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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质问“文艺报”编者
袁水拍
中国作家协会最近开了一个会，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问题（见十月二十六日本报新闻）。会议反映出，文艺界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这种现象还是最近才出现的。长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
“文艺报”在转载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所加的编者按语，就流露了这种态度。按语说：
“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九期上面。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征得作者的同意，把它转载在这里，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
在转载时，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错字和由编者改动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来的意见。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编者加了按语，大概是为了引起读者对于这个讨论的注意。但是可怪的是编者说了这样一大堆话，却没有提到这个讨论的实质，即反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唯心论观点，反对文艺界对于这种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甚至赞扬歌颂。
我们有没有理由说文艺界原来存在着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唯心论具有容忍依从甚至赞扬歌颂的态度呢？
“文艺报”就是一个具体例证。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九号有一则向读者推荐俞平伯著“红楼梦研究”的评介文字。其中说：“这本书的前身是三十年前曾出版过的‘红楼梦辨’，著者根据三十年来新发现的材料重新订正补充，改成现在的书名，重新出版。……过去所有红学家都戴了有色眼镜，做了许多索隐，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其他有价值的考证和研究也还有不少。”
“红楼梦研究”一书固如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所指出，也有它的正确的和有用的部分，可是它的根本的思想，作者俞平伯的错误的文艺思想，却一点也没有在“文艺报”的这篇评介中被指出。这不是容忍依从吗？
附在“红楼梦研究”本文后面文怀沙的跋文对这本书备加赞扬，并捎带一枪，针对“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讥诮了一通，“文艺报”的这篇评介对这也不加理会，却一再地称赞这本书。跋文认为作者已“获得相当良好的成绩”，“文艺报”更进一步说成是“很大的功绩”。这不是赞扬歌颂吗？
既然过去的评介曾经是那样，就难怪现在的按语是这样的了。
但是这个按语尤其可怪的是它对待青年作者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
我们有理由向“文艺报”的编者要求公平地待遇它所刊登的文章。然而，我们就以今年已经出版的十九期“文艺报”来看，其中发表的大小文章不下五百篇，编者加了按语的只有十三篇，在这十三条按语中，有十二条都只有支持或称赞的话；独独在转载李希凡、蓝翎两人所写的这一篇文章的时候，编者却赶紧向读者表明“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至于究竟有哪些缺点，编者并没有指出，不过是“显然”存在罢了。
待遇不公平，是什么缘故呢？也许按语中已经给我们点明：“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虽则写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文章，也只能算是“试着从科学的观点”云云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十月十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登载李、蓝两人“评‘红楼梦研究’”一文时也加了类似的按语，那一个“编者按”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的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请看吧：“文艺报”和“文学遗产”对于任何其他作者的文章都不声明是“开始研究……”的“青年”“试着”“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都不声明是只“供我们参考的”，惟有对这两篇文章就如此特别对待，这究竟是什么动机呢？难道“文艺报”和“文学遗产”的其他作者一律都是充分研究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老年吗？难道它们所发表的其他文章一律都不是“试图”或“供我们参考”，而一律都是不能讨论的末日的判决吗？
