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2月4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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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省完成粮棉统购和秋征任务
湖南省粮食统购计划完成百分之九十多
四川省粮食、棉花的统购任务和农业税秋征任务已经胜利完成。江津、宜宾、泸州、遂宁、南充、内江等专区都超额完成了任务。到十一月三十日,全省统购的大米已经全部入仓,棉花收购数量达到年计划百分之一百二十以上。
在粮棉统购和征收公粮的工作中,各地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召开了一系列的干部会议,具体交代了政策和工作方法。在广大农民中间,结合总结丰收和统购统销的好处,各地进一步向农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郫县犀浦乡农民通过总结拖拉机代耕地增产百分之十六的事实,欢欣鼓舞地卖出余粮二百四十万斤,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合作化了的新繁县禾登乡的农民,为了支援灾区,支援解放台湾,很快就把征收和统购的一百四十八万斤大米、二百二十万斤黄谷全部风晒干净,送入国家粮仓。遂宁专区棉农们踊跃出售棉花,全专区原来计划收购二十三万担棉花,到十一月上旬,已经收购了二十八万担。
现在各地粮食部门正在加强粮食保管工作。江津专区已经组织了八百名干部,对各粮仓的存粮进行普查。 (本报四川记者站)
到十一月二十日止,湖南省统购粮食入库数量已经达到统购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邵阳专区已经超额完成了统购入库任务。
湖南省滨湖地区今年遭受了水灾,广大山区、丘陵地带的农民响应了党和政府超额增产的号召,获得丰收。他们为了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支援解放台湾和支援灾区人民,踊跃地把余粮卖给国家。望城县第十区坪田乡农民一天就把统购的十七万多斤余粮送入国家粮库。醴陵县八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带头卖给国家八十四万多斤余粮,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八十八点六;衡山县二十八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秋后卖给国家四十五万五千多斤余粮,都推动了当地购粮工作的开展。
在粮食统购工作中,各地向农民进一步进行了关于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教育,农民社会主义觉悟更加提高,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有了新的发展。衡阳专区的衡阳、永明等四个县在统购粮食的期间,新发展了五百六十九个互助组,另外有六百四十八个临时互助组提高为常年互助组;全专区在这个期间新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百五十九个。湘潭专区的长沙县在统购粮食的期间新办了四十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整顿了大批互助组。这个期间,各地也热烈地掀起了冬季生产运动。据不完全的统计,到十一月中旬,全省已经抢种冬季作物九百多万亩,其中衡阳专区农民就种了一百二十七万多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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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江下游和淮河中游降雨
对冬季作物很有好处
长江下游、淮河中游一带正断续的下着细雨。到一日早晨,淮河中游两岸降雨量达二十公厘到四十公厘,长江下游雨量也达十公厘以上。原来江淮两岸秋种缺雨的地区旱象已解除。安徽省已播种的五千多万亩小麦、油菜、豌豆等作物生长良好。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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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达二十多万个
