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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英雄的国家和英雄的人民致意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萧华
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我有机会荣幸地作为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中国青年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访问了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在这个可敬爱的国家里，我仅仅逗留了十天，但阿尔巴尼亚人民深厚的国际主义友情，却使我永怀难忘。际此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十周年纪念日，我们谨以无比欢欣的心情，对于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十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获得的辉煌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向雄伟地屹立在东南欧、捍卫着世界和平的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人民军，遥致亲切而崇高的敬意！
阿尔巴尼亚是英雄的国家。由于它的战略地位和自然富源，历史上一直为异族侵略者所垂涎。目前，还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威胁。但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一切侵略者、统治者威胁、镇压、屠杀的面前，从来没有屈服过。阿尔巴尼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人民反抗本国及外国奴役者斗争的可歌可泣的历史。早在第四世纪，阿尔巴尼亚人民曾经反抗过罗马帝国的统治，十五世纪时土耳其的军队侵入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民族英雄斯坎德培格领导之下，为了反对奥托曼帝国的流寇，曾经英勇地斗争了二十五年，并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法西斯意大利和德国的疯狂侵略，阿尔巴尼亚人民曾遭受到空前的灾难，而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就更加强大了。特别是一九四一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现称劳动党）成立以后，人民斗争的力量，在共产党和恩维尔·霍查同志坚强的领导之下，更加飞速地壮大和发展起来。一九四三年正式组成了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军，猛烈地展开了打击法西斯的顽强战斗，胜利地击破了占领军的“扫荡”，在自己的国土上，牵制了二十五万占领军，其中包括四个德国师，并使占领军损失了五万三千多人。一九四四年苏联军队给予希特勒匪军以毁灭性的打击，解放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在这个有利条件下，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全部解放了自己的国土，建立了人民政权。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正式成立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的人民从此获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阿尔巴尼亚不仅在历史上是个英雄的民族，今天也站在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最前线。当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是极不甘心的，它们极端仇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胜利，把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视为“眼中之钉”。一面公开组织以武装进攻阿尔巴尼亚为目的的侵略性的军事联盟，不断地以武装力量在阿尔巴尼亚国境寻衅，一面千方百计地加紧进行各种间谍活动，阴谋颠覆阿尔巴尼亚人民政权。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作为以伟大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警惕地粉碎了敌人的一切罪恶阴谋，像花岗岩石般地屹立在亚得里亚海海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世界和平事业作了自己最大的贡献。阿尔巴尼亚离中国虽有万里之遥，但是和中国人民却是休戚相关、患难相知的亲兄弟，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自己有了这样一个英雄的兄弟之邦，而感到光荣和骄傲！
阿尔巴尼亚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在短短的十年中，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伟大苏联的无私的帮助下，在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支持下，在自己敬爱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领导之下，进行了忘我的劳动。在战争的废墟上，正在把一个极为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中国人民熟悉：在工业方面，解放前，阿尔巴尼亚只有一些规模不大的属于资本家的工厂和矿山。经过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两年计划，一九五一年开始实行的五年计划，现在，阿尔巴尼亚已经建立了属于全民所有的具有现代化技术设备的新工业。不仅建立了巨大的纺织、制糖、木材、水泥、轧棉、碾米、烟草、玻璃等工厂，还建立了新型的石油精炼厂和采煤业。阿尔巴尼亚第一个水电站——列宁水电站早已完工，以霍查同志的名字命名的巨大的水力发电站将在一九五五年建成。过去，运输几乎全靠牲畜，现在已筑成四条铁路和许多公路，火车和汽车使阿尔巴尼亚的交通运输业发达起来。一九五四年年底，工业总产量将增为战前一九三八年水平的十一点四倍。