
栾孝忱的罪恶活动被群众检举，经本溪市公安局破获后，化验室绝大部分人都觉得“出乎意料之外”。公安局去化验室查对偷盗的药品时，领导上还声称某种烈性化学药品在化验室一共只有二千公撮，没有丢失。其他药品也是查账也无从查起，弄不清楚究竟丢没丢或丢了多少。及至看到了公安局起出的许许多多毒性、烈性化学药剂后，才在震惊之余，清点库存物资、整顿管理制度。本溪钢铁公司也才开始注意充实化验室的干部力量。
反革命分子是逃不脱人民法网的。栾孝忱等人的阴谋终于被彻底击垮。但这件事对于我们不是一件重要的教训吗？像偷盗了药品之后又在人民的化验室内试验准备炸毁人民工厂的炸药；反革命分子成了“先进工作者”，这些事情难道是可以容忍的么？如果前后有关的领导干部稍为有一点点警惕性，官僚主义习气还不太深，这些事情难道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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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接受教训，不给敌人丝毫可乘之隙！
本溪市破获的反革命组织“中国民政党”案，再一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这个案子的经过说明：任何麻痹大意和工作上的一点点漏洞，都可能被敌人利用为进行破坏的空隙。反革命组织
“中国民政党”所以能够长期潜伏在本溪钢铁公司内部肆无忌惮地进行活动，是同这个公司和公司的炼铁厂领导方面的轻敌麻痹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分不开的。在这个案子被破获以前，炼铁厂已经发现过蒋匪中统特务马恩友混入党内并当了支部书记的严重事件，炼铁厂的党、政负责人也作了检讨；但是他们并没有接受这一事件的教训，又把一个隐瞒历史罪恶已经被开除党籍的分子安置到重要岗位上，并视为“积极分子”、“先进工作者”，结果就给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隙。
我们应该从这一案中接受哪些教训呢？
一切经济企业部门都必须建立与健全生产管理制度。反革命分子栾孝忱等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盗窃大量烈性药品和一些化学仪器，制造炸药，就是因为本溪钢铁公司有关部门内部制度不健全，账目混乱。化验室里的某种烈性化学药品，被盗走了一千公撮，仅有的两个定流装置也被盗走一个，而领导上竟毫无所知，一直到破案以后，药品丢了多少，竟至查账也无从查起。这些漏洞在客观上就起了帮助反革命分子活动的作用。
经济企业部门对于任何责任事故，不问大小，都应该检查，找出原因，明确责任；如发现可疑之处，必须进一步追查有无其他问题。只注意政治事故、忽视责任事故的现象必须纠正。反革命分子栾孝忱等本来早已露出了马脚，故意装错化验药品的口袋，破坏化验室的工作就是一例。但是领导上仍然主观地偏信栾犯不会错；直到有了确凿的证据，又只认为这是普通的责任事故，仍不追查，这就放纵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行为。当然在我们多数企业中，由于干部和职工暂时缺乏经验，技术不高，以及责任心和遵守劳动纪律观念不强等原因，不可避免地可能经常发生一些责任事故。这类责任事故和反革命分子的故意破坏所造成的政治事故，在性质上是有原则区别的。但是对这类责任事故也必须追查。这不仅因为要找出原因，并针对它订出防止事故的可靠的制度和办法，而且不进行追查，就无法判断哪些是责任事故，哪些是敌人的故意破坏，反革命分子假借责任事故作掩护进行破坏活动也就无从发现。本溪钢铁公司如根据栾犯孝忱的
“装错”口袋事件的线索进行追查，是不难发现他们的反革命活动的。
必须加强经济企业部门的人事制度、保密制度，用人必须严格审查，一切机密材料必须严格保管。本溪钢铁公司化验室是一个重要部门，但是让我们看一看在这里工作的有哪些人呢？有蒋匪建军排长，有蒋匪警察，有流氓兵痞，以后又派去了隐瞒历史罪恶已经被开除党籍的栾犯孝忱。这就说明本溪钢铁公司的人事工作做得多么失掉革命的立场，结果就给这些分子以狼狈为奸组织反革命集团的机会。另外栾犯孝忱所以能够偷看到人事材料，这又说明本溪钢铁公司的保密制度是执行得很坏的。
本溪钢铁公司在工作上、制度上的这些漏洞，就给反革命分子造成了活动的空隙。结果，人民的财产被反革命分子利用去破坏人民的革命事业。幸我公安机关及时破案，否则必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件的教训，随时随地提高革命警惕、堵塞一切漏洞，不给敌人丝毫可乘之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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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的又一根源
张啸虎
