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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从一九五二年三月起，苏联“哲学问题”杂志发动了一次心理学的讨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哲学问题”发表了这次讨论的总结。这个总结批评了心理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指出了心理学的正确道路，强调了正确运用巴甫洛夫学说对心理学的重要性，并且回答了心理学有没有阶级性、心理学的对象和方法等问题。原文较长，译出后曾作了删节。
论心理学的哲学问题（讨论总结）
苏联心理学者在解决心理学的理论问题时，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出发的。这首先就涉及到关于意识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的属性，是大脑活动的产物这一深刻的有根据的科学概念。
苏联心理学也确立了意识是人脑对物质的反映这一定义。不过尽管心理学者一般是想遵循着辩证唯物主义去研究心理现象，但他们还不能恰当地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不能肃清心理学中的落后现象。心理学者关于心理学的对象，关于心理学与生理学的联系竟提出了极其矛盾的论断。特别是在一九五二年夏季苏俄教育科学院主席团所召开的心理学会议上，更表现出了这种情形。
在第二次苏联心理学会议上（一九五三年七月），由于讨论心理学教科书大纲，心理学对象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但仍未得到一个使科学界满意的决议。
在“哲学问题”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也同样证明，在解决心理学问题上是存在着严重的意见纷歧的。
究竟摆在解决心理学理论问题道路上的困难原因何在呢？毫无疑义，这里大部分是由心理学对象的复杂性所决定的。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同样是一种阻碍。
苏联某些生理学者、心理学者、精神病学者，在外国反动学派的影响下，竟毫无根据地醉心于弗洛依德学说的反科学的概念，醉心于大脑病理学的
“理论”，顽固地鼓吹所谓心理技术学，说它是揭示人的秉赋、能力等等的锁钥。但心理技术学也像臭名昭彰的儿童学和弗洛依德学说一样，实质上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所广泛利用的那种反科学的种族主义观点的表现。
在心理学者的许多著作中有种种严重的曲解和不正确的倾向。而最严重、最有害的错误就是轻视巴甫洛夫关于人和动物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意义。
一部分心理学者认为，心理学这门科学仅是以一定的方式与巴甫洛夫的生理学发生联系，它本身却应建立在另一个基础——社会学的基础上。巴甫洛夫之所以转而研究人的高级神经活动是具有深刻的科学历史意义的，但他们对于这一点估价不足。加之巴甫洛夫的那些“门生”在运用巴甫洛夫科学成就上所做的工作又是极端恶劣的，他们违反这位最伟大的科学家的警告，把他所确定的应用于动物的一切东西，教条式地搬到人的身上来。从而他们在不可容忍地把对心理现象的解释加以生物学化的同时，又轻视了并庸俗化了巴甫洛夫的学说。鼓吹臭名昭彰的反射学，仿佛这就是巴甫洛夫关于人的行为的学说，其实恰恰是反射学否认了人类所特有的东西，否认了巴甫洛夫的心理学。心理学的
“左翼”取消派又与反射学者（可以说这是心理学的右翼取消派）联合起来了。他们庸俗地、反马克思主义地论述了人类发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制约性问题，他们把人的个体意识问题与社会意识、社会阶级意识问题混淆起来，几乎把人类本身设想成一种无实体的社会关系机能，设想成抽象的社会范畴的总合。根据这一点，就极力贬低巴甫洛夫的学说。
这类曲解大大地阻碍了心理学的发展，戕害了心理学理论问题的研究，而且也妨害了在实际应用心理学上所应达到的成就。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医学科学院为讨论巴甫洛夫生理学问题召开的联合会议曾对改造心理学起了某种推动作用。可是这种改造的实现仍然是极其缓慢的。
个别的心理学者甚至哲学家把心理现象与生理现象混为一谈，他们现在站在十分有害的取消派的立场上来研究心理学问题。他们主张，科学的心理学可以与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合并，说后者正在形成为研究动物与人的大脑反映工作的科学，他们认为心理学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对象，因此心理学作为一种特殊科学而存在是没有意义的。
与此相反，某些心理学者循着唯心主义的道路，根本否认巴甫洛夫学说对于理解心理过程的意义。那些拒绝应用生理学去研究心理现象的学者们破坏了心理学的科学基础，这同样会导致取消心理学这门科学，因为心理的东西已不再被评价为人脑的机能了。他们主张，心理活动是不能与神经活动相比拟的某种东西，认为巴甫洛夫的反射论对于理解心理活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把心理的东西说成是根本与神经过程相对立的一种特殊现象。