在农业方面，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分到了十七万二千多公顷的土地，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战前耕地面积只有三千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一九五四年播种面积比战前扩大百分之六十九点七。在苏联的援助下，国家建立了国营农场和拖拉机站，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纷纷组织起来了。在古老的阿尔巴尼亚的田野上第一次出现了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比重迅速增加。政府还采取了农业贷款和兴修水利的办法帮助农民，因而使农业生产超过战前百分之三十以上。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阿尔巴尼亚劳动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也得到了改善。一九五四年居民得到的糖要比一九五○年多百分之六十八，肉类和鱼类多百分之三十七点八，棉织品多一百零一点一，毛织品多百分之七十三，皮鞋多百分之一百三十七点三。在教育和文化方面，解放前国内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是文盲，现在进行了文化革命，一九五三年全国实行了普及教育制，并正在逐步实施七年义务教育制度。一九三八年国内只有六百四十三所小学，十一所七年制学校和中等学校，而在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学年，小学的数目已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所，七年制学校和中等学校已增加到三百四十三所。开办了六个高等学校。此外还建立了阿尔巴尼亚历史上第一个科学院，建立了农业研究所和水文气象所。文化宫、图书馆、阅览室已普遍建立起来，首都及各大城市还修建了剧院、电影院。一九五三年医院数目为一九三八年的六倍以上。国家拨了数以百万计的里克（阿币）用于职工的社会保险和妇婴保健事业。人口增加率每年上升，死亡率每年下降。最近五年阿尔巴尼亚还实行了三次减低物价，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较之战前大大提高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成就，必将使阿尔巴尼亚人民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英雄的阿尔巴尼亚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正是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所走的和平经济发展的道路。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创造性的劳动的成果，再一次给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榜样，对于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中国人民为勤劳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而深深地感动，并把它看成是自己的胜利一样，表示热烈地庆祝。
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十分崇敬阿尔巴尼亚人民军。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是在抵抗德意法西斯强盗的极其艰苦的斗争中锻炼、成长壮大起来的，也是在警惕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挑衅和破坏的环境中建设起来的。我们深知：这支英雄的军队和苏联军队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样，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劳动人民的军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军队，因而它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军队。这支英雄的军队，不仅是祖国的创建者，是祖国和平建设的保卫者和参加者，而且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由于这支英雄的军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许多地方的完全一致，又都站在保卫和平斗争的前哨上，因而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万里之外十分关切这支英雄的军队战斗力的不断巩固与提高，这对于兄弟般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人民军来说，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阿尔巴尼亚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人民。十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奉行着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并已在努力改善与东南欧各邻国的关系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尤其是和苏联、中国及各人民民主国家间结成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与合作，已使英雄的阿尔巴尼亚成为东南欧一个坚强的和平堡垒。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一向同苏联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我们不仅都在苏联友谊的帮助之下，粉碎了法西斯的枷锁，获得了解放，而且在解放后的建设事业中，同样都从强大的苏联得到慷慨无私的援助。我们两国的军队，也都正在努力学习着苏联军队的榜样，不断地加强着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我们两国人民都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无限珍贵和我们共同的朋友——伟大苏联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