最近文艺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所发表的一些关于批判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的文章中，以及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为此召开的讨论会中，都指出：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是沿袭了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优秀的现实主义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是一种严重的歪曲。这个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思想战线上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又一次严重的斗争。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还必须指出来的是：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立场、观点、方法，除了直接受了以胡适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外，同时在其一切基本方面也继承和发展了以被胡适称为所谓“大怪杰”金圣叹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阶级意识的严重影响。这就是说：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是买办资产阶级意识和封建士大夫阶级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按其思想本质来说，这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一〕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进攻的一种具体表现。
因此，指出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思想与金圣叹之间密切的精神联系，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近三百年来，金圣叹的恶劣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他的最阴毒的地方，就在于他是以“叛逆”和“才子”的姿态，表面上把一向为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们所鄙弃和痛恨的文学作品如水浒、西厢记等抬到了很高的地位，而实际上他是以偷天换日的手段，抽掉其中所表现的鲜明的人民性和丰富的现实主义因素，阉割其中所包含的反封建的有利于人民的巨大社会意义，竭力使之为封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金圣叹的所谓“圣叹外书”，欺骗和毒害了历代以来的无数读者。在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中，也可以显明地看出金圣叹的思想借尸还魂的迹象。鲁迅先生早就指出过所谓“新红学家”们与金圣叹之间的历史渊源。鲁迅先生认为金圣叹“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
〔二〕应该指出：俞平伯先生正是接受这种“余荫”而堕入“泥塘”的代表。因此，在这一方面揭露俞平伯对红楼梦研究的错误的根源是和我们批判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观点的错误是密不可分的。
金圣叹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帮闲者，在哲学上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他对几部古典文学作品的评改工作，正是他的反动政治立场和唯心主义哲学见解的具体表现。他认为“大千本无一有”。在他的心目中，“大地梦国，古今梦影，荣辱梦事，众生梦魂”〔三〕。因此，他认为他所标榜的所谓
“才子书六部”的本身，也是梦幻泡影，一片虚空，“实不可说”，“无实可说”，“说即非实”，
“说实即错”；在他看来，当然也就无是非可言，
“论无是非，议无是非；是之所在，即非之所在；非之所在，即是之所在”。这个狂妄的否定一切存在与是非的虚无主义者，在他的水浒、西厢记、三国演义等书的评语中，到处传播他的唯心主义的谬论。在水浒第十四回中，他抓住阮小七偶然说的“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八个字，便大做其人生无常的文章。他借西厢记中的“惊梦”一折的题目，又把他的“天地梦境也，众生梦魂也”的宿命观点大大地发挥了一番。按照金圣叹这种“物我一齐，是非两忘”的唯心观点，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真实是不存在的，都是作家“洒墨成戏”，“都是作书人凭空造谎出来”。按照他的看法，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创作，只是“寻个题目，写出自己许多锦心绣口”。他读水浒第五回“鲁智深火烧瓦官寺”以后，认为“世界之事，亦如是矣”。说是“一卷之书，不盈十纸，瓦官因何而起，瓦官因何而倒，起倒只在须臾……”，因此，他就“不胜浩然而叹”；“颠倒毕竟虚空，山河不又如梦耶？”这两句话，就是代表着金圣叹对“水浒”所反映的历史真实和所包含的社会意义的基本看法。
