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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反对美蒋条约坚决解放台湾
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梁希发表谈话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梁希发表谈话，斥责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谈话如下：
美帝国主义不顾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屡次警告，竟悍然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我代表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全体会员，以极愤怒的心情，坚决反对这个以侵略我国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并准备新的侵略战争为目的的战争条约。
我们完全拥护周恩来外长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我们一定以全力支持我国政府和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斗争。
全世界人民都看得很清楚，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条约。美国侵略集团狂妄地想利用这个条约来无限期霸占我国领土台湾，侵犯我国主权。可是这一个条约是非法的，是完全无效的。美国侵略集团休想片面撕毁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条款等国际协议。
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光荣的历史任务，全国人民面临着这个伟大的任务，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一致，从各方面加强工作，贡献一切力量来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全体会员准备随时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加解放台湾的工作。台湾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全中国六亿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非法的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挽救不了蒋贼必然失败的命运的，也阻止不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神圣事业的胜利。（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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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宗教界人士拥护周恩来外长的声明
首都宗教界人士坚决拥护周恩来外长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
中国佛教协会代理会长喜饶嘉错说：美帝国主义最近与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明目张胆地侵占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造成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全中国人民包括热爱正义和平的佛教徒，一致对这一“条约”表示愤恨。我们全国佛教徒，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发挥大无畏精神，为彻底消灭在台湾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打击疯狂的美国侵略者和解放台湾而贡献一切力量。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在谈话中指出，美蒋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是企图使美国占领我国领土台湾的无耻行为“合法化”，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个无耻条约，并要用实际行动粉碎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贼的这个阴谋。达浦生在谈话中严厉斥责了英国政府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所采取的追随、支持和纵容的态度。