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为什么积压了五万多架单管式喷雾器编辑同志：
河南省积压五万多架单管式喷雾器的事情需要迅速解决。
这批喷雾器，大部分是河南省农林厅利用国家贷款，在一九五二年购制的，其余是河南省合作社自行经营的。这批喷雾器由于操作不便，农药又不得及时供应，所以推销极为困难。这些器械分别存放在农林部门的仓库和合作社的货栈里，长期无人过问。例如，存放在开封农业试验场的七千架喷雾器，占用了三个库房的全部面积；许昌农业技术指导站存放的九千架，几乎占用了全部仓库，严重地影响了这些单位的日常工作。
至于已经推销出去的一部分，有些农民把铜管拆卸下来当烟杆用，把橡皮管给儿童们当玩具；没有开箱的还躺在区、乡干部床铺底下。
领导机关是知道这些情况的，他们也曾经几次开会研究这个问题，但总以为这是个“烂摊子”，因而无限期地拖延了下来。现在，除银行贷款无法归还外，仅利息一项即达七十六亿元。拖延绝不是好办法，这只会造成国家更大的损失。因此，我向你们反映这个问题，希望督促有关部门妥善解决。
陈典仁
本报读者来信组的调查和意见
陈典仁同志反映河南省农林部门、合作社长期积压大批喷雾器的问题，经本报派人调查确系事实。造成积压的原因主要是：河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制订采购计划的盲目性太大，同农民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同时，又未能有效地解决技术指导、零件修配和药剂供应等一系列的问题，加上价格过高，质量又差（特别是河南省自制的一部分质量低劣），群众不愿购买。今年河南省农民大量使用“六六六”粉剂灭虫，效果良好，因此喷雾器的推销就更加困难。
为了解决国家资财的长期积压，并使这批喷雾器尽量有益于农业生产，必须设法找寻一条出路。今年河南省的粮食、棉花产区大量采用“六六六”粉剂灭虫，对单管式喷雾器的需要减少了；但在内黄、新郑枣区、林县柿区等栽种果树和城市郊区栽种蔬菜地区的虫害防治工作，目前基本没有展开，需用喷雾器的数量很大。如果在这些地区有计划地建立技术指导工作、设立修配机构和做好药剂的供应工作，便于农民采用，那么喷雾器的推销，是可以求得解决的。如果无法全部销出，还可以向中央申请，考虑外调给水稻地区使用。
当然在处理这批喷雾器时，必须做一次清理工作，凡是因质量太坏不能使用的，不应该随便推出去；对于过去销出或贷出的废品，也应该根据前政务院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发布的“关于清理农业贷款中若干问题的指示”的精神收回报废，并免收利息。
河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和省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同志对这批喷雾器的处理有两种初步意见：第一，把积压在国家和合作社手中的这批喷雾器，无偿地送给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出发点是送给农民总能发挥一些作用；第二，用每架五万元的低价卖给农民（按：原价每部为三十一万五千元），意思是用降价办法来解决“积压”问题。这两种办法都不是从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处理资金积压着眼的，因而是错误的。因为这批喷雾器经过整理以后，如果规格、质量同当前市上出售的相差不多，而无偿地送给农民或降低到五万元出售，结果将会使投机商人大量套购，然后拆卸零件出售以取得利润。同时，这也必然要影响国家今后对农业器械推广的价格政策。而且不解决技术指导、零件修配和药剂供应，也只是从积压在国家手中，变成分散到农民手中。
据我们了解，河北、陕西等省也积压了大批单管式喷雾器。当地农林、合作部门应该注意解决这个问题，以免国家财产受到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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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州石英矿产社领导干部不该抗拒批评编辑同志：
今年五月八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读者指针批评苏州市地方国营苏州石英矿产社（厂）不重视安全生产的来信和记者刘椿的调查报告。厂里的领导干部不是根据批评来检查和改进工作，反而假借职工名义抗拒报纸的批评。
苏州石英矿产社的产品是石英砂和石英粉，做好防尘工作是解决厂里安全生产的主要问题。厂里虽然设置了一些防尘设备，但是因为领导方面对粉尘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生产中单纯追求产量，而没有积极努力地克服安全生产中的客观困难，以致车间长期来粉尘如雾，严重影响了职工的健康。