中、阿两国人民一向就有着深厚的真挚的友谊。远在反抗法西斯的艰苦的革命斗争的年代里，战斗的中国人民不仅能深切地体会到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痛苦，无限地同情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解放斗争，而且受到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反抗侵略的英雄精神的鼓舞。由于苏联的存在和苏军对德日法西斯所取得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由于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更有可能使在地理上这样遥远的中、阿两国人民感到是如此的亲近，我们的友情是如此的深厚。今年我们两国又互派了大使，我们两国间的友谊是更加巩固和更加发展了。我们深信：中、阿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理想，有着共同的伟大而慷慨的朋友，我们又都是在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前哨上，向着社会主义前进。我们的友谊必将更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我们正义的事业是一定会胜利的。
祝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在争取和平和国际安全的事业中获得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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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意见
到十一月二十六日为止，本报编辑部共接到二百七十三件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来稿来信，大都支持本报的批评，新的意见不多，但也有少数来稿来信对李希凡、蓝翎两同志的文章提出若干不同的意见。这说明了关于“红楼梦”的某些具体问题还应该继续加以研究和讨论。下面是部分来稿来信的摘要。
“‘红楼梦研究’毒害了我”
山东莱阳专区机关学校李锋，在题为“‘红楼梦研究’毒害了我”一文中写道：“我最初阅读‘红楼梦’时，感到宝、黛的悲剧是万恶的旧社会造成的，因而十分痛恨那种吃人的社会，及至看了‘红楼梦研究’后，我不再去思索‘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是什么，也像俞先生那样，花了很多时间，去印证什么‘色’‘空’观念。搞来搞去，不唯没有学到什么，反而被引到迷魂阵里去了！”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如今来信说：“刚看到‘红楼梦研究’时，我们都因有专家著书，指导我们阅读古典文学作品而高兴。可是看完后，我们却迷惑了。俞先生只把‘红楼梦’解释为一部消闲的书，一部‘破闷醒目、避世消愁’的书，那么‘红楼梦’还有什么价值呢！”
支持这一个严重的思想斗争
中国科学院张化说，“看了报纸发表的一系列的批评俞平伯错误观点的文章后，我非常激动。虽然我是一个化学工作者，我也不能沉默了。我坚决反对俞平伯对‘红楼梦’所作的错误解释，我希望通过这次批判能扫清弥漫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毒气。”解放军零九四八部速成中学文九鼎说：
“我不是专门搞文学的人，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年读者，但对这一严重的思想斗争，我不能不关心。因为用旧的观点来歪曲我们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的错误事实，是任何人不能容忍的。”
安徽屯溪市花纱布公司俞希堃、北京外国语学院吴道生、叶阳、章南杰、河南舞阳农业技术推广站杨稼生等读者，在来信中都这样指出：“红楼梦”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是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性的；俞平伯丢开它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不谈，却在什么“怨而不怒的风格”等方面下功夫，将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悲剧，歪曲成一部自然主义作品，这一错误是必须予以严正批判的，否则读者就会被它引入迷途，不可能正确地阅读古典文学作品，从中获得教益了。杨稼生在来信中说，“研究古典文学的先辈们，应该用正确的观点来指导我们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像俞平伯这样解释‘红楼梦’，只会模糊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清它的真面目。我非常同意对这种错误观点进行批判。”
故宫博物院唐兰、上海复旦大学陆新康、俞康成等，在他们来稿来信中还尖锐地指出，俞平伯等人的资产阶级观点、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滋长、蔓延，是过去文艺界对这种错误熟视无睹、忽视批评所造成的后果。他们希望通过这次批判，文艺界能提高警惕；他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们都能重视这一讨论，并积极地参加这个讨论，使这个讨论能更深入、更细致地开展，从而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将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旗帜树立起来，将古典文学研究工作推入一个新的阶段。
支持对“文艺报”的批评
读者在来信中对本报所载“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热烈地表示支持。他们认为：不久前，“文艺报”对新作者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所加的基本否定的批评，以及最近“文艺报”在转载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所加的编者按语，充分说明了“文艺报”是以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来对待青年作者。对这种忽视“小人物”、看轻新生力量的思想作风，予以严正的批评，是非常必要的。湖南衡南县孔日知说这篇文章对某些作家和编辑敲了一次警钟。西康省工会联合会胥义方来信中也说：“这篇文章有力地抨击了某些文艺刊物编辑工作者的错误的思想作风，揭露了他们阻拦和压制新生力量的行为，它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来信中也揭露了其它文艺刊物或学术性杂志所犯的与“文艺报”相类似的错误。北京电影制片厂萧向阳、北京大学朱家玉、东北人民大学温野、解放军某部孔小划等，在来信中都提出：不少报刊杂志编辑部不重视群众来信、来稿。作家或名人的有些作品，有些自然是值得刊载的作品。但也有内容空洞、言之无物的，可是仍然被选用，而且被登在显著地位。新作者的作品很少被选用，即是有，也往往被摆在极不重要的地位。他们认为这就可以说明这些报刊杂志是忽视“小人物”的。北京大学姚仁杰、陈恩鸿还通过他们亲身的遭遇，证明某些报刊杂志编辑部如何对名人一概加以点头，如何不敢批评“权威”。他们曾经写了一篇有关达尔文主义中“种内斗争”的文章寄给“生物学通报”，被退回来，退稿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见解与某“权威”的见解不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应该容许展开讨论。