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庸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这种老爷态度在“文艺报”编辑部并不是第一次表现。在不久以前，全国广大读者群众热烈欢迎一个新作家李准写的一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改编而成的戏剧，对各地展开的国家总路线的宣传起了积极作用，可是“文艺报”却对这个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评，并反对推荐这篇小说的报刊对这个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艺界和群众的不满。“文艺报”虽则后来登出了纠正自己错误的文章，并承认应该“对于正在陆续出现的新作者，尤其是比较长期地在群众的实际生活中、相当熟悉群众生活并能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的新作者，……给以应有的热烈的欢迎和支持”，而且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很好的教训”；可是说这些话以后没有多久，“文艺报”对于“能提出新问题”的“新作者”李希凡、蓝翎，又一次地表示了决不是“热烈的欢迎和支持”的态度。“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应该指出，这决不单是“文艺报”的问题，许多报刊、机关有喜欢“大名气”、忽视“小人物”、不依靠群众、看轻新生力量的错误作风。文化界、文艺界对新作家的培养、鼓励不够，少数刊物和批评家，好像是碰不得的“权威”，不能被批评，好像他们永远是“正确”的，而许多正确的新鲜的思想、力量，则受到各种各样的阻拦和压制，冒不出头；万一冒出头来，也必挨打，受到这个不够那个不够的老爷式的挑剔。
资产阶级的“名位观念”、“身份主义”、“权威迷信”、“卖老资格”等等腐朽观念在这里作怪。
他们的任务似乎不是怎样千方百计地吸引新的力量来壮大、更新自己的队伍，反而是横躺在路上，挡住新生力量的前进。
文艺界的很多人曾经读过斯大林的给费里克斯·康同志的信，斯大林在信中这样说：“我毫不后悔我给文学界一个无名的人的不足道的小册子写了一篇序言，……我坚决反对只给文学‘显贵’、文学‘名人’、‘巨匠’等等的小册子和书写序言。我认为，我们现在应当抛弃那种对本来已经提拔起来了的文学‘显贵’再加以提拔的贵族习惯，由于这些‘显贵’的‘伟大’，我们的年轻的、没没无闻的和被大家所忘记的文学力量正处于不断呻吟之中。”
这封信又说：“我国有成百成千有能力的青年人，他们用尽全力要从下面冲到上面来，以便向我们建设工作的总的宝藏贡献自己的一点儿东西。然而他们的努力总是白费，因为他们常常被文学‘名人’的自傲、我们某些机关的官僚主义和冷酷无情、同辈男女的羡妒心（它还没有转变成竞赛）压下去了。我们的任务之一就在于打破这堵铜墙铁壁，给不可胜数的年轻力量以出路。”
让我们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从这里吸取教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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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介绍
莫斯科音乐剧院是苏联最负有盛誉的艺术团体之一。它的全称冠以苏联两个伟大的人民艺术家的姓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因为剧院是由他们所创办培育的几个艺术团体发展合并而成的；并且一贯遵循着他们所倡导的现实主义传统和革新精神。
一九一九年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莫斯科创办了青年歌剧研究班。在这以前，苏联国内大多数歌剧院里保守习气非常浓厚：对“美音”的崇拜代替了富有意义和内容的歌剧演唱，轻视台词和歌剧形象的内容，导演和布景装置都是陈规旧套，舞台出现的是一堆毫无个性的人物，歌剧成了一位或几位时髦歌手的化装音乐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强烈地反对这种倾向，他的歌剧研究班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艺术方针，他招收了一批年轻而有才能的歌手，和他们在一起工作了几年，使他们的声乐技巧同有鲜明感情的演技融合在一起。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这个歌剧研究班举行第一次公演，演出了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夫根尼·奥涅金”，演出者使这次演出接近了柴可夫斯基原来要在歌剧中体现的真实感情。苏联观众第一次听到了既朴实而又意味深长的歌剧。这次演出是俄罗斯歌剧艺术上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苏联音乐界曾给予崇高的评价。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工作受到苏维埃国家的支持和重视，不久这个歌剧研究班就成为国立歌剧院，并被命名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歌剧院。这个年轻的歌剧院独立地工作了近二十年，作了不少出色的革新演出。
