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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人民公安机关破获九起美蒋特务案件
主从犯中二十四名已被依法分别判处死刑和徒刑
福建沿海地区人民公安机关经过周密的侦察，先后破获了美国和蒋贼特务机关派遣的特务案件九起。捕获主从犯曾国柱等二十六名，查获武器、伪造证件、密写情报、药剂等罪证多件。这些案件已经福建省人民法院审理结束，并已按各罪犯情节的轻重，依法判处死刑或徒刑。这是福建人民配合解放台湾斗争的一个巨大的胜利。
这九件美蒋特务案件中，一件是在厦门破获，罪犯以曾国柱、吴泉成为首。这两个罪犯自一九五○年以来，已多次写信派专人去香港同美蒋特务机关联系，报告我厦门军事、政治、经济情况，并印制反动委任令，串同兵痞梁少荣、流氓林永顺，扩大反革命组织。一九五三年九月，曾、吴两犯分别接受蒋贼驻厦门情报组主任和参谋的反动头衔，又收罗了李水治、吕水生、郭南山等爪牙，多方搜集我人民解放军驻厦门部队的兵种、番号、数量、火力配备及工事设防等情况，报告给香港美蒋特务机关。同时两犯还妄图瓦解我厦门禾山、薛厝乡民兵武装，并在厦门中山公园散发大批反动传单，造谣惑众。一九五三年末，我福建沿海某建设工程进入紧张施工阶段时，这些罪犯以为时机已到，立即派人赴香港特务机关请领猛烈麻醉剂、毒药，阴谋潜入工地作厨师，毒害我高级工程人员。此后曾、吴两犯一面向香港请领无线电台、小型照相机、绘图仪器和双底皮箱等物，一面又同台湾蒋贼特务首脑机关取得直接联系，以扩大其反革命活动。
另一件是蒋贼“保密局香港特别组”派遣到漳州的特务潘德华案。潘犯化名傅则夫。一九五三年一月正式加入特务组织，曾在台湾受了专门的特务训练，学习了爆破、暗杀等破坏活动方法及通讯联络办法，并接受蒋贼特务头子毛人凤亲自指示，由台湾经香港潜入漳州、厦门活动。潘犯在漳州混入我民办夜校担任义务教员，又以教交际舞为名，出入我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多方刺探我政治、经济情报，并到处拉关系，专门刺探我军事机密。潘犯先后以明信暗语和密写向香港特务机关发出多次情报，受到毛匪人凤密函嘉奖。此后潘犯又积极在归国华侨中进行活动，发展反动组织。今年二月，潘犯更根据蒋贼“保密局”指示，千方百计设法建立潜伏电台，妄想继续破坏我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事业。
又一件是以王犯琼瑶为首的蒋贼“内政部调查局香港华南办事处”派遣的特务案。王犯于一九五三年三月由香港潜入厦门，先后介绍他的姘妇薛犯淑珍及其前妻妻舅黄犯国忠加入特务组织，任“战略据点情报员”。又以王犯之母林素芳在海澄县海沧镇开设民华诊所为掩护，同香港特务机关联系。这伙特务匪徒在厦门禾山区以代替军属写信为手段，刺探我解放军兵种、番号和调动情况。他们还伪装积极，混入我基层政权，搜集我政治情报，散布谣言。王犯琼瑶曾先后密写情报十二份寄往香港特务机关。
还有一案是在沿海福清、平潭、涵江、莆田、江口、石城等地进行特务活动的蒋贼“福建游击总部驻乌丘工作组”。自一九五三年以来，主从犯林头九、吴玉攀、林文通、林九吇等四人，三次往返大陆和乌丘屿，向蒋贼军报告我福清、沿海一带仓库的数量和位置、岗哨、交通要道及我船只停泊情况。并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底，在海面抢劫我渔船一艘，捕去渔民七人，抢去大批渔货。他们还妄图以烈性炸药炸毁我闽南公路上的重要桥梁。这批罪犯被逮捕时缴获的有交通船证、卜壳枪子弹等罪证。
此外，还破获了由美国特务机关直接指挥的“闽南地区大陆敌后工作训练班工作组”、破获了蒋贼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统计局”所属的“中国国民党龙溪反共工作委员会”、蒋贼国防部所属的“闽南地区第九纵队”等特务组织，捕获潜伏特务林茂生、洪维传、黄国卿、彭聪、李开泽、庄宗华、庄宗德、黄港生、陈甘泉等。这些背叛祖国、危害人民的罪犯，大都是一贯为非作恶、坚持反革命立场的职业特务、伪军官、兵痞、流氓。如职业特务李开泽，一九四一年就参加了“中统”，几次迫害民主人士，一九四六年还领头捣毁重庆“新华日报”社。解放后李犯仍怙恶不悛，积极搞反动组织，自任蒋贼“中国国民党龙溪反共工作委员会”主任，主动去香港同蒋贼特务头子陈立夫联系，妄图实现复辟阴谋。潜伏特务黄国卿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曾杀害群众胡孙明等二人，毁民房三所，当地群众恨之入骨。
福建面对金门岛、台湾，是海防最前线。为了巩固国防，保证国家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福建省人民法院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罪犯曾国柱、吴泉成、梁少荣、潘德华、林茂生、王琼瑶、洪维传、李开泽、黄国卿、林头九、吴玉攀、彭聪等十二名死刑，并分别判处陈敏娇、庄宗华、庄宗德、黄港生、林永顺、吕水生、李水治、郭南山、薛淑珍、林文通、黄国忠、林素芳等十二名罪犯徒刑。陈甘泉、林九吇是胁从分子，作恶不大，陈犯并曾主动投案自首，还交出了罪证，故从宽处理，经教育后释放。福建省人民法院同时指示破获这些反革命活动案件的厦门、漳州、平潭、莆田、漳浦等地人民法院于四日分别举行公开宣判大会，并当场执法，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提高革命警惕，加强反特防奸斗争，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全力支援解放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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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厦门人民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捕获蒋贼特务