解放日报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后，苏州石英矿产社正厂长陈季平、副厂长高鸿志大为不满，说是批评中“没有一个问题符合事实”，要写信到原华东区人民监察委员会和解放日报去“集中搞记者”。高鸿志当时就执笔写信；陈季平想出了“由工人出面”的办法，还把信中措辞改得更强硬一些。五月十日召开厂务会议，讨论怎样对付解放日报的批评问题。陈季平、高鸿志两人在会上说：他们对安全生产是一贯重视的，解放日报的批评毫无根据；并提出上级一定要来调查，事先需要准备准备。十一日上午，又召开了技工会议，陈季平说是城外车间工人对解放日报批评的意见“很大”，叫大家代表工人写信（实际上是让大家在他自己写的信上签名）。会上有一位技工说：“我们的粉尘问题确实没有解决。”陈季平马上说：“这是因为劳动条件不好，我信上已经提到了。”技工高少良看到他的名字被列为“全厂工人代表”之一，连忙声明自己不是工人代表。陈季平说：“你是工人阶级，就好当工人代表。”
这个事件发生后，厂里的党支部书记王济民同志提出了意见，陈季平反而批评他“自由主义”，“斗争不坚决”。中共苏州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派了检查组来和陈季平、高鸿志谈话，他们还不交代真实情况，硬说写信是工人“自动要求”的。
应该指出：陈季平、高鸿志的这种错误态度是有一贯性的。他们在石英矿产社工作有了一些成绩后，就滋长了骄傲情绪，甚至对来自上级的意见也采取了抗拒的态度。如去年苏州市劳动局让他们重新修订报批的劳保合同，他们拒不遵行，高鸿志还说：“批不批由劳动局，执行不执行由我们。”今年四月前市委副书记康克同志在第一季度生产总结会议上批评了该厂领导上的骄傲自满情绪，陈季平就大发牢骚，当天下午还借故不参加会议。陈季平等对市工业局也很不尊重，曾在群众中散布“工业局只知道在上面混口饭吃吃”，“顾群（工业局局长）官僚主义”等错误言论。
经过中共苏州市委领导干部的教育，陈季平和高鸿志的态度已经有了一些转变。现在，正在作进一步的处理。我认为这件事情发生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以后，说明了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一个长期的严肃的斗争，值得各地党组织严重警惕。
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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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纠正购粮人员草率论价的现象编辑同志：
今年，内蒙古自治区秋粮喜庆丰收！眼前，在这千里无垠的沃野上，庄稼人正眯着笑眼，扬起鞭儿，吆喝牲口，忙着运粮食去卖给国家。
政府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在统购粮食中规定了“分等论价”政策，大部分地区对这个政策是贯彻得好的，但是，有不少地区的粮库工作人员，没有认真分等论价，甚至借权徇私，违反国家的政策，打击农民的售粮热情，妨碍国家购粮工作的顺利进行。
河套临河兴胜粮库检验质量人员刘存年，有一次验粮时对老乡说：“你的粮一等不够，二等太高，收拾一下吧！”老乡收拾后第二次拿来要求验收时，刘存年又说：“你的粮二等不够，三等高，就作三等价吧！”这样的“检验质量人员”，难怪农民批评他们“有眼不识金山玉”！
这类事情还发生在乌兰察布盟地区。乌盟石拐沟矿区乔屹齐乡的农民，拿同等质量的荞麦分别到石拐沟粮库和三岔口合作社代购点出售，到粮库的被评为三等，在合作社代购点的被评为二等。农民说：“都是毛主席领导的，为什么一样粮食评为两个价钱？”
更糟糕的是包头金龙王庙粮库的某些检验质量人员的工作作风极不正派。他们对自己的熟人和亲戚朋友的粮食，常常任意提高等级。城郊一区大井尔坪村张兰（地主成份）的谷子本来应划为三等，却划成一等；农民高五十二和张兰一样的谷子倒划为四等。
“分等论价”是一件十分细致的工作，稍有缺点或偏差，不但会损害农民的利益，而且会给党和人民政府造成政治上经济上的不良影响。因此，上述的各有关单位应该及时检查，纠正缺点。对那些不负责任的工作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对情节恶劣的，应作严肃处理。
之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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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该检查这个“检查组”编辑同志：