我们试联系这些地方去看俞平伯先生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就会觉得在许多地方，两人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比如，俞平伯先生认为红楼梦中的许多人物，“若大若小，男男女女，生旦净末丑角色各异，却大伙儿都来表演这整出的戏叫‘红楼梦’”
〔四〕。这和金圣叹的“洒墨成戏”论不是完全一致吗？又如俞平伯先生分析红楼梦的主题说：“石头记以梦幻为本旨……本演色空；由梦中人说，色是正，空是反；由梦后人说：空是正，色是反。”又说：
“明显地写出来的是假的；相反的，含而不露的才是真的，书的本旨。”他认为红楼梦的作者，“到第三回便另换一副笔墨，借贾雨村送林黛玉入荣国府，立即展开红楼如梦的境界了”。像这些地方的观点，岂不正是金圣叹的“颠倒虚空，山河如梦”的议论的翻版！这种相同之处不是偶然的，这正是他们之间唯心主义观点的一致性所决定的。
作为一个操笔鼓舌的帮闲者，金圣叹完全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他在评改古典文学作品的工作中，竭力歪曲作品中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任意诬蔑水浒中那些为人民所热爱的英雄人物。他深知水浒等书是极不利于封建统治秩序的作品，其主题的锋芒是“叛圣人之教，犯天子之令”，“君读之而彷徨于上，民读之而惑乱于下”。但是，他与“焚书”和“禁书”主义者相反，他认为“一诛不足以蔽其辜，一烧不足以灭其迹”，因此，他采取另外一种手法，这就是通过他对作品的篡改、批评与解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达到他所谓“昭往戒，防未然，正人心，辅王化”的目的。他把人民所歌颂的农民革命，诬蔑为“天下所共击”“天下所共弃”的“凶物”和“恶物”；他在水浒第七十回中捏造了卢俊义的一个梦，“将宋江、卢俊义等一百单八个好汉，在于堂下草里，一齐出斩。”他在底下批道：“真正吉祥文字”。这正是集中地代表着金圣叹对水浒的革命英雄的基本态度。
我们对照地来看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批评，在基本态度的实质上和客观效果上也表现了这种倾向。所不同者，金圣叹是强词夺理地要把同情和歌颂农民革命，“失朝廷之尊，坏国家之法”的水浒，歪曲成为具有“春秋谨严之志”，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才子书”；而俞平伯先生则是轻描淡写地否认红楼梦的鲜明的倾向性，把它说成是对封建贵族阶级“拥护赞美的意思原很少，暴露批判又觉不够”。他甚至刻薄地说：“社会上最喜欢有相反的对照。戏台上有一个红面孔，必跟着个黑面孔来陪他，所谓‘一脸之红，荣于华衮，一鼻之白，严于斧钺”。在小说上必有一个忠臣，一个奸臣……我小时候听人讲小说，必很急切地问道：‘那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觉得这是小说中最重要、并且最精采的一点。社会上一般人底读书程度，正还和那时候的我差不多。雪芹先生于是狠狠的对他们开一下玩笑。”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俞平伯先生是不但否认红楼梦中的现实主义性质及其爱憎分明的感情和是非明确的态度，而且也完全抹煞实际生活中所存在的和一切文艺作品中所反映的忠奸好坏的本质的差别及其复杂的斗争，否认一切生活中的矛盾和社会冲突。可以看出：金圣叹作为顽固的封建阶级的帮闲者，所以以“斯文之功臣”自命，要以篡改水浒等书以代替“秦人之火”；而俞平伯先生作为没落的资产阶级的辩护人，就只能把红楼梦说成是自然主义的作品，唱唱“怨而不怒”的滥调而已。但是，以唯心主义、反现实主义为其基本观点，则是一致的。
为了要达到歪曲作品的人民性、传播他的唯心观点的目的，金圣叹在他的“圣叹外书”中，采取了故弄玄虚，琐碎割裂，寻章摘句，牵强附会的一套办法。他把这些作品说得非常神秘奥妙，说什么“文章最妙，是此一刻被灵眼觑见，便于此一刻放灵手抓住。盖于略前一刻亦不见，略后一刻便亦不见”，以便蒙哄和玩弄读者。他施用诡辩的伎俩，诬蔑水浒的作者说：“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下面是一段血口喷人似是而非的解释。水浒中的英雄人物的名字和绰号，也是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材料。他把“跳涧虎”陈达和“白花蛇”杨春的出现，认为是“隐括一部书七十回一百八人为虎为蛇，皆非好相识也”。同样，他也用“王进”这个名字以发挥其反人民的谬论：“王进之为言何也？曰：必如此人，庶几圣人在上，可教而进于王道也。如此王进，然而可教而进于王道，然则彼一百八人也者，固王道之所必诛也。”所有这些地方，一方面说明他反动的政治立场，而同时也暴露出他底穷极无聊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的丑恶面貌。
