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学习米丘林学说及苏联微生物学的体会
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研究员 裘维蕃
四年来，在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的过程中，我走了一些弯路，也取得了一些经验。现在我想谈谈我在学习上的一些体会。
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的基本条件
根据四年来的学习经验，要学习苏联，首先得有正确的学习态度。
我过去长期受的是资本主义的教育，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观点已经顽固地札下了根，因此从一个相反的立场、观点、方法转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那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修正，而是一个痛苦的改造。
解放后，觉得党和人民政府样样都对，事事都好，只是提出反对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口号有些不合适。在思想上既然如此，对苏联的生物学便认为是“标新立异”。我所以开始阅读有关苏联生物科学的论文，主要是想摸一摸底，看看苏联生物科学到底“异”在什么地方。我曾花了不少时间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一九四八年八月会议的报告和总结（英文本）。读完之后，思想还是站在旧的一边。记得在北京第一次讨论米丘林生物科学的会上，我第一个站立起来表示怀疑。由此可见，不准备放弃旧的，就无法接受新的。后来，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口号在科学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自己觉得不懂得米丘林学说“吃不开”了，因此我才在口头上否定了“染色体与基因”的论点，搬弄了一套米丘林生物科学上的名词。这样的学习，我现在想来是一种“穿外套”的办法，希望用新的外套来掩盖旧的内容，这样的学习态度显然不能把我从形而上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
经过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初步端正了学习态度。但仅仅这样是不是就能一帆风顺地学下去呢？根据我的经验，不能，要好好学习苏联经验，还有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一个是经常的政治理论学习。先进的苏联科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米丘林生物科学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生物科学中的贯彻和实践。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无法学习和认识米丘林生物科学。譬如在学习的初期，我就无法想通为什么说“基因”学说是形而上学的，而“循环发生论”又是反进化论观点的。但自从认真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以后，我才体会到如果容许有这样不变的，不受外界环境影响的所谓“基因”的存在，那么生物的进化便成为不可想像的东西了。循环发生论者虽然承认微生物是有变异的，但是这种变异只限于一个循环往复的圈子中，认为一切变异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阶段，通过了这些阶段归根到底还是要回复到原状的。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承认变异了，而实质上正是否定了变异，否定了进化。在学习批判这些观点的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在分析问题的全面性方面、事物的内在的联系方面以及事物的发展方面，给我以极大的帮助。
通过了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学习，同时也巩固了政治理论学习。从前我总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放之社会科学则“四海皆准”，通过这几年的学习从实质上认识到普遍的真理是无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只是革命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科学工作同样也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没有这种指导，不仅无法学习，而且也不可能学好，更不用说“学以致用”了。
另一个是掌握俄语。向苏联学习而不懂俄语是被动的学习。有限的翻译文献是不能满足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需要的。自己感到面对着这样一个新知识的大海，作为一个“文盲”，太痛苦了，因此从一九五○年以后就坚持学习俄文。我的俄语程度的提高，不仅是随着时间而提高，而且是随着自己的思想认识的提高而提高。因为对学习苏联下了决心，有了信心，所以和过去学习任何一种外国语相比，其进步是最快的。自从自己逐渐能独立阅读和翻译以后，才掌握了苏联学库的钥匙。