全国各地农业合作化运动又得到新的进展。据统计,截至今年秋前止,全国已有二十二万五千四百零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十三万零四百零五个社是在春后秋前这段时期内建立的;九万五千个社是在春耕前建立的。这些社的分布状况如下:华北地区七万九千五百三十八个,东北地区六万零三百四十个,华东地区四万六千零四十五个,中南地区一万八千二百三十二个,西南地区一万七千七百四十五个,西北地区三千五百零五个。互助组在这一时期内也得到大量的发展。现在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的农户,已占全国总农户百分之六十以上。
春耕之后,各地根据春前办社的经验,都采取了全年准备,分批发展的建社办法,普遍选择了一批互助组为建社对象。仅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在这一时期内就培养了九万零三百个互助组。其他各省也培养了数量不等的互助组。和培养互助组同时,各地都运用当地真人真事向互助组组员进行农业生产合作社优越性的教育,并利用生产空隙,普遍训练了建社骨干分子。据江苏、安徽、河南、湖南、四川、陕西、黑龙江等省不完全统计,就训练了三十七万五千四百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会计、生产队长和领导社的区、乡干部。然后各地根据当地的条件,分批发展,分批建立。秋前各地新办的社都是在较好的互助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随着社的大量发展,各地又进行了整顿工作;准备一批,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又准备一批。河北省唐县、安新等十一个县的八千二百零七个社,经过分类排队后,不仅提高了基础较好、领导力量较强的三千三百四十四个社,而且整顿了基础差、骨干分子弱、社内生产较乱的四千八百六十三个社。许多地方在审查和整顿中,解决了社内遗留的土地评产和农具、牲畜入社问题,清除了混入社内的地主和富农分子,并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制订了农业和副业生产计划。
这次各地都采取“边建社、边生产”的办法,掌握从生产中建社,通过建社推动生产的方针。山西省忻县专区建立的一千九百五十二个社,其中有一千二百九十三个社共积肥八十多万担,开荒地两千八百四十八亩,种小麦一万多亩,积累公积金八千六百三十八万元。浙江省余杭县通过办社,带动农民增加了四千五百亩双季连作稻,基本上消灭了全县荒田和空闲地,扩大了秋耕面积五千一百亩。安徽省界首县光武区第一批办社中,即打井和修井二百三十三口。
根据中共各级地方组织检查结果:春耕前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得到增产,社员收入普遍增加;春后秋前建立起来的社,基本上也是合乎要求的。但还有些社思想教育工作做的较差,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不够,因而有些社建立的较粗糙;还有些地方偏重办社,放松生产;贪办大社、不办小社;还有些地方办了新社,丢了老社,忽视互助组发展。现在中共各级地方组织正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克服。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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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晚秋作物丰收
安徽省灾区排水补种各种晚秋作物一千八百三十余万亩,非灾区农民采用套种、间种、开荒和培育再生稻、再生秫秫等办法,增植晚秋作物一千九百余万亩,全省共计增植晚秋作物三千七百余万亩。这些晚秋作物快收割完毕,大部收成还好。晚稻每亩达七十斤至一百斤,再生稻和旱粮作物每亩平均达三十五斤以上。安庆专区培育的再生稻,最好的每亩收一百五十斤左右。宣城县九合乡已收再生稻八百八十七亩,平均每亩产量达一百十五斤。据初步统计,全省共可收粮食十五亿斤。
灾后补种的晚秋作物的收获,大大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现在,灾区农民正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在已退水的地方抢种小麦和早熟作物,并进行多种多样的副业生产,以继续战胜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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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又建立十一个拖拉机站