这两种被批判的概念的严重错误就在于，它们都会导致否定心理底可认识性。一种是由于否认了心理的东西，所以就取消了心理研究本身的任务。另一种是因为把心理的东西与大脑的工作对立起来，使心理的东西变成了一种超出科学认识界限的神秘现象。从而那些有意的或无意的不可知论的拥护者便成为巴甫洛夫院士的深刻正确的观点的反对者了。巴甫洛夫始终不渝地指出了生理学对于理解心理现象的意义，同时他从未否认过心理学这一独立科学的必要性。显然，上述两种立场都是错误的，是应当看作阻碍心理科学正确发展的东西而被抛弃掉的。
某些心理学者又错误地把心理的东西解消为生理的东西，用庸俗的唯物主义偷换辩证唯物主义，进而曲解和庸俗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那些主张取消心理的生理基础和那些把心理的东西与生理的东西对立起来的人，都是站在唯心主义、二元论的立场上的。
那些片面主张心理学是关于人们的社会、政治行为的科学，是关于人们的思想方式和社会发展，直到确立人的意识观点的科学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使心理学与生理学分隔开。从而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从这种观点出发，显然就没有必要应用巴甫洛夫的学说了。不消说，类似的社会学化的见解不仅不能帮助心理科学向前发展，反而只会妨碍心理学的发展，因此在本质上这同样也是一种对待心理学取消派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教导说，决没有任何特别的、能够不通过物质的神经过程而进行的心理过程。
列宁确定了研究心理的科学道路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本体，即神经过程”。（参阅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一○二页。）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神经过程是心理现象的本体。因此神经过程与心理现象是不能彼此混同的。
巴甫洛夫把自己几十年的创造活动都献给了神经过程的研究。他发现了动物与人底高级神经活动的规律，而且他在确定人的高级神经活动的特点时，提出了把生理现象与心理现象联系起来的任务。遵循巴甫洛夫关于动物与人的生理学说，把
“动物的高级神经活动”与“人的高级神经活动”区分开来，这是非常必要的。人的高级神经活动是一种性质特殊的神经活动，正如适应着这种特殊神经活动的人底大脑机构在性质上不同于动物的脑的机构一样。应当强调指出，借助巴甫洛夫学说，特别是两种信号系统的概念，在生理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有可能把人的高级神经活动作为社会实质来加以研究。研究者从这一关键出发而进入新的性质不同的领域。
巴甫洛夫著作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他揭示了高级神经活动的规律，奠定了科学心理学的基础。但是正像上面所指出的那样，不应当把心理学的任务认为是从一般的高级神经活动的观点出发去分析与解释心理现象，而不管所指的究竟是动物的高级神经活动抑或是人的高级神经活动。
我们所指的应当不是一般的高级神经活动，而是人的高级神经活动，不是那些表征着连动物都固有的脑的工作活动（抑制、兴奋、诱导、扩散、集中等）的一般生理过程，而是人的大脑的工作及其结构与机能的特点，并且要应用到心理动作的历程上（例如：暂时联系，即联想；痕迹反应，即记忆现象等），以确定其发生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实际上，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心理学才有独立存在的权利；即心理学研究的客体有自己的独特性，并且这一科学本身能揭示出人所固有的心理现象的规律的时候。以上所述的一切可供确定心理学与生理学所不同的特点。
心理学要研究人，研究具体的生理的存在物，虽然这种存在物是由社会制约着的。人在历史上是作为社会的物理个体行动着，而不是作为无实体的社会关系的体现者行动着。马克思写道：“人们是有历史的，因为他们必须要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是依据着既定的方法。这和他们的意识一样，是受
他们的生理的机构所制约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引文最末一句重点，为原文编者所加。）
不仅确定人（人们）的意识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联系，而且确定二者之间的差别，这对于给心理学这一科学的对象下定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不是要把它们对立起来，而是应当把它们区分开来。这首先是因为心理学的问题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常常与意识形态问题，与社会意识形式问题相混淆，而这是有损于科学的心理学的发展的。人的意识是心理学的对象，但是研究社会意识却是属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其它社会科学的领域之内的。研究社会意识及其形成与发展规律不是由心理学来进行，而是由历史唯物主义来实现的。
这样看来，心理学的客体是作为社会生物存在物的人（人们）的意识，首先是心理活动。
意识不仅是思维。人的活动的精神领域——心理活动——还包括意志过程，情绪、感觉、表象以及其它认识过程。
意识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周围的现实发生联系的工具，是人在世界当中的定向工具，是反映世界、认识世界的结果。