米丘林学说及创造性达尔文主义
在微生物学中的贯彻
“学以致用”是我们学习任何理论或经验首先要提出来的问题。在学习米丘林学说的过程中，我就产生了一些疑问：如米丘林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果树，那末这些在果树上应用得很有成效的原理、原则是否能应用到微生物学中去，而且怎样来应用呢？李森科院士的阶段发育学说又如何贯彻到微生物学中以及植物病理学中呢？威廉姆士证明了土壤的肥力和形成及微生物的作用是不可分割的，但是这种学说又如何为植物病理学服务呢？
这些问题的提出，说明了通过这些学习，急待把这些理论应用到和自己专业有关的实际工作中去。但是在这些著作中，和自己专业相关的，特别是植物病理学方面的材料那是太少了。因此在了解了这些基本的生物学原理以后，就有必要去收集专业的材料，也就是大量阅读专业的或和专业密切相关的论文。
初期，我大量收集技术性的论文来阅读，原因是其中有许多具体方法，而且易读；但是由于我对米丘林生物科学、创造性达尔文主义的认识还很肤浅，还没有能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武器、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基本原理来体会每一篇论文的精神实质，来消化它的精华以丰富自己的思想方法。
随着俄文阅读能力的增长，开始阅读讨论性的和争论性的论文。在一年中读完了全苏微生物定向变异及选种会议的发言集。在阅读了关于这些论文的批评和争辩的文章以后，我才认识到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去评价一篇论文，和怎样才能把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原理、原则贯彻到微生物学工作中去。
例如生物和环境的统一问题。苏联微生物学家根据这一原理改变了旧的病原学的观点，改变了流行病学的观点，改变了农业微生物学的观点，使微生物学能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为人民的保健事业服务。
旧的病原学说认为一种疾病是由一种似乎是不变的病原菌所致的，但在实践中，按照这种观点就无法来解释一些现象。譬如，索莫娃在慢性痢疾患者的肠部，发现副系的数量特别多，而病程并未缩短，说明了大肠杆菌同痢疾杆菌共同生活以后获得了后者的致病力。卡里娜在伤寒病患者和痢疾患者的肠部发现大肠杆菌改变了它们的抗原结构。这样的实例很多。总的说来，病原微生物通过不平常的环境或处于特殊的微生物联合生活中就有可能改变其特性，原来无毒的微生物也可能成为有毒的病原。因此，在鉴定病原方面，如果不从微生物为其外界环境的统一体上出发，那末，许多问题就无法搞清。
在旧的流行病学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譬如说，一般都承认污染的水源是伤寒流行的源泉，但在伤寒流行期内在水源中却不容易分离出伤寒杆菌。有人说伤寒杆菌在水中不久便死亡了，那末水又怎能成为伤寒流行的源泉呢？我们从柏洛希娜的研究中，发现了伤寒杆菌在水中转变成为一些在生理上、致病力上完全不同的菌种，这些菌种通过了一定的动物又能恢复其原状。由此可见，流行病学家如果不从事于揭发病原菌在自然条件下变异的规律的研究，那末，他们所设计的预防措施将不可能彻底可靠。
在农业微生物学方面，如所周知，根瘤菌粉是广泛地用来使豆科植物增产的。但在苏联也有一些地区并不是这样。根据李特维诺夫的研究，这是因为根瘤菌有它自己对寄主植物的专化性，有它自己对土壤条件的要求，而且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的微生物联合生活中，它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把一种根瘤菌应用于不同地区，不同品系的植物上，必然会导致不一样的效果。
根据这些基本观点来检查一下我们在植物病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就发现存在不少的缺点。从大的方面来讲：一、至今还没有正确地研究病原菌变异的规律，因此不能很好地确立病原和寄主的关系。譬如有许多镰刀菌或软腐病菌分离出来以后，不久便失去它们的致病力，以致无法作进一步的研究。又如有许多在自然界认为是腐生的微生物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流行的病原菌。例如今年小麦上的黑頴病。诸如此类的问题必须要从微生物的变异规律来加以研究，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二、病原微生物生活史的研究还没有全面地和外界环境统一起来。例如我们研究小麦锈菌，对于锈菌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产生那些器官，和它要求什么温度和湿度，似乎是知道的了；但是这些器官在通过自然界的有机条件时发生了些什么变化却不知道。按照旧的观点，它们除了有性杂交及不可知的“突变”以外是不可能改变的。因此在掌握小麦锈病发生的规律中发生了许多问题，而且至今也没有很好地解决。我们想一想，当锈病菌的菌丝体通过另一种寄主或另一个品种的有机体时，如何能不受后者的影响而起变异。除非我们坚决不接受米丘林生物学的观点，否则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使我们真正有效地控制小麦锈病的流行。