河北省今秋筹建的十一个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已于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先后在沙河县葛村、武安县伯延乡、满城县要庄乡等地成立。加上去冬今春建立的三个拖拉机站,全省共已建成十四个农业机器拖拉机站。
这些拖拉机站建立后,根据站内机具设备情况,分别和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签订了代耕八万亩地的合同。据十三个拖拉机站的统计,到十一月二十二日已按合同给农业生产合作社耕地两万一千八百多亩。
这些拖拉机站的建立,大大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河间县东诗经乡农民听到建站消息,五天内就有五百八十四人报名入社。沙河县葛村、东崔、西崔三个村建站过程中,除了五户富农外,贫农中农都入社了。
这些拖拉机站的建立,也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武安县伯延乡四个社的社员为促进棉花早熟腾地用拖拉机秋耕,积极地进行棉田管理。蠡县辛兴乡新新农业生产合作社,按照协议书上的规定,在两千七百亩的机耕地里普遍上了基肥,平均每亩地施粗肥两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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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各国营农场实行经济核算成本普遍降低
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直属各农场,今年推行了“九三”农场的经验,在作业区、生产队开展核算工作,降低成本。今年小麦单位面积成本比去年降低了百分之二十点七;大豆降低了百分之七点七。
由于成本的降低,又加上管理工作的提高,各农场大部分作到了生产有利,预计直属各农场今年可获得利润一百亿元左右。同时,各农场在流动资金的使用上也大为节省,预计比计划定额可降低四十二亿元,相当原计划的百分之六点二。
(丁履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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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洞庭湖堤垸修复工程全面开工
湖南省修复洞庭湖堤垸的浩大工程,已于十二月一日全面开工。四十多万民工活动在七千里长的堤线上。三个重点工程中的西洞庭湖区和大通湖区,已基本上完成了清基扫障工作,进入土方工程;澧水洪道的麻河上口堵口工程,一百多根木桩已全部打好,开始填土。南洞庭湖区开工较早,已完成土方五十多万公方。各县的自修民垸,也都已开工。近来天气渐冷,滨湖地区风雨交加,民工们由于做好了防寒防雨的准备工作,仍日夜坚持施工。(本报湖南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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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农民加强油菜田间管理
江西省油菜播种面积已达三百三十余万亩,完成计划百分之六十以上,比去年油菜实种面积超过七十余万亩。目前,播种较晚地区的农民,正在抢种辣油菜(耐寒性强)和挑水移栽,争取完成全省今年油菜播种计划。
立冬前后下种的油菜苗已长出三四寸高。九江专区播种的五十八万三千八百多亩油菜,普遍生长良好,广大农民正满怀喜悦心情,在油菜田里锄草、灭虫、施肥。九江县三区在农业社互助组带动下,每天都有很多农民下田锄草,五天内完成了四千二百多亩油菜的锄草计划。(本报江西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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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镇远专区完成小春播种计划
贵州省镇远专区已超额完成小春播种计划。原来全区播种小春的计划要求油菜播种面积比去年扩大百分之七十左右,大麦、小麦比去年扩大百分之四十左右。现在,实际播种油菜面积已比去年扩大了百分之九十左右,大麦、小麦已比去年扩大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炉山县油菜比去年扩大两倍。