可是人不只在心理活动中反映着世界。他也作用于世界。人底能动性、积极性，是他的意识的创造性的表现。因此研究人的积极性（在实现这种积极性时，意识是起着指导作用的）成了心理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应当记得人的活动及其意识的一般基础。人的活动及其意识二者都是由生产方式底历史特点所决定的。
归根到底，生产方式（人们对自然力的关系以及人们彼此的关系）决定着人们的心理生活的特点，人的意识适应着这种生产方式的性质，执行着双重的作用——双重的、相互联系着的机能：意识是人们借以交际，并确定其对于自然的理论的与实践的关系的一种工具。同时人作用于自然——人与自然力的斗争，又帮助了人从动物界中划分出来。
为了确定心理学对象的特性，还必须特别注意下述这个问题：从意识内容的观点来看，研究人的内在世界，是否是心理学的对象？当然，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问题，然而每个人都很清楚，研究这个问题必须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转而研究社会历史性质的问题。在心理学的范围内，是能够而且应当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去研讨许多有关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的，而且这是具有巨大现实意义的特别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叫作个性心理学。但个性心理学问题是与社会科学紧密地联系着的，是不能组成心理学的全部内容的，就我们的观点看来，心理学主要应属于自然科学的领域。
有时心理学者使心理学问题的整个内容都服从于人底个性的研究。这样一来就会取消现在提出的按照谢琴诺夫、巴甫洛夫学说的方向来改造心理学的任务，同时也会使列宁关于科学的心理学应当力求解释心理现象，应当从分析神经过程出发的纲领性指示成为例外的仿佛无关重要的东西了。这是会给改造心理学的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的。心理活动的研究好像是被否定了，而只从历史唯物主义上来解释个性。
此外，问题的解决不应当是抽象理论的；必须考虑到对人的个性进行科学研究的实践。在这一实践中大半是对事物外部进程的单纯的描述和说明，一般地说来，所得到的结果是既非心理学，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这还不很明显么。
由于对个人意识内容的研究，就产生了心理学中的阶级性问题。
承认心理活动有阶级性，这在逻辑上就会恢复已被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著作所彻底揭露并粉碎了的马尔关于语言和思考有阶级性的概念。
那些从多方面决定着意识内容的阶级基础，并不决定心理过程本身的性质。心理过程，大脑的活动是没有阶级性的。它们具有全人类的性质，不同阶级、不同民族和不同种族的人们都是一样的。自然，它们也具有一些个别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在同一阶级，同一民族，同一种族的范围内并不比在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人们身上表现得少，或表现得较单调。这些个别特点并不取决于阶级性、民族性或种族性，而是取决于人们生活活动与生活条件的某些个别的特点，同时也是取决于他们的年龄特点，以及在心理活动性质上反映出来的健康状况等等〔注〕。关于心理的全人类性的原理是非常重要的。必须把这个原理具体地应用到如感觉、知觉、思维这些心理过程上，应用到情绪过程以及意志过程上。但同时也决不能把对心理过程的研究与人的个性，人的兴趣以及活动动机等（在这里会碰到那种可能有阶级基础的东西）完全割裂开来。除了应注意人们心理素质的民族共同性以外，还应该强调指出，必须在心理学中注意有关各不同民族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共同的东西。由此可见，心理学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决不只限于高级神经活动的问题。同样人类心理学的许多问题也牵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领域；其次应该注意个人意识内容问题和个人意识形成所经过的具体的自然的科学的途径问题间的相互联系。因此心理学的对象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心理学的对象毕竟是可以确定的。
那么心理学这一科学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
心理学是研究表现在人的活动与行为当中的意识，而意识是存在于人脑中的反映。心理学是面对着人的主观世界，确定心理现象的规律性的。心理学认为这些现象是以物质形式与意识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的高级神经活动的过程。
心理学是关于人的心理活动的科学，而心理活动是大脑的机能，是表现在人的行为当中的现实的反映。
心理学研究那些由反映过程、认识过程（这种过程是由高级神经活动，人的整个有机体的工作来实现的）所引起的，而同时又表示着人对其所反映的现实的态度（情绪的与意志的态度）的心理现象的规律性。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心理学研究智慧的、情绪的与意志的种种过程的内容方面。心理学这一关于人类意识客观规律的科学，也应当研究意识各个方面（认识、情绪与意志等方面）间的相互联系的规律。