又如微生物的遗传保守性及其变异性的问题。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否定了定向变异，否定了获得性状的遗传，死抱住“突变”论不放。我自己也曾经这样地来解释变异现象。例如过去我研究小黑壳囊菌时，曾观察到一个单核的无性孢子，在它的后代中能分化（或分离）成八种不同的类型。按照染色体的遗传学，这些后代的染色体应该是相等的，那末怎样会产生这样多不同的后代呢？反动遗传学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便称之为“基因的突变”。为什么“突变”呢？不知道。后来我又发现其中的一个变系，在其后代中很容易回复原状。那时我的解释是“基因的可逆性”突变，简单地把一个生物学的现象用化学公式来解释了。这都是由于我的根深柢固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引导我走向错误的道路。
米丘林遗传学很明确地指出了这种变异现象的原因。首先，一种生物从它的自然环境迁移到不自然的环境中后，当然会同化后一环境而发生变异。小黑壳囊菌之从寄生的西瓜茎上迁移到人工培养基上，经过长期的培养后，就是一个很大的环境的改变。这种改变促使其遗传保守性动摇，并且向着一定的实验室条件改变。在改变的过程中，由于动摇的程度、改变的程度以及巩固的程度的不同，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类型。这些类型中，有些能巩固地遗传下去，有些则摇摆不定，容易恢复其原状，另有一些则仍旧保持原状。如果我根据这样的观点来解释而得出其规律，那么这一规律正可以用来研究植物病理学和微生物学中的许多其它与此相关的问题。但是反动的理论，使我的这种工作毫无成效。我由此体会到在研究工作中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将一事无成。
微生物在不同的环境中必然是要改变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微生物随便改变为不定型的东西。微生物同高等有机体一样，有其遗传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只有在对它们不平常的生活条件下才能动摇。那末，微生物遗传保守性的动摇和微生物的个体发育及系统发育又是否有关系呢？根据洛吉诺娃和科玛洛娃的研究，微生物和高等植物一样，只有在细胞幼小的时期才易于动摇，而且愈幼小愈易动摇。苏联的其他微生物学家也指出了，微生物在可滤性阶段其遗传保守性最易动摇。遗传保守性的程度又是和微生物的系统发育相关联，因此不同种的微生物，由于它们系统发育的不同，动摇的难易和程度也有差别。
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微生物比高等植物较少遗传保守性，而是由于微生物体积的微小，分裂或繁殖的频繁，因此在较短期内就可能接受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而加以同化。我们也就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观察到它们的变异。
苏联微生物学家根据这些理论，正在开始创造新的微生物，使它们为医药、农业和工业服务。
在工业微生物学方面，利用教养的方法（例如在培养中逐渐改变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条件等）获得了许多在工业上效率更高的微生物；在农业微生物学方面曾利用了诱导培养的方法（或称无性杂交）获得了新的品种。
目前苏联在医学方面正在研究如何使致病微生物失去其毒力而保持其抗原结构，以作为制备各种活菌苗之用。
为了要更科学地改变微生物的本质，使微生物能按照人类的意志加以改变，微生物的阶段发育问题，在苏联已经提到研究日程上来了。只有掌握了微生物的各发育阶段的要求，才能更有预见地来改变微生物。
再如植物病害的生物防治问题。威廉姆士曾指出植被对于土壤肥力的作用，也说明了植被对于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关系。这一观念在苏联已经发展到植物病害的生物防治上。最近克拉西尔尼科夫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有一篇总结性的报告，他说：我们既然确定了微生物有相互之间的关系，那末我们也可以预期微生物群落对土壤中植物致病菌的关系，植被对致病菌的关系，一切肥料对致病菌的关系。
根据这一原理，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适当的轮作、间作、施肥以及一定的微生物相克体（包括消菌生物及抗生生物）的施用能导致一定的防病作用。如果我们对我国千余年来劳动人民创造的各种耕作方法，按照这一原理加以分析，我相信，植物病理学的防治措施将有巨大的革新，而许多过去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可能迎刃而解了。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我们的微生物学的研究工作，还停留在老的地方。暂且不谈医学方面，在农业方面我们并没有利用米丘林生物学的原理创造一些有利于土壤肥力，有利于改变土壤微生物关系而达到防治植物病害目的的微生物种。如强力的、有适应性的硝酸化细菌；强力的、有专化性的相克性微生物等。在工业方面，除了青霉素、链霉素一类的抗生微生物外，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关系的发酵微生物的研究和创造也不多。我们不是不能创造，而是在过去缺少正确的理论指导。