在这里，我们也不能不想到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基本方法也是和金圣叹相似的。首先，俞平伯先生也再三强调红楼梦是一本“奇书”，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只能“望洋兴叹”，“了解红楼梦，说明红楼梦都很不容易，在这儿好像通了，到那边又会碰壁”。像这样的说法，和金圣叹的“妙不可言”论岂不是如出一辙？同样，俞平伯先生为了要证实自己许多主观主义的见解，生拉硬凑地找“证据”，进行琐碎割裂，牵强附会的解释。这是说明：正如金圣叹一样，俞平伯先生是完全堕入了形式主义的泥塘。
最后，俞平伯先生还有一点和金圣叹相似的，就是他们都把文学批评工作当做人生的游戏。金圣叹说：“嗟乎！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又何以为活也！”他还把他的这种人生观强加到许多伟大作者的身上，他认为“稗官之家，无事可纪，不过欲成绝世奇文，以自娱乐”。而作品对于读者的功用，也是在于娱乐，“助其酒前茶后，雄谭快笑之旗鼓”。这就是金圣叹的人生态度，也是他评书的基本态度。俞平伯先生同样把研究红楼梦当做“消夏良方”，“每一执笔，必奕奕有如神助也。”这和金圣叹所描写过的境界：“晚凉新浴，豆花棚下，摇扇说曲折，兴复不浅也！”对照起来，正是异曲同工。同样，俞平伯先生也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把创作当成游戏。他说到曹雪芹对于黛玉和宝钗，无所谓肯定和否定，“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这和金圣叹的论调是完全一致的。俞平伯先生不止一次地宣称他的趣味主义的研究态度。他说：“对于文艺，除掉赏鉴以外，不妨作一种研究，但这研究，不当称为历史的或科学的，只是趣味的研究。”他认为“欣赏文艺附带一点研究，亦只是逢场作戏而已”。这种“闹着玩”的从趣味出发的态度，正是金圣叹所说的“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伸纸弄笔，舒卷自姿”的重现。以这样的态度来研究“红楼梦”，会得出“越研究便越觉糊涂”的结果，会产生“梦魇”和“进入五花八门的迷魂阵”的感觉，当然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奇怪的是：俞平伯先生在解放以后，自己宣称要“遵照毛主席的话”，要“进一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来分析批判它”，要做到“接受其精华，扬弃其糟粕”，但是实际上却完全与此背道而驰。
我们虽然还不知道俞平伯先生自己对于金圣叹的看法如何，但是，“五四”以来文艺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如胡适、周作人等，对于金圣叹是一向“敬之如神明”的。胡适说金圣叹是中国文学史上“很不可多得”的“大怪杰”；说他有眼光，有魄力，有“革命的精神”；说他是“笔端有刺，舌底澜翻”；“辨才无敌，笔锋动人”；说他“在小说批评界，他的权威直接推翻了王世贞、李贽、钟惺等有名的批评家”〔五〕。把他捧到了很高的地位。周作人也说过：“小说的批第一自然要算金圣叹……我读水浒，本文与批同样的留意，如吃白木耳和汤同咽才好。西厢亦然，王斫山出来时尤其有相声之妙”〔六〕。可以看出：他们都把金圣叹当做“文章知己友兼师”，而受他的影响，继承他的衣钵，当然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买办资产阶级意识和封建士大夫阶级意识互相结合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和必然的结果。毛主席说过：“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七〕。由此可见这两种思想的密切关系和我们今天的斗争的严重意义。正因为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立场、观点、方法，是远袭金圣叹的封建士大夫阶级传统的意识，近沿胡适的买办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道路；也正因为当前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受这种影响的并不只是俞平伯先生一人，而其毒害也是极其深重的；因此，肃清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肃清封建士大夫阶级思想的遗毒，就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附注：
