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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约·维·斯大林论警惕性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苏联历史学硕士 阿·魏博
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弗·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对关于共产党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战略和策略的学说，作了巨大的贡献。在弗·伊·列宁逝世以后，他的忠实学生和亲密战友约·维·斯大林领导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建成了社会主义，并开始从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
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者在从事斗争和建设性劳动的所有各个阶段都应当表现出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阶级斗争的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之一。弗·伊·列宁曾这样教导我们。约·维·斯大林在他的著作中也是很重视这个最重要的问题的。
在俄国，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阶级敌人不仅给无产阶级以公开的镇压，并且对它进行了残酷的隐蔽的斗争。警察派遣他们的暗探和奸细潜入工人组织，以便跟踪革命积极分子，逮捕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士，暗地里谋害他们，破坏无产阶级的组织。同时，资产阶级企图从思想上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资产阶级进行了旨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宣传，力图“推翻”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阻碍劳动群众的革命觉悟的提高。伴随着对无产阶级思想的公开的抨击，资产阶级还采取了伪装的思想斗争的方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冒充工人阶级的“朋友”，宣扬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企图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以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代替无产阶级思想。
在革命前的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在西欧，各种各样的修正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都是这样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反对这样一些隐蔽的工人阶级的敌人的斗争，是比反对公开活动的敌人的斗争更加复杂的。隐蔽的阶级敌人用欺骗、阴险的手段，从背后打击工人阶级。在这里，无产阶级政党和全体工人阶级的革命警惕性起着极其伟大的作用。
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能够揭穿暗藏的敌人的奸细、挑拨者、工人运动的叛徒的活动，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给敌人的每次打击以双倍的回击，使他们不能有所作为。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教导说，工人阶级的革命觉悟水平愈高，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愈是深刻，无产阶级就愈能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部反动性，它就愈能正确地揭穿阶级敌人的思想诡计，并给以回击。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以后，国家的整个政权转入工人和农民的手中，这时，同被推翻的、但还没有消灭的剥削阶级的斗争，采取了新的形式。这些新的形式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镇压资产阶级，巩固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群众的联盟，在劳动者之间培育新的劳动纪律，为保卫社会主义财产而斗争以及其他等等。
根据对苏联国内情况的分析，约·维·斯大林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阶级敌人不能公开反对劳动者，他们采取下列这类隐秘的斗争方式，如怠工和进行暗害，组织阴谋，利用人们意识中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等。他还教导说，苏维埃国家的劳动者一分钟都不应当忘记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不应当忘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在向苏联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企图在我国居民中为自己招募代理人，并首先注意那些从被推翻的统治阶级中出身的人和劳动人民中那些不觉悟的、政治上落后的分子。