人由于客观现实的影响与大脑的工作，才能在行动过程中反映世界，并且由于对世界的反映（认识）才能有意识地行动起来，因此心理学是研究那些作为密切联系着的过程（人的认识过程——人的行动过程）的心理活动。
必须补充指出，从这些过程的生理发生过程中所抽象出来的思维的规律性及其种种形式就形成了一种独立科学——逻辑学——的对象，而根据认识论的一般基础来说，心理学又接近于哲学。
在研究人，特别是研究人的意识时，必须考虑到人类发展的那些社会历史规律性，但这决不是说，研究必须超越于自然科学范围之外。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谈一谈机械学。众所周知，机器是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的要素，因而，它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可是在研究机器的工作，研究机器这种机械的效能时，则必然转向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例如机械学、物理学方面，而并不转向政治经济学或其它社会学科。
其次，应当谈一谈对待心理学术语的态度问题。
巴甫洛夫并不认为必须否认对智慧、感情和意志这些心理现象的传统评价。巴甫洛夫把联想、感觉、印象、记忆、表象、注意等概念都当做心理学内的合法的概念而加以应用。巴甫洛夫反对应用心理学的术语去从生理上来解释大脑的工作，但他却应用这些心理学术语去标明心理现象。这种见解在根据巴甫洛夫生理学来从事所谓重新估价与重新审查心理学术语与概念的事业上，却被我们导至某些虚无主义的倾向上去。
同样的一些高级神经活动过程（反射联系、兴奋过程与抑制过程、扩散与集中、正负诱导等）都可以在这些过程与大脑结构的不同的相互关系中，在不同的系统中以及在不同的联系中，引起或将引起各种不同的结果，即引起各种不同的心理现象，反之，各种不同的生理过程又可以引起一些相同的心理现象（例如，注意就是一方面由兴奋的泛化另一方面由抑制过程制约着的），这些都证明心理学是具有特殊性的。
同样必须说明，相同的一些心理现象，由于同一的神经生理动力与不同的脑的结构区域相联系
（例如记忆分为听觉记忆与视觉记忆等）也是各有其特殊性的。由此可见巴甫洛夫所确立的关于“力量的作用在空间的分布，动力之适应于结构”的规律性的论断，对于研究心理学问题是有巨大的意义的。
研究与第一信号系统相互联系的第二信号系统在意识形成上的影响作用问题，研究动力定型的意义及其在人的心理上的变化问题，研究人的性格在生活条件和他们气质等影响而发生的变化之下的形成与培养等问题，也同样不仅证明心理学是与生理学密切联系着的，而且也证明在心理学者面前是有着特殊的科学任务的。
同时必须指出，心理学如果完全离开社会科学，也是不能正确发展的。假如心理学脱离生活，心理学者不以社会发展的法则，不以建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法则为基本指针，那么就不可能正确地评价心理现象，正确地确定影响意识的方法，而且也不可能正确地培养与教育，并实现关于心理卫生措施的科学计划等等了。
可见，如果没有关于社会关系，劳动条件与人们生活的性质的知识，如果没有关于学校工作，学校教学计划，学生生活制度和工作量以及课内工作和课外工作相结合的特点的知识，如果不深入研究像组织和教育过程特点等等的问题，那么想解决儿童心理学问题是毫无根据的。
为了科学地研究这些心理学问题，必须理解那种作为人脑的反映客体的社会影响的范围。也必须理解在人所实现的多种多样的活动中定向的作用。
心理学者应当研究社会科学并吸取生活实践的知识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他们在基本上是限于在自然科学思想范围之内的。可是如果心理学对于社会基础以及基础对人的心理的影响性质没有应有的研究，那它就不能满足现代的要求。
另外，当研究个性心理学时，为了确定有关人的个性的形成、发展与改变问题上的方向，心理过程的知识又是必要的。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主观世界的。但是它利用着在科学发展实践中经过考验的客观的研究方法。巴甫洛夫在研究高级神经活动上所获得的成就便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心理学者中间有一种想法，认为客观的方法一般地是否认自我意识，自我观察等材料的。这显然是错误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不善于或不愿区别对主观东西的唯物主义的理解与唯心主义的解释之不同。他们把主观的东西轻视为只能歪曲现实而不能获得客观真理的某种东西。然而列宁却教导我们要记住把心理现象的主观性看作是具有客观意义的，就是说，是反映着客观现实的。列宁在给感觉下定义时，把感觉称之为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认识主体，这绝不一定得出关于人的主观世界本身的虚伪的结论。如果对主观状态的估计经过实践的检验，如果得到的结论作为科学资料来看是有实际意义的，那么自我观察的结果就不能不具有客观真理的性质。因此，决不能同意心理学会议所作出的那种无条件的决议，即“自我观察既不能认为是主要的心理学方法，也不能认为是补助的心理学方法”。自我观察可能是科学的，也可能是不科学的。如果自我观察是科学地进行的，那么自我观察就不应被排除在科学方法的武库之外；如果自我观察具有主观主义的性质，那么就必须把它从科学领域内清除出去。因此，问题是在于如何具体地实现自我观察。“一般地”提出问题——即不管自我观察的性质而提出肯定或否认自我观察的问题——这只会引起繁琐的和肤浅的争论。
