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向具有高度独创性的苏联歌剧学习
——“暴风雨”观后感
中央实验歌剧院院长 周巍峙
我很幸运地在北京看到了以苏联伟大的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命名的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的首次演出，演出的节目是反映苏联现代斗争生活的著名歌剧“暴风雨”。这个歌剧是由吉洪·赫连尼科夫作曲，是在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倡导与鼓舞下完成的，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并亲自参加创作工作，领导了首次演出。这次的导演、重新编剧者和演出者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艺术家兹拉托戈罗夫。
“暴风雨”是一部深刻地表现了苏维埃斗争生活中一个重要历史时代的史诗，它描写一九二○年苏联在击退武装干涉和结束国内战争以后的反革命匪徒叛乱事件。当时国内经济状况十分窘困，丑恶的社会革命党人安东诺夫和富农头子斯托罗热夫企图利用农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情况，利用某些中农对于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收集制的不满情绪，在唐波夫省煽起叛乱；他们妄称自己为农民利益的保卫者，采取各种阴谋手段来破坏工人阶级与广大农民之间的团结，企图颠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把黑暗的剥削制度重新压到苏联人民的头上。可是广大的农民（主要是贫雇农）响应党的号召，在党员李斯德腊特的领导下，坚决地拿起了武器，保卫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他们相信真理是属于英明的党，属于伟大的列宁的。最后工人与农民在一起像过去击溃了白党及外国武装干涉者一样，击溃了这次富农叛乱。那些曾经被阶级敌人欺蒙，对苏维埃政权发生误解的中农如弗罗尔·巴叶夫和安德烈依，也在残酷的斗争中，认清了富农阶级的凶恶面目和贪婪无餍的心肠，终于站到列宁的旗帜下，热烈地拥护党的新经济政策，拥护把余粮收集制改成了粮食税的新措施。他们感谢党为他们争得了和平，指出了实现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他们坚决表示要永远和党站在一起，为建设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彻底消灭残余的反动分子而斗争到底。列宁主义真理的无敌力量在这个剧本中得到了鲜明的有力的表现，成为整个歌剧的主导思想。这个剧反映的虽然是苏维埃人民的斗争，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同样是亲切的，它对中国观众同样具有伟大的教育作用。
这个牵涉到千百万劳动农民命运的社会斗争的巨大主题，被巧妙地通过比较单纯的事件表现出来。剧中的主要人物并不多，但都写得很生动，富有典型性格，其中有共产党员李斯德腊特一家，中农弗罗尔·巴叶夫和他的女儿娜塔莎。反动势力以富农头子斯托罗热夫和匪徒安东诺夫为代表。尖锐的社会矛盾在第一幕第一场就向广大的农民们明确地提出了：或者是随着安东诺夫和斯托罗热夫走死亡的路，或者坚定地站在列宁的旗帜下走和平幸福的路。作者通过中农和贫雇农内部思想的变化，通过对敌人阴谋诡计的不断揭露，把广大农民同反动派的斗争跟每个农民家庭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构成曲折动人的情节。斗争随着事件的发展而深刻地展开，戏剧的进行始终是紧张地抓住观众的情感，在这里应特别提到作曲家的成就。吉洪·赫连尼科夫用它明确而有力的音乐形象深刻地表达了主题思想，细致地写出了戏剧发展的生动的情景和人物的内心活动，深深地打动了观众。如一幕一场李斯德腊特扶着步枪唱的那段独唱，是苏维埃人勇敢性格的自然流露，他的歌声抒发出他对人民的关怀和热爱，以及对敌人的无限憎恨。而他对娜塔莎唱的那段俄罗斯民歌风格特别显明的曲子，又是那样亲切。他的弟弟连卡的几段抒情调则充溢着年青人的热情和对于幸福的生活的强烈渴望，他在看守斯托罗热夫时的歌声，则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胜利的愉快。特别在三幕一场他爱抚着娜塔莎时所唱的摇篮曲，是多么迷人呀！一幕二场李斯德腊特母亲靠着柱子在怀念她两只鹰（指他两个儿子）不知飞到何处的时候所唱的抒情调，使观众都为这个孤老婆子的困苦情景抱深切的同情。娜塔莎的许多抒情曲也都是动人的，特别是三幕一场描写她内心痛苦的独唱，更加使人感动。在音乐上要特别强调提出的是在列宁上场前后的两段乐曲，列宁同农民会面，使戏剧发展到高潮，列宁并没有唱，但他的精神在音乐上得到了明确的体现，一切气氛都在引向列宁的出现。热情的音乐激动着每个观众的心，激发起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敬。