一九二八年在苏联破获了一个在顿巴斯的沙赫特区活动的资产阶级专家的巨大的破坏组织。约·维·斯大林指出，沙赫特破坏分子们所以能展开活动，是因为党的和经济的领导人缺乏警惕性，不熟悉自己的业务，不熟悉生产过程的特点。正是由于这点才使苏维埃人民的敌人得以欺骗党的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从而使我国的国民经济遭到重大的损失。
约·维·斯大林向党的和经济的工作人员提出的任务是，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坚持掌握生产过程的特点，成为生产技术的内行人，以便使以前的资产阶级专家中的破坏分子不能再欺骗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并加害于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
当各个反党集团在思想上被粉碎，在工人阶级中失掉一切立足点，不再成为一种政治派别，而蜕化为帝国主义的谍报分支机关，蜕化为间谍、暗害分子、凶手和破坏分子，蜕化为祖国的叛徒的时候，提高苏维埃国家的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的警惕性的问题，也特别尖锐地提了出来。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恐怖匪帮中的一员，恶毒地刺杀了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杰出活动家谢·米·基洛夫。
党中央委员会在其为谢·米·基洛夫的被恶毒刺杀告全党各级组织的信上指示说：“必须记着，敌人处境愈是绝望，他们也就愈加乐于采取‘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同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唯一最后挣扎手段。应该记着这一点，并保持着警觉精神。”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各个党员提出的任务是，研究党史，因为这是充分保证党员的革命警惕性所必需的最重要的工具。
约·维·斯大林在其著作“论党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分子及其他两面分子的办法”（一九三七年）中，对国内的情况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指出了同人民敌人斗争的方法。约·维·斯大林在这部著作中说明了，当时党组织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就是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疏忽大意、高枕无忧和警惕性不足。其根源就在于，许多党的工作人员对资本主义的包围、对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和破坏分子的活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他们醉心于经济运动，过高地估计了已获得的成绩。结果，他们表现出了自安自慰的情绪、政治上的盲目、削弱了自我批评和忽视党内民主。
约·维·斯大林指出了以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来巩固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必要性。约·维·斯大林要求把党员研究党史和共产党反对反党集团的斗争策略，以及研究过去使党能够战胜敌人的那些方法，提到应有的高度。他强调说，不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研究反对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反对人们意识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就不能完全战胜阶级敌人。约·维·斯大林指示说，由此可以直接提出下列任务：即改造小资产阶级，在劳动人民之间经常进行思想工作，以及不倦地和不调和地进行反对过去残余的斗争的必要性。劳动人民的觉悟程度越高，他们的警惕性就会越高，他们就能够更顺利地进行反对内外的社会主义的敌人的斗争。
约·维·斯大林教导说，全面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对于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说道，如果数百万劳动大众警觉地注视着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如果他们勇敢地揭露党、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各组织的工作中的缺点，那就能够揭露敌人的活动，揭穿他们的假面具，就能使他们无能为害和把他们消灭。他还指示说，为了提高警惕性，就必须尽力巩固党内民主，巩固党的纪律，巩固党组织和群众的联系，要教导群众并向群众学习。