几个月前，我县正在火热地开展农业生产超额增产运动，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曾钦秋带领着工业科科员朱振南、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干事李作精到七区去检查工作。十一点钟，他们和七区梁秘书接了头，喝了一阵开水，开始了寒暄。李干事劈头就说：“唉呀！天气太热，三天没洗澡了，今天也该洗个舒服澡才对。”曾副主任正想开言，恰巧区委会李书记赶来了，于是检查组首先表明了来意，接着又是一套客气话。谈谈就到吃中饭的时候了。
饭后，李干事又提出了洗澡的建议，其他二人一致响应：这是一个合理化建议，好极了。于是客人们忙着洗澡和整理行装，洗了澡又忙着洗衣服。
不久，曾副主任竟在梁秘书房内发现了留声机，于是就开始欣赏梅兰芳的京剧“四郎探母”、
“平贵回窑”、“霸王别姬”……。
不知不觉已经三点五十分了，忽然听说三都合作社今天成立，也可以去“检查”“检查”，于是三人一起亲临现场。合作社，规模不大，货色也不新鲜，他们在门口站了一会转身就走。出街口，看到一座房子挂着卫生所的牌子，进去一看，所长不在家，只好算了。
吃过晚饭，太阳还没有落山，李区委书记温和地建议：“趁天气不热，先到重点乡去看看吧！”于是便由李区委书记和乡工作组的梁中秋同志陪同前往，看不完的景致，很快就走遍了十二个行政组！归途中，李干事首先发言：“六区的二季高粱多，八区的秋红薯多，七区的双季稻多。”话匣子就这样打开了。他们对工作的印象是：“六区有点有面，七区就是点好没有面。”
太阳落下去了，月亮正爬上山巅，不知从那里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三都圩上打渔鼓！”
“打渔鼓”！多新鲜的民间艺术，大家一鼓劲儿去。可惜，天不作美，忽然下起雨来，等渔鼓散了场，冒雨走回来时已是九点五十分。
夜里，蚊子多，睡不着，有人提议打扑克，于是都爬起来“开夜车”，一直打到深夜。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就开留声机，不料朱科员用力过猛，把发条弄断了。曾副主任灵机一动，主张挑选几张满意的唱片“借”回去。立即得到大家的拥护，于是大家的精力集中在挑选唱片上。忽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想起今天要赶回去开会，于是匆匆忙忙地整理好行装，连饭钱也不付就跨出了区公所的大门。
这个检查组究竟是来干什么的？应该检查一下。
湖南耒阳县 萧牧、谢荣炎、梁中庚、谢笑春、徐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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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自学青年的辅导工作不应减弱编辑同志：
今年八、九月间，我们江苏省各个大、中城市的文教部门，为了妥善安插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曾花了很大的力量，领导毕业生的自学活动，得到了家长和学生们的拥护。但是九月以后，大多数城市的文教部门，对于青年自学辅导工作有日趋削弱现象。据我省九个市的统计，参加自学的青年还不及未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在无锡市，至今才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人数参加了自学活动，而泰州市只及百分之十四点六。青年团江苏省委会和江苏省教育厅经常接到下面来的请示和询问，其中有许多问题原来都是各城市的文教部门可以解决的。正因为缺乏领导，这些问题都集中到省里来了。
文教部门的理由是：一、自学小组的课程可以收听自学广播讲座；二、政治思想教育，以及组织文娱、体育、参观、访问等活动，可以由青年团负责带领，用不着文教部门去管。事实上，参加自学的毕业生，多半是十五、六岁的青年，他们的成绩参差不齐，完全依靠广播是不行的。苏州市东中市等自学小组测验代数的总平均分数只有五十来分，最差的只有二十多分，他们迫切地希望有人来替他们补课、解答疑问。谁说用不着辅导呢？其次、自学活动是一种长期性的工作，是今后社会教育中必不可少的形式；如果得不到当地党委的领导，教育行政部门的积极参加，完全推在青年团的身上，也是不行的。
苏州市教育局曾把中、小学生自学的事宜给青年团接管，团市委屡次申请教育局抽出一个专人来帮助，并邀请几位老师对毕业生进行辅导。团统战部负责人亲自去找教育局副局长沈振猛四次，市委宣传部也要教育局在教学内容和辅导工作方面多负些责任，可是至今教育局副局长沈振猛仍然用“研究研究”为借口，一直拖延不办。苏州市中区参加自学的毕业生到第一文化馆去借阅图书，管理人员便说：上面没有布置，我们文化馆是向工农开门的，你们既不是工人又不是农民，不能借阅。
为了爱护和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祖国的建设，我们代表正在自学的中、小学生要求文教部门协助青年团认真地组织和领导中、小学毕业生的自学活动，帮助他们进步，使他们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有用人材。
青年团江苏省委员会 邱 云