中农弗罗尔·巴叶夫向群众传播列宁真理，为了维护真理不惜牺牲生命的坚定意志，在他的歌声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歌剧中群众合唱的创作有着丰富的表现力。第一幕青年们漫不经意的歌声、富农与中农在一起的男声合唱和游击队的前进曲，在情绪上有强烈的对比，到第二幕群众合唱更是充分描绘了广大群众的复杂情感。在歌声中可以感到群众对富农分子和那些亡命之徒的愤恨和寻求真理的激情。当群众听到弗罗尔和安德烈依所带回来的真理的时候，大家喜气洋洋地唱出了非常优美的合唱，歌声柔和，情绪欢快，人们完全陶醉在新生活的美丽的想像当中。最后一幕的合唱是群众力量的迸发，显得特别坚强，这是列宁主义真理胜利的有力表现。在如何用音乐形象表现反面人物的思想感情方面，作者也得到了成功。他不是用某些形式上的夸张来表现反面人物（这在过去常常引起滑稽可笑的感觉），而是用音乐来表现他们狰狞而阴险的面目，和他们面临死亡时的绝望情绪。这部歌剧的音乐有着强烈的俄罗斯音乐的风格，它与俄罗斯古典歌剧现实主义传统和民间音乐的优秀遗产有着深刻的联系，整个音乐都很朴素，明快，非常动人地表现了这一具有高度思想性的戏剧内容。它是苏联反映现代生活的新歌剧的里程碑，对于中国作曲家，也给予了莫大的启示。
从这个歌剧的整个演出看来，可以看出导演和演员是坚定不移地遵循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科的原则来进行艺术创造的。他们用完全忠实于生活、忠实于思想内容的具有高度技巧的歌声和生动明确的舞台形象真实而细致地刻划了人物，在舞台上出现的都是性格鲜明的活生生的人物。李斯德腊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尤尼茨基饰）是一个非常朴素而坚定的普通党员的形象，他和人民在一起时十分亲切，自然，在指挥游击队转移时显得很沉着。当他和富农斯托罗热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艺术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坎杰拉基饰）对唱时，憎恨心情溢于言外；他向富农阶级发出了警告，于是回身命令队伍前进。自己背着枪走在游击队的前头，这就有力地表现了他的战斗意志。导演在处理游击队的出发，安东诺夫倨傲地上场，老朽的神父用十字架欢迎他等场有着很周详的设计，把两个营垒的对比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了。其他很多场的戏剧的安排都显出导演和演员们的创造性和高度的艺术修养。如在一幕二场李斯德腊特偷偷回家看望老母，了解家乡情况时，他和在富农斯托罗热夫家当雇工的兄弟在母亲面前相见时，是那样的老练，而他的弟弟连卡（拉得泽耶夫斯基饰）就显得幼稚了。他恨他弟弟和匪徒们在一起，同时又了解他弟弟是受了骗，因而同情他，争取他，爱护他。用匪徒们迫害人民、迫害他们母亲的事实，说服了连卡，使连卡开始觉醒。当他们哥俩在母亲面前和好后，母子三人相偎的靠着草垛从沉思到假眠，他们三人开始用“A”唱着三重唱后又改成“?”音完全达到引人沉思的效果。我们虽然不懂整个歌词，但可以从歌声中、从表情中看出他们的思想活动；哥哥想着当前人民的苦难和未来的美景；弟弟大概是在想着和娜塔莎结婚后的幸福生活；母亲则是在想着这两个儿子终于走到一起，和平生活能早些到来多好。当敌人搜捕李斯德腊特时，早由小鼓声给我们以预感，这音乐安排得很好。敌人冲进门后，富农逼视连卡时的静场（音乐也停止了）使观众也十分紧张；母亲在敌人没有进来前是紧张得站不起来，而当敌人真的进来了，母亲却能竭力克制自己，使自己镇静下来的表现，都非常明确。而当匪徒用马刀刺着正是李斯德腊特藏身的草垛的时候，富农斯托罗热夫又逼视着母亲的双眼，看母亲的神情，这时母亲内心虽然是极度紧张，而外表却很镇静。这一场戏整个都处理得很自然紧凑，能用非常精炼的舞台动作表现出每个角色非常复杂的感情。母亲是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扬科饰演的。
三幕一场的处理更是细致动人。娜塔莎（波达波夫斯卡娅饰）受了富农的欺骗，误认为连卡投了红军后，娶了一个女政治委员，而抛弃了她。她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这时她已有了孕了。别人都在耻笑她，到处只有她一个人，她羞惭、怨恨、恐惧、绝望。这一场开始时很长一个时间没有唱，只有音乐和后台轻轻的女声合唱在伴随着娜塔莎激动的情感。她坐立不安，痛苦地扔掉枕头，乱扯窗帘和幔子，她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无意中弄断了炉壁上放手巾的绳子，而激起了她上吊自杀的念头，想和她未出世的孩子一起死去。这一段表演是明确的、深刻的，使不懂得歌词的人也了解到它的内容，为她的遭遇感到同情，对敌人的阴谋感到痛恨。连卡突然到来安慰着她，用手轻轻地理着她的乱发，扶她躺下，慢慢地使她的精神安静了下来。连卡的摇篮曲使娜塔莎又沉醉在幸福的怀抱里。这场戏虽只有两个人在表演，但由于导演处理的适当和演员的艺术天才在观众中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这个剧的演出所以成功，特别是由于它正确地表现了伟大列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演员彼得罗夫饰）的令人崇敬的形象，他的上场在观众中引起欢呼；他与农民的会见，刻划了伟大列宁与人民的亲密联系。中农弗罗尔·巴叶夫