〔一〕〔七〕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二〕“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一文。
〔三〕金圣叹的“水浒”第十三回批。以下所引金圣叹的话，加引号未注明出处的，均见“圣叹外书”等。
〔四〕“红楼梦简论”。以下所引俞平伯的话，均见其所著“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简论”、“我们怎样读‘红楼梦’”等文，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五〕胡适“水浒传新证”。
〔六〕周作人“旧书回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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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奇怪的“平民”
——记美国空投特务罪证展览会唐奈专案
本报记者 金凤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九时，一架没有涂任何国籍标志的神秘的飞机，悄悄地从南朝鲜的汉城机场起飞了。在它的尾部突出一个奇怪的铁质圆盘。它沿着朝鲜的东海岸向北飞行，小心地绕过激烈的高射炮火网，窜过鸭绿江，直奔我国东北的吉林。它低低地在一带大山上空盘旋，仿佛寻找什么预定的目标。突然，枪声响了。飞机像受伤的小鸟般直坠下去。机上的正副驾驶员都摔死了。剩下另外两个穿着军装的美国人，惊惶失措地落在远离美国五千浬的中国地面上。
现在，这架神秘的飞机残骸就躺在美国空投特务罪证展览会的大门口。飞机尾部突出的铁圆盘，原来是一个空取器，是为了把特务从地面上取走的。
这一架飞机为什么没有涂任何国籍标志，而附着这样特殊的装置呢？原来它是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黑飞机”，这次是来中国准备空取美国间谍李军英。它已经不止一次来到中国。展览会中摆着的美国卡宾枪、冲锋枪、无线电台、收发报机、领航台信号灯、气象预测器、日本富士樱牌腊烛、大批日用品……以及被捕的特务张载文、许广智、于冠洲和牛松林，都是它偷越国境空投下来的。现在，它自身也同它空投下来的人和物资一起，落入中国人民的法网，作了美国政府派遣特务间谍潜入中国进行破坏活动的罪证。
飞机上活着留下来的是两个不平常的“客人”。他们的照片也在展览室里陈列着。他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驻日本厚木间谍机关的职业间谍约翰·托马斯·唐奈和理查德·乔治·费克图。照片上显示着他们被捕时的情景。漆黑的深夜、手电筒光和森严的枪口逼视着他们，他们默默地低着头，注视着地面。大概他们是在替自己偷偷地深入中国国境数百哩的这次神密的旅行寻找些什么可以见人的理由吧？他们显得很着急。
现在，美国官方机关显然比他们更着急。在全世界国家和人民面前露出自己的狐狸尾巴终究是难堪的事情。因此这十几天来，美国所有的宣传机器开动了。尽管美国远东司令部总部和美国国防部的解释有着明显的矛盾，在互相打着耳光，但他们还是硬着头皮一致咬定唐奈和费克图两人是“平民”。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个奇怪的“平民”的证件吧。
据说，这两位身份不明的“平民”是在作“从汉城到东京的例行飞行”。奇怪的是在展览室里陈列出来从这两位“平民”身上带来的不是什么东京地图，而是一幅美国制的中国地图。而且，还不是普通的中国地图，而是一幅二十五万分之一的中国吉林省安图县的详细地图。到东京去的“平民”为什么需要一幅中国一个县的地图呢？中国明明在东京的西面，中间还隔着朝鲜。已经死了的驾驶员即使活着，也很难回答他的航向怎么会发生九十度的错误吧？清清楚楚的事实是：这一幅中国地图是事先准备好的，地图上还有铅笔画着的指向吉林省安图县老岭区的箭头。原来这里就是唐奈和费克图企图取走特务李军英的地方。
在地图旁边展览着的一张图表，更足以说明这两位“平民”的身份。这是一张简单的中英文会话表。第一项写着英文，第二项写着中文的英文拼音，第三项写着中文。譬如第一项写着：（I amfriend）；第二项写着：（Wo shy bon yun）；第三项写的是：（我是朋友）。这一张会话表的内容委实是十分有趣的，值得把它全部抄下来：
“一、我是朋友；二、请你帮我；三、我渴、饿、冷、病了、受伤；四、你懂吗？五、是，不是；六、带我到那边；七、我会报答你；八、有多远？九、我是中国的朋友；十、请你指方向；十一、东、南、西、北；十二、谢谢；十三、好、不好；十四、今天、明天；十五、那里有美国人？十六、他们在那里？十七、带我到中国医院；十八、中国兵顶好；十九、我到医院去；二十、我担保待你好；二十一、你没有开水吗？二十二、你有暖护（和字误）衣裳吗？”