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吴耀宗说：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引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美国任何阴谋诡计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吴耀宗说：我刚从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回来，在那里，欧洲各国的代表们坚决反对武装西德，反对伦敦协定和巴黎协定。他说：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定能够击败帝国主义者在欧洲、在亚洲所制造的任何战争阴谋。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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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定言创造“防止搁浅自动预告器”
长江航行管理局南京港务局航行监督组组长张定言最近创造了一种“防止搁浅自动预告器”。在轮船上使用这个仪器，当船接近暗滩时，它就会马上发出警报，通知驾驶员改变航路。
在长江上日夜川流不息的航行着千百条货轮，这些货轮都在江边缓流航行。过去，水手们虽然不论白天黑夜、下雨下雪都用竹竿测量水的深度。但是搁浅事故仍不断发生，占全部海损事故的百分之二十五。据一九五一年一月至今年三月的不完全统计，因搁浅损失的修理费和营救费用，就有二亿九千六百多万元，耽误航行时间一千零六十二小时，等于一艘拖轮停泊四十四天。张定言在监督航行安全中体会到减少搁浅事故是加速航船周转的关键。因此，他从今年五月中旬就开始设计，领导方面也及时给他解决试制经费问题。经过他六个月的刻苦钻研，修改大小图样五十多次，终于创制了“防止搁浅自动预告器”。现在，这种仪器已在“长江一四○”号拖轮上试用，效果很好。这只拖轮上的正驾驶员周锡度说：“有了自动预告器，我们就可以大胆地‘抱滩走峡’，保证能提高航行速度。”管理局准备在“四○二”“四○三”两个拖轮上作进一步试用，然后普遍推广。这种“防止搁浅自动预告器”，也适用于我国松花江、珠江上的江边浅滩航行，对加速航船周转有很大价值。（本报江苏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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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商业部指示各省市国营商业部门
做好明年新年和春节必需物资的供应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十一日发出指示，要求各省、市国营商业部门有组织和有计划地做好一九五五年新年和春节必需物资的供应工作。
指示指出：明年的新年和春节不仅应继续重视和适当保证大城市工矿区的必需物资供应，更需要注意安排农村的必需物资供应。要做好这一工作，各级商业行政部门必需统一领导国营商业、合作社和私营商业，参照过去节期供应工作经验，统一制定购销计划，加强组织货源，及时调运。
指示对节期人民需要的肉食、食糖、日用品和其他副食品等主要物资应如何供应，提出了具体意见。指示要求国营油脂公司除把十、十一两月未销完的食油加到十二月份全部售出外，还给各省增调一部分食油，并要求各地保证在节前分配给消费者。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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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集二线将安装新式信号设备
集宁—乌兰巴托铁路从集宁到二连全线将安装新式的信号设备——机械集中和进路控制装置。在行车闭塞方面，采用线路半自动闭塞装置，这在我国铁路上是最新式的设备。它能使相临两个车站，在办理接发列车手续时，完全利用电气控制信号；司机凭信号显示开车或停车，可以免掉司机与值班站长接递路笺、路牌的手续。这种进路控制装置，在值班站长室内设有站内闭塞总机，在扳道房设有站内闭塞分机。值班站长和扳道员的工作位置虽然距离很远，但由于机械的控制，工作步调可以取得一致，完全可避免值班站长和扳道员因言语、听觉的一时错误造成人为事故，并可提高运输效率。
这种新型信号设备是苏联交通部帮助我国设计的，集宁枢纽站等五个车站的信号器材也完全是苏联帮助我国制造的，其他车站的信号器材将由我国铁道部通信信号工程公司工厂仿制；安装时，也将得到苏联专家的技术指导。
现在，负责安装这些信号的职工，正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积极学习和研究设计文件。仿制器材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一九五五年，当集宁—乌兰巴托铁路开始办理联运时，中国境内集宁到二连的信号就能全部安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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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修建许多铁路专用线