（杜达列夫饰）和安德烈依（凯得罗夫饰）的形象也是真实有力的，通过他们显示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对真理的追求和拥护，显示了伟大的列宁主义的光辉。
敌人的形象是毫无理性的、阴险的、狠毒的。该剧的作曲家、导演及演员对这个趋于死亡的腐朽的阶级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特别是丹钦科最好的学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艺术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坎杰拉基，在创造富农斯托罗热夫这个角色上是特别成功的，他把唱歌、舞台动作和这个将死亡的没落阶级的思想情感完全溶化成一体了。当李斯德腊特带领着游击队刚离开村庄，安东诺夫到来以后，他对看着的群众，洋洋得意地摸了一下胡子，表现了他的自信。他对人是十分残暴的，像狼一样凶狠。当他看到内部逐渐瓦解，更多的群众投向李斯德腊特以后，他想出离间农民和红军关系的阴谋，他最卑鄙的手段是欺骗娜塔莎，使她痛恨连卡。当他骗了娜塔莎，娜塔莎精神支持不住的时候，他一步一步地隐入安东诺夫的司令部里，那个形象是十分阴险怕人的。敌视一切、无恶不作是没落阶级的特点，但这只是临死前的挣扎，并不是真正可怕的。绝望的情绪统治了安东诺夫，也统治了他的整个匪帮，第四幕斯托罗热夫在森林的一场，很突出的表现了这点。过去那种气势一扫而光了，虽然他像野兽一样地狂叫着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但给观众的感觉却是完全绝望的。
这位天才的艺术家用人民的观点深入地刻划了这一可恶的敌人，燃起了人民对敌人的仇恨，最后他被捕，后乘连卡不备，刺连卡一刀的情景，更是提高了人民对敌人的警惕性。饰匪徒安东诺夫的别鲁根和饰柯索娃的贝列夫采娃也都能把那种丧失人性的那种亡命之徒的性格描写得很确切。
这个歌剧不但深刻地塑造了剧中的主要人物，而且通过戏剧的真实的发展，在处理群众场面上也表现了导演的思想性和艺术手法。第一场在安东诺夫匪徒即将来临，游击队在待命出发之际，在这种紧张的局面下，不同阶层和有不同思想看法的群众表现了不同的态度，有些群众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迷惘的情绪，更是很清楚。在第二幕当匪徒们去枪决被俘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农民时，由于农民对匪徒们的真相日益清楚，他们对敌人这种暴行表现了敢怒而不敢言的神情。当敌人强迫妇女为安东诺夫唱歌跳舞时，人们在匪徒鞭笞下跳起来，唱起来，但这不是跳舞唱歌，而是表示出人民内心燃烧着的愤恨和潜伏着的对敌人的反抗力量。而匪徒们的乱跳乱蹦，则又是穷途末路，精神失常的表现。四幕一场群众拥在一起歌唱新生活来临的场面，则又是另一种情景。可以看出每一个场面的处理，都表现了明确的目的性，也是很细致地充分地体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
乐队在音乐指挥斯拉文斯基（他是巴什基里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人民艺术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功勋艺术家）的领导下，对全剧的发展给予了恰切的气氛，序曲的演奏充分有力地表达了歌剧的主题思想，他们的演奏是十分高超的。
舞台布景和服装都非常生活化，但在艺术上又有了必要的加工，舞台色彩非常调和，而又合乎戏剧情节的需要。第四幕森林的布景和雷闪的效果，都给富农阶级的死亡造成了预兆。
中国人民特别是文艺工作者对于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来中国访问演出，感到莫大的兴奋。音乐剧院“暴风雨”的演出，无论在歌剧的创作、表演、歌唱及舞台美术工作等方面都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
我们深信中国新歌剧事业在苏联歌剧演出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苏联艺术家的帮助下，将会得到更迅速的发展。（附图片）
唐波夫省农民弗罗尔和安德烈依为探求真理，到莫斯科拜访列宁。列宁亲切地和他们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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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苗区一农家
谭军
今年国庆节前夕，我访问了苗族农民洪耀禄的家庭。
洪耀禄住在湖南省湘西苗族自治区吉首县的一个寨子里。群山像城墙一样拱卫着这个苗寨，一条清澈的溪流从寨里穿过，一层层的梯田，有的一直伸展到山顶，有的又落向黑糊糊的山脚下去了，像蜘蛛网一样。