厦门市人民积极检举和协助公安机关捕获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特务。
厦门市公安机关最近在破获蒋介石卖国集团特务组织“内政部调查局香港华南办事处”潜伏在厦门市的特务王琼瑶、薛淑珍等一案时，曾得到居民陈丽华（女）的积极协助。王琼瑶、薛淑珍潜入厦门后，租住了陈丽华的房子。陈丽华见他们没有职业，天天早出晚归，大吃大喝，引起了警惕，于是她就注意观察王琼瑶等的行动，并把一切可疑的情形报告给公安机关。有一次，王琼瑶外出，邮递员拿着一张香港的汇票来找他。陈丽华也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公安机关。厦门市公安机关根据陈丽华报告的情况，经过了长期的侦察，完全掌握了王琼瑶、薛淑珍的犯罪证据。王、薛两犯按照香港特务机关的指示，搜集我军事、政治情报，并发展反革命组织，阴谋进行破坏。公安机关很快便将他们逮捕了。
潜伏特务洪维传的落网，是厦门市居民陈天从检举的。陈天从和洪维传原是邻居，洪维传在解放后曾多次表现过对人民政府不满，前年曾以找朋友为名到香港去过一次，回来后突然改变了态度，积极参加归国华侨联谊会的活动。陈天从又注意到洪维传一家七口，每月收入只有二十多万元，而开支却要七、八十万元，经过调查原来是香港有钱寄给他。于是陈天从就提高警惕，注意洪维传的行动，并把所了解的情况向公安机关报告，常常不辞劳苦地主动和公安机关研究情况。经公安机关周密的调查研究，证实洪维传确实是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特务，在香港接受短期训练后潜回厦门，专事搜集我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的。
混进厦门某建设工地当运输工人、伺机进行破坏暗害活动的蒋贼特务曾依木，因为散布谣言，破坏生产的罪行暴露后，就拉拢厦门市码头流氓林水木和船工吴在镇，企图逃往金门岛。吴在镇的好友陈阿和在他们潜逃前一小时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报告了工地公安人员。曾依木等虽已乘船下海，但工地公安人员及时赶上，在海上把他们追捕归案。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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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加强沿海地区的反特务斗争
今日本报发表的福建沿海地区破获的九件美蒋特务案，说明我们的敌人在积极以军队进行骚扰、破坏我沿海人民和平生活，企图在我国大陆复辟并挑起战争的同时，还用很大的力量在我国沿海地区进行特务间谍活动，配合他们的军事骚扰行动。这些特务组织不仅利用各种方法刺探我军事机密，而且积极搜集我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情报，企图打入我国家机关，瓦解我沿海民兵武装，发展特务组织，散播谣言，迷惑人民，或直接进行爆破、暗杀等罪恶活动。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反特务的斗争，是我们解放台湾全部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不注意这个方面，我们就一定要遭到敌人的暗算，不加强这个方面的工作，我们就难以取得全部对敌斗争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指出：“为了解放台湾，我全国同胞，特别是处在斗争最前线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和岛屿的同胞，必须加强戒备，肃清特务，努力支援人民解放军的对敌斗争！”为了肃清特务，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一方面是沿海的人民公安机关应该继续加紧努力，加强隐蔽斗争中的侦察工作，及时破获敌人的特务组织，严厉打击敌人的阴谋破坏；另一方面，沿海的党政领导机关必须加强对人民群众的防奸防特务教育，使大家认识敌人的特务活动的严重危害性，在沿海的民兵组织中，应该加强教育和训练工作，教给民兵一些识别特务和对特务进行斗争的普通知识。与此同时，应该积极加强群众性的治安组织和防奸防特务活动，把反特务斗争变成广大群众性的斗争。
应该用现在破获的具体案件教育人民，一方面使人民进一步了解敌人的恶毒阴谋，一方面也使人民更加体会到自己的力量：只要我们提高警惕，积极努力，使沿海地区的反特务斗争迅速加强起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敌人的阴谋，有效地粉碎敌人的特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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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巡礼
支持有价值的倡议
为了增加油脂的生产，不仅需要大力推广油脂工业中的先进经验，提高出油率；而且需要扩大利用各种可以制油的原料，开辟新的油源。在有些报纸如上海解放日报上，人们曾经看到关于用“浸出法”从蚕蛹中和米糠中提炼油脂的介绍；在最近的青岛日报上，人们又看到关于剩余菜汤和菜渣炼油的报道。