许多读者要求报刊杂志编辑部公平地对待老作家和新作家以至不知名的作者的来稿。解放军某部欧阳说：“为什么编辑部这样忽视新生力量呢？难道文艺刊物的编者没有责任来培养和帮助新的作者？难道新中国的文学艺术不需要新的血液来充实、壮大吗？”孔小划说：“我们初学写作的人，写一篇文章要费多大的精力，我们是怀着多么大的热情把自己的文章送到编辑部去的，但是我们得到的却是冷淡和漠视，这是应该的吗？”华中师范学院许清波更明确地提出，必须制止这种错误行为，因为它将扼杀文学艺术领域的“青苗”，它将给党的文学艺术事业带来危害。
读者们一致要求，各报刊杂志编辑部必须从对
“文艺报”的批评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他们对我们的希望是很殷切的。广东潮州何克家、华中师范学院刘伦夫、和山东泰安县工会联合会的同志们都提出，希望今后各报刊杂志都能认真地对待作者，消灭错误的思想作风；不光在口头上、笔尖上喊“培养新生力量”，而且要切实认真地行动起来。
动摇封建制度基础的力量究竟是什么？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王冰洋连续寄来三封信，对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李希凡、蓝翎“仅仅从曹雪芹个人的精神世界的内部追求人民性的源泉，而没有提到当时以农民为首的人民群众的进步的历史活动、进步的思想愿望、对当时封建制度的批判和仇恨以及对生活道路的探求所给予曹氏著作的影响和推动力量。”王冰洋认为：当时的现实生活是以农民和地主间的阶级斗争为轴心的。在那时候，只有农民的革命斗争，才是唯一有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权使其发生动摇的历史力量，才是唯一能够造成历史转变期的革命因素。
王冰洋说：“李、蓝二位同志在他们的论述中所表现的实际观点，实质上继承了作为资产阶级学派之一的庸俗社会学派的衣钵。中国的文学理论上的庸俗社会学派的特点，一般的就是把封建地主阶级腐朽自亡论和商业资本革命论相结合，按照唯商品主义的经济主义路线进行关于经济消费现象的杂碎考证，据以分析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他认为这是错误的。
他又说：“‘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按其实质说来，还是封建制度子夜时期的社会，当时根本矛盾和根本问题，只能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其中的进步的、革命的、人民的方面，只能是农民以及以农民为首的劳动人民。就产生在这个时期中的文学作品的人民性而论，如果不是从农民以及以农民为首的劳动人民的革命的发动、革命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以及他们对于封建制度的憎恨、仇视吸取源泉，那它就根本没有任何人民性之可言。……李、蓝二同志并没有把‘红楼梦’的人民性放置在真正的根本矛盾根本问题的进步的革命的方面。这样，他们的实际结论就是：单纯的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崩溃死亡，就是‘红楼梦’的人民性的源泉。这个理论和俞平伯的理论并无不同之点。”
王冰洋说明：在“红楼梦”时代，资本主义还只是萌芽，资产阶级还没有组成为一个在政治上在思想上有独立路线和独立面貌的阶级。而他们的商品以及他们在政治上，一般的只能成为促进地主阶级反动、腐朽以及内部倾轧的一个契机。和“红楼梦”产生于同一时期的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很真实很深刻地反映了这种情况的一部分。”他接着说：“李、蓝二同志之所以把宝玉黛玉看成资本主义新人，是从这样一点前提出发的：宝、黛的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争取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民主自由思想，而这种思想，只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不能是别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封建社会内，这也是农民以及以农民为首的劳动人民的思想。农民以及以农民为首的劳动人民的这种思想，一直是比资产阶级的这种思想要坚强得多，并且早就在许多文学作品和民间故事里提出来了。”
因此，他认为“李、蓝二同志的错误的来源之一就在于他们有着一个封建主义过去以后就是而且只能是资本主义这个空洞概念和死板教条，抓住这个教条，一点也不分析具体的历史情况。……‘封建社会过去以后，就是而且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正是现在某些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正是若干年来中国资产阶级与中国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他认为这个错误的观点必须纠正。
贾宝玉是“新人的萌芽”吗？
关于“红楼梦”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山东大学吴大琨认为李希凡、蓝翎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内所说“贾宝玉……是当时将要转换着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是不正确的。李希凡、蓝翎在说明这一论点的时候，曾说：“明末清初商品经济遭到破坏后，到了乾隆时代又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尤其是商业资本的发展更是惊人。……同时这时和外国商品接触的频繁也是空前的