这就是小溪乡。
当我踏进寨子里，天色已经大黑了。洪耀禄家里，只有他的父亲在屋里。他虽说是五十七岁的人，但脸孔又黑又胖，肩膀又宽又厚，比较去年我见他时，更显得健壮了。他见我走进来，热情地说着：“好久没见你来，好盼望，今天盼望到了！快歇歇！快歇歇！”接着，他告诉我，洪耀禄和妻子石元英都到农会开会去了。
房子里虽说还是老样子，但收拾得挺干净，堂屋的墙壁上，贴着毛主席像和好些画。毛主席像的下面，还钉着大的小的许多长方形的闪眼的红布条，这是洪耀禄上省里、县里开会的代表证。地板上高高的堆着一尺来长的丰硕可爱的苞谷穗子。
洪耀禄的父亲可健谈啊！他的话像决开了河堤的水一样哗哗地流出来：“今年这个年成，雨没有歇脚，山里总发水，我的一丘三亩的冲田，禾被水抹倒了，另外三亩田，正在扬花打苞的时候，又遭雨洗，要是过去，哪想还有收成？可是今年还是满满的收得了十五运多些干谷（一运谷约合一百三、四十斤）。”
他稍微停了一下。“互助组硬是好，人多力量大。我的禾被水抹倒，一等退水，互助组只用半天就把它全扶起来了。”说到这里，洪耀禄和石元英两口子，有说有笑的回来了。一进门，他俩同样热情爽朗地说：“谷收进了屋，这次来我家里，该多住几天了。”
洪耀禄没等我发问，就把他们开会的情形告诉我。讲到棉布计划供应，老头子听着听着就讲起解放以后穿衣方面改善的情形来。他说：“拿我家讲，解放以前，要吃的都没有，拣得几斤棉花，心里想留着织点布穿，到头总是忍心拿了上街换回吃的来。现在有了毛主席领导，翻身了，吃的不用操心，拣了棉花，也就可以自己织些布穿了，有时还要上合作社买布回来。单只耀禄去年就买了两丈多，缝得三件新衣服。我的小孙孙‘道生’通身穿的都是买来的，红花的布，绿花的布，缝的通身是新，通身是花……”。
他一家子要上坡去摘苞谷和挖土，准备秋种，天刚大亮就煮好了早饭。
吃饭的时候，大碗小碗摆上一桌子。“要是解放以前，想吃大米饭和这样有咸味的菜，除了过年过节那是没有的。”怕我不明白似的，洪耀禄特意对我说明。
话题一接触到过去，苦水可就多啦。
洪耀禄家祖祖辈辈给大恶霸地主“九千九”（意有九千九百运谷田）洪格六种田，面对黄土背朝天，成年累月没早没晚地做，一年还吃不上三十天的大米饭，总是吃野菜杂粮过日子。虽然还有四十挑桐子地，可是，在伪政府时期，四十挑桐子还换不上六百斤大米，到后来甚至没有人要了，他一家子也就无心经营。到解放前的头一年，就全部毁了。又加上国民党的苛捐杂税繁多，如什么月月捐、门牌捐，捻子费等等，洪耀禄每年光月捐就得出三斗多米（一斗合四十市斤）。这样，他家的生活更是一天不如一天，每天靠卖柴换得半饱，逢年过节才能舐舐“盐包”，尝尝盐味道。
解放后，洪耀禄家的生活就一天天好起来。他家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三亩六分田，四块山坡，又参加了互助组，田里地里年年得到了好收成。单一九五三年，田里满满打了十二运干谷，地里收的苞谷杂粮也是成挑成担的，山里还劈了一万多斤木柴，卖得五十多万元，从去年秋收到今年春天，他的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的收入，合成谷共有三千二百多斤。
丰收给这个苗族家庭带来了幸福的生活。从一九五二年秋收以后，他家每年就有七个月时间能吃上白米饭。以前箩子里经常没盐装，现在每月能吃上四斤盐了。过年过节时，吃肉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了，去年春节，第一次杀了一头一百斤重的猪过年。以前，十冬腊月没有鞋子穿，冻得脚板裂开，冒着血珠；现在全家有了三双胶鞋。钢笔和手电筒也有了。前年和去年冬天，全家大小都做了新棉衣。
过去毁了的桐林也重新恢复过来，还扩大了十挑桐子的山地，桐树已长得一人高，再过两三年就可成挑成挑的收捡桐子，这将更进一步改善洪耀禄全家的生活。现在的生活用当地苗族农民的话说：
“比过去可就翻了个大跟斗。”今后的日子自然还会过得更美的。
使得他全家最满意和全寨群众最羡慕的还是：洪耀禄和石元英夫妻俩亲密得活像一个人。他俩不论在思想上、在工作上、在生产上都是好样的。
还在土地改革时，石元英十八、九岁了，在劳动方面，粗的细的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寨里的青年人人都爱她。可是她只爱一个人。
那时，洪耀禄是青年团员，乡里的治安委员，在打土匪、斗争地主中都特别积极。他和石元英经常在一起开会，夜晚又一同上夜校读书。石元英不会写和不会认的字，他总是耐心帮助石元英。就这样，两个人在工作中和劳动中慢慢就互相爱起来了。没有好久，这一双爱人就结婚了。
一家子吃完了早饭。
石元英抱着她那七个月的肥胖小儿——道生，喂饱了奶，就匆匆送到互助组的抱娃娃组去。洪耀禄拿起石元英穿的草鞋，套好了草练，又把草练捶得软软的。“你好疼元英啊！连她的脚皮都怕挂破了！”我开玩笑似地说着，洪耀禄微微笑着，脸上泛起了一点红晕。这时洪耀禄的母亲收拾好了碗筷，颇为感慨地对我说：“抱娃娃组真是好。在过去，我上坡生产，背上要背着小儿，头上太阳晒的出汗，肚子炙的火热火热，大人小儿都吃亏，生产也搞不好。现在有儿子送到抱娃娃组，免得做娘的操心。”指着那在太阳光的映射下闪闪发亮的丰硕的苞谷穗子，洪耀禄父亲接着也说：“听毛主席的话总是没有错，组织互助组，生产生活都得发展，往年，我忙了田里，就顾不了地里，那里能种这么多苞谷，今年子我的苞谷满满收了二十挑啊！”