各县在小春的播种和培育中,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技术措施。炉山、余庆、岑巩、台江等县不少区乡改变了过去不施底肥、不选良种的习惯,并部分地将撒播改成了条播。余庆县部分地区目前已开始进行小春的匀苗、松土、锄草、追肥等工作。该县鹅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现油菜遭受虫害后,积极进行捕捉,并用农药防治,保证了油菜的健壮成长。镇远县涌溪乡团结农业生产合作社所种的小春已有百分之六十进行了匀苗、薅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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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昌车辆制造厂
提前制出三百辆冷藏车
武昌车辆制造工厂已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提前完成了全年制造三百辆冷藏车的任务。二十八日上午,油漆工人们给最后一辆新的冷藏车穿上了银灰色的外衣之后,三百辆冷藏车便全部出厂了。这些冷藏车经过严格检验,完全合乎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
武昌车辆制造工厂原是一个铁路修理工厂,去年才由国家决定改为制造工厂,今年,便接受了新造三百辆冷藏车的繁重任务。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们克服了各种困难,保证了冷藏车在气温较高的季节里仍然能照常出车,并在防汛中坚持了生产,给提前完成全年生产计划创造了条件。防汛结束后,全厂职工开展了劳动竞赛,并逐步地调整了总装车间的劳动组织和流水作业线,消灭了过去配件经常跨工段、跨车间的不合理现象,提高了产品零件的成套性,保证了均衡出车。该厂十月份的出车均衡率达到百分之百,突破了以往各月生产不均衡的薄弱环节,同时使产品质量有很大进步,产品成本不断下降。最主要的是钢铸件质量(成品率)在十月份较国家指标提高了百分之六点九一,产品单位成本就比九月份降低了百分之八点七二,比去年年终时降低百分之十四点二,超额完成了今年降低单位成本的计划指标。
该厂新出产的冷藏车每辆能载重三十吨的货物,车内装置有能容冰七吨的冷却设备,四周并装有很厚的隔热板,即使在最热的夏季,车内温度经常可以保持在摄氏零度左右。这种车辆能够在酷热的夏天载运各种新鲜的鱼虾、猪肉、蛋品、水果等食物;而在气温较低的冬季里,车内的暖气设备又可适当地增高气温,不使食物冻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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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藏公路线上设立驿站
从青海格尔穆到西藏黑河的荒凉草原上,自从青藏公路从这里穿过以后,满载着物资的汽车队,不分昼夜地奔驰着。过去渺无人烟的草原,已开始逐渐改变着面貌。在唐古喇山下、在通天河畔的公路线上,筑路人员已经设立了大小近十个驿站。驿站里的工作人员们,把内地带来的白面、罐头和自己打的野兽肉,做成美味的餐食,热情地招待着过往的人员。他们勤劳地在草原上进行建设。在没有木料的地方,从几里路以外抬来石板、石块修起了高大的“石板屋”,有些地方连石板也找不到,就利用地形筑起宽阔的窑洞,供过往人员住宿。他们用牛粪、煤和各种燃料在这些住所里给过往人员设置烤火的火炉;在有温泉的地方,他们还修起了
“草原浴池”给过往人员洗澡。由于他们的勤劳和热情的招待,过往人员都把这些驿站称为舒适的“草原之家”。
记者访问了一个驿站,驿站负责同志李振国说:“随着公路的向前进展,荒凉的草原已经开始变样了,今后,随着祖国经济建设的日益发展,这些驿站也许将会逐渐变成草原上的新城市”。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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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带路的人
——康藏公路通讯
本报记者 沈石
他念他翁山脉起伏的峰峦,像千百座屏风,兀立在怒江两岸。奔腾的江水,穿过峡谷,掠过峭壁,一直泻到云南境内。
怒江两岸的人,在山头可以相互看见,但要过到对岸,就得翻过重重高山,在架有溜索的地方,才能越过怒江天险。
怒江东岸,邦达草原一带的藏族居民中,流传着种种传说。
一个年轻的牧羊人,成天在怒江东岸放牧,一天,对岸传来了悠扬的歌声,他爬上山腰,看到一位年轻的姑娘,赶着羊群,也在放牧。年轻的牧羊人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西岸的姑娘也随着唱和起来。从此以后,怒江两岸经常荡漾着一起一落的山歌,山歌传送着年轻人的心思和爱慕。那滔滔的江水,拍打着江边的悬崖,撞击着江心的巨石,激起了漩涡,飞溅着浪花。江水、悬崖、浪花,怎么会知道这对青年男女的心情呢?它像一条天堑,阻隔着他们,苦恼着他们。日子久了,他们渴望会面的心情更加迫切了。一天,他们沿着野羊走过的路,下到江边。那少年泅水过去,浮到江心,被急流卷走,年轻的姑娘,跳到水里,想要捞救她心爱的人,也被浪花吞没了。怒江依旧在日夜的奔流,悬崖绝壁仍然耸立在怒江两岸。