（贾府中许多用具都是外国商品）。可见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具备了资本主义原始蓄积期的一些特点。……所谓‘乾嘉盛世’就正是资本主义萌芽孕育的时代，因此，在社会关系上也显示出转变期的特点。”吴大琨认为：所谓“资本主义原始蓄积”，依照马克思的定义，就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一方把社会的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他方就把直接生产者转化为工资劳动者。”（“资本论”第一卷九○三页）而满清乾嘉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并不是这样的过程。李、蓝两同志是把商品经济或商品资本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原始蓄积”混为一谈了。
吴大琨引用了毛主席所说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那末，一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了。”（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来说明中国的资本原始蓄积过程与西洋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原始蓄积过程的基本不同点。吴大琨说：“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早与土地资本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三位一体’的东西，所以当其在外来的资本主义侵略影响下，生长出资本主义因素来的时候，其资本的原始蓄积过程，也就完全与西洋的原始蓄积过程完全不同。毛主席曾说明中国在解放前的社会性质说：‘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这就是两种不同的‘资本蓄积过程’所产生的不同后果。”
吴大琨认为清代的乾嘉时期是由盛趋衰的转变时期，但这转变，却并非由于产生“资本原始蓄积过程”，而是由于存在在中国封建经济内部的固有矛盾在这时期又特别发展了的结果。“由于统治者的榨取日多，商业资本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盛行，地权的集中，广大农民的丧失土地和不堪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残酷压迫，已在开始起而反抗。我们不能忘记清代历史上有名的‘白莲教’‘天理教’起义，就正是在乾嘉时期发生的。”
除摘录以上意见加以发表外，本报编辑部已请作者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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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贾家的典型性及其它
——向李希凡、蓝翎两同志商榷
佘树声
对在古典文学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观点第一次举起了投枪的，是李希凡、蓝翎两位同志。他们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确的。唯其因为它是第一枪，尽管这第一枪击中了要害，起了很大的作用，却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若干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也包含着一些错误的观点，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在分析贾家衰败的社会原因及其典型意义上，我认为李希凡、蓝翎两同志的意见就是错误的。这里，我把我的看法写出，请大家指正。
我们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者相反，我们认为“红楼梦”中的贾家是现实中的典型现象，是封建统治阶级由盛转衰、由强大转向死亡时期的具有典型性的家族，因之通过贾家的特征性的现象，就能够预示封建统治阶级必然溃灭的命运。这一点，李希凡、蓝翎两位同志是说到了。
十分明显贾家的穷奢极欲的腐化生活是它的具有特征性的重要的现象。问题就在于为什么通过贾家的极度奢华的腐朽生活就显示了封建统治集团的溃灭的征兆呢？我和李希凡、蓝翎两同志在这里便有了意见的分歧。
李希凡、蓝翎两同志认为在贾家的极度豪华的生活场景的背后，能够看出：“国内外的工商业资本怎样动摇着封建统治者的经济基础，怎样把它导向崩溃的道路上去”，认为从这里就“显示出贵族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一〕。我认为：通过贾家的极度的豪华生活是能显示出统治集团的溃灭的历史命运的，但是它所以能显示出统治集团溃灭的历史命运，并不是因为它表示了“国内外的工商业资本怎样动摇着封建统治者的经济基础”，不是因为它表示了“这个阶级为了满足自己豪华的享受，又不得不依靠内外工商业为其制造和输入高贵的奢侈品”〔二〕。
李希凡、蓝翎两同志虽然在主观上也强调说应该从产生“红楼梦”的历史条件的具体分析上来研究它，但是他们对“红楼梦”之所以能够显示出封建统治集团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的分析，却远远离开了中国历史的特点与产生“红楼梦”的历史条件的具体特点。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每一朝代的灭亡，总是以统治集团的极度的豪华生活为其灭亡的征兆的。统治集团的极度的豪华生活，乃是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极端残酷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的反映，而这种剥削和压迫是必然会激起农民群众的武装革命斗争的。毛主席在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的这种特点时写道：“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又说：“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三〕。地主阶级的极度的豪华生活，说明了剥削的极度的残酷，而这种极为残酷的剥削，又决定了农民的揭竿而起的革命斗争的必将到来。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四〕
由此可见：把“红楼梦”时代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穷极奢侈之所以是特定的统治集团灭亡的征兆，认为是由于工商业资本的发展动摇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是违背了中国的历史特点的。