其次，低估主观的东西就是歪曲马克思主义对抽象过程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永远是从现实的对象与现象出发的，而且据此从个别的东西与具体的东西中进行抽象。因此不能忘记，为了概括心理现象，也必须重视个体的意识。不属于具体的主体的心理是没有的。
主观的东西——人的心理——是实际存在着的。应当用客观方法研究主观的东西。可是自我观察也可能具有客观的性质，从科学认识论的观点来看，给认识划定范围，宣称人的世界即使对认识主体本身来说也是不可了解的，这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显然，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其它议论都是不可知论的表现。排除主观的东西是会碰到合理的反对的，而且是会离开对主观方法的斗争的。因此，这决不会促进，反而会阻碍反对主观主义和精灵论的斗争。依据巴甫洛夫及其关于必须分析心理的东西的指示，不要从主观出发，而要只用客观方法来研究高级神经活动。但不是别人，正是巴甫洛夫说，这种自我观察的材料是巩固了科学的。
从哲学观点上看，忽视主观的东西，只能使心理学离开辩证唯物主义而走上庸俗的唯物主义的立场。这不仅不能帮助，反而会阻碍揭露内省方法，阻碍粉碎心理学上的主观主义与唯心主义。
苏联学者正在提高科学思想的理论水平，肃清心理学落后于苏联共产主义建设要求的情况。这乃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加强反对资产阶级概念的斗争，加强肃清这些概念的余毒的影响，是与这一任务的完成密切联系着的。〔注〕顺便谈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心理学者在清
除伪科学——儿童学——之后，竟毫无根据地
放松了对心理的年龄特点的研究；同时必须承
认，把心理学者和精神病学者分隔开，是不正
确的，这阻碍了利用心理学上最重要的临床资
料。
（赵璧如、孙晔译自一九五四年第四
期苏联“哲学问题”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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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工作述评
向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作斗争
胜锐
宣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在目前党的报纸的全部宣传活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党的报纸不仅应当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并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生动事例，来阐明党在国家建设中的领导作用，阐明加强党的统一和团结、加强党的纪律的重要性，阐明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阐明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和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迫切意义；而且应当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各种表现进行具体的、深入的揭露和批判。只有这样，报纸才能教育全体党员提高警惕、提高觉悟，才能动员他们坚决抵抗和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为贯彻四中全会的决议而斗争。
河南日报在关于四中全会决议的宣传中，除陆续报道了各级党委召开会议学习和贯彻四中全会决议的情况外，曾着重地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某些表现展开了批判，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抓住带有普遍教育意义的典型事件，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河南日报向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进行斗争的一种方法。中共河南省委在领导学习四中全会决议的过程中，曾揭露了前郾城县委书记周刚和副书记焦光亮压制批评、打击陷害前郾城县委宣传部长王兆钧的事件，公布了处理这个事件的决定，并指示各级党组织广泛地开展学习和讨论，认真接受这一事件的教训。王兆钧被陷害的事件在河南党组织生活中虽然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个别事件，但是这个事件所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例如表现在周刚、焦光亮等人身上的个人主义思想和骄傲自满情绪，压制批评、目无组织纪律、破坏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行为，以及表现在前郾城县委会其他成员身上的无原则性、自由主义和取消思想斗争，则是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不少党员和某些党组织之中的。为使广大党员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河南日报根据中共河南省委的指示，对这个事件进行了系统的、连续的批判。