怎样使先进的科学理论贯彻到
研究工作中去
在我开始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时，不知道怎样使它贯彻到我们自己的工作中去。重复人家的试验而不和我们自己的研究材料相结合就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了。通过这些年来的学习，认识到要将先进理论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必须要善于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我在学习的初期，只注意搬用苏联科学的零星技术，而没有从基本的立场、观点上来考虑问题。后来才体会到，只有根据先进的科学理论观点，不断地批判过去的以及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揭发缺点，发扬优点，并根据实际的要求设计新的研究，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使先进的理论能和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
这两年来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已经逐步地贯彻了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原理和原则。例如我们用教养的方法创造了微生物相克体（放线菌的一种），我们研究了轮作及间作在防病上的生物关系，我们也在研究致病微生物，包括病毒在外界有机条件影响下的变异。我们相信，如果完全掌握了这些规律，那末在植物病害的防治上以及在微生物变异的理论上都可能获得一定的成就。当然，我们的学习还在“开步走”的阶段，但目前已有的一些成绩却增强了我们学习苏联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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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
蒙古人民共和国“真理报”总编辑 格·齐米德
三十年前，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蒙古第一届大人民呼拉尔通过了真正民主的宪法，宣告我国为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蒙古人民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事业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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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影响下、在俄国无产阶级无私的兄弟般的帮助下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人民革命于一九二一年在我国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是蒙古人民悠久历史的转折点。
由于人民革命的胜利，在蒙古人民的历史上开辟了新纪元。蒙古人民获得了自由和独立，走上了广阔的进步和发展的道路。在人民政权的年代里，我国劳动人民消灭了许多世纪以来的落后现象。
蒙古人民经常依靠苏联兄弟般的援助；用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捍卫了自己国家的自由和独立。
在人民政权年代里，新蒙古的生活中发生了根本的、革命的变化。通过顽强的阶级斗争，保卫了人民革命的成果，消灭了封建阶级，摆脱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确立并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
根据第一部宪法的规定，土地和它的蕴藏都是全民的财产。没收世俗封建主和寺院封建主的牲畜和财产，并把它转交给人民。由于实行了重要的社会经济措施，全国牲畜总数比革命前增加了一倍。一九二四年每人平均有牲畜二十五头，而一九五三年就已经有三十二头了。第二个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的五年计划——预计到一九五七年，牲畜总头数将增加百分之二十点七。这样，到那时牲畜总数将是两千七百五十万头。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畜牧业广泛地采用了现代饲养科学和兽医科学的成就。目前，蒙古人民共和国有五十九所兽医站，换句话说，平均每一个艾马克（省）有三所兽医站、有七百一十二所医疗站，也就是说平均每一个苏木（县）有三所医疗站。在人民政权年代里所采取的各项兽医措施，基本上消灭了革命前在蒙古广泛流行的牲畜疾病，像牛的炭疽病、瘟疫和一些别的疾病。