青年团苏州市委员会 吴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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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严肃地处理“唐世五事件”
十一月二十一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了山西省工矿研究所两个职工的“处分那些压制创造性劳动的人”的来信以后，到十一月三十日止，我们共收到三十五封读者来信支持这一批评。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一个班的战士来信说：“我们在忠诚地保卫祖国的同时，也时刻关心着祖国的经济建设。当我们在紧张的军事学习之后，从报纸上看到工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每一件创造发明时，我们真乐得连疲劳都忘掉了。因为我们知道：职工们每一件创造发明，都会加速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但是山西省工矿研究所宣唐等人，却对有贡献于祖国建设事业的唐世五横加压制和陷害，这些人难道不正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障碍、国家的罪人么？”山西故县铁厂杨绍英等来信说：“正当全国人民都在为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而进行忘我劳动时，宣唐等这一小撮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竟千方百计地打击和陷害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唐世五。这是极端可耻的。”他们认为“大家应该一致起来扫除这些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障碍”。中国人民志愿军三一六部四大队刘才谷来信说：“当我们看到‘唐世五事件’的读者来信时，内心涌起一股不能遏止的怒火。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应当坚决站稳立场和掌握原则，贯彻党和政府的政策和指示，培养社会主义的新生力量，以加速国家工业化。但是李一夫身为山西省工矿研究所的所长，他却把这些职责都忘掉了。他干的是另一回事——压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力量，支持落后、保守的宗派主义分子。这样的人如果不加以必要的教育，将会继续给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损失。”吉林省农业厅技术科陆英来信说：“在我们党和国家机关的任何部门，都不容许有任何小集团和宗派主义的存在，但是山西省工矿研究所却长期存在着这些问题。该所的上级领导难道能够推脱‘官僚主义’的责任么？”很多读者来信指出：“‘唐世五事件’不仅是唐世五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因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展开轰轰烈烈的技术革新运动，而他们（指山西省工矿研究所的这个小宗派集团）却要阻挠这一运动的发展；国家需要成千上万的革新者，而他们却对这些人进行打击和陷害；国家需要各项生产建设计划的完成都走在时间前面，而他们却阻挠先进生产工具的投入生产。他们的一切行为和国家的建设事业不正是毫不相容吗？”
读者认为：报纸上发表了这篇来信以后，有力地鼓舞了坚持真理的人。他们要求中共山西省委正确地处理这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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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社会主义列车奔驰在祖国的草原上编辑同志：
生活在新中国的铁路钉道工程队的职工，深深地感到光荣和幸福！是我们用自己的肩膀把枕木扛到路基上；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把钢轨一根根地接好；是我们把螺丝拧紧，把道钉钉牢，让人民的列车奔驰在新的铁路线上，把繁荣和幸福带到荒凉的地方。
我们懂得修建集（宁）二（连）线铁路对于巩固国防、发展经济和加强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同时我们也懂得作为建设铁路中的“特种兵”它的任务多么重大！