铁道部北京铁路管理局今年在北京修建了二十五条铁路专用线。到十一月底，已有十三条专用线全部完工。长达十八公里的京西矿务局坨里矿专用线修成后，把原来交通不便的坨里矿和京汉铁路联接起来，用火车代替马车把坨里矿出产的煤运到良乡车站，然后运往各地。苏联展览馆专用线的提前完工，及时地把大批展览品从西直门车站运进了苏联展览馆。新建的北京市合作总社煤球场专用线完成后，保证了首都各厂矿和市民及时得到冬季用煤。此外，新建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等重要工地专用线的按期完工，对保证基本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起了很大作用。
目前北京铁路管理局施工部门正在进行专用线的冬季施工，大部工程可在十二月二十日前后完成。（李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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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鸡西煤矿利用煤泥炼焦
鸡西煤矿矿务局滴道洗煤厂除了生产供炼焦用的精粉外，还有一部分本来可以利用的煤泥（碎煤的粉末）在洗原煤时都随水冲走了。冲走的煤泥数量非常惊人，每天有二百吨左右，每年就有七万吨以上。苏联选煤专家苏拉维耶夫今年四月向该厂提出利用煤泥炼焦的建议后，该厂即责成炼焦股负责进行试验，并修建了十一个大型露天沉淀池，恢复了一百五十台炼焦窑。试验结果良好，炼出的焦炭质量都能达到要求，一百吨煤泥在正常情况下可炼出焦炭六十吨左右。现在每月利用煤泥炼成焦炭二千余吨，除去加工成本外，每月可为国家积累资金四亿多元，全年可为国家积累资金约五十亿元。现在这些焦炭已大量供应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地方国营机械农具、翻砂工厂。（本报黑龙江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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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农民踊跃缴公粮卖余粮
辽宁省广大农民积极缴纳公粮，踊跃出卖余粮。据不完全统计到十二月六日，全省入库公粮已经有十一万八千七百二十吨，统购粮食入库的已经有二十五万五千七百七十五吨。旅大市郊农民已经完成了缴纳公粮的任务；昌图县统购粮食百分之七十九以上已经入库。
辽宁省农民热烈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按照各地农民自报出售的余粮计算，今年全省购粮数量可以超过原订计划九万五千吨。盖平县五个区的农民自报卖粮的数量，就超过原计划一千一百四十二吨。现在广大农民正集体把公粮和出卖的余粮送入国家粮库。新金县第三区碧流河村鲜阳农业生产合作社二十九户社员，一共卖给国家七十石余粮。十二月二日，他们抬着毛主席像，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把粮食送入设在城子疃的国家粮库。送粮的队伍经过了十几个屯子，受到沿途农民的欢迎。许多农民说：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多打粮食光荣，多卖粮食更光荣。 （本报辽宁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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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超额完成上月购棉计划
山东省十一月份收购棉花六十二万六千多担，超过月计划百分之二十一点四九，比去年同时期棉花收购量多百分之五十五点二五。到十一月三十日，全省已经收购棉花一百二十六万多担。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十一月上旬曾经发出指示，要求棉花、花生重要产区以做好棉花、花生统购工作为重点，结合做好粮食统购统销工作。这个指示扭转了棉花、花生重点产区部分干部“重粮轻棉”的思想。山东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也指示各地财经部门加强了棉花统购的业务工作。结果全省十一月份的棉花收购数量比十月份显著增加。目前，各地正在用对棉农深入进行思想教育等办法，进一步加强棉花统购工作。 （本报山东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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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通县运用会计站的形式
训练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