青岛日报在十月三十一日发表了一条“剩余菜汤和菜渣可以炼油”的消息。消息中介绍了手工业者徐法成的一个有价值的建议。徐法成曾研究出以剩余菜汤和菜渣提炼油脂的办法，并于今年七月间写信给青岛市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建议试验。青岛市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采纳了这个意见，责成青岛市合作社联合社负责和徐法成作进一步的研究，并介绍了六个较大的做菜单位让徐法成收集菜汤菜渣作试验。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内，徐法成共收集菜汤和菜渣四万多斤，炼出油脂二千三百多斤，出油率达百分之五左右，油的质量也很好，可以用来制肥皂和浆纱，青岛市公、私营工厂都愿意购用。而提炼的过程和设备却很简单，所花费用也不多。青岛市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为了增加油脂的生产，现正组织该市烈属军属及部分有劳动力的贫苦市民，采用这种办法来提炼油脂。
城市中由于人口集中，饭馆以及机关、团体、企业单位很多，每天剩菜剩饭和瓜果皮的数量相当可观。这些东西往往被当作废物抛弃。过去曾经有人提议利用这些剩菜剩饭和瓜果皮来养猪，以增加城市的肉食来源，可惜还没有看到进行试验的消息。青岛市财经委员会重视和支持了人民的倡议，手工业者徐法成果然从这种“废物”中提炼出国家和人民迫切需要的油脂，说明这些“废物”确实大可利用，因而这一倡议是值得重视的。报纸对他的倡议加以支持和推广是很有必要的。 （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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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巡礼
挽回四十六亿的损失
在十月三十日辽宁日报的一版头题地位，登出了题为“沈阳市税务局认真处理人民来信，国家税收损失大量减少”的消息。消息说：沈阳市税务局去年整顿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制定了局长“接待人民来访日”等制度以后，大大密切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了工作效率。去年该局共收到人民来信（包括来访）一万四千九百九十件，其中检举不法私商偷税漏税行为的占来信总数百分之九十二点三，使国家收回被偷漏的税款三十四亿一千一百四十六万一千元。今年一至九月，来信（包括来访）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九，其中检举不法私商偷税漏税行为的信件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九点九，使国家收回被偷漏的税款增加了十一亿九千五百九十八万三千元。人民来信中对税务工作和税务工作人员作风上的批评建议，对改进该局的工作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消息并不长。但仅是这些数字和事实，就已经有力地说明了：认真处理人民来信，对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改进和提高我们的工作，有着多么巨大的意义。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充分认识到这种意义的。正相反，不少单位还是以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态度对待人民来信的工作。辽宁日报在表扬沈阳市税务局的同时，就在题为“正确对待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社论中指出了这一点，并对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作法进行了批评。
社论中揭露了以下的事实：沈阳市国营商业局的领导干部从不受理人民来信。该局没有专人负责这一工作，因而造成严重的积压和丢失来信的现象，去年收到的人民来信一百三十九件，至今未查明下落。报纸描述他们处理人民来信的规律是：“催一催动一动”，“不催不动”，甚至是“催也不动”。沈阳市卫生局医疗预防科的科长，竟把第一季度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推之于人民来信过多，他还告诉科里的同志“不要收人民来信”。报纸指出用这样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人民来信，必将使我们的国家机关脱离群众，工作失去监督，漏洞百出。因此，它要求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人教育所属工作人员重视这一工作，向漠视人民来信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认真检查处理人民来信的情况，以保证每一封人民来信都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
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这是宪法中规定的一切国家机关进行工作的一个根本原则。而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又是贯彻这一原则的一个重要环节。辽宁日报通过富有说服力的例子和必要的分析批判，把这个问题提到群众论坛上来，将会使这个问题进一步得到正确的解决。 （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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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蒋贼在福建沿海猖狂残害我大批渔民
蒋介石卖国集团最近更加猖狂地在福建沿海进行海盗活动，造成绑架和残害我大批渔民的新的严重罪行。
十月二十日，蒋贼海军在连江县黄岐海面绑架和劫夺我长乐县梅花镇渔民二百三十六名、渔船十三艘。在十月三日，蒋贼军在高登屿以北海面绑架和劫夺我连江县定海镇渔民六人、渔船一艘。