和畜牧业发展的同时也发展着农业。农业的社会主义成分——大规模的国营农场、牧民生产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和机器割草站都在发展和巩固着，在牲畜的产品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牲畜总头数也在增加。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三年，国营农场的牲畜头数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生产合作社的牲畜总头数增加了两倍半。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畜牧业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将增加百分之十到十一。
国营农场和牧民生产合作社除了经营畜牧业以外，还经营农业、蔬菜业和养禽业。
国营农场和机器割草站的劳动日益机械化了。国营农场拥有几十部拖拉机、收割联合机和其他各种现代化的农业机器。
人民革命前蒙古没有自己的工业。在苏联各方面的帮助下，蒙古已经能够创立本国的工业，这种工业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和主要的部门。
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业中规模最大的是加工工业、食品工业、采矿业和建筑业。乌兰巴托动力联合工厂、“那莱哈”煤矿、乔巴山工业联合工厂、斯大林肉类联合工厂、自动机械厂和其他工厂都是机械化的现代企业。几百个奶油制造厂、糖果制造厂、啤酒制造厂、洗毛工厂和合作社工业企业，在供应给居民工业品和食品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根据第二个五年计划，在那莱哈区将建立一处完全是现代技术装备的，能采掘五十万吨到六十万吨煤的大煤矿，将建筑面粉联合工厂、乳品联合工厂、标准房屋制造厂、机械化糖果制造厂、国营制药工厂、肥皂工厂，将扩大乌兰巴托电力联合工厂、自动机械工厂、国营印刷厂和其他工厂。将迅速发展采矿业和其他各种工业。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工业产品在日益增加，产品总额从一九四零年到一九五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七十，其中国营工业产品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九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水平将提高百分之四十六，全部工业产品每年平均提高的速度为百分之七点八。五年中劳动生产率将提高百分之二十四点六。
建筑工业生产建筑材料，并保证工业生产和文化生活建筑物的基本建设。在我国城市和农村中，每年都有许多基本建筑物开始动用。
在本国工业发展的同时，不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人阶级日益成长和巩固起来。比如，一九五三年建筑工人就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了四倍。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工人阶级是劳动人民为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先锋队。在工业企业中正在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劳动生产率也在提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工人掌握了丰富的社会主义工业经验的基础上，技术知识分子、生产革新者和社会主义竞赛倡议者的队伍已经扩大了。
那些著名的工人——革新者的名字，像乔巴山奖金获得者陈巴尔，苏赫—巴托尔奖章获得者、那莱哈矿坑支柱工人达瓦扎巴，掌握快速砌砖法、建筑部门中“五人小组”的组织者、青年泥瓦工山斯莱多尔济、那姆沙拉雅等都是全国知名的。
现代机械化运输业在经济上和国家生活中有巨大的意义。旧蒙古是没有这种运输业的。
人民政权永远消灭了封建蒙古各区之间的经济隔绝现象，在国内各个角落修筑了宽阔的公路，为发展铁路运输奠定了基础。铁路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同苏联的铁路干线联系起来。集宁到乌兰巴托的铁路线正在顺利修筑中。这条新的铁路，把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国家的铁路干线联接在一起，它在进一步巩固我们三个兄弟国家间的合作事业中将起巨大的作用。
国内各区，甚至最辽远的艾马克，也都有电报和电话线同首都联系。有几条线路长达两万公里左右。艾马克，苏木和巴戈（乡）的中心都有无线电装置。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已经日益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了。在汽车司机中展开了二十万公里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人数正在日益增加中。