在七月初旬至九月初旬的两个月内，报纸共发表了两篇社论和三十二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是各级党委包括地委、县委、区委和厂矿党委的负责同志写的。他们在文章中一方面联系王兆钧被陷害事件，比较深入地检查了自己所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对资产阶级思想在本地区、本单位党组织内的各种表现进行了广泛的揭露和批判。报纸通过王兆钧被陷害事件的宣传，着重地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这就是批判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骄傲自满情绪，分析了这些错误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及其对党的事业的危害；批判了拒绝批评和压制批评的错误行为，分析了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提高党的战斗力的作用；批判了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错误，阐明了贯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重大意义和具体措施。为了扩大讨论王兆钧被陷害事件的效果，报纸还曾针对部分党员认为四中全会决议是对高级干部的、或王兆钧被陷害事件同自己关系不大等不正确看法，以及一边学习一边仍然严重违反党的原则、损害党的团结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对于推动大家认真接受王兆钧被陷害事件的教训，进一步深入学习和贯彻四中全会决议，无疑是有帮助的。
结合当前工作和党的各种政策的贯彻来揭露和批判党员、干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是河南日报向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进行斗争的另一种方法。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必然会反映到实际工作中去；同时，只有结合实际工作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才更加具体，更为有力。河南日报从这一认识出发，注意以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来观察和分析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报纸在六、七、八月份，依据中共河南省委第四次工业会议的决议，在加强对实际工作情况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曾陆续地发表了有关工业生产的十二件较为重大的批评。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执行国家计划的。例如，六月二十二日和七月十三日先后揭露了焦作煤矿和观音堂煤矿随便压低和修改国家计划的错误。报纸批评了这些单位领导干部的本位主义、个人主义思想，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作风，指出企业领导者的任务是充分动员企业一切潜力，保证国家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不能用落后的指标和定额来对待国家计划，企图不费力地赢得“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荣誉。七月二十七日更突出地揭露了新乡市中原纺织公司以“预支”、
“下存”手段达到“均衡”生产，以修改纪录的办法来保持“优等”质量等一连串假报成绩欺骗国家的行为，并通过这一事件指出经济工作人员必须坚决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树立对党对国家的忠诚老实作风。有一部分批评是关于某些具体生产政策的。如六月二十四日批评了豫北纱厂领导上只顾完成生产任务，不注意劳动保护工作，以致造成不少女工流产的现象；八月三十一日批评了焦作矿务局领导干部骄傲麻痹，不重视安全生产，以致发生常口二号井瓦斯爆炸、伤亡职工二十五人的事件。八月二十六日发表的中共豫北纱厂委员会关于盲目增加工人看台数量的检讨，则揭露了某些企业领导人员赶浪头、华而不实的个人主义思想作风。报纸所进行的这一系列的批评，不仅能推动企业更好地完成国家计划，有助于党的安全生产等政策的贯彻，而且具体地宣传了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原则，反对了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作风。