蒋贼军对被他们绑架去的渔民施行了极其残暴的严刑拷打。据从蒋贼军盘踞的马祖岛逃回来的连江县定海镇渔民程忠椿控诉说，他们同船六人被劫上马祖岛以后，蒋贼军强迫他们说出我沿海地区的情况，但他们都闭口不言，接着蒋贼军就对他们施行了种种酷刑。渔民黄作阔被蒋贼军上了电刑。接着蒋贼军又用硝镪水泼到他的脸上和灌进他的鼻孔里，脸和鼻子立刻都腐烂了。患病刚好的老渔民程忠椿被毒打后，又被强迫举起双手在椅子上跪了五小时之久，接连昏倒了好几次。
最近从马祖岛逃回来的另一个渔民蔡依伙控诉说，十月二十日，正在黄岐海面捕鱼的二百三十六名渔民被蒋贼军三艘舰艇劫到马祖岛后，也备受了残暴的酷刑拷打。蒋贼军迫令陈仁木、陈孔乐等三十六人从渔民中走出来，并强迫他们跪在碎瓦堆上进行逐个拷问。蒋贼军拷问陈仁木时，先用枪托猛打，又用刺刀刺进了他的腿部，当即鲜血直流，惨不忍睹。陈孔乐也被蒋贼军打得晕了过去。后来，蒋贼军又把渔民们关在山洞里进行了两天两夜的轮番拷问。
福建沿海各地渔民听到蒋贼这些暴行后，旧恨新仇交织一起，纷纷表示要为受难兄弟报仇。惠安县崇武半岛霞西乡曾举行全乡渔民大会，控诉蒋贼罪行。连江县定海镇和长乐县梅花镇的渔民，听到渔民兄弟被蒋贼绑去后受尽毒刑的消息后也都非常愤怒，表示一定要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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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冬学工作即将展开
河北省正积极进行今冬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准备工作。截至目前为止，据八十七个县市的统计，已集训了三万九千六百多名冬学教师和乡文教干部。随着冬学教师集训的结束，全省冬学工作即将展开。
今年河北省的冬学将在去年冬学和今年常年民校的基础上，结合农村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以乡村干部、党员、团员、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和互助组组员为重点，积极发动农民入学，预计今年全省至少将有一百六十万农民参加学习。为了使冬学能更好地结合生产，今年在比较巩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将要单独或联合成立冬学组织。邯郸专区的武安、永年等县，目前已经有三百六十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了冬学。全省今年计划有百分之五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参加冬学学习。张家口专区的商都县，现在有四十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了冬学，今年计划增加到一百六十九个社都成立冬学，目前这个县已为冬学的开展配齐了三百七十多名教师。
今年冬学除要求学员最低限度学完一本农民识字课本，达到“会读、会讲、会写”外，还要向学员继续深入进行总路线教育，着重向学员进行解放台湾、发展互助合作、统购统销、生产救灾及其它时事政策教育，以提高学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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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等教育部
举办中等专业教育讲习班
为改进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学工作，提高中等专业学校校长的业务水平，高等教育部在各业务部门的协助下在北京开办了中等专业教育讲习班。这个讲习班于十日开始上课，由高等教育部曾昭抡副部长负责主持。参加学习的有全国各地中等专业学校的正副校长四百余人。学习期间为一个月。学习期间将由高等教育部曾昭抡副部长做关于“中等专业教育概况及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黄松龄副部长做关于“在中等专业学校中如何贯彻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及校长如何领导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报告，苏联专家顾思明、舒仁科和杜纳也夫做关于中等专业学校工作的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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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鄂伦春人第一次观看电影
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首次看到了电影。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电影教育工作队，从十月十五日到二十日在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所在地——大兴安岭上小二沟，一连给鄂伦春猎民放映了六场电影。放映了“中国民族大团结”、“内蒙人民的胜利”和“光明照耀着西藏”等影片。散居在小二沟附近的猎民们冒着雪花赶来观看。有许多人一连看了六场，每场观众都有三百人左右。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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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商业工作