河北省通县通过会计站训练会计的办法，逐渐解决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无会计和缺乏熟练会计的问题。通县共已建立四十多个会计站，参加学习的会计共有三百八十多人，他们经过短期学习，许多人都熟悉了自己的业务，该县一区原有的三十九名会计，经过会计站集体学习，大部已学会了记账和转账。过去有些会计只管记账，不管社的财务管理，经过学习，许多会计都懂得了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会计与财务管理的关系。
会计站的组织是这样的：由较熟练的会计担任站长和副站长，负责领导附近五、六里地以内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他们每隔十天或半月学习一次，学习内容包括记账方法、财务管理、收益分配等。在学习时，各社会计将前一阶段记的草账带到站上，互相检查，纠正错误，然后再往正式账簿上誊写，如果这时发现了新问题，就展开讨论，求得解决。同时，站和站之间也建立了通讯关系，经常交流经验。
（本报河北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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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医疗机构和农业社订合同
河北省通县卫生实验院组织了六个区的卫生所治疗组，二十一个诊疗所，和七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订立了医疗保健合同。按照合同中的规定，确定了专职医生，及时地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去诊病或给社员检查身体。在夏季农忙和疾病较多的季节，专职医生更要经常到社里诊病。为了照顾社员一次付清医疗费的困难，许多诊疗所采取了记账办法，由合作社分期代付，秋季分红时由社员一次结清。同时，各诊疗所和诊疗组还经常通过社员大会、社员代表会，或利用黑板报、屋顶广播、地头会等，向社员进行卫生教育，并协助社员进行环境卫生工作。全县大部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各治疗组和诊疗所帮助下，建立了卫生室，社员们的个人和公共卫生有很大的改进。
（本报河北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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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成立中医药学术研究委员会
上海市中医药学术研究委员会在十二月十三日成立，同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委员会由上海市卫生局、上海市中医学会、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十个单位的代表和中、西医药界人士三十三人组成。王聿先任主任委员，何秋澄、陆渊雷、苏祖斐、汤腾汉等任副主任委员。同时由十一个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下设七个组，将分别负责进行中医医史研究、文选整理编纂、药物研究、学术交流、临床研究、中医进修等各项工作。 （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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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荆江分洪区
新华社记者 田庄
湖北省荆江分洪区今年在长江洪水期中曾分洪蓄水，减轻了长江洪水对下游地区的威胁。在分洪的日子里，荆江县的人民都在人民政府组织下迁入了安全区，受到了国家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时荆江县二百多个医务工作人员，曾组成了二十五个医疗队，帮助农民治疗疾病。凡因分洪受到损失的人，都得到了国家适当的补偿。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发放了一百多亿元的救济款和九千多件寒衣。现在全县已退水的三十多万亩田地，都已抢种了大麦、小麦、豌豆和油菜。这些冬季作物的禾苗，已经长得肥壮可爱了。
最近，记者在荆江县访问了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那天正落着雪，风刮得紧，我在一条靠近长江的大路上走着。这条大路的两旁，都住着人家。绕过一条小河，到了一家农户的门口。“同志，天这样冷，快进来吧！”有一个叫朱兆才的农民向我打招呼。他是荆江县大胜乡一个苦了一辈子的老农民。解放以前朱兆才家里没有田也没有房。他给地主当长工，他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出外讨饭。直到解放以后，他们才从黑暗的年月中走了出来。全家再也不愁吃不愁穿，日子越过越好。我们刚挨着火坐下不久，就听到屋里有婴儿的哭声。原来朱兆才的女儿前天才生下一个儿子。这时，他的女婿周昌文从屋里把儿子抱出来，朱兆才连忙接过去，放在自己的怀里，对我说：“在往年闹饥荒的时候，这孩子不饥，也得冻死哟！”为了让孩子记住毛主席的恩情，朱兆才替他取名叫“蓄洪”。这使他的妻子想起已死去的孩子。十三年前，一个受灾后的冬天，她第七个孩子诞生了，那时她正患着病，每天吃野菜，奶汁很少，到了第二十九天，这个孩子就饿死了。接着她三岁的儿子，也因饥、冻而死去了。