从这样的神话里,可以想像到藏族人民是怎样的希望那丛山峻岭中有一条平坦的路,在那湍急的江上有一座桥。故事一代一代地流传,怒江依然挡住来往的行人。
去年七月,康藏公路穿过邦达草原,从拔海四千七百多公尺的业拉(山)盘旋下来,直达怒江沿岸。人民解放军某师担任修筑怒江两岸工程的艰巨任务。先遣队用橡皮船渡过湍急的怒江,到达西岸。他们在江上架好了溜索和吊桥,筑路队伍源源过到怒江西边。工兵某团负责修筑怒江支流——冷曲河南岸的一段工程,这一段路是“未测量区”,上有悬崖,下临深渊,公路必须通过这段悬崖,向西前进。
工程师张天翔、某部参谋张继良、藏族干部聪翁丁增等五人,奉命找出一条通到这段悬崖的路来,以便开辟便道,使筑路队伍进入工区。
张天翔等一行五人,从怒江西岸,翻过松布公拉大山,在路上碰到一个牧羊的藏族青年。那青年迎上前来,问道:“你们从那里来?是不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从怒江边上来。”聪翁丁增回答说。
那青年听说是解放军,争着要背他们的背包,还说:“你们到我们扎村去住吧!”他们边走边谈,聪翁丁增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香巴罗布。”那青年回答道。
“香巴罗布!这里有没有到冷曲河口的路?”聪翁丁增说。
“路是有的,我们到家后再谈吧。”香巴罗布说。
他们到了扎村,藏胞们都前来迎接,他们争着要求客人们到自己家中去住。那天晚上,张天翔等就歇宿在香巴罗布的叔父扎喜家里。
夜里,他们找藏胞们漫谈,聪翁丁增告诉他们:公路已经修到了怒江边上,将在怒江两岸架起一座大桥,公路将沿着冷曲河西进,一直修到拉萨。
藏胞们听了,高兴得笑起来。
聪翁丁增说:“我们是派来修路的,现在要找一条通到冷曲河口的路,请老乡们多出主意。”
“有路,有路,我和叔父都知道。”香巴罗布说。
“路是有的,只是不好走。”扎喜说。
“路即使再不好走,我们也得去一趟。”聪翁丁增说。
“那条路还是我从前打猎走过的,都是悬崖绝壁哩!”扎喜说。
“不管是什么悬崖绝壁,我愿意领路。”香巴罗布边说边站起来。
“你年轻人知道什么?明天我们两人一道去领路。”扎喜说。
藏胞们都相继回家去了,扎喜和聪翁丁增、张工程师等还在谈天。扎喜告诉他们,出发前,要带干粮、水、火柴和麻绳,衣服不可穿得太厚。扎喜问聪翁丁增:“路上有稀泥,石岩上有青苔,爬岩子,穿藏靴不行,你们有没有胶底鞋?”他们送给扎喜一双胶底鞋。
第二天清早,扎喜和香巴罗布就领着他们出发了。
他们有时照着野羊踩过的路前进,有时连这样的路也没有了,但是扎喜仍在前面引着他们。
“扎喜!这里没有路啊!”聪翁丁增说。
“你们放心吧!只管跟着我走好了。”扎喜说。
原来扎喜在从前打猎经过的地方,都用石块作了标记,而这样的标记,只有扎喜才知道,别人是弄不清楚的。大约走了十五里,碰到一处很陡的石岩,聪翁丁增说:“前面没有路,过不去。”“你们不要担心。”扎喜说着,就去找寻他所作的标记;在岩缝中,他找着了从前搁置的石块,按着这标记向下望,石岩下有一处稍平的地方,插着一根木桩,这木桩也是扎喜打猎时留下的,人溜下石岩,踏住这根木桩,就可以站住脚。他们依次溜到下面,向前眺望,那冷曲河就在岩脚下。
虽然看到了冷曲河,但要找出通到工区的路,还得向前爬,前面又是一段宽约三公尺的悬崖。张工程师说:“这段石岩,太不好走了,得挖一挖,不然,稍不留心,就掉到河里去了。”
“不用挖,我们从上边绕过去。”香巴罗布说。
“你们从上边绕着走,我从这里先过去。”扎喜刚说完,他左手攀住生长在岩缝中的一棵松树,顺身一跃,就到了石岩的那一端。跟着,香巴罗布跃过去了,其余的人也一个个地跃过去,扎喜一个个将他们搀扶住。
走了一阵,又是一段悬崖。扎喜领着他们,顺着一条石槽往上爬。石槽很窄狭,穿上了棉衣,便通不过。这时,同行的人才意识到扎喜说的衣服不要穿得太厚的话,是怎样细致的对他们的关怀。张工程师四十多岁了,爬石槽时,每到危险的地方,扎喜就搀扶着他。他们爬上岩顶,从那里,可以看到怒江大桥的桥基,也可以看到工兵某团的工区。
经历了一天艰苦的跋涉,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向冷曲河工区的路。
和他们在冷曲河南岸探路的同时,某团排长崔锡明和战士张仁义,不顾艰险,也在怒江西岸的悬崖绝壁上,找到了一条通向怒江西岸工区的路。
怒江两岸和冷曲河的工程动工了,香巴罗布携带着桃子、鸡蛋和菜蔬,照着山羊走过的路,爬过重重悬崖,到了工兵某团的工地;聪翁丁增尽情地招待他,战士们热烈地欢迎他。
扎喜、香巴罗布和广大藏族人民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在那重重高山中,已经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公路,那日夜奔流的怒江上,已经跨有一座钢桥。世世代代人民的想望,今天已成为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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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及时检查和改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