翟良超 孟振虎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工人阶级要在小农经济占很大比重的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利用商业。因此，苏维埃政权在其建立的头几个月里，就把资本主义的新迪加、大企业和银行收归国有；同时也对粮食、纺织品、皮革、农具及其它重要商品的贸易，实行了国家垄断。这样就使工人阶级的国家掌握了商品流通中的主要命脉，使商品流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奠定了新的苏维埃商业的基础。
一九一八年开始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要求苏维埃政权实行适合非常困难的国防条件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行，大大缩小了商业的地位。
国内战争结束后，过渡到和平建设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苏维埃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保持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的密切联系下，发展生产力，恢复国民经济，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条件。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恢复和发展商业，以便提高个体农民的经营兴趣，恢复农业，为发展工业提供充分的原料、粮食和开辟广阔的销售市场，保证城乡结合，巩固工农联盟。因为当时只有商业才是唯一可以为农民接受的同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列宁说：在农民和工人间，即农业和工业间，除了交换和商业以外，不可能有其它的经济联系。问题的本质就在这里。
苏联共产党根据列宁的指示，在一九二一年实行了新经济政策，这就是利用商业和市场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正如联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关于新经济政策”决议所指出：“新经济政策底基本关键就是商品交换，如果在工业和农业间，不建立系统的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那么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期间，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与农民间的正确关系，就不可能建立这两个阶级的稳固的经济联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商业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商业是解决苏维埃政权面前各种任务中的“基本环节”。商业之所以是“基本环节”，这是“因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工业和农民经济只有经过商业才可结合起来；因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有生产而没有销路，便是致工业于死命；因为只有借发展商业去扩展销路，才可扩展工业；因为只有在商业方面巩固以后，只有把握住商业以后，只有把握住这个环节以后，才可希望把工业与农民市场结合起来，并顺利解决其他的当前任务，以便造成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条件。”（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但是，在过渡时期的商业中，不仅有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而且还有私人商业。因此，为要保证国营经济和农民经济的结合，巩固工农联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把私人商业从国营经济和农民经济中逐步排挤出去，否则，农民经济与私人商业结合起来，资本主义就得到飞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阵地就会削弱，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就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在采取一切措施来恢复与发展商业的同时，必须始终贯彻着排挤私人商业及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商业的方针。正如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所指出：“目前贸易政策的基本任务，应当以发展并巩固国营贸易与合作社在市场上的阵地的方法，组织对广大消费者群众，特别是对农民的正确供应”，而国营贸易和合作社贸易则必须“力求有系统地、程度日增地，使整个市场的商品流转、供给与分配服从于自己的领导”。自然，当时也必须注意，不能因排挤私商而造成社会总的商品流转的缩减，影响工农业的发展。
为了掌握商业，使它能配合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共产党采取了首先控制商业命脉——批发商业的方针。按照列宁“无产阶级国家应当成为……一个精明练达的批发商人”的指示，苏维埃国家从一九二二年开始，组织了按商品划分的国营贸易新迪加，如纺织新迪加、盐业新迪加、皮革新迪加等等，来负责国营工业产品的推销和原料供应的批发业务。此外，国家还组织了地方国营的贸易公司，负责推销地方工业的产品并供应原料，这就有效地执行了党和政府在严格调节私营零售商业的情况下首先消灭私营批发商业的政策。同时还大力帮助了合作社商业的发展，这样就提高了社会主义成分在零售商业中的比重。