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同时，另一位卓越的俄罗斯戏剧家——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对音乐剧的改革也进行了研究。一九一九年夏天，他创办了莫斯科艺术剧院附属的乐剧研究班。这个研究班也是由一些年轻的艺术家组成的。这个研究班的剧目显然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歌剧研究班的剧目不同，它不是从大型的歌剧着手，而是从轻便的古典轻歌剧和喜歌剧着手的。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使轻歌剧和喜歌剧艺术接近于革命观众的要求，消除掉其中的轻嘴薄舌的恶劣作风，把它变成一种有鲜明戏剧性的大众化的表演。他并善于在演出中强调揭发性的、讽刺性的倾向，突出地强调其社会意义。这个研究班后来发展成为由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领导的国立音乐剧院。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创造性的工作，就构成了苏联歌剧发展上的革新路线。在二十和三十年代里，两个剧院演出了许多新的苏联歌剧。其中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剧院所演出的捷尔仁斯基的“静静的顿河”、赫连尼科夫的“暴风雨”在苏联歌剧史上起了极大的作用。“暴风雨”被称为第一个真正的苏维埃歌剧和苏联歌剧艺术史的里程碑。歌剧的演出表现了贫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反革命匪帮的叛乱所作的斗争，和农民代表同伟大的列宁的见面。
革命的时代也向远离现实生活的舞剧艺术提出了新的任务，舞蹈家们也开始了反对陈腐格式，追求现实主义的斗争。一九三三年，大剧院的独舞家维克托琳娜·克里艾勒创办了一个新的舞蹈团体，名叫舞蹈艺术剧院。他们以吉尔特作曲的舞剧“敌手”开始了自己的演出，使舞剧艺术具有目的性的剧情，鲜明的人物性格和尖锐的社会思想。
一九三九年舞蹈艺术剧院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合并。这使年轻的舞剧团体开始更有效地为舞剧艺术中真正的现实主义而斗争。
一九四一年六月，苏联人民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在这一年，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歌剧院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宣告合并。
战争的第一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仍留在莫斯科，剧院的艺术家们几乎每天都到前线为战士们演出。在莫斯科城郊战斗激烈的时候，剧院演出了瓦西连柯的舞剧“罗拉”。舞剧充满了深刻的爱国主义热情，表现了西班牙游击队为反抗拿破仑侵略所作的斗争。这个舞剧的演出者布尔梅斯杰尔和舞蹈家索珂琳娜娅曾因此获得了斯大林奖金。
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后，音乐剧院上演了许多由苏联作曲家创作的新歌剧和新舞剧。卡巴列夫斯基的新歌剧“塔拉斯的一家”在新剧目里占重要的地位，它叙述了俄罗斯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这个戏的作者、演出者和参加者也荣获了斯大林奖金。剧院还演出安凯的歌剧“柳波夫·雅罗瓦娅”，司巴达维基的舞剧“幸福之岸”。前者使苏联人民重新记起一九一八到一九二○年内战时期的许多英雄事迹，后者是第一部描写伟大卫国战争的苏联舞剧。剧院近年来还新上演了许多古典歌剧和舞剧，也演出了苏联各民族古典作曲家创作的通俗音乐喜剧。为庆祝乌克兰和俄罗斯重新合并三百周年，剧院上演了库拉克—阿尔捷莫夫斯基作曲的乌克兰喜歌剧“多瑙河彼岸的萨坡罗什人”。这部喜剧已深入乌克兰人民生活，在苏联到处受到欢迎。古典舞剧“巴黎圣母院”、童话舞剧“阿伊波利特医生”也是剧院近年来成功的新演出。在剧院舞剧剧目占重要地位的是去年新上演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这个舞剧恢复了许多过去被删掉的音乐篇章，使原作者的深刻思想表露无遗。
从两个剧院合并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三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在莫斯科戏剧界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拥有广泛的剧目；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卓越的艺术家，这次来我国访问演出的艺术家中，有很多人曾获得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的人民演员或功勋演员的光荣称号。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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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歌剧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的舞台上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演员