今年第四季度，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平均每日铺轨二点八公里，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把轨道铺到中蒙边境的二连。如果钢轨不能按计划铺到路基上，大批的器材和物资就不能及时运往现场，沿线的站台和其他工程都无法按期施工！可以说，大家的眼光都在瞧着我们呀！
我们不能辜负大家的热望！我们也的确没有辜负大家的热望！在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里，在草原的大风沙中，在水源缺乏、物资不足的困难情况下，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沙漠地带的气候是变化千万：中午太阳出来时，脱剩一件单衣还汗流浃背，忽然天色一变，穿上皮袄还冷得发抖，口里吐出来的热呼气，在卷耳皮帽上、嘴唇上、眉毛上马上冻成冰，把年轻小伙子扮成了白发老人；刮起大风来，漫天飞沙走石，叫人不敢睁开眼睛，也不敢把脖子伸直。钉道工程队的流动性很大，早晨六点钟，正是寒冷统治着草原的时候，我们迎着刺骨的冷风到十里、二十里以外的现场干活去。晚上回来时，西北风呼啸得更凶。我们钉道工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断创造奇迹！
小队扛枕木的计划数字是每天每人三十二根，临时工常银万却扛了七十一根；拉铁班日计划是五百一十二根钢轨，现在已提高到五百三十八根。廖东发发明了“平车上卸器”，代替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延长平车寿命，不再砸坏路基平坡；薛汉朝、张建民创造“散布枕木距离线”，消灭了窝工现象。同志们说：“风沙大，没有我们力量大！”“困难多，没有我们智慧多！”“天寒地冻，冻不了钉道工人的心！”正是这种英勇豪迈的气概，保证轨道日日迅速地向前伸展。
十一月上半月，我们实际上已经做到平均每日铺轨三点三公里，劳动生产率最高达到一个工人一天在正线上进度十公尺点四二。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止，我们已经铺轨三百零七公里。在钉道工程队和国境终点站二连之间，现在只留下一个西林车站了。那怕剩下来的这段路程怎样艰苦，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保证在十二月十日以前把钢轨铺到终点站，让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列车早日奔驰在祖国辽阔的大草原上。
铁道部新建铁路工程总局
第三工程局钉道工程队
全体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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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娇养溺爱将使孩子终身不幸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有了三个孩子的父亲。当我看了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家长对子女道德教育的责任”的社论，又想起一个儿子犯了罪的父亲在“审判后的谈话”，感到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十分重大！
人民日报社论和“审判后的谈话”向一切做父母的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父母必须切实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如果放任不管或娇养溺爱，必然给孩子造成终身的不幸。
据我了解，在我们革命干部中有些同志对于如何正确地教育子女，负起父母的责任，还有不少问题。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的有的父母认为教育孩子是保姆和教师的事情。他们常常借口自己工作忙，没时间管孩子，因而在入学以前，就把孩子交给保姆去管；有的孩子学会了说谎、打人、骂人等不良习惯，父母也不加制止，反而把它当做一种能干的象征来赞扬、欣赏。后来，坏习惯也一天一天加多了、加深了，他们只想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就好了。结果，孩子把坏习惯带到了学校，给学校教育增加了很多困难。
有的父母溺爱孩子，娇养任性，孩子要怎样就怎样，要什么就给什么，孩子如果要上天，父母也愿意搭梯子。孩子有了错误受到教师的批评，父母就觉着肉痛，甚至为孩子辩护。有一个孩子很不爱护公物，经常破坏东西。学校请家长配合教育，这个家长却说：我的孩子很聪明，他破坏东西是因为他想发明创造。
有些父母只关心孩子的生活问题，孩子回家，总是问吃得怎样、穿得怎样，甚至挑剔一番，但对学习和品德教育却一点也不过问。