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国内商品流转大大发展起来了，零售商品流转额由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度的三十五亿六千万卢布增加到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七十六亿二千二百万卢布。在整个商品流转中，社会主义商业的比重增加了，私人商业的比重减少了。社会主义贸易在整个贸易网中的比重由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度的百分之八点六上升到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的百分之二十点七。私商在零售商品流转中的比重由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度的百分之七十五点三下降到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四。在批发贸易中，社会主义贸易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已控制了百分之九十一点三。这充分说明了国内商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
国内商业的恢复与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工业、农业、商品流转及交通运输业都达到了战前水平，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也巩固了，苏维埃国家便能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自己的直接目标。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了实行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到一九二七年末，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私人资本的比重下降了，而社会主义的比重却猛烈增长了。这就有可能自一九二九年起开展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时期，商业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为了使商业工作能配合社会主义建设，商业部门必须完成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商业方面的任务，这就是“（一）继续扩大和改进商品零售网（各种合作社和国营商业）；（二）最大限度地增加商品流转速度；（三）降低零售价格并继续提高苏维埃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超过私营商业的比重；（四）确立各种采办机关彼此间的统一战线并在一切采办机关中间厉行采办工作纪律……。”在完成这些任务中，必须贯彻斯大林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国民经济的基本任务：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不论是在城市或农村中，都要扩大和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命脉，抱定消灭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
斯大林在第十四、十五两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指示，奠定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时期商业活动的基础。
苏维埃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遵循着党和政府的指示，继续发展和巩固了自己的组织，展开了向私人商业的进攻。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国营新迪加组织在工业化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扩大了业务范围，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商品资源。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新迪加已控制了各该工业部门全部商品推销额的百分之九十，而对工业的供应额从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到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约增加了三倍。这就是说，国营商业已掌握了苏联的批发贸易。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广泛发展合作社商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一方面可以把分散在广大群众手中的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国家建设，减少国家对商业的投资，增加国家对重工业的投资，帮助国家解决工业化时期资金的困难；另方面又可以把分散的小农经济在流通方面组织起来，加强了国营经济和农民经济的联系，保证了城乡结合，巩固了工农联盟。同时也增加了社会主义在商业中的比重，加强了国家对私人商业的斗争。