各地领导机关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目前应及时地进行一次检查,发扬成绩和经验,纠正缺点和偏向,以便进一步做好工作,提高干部;使正在建立的合作社切实建好,已经建立的走向巩固。
今冬明春,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发展到六十万个左右,老解放区将有百分之三十多的农户入社,晚解放区将在大部分乡有社,至少是区区有社。这也就是说建社运动已初步具有群众性的规模,过去派出干部亲自动手试办少数合作社的方式,已为群众自己动手普遍办社的方式所代替。六十万个社办好了,就可以给今后三年的大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果办不好,在不巩固的阵地上前进,势必使运动遭受波折,而引起对整个农村生产的种种不利影响。全部情况说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头上;所有的农村工作同志都要把勇敢前进的精神和谨慎踏实的作风结合起来,去进行工作,才能推动革命事业走向新的胜利。
曾有少数地区的少数同志,对当前情况缺乏周密的分析和判断,产生了急躁情绪。他们认为“今天农民在大势所趋之下,可以不叫自到”,“今天的困难不是农民觉悟不够,而在于领导机关的束手束脚”。因此,就把“快、多、紧、大、好”作为指导运动的口号,把“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当作发展运动的方式。有的地方只用一两天时间就建成一个社;一个领导干部一夜之间检查十六个社;一个县一月之间入社的农户从总农户的百分之一发展到百分之七十,并且要限定每区办几个大社。这些想法和做法,显示出“一轰而起”的错误正在萌芽。这种错误已经引来了一些恶果,那就是:才建的社,就有人要求退出;办了新社,垮了老社;办了合作社,垮了互助组;并且发生了一些不利于生产的影响,更加助长了农民的动摇心理,使敌对阶级有机可乘,造谣生事。虽然这些只是个别的现象,不是运动的主流而是一些小漩涡;从全局来看,运动是健康正常的。如果因为有这种局部性错误而因噎废食,停止发展,那是必须反对的。但是,难道就可以认为这种情况是个别的、局部的、次要的就不值得重视吗?根据以往经验,小偏不纠,必出大偏;大偏大纠,必伤元气。人民的事业永远是在不断进行自我批评的条件下前进的,成绩必须发扬,缺点也必须纠正。
现在,绝大部分地区建社工作已完成本年度既定计划的一半以上,干部的更多的精力已转入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工作。在这个时候,进行一次检查,正便于巩固以往的成果,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我们应该检查建社的准备工作,看看是有准备地建社呢?还是一轰而起?有准备,是指:建社时根据群众的要求和过去的工作基础订出切合实际的发展计划;这个计划不是纸面上的计划,而是经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反复讨论研究过的计划。有了计划,还要依靠群众进行各种准备以实现这个计划,即预先在各个乡内选择好一定的互助组作为建社对象,这些互助组要在发展生产方面、讨论合作政策方面、选拔办社干部方面、物色社员对象方面,都做过一定的工作,群众中已经过较长期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在这种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去建社,建
一个是一个,既增加了数量,又保证了质量。
一轰而起和这种做法相反,建社是无计划的;或者虽有计划,但不过是根据主观的片面的估计而制订的,并且长期搁置在领导机关里,不曾和群众见面;事到临头,才去突击完成计划;看到局部地区部分群众要求较高,就以为是全面高潮,就盲目扩大计划。这样的计划到了下边,就变成干部强迫群众的武器;仅仅依靠浮浅生硬的宣传,用简单的开会报名、登门造册的方法吸收社员;把登记在表格上的数字当作考察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只要看见“快而多”的就叫好,而不管做法究竟如何;看见“慢而少”就叫不好,也不管条件如何。不难预料:这种做法的后果一定是很坏的。
在检查工作时,必须发扬前一种做法,批评后一种做法。对于各项准备工作做得都好的地方,可以让他们按计划去发展;有准备而准备得不好的地方,要补足准备工作;无准备地一轰而起的地方,必须认真整顿队伍,领导他们老老实实地去做好准备工作。