在对学校的关系上，有的家长不尊重学校和老师的意见，不配合学校对孩子进行教育，随便在孩子面前说学校、老师如何不好，以致孩子也不爱护学校、不尊重老师。个别孩子甚至背后议论：“老师不过是班、排级干部，我爸爸的警卫员还是个排级干部呢！有什么了不起！”
以上这些都是父母对子女教育不关心、不负责的现象。苏联天才的教育家马卡连柯曾经教诲作父母的说：你们生养和教育儿女，不仅是为了作父母的愉快。在你们的家庭里，在你们的领导下，培养着未来的公民，未来的事业家，未来的战士。如果你们教育出不好的人来，那么，由此所得的苦痛，不仅是你们的，而且是许多人的，是整个国家的。
人民日报社论上说：“关心子女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应当成为新社会的风气。”我觉得我们革命干部在家庭子女教育方面应该是群众的榜样。因此，我要切实担负起我的责任，把我的孩子培养成一个有知识的、有毅力的、爱劳动的、忠于自己的祖国和革命事业的公民。 章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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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审判后的谈话”教育了我编辑同志：
每逢接送学生的假日，我看到北京有些干部子弟小学的大门口，大小汽车来往不绝。
据我了解，一般的干部子弟学校，设备比较完善，学生吃的、穿的、住的、睡的都很舒服。我们的子女有了这样好的学习环境，我们应该更加努力作好自己的工作；同时配合学校更加注意自己子女的学习和品德教育，而且应该针对着这样舒适的环境，教育子女艰苦勤劳，使子女从小就能养成勤俭朴素的习惯。由于有些同志不注意这一点，他们的子女已开始滋生着贪图享受的恶习。据说有的孩子坐惯了小轿车就不愿意坐吉普车和大汽车，更不愿意坐公共汽车，这是很值得引起家长注意的一个问题。
我看到有的单位用团体大汽车来接送儿童，这种有组织的集体接送孩童的办法是值得提倡的；有的家长更用公共汽车和三轮车接送自己的子女，这种节约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坐公共汽车也有不方便的地方，有的地方车次太少，车辆太挤，有的学校在郊区，公共汽车线路还没有伸展到那里。因此，我建议机关团体尽量采取集体接送的办法，同时，公共汽车公司在星期假日前后，也应该适当增加行车班次；在郊区尽可能把线路伸展到学校附近，解除学生家长接送孩子的困难。
弗拉基米尔的犯罪事实和他的父亲在审判以后的谈话教育了我，使我也检查了一下自己在对子女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决心今后注意对孩子加强劳动教育，同时希望其他家长共同注意这个问题。
庞 至
注：弗拉基米尔是一个独生子，他的父亲是苏联著名的工程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小时很聪明，父母对他非常宠爱。到他应该入学的时候，父母就把他送进了一个“特殊的”学校。父亲因为工作忙，就把教育孩子的责任完全交给母亲和学校了。从此父亲只是天天听着母亲报告的好消息。一天，父亲从母亲口中知道儿子和一个有流氓行为的学生交了朋友，觉得有点不大对，但是并没有设法阻止这种“友谊”。以后又发现儿子偷改成绩单上的分数，父亲很生气，没有对儿子进行任何耐心的教育，就把他打了一顿。不久又发现儿子有偷窃行为，父亲本来想管一管，因为母亲的偏袒也就撒手不问了。儿子快要在十年制的学校里毕业了，父亲从儿子酗酒的问题上，才发现儿子还不是青年团员，而且连少先队的红领巾也没有了。这个问题使父亲决心要去找校长和青年团书记谈谈。谈话的结果很不好，因为学校和青年团组织都认为他们不能监督学生在校外的行动，不能对那些坏行为负责，青年团书记更认为用不着去关心那些落后的同学。父亲觉察到学校和青年团的观点不正确，但是并没有一直把这个问题追到底。儿子中学毕业了，母亲偷偷地给他买了一辆小汽车。于是弗拉基米尔就天天开了汽车到处撞，由于母亲的溺爱，由于父亲没有认真负起教育儿子的责任，由于学校和青年团的不正确观点，以致弗拉基米尔一天一天由一个聪明的孩子堕落成为欺骗、偷窃、酗酒、乱搞男女关系的流氓，最后竟因抢劫和企图杀人罪被判处了二十年徒刑。“审判后的谈话”是他的父亲走出法庭后对记者发表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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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建议的反应
太原市百货公司决心改进第二商场的工作