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获得了更快的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贸易网已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其数目则由一九二六年初的九万六千四百个增加到一九三○年初的十七万个。由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稳步而迅速地增长，私人资本则日益被排挤出去。私人资本在零售方面的比重从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四下降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九，在批发方面排挤得更为迅速，在同期内私人资本的比重已由百分之九点四降到百分之五点一。这种情况说明，列宁所提出的“谁战胜谁”的问题，在商品流转中基本上已由社会主义获得胜利而解决了。此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在斯大林彻底“消灭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份的方针”指导下，更加紧了向私人商业的进攻，不断地扩大了自己的贸易网和活动范围并改善了工作质量。因此，私人商业的比重进一步缩小了，私营贸易在零售贸易方面的比重到一九二九年已降到百分之十三点五，一九三○年又降到百分之五点六，批发贸易在一九二九年则降到百分之一左右。到一九三一年即农业集体化已经普遍发展起来的时候，由于社会主义已在工农业中取得了光辉的胜利，私人商业则被最终的彻底的从商品流转中排挤出去了。从此，苏联的商业，就完全变成了没有大小资本家和大小投机商人参加的苏维埃商业。
必须认识，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商业中，是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方面每一个成就，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斯大林说：“从来没有过并且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在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不经过斗争和波折就能向社会主义前进。”苏维埃商业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原理的正确性。苏维埃商业正是在这尖锐的阶级斗争熔炉中产生、发展与壮大起来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同私人商业进行斗争过程中，始终遵守了党和国家不能“缩减或破坏总的商品流转”和一贯减低价格的指示。由于工业生产和农业商品率的增长，人民收入的增加，全国商品流转随之扩大了，一九二八年零售商品流转额为一百五十五亿零六百六十万卢布，一九三二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则又增到四百零三亿五千六百六十万卢布。商品流转的发展，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
贯彻党不断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方针，是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社会主义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具有根本区别。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同增进城乡劳动人民的幸福、进一步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经济的结合、扩大国内市场容量密切联系的。而实行减低价格政策却是完成上述任务的重要手段。不断减低工业品价格和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可以刺激工业改善生产技术、降低成本，从而促进工业的发展；可以扩大国内市场容量，保证工人的实际工资，稳定货币，提高人民的生活。同时，正确地掌握价格，也可以增加社会主义的积累，消除一切可能使社会积累跑入私商口袋的机会。因此，价格政策是苏维埃国家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以及同私人资本进行斗争的重要手段。
为了不断减低价格，党和政府加强了对零售价格和贸易加成的调节工作，规定了工业品出厂价格和最高限度的贸易加成；取消了商品运输的多余环节，改善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工作质量，缩减了流通费用；有些商品则采用了固定的商标价格；缩小了批发同零售的差价，加强了对私人商业的斗争。经过上述措施，价格不断减低了，一九二六年工业品出厂价格减低了百分之三十，一九二九年国营、合作社商业又顺利地执行了党在一九二七年关于减低零售价格百分之十的决议。