在人民政权年代里，我国劳动人民把对外贸易事务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把外国资本家从对外贸易范围内排挤了出去，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发展国外和国内贸易。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不断发展，这种商业是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的重要杠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巩固着城乡间的联系。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扩大同自己的伟大邻邦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合作。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四年对外贸易周转额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
居民的购买力在不断提高，他们的实际收入在增加着。由于减低了工业品和食品的零售价格，减轻税收和其它措施，仅在一九五四年一年内我国居民就已获得了一亿图格里克（蒙币）的利益。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工资将增加百分之三十，牧民的收入将增加百分之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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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的蒙古是一个到处布满了喇嘛庙的国家，半数的男子都是喇嘛。居民的文化水平很低，识字的占百分之零点三到零点五左右。
在人民革命年代里，国内发生了真正的文化革命。我国成年人都已成了有文化的人，全国布满了初等和中等学校、文化教育机关的密网。每十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在学校里学习。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初等和中等学校的学生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点四，大学生增加了三倍。
现在，仅仅乌兰巴托一地，就有一所有一千五百多名学生的蒙古国立乔巴山大学，还有好几所高等学校和十所技术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有五千多名学生。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参加普通学校学习的人数将增加到八万五千人，并且准备在城市中实行中等义务教育制，开办六十四所普通学校，一所设有三个系的农业学院，学生的数目将增加百分之九十。
在我们自由的国家里，先进的科学和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艺术一年年地发展和繁荣起来。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二年，科学干部的数目已经增加了四倍，获得学位的人增加了两倍。全国有五座剧院、九家电影院、八十个电影流动放映队、二十个蒙古造型艺术工作室。最近几年将建立歌剧院和新的国立马戏院。
蒙古作家以现实主义的光辉的形象表现出了自己人民的斗争以及它的战斗的和劳动的功绩。用蒙文翻译和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中，有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莎士比亚、薄伽丘、裘里·味纶、维克多·雨果、屈原、鲁迅的古典著作，以及现代作家萧洛霍夫、爱伦堡、西蒙诺夫、吉洪诺夫、郭沫若、路易·阿拉贡、拿瑞姆·希克梅特、若热·亚玛多、霍华德·法斯特、尤利乌斯·伏契克、巴勃罗·聂鲁达、安娜·西格斯和其他进步作家的作品。
报刊已越来越广泛地深入到我国人民的生活之中。现在我国出版四十多种报纸和杂志。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机关报“真理报”同时发行俄文版。
在一九二一年革命以前，除了喇嘛的巫医以外，蒙古人民不知道什么是医学。由于党和政府对劳动人民健康的特别关怀，人民保健事业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人口数目在逐年增加。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有几百个本民族的医生、医务工作者。设立了很多的诊疗所和医院、妇幼保健站、幼儿园和托儿所、休养所和疗养院。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医院的数目将增加百分之三十四，医疗站将增加一倍，卫生站将增加百分之六十，疗养院和休养所将增加一倍。
不久前还是最受压迫的妇女，已经成为社会中完全平等的一员和我国一切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参加者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代表中间有六十六名是妇女，在地方各级呼拉尔代表中，妇女有七千六百六十八名。