我们谈到了今年分洪后他家的困难问题。朱兆才回答说：“哪能没有困难！如今有了人民政府，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了。”他沉思了一会，接着就指着站在一旁的儿子说：“分洪不久，他就得了病，多亏人民政府派来的医生治得快，没几天就好了。”谈到生产上的困难，他说：“当时种籽的确是个大困难，人人都愁眉苦脸的。可是洪水刚退，人民政府就从外地运来了大批种籽，以后政府又组织我们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人力、畜力不足的困难，也就克服了。”这时从他满刻着皱纹的脸上，流露着喜悦和感激的心情。
当我告别时，在风雪中，朱兆才引我到他的房子四周，看了看那些长得肥壮的蔬菜。他说：我们现在有衣有粮，只要过日子会打算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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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常年准备，充分准备
——山西长治地区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要经验
陈国宝
为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认真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中共山西省长治地委今年吸收了四年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条主要经验，就是“常年准备，充分准备”。准备工作的中心，是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互助组作为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可靠基础。因此，长治地委今年一开始就要求建社和整顿互助组相结合，要求各个社都联系几个互助组。这样做的结果，提高了互助组的生产，引起了互助组向农业生产合作社方向迈进的极大兴趣。在这形势下，为了进一步克服建社准备工作一般化的缺点，长治地委六月上旬指示各县，依据可能的条件，制订一九五五年度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计划，并依据发展计划，有重点地培养出一批足以作为秋后建社可靠基础的互助组。七月上旬，长治地委召开各县互助合作会议，进行了一次检查。各县也在七月中旬普遍召开干部会议、社长会议，进一步深入贯彻以社带组、充分准备的方针。
在这基础上，各县挑选了近万个互助组作为重点培养对象。经过在夏季生产运动中酝酿，有许多互助组建社的条件大体成熟。到八月间，就有一五七、三○二户初步组成三、二六四个新社（有一部分是报名入老社）。今年在准备建社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
一、思想准备比较成熟。这是积极教育启发和让农民长期考虑的结果。如屯留县报名的八千多农户中，有百分之六十四真心实意感到合作社能增加生产增加收入，他们多系贫农和新中农，是发展新社的主力军；有百分之二十六无顾虑地跟上前一部分人走，也进了社，他们多系普通老中农，只要社能把生产搞好，也是积极拥护者；有百分之十左右思想不通，他们多系富裕中农，为形势所迫（原来互助组的户都入了社，感到劳动力困难，又怕孤立）而勉强报名。这样看来，百分之九十的社员的思想是基本成熟的。
二、经济上已有一些联系，生产上逐步实行合作。这是思想成熟的基本标志和必有的结果，给未来的新社打下了物质基础。准备建立新社的互助组，在春夏就部分地实行了集体经营，合伙开荒、养猪、养羊；夏收后，有一些互助组已经集体经营了麦田，如沁水有七十八个组分别实行集体回茬、集体秋播、集中积肥、合伙开粉坊、买牲口。准备参加老社的互助组，也广泛地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生产。如长子县南漳张启良组和合作社合置水车五部，小中汉张贵金组把猪圈让给合作社使用，说：“秋后就是一家人了。”陵川县三百五十六个组和二百一十四个社签订了入社合同，十二个社和十四个组调换了插花地四十六亩，三十九个社和七十五个组开荒六百二十四亩，集体播种了大麻等油料作物，八十个社和三十五个组伙买羊五百三十五只。壶关五百个互助组和社合作修渠四百八十条，打羊窑五十三孔，修滩地二百四十五亩，荒山播种四百四十亩，有的已把麦地交给了合作社统一经营。
三、及早认真挑选出社内的领导人。这是全体社员最关心的大问题，也是社能不能办好的重要条件。因此，大家在选择领导人时十分慎重，甚至挑选两三次才确定了。选择时十分注意考察公道和能干两个条件。