苏维埃国家机关遵循着以约·维·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消灭了敌人的巢穴。这使苏维埃制度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使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获得了新的成就。
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约·维·斯大林号召劳动人民提高警惕性，并教导说，这是保证战胜敌人的最重要条件之一。苏联人民在前线或后方都表现出了不倦的警惕性，揭发了间谍、破坏分子和叛徒，并使他们无能为害。
苏联人民在胜利地结束了反法西斯德国的战争后就从事了和平建设性的劳动。苏联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着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他们警惕地注视着和平和民主的敌人的阴谋。他们永远记住约·维·斯大林的这些话：如果劳动人民表现出足够的革命警惕性，那么，他们也就能像过去打击敌人那样来打击现在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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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更多地关心城市的设计和建筑
苏联建筑师 布·斯维特里契内依
苏联工程师 伏·钦加连柯
随着国家的工业化，由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五三年，苏联的城市居民人数增加了两倍。苏联的城市建筑的目的，首先是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和文化生活设施，为他们建立生活、劳动和休息的健康环境。
苏联的城市建筑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只须指出一点就够了：在我们祖国的辽阔土地上，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五三年共建设了近八百座新的城市，其中包括最巨大的工业中心：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斯大林斯克、阿穆尔河上的共青团城。工人住宅区的数目从一九三四年的五百八十四处增加到一九五四年的二千四百四十四处，即增加了三倍多。
党和政府十分注意城市建筑和城市设备。对住宅的、市政的和文化生活的建筑的拨款在逐年增加。仅在一九五四年度，在各个城市和城市型的住宅区中，用于这方面的经费便将有三百五十亿卢布。
我们对恢复战争时期遭到破坏的居民点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完全可以引以自豪的。基辅、明斯克、斯大林格勒、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和其他一些城市，现在变得更加美丽了。几十个像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里雅宾斯克、古比雪夫、伯力、诺沃西比尔斯克那样的大工业中心，现在已大大改变了外貌。住宅和公共建筑物的建筑群已经建立起来，正在改建和改善各城市中心的设备，建筑新的沿岸大街、花园和公园，扩大自来水管、下水道和城市运输网。
但是，应当承认，在城市建筑的实际工作中，直到现在还存有许多严重缺点。由于建筑物常是分散的，由于没有在形成城市的主要区域中集中建筑，而是在广大的面积和分散的地段上建造一些个别建筑物或一簇簇的房屋，使城市设计和建筑的质量以及城市的设备和总的建筑外貌，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各工业企业通常总是力图在城郊建筑低层楼房，很不愿意在城市各主要大街建筑大型楼房。例如，在各城市近数年完成的总建筑面积中，古比雪夫市中心区新建筑的住宅面积只占该市新建筑面积的百分之十六，莫洛托夫市——百分之十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百分之九，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百分之六，图拉和格罗兹内各占百分之五，弗拉基米尔——百分之二。在乌里雅诺夫斯克、斯大林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卡麦—乌拉尔和其他许多城市，各工业企业几乎把自己的全部住房都集中在远离城市的住宅区里。
某些经济工作人员用这样的道理来安慰自己：在第一阶段低层楼房的建造，对设备的要求比较低，所以这种房子有时比高层楼房省些钱。但是，这种建筑物需要更多的花费来铺设很长的道路，敷设自来水管、下水道和其他交通网，因此归根到底，它要比建筑高层楼房的费用贵得多。此外，也决不应忘记另一情况，即在上述情况下，住宅区的居民被人为地同城市文化教育机关和其他机关隔绝了。
从国家利益着眼，这种在城市中过度扩展低层的机关用楼房，也应被认作是不正确的。因为这除了造成建筑物的分散外，还不适当地扩大了城市占地面积，增大城市的设备费用。在同样密度下，两层楼的建筑物要比四层楼的建筑物多占一倍地面，而每增加一公顷地面所需的设备费就在百万卢布以上。
例如，雅罗斯拉夫里汽车制造厂，不顾在市中心区不拆除旧房屋也可以建筑新住宅的事实，近年来在郊区工厂附近，一味建筑两层楼房。由于这种浪费，使国家在这里损失了二千四百万卢布。近六年来，在莫洛托夫市、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格罗兹内、高尔基、图拉、克蔑洛沃和许多其他城市所建筑的一层到两层楼房的面积，占全部住宅面积的百分之七十，由于这样，就不适当地扩大了城市面积：超过设计面积二到三倍。可是，实践却证明，多数城市都应当主要建筑四、五层楼的建筑物，因为正是这种房屋才是最经济和最方便的。