经过总任务的宣传教育，社会主义的光芒照亮了整个湘西苗族地区。他们的互助组预备用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争取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洪耀禄一家子为了争取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准备把六亩田都种上油菜、荞子、麦子等秋作物，保证超额增产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化，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
我走出他家时，洪耀禄夫妻俩背着锄头上坡去了，他的父亲也背着箩，上坡摘苞谷去了。
社会主义的美好远景，鼓舞着苗族人民和祖国各族人民一道前进。我为这一个苗族家庭五年来的变化，不，这是整个苗族人民日新月异的变化，深深激动着。变化多大啊！还在不停不断的变化，再过几年，又会比今天好多少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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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王崇伦、孟泰、张明山
积极带动广大职工努力提高产品质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王崇伦、孟泰、张明山等回到自己所在的生产单位后，积极带动职工们为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提高产品质量而努力。
王崇伦所在的工具车间的工人，都提出要积极生产、多找窍门，更好地向王崇伦学习。工人们在车间里挂上了提前十五天完成第四季度生产计划的巨幅标语。十月份，他们已超额百分之十五完成了任务。全车间的车工还普遍掌握了科列索夫车刀法，这种车刀法的吃刀量深、送刀量大，能提高工作效率两倍。
老英雄孟泰一回到炼铁厂，迎接他的是一连串新的生产成就。第三季度内，全厂在减少残铁和唐麻铁方面，为国家节约了三十多亿元的财富。当孟泰回厂参加了生产后，职工们生产的热情更高了，每日生产纪录表上，绝大部分都是用红笔记的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的好消息。七号高炉二十三日创造了开工以来的新纪录，日产量超过国家计划百分之二十点八，质量全部为一级制钢铁。十月一日开始出铁的六号高炉，已提前三天零二十三小时完成了十月份国家计划，并为国家多生产了三千多吨铁。
张明山回到小型轧钢厂后，带动职工为提高钢材质量而努力。许多职工都把提高钢材质量当成了自己头等的任务。压延工人宋秀家说：“我们多出一根废品，就要给国家造成一分损失。”他所在的乙班，过去往往每天要出八、九根甚至十几根废品，现在一般只有一、二根，有时做到一连几班不出废品。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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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公立医疗机构聘请中医师参加工作
湖南医学院邀请中医报告中医学的发展
杭州市很多公立医疗机构已聘请中医师参加工作。杭州市公费医疗预防中心门诊部自设立中医科和针灸科以来，根据一千多个病例的临床观察，用中医中药治疗神经衰弱、肌肉和关节风湿症、习惯性头痛、面神经麻痹及各种神经痛成效显著。杭州市公费医疗预防中心门诊部为了研究中药性能，还设立了中药配方部，有专人负责煎药和采购中药。浙江杭州疗养院特约针灸医师参加治疗工作。根据一百多个病例的长期临床观察，针灸疗法对于一般医药少效的疾病，如神经衰弱、胃肠机能病及肌肉与关节风湿症等都有显著效果。该院的特约针灸医师并研究用针灸疗法治疗肺结核症，证明能减轻症状，使病人食欲振奋、体重增加，早期恢复健康。杭州市第一医院等较大医院已开始和中医建立联系，邀请著名中医师对疑难病症进行会诊。现在，杭州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正在积极筹设中医门诊部，杭州市第一、第二医院正在筹设中医科，聘请著名中医师参加治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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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医学院于十月二十二日，邀请长沙市中医学会主任委员、长沙市中医院院长李聪甫到院作关于中国医学发展的报告。参加听讲的有该院内、外科教授、讲师、助教和湖南省立医院、长沙市立医院的西医师共二百八十余人。