我们还应该检查干部的工作作风,看看是走群众路线呢?还是采取命令主义手段?走群众路线,首先要着重在群众中进行思想发动工作。就是:引用浅近易懂的道理,结合群众已经了解、熟悉的事实教育群众,并由群众无拘束地进行回忆、对比、讨论,启发那些具有不同类型思想的人物发表自己思想,引导群众中认识较好的人,以极其耐心的同情的友爱的知己的态度,去帮助那种暂时受旧社会旧心理薰染过重的人转变自己的思想。如果经过耐心的说服之后他们暂时还转不过来,还要善于等待他们。其次是要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通过积极分子去组织多数群众。要利用每次部署工作的机会,召开支部会议、干部会议、代表会议去提高老积极分子,又辅之以个别串连的方式,去发现培养新积极分子;要好好帮助积极分子学会分析全乡范围内的阶级情况,分析群众中各色各样的政治态度,根据情况去进行组织活动。需要经过个别说服工作才能发动起来的群众,必须去登门访问,逐户深谈;群众在那个问题上有怀疑有顾虑,就在那个问题上对症下药帮助解决。总之,不只要依靠原有的组织中的积极分子,而且要注意依靠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贫农阶层中新涌现的积极分子;不是依靠积极分子去代替群众包办工作,而是依靠积极分子去根据党的政策带领群众行动,完成革命事业。
命令主义作风与此相反,是以外来的、从上边来的干部的身份命令群众,把依靠积极分子了解为利用积极分子的嘴来命令群众,把依靠群众的自动性理解为依靠这一部分群众强制另一部分群众,把思想发动、说服教育理解为“我打通你的思想,我说你必须服”,错误地用“不加入合作社就是反革命”之类不讲道理的说法吓唬群众,强制群众服从自己的要求。
在检查工作的过程中,必须帮助干部认清群众路线和命令主义的区别和利害。要使他们切实地记住:办合作社的目的是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对于农民劳动者说来,改造就是要他们自愿联合起来。只有自愿的联合才能使合作社办好,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树立农民新的自觉的劳动态度,也才能保证生产的发展。如果违背自愿联合的原则,那么,不管你建立了多少合作社,也将是没有生气的,缺乏生命力的;并且会削弱党和群众的联系,阻碍革命事业的发展。
进行检查必须实事求是全面分析情况,今天的合作化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有弱点的。这里是消极,那里是急躁,也许同一地方二者兼有、或二者均无,在检查时必须占有全面材料,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单凭主观片面判断,硬指鹿为马,以偏纠偏,过去纠左后来了右,纠右后来了左,这种毛病今天必须尽可能避免。不是为检查而检查,是为改进工作而检查;检查不是去找岔子,而是去帮助工作。要做到这一点,各级党委的负责同志就必须亲赴前线加以掌握,以便把检查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上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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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利面包”
本报记者 张潮
今年夏季以前。
每天上午,在上海正泰橡胶厂里有一个“面包时间”。这个时间恰恰插在生产进行中间。时间虽不算长——大约十分钟左右,却是全厂一天当中最活跃的一段时间。
“领面包!”
一声令下,工人们便放下活儿,一窝蜂似的去领面包了。
“给我面包!”
“我要蛋糕!”
“发给春卷!”
在这段时间里,各车间会发生各种各样怪现象:有时,轮胎车间的工人急于去领面包,忘记把模型上的螺丝扣紧,橡胶从模型缝里流出来,结果出了副胎;有时,轧料车间的工人只顾吃面包,延长了轧料时间,橡胶的可塑型便降低,产品的质量自然不好;有时,有些工人为了争吃面包,竟吵起架来,弄得双方几天不说话。……
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工人们对于吃面包的来历一直是没有想过的,认为这是“福利面包”。私营时期不消说,就是在今年一月公私合营以后,足有半年光阴,还保留着这个吃面包的制度。
发生变化是在六月以后。
那时,宪法草案的讨论刚结束,中国共产党的生日——“七一”快要到来,正泰橡胶厂公私合营后的第一次职工代表会议已经开过。这三桩大事,激动着不少工人,尤其是共产党员们。一部分先进工人在工会支持和鼓励下,已经带头放弃了“福利面包”。
不过他们开头也没有对其他工人详细解释自己的行动,他们光讲:
“吃面包不合理。”等等。
这时候,合营还不久,大多数工人虽然由于企业改变了性质,又受着那三桩大事的鼓舞,情绪热烈,生产积极,却还没有想到这“福利面包”里面有啥文章,反应是冷淡的;有些落后工人甚至一时想不通吃面包会是“不合理”,少不得说些怪话。
轮胎车间成型工人、共产党员徐阿章,他是最早放弃面包的一个。却受到了另一个工人顾金生的嘲笑:
“这叫死要面子活受罪啊!”