私人住宅的建筑应当彻底加以改善。苏联人的物质福利的增长，以及国家对劳动人民的大量财政援助，促进了私人住宅的大规模建造。例如，一九五三年，顿河的罗斯托夫市为建造私人住宅划出了一千五百个地段，查坡洛什划出了近两千个地段，哈尔科夫——二千二百零二个地段，斯大林格勒——四千五百个地段。同时，现在应该注意到，私人住宅的建筑常是在缺乏适当监督的情况下发展着。供应私人住宅建筑者以设计图纸和建筑材料的事也没有适当地组织，因此，建筑的房子，外貌往往很难看，而且不符合卫生和日常生活的要求。
对私人住宅的分布往往缺乏周密的考虑。在一些大城市的很大一部分土地上竟建盖了许多质量、设备都很差的建筑物。这样就使改善设备发生很大困难，为后来的增加建筑物添加了麻烦，并损害了城市的总的建筑外貌。我们的意见是，城市中私人住宅建筑的主要部分，应当分布在城郊的铁路和公路线两旁的住宅区里。
城市和住宅区的设备的缺点，常是由于进行住宅建筑的各部对解决自来水供应、下水道、铺设人行道、马路和绿化住宅区的问题采取了不正确态度所引起的。它们通常总是到最后才去进行这一部分工程，这就粗暴地违反了政府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关于改善住宅建筑的决议。国家拨用于城市自来水工程和下水道工程的建筑经费照例未加动用，进行这类工程的建筑组织也缺乏良好的技术装备。领到改善住宅区设备的经费的企业，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也不和市政建设机构和其他企业取得应有联系，这就造成自来水管、集中管道和净化水建筑物的建筑工程的重复，因而为各区设备和居民利益带来重大损失并白白浪费国家的大量资金。
为了消除这种本位主义的混乱现象，已经应当使各建筑单位在分担任务的原则上实行一种强制合作制度，以便共同完成全市性的工程建筑，同时，并要保证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这方面的组织作用。各个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很早就一再提出了这项建议，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最后，也应当重视这一建议了。
城市建筑的许多缺点，是由于计划工作和设计工作落后，由于城市计划和建筑的设计本身质量原就很差造成的。截至目前，所有城市中只有百分之四十是有市的总建筑计划的。甚至像高尔基、斯大林诺、查坡洛什、沃龙湼什、塔什干和第比里斯这样大的工业和文化中心，也没有最后确定的城市计划，虽然这些计划的制定已进行了好多年。设计人员没有注意城市的首要建筑物的各种最重要问题。
由于这个原因，一些新的工业企业有时竟匆忙地被建筑在没有准备好的场地上。对工业区缺乏周密考虑的计划，打乱了铁路枢纽站的工作，使线路不便于引往企业，结果造成铁路支线和高压线横穿各住宅区，破坏了卫生标准和其他等等。
对新开辟的地区进行有计划的建筑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只须用斯大林格勒水电站附近建筑的新城市伏尔加城为例就可以明显地说明这点。这里一切工程都是根据事先拟定的计划进行的，而且这里并没有搭盖临时住宅，就迳直盖起了设备完善的永久性的、大规模的住宅区。
同时，也应当特别注意制定首要的住宅区和那些形成人口稠密的大城市的中心区的各项建筑物的设计。这是因为很多城市，甚至像下列加盟共和国的首都：基辅、彼得罗萨佛得斯克、里加、伏龙芝、阿拉木图、阿什哈巴德，都还没有制定好的和经过批准的城市主要干线和广场的设计。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城市建筑的建筑风格。
在制定利用标准房屋的设计来建筑城市街道和住宅区的方法方面，尤其落后。在最近的将来大部分的住宅建设都要按照这种标准房屋来进行。这项任务主要地应由苏联建筑科学院担当起来。可惜的是，好的标准设计还很少，这类设计在实际建筑中还很少采用。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建筑费用。建筑科学院显然没有足够重视对标准设计和建筑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工作。
良好地组织施工在加快建筑速度和降低建筑费用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因此，就应当再度强调广泛采取快速流水作业法、使建筑工作机械化和工厂化、在城市建筑中最全面地使用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的必要性。
联合小的建筑组织，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工作质量最差，破坏建筑期限和受亏损很大的情事，多半是发生在力量薄弱的建筑组织里。
施工的质量对城市建筑的建筑风格有着显著影响。粗枝大叶地施工，破坏技术定额和技术规程，使用质量差的建筑材料，以及过度延长建筑期限，都会给国家带来重大的物质损失。例如，石油工业部“莫洛托夫建筑工程”托辣斯为修理已经竣工的六十九幢房屋就用去了三百万卢布。“斯大林格勒文化建筑工程”托辣斯八年才盖好了法院和检察机关用的一所建筑物。由于破坏建筑期限和建筑质量很差，在这幢房屋上亏损了三百万卢布，即等于这项工程预算费用的百分之五十五。