中国历史的另一特点，还表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较大规模的工商业也是皇帝所有的。因之这种工商业和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有着本质的区别，当然它在封建社会的内部所起的作用也就和一般的带有若干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有着原则的不同了，将二者的性质与作用混同起来是错误的。同时，曹雪芹的家世和“红楼梦”本身也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特点：曹雪芹的祖父是江宁的织造，主要的是管理皇帝办的专供皇室之用的纺织工业；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为盐政之职，这也表明了商业同样的也是为皇室贵族所垄断了的。
李希凡、蓝翎两同志对于通过贾家所显示出的封建统治集团的必然死亡的意义的分析，也离开了产生“红楼梦”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他们为了证明当时工商业资本的发展是动摇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的根本力量，还引用了毛主席的如下的话作为证明：“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资本主义的实际产生是需要两个前提的，即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出卖劳动的自由市场。毛主席认为在中国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前提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才出现的。毛主席在论述鸦片战争对中国封建社会性质的巨大影响时说道：“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五〕
可见，李希凡和蓝翎两位同志认为在曹雪芹的时代以及在“红楼梦”中所表现的是“国内外的工商业资本”“动摇”了“封建统治者的经济基础”的说法，是违背了产生“红楼梦”的时代的经济特点的。
李希凡和蓝翎同志单纯地从封建社会的破坏是由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壮大这一理论的抽象定义出发，离开了中国历史的特点，离开了产生“红楼梦”的具体的社会条件，也离开了“红楼梦”所表现的特点，去分析“红楼梦”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必然溃灭的预言者的意义，因而他们就得出了上述的错误的结论。
正因如此，无怪乎他们把对于贾家来说有着重要意义的“被抄”只当作“个别的偶然的原因”了。
贾家既然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具有典型性的家族，那么对于贾家来说有着重大意义的“被抄”，也就不能不是和一定的社会的本质事物相联系的事件，不能不是最充分、最尖锐地表现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事物的事件。因之，认为贾家的“至于抄家，这倒是个别的偶然的原因”，否认贾家的“被抄”和现实中的一定的本质事物的联系，在实际上就等于否认贾家的典型性或者说必将导引至否认贾家的典型性。
马林科夫同志曾经指出：典型的问题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典型性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畴。因而在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的实践上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便不能不集中在关于典型的承认与否认的斗争上。难道我们和资产阶级的胡适和胡适的直接追随者俞平伯先生的错误观点的斗争不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吗？
李希凡、蓝翎两同志承认贾家的典型性，承认通过贾家的豪华奢侈的生活能够看出封建统治集团死亡的征兆，并且指出在这种“豪华的生活场面的背后，正隐藏着千百万农民的血汗”。可惜，他们刚刚快要接触到问题的本质时，便又飘然而去了。
十八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是：由于满清统治者连年地大规模地对外进行侵略战争，由于统治阶级为了满足他们的穷奢极欲的生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便空前地残酷了，农民的起义活动已经开始酝酿了。
从“红楼梦”所写的贾家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封建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的腐化生活已经达到了极点，对农民的残酷剥削，疯狂的高利贷活动，勾结官府、包揽讼词、巧取豪夺，通过这一切，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封建统治集团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已经达到了极端残酷的境地了。再通过
“红楼梦”里所反映的农民和一般穷苦市民的穷困生活，城市流氓无产者的“挺而走险”的活动，以及人们对贾家的仇恨，我们可以感到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即将成为燎原之势了。
通过贾家这一典型性的家族所显示的封建统治集团必然溃灭的命运的真实意义就在这里。
应如何理解贾家的被抄的典型意义呢？
贾家既然是立于封建统治集团和被统治者冲突的尖端的典型性的家族，那么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冲突达到尖锐化的时候，当统治阶级的统治宝座不易保持的时候，统治集团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权，就向立于阶级冲突的尖端的自己内部的某些家族开刀了。
这就是贾家被抄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贾家的被抄是最充分最尖锐地表现了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事物的。它的典型意义就在于通过贾家的被抄更加鲜明地表现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
由此可见：李希凡和蓝翎同志将贾家的被抄仅仅当作“个别的偶然的原因”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是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原则的。