四、有计划地合并互助组。这是前三个特点带来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步骤。高平县四百一十六个组为准备建社合并为一百五十一组，这就便于集中游资购买公共生产资料；其中九十八个组夏收后积累公积金买耕畜八十九头、农具二百九十七件。牛家庄有一个互助组想办社没会计，自动和另一个互助组合并了，不但有了一个好会计，并且有了两个比较强的领导人。
经过春夏两季长期的酝酿，许多村庄为建立合作社的思想上、骨干上、组织上的重要准备工作，都完全成熟或大体成熟，直接为秋后发展新社扩大旧社奠定了巩固基础。这样做，还有许多好处：一、可以解决建社和当前生产的矛盾，秋收大体结束后新社就可以稳步地有秩序地投入秋耕及冬季生产；二、可以解决建社和当前紧迫任务（如粮食统购统销等）的矛盾，使其他紧迫任务得以顺利进行；三、可以解决大批建社和干部力量不足的矛盾，因为把建社准备工作放到春夏秋三季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就大大减少了建社时的许多麻烦，只要重点帮助、普遍检查就可以了；四、可以避免短短几天突击建社、不能充分酝酿、不能认真挑选社的干部以致建社粗糙的现象。
根据中共长治地委的经验，要实行这种常年准备的办法，就要坚持对现有的社加强思想教育，把现有的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做好，使现有的社在夏收预分中表现出它们的优越性；还要结合各种工作，经常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除此以外，还要从以下各方面加强领导：
第一、不但要做好发展计划，还要经常地有系统地进行检查。地委在六月份领导各县订出发展新社二、七四○个的计划以后，七、八月份领导各县开干部会议和互助合作代表会议，对于建社准备工作进行的情况集中地检查了两次。在各县检查后，地委又召开县委办公室干部会议检查了两次。检查的中心是计划和实地准备工作。这样做，克服了粗枝大叶和不十分重视准备工作的两个偏向。如沁水县检查出五个社不够条件，就指导他们重新认真准备条件、挑选骨干；黎城县侯泉村原来打算把三组四十户并一社，检查后发现只是少数人活动，多数群众觉悟差，不够建社条件，就说服他们继续办组，创造条件。
第二、抓住重点加强领导，克服一般化的作风。要充分运用农业社普遍带动互助组，在生产活动中提高互助组的质量，提高他们的生产技术、思想觉悟和骨干的办社能力。运用重点社提高互助组，可以采用这样一些办法：（一）组织互助组就地参观农业社的生产和其他工作；（二）定期地以基点中心社为中心召开社长和互助组长联席会议，交流经验；（三）逐季以县为单位总结和交流各个中心社帮助互助组提高的经验。事实证明这三种形式效果极好。
第三、要特别抓紧培养骨干工作。除用上述交流领导经验的方式提高骨干分子以外，长治地区今年秋前以县为单位普遍训练社长、会计和部分队长、小组长干部共两万五千人左右，较系统地把建社的基本原则、政策和领导方法等知识教给他们，使他们具备单独作战的能力。
第四、在整个准备工作过程中，除了进行总路线教育以外，并且领导互助组组员学习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使他们接受社章教育，树立建社后按社章办事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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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完全一致
——记湖北省今年秋季粮食统购工作
本报记者 古维进
自十月份以来，湖北省的一万零二百七十三个乡分两批进行粮食统购工作。到现在为止，全省已完成粮食统购任务百分之七十以上。
今年湖北省的粮食统购工作，抓住了两个环节：一个是做好深入的思想发动工作；一个是认真贯彻统购余粮的政策。
一年来，湖北省广大农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结果，给农民带来许多好处：保证供应，稳定物价，促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但是，由于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不能很好的配合，和统购统销工作中存在某些缺点，不少农村工作干部和农民对于这些好处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各地开始工作时，在县、区、乡的干部会议，或者群众会议上，首先碰到的就是这样一些问题，有些乡干部和积极分子的问题是：“去年卖粮带头吃了亏：群众不满，家庭生气，今年不干这傻事了。”有些农民说：“统销范围愈统愈宽了，工业化的路程太苦”；“一百四十一项工程少办一点吧”……
要解决这些干部和农民中的思想问题，必须继续进行总路线的教育。但是教育什么呢？有个别地方首先向农民抽象的宣传“支援工业化、支援解放台湾、支援灾区”，农民不满意的说：“讲的太宽，讲的太远。”后来批判这种作法后，各地都从干部和农民中的实际思想问题出发，启发他们总结一年来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从新、旧两个市场的对比，和新、旧两条道路的对比，逐渐明确认识粮食统购统销对于农民是有利的。
江陵县城西区的乡干部把两个灾荒年代的粮价和供应作了个对比说：“解放前有一年闹灾荒，早上一石谷卖十二万元，晚上涨到二十八万元，就是这样，也不容易买到；今年也是灾荒年（水灾），可是今年的粮价一直没涨：去年一斤米卖八百多元，今年一斤米还是卖八百多元，大家都买得到。要不是统购统销，那来的这宗好事。”