在提高城市建筑质量、使城市设备完善的工作中，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加强城市建筑纪律。在莫洛托夫市，近几年来由于市苏维埃的纵容，各工厂粗鲁地破坏了城市的总建筑计划，任意在工厂区和高楼房建筑地区建盖了六十六幢低层楼房。一九五三年，根据莫洛托夫市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动用了一百三十一幢未完工的建筑物。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有一百三十二幢房屋的施工严重地违反了现行规章。在基辅和斯大林纳巴德有几千所私人住宅任意建筑在城市总建筑计划所没有规定的地区，并且这些房子常是不适合于居住的。格罗兹内市在最近几年内随便建筑了四百幢房屋，其中的四十四幢私人房屋，又因一九五三年进行新建筑而不得不加以拆毁。
应当建立一种制度，使城市的总建筑计划成为国家的不可动摇的文件，破坏这个总计划的人应受严厉的法律制裁。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这一重要工作上尤其负有责任。苏联建筑科学院和苏联建筑师工会在改善城市建筑和设备方面，应起重大的作用。但是它们到目前为止，还是在袖手旁观着城市建筑的实际问题。
使城市的计划设计和建筑保持高度质量的最好保证，就是吸引广大劳动群众来创造性地讨论这些建筑计划，这些建筑正是为了他们而修建的。
（薛炼柔译自十一月二十四日苏联“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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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部和青年团中央
发布关于加强农村春节文化艺术工作指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十八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农村春节文化艺术工作的指示”。指示说：一九五五年春节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必须密切地结合当前广大农民严重的斗争任务，通过文化艺术的活动，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活跃和提高农村文化生活，鼓舞劳动热情，进一步提高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保卫和平、巩固国防的战斗意志。
关于春节宣传内容，指示着重提出：（一）宣传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坚定意志和必胜信心；同时揭露蒋匪帮的罪恶，揭露特务匪徒破坏生产危害人民的罪行，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二）宣传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对农民和全国人民的好处，号召农民在生产和消费上服从国家计划管理，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努力；同时揭发城乡资本主义对农民的剥削。（三）宣传农业生产上互助合作的好处，宣传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成功的典型经验，号召农民群众积极地和稳步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
指示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局（处）充分动员和组织所属国营剧团、电影放映队、文化馆（站）、图书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单位，按照统一计划，在统一领导下，配合青年团分工协作地深入农民群众中进行演出、放映和其他文化艺术活动；同时积极领导和切实帮助展开农民群众的业余文化艺术活动。各省（市）文化局（处）应即编选适合当地情况和农民群众需要的演唱材料，以供应群众进行业余文化艺术活动的需要。对各个国营艺术表演团体，应规定它们在春节期间辅导群众业余艺术活动的具体任务。对农村群众业余艺术活动骨干分子，应视情况争取选调一批在春节文化艺术活动展开之前加以短期的培养训练。有条件的县（区）并可适当组织农民群众业余艺术会演。在受灾较重的地区，应适当组织国营剧团及电影放映队等向灾民进行慰问演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应加强爱祖国和各民族友爱团结的宣传；一切活动必须照顾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条件和风俗习惯。
指示责成文化部电影局负责督促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及时选择适合于一九五五年春节期间农村放映的新影片若干部，制成必要数量的拷贝，在春节前发到各地电影放映队小队轮流使用。责成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负责组织和督促本部所属各艺术表演团体积极参加春节活动，并商同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等团体推荐若干适合春节需要的戏剧、歌曲、说唱等节目及其他文艺资料，供各地采用。责成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负责督促各有关出版社及时出版和供应农村春节宣传资料、通俗读物和年画、图片、画册，特别应加强供应有关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具体经验和做法的通俗书刊；责成新华书店及其各地分支机构切实加强农村发行工作。责成中国幻灯公司制作和发行一批适合农村春节期间需要的幻灯片。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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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北京的经济学家和研究工作人员举行会议