至于贾家的被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贾家被抄的原因是并不单纯的。贾家的被抄也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首先是皇室集团和地方性的地主集团矛盾发展的结果，如贾政代表皇室集团的利益担任江西粮道之职，后由于被参而被皇帝罢免，这件事就充分地说明皇室集团和地方的地主集团的矛盾的尖锐，皇室集团为了取得统治阶级内部的统一以对付日益高涨的农民起义不得不忍痛对地方性的地主集团作了重大的让步，把自己的收租人——贾政——撤回。贾家的被抄也同时是贾政和皇室的核心集团——太监、侍郎等——矛盾的结果。也还是同僚之间互相倾轧的结果。
这就是贾家被抄的其他的一些原因。这些原因仍然是有典型意义的，通过这些矛盾可以看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已经达到了高度，从而通过贾家的被抄所显示的统治集团灭亡的不可避免性便又多了一层意义。
但是李希凡、蓝翎两同志却认为：“‘红楼梦’中所描写与所暗示的甄家被抄家与贾家的将被抄家，绝不仅仅是因亏空公款，而背后就隐藏着政治的因素。某些贵族的兴衰是以它所属的政治集团的得势与失败为转移的，特别是以与皇帝的关系为转移，这在满清统治时代，尤其是雍正王朝是屡见不鲜的事。‘红楼梦’中所描写的与贾家有亲密关系的诸贵族的衰落，与这样的政治背景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六〕无可否认，贾家的被抄是和李希凡、蓝翎两同志所论述的历史事实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但是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了解贾家的“被抄”是具有艺术的典型性的意义的，就是说它不是历史的真实的记录与历史事件的单纯的再现。典型的意义不是因为它是“屡见不鲜的事”，如李希凡、蓝翎同志所说的。马林科夫同志已经讲过：“典型不仅是最常见的事物”，又说“典型绝不是某种统计的平均数”。
李希凡、蓝翎两同志所指出的贾家被抄的“政治因素”，即使是俞平伯也会欣然同意的，这一结论和另一位直接在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之下研究“红楼梦”的周汝昌先生在贾家被抄和与贾家有关的诸贵族的被抄的原因的考证上，所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绝不是。这种将贾家被抄与当时的历史情况机械地等同起来的做法，在实质上仍然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观点范畴之内。这样做，就是在实际上抽去了贾家被抄的典型意义。这说明在对贾家的典型性及贾家被抄的典型性及其意义的认识上，李希凡和蓝翎同志也仍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观点的影响。
可见，清除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斗争是一件多么艰巨、复杂的任务！团结起来，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更坚决的战斗吧！
附注：
〔一〕〔二〕李希凡、蓝翎：“论红楼梦的人民性”（载“新建设”杂志十一期）。
〔三〕〔四〕〔五〕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六〕同附注一。
第3版()
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九五四年第四十六期内容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一九五四年第四十六期中文版已经出版。
本期刊载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萨布罗夫十一月六日在莫斯科市举行的庆祝会上所作的关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七周年纪念的报告全文，并报道了世界各国人民热烈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情形。
本期刊载的重要文章还有：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阿契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加强农村的党组织”，比利时共产党总书记拉尔曼的“重新武装西德是对比利时安全的致命威胁”。
阿契的文章着重谈到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农村党组织和党员的首要政治任务，以及如何加强党的农村组织的问题。文章指出：农村党组织和党员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去指导、支持并领导农民和全体农村居民为改善生活和发展农业生产而斗争。农村党组织在当前农村阶级斗争十分复杂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并不是容易的。密切注意中农的要求，领导反对富农的斗争，在组织合作社的工作上遵守自愿原则，教育劳动农民履行公民义务——只有在政治上很成熟的党组织才能做到这些。因此，党认为，在这些重大和复杂的问题上帮助农村党员是党的重大职责之一。文章说：坚持不渝地执行党的农村政策是加强农村党组织的主要方法之一。党正在竭力发挥农村党组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扬党内民主对于加强农村党组织和培养新的活动分子干部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大规模地调整干部，把大批政治上很成熟、受过教育的、可能的话并具备一些农业知识的党员干部派遣到农村中去。中央委员会相信这是加强农村党组织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拉尔曼的文章指出：近几十年来，德国军国主义一再成为比利时的死敌。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德国军国主义者曾两次侵犯比利时，占领比利时达八年之久。比利时的地理和历史告诉我们，在我国边界上而且离我国首都只有几十公里的地方重新建立复仇主义的“国防军”，将致命地威胁我国的安全，将使我国人民面临经常的危险。因此，比利时人民对重新武装复仇主义的德国一举表示深恶痛绝。文章在综述了比利时人民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斗争和反对重新武装西德的斗争的情形之后说：目前形势向比利时共产党人提出了迫切的任务。比利时共产党人将尽一切力量使比利时的工人阶级坚定地站在反对重新武装西德的前列，并使比利时一切健康的力量都参加这个斗争。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