湖南医学院自从今年八月间传达了全国高等医学教育会议的决议以后，教学人员和医师思想上初步认识到了祖国医学的重大价值，以及学习中医学和整理祖国医学遗产的重要意义。许多人都要求了解祖国医学的历史，学习与研究中医的医理和治疗方法。因此，该院药理教研组特请李聪甫院长作这次专题报告。这一报告将分三次讲完。以后，该院还将继续邀请中医师作关于中医医理和药物治疗方面的报告。 （本报湖南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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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举办有关台湾问题讲座
江苏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和中国地理学会南京分会联合举办的“台湾——祖国的宝岛，我们一定要解放它”讲座，受到群众欢迎。到目前为止，讲座已讲演二十七次，听众近两万人。讲座从台湾的开发历史、居民组成、地理位置和国际协定等方面说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并介绍了台湾的自然条件，丰富的物产和资源及台湾人民在美国侵略集团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统治下的苦难生活情况。（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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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部发行苏联展览会纪念邮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为纪念北京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从十一月七日起陆续发行纪念邮票一套。邮票图案是苏联展览馆，分黄色和红棕色两种，面值为八百元，用胶版和凹版印制。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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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
冯雪峰
在十月二十八日的“人民日报”上袁水拍同志严厉地批评了“文艺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中所采取的错误态度。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是把“文艺报”的这个错误的实质和严重性完全揭露出来了。
这个错误完全由我负责，因为我是“文艺报”的主编，而且那个错误的编者按语是我写的。
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直到今天，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仍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泛滥着、发展着，在阻碍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上的发展和胜利，——这现象，我也完全不认识。对于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一些著作，我仅只简单地把它们看成是一些考据的东西，而完全不去注意其中所宣扬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例如袁水拍同志已经指出，在去年第九期“文艺报”“新书刊”栏中，就曾经发表了向读者推荐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文字，在发稿时我也只是把这本书当作单纯考据的作品的。
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同时也说明我在这方面完全没有认识自己的责任，竟至玩忽自己的工作，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因为“文艺报”是一个以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积极开展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
但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决不止此；同时所以产生这个错误，还有我自己的思想根源。问题的严重不仅在于我平日对于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在泛滥的现象熟视无睹，问题的严重更是在于当李希凡、蓝翎两同志向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唯心论开火的时候，我仍然没有认识到这开火的意义重大，因而贬低了李、蓝两同志的文章的重要性，同时也就贬低了他们文章中的生气勃勃的战斗性和尖锐性，贬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新生力量。