讨论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法则问题
为了更深入一步地开展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经济法则问题的讨论，人民日报、“学习”杂志社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在最近共同组织了对这一问题的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会议已于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举行。在京各经济机关、各高等学校的经济学家和研究工作人员二十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狄超白主持。在会上发言的有千家驹、姜君宸、王思华、苏星、杨培新等。各发言人对于我国过渡时期有无独特的基本经济法则问题、各种经济成分的法则内容及其作用等问题，都作了一般性的探讨。大家并就讨论的方法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今后应加强对中国目前实际状况的研究分析，在研究的基础上展开讨论。
按：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经济法则问题的讨论，从一九五三年“新建设”杂志第十期发表王学文“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几个经济法则”和今年四月
“学习”杂志发表苏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问题”两篇文章开始，随即引起王学文和苏星的争论，并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怀，纷纷投稿参加讨论。到目前为止，“学习”杂志已发表讨论文章十五篇，并出版专辑。“新建设”发表了文章七篇，“文史哲”发表了文章三篇，尚有许多文章继续发表。这次讨论对我国过渡时期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将使我国经济工作人员和一般工作干部的思想水平提高一步，也将为今后经济理论的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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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科学院筹备成立哲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在十二月十八日院务会议上，讨论了关于成立哲学研究所的问题。会议根据潘梓年提出的“关于哲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计划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对哲学研究所的工作方针、组织机构以及出版刊物、调配干部和成立筹备委员会等问题做了决定。研究所的工作确定如下：对政府的重大政策及其实施经验，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性的研究；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进行一般研究；对日常生活中关键性的思想问题和学术研究中基本性的争论问题进行研究；整理中国哲学遗产。至于研究方法，则通过搜集资料、组织座谈会、讨论会和出版刊物等来进行。在人力方面一方面将充分运用院外现有研究机构的力量，另一方面将发掘和积极设法培养新生力量。组织机构方面，先筹建辩证唯物主义组、历史唯物主义组、逻辑组和中国哲学史组。在出版刊物方面，先筹备出版“哲学研究”季刊。
会上决定成立哲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并请胡绳、冯定、李达、杜国庠、杨献珍、艾思奇、金岳霖、冯友兰、潘梓年、赵纪彬等为筹备委员，负责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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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话剧“万水千山”的演出
编剧、导演：陈其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艺工作团话剧团演出
丁里
反映中国工农红军伟大长征史实的话剧“万水千山”的演出，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他们通过舞台上的形象，受到了深刻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