浠水县河东乡的农民把统购统销前后的互助合作情形作了个对比说：“我们原来三十二个互助组，粮食统购前，不少人热心粮食投机买卖，互助组几乎垮台，粮食统购统销后，自发势力少了，互助组发展到七十九个，还建立了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组、社都丰收了。”于是他们一致认识：“统购统销要得。”
在总结统购统销的好处同时，各地乡干部和积极分子对去年统购统销时所谓“群众不满”作了分析，是那些人不满，为什么不满。从大家摆出的情况看，一般是：一、富农和搞粮食投机生意的人对统购统销不满；二、“富裕户”（经济情况较好的中农）感觉统购统销不自由，不满；三、有些地方，统购搞得紧一些，供应没有及时跟上，群众不满。大家经过讨论，把这些不满加以正确的认识：第一种人的不满不能听，第二种人的不满，要教育说服，第三种人的不满，是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造成，可以改正。最后，大家一致感到，必须把富农、做粮食投机生意的人对统购统销的不满、干部在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群众对统购统销的不满，和统购统销政策区别开来。
了解了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并不是说农村工作干部中和农民中已没有了思想问题，有些人说：“统购统销好是好，为什么有些东西买不到？统到哪里去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地首先启发农民算生产账和生活账，使农民认识供求矛盾的道理。例如，浠水县石河乡干部启发贫农易以松算了一笔账：一九五二年易以松产的粮食比一九四八年增产百分之三十多，可是，一九五二年他吃掉的粮食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强，此外一九五二年他吃的肉、油，用的布也比一九四八年增加百分之五十或一百以上，而他的油料、棉花、猪肉的产量虽然有所增加，但是远赶不上自己所需要的。这样一算，易以松说：“东西不好买，不是别的原因，生产跑得慢，生活跑得快呀。”农民了解供求矛盾的道理后，各地干部又诱导农民认识解决供求矛盾的办法：这就是必须按照国家的计划发展生产和服从物资分配计划。要发展生产，首先要加速国家工业化，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充足的粮食支援工业生产，就是为了加速国家工业化。
× × ×
在农民认识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的基础上，各地开始购余粮的工作。
为了做好这个工作，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会强调指出必须在坚决贯彻购余粮的政策要求下，尽量多购余粮。但是有些干部没有把这个精神完全接受，以致工作开始遇到一些阻力。
干部对于“尽量多购余粮”是完全拥护的，正如有些人说：“去年只有一大支援（支援工业化），今年有三大支援（支援工业化，支援解放台湾，支援灾区），要不多购余粮，就支援不成。”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干部感觉任务大，为了完成任务，把“尽量多购余粮”变成“尽量多购”。于是有些地区出现这种情况：为了完成任务，没有很好的执行政策。
应该指出，农民经过第一步教育——总结一年来的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之后，社会主义的觉悟提高了，但是，对于售出余粮，有些农民还有这样的顾虑：去年粮食统购中发生过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如该卖余粮的没有卖彻底，不该卖的有些人卖得多了）；统销也没有很好和统购结合，以致供应有些不合理。他们顾虑今年售余粮还像去年那样。因此，必须进一步贯彻国家的粮食统购政策——“四留”政策，即留口粮、种籽、饲料和一部分机动粮，使农民了解今年售余粮是怎么回事，以消除顾虑。
但是，有些干部不敢把“四留”政策向农民交代，他们害怕农民了解“四留”政策后，要多留粮食，影响任务的完成。正如洪山县高家乡的干部说的：“要把‘四留’政策都宣传出去，群众要说不够吃，那怎么能完成任务呢？”他们心中有一个想法：“你先卖出粮食，让我完成任务，然后给你‘四留’”，于是，他们的工作部署首先是发动农民报实产量，对于“四留”政策只是泛泛的宣传。农民都发生了顾虑——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四留”是关系每个农民一年的生活和生产的问题，每个农民都是十分关心的，而干部只是泛泛的宣传，农民摸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不顾虑呢？