太原市百货公司第二经理胡宗周等来信：十一月十四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的“摆在太原百货商店领导面前的问题”的来信，确实反映了目前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公司第二商场在今年一月开始营业后，机构迅速扩大，人员不断增加。由于政治工作没有及时加强，再加上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着一些混乱现象，就发生了少数营业员服务态度不好，谩骂顾客和贪污偷盗等现象。我们虽然发现了这种情况，但是因为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对个别坏分子也没有及时处理，以至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我们今后决心加倍努力，以期改变这种情况。
我们的营业时间，确实不应该随意变动，即使有特殊情况，需要变更营业时间，亦须呈请上级批准，并提早在门口公布，以免耗费广大群众的宝贵时间，影响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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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建议的反应
球皮球胆可以分别出售
中国百货公司来信：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希望篮、排、足球球皮和球胆分别出售，以免浪费。这个意见很好，我们已根据群众的要求，决定把球皮和球胆分别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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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摘要
北京医学院不应乱调在校学生参加工作
北京医学院高全贞来信：我是北京医学院医学系四年级的学生，九月初，我和其他四位同学都被院方调出参加工作，我待了三个星期也没有一点工作，后来被调去搞院刊工作。
我认为北京医学院不该随便抽调在校学生参加工作。前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曾明文规定：“在校学生原则上应让其结业后再行分配工作，特别是理、工、农、医各科系学生，不可调用……。”北京医学院的作法，显然是违背上述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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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摘要
要保护公路两旁的树木
中共山西晋城县委员会李广义来信：前些时我下乡工作，发现公路两旁的树木有无人护理的现象。有些种植几年的树木，因为多年没人修理，长得枝杈横生；有些近二年新植的小树，被牛羊践踏啃啮得不像样子；还有少数的树已被农民随便砍去用了。希望各地政府农林部门平时加强检查，每年定期修理，并教育公路沿线的农民爱护公共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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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摘要
纠正不关心工人疾苦的错误态度
读者赵志一来信：内蒙古自治区萨拉齐县地方国营杨圪塄煤矿领导干部不关心工人疾苦，工人们的劳动条件不好，工作不安心，矿里生产任务不能完成。煤矿领导干部不是积极改进自己的工作，却不通过有关领导机关，私自派人到山西大仁县去招收了一百多个新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他们到矿后一见劳动条件和招雇时所说的不一样，不愿意干；矿方就用威胁工人的错误作法，不给他们发回家的路费和不给开证明信件。这些工人没法回家，流落在附近乡镇中，影响很坏。萨拉齐县人民政府劳动科派人和矿方研究解决办法，矿里的干部坚持不管，反而说：“你们有钱，就给发路费吧。”经过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妥善安置，新工人们才分别回了家。
杨圪塄煤矿的领导干部应该对这种错误行为进行检讨；并切实纠正不关心工人疾苦的错误态度，认真地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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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快……快来验收啊！”
韦启美作
读者车仲棋等来信反映：有些建筑施工单位对工作不负责任，工程质量很坏；认为一经验收，就万事大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