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创造了史无前例、惊天动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百万大军的追击、包围和堵截，克服了自然条件所造成的一切艰难和险阻，发扬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和高度的阶级团结友爱。这支革命的队伍，转战十一省，经受了严重的考验，战胜了一切人为的和自然所造成的困难和灾害，胜利前进，谁也不能阻挡。
陈其通同志编导的“万水千山”，就表现了这伟大长征的一些重要环节——从红军第二次攻打娄山关开始，经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过草地，直到攻克腊子口为止。他用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热爱，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深刻感受，通过多年创作劳动，才把这伟大的题材搬上舞台，给了观众以深深的感动和强烈的鼓舞。
剧本“万水千山”之所以获得成功，不仅仅是由于它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历史，描写了强渡大渡河、过雪山、走草地……等等具体的事实；主要是因为透过了这些历史事实，突出的表现了战斗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极其险恶的革命斗争中的坚强的战斗意志，高尚的阶级品质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而这些是通过了作者所塑造的各个不同的典型人物，生动地体现出来的。其次，作者有力地写出了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威力，这是通过了政治教导员李有国而显示出来的。他不是概念的化身，他是与大家一同生活一同战斗的人。作者从一系列的具体的行动中刻划了这个党的领导的代表者，——这是这个剧本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次，作者从紧张战斗的生活中写出了阶级的团结和友情，这是革命部队的重要的特征，如同从李有国与赵志方的关系中所反映的：他们过去是一样的受苦，今天在一起战斗，而又有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的理想。阶级的共同的命运使他们像兄弟一样巩固地团结起来。这就是战友之间与上下级之间的团结一致的基础。阶级的友爱和巩固的团结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力量。再如剧中反映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执行与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等等，都鲜明地表现了这支人民军队的本质。
这个戏的演出也是成功的。导演、演员、以及舞台艺术工作的各个部门，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编导陈其通同志是经过长征的老战士，他所创造的人物，无疑地是他自己最熟悉的人；他的长征生活的经历，他的一切感受，无疑地便是这个演出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这个戏的演出中，导演的成就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使演员获得了长征的生活，这是一个进行创造和发展想像力的起点，他使人物和事件活在长征的历史生活中，使我们感到真实和强烈的感染力。二、全剧显露着党的思想工作的威力，所有的人物（除了反面人物）虽然有着性格及觉悟程度的差异，但可以鲜明地感到有一种有力的思想——共同的理想和愿望团结着引导着整个部队向着胜利奋勇前进。任何人的任何活动都是向着一个共同的目的，都受同一思想的支配：一定要把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引向新的胜利。从这里产生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坚强的钢铁意志以及磅礴的气魄。正因为如此，在那些艰难、险阻、缺衣、无食、疾病、灾害的困境中，并不使我们感到忧伤、沮丧；相反地，我们感到了一种感人的精神力量在冲激着我们，使我们感到那些人物都是那样雄伟地站立在我们的面前。三、主要人物的性格是鲜明和突出的，如教导员李有国，副营长罗顺成，黄团长，营长赵志方，二连连长王德强，宣传队员李凤莲，以及老船夫等人，都给了我们以深刻的印象。四、导演以豪放的情感，粗大的笔触，鲜明的色彩，来描绘了一些主要的场景和人物；节奏的强烈、情感的饱满，气势的磅礴，也都增强了戏剧的声势和感染力。
在演员的角色创造上，首先应当提起的是饰教导员李有国的蓝马同志，他在演员艺术上获得了新的成就。提到蓝马我们就会想起他在“万家灯火”和“希望在人间”里所创造的小职员和老教授的形象，那些人物，他是熟悉的。他所体验的旧社会的生活以及对反动统治阶级的黑暗统治的愤懑和仇恨，使他所创造的人物获得了生命，直到今天，还被人记得的。可是，从扮演老教授到扮演教导员李有国，——从扮演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到扮演工农红军中的政治干部，这在角色创造上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蓝马对这样一个对革命无限忠诚的优秀的红军中的政治干部的形象的创造是成功的。