在人民革命年代里所达到的成就，证明了蒙古人民曾为打下社会主义基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考虑到在经济上和国家阶级结构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在一九四○年通过了新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为已经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压迫的劳动群众（牧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独立国家，它保证向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以便在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劳动人民代表呼拉尔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基础。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的、用秘密投票法进行的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制，实际上保证着选举制度的真正民主性质。
今年十月举行的国家地方权力机关代表的选举，是人民民主制度巩固的鲜明表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八的选民都参加了选举。选民投票拥护蒙古人民革命党和非党联盟的候选人的占参加选举选民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这次选举再度显示出人民对亲爱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人民政府的无限热爱和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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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民过着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当蒙古人民庆祝自己在短期内所取得的成就时，他们认为这些成就是同苏联的牢不可破的一贯的友谊的结果，是苏联大公无私的援助的结果。同伟大的苏联的永恒团结友爱，对我国人民来说是最珍贵的。
蒙古人民完全有权把同我们的解放者和忠实朋友——苏联人民的友谊引为自豪。
在人民政权的年代里，蒙古人民始终不渝地拥护苏联的爱好和平的政策，因为蒙古人民知道，苏联是各族人民和平和友谊的强大堡垒。
蒙古人民非常清楚地知道帝国主义强盗是什么。因此他们深切地关怀世界和平的巩固。
蒙古人民共和国同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同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的友好关系和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合作正在日益巩固和发展起来。
蒙古人民捍卫着和平事业，完全支持苏联的爱好和平的政策，完全支持苏联关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关于普遍裁减军备、关于禁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我国劳动人民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获得它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劳动人民和一切善良的人们一起保卫着伟大的世界和平事业，满怀信心地向着幸福的未来——社会主义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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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品文
部务会议
韩川
下午两点开第四十八次部务会议。
照例，两点十分，列席会议的人，先后走进了会议室；出席会议的人都还没有到。专门为会议服务的秘书，也照例在电话室里用电话催请：
“张局长吗？——现在……”张局长的秘书接电话，说局长正在和一个干部谈话，马上就来。
王主任办公室的值班员，告诉他王主任“刚走！”
秘书把电话又拨了几下子：
“李局长在吗？”
“我就是。我就是。——什么？……开会？你替我请一个钟头的假吧！……有一件临时事情，过一个钟头准到。……一个钟头。”
赵司长在电话里发了一通脾气：
“怎么搞的！——两点开会，现在才把通知送给我！”
两点二十五分。主持这次会议的副部长披着大衣走来，秘书处长赶紧迎上去，把一大叠刚印好的会议文件递给他，他一只手往衣架上挂大衣，一只手接过这一大叠会议文件，顺便问了一句：
“怎么样？都来齐了吧？”
“都——”秘书处长的话到嘴边，突然又非常机警地改变了说法：“正在用电话催呢！——有的已经在路上了。”
副部长推开会议室的门，走进去，无限感慨地说：
“还是‘八点开会，十点到齐’啊！”走到主席的位子上，把放在桌子下边半截的椅子拉出来。
“今天几个议程啊？”又问跟在背后的秘书处长。
“办公厅主任告诉我是七个。”秘书处长接着说：“打字来不及，只赶印了六个文件——剩下的那一个正在突击，大约半小时……”
“先讨论哪一个？”副部长打断了他的话头。
这件事办公厅主任没有交代，但副部长既然问到，秘书处长又不能不回答，于是他十分没有把握地说：“看情形，应该……但也不一定。”