这错误的最深刻的原因在哪里呢？检查起来，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柢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平日安于无斗争状态，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特别严重的是我长期地脱离群众，失去对于新事物的新鲜感觉，而对于文艺战线上的新生力量，确实是重视不够，并且存有轻视的倾向的。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当我受到说我轻视新生力量的严厉批评时，我最初心里还迷惑，以为我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但这正是我的包袱，阻碍我去从思想上认识问题的本质。现在我认识到，忽视和轻视新生力量的倾向，是有我自己思想上的根据的。这种忽视和轻视新生力量是最错误的思想，是最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在这上面也最深刻地说明了我的作风和思想是有着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的联系的。作为一个文艺刊物的编者，存在有忽视和轻视新生力量的深刻的意识，怎么能够不犯严重的错误呢？
这样，我在处理李、蓝文章的问题上，第一个错误是我没有认识到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重的思想斗争，表现了我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投降。第二个错误，更严重的，是我贬低了他们文章的战斗意义和影响，同时又贬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也是文艺界的新生力量。当我现在开始认识到这错误的严重性时，作为一个刊物的编者和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我感到责任的重大，感到深刻的犯罪感！
在这次错误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
“人民日报”在批评中还继续指出：“许多报刊、机关有喜欢‘大名气’、忽视‘小人物’、不依靠群众、看轻新生力量的错误作风。文化界、文艺界对新作家的培养、鼓励不够，少数刊物和批评家，好像是碰不得的‘权威’，不能被批评，好像他们永远是‘正确’的，而许多正确的新鲜的思想、力量，则受到各种各样的阻拦和压制，冒不出头；万一冒出头来，也必挨打，受到这个不够那个不够的老爷式的挑剔。”我觉得这个批评也是完全合乎事实的。我在“文艺报”犯了轻视新生力量的错误，特别应该引起文艺界的注意和得出深刻的教训。
我所犯的这个错误，也是和“文艺报”平日工作上许多错误和缺点有联系的。在我的一些错误的思想和一些不好的作风的影响下，“文艺报”的编辑工作上就产生了许多如“人民日报”所批评的现象。比如：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细心倾听群众的意见，极少发表反驳“文艺报”上的文章的文章，没有去展开自由讨论，在偶有自由讨论时也表示了偏见，以及编辑部在作风上的自以为是、主观主义、狭隘观念、认为自己“正确”、老大的态度、
“权威”感，等等。这样，就必然不会很积极地去扶植新生力量，以致日渐养成轻视新生力量的倾向。
现在我们必须有决心，在党的领导和严厉批评之下，来迅速地彻底地改正我们的错误，革除陈旧的作风，使“文艺报”名符其实地成为一个具有思想性与战斗性的刊物。
这次的错误，我的责任特别重大，我完全接受党报给我的完全正确的严厉批评，我决定在实际工作中改正我的错误并改造我的思想。同时我也代表整个“文艺报”编辑部表示接受这个批评，并根据这个批评来彻底整顿“文艺报”的工作。坚强的筑路战士杨海银新华社记者 林 田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修建康藏公路的部队里，有一个名叫杨海银的青年战士，他在修路中折断了一条腿，经过治疗和苦练后，仍然坚强地守住了他的工作岗位，他的身体虽然残废了，但他建设祖国边疆的热情继续燃烧着。
杨海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七年了。一九五一年，他所在的部队到了康藏高原以后，一直担负着修筑康藏公路的任务。由于他有着为藏族人民服务和建设祖国边疆的热情，在筑路中研究和创造了很多先进的操作方法，被评为特等功臣。部队刚从内地来到金沙江以东地区时，大家都不习惯在空气稀薄的地区施工，掌握各种工具的操作技术都很困难。杨海银却是掌握打大锤要领最快的一个，在拔海五千多公尺的雀儿山上，他抡起八磅重的铁锤一气打了一千多锤，被战士们称誉为“千锤英雄”。在邦达草原施工时，他担任着班长的职务，他帮助本班战士创造了钢钎穿草皮的操作方法，使挖草皮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倍多。在怒江西岸，部队没有开松石的经验，他学习兄弟部队创造的方法，并加以改进，推广到全营全团。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的晚上，他正在一个十多公尺高的土坎下工作，土坎上面被火烧化的冻土，突然塌下来把他埋住了。当战士们把他从土里救出来的时候，右小腿的骨头已经折断了。他一面叫战士郭德生拉直他的腿，一面坚定地对班里的同志说：同志们！别难过，过几天我还会和你们一起工作的。