这就是准备到东京去的“平民”，却带了这样一张会话表。很显然，他们不是什么到东京去的“平民”，而是被派到中国来活动的美国间谍，而且，他们也给自己设想了这样的情况：飞机被击落下来，又饥、又渴、又冷、又负伤的美国“平民”在中国的山林中徘徊着，遇到了第一个中国人，赶紧掏出会话表来，用了第一句：“我是朋友。”接着就“请你帮我。”“我渴了，饿了，冷了，受伤了。”“带我到那边。”然后拿出准备好的钢笔、手表：“我会报答你！”又甜蜜地学说着第九句：“我是中国朋友。”准备躲起来，“请你指方向。”还打算找寻失落了的伙伴，探问着：“那里有美国人？”“他们在那里？”遇到中国战士，又准备谄媚地说：“中国兵顶好。”还要反反复复地欺骗和引诱：“我担保待你好。”可是顶顶要紧的还是自己的生命，又冷又渴，只得再三要求：“你有开水吗？”“你有暖和衣裳吗？”……
他们是这样打算好了，准备好了，万一落到中国人民手里，就想摆出那样一副狐狸似的脸孔来欺骗，哀告，用金钱来引诱，准备给自己买命。
看来，他们还是准备对了。飞机果然粉碎在中国天空，他们也果然落到中国人民的手里。但是，他们准备好的这一张欺骗和引诱的会话表却没有用得上，它被送到中国人民的法院和展览会里来了。
第3版()
专栏：
美国间谍阿诺德等被捕的经过
新华社记者最近调查了美国间谍阿诺德等在我国东北地区被捕获的经过情形。
被调查的人全部是当时情景的目击者。调查的结果证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洛奇在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一份解释性备忘录中所提到的，美国间谍阿诺德等所乘坐的飞机是“在鸭绿江以南十五英里邻近北朝鲜顺川的地方受到袭击并被击落”纯系凭空捏造。目击者证实，这些美国间谍被击落和被捕获的地点，不是在鸭绿江以南，而是在鸭绿江以北的中国辽宁省境内。
新华社记者访问的是我国辽宁省安东市西北二十多公里的五龙山（又名丁琪山）山麓的新康、老古沟、荒湾等村庄的农民，他们向记者叙述了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捕捉阿诺德、包莫等十一名美国间谍的情形。
新康村有一位三十九岁的农民、民兵队长王吉生，他向记者说：“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二日晚上九点多钟，我开完村干部会回家，刚到院子里，看见空中有一个火球在西北方向落下，当时我没听到一点动静，就进屋里睡下了。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左右，民兵王世忠向我报告，说王金玉女儿王淑兰发现她家门口的树上落着一个降落伞。我当时就一面派人去五龙背区人民政府报告，一面组织了十几名民兵和青年农民上山搜查。五点半钟左右，我和两个民兵走出村子不到一里地，在臭鲁沟旁又看到一个降落伞。我正在仔细观察的时候，发现在离降落伞二十多步远的一棵松树下面坐着一个人，他满身是血；当他看见我们的时候，立刻把双手高高举起来。我们上前从他身上的皮囊里把手枪解下来以后，发现他的腿受伤不能走，我们用门板把他抬到王金玉的家里。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威廉·赫尔·包莫。”
在王金玉家以北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住有一个叫何连贵的农民。他向记者说：“十三日那天早晨，我的妻子何李氏到院外取柴烧饭，看见一个奇怪的外国人，当时她就叫我，我出来一看，那个人就向臭鲁沟跑走了。于是我一面监视着他，一面叫我妻子向村长报告。后来，村长派人赶上去把这个美国间谍抓住了。”
这天早晨七点钟，新康村农民共捉了四名美国间谍，全部押在王金玉的家里。
在新康村以东四公里的老古沟村，村长郭振江向记者介绍了当时的情况说：“去年一月十三日早晨，农民施长福的儿子施吉惠在上学的时候，走到村子西北二公里的老古沟河旁，发现一具美国人的尸体，当时他就向民兵陈吉贵报告了。随后，全村人便开始了大搜山。当天我们村除发现一具美国人的尸体以外，还捉了三个美国间谍。”
老古沟村的民兵分队长蔡喜厚向记者叙述了阿诺德被捉的经过，他说：“十三日上午我们在山上搜查了半天，没发现任何东西。下午四点多钟我又率领几个民兵和青年农民走到五龙山一个支脉的山岗上，突然发现一个大个子美国人，年纪有四十岁左右，脖子上还拴了一块红色的降落伞布。当时我迂回在这个美国人的背后，另外几个人从侧面包围，我闪在一棵柞树后面大喊一声：‘举起手来！’这个美国人吓得赶快举起双手，他就这样被我们活活捉回来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就是美国‘五八一空中补给与通讯联队’上校司令官阿诺德。”
同一天，在新康村西北五公里的荒湾村，农民们也捕捉了四个美国间谍。这个村的中年农民李永才的妻子李姜氏说：“那天早晨六点多钟，我丈夫上冬学还没回来，我在房前看见一个美国人向我走来。当时天气很冷，我看见他冻的浑身发抖，并用手势说明肚子饿了，向我要东西吃，我就把他带到屋子里，趁他烤火的时候，我溜出去向民兵报告，民兵很快赶来把他抓住了。”
在荒湾村西面，记者还访问了在安东市西北三十三公里的榆树子村的农民们。他们在自己村庄的南山上，发现了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二日晚间被我击落的那架美国B—29型飞机的残骸和两具美国间谍的尸体。六十七岁的老人王启书当时就看到了那里的飞机残骸和在飞机残骸旁边的一棵树上悬挂着的一具美国人的尸体。（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