不几天,情况突然起了大变化,全厂流传着这样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轮胎车间徐阿章等讲出来的。徐阿章等过去虽然知道这件事,却从来没有去分析过它的含义。这几天听了别人冷讽热嘲,觉得事情不简单,跟支部和工会一研究,心头忽然亮堂了,于是,在一次面包问题的座谈会上,他和几个老工人讲出了这样一节亲自经历过的故事:
上海解放后,国产轮胎代替了进口货,销路空前好。正泰橡胶厂出产的回力车胎,又是名牌货,销路格外好。资本家眼见轮胎有利可图,便在轮胎车间打算盘。在轮胎车间里,最后又是最紧要的一关是在蒸缸工段,产品多少,要看蒸缸工人的本事。资本家想:如果把蒸缸工人拿住,更多的利润就垂手可得。他就不时亲自或者派人下轮胎车间,巴结蒸缸工人。
“你们有啥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蒸缸工段多出点活,大家说行不行?”
“你们上午肚子饿,就上对面‘大中国酒楼’去,挂我的账。”资本家慷慨地说。
“那倒不必,”蒸缸工人半信半疑,顺嘴加了一句:“早上有顿稀饭吃,就蛮行了。”
资本家当然满口答应。
蒸缸工人从此每天有一顿好稀饭吃,还有肉松、皮蛋等好小菜下饭。可是,麻烦来了,轮胎车间其他工段的工人们很不服气。
“一样作活,为啥我们没有稀饭吃!”
“要吃全车间都吃!”
资本家没办法,又装出慷慨的样子答应全车间都吃。跟着,全厂的职工也哄起来了。最后,工会不得不出面交涉,稀饭改成面包,全厂推行。
徐阿章等老工人把这段故事归结起来说:这不是什么福利,这是资本家的小恩小惠。要知道,他在一顿稀饭、一份面包里面,可以榨出大油水呢!可是,我们工人却为一顿稀饭、一份面包闹不团结,劳动纪律也顾不得了。如今,我们的工厂已经公私合营,我们为啥还要留下资本主义的旧制度?
这段故事的底细很使工人们吃惊。不用说旁人,就连蒸缸工人,过去也不大了然。现在一经徐阿章等点破,便恍然大悟。于是,在党支部和工会领导下,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积极分子为核心,各车间纷纷开会,展开了全厂讨论。围绕着面包问题,工人们用回忆、对比的方法,认清了资本主义企业的腐败,社会主义的远景,工人阶级在改造旧企业中的责任。
成型工人沈福贺讲出了他自己的一桩秘密:
“怪不得有一天吃稀饭的时候,资本家悄悄来问我:‘工作怎么样?’我说:‘太重,有点吃不消。’‘近来生活如何?’我说‘有点困难。’他把一叠钞票塞在我手里:‘以后有困难,再对我讲。’我正需要钱用,也没考虑,就收下了。那时我还很感激他,心里想:‘现在资本家也开明了’。现在回头一想,原来资本家想收买我,替他拼命挣钱呢。我们有些工人光贪图小便宜,实在危险!”
老工人刘于银回忆了他在旧社会里的苦日子,把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作了对比,他还把这些写在一篇墙报稿里:
“我们大家要回头想想,当初在旧社会里,那种日子多么难过,到了月底领(半个月的)工资,钱刚到手,连奔带跑,还买不到二斗米。如果钱在家里放一夜,第二天连几升米都买不到了。我记得有一次发工资,江西路有几家小钱庄出卖大袁头(银圆),当天在一个钟头里面连换十几次牌价,一次上涨一次,等我领到工资去买,钱就叫打了个对折。……解放后,我们工人成了国家主人,工作、生活都有了保障,还享受劳保,物价也稳定了。单拿工资来比,解放前一个月的工资最多只能买四、五斗米,现在能买两石多;现在许多工人住新房,过去梦里也见不到的,看看将来愈加美好的光景,真叫我兴奋。我想:现在我们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日子已过得好起来了,再要福利加福利,心里怎么过得去?现在贪图小福利,将来丢了大福利,所以我也决心放弃面包。”
几天当中,放弃“福利面包”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多;每天放弃“福利面包”的人数,从几个、几十个增加到几百个、成千个。
工人们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结论:
“只有放弃眼前的芝麻,才能得到将来的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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