杨海银到了休养所以后，曾经这样想过：年青青的就成了残废，还能参加边疆建设吗？但他却一直没有忘记修路工作，班里战士们努力干活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记忆里，他仍然日夜苦思着改进操作技术的窍门。有一天团党委派组织助理员来慰问他，临走时给他留下一本描写志愿军女英雄张道华的书。他读了这本书以后，被这个姑娘的英雄事迹感动了。他暗自想道：张道华双眼失明还学会写文章继续给人民工作，我断了一条腿就灰心了吗？第二天他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团长柴洪泉，把他费了两三夜功夫想出来的辘轳吊石头的办法，画了一个图，建议下期工程开石崖时采用。
以后，他看了苏联“真正的人”的故事和电影，决心练习走路。开始扶两根拐杖走不几步就摔倒了。他继续爬起来再练，当他发觉右脚可以支持住一些力量时，高兴得叫道：可以开步走了。于是开始丢掉一根拐杖。过了几天，又丢掉另一根。每天在休养所后面的小山上练习上下山走路，三个月以后他终于出院了，但右腿已比左腿短一寸多。团里要他回内地去，他一再请求继续留在部队。这时部队正准备转移工地，他每天都练习爬陡坡准备行军，虽然指导员几次谈话要他继续休养，他还是坚持着和大家一起转移。
开工以后，他和其他同志一样在十七公尺高的绳梯上爬上爬下，参加各种筑路工作。昼夜轮班施工的日子里，他和战士们一起下到六公尺深的炮眼里抡锤，已经没有人能觉察到他是一个曾经断过腿的人了。他的坚强意志鼓舞了全连同志的劳动热情，他所在的班始终保持着全连工作效率最高的荣誉。
第3版()
专栏：
坚强的筑路战士杨海银
新华社记者 林田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修建康藏公路的部队里，有一个名叫杨海银的青年战士，他在修路中折断了一条腿，经过治疗和苦练后，仍然坚强地守住了他的工作岗位，他的身体虽然残废了，但他建设祖国边疆的热情继续燃烧着。
杨海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七年了。一九五一年，他所在的部队到了康藏高原以后，一直担负着修筑康藏公路的任务。由于他有着为藏族人民服务和建设祖国边疆的热情，在筑路中研究和创造了很多先进的操作方法，被评为特等功臣。部队刚从内地来到金沙江以东地区时，大家都不习惯在空气稀薄的地区施工，掌握各种工具的操作技术都很困难。杨海银却是掌握打大锤要领最快的一个，在拔海五千多公尺的雀儿山上，他抡起八磅重的铁锤一气打了一千多锤，被战士们称誉为“千锤英雄”。在邦达草原施工时，他担任着班长的职务，他帮助本班战士创造了钢钎穿草皮的操作方法，使挖草皮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倍多。在怒江西岸，部队没有开松石的经验，他学习兄弟部队创造的方法，并加以改进，推广到全营全团。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的晚上，他正在一个十多公尺高的土坎下工作，土坎上面被火烧化的冻土，突然塌下来把他埋住了。当战士们把他从土里救出来的时候，右小腿的骨头已经折断了。他一面叫战士郭德生拉直他的腿，一面坚定地对班里的同志说：同志们！别难过，过几天我还会和你们一起工作的。
杨海银到了休养所以后，曾经这样想过：年青青的就成了残废，还能参加边疆建设吗？但他却一直没有忘记修路工作，班里战士们努力干活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记忆里，他仍然日夜苦思着改进操作技术的窍门。有一天团党委派组织助理员来慰问他，临走时给他留下一本描写志愿军女英雄张道华的书。他读了这本书以后，被这个姑娘的英雄事迹感动了。他暗自想道：张道华双眼失明还学会写文章继续给人民工作，我断了一条腿就灰心了吗？第二天他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团长柴洪泉，把他费了两三夜功夫想出来的辘轳吊石头的办法，画了一个图，建议下期工程开石崖时采用。
以后，他看了苏联“真正的人”的故事和电影，决心练习走路。开始扶两根拐杖走不几步就摔倒了。他继续爬起来再练，当他发觉右脚可以支持住一些力量时，高兴得叫道：可以开步走了。于是开始丢掉一根拐杖。过了几天，又丢掉另一根。每天在休养所后面的小山上练习上下山走路，三个月以后他终于出院了，但右腿已比左腿短一寸多。团里要他回内地去，他一再请求继续留在部队。这时部队正准备转移工地，他每天都练习爬陡坡准备行军，虽然指导员几次谈话要他继续休养，他还是坚持着和大家一起转移。
开工以后，他和其他同志一样在十七公尺高的绳梯上爬上爬下，参加各种筑路工作。昼夜轮班施工的日子里，他和战士们一起下到六公尺深的炮眼里抡锤，已经没有人能觉察到他是一个曾经断过腿的人了。他的坚强意志鼓舞了全连同志的劳动热情，他所在的班始终保持着全连工作效率最高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