他首先努力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以此为创作的起点，以处理人物的行动。他所创造的角色，以全部的力量关切着每个同志，从思想上工作上把大家组织起来，并及时地进行宣传鼓动，以保证党的每一个具体战斗任务的完成。这样，李有国这个为了整体的利益而献出了自己生命的优秀干部的形象树立起来了。在动作的处理上，他有意识地注意克服缺乏内在依据的动作，并力求动作的明确，简练和真实。这些努力，对他角色的创造都是很关重要而有决定意义的。在第五幕里，更集中地突现了人物对革命事业的乐观、忠诚和显示了人物的高尚的感情和品质。即使他在难以支持而死去之前，依然以最大的赤诚关怀着中央首长，因为他理解到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是不行的。他最后说出了：“活马送给总部首长”，“让革命骑着马前进！”——使人感到人物的性格也要飞升起来了。这些都是表现得很好的。许多观众是深深地受到感动的。
蓝马在不断演出中，使自己的角色有了新的进展，内在的活动更充实了，动作更踏实了，简练了；在最初的演出阶段中的某些繁琐的不切实的动作和某些感情上的不够真实之处，充实了新的东西之后，也使人感到真实可信了，这种不断的加工与修正的创作精神和严肃的创作态度是使它的角色日臻完善的保证。
当然，不足之处还是有的，比如戏的前面的部分，给人的印象不够深，感到分量轻；第五幕与小周的一段戏也感到有些太轻松了，除了站立不起来与晕倒的动作之外，完全像无病无伤的好人一样，就使人感到不够了。
其次，饰罗副营长的梁玉儒同志——这个演戏不多的新演员——在这次演出中显露了他的创造的才能。他使我们看到罗顺成这个勇猛善战的人，他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但还不能完全摆脱开农民的狭隘落后的思想——闹革命还是在家门口闹；在战场上慓悍，饶勇，但政策观念不强；文化水平低，脑子开不动，领导方式简单，性情又急躁；营长的担子担不起来，自知不行而感到苦恼……等等，属于老罗的这些特性都生动地、鲜明地表现出来了。梁玉儒抓住了这个人物的单纯，耿直的性格，这就抓住了这个工农干部的最本质的特征。当黄团长宣布了师部任命一连连长赵志方代理一营营长的时候，老罗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一方面由于感到自己不能担起领导的担子而非常痛苦，但同时又对赵来代理一营营长而毫无不愉快的情绪（他从前也曾向领导上这么要求过）。这个处理是十分正常的，应该如此的。他痛苦，但不是由于什么个人得失，而是痛感自己的能力不够；……后来，当赵志方要到师部去开会，他把自己的帽子交给赵的时候流露出那样坦率、诚挚和对战友的关怀，就令人非常信服地把老罗的性格突现出来了。
从戏的二幕以后，老罗的行动少了，或者说已不成为中心人物了，但他在一、二幕已基本上完成了的性格，在后边的几幕中依然不失去它的光采；——这就是性格化的魅力。演员表演得恰如其分，很像是那样一个干部。声音、动作也都应该是为那样的性格所有的。作为对一个新演员来看，这样的成就是令人兴奋的。如果再进一步要求的话，在某些地方，如第二幕，他还是有些不适当的夸张和过火的地方。同时，他还没有能很好地安排和运用自己的力量，——他几乎是平均使用力量的，使人感到他有些吃力和精神消耗过甚。这需要从表演艺术上再加以磨练。演员把自己身上粗糙的东西滤掉越多，那么他的艺术表演就越精练。
饰黄团长的冯光辉，也是青年演员，他也是演得很好的一个。虽然戏并不多，但使我们明确地看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团指挥员的形象。他对干部是那样严格而又亲如兄弟，他熟悉他的干部，爱他们，而又不放松对他们的教导，他及时地鼓舞着他们不断地前进。当他一出现的时候，信心和力量也就来了。
冯光辉创造的黄团长，也是使人感到满意的。他创造了一个精神奕奕、朝气勃勃的青年军官的形象。他的人物有着庄严的风度，精力充沛、干练、有才智；他使人感到亲切，他是部队中的一员，而又是杰出的一员；这个形象的创造是成功的。所不足的一点，就是使人感到多少还有一点架子，也就是说，演员所努力追求的形体的动作和造型，还没有在更高的程度上与角色完全融合为一，还有一点人为的痕迹。
其他如白慧雯的李凤莲、高崑的赵志方、刘一民的二连连长王德强、王纯声的老船夫、白尔纯的小周、周刍的敌军参谋长等，都是性格鲜明、生动的人物，在全剧中都焕发着各自的光采。
从演员的创造上来看，反面人物是表现得不够真实的。只注意去描摹敌人丑恶的外部特征是不足以揭露敌人反动的本质的。
描写敌人的高级指挥部是必要的，这对解决下面这个问题是有重大作用的：因为反动头子蒋介石掌握了几百万大军，有着军事优势，为什么会遭受到失败？这个问题要解决得好，这场戏的分量就重了。就会从侧面写出党和毛主席的英明的指挥，以及蒋党蒋军派系之间的矛盾……等等就可以更深刻的展现出来了。
敌人，是这样的人：他们是极端险恶、狡诈、反动透顶的家伙，他们有着丰富的互相火并的经验，有着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是认真地、千方百计地要消灭我们，但其结果是无能为力而失败。这是历史的真实。
对敌人当然是可以讽刺嘲笑的，如果不采取简单的漫画化的办法而是如实地去揭露的话，那么就会讽刺得更深刻更尖锐了。
最后要谈的是舞台艺术工作。舞台装置、灯光、效果同样是获得了成功的，它在舞台上创造了真实的环境，增强了气氛，它是整个演出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特别突出的如第一幕：娄山关民团大队部，第二幕：彝族区的古寨，第五幕：草地，尾声的在“腊子口”山顶上——所看到的一望无际的平原等等，都是如诗如画的佳作。
“万水千山”的演出是很成功的，这是由于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的通力合作所达成的结果。这个演出的成果是演剧艺术上的珍贵的收获。这个戏对我们今天的观众来说是一堂生动的革命历史的教育。剧中的英雄人物和事迹将鼓舞着广大的军民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上创造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