襄阳、黄冈等县的农民说的好：“‘四留’到底怎么个留法？留多少？留不留够口粮？还是要把口粮买走？”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农民普遍不愿报实产量。红安县凤山乡乡代表陈世源本来实收粮食七石二斗，他只报了六石七斗。枣阳县陈庄乡农民高在朝本来实收粮食十六石，他只报了十三石。由于农民不愿报实产量，有些干部感觉任务不好完成，于是采取政策服从任务的办法，降低“四留”标准（变为“二留”、“三留”等），或不合理的提高产量，变相的降低“四留”数量。这样一来，农民的顾虑更大，越发不愿意报实产量。宜都县共新乡农民许忠庆的单位面积产量是六百三十斤，他只报了三百八十斤。兴山县有个别乡隐瞒产量达实产量的一半或三分之二。一般农民这样说：“你留得够，我报得实；你要在锅里扣（即扣除口粮），我就在地里留（即瞒产）。”不少地区，工作不好开展。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发现这种情况后，及时指示各级党委，说明国家的粮食统购政策，就是统购农民的余粮政策。“尽量多购余粮”，必须在执行“四留”政策下进行。必须大胆地把“四留”政策向农民交代，农民就会自觉地执行政策。各级党委根据这个指示，召开紧急会议，扭转干部不敢把“四留”政策向农民交代和降低“四留”标准的思想。并且重新部署工作，首先把“四留”政策向农民交代清楚：在乡人民代表会上，民主讨论出一个“四留”的大概标准，然后根据这个标准根据每户农民的具体情况去执行。这样，农民的顾虑消除了，自愿实报产量，踊跃售出余粮。谷城县后营乡乡政委员张居谦原先怕报实产量，口粮不够吃，瞒了一石产量，现在听了干部讲清“四留”政策，他说：“我还瞒么产量，我留下的那一石余粮要添上去。”兴山县宝华乡原分配的购余粮任务九万斤，农民没有报实产量，计算只有余粮六万斤，干部交代“四留”政策后，农民都说：“早这样搞，早就报实了。”当下全乡开展一个“补报”运动（即把以前隐瞒的产量都报出来）。结果，该乡除了完成原分配的九万斤任务外，还多购余粮十万斤。
当然，在交代“四留”政策的时候，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发动工作。这个工作包括：一方面大张旗鼓的宣传“四留”政策，一方面提高先进分子觉悟，和实行串联发动。郧县杠子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开始，工作干部大张旗鼓的宣传“四留”政策，明确提出“先留后卖”，“留够再卖”，“留的足够吃，下余的就卖”。与此同时，工作干部首先对乡代表主任韩士勤进行售余粮的教育，提高他的社会主义觉悟，然后由韩士勤在一个乡的骨干分子（主要是贫农和新中农）会上作售余粮的报告。他和大伙一块算了自己的账：产粮二千四百一十一斤，除“四留”二千零三十斤外，还剩三百八十一斤。接着他说：“政府的‘四留’政策，不仅照顾了我的生活，还照顾了我的生产，我把余粮三百八十一斤全卖。”他的模范行为，影响了全体骨干分子都报实产量。其中党员王元华虽然在会上报实产量，想卖余粮一千一百斤，却害怕家里人的思想不通，因此产生顾虑。党支部书记钱正新发现这一情况，就帮助他去打通他爱人的思想。当二十七个骨干分子都报出实产量后，大家情绪高涨地说：“这样我们就好去发动群众，免得刮大风吃炒面，不好张嘴。”他们随即分头在互助组里串联发动。骨干分子龙永兴以自己的“产多少，留多少，卖多少”的事例，发动了贫农互助组长谢从善售余粮，谢从善又带动全组十五户售余粮。全乡通过这些骨干分子串联发动了十九个互助组售余粮后，掀起了全乡的售余粮运动。在枝江县大堰乡，原来由于“四留”政策没有很好的贯彻，从积极分子以至群众，普遍隐瞒产量。现在工作干部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宣传“四留”政策，一方面对支部和党员进行统购余粮的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要求党员在报实产量中起模范作用，接着依靠党员去串联发动了七十八个积极分子自愿报实产量，再从这里面培养典型，在群众大会上现身说法，教育群众，群众都纷纷补报实产量。全乡的每亩平均产量由三百八十斤实报到四百一十三斤。
在进行思想发动工作中，各地普遍碰到这种情形：农民长期过着小农经济的生活，平日对于吃和用都没有一个确数，现在忽然听到宣传“四留”政策，自己根据“四留”的标准该留多少时，有些人算不过账来，心里很紧张，害怕留得不够吃，不够用，企图隐瞒产量。在这种情形下，工作干部耐心帮助农民算生活消费账，消除他们的顾虑。兴山县五童乡二小村温发序互助组有二十七户，他们听说每人根据“四留”的标准该留多少时，有十五户算不过账来，都害怕留的不够吃，不够用，思想抵触很大。其中抵触最大的是中农组员王作福，他说：“我一天起码要吃一斤半。”工作干部和党支委帮助他算全年的生活消费账：假如按他自己说的一天要吃一斤半粮来计算，他一家大小六口人一年应该吃三千二百四十斤粮，可是他去年的收入只有二千一百九十一斤粮，还用了四百零九斤，实际上只吃了一千七百八十二斤，每人每天平均划不上十四两主粮，现在按留一斤粮的标准计算，应留二千一百九十斤主粮，比去年留的多。通过算账，他的思想通了，说：“这样算我心里才服，卖余粮也才高兴，只要够吃，谁还要瞒产呢。”其余的组员经过逐户算账，都感到“四留”够吃够用，报出实产量。
现在湖北省的粮食统购工作正在全面开展。从过去的一段工作看，要想做好粮食统购工作，需要加强对农民的总路线的教育——启发他们总结一年来的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在这一基础上，贯彻国家的粮食统购政策——“四留”政策，使农民认识这个政策既照顾他们的生活又照顾他们生产，和他们的利益完全一致，他们就会自觉地售出余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