河南日报关于王兆钧被陷害事件的批判和对工业生产中某些错误倾向的批评，在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提高阶级觉悟、提高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警惕性、推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根据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来改进工作等方面，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通过对王兆钧被陷害事件的讨论和批判，不少同志扭转了认为“四中全会决议是领导干部的事情，与自己无关”的看法。有的同志在写给报社的信中说：“原来对四中全会决议领会不深，现在比过去领会得深刻了，具体了。骄傲自满情绪如果不及时克服，就会发展到像周刚、焦光亮那样走向反党破坏党的罪恶道路。”不少同志联系郾城县委会所犯的错误检查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有的说：“过去认为自由主义没啥，现在认识到自由主义是个人主义思想的表现，它会直接助长错误倾向的发展，支持坏人坏事，结果会瓦解党的组织，也葬送了自己。”许多机关和党的组织在学习和讨论过程中严密了组织生活，发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了党内的政治教育。有的党委则作出了相应的指示和决议。在工业方面的一系列批评发表后，所有被批评者都作了书面检讨，并在实际工作中开始纠正错误。如中原纺织公司在报纸批评后，开展了一个忠诚老实运动，以后在这个基础上又进行了安全质量大检查，来改进管理，提高生产。豫北纱厂在报纸批评后，采取了措施纠正盲目增加看台数量的错误，并积极提高质量，减少断头，节约用棉，使得九月份单位成本比八月份降低了百分之二点一五。报纸所进行的批评，在广大群众中也得到了良好的反映。如中原纺织公司欺骗国家的行为在报上揭露后，公司不少工人就写信给报社表示拥护报纸的批评，并继续揭发了一些假报成绩的事实。
河南日报的做法证明了，抓住带有普遍教育意义的典型事件，以及结合当前工作和党的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来具体地、深入地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表现，是报纸贯彻四中全会决议、向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作斗争的有效方法。为了做好这个严肃的思想斗争工作，报纸编辑部必须紧密依靠党委，必须深入钻研党的各项政策决议，同时加强对现实生活的调查研究。河南日报在关于四中全会决议的宣传中，所以能较好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向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某些表现进行较为尖锐有力的斗争，除由于党委注意对这一工作进行领导外，也是同编辑部比较深入地学习了四中全会决议、进行了党性检查、整顿了思想作风分不开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是长期的斗争任务。河南日报还准备在前一时期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围绕当前各方面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如工业方面的忽视产品质量、浪费国家资金和违反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原则，农村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中的盲目乐观情绪和强迫命令作风，商业工作人员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经营作风，等等，继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表现。通过这种批判，报纸将不仅能够深入一步宣传四中全会决议，而且能够有效地加强党的生活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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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作家协会集会
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
十一日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纪念日，中国作家协会在这一天举行了纪念会。
参加纪念会的，有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北京各高等学校中文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文艺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其他文学艺术界人士、新闻出版界人士，外宾等共八百多人。
吴敬梓生于公元一七零一年，死于公元一七五四年。他的著作有“文木山房诗文集”、“诗说”（已佚）。此外就是流传二百年来深受人民喜爱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纪念会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主持。他致开会词说：吴敬梓写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二百年来影响深远；它无情地暴露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愚昧，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的在“八股制艺”下讨生活的文人，特别是它热情地赞美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富于反抗精神和创造才能的“小人物”。他说，表现在“儒林外史”中的进步思想，如果不和吴敬梓的身世、教养，以及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环境联系起来看，便不能充分地评量这一部杰出的小说的历史价值和它的现实的意义。吴敬梓出身于封建地主官僚的家庭，他对于“八股取士”制度的尖锐抨击，对于那些腐朽、愚昧的文人们的辛辣的嘲讽，在吴敬梓都是切身的经验，都是付出了极大的精神痛苦和思想斗争的代价以后所得到的认识。现实主义杰作的“儒林外史”的真实性，其根源就在这里。