由于国家对价格的正确掌握和调节，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认真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结果，便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因而也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还必须用充足的消费品供应劳动人民，特别是粮食，因为“粮食不是平常商品”，而是“宝中之宝”，人们离开它便不能生存。所以保证工人阶级和农业经济作物区农民的粮食供应，便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商业机关最重要的任务。为此，就必须加强国家对粮食收购的计划和调节。为了整顿粮食采购市场，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于一九二八年将所有国营采购机构合并为统一的机构——即粮食采购联合社；第二，实行了许多旨在从粮食采购市场上彻底排挤私商的措施，如改善国营、合作社采购机关的工作质量，限制私人粮食加工企业的活动，限制私商转运粮食，加强税收等；第三，改变了由市场采购粮食的方法，实行了预约收购制度（即定购合同制）。
定购合同是工业化时期采购农产品的基本方法。定购合同是国营采购机构和合作社采购机构根据国家采购计划与集体农庄及个体农民之间所进行的大批定货合同，其目的是使农作物生产者把其已经种植但尚未收获的农产品的商品部分预先卖给国家，使国家得以控制大量农业商品资源。凡和国家订立合同的农民可以预先得到国家所付的定金、工业消费品和农具。预约收购制度推广的结果，使国家在农产品采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一九二九年通过定购合同所定购的棉花占其播种量的百分之百，甜菜占其播种量的百分之八十，春种谷物占其播种量的百分之五十四，秋种谷物定购了百分之四十四。虽然采购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这时，粮食采购却发生了困难。当时粮食困难的基本原因，就在商品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赶不上对粮食需要的增长速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苏联农业中还是半消费性的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此外，当时粮食采购困难的另一主要原因，就是大批的富农实行拒绝把他们积蓄得不少的剩余粮食卖给苏维埃国家。因此，为了克服粮食困难，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决议，来改造小农经济。同时也通过了对富农实行坚决进攻的指令，对富农采用了刑律第一百零七条所定关于在富农和投机者拒绝按规定价格出卖余粮给国家时，得根据法庭判决没收其所有余粮的办法。党的指示，获得贫农和中农的支持，大大打击了富农和投机者，因而使苏维埃国家拥有了较为充分的后备粮食。
反革命的布哈林集团，反对党对富农采取“非常手段”，企图使富农借粮食而扼杀苏维埃政权。但党坚决地粉碎了布哈林集团的这种阴谋，予富农以毁灭性的打击，夺取了富农的粮食，来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国家对粮食及其它消费品的需要日益迅速增长，而农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发展，结果粮食供应发生了困难，为了保证供应，国家一方面加强了农业集体化的开展和加强了农产品采购工作，来增加粮食资源；另一方面，在一九二八年末又实行了定额供应制，来调节国内消费。这种制度一直保持到社会主义建成时（即一九三四年末）才取消了。
实行定额供应制度，使国家可以合理地利用粮食资源，并通过这一制度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限制城乡残余剥削阶级的消费量，最大限度满足工人阶级的消费，加强国家对私人商业的斗争。所以实行定额供应制是当时苏联必要的贸易形式，它符合于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要求，它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重大的意义。
定额供应制度，贯彻着阶级原则和生产原则，它首先要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各部门底需要；其次要配合与保证生产计划的执行；再次要为消灭工人的流动性而斗争；最后定额供应制要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服务。因此，定额供应制是根据工人劳动的差别、生产指标的大小而确定不同数量的级差供应，而不是平均主义的。
定额供应制是从个别城市开始，到一九二九年普及到各个城市。从商品种类来说始于粮食，以后则普及到其它食品，然后则扩展到其它工业品。随着工业的发展，生产的增长，有些工业品的定额供应实行了不到二年就取消了，只规定了购买最高限额。而粮食及其它食品及部分工业品的定额供应，则一直保持到农业集体化彻底完成时才取消了。
同实行定额供应制的同时，国家还逐渐开展了营业性的贸易——即居民不需要定额供应证而购买商品的贸易。实行这种贸易的目的，起初是为供应那些城市中的非劳动阶级，用较高的价格把他们的货币吸收过来，增加国家的收入。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这种贸易的性质改变了，它主要为那些工资较高的工人和专家而服务，并且其价格也逐渐减低到接近定额供应价格的水平。这种贸易虽在农业集体化时期，获得了很大发展，但终未成为供应居民的主要形式。定额供应制是当时苏联供应城乡居民的主要手段，它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它加速了苏联消灭资本主义成份特别是商业中资本主义成份的过程。
由上所述，显然可以看到，苏联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用。它通过发展与巩固自己，排挤了私人资本主义商业，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动了工农业的发展，保证了劳动人民的需要，因而也就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