副部长并不指望他说出什么肯定的意见，坐下去浏览那一大叠会议文件。一目十行。会议室里显得非常肃静。
快到三点了。汽车陆继开来，王主任、赵司长、张局长等，各带若干随员，在门外边都领到一大叠会议文件，一个接一个地走进了会议室。分别向副部长点过了头，又相互致意，然后分别找到自己的席位坐下来。王主任想说话，发现副部长正在阅读文件，没有好意思打扰他，便找出与自己有关的文件翻阅起来；张局长见大家都在“临阵磨枪”，自己也赶紧利用时间，目光跟闪电一样，在与自己有关的文件上奔驰。
四点十分。副部长把那一大叠文件一口气读完了，伸了伸懒腰：
“怎么样？抓紧时间吧！先讨论哪一个啊？——李局长请了一个钟头的假，我看他提的问题先放在后边吧！”他在自问自答，启发别的同志发言。
“是不是先讨论我们搞的那个‘规定’？”赵司长说，下面催得很急，电报，长途电话，现在有的省、市还派了人来。“马上发出去就已经晚了，再拖就真正‘马后炮’了！”
张局长主张先讨论他们代部拟稿的那份指示，理由是：那份指示已经讨论了六次，连文字修改一共讨论了九次：
“这一次总可以大体定下来吧！”
副部长同意了张局长的意见。但，张局长的那份指示，除副部长和张局长方才看过一遍以外；其他同志都没有翻看，因而无言可发，于是限十五分钟，看这份文件。副部长和张局长趁这个机会在文字上又做了些推敲工作。
四点半，部务会议真正开始。仍旧是赵司长首先发言，他说第二页、第四行“……因而应该发展……”比较含糊，不如改为“因之，必须发展”。理由是：领导机关态度不明确，对下边工作的同志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会增加他们的困难。
张局长不同意赵司长的意见。他认为：领导机关在情况尚未弄清之前，往下发指示不宜过分肯定，“把话说死，将来是会被动的”。
“不了解情况，还发什么指示呢？”赵司长问。
“你不要故意抓人的话柄啊！”张局长有些愤愤然了，他说他方才说的是“情况尚未弄清”，没有说“不了解情况”。他主张这一指示“一定要发出去”。因为第一，领导机关必须发指示；第二，下面也确实需要领导机关的指示；第三，八个月以前，当他代部拟稿的时候，也确实掌握了下面的情况。只是时间过去的久了，他耽心“现在情况可能发生变化”。
王主任支持张局长的论点，即指示一定要发。不发出去，八、九个月的功夫就白费了。他也耽心下边的情况会发生变化。“不过，”他说：“指示性的文件，讨论、研究是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的。”
其他出席会议、连同列席会议的人，都纷纷在“因而”、“应该”、“因之”、“必须”的范围内，发表意见。有的人说这是咬文嚼字，另外一部分人就无论如何不承认这一点。各有各的见解，争论极为热烈。再加上服务员提着水壶进来冲茶，电话员不时来找王主任和张局长他们去接电话，会议室的玻璃门开了关，关了又开，人来人往，气氛颇为活跃。也正在这时候，打字员突击的第七份文件送来了，秘书处长又忙着在会议桌上分发。但，电表上的时针，已经指向五点二十六分，再有四分钟就要下班了。而晚上副部长还有一个非出席不可的外交宴会。部务会议不得不在这高潮中结束。
“怎么样？”副部长用铅笔轻轻的磕了磕桌子：“会议就开到这里吧！”他在归纳大家的意见时，说“因而应该发展”不十分完善；但他也不同意用“因之，必须发展”，他以为用“相应发展”比较确切一些：“你们看，怎么样！”他正在征询大家意见。会议室的门又开了，这次进来的不是电话员，也不是服务员，而是请了一个钟头假的李局长。李局长夹了一个小皮包慌慌张张地冲进来。副部长瞅了他一眼：
“好！你赶上散会了！”没有过分地责难他，并含笑向他说明，今天没有来得及讨论他提交会议的问题。
“我有精神准备。”李局长很有预见，但马上又逼紧了一句：“下一次能讨论吧？”
副部长没有回答他。他转身坐到赵司长旁边，秘书处长把文件送给他，他掂了一掂这一大叠文件，习惯支配着他，非常自然地打开小皮包，一股脑儿地塞了进去。这时候他急于要知道会议究竟解决了些什么问题，因之把嘴凑到赵司长的耳朵边，赵司长允许他会后向他做一个“总结性的介绍”，他才把身子正过来听副部长的结论。当然这结论在他听来是莫名其妙的。做结论的人正在说“……稳重一些，可以少犯些错误……。”责成秘书处长根据大家的意见“做一次最后的修改……下次部务会议再讨论一次”。
“其他问题，”副部长站起来说：“怎么样？另找时间吧！”
没有上汽车以前，李局长拉住赵司长，硬要他“履行”在会议上的“诺言”。赵司长犹豫了一下，说他不能做“总结性的介绍”，只能发一些牢骚。他说这样的部务会议开不好，因为有一部分同志，自己不了解情况，又不承认不了解情况，因而也就不想了解情况，再加上不敢相信别人了解的情况，所以就“稳重”起来，一直“稳重”到不能解决问题的程度。他估计张局长他们代部拟稿的指示“再讨论五次也发不出去”。他说今天的部务会议和往常一样，据他看这样的会开下去，一、可以不用思想，大家有机会休息休息脑筋；二、可以都不学习，将来一齐落后；三、向一般干部做样子：“你们看！我们领导方面是多么紧张啊！”四、……他的话没有说完，李局长就听出情绪不对头来，便在半路里截住他：
“第四，我替你说：人民会说我们是官僚主义，对不对？也许还有第五、第六；可是有这样多的意见，你为什么不找领导上谈一谈呢！”
“谈过，”赵司长把话顿了一顿，接下去说：“习惯成自然，不容易一下子扭过来啊！我看，在报上公开批评一下，也许会起些作用哩……”
这些话被背后的张局长听到了一大半，他紧走了几步，插在他俩中间，说：
“我的看法跟老赵完全不同，解决方针政策性的部务会议，就得像今天这样的开法。”他认为今天会议的缺陷“主要是大家的时间观念差一些”，拍了拍李局长的肩膀：“尤其你老李，简直是‘赶来散会，浪费汽油’！不如干脆不来。”
突然袭击！李局长不能接受，当然也就不能缄默，便瞪着眼睛与张局长辩驳：
“迟到总比不到要好得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