茅盾指出，吴敬梓的爱憎是颇为分明的。他生活在满清皇朝的统治逐渐巩固而且达到所谓全盛的时代，却写了“儒林外史”，借明朝的故事而描写清朝“太平盛世”的封建皇朝的腐朽、丑恶的本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吴敬梓笔下所写的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大都是朴质、善良、热心肠的好人。吴敬梓用了赞美的笔调把他们写得栩栩如生。如果吴敬梓对于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人物没有真切的了解，没有热爱，便不可能把他们写得这样有血有肉，性格鲜明。
茅盾说，我们所处的时代，虽然和吴敬梓的时代大不相同，而这一部中国古典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在今天，不但为我们所爱好，而且还有不少可供我们学习的东西，这就是他的暴露矛盾、鞭挞腐化的和落后的，赞美人民的高贵品质的卓越的艺术成就，包括创造典型和文学语言的洗练优美以及独特的风格。
茅盾最后说，吴敬梓的思想虽然受到了时代的限制，有局限性，但是他在“儒林外史”中所表现的爱和憎，反映了封建皇朝的腐朽、丑恶的本质，我们分明看到了这部现实主义杰作的倾向性，我们应当从这些主要方面来评价“儒林外史”。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隆重地纪念“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逝世二百周年。
在茅盾致开会词后，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副部长何其芳作了“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的报告。他根据“儒林外史”的内容，分析了吴敬梓所批判的封建社会中丑恶的事物，吴敬梓的身世及他不和黑暗、腐朽的封建社会妥协、不向贫苦低头的性格，他的尊重个性，认为靠劳动养活自己是高尚的思想。他说，讽刺是小说“儒林外史”的一个突出的特色，这部小说在艺术的表现上达到了古典作品中的很高的水平，我们今天还应该向这部名著好好学习。
在何其芳报告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团的张凯、王扶林、蔡骧朗诵了“儒林外史”中的几个部分。
第3版()
专栏：
首都的冬季体育运动
首都的冬季体育运动已经开始。
每天清晨，第一班公共汽车还没有出厂，在宽阔的柏油路边，或是工地附近的旷场上，就排好了作早操和练长跑的人群。东单广场尤其显得活跃。北京电气生产合作社的青年工人们，以练习足球的基本技术作为他们工前的一种体育活动；许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在练习着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崇文门外是手工业工人聚居地区之一，在城门外的一块空地上，常有店员、年老的独立劳动者在锻炼身体；还可以看到羽毛球爱好者，在练习猛力的扣杀和机警的回击。一到中午和下午业余时间，工厂、学校、机关和公共体育场所的体育活动就更加热烈了。
为了迎接北京市全市篮、足球联赛，国务院、工会系统、学校系统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系统已开始了紧张的选拔比赛。单是十二月四、五两天，全市就进行了六十一场篮、足球比赛。参加各系统选拔的球队和人数，都有显著的增加。以国务院系统为例，今年参加选拔的共有八十二个队一千一百二十人，内中篮球六十五队、足球十七队，参加人数比去年参加相同项目选拔的增加将近十倍。
组织起来进行锻炼，是今年首都机关工作人员冬季体育运动的特色。据统计，在全市二十六个机关中，已实行了“机关工作人员锻炼标准”，参加的有二百四十五个锻炼小组，共两千六百多人。有些没有推行“机关工作人员锻炼标准”的单位，也在青年团的号召、组织下组成许多锻炼小组。很多从南方来的人，也组织起来进行锻炼。
溜冰的日子快到了。冰上运动也是一项引起大家兴趣的体育活动。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市总工会、园林处、公安局、卫生工程局和商业局已联合组成了冰场管理委员会，研究和加强冰场的管理和养护工作。为了满足广大溜冰者的要求，今年的公共溜冰场总面积将由去年的六万余平方公尺增至九万多平方公尺，新开辟了一些周末冰场。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的冰场将增加灯光设备，加开夜场。各冰场并将增设冰鞋租借处。待冰场开放后，每到周末或节日，都将分别举行花样、速度、和冰球等各种溜冰比赛，和约请外地的溜冰队进行对抗赛或表演。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还准备开办业余的溜冰训练班，培养溜冰运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