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斯·阿·蔡宁
符·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和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从革命的最初时日起就锐敏地感到了必须使创作工作和革命融汇在一起。他们曾力求使自己的创作服从于一个崇高的思想任务，即在歌剧舞台上体现新的英雄形象，体现那些在内战战火里捍卫了年青的共和国的普通农民和普通工人的形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的形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是在这样的高龄，即在许多人看来已是老耄之年，迎接了十月革命的，但他们终生保持了年青人的火一样的热情，保持了真正的战士和艺术家的不可遏阻的意志，以及对于人类先进理想的胜利的信心。
创作现代题材的动人的戏剧，不久就成为这两个剧院及其领导者的主要任务。
但是这个任务并没有很快实现。十月革命前几年，俄国艺术已为唯美的颓废主义和西欧的现代主义所败坏了。
十月革命以后，在二十年代的几乎整个时期中，戏剧和音乐都处在对俄国艺术说来完全是异己的现代主义美学的毒害影响之下。现代主义美学的资产阶级本质，在党中央的几个决定和“真理报”的一些专论中，完全被揭露了。党反对歌剧艺术中的形式主义的反人民的倾向的斗争，同时也就是为发展俄国古典歌剧的伟大传统、为奠定它的美学的进步的基础而斗争。听信现代主义思潮的代表者们的说教，从而否认歌剧音乐的民歌基础，故意忘却俄国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歌剧的现实主义，用冷淡的形式主义的朗诵调、不谐和音、卖弄技巧来代替流畅的旋律，——所有这些，自然同广大人民群众和现实主义艺术的代表者们的健康的要求处于直接对立的地位。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所梦想的并不是这样的歌剧。
二十年代末，在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的舞台上，上演了作曲家勒·克尼培尔的歌剧“北风”，隔了一年，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的舞台上，也短期地演出了作曲家杰士的歌剧“氷和钢”。这两个歌剧都有许多缺点，而且在音乐上也没有得到深刻的现实主义的表现。但是，这第一个经验是有教益的，而且是重要的，因为它使我们用批判的态度认识了错误和成功。
其后几年曾致力于同作曲家建立创作的联系，以便共同创作苏维埃现实主义的歌剧，但所有这些努力在很长时期中并未带来预期的结果。
在三十年代，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青年作曲家们的许多作品，他们力求在音乐形象中富有生活气息地真实地反映出教育了他们的革命现实。
一九三六年，在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的舞台上，上演了伊·捷尔仁斯基的歌剧“静静的顿河”，它是根据米海伊尔·萧洛霍夫的同名的长篇小说的主题写成的，它的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符·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和作曲家兼歌剧脚本作者伊·捷尔仁斯基一道直接参加了工作，然后才演出了这个戏。
歌剧的主人公葛利高里和婀克西妮娅的悲剧命运，是在革命前和革命中的事件的广阔背景上展开的，哥萨克的顿河同它的“黑暗王国”的不成文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前线的崩溃，以及最后在俄国的土地上像旗帜一样升起了期待已久的革命的火焰，这些，像一些巨大的画幅展现在观众面前。歌剧“静静的顿河”在每一个观众和听众的心里都引起了对于戏里正面人物的命运的极大同情，它使不久以前经历过的生活得到再现。现代歌剧第一次得到了这样普遍的无条件的赞许。当然，“静静的顿河”是有缺点的，但是，演出差不多补偿了一切。
“静静的顿河”的成功，是整个现实主义方向的巨大胜利，不论在音乐里或在歌剧里。
不久，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歌剧院的舞台上也上演了两个歌剧。一个是作曲家斯捷潘诺夫的“达尔瓦兹峡谷”，歌剧的主题曾引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兴趣。这个戏，应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来排演。这种情况也提供了非常大的兴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非常入迷地开始了工作。他和扮演者一道，已经开始了演戏的课程，而突然的意外的死却中断了这位梦想着创作一出爱国主义戏剧的优秀的演员和艺术家的旺盛的生命。
不久以后，在同一个舞台上又出现了著名的作曲家谢·普罗科菲耶夫的歌剧“谢明·柯特柯”。虽然这个歌剧有一些个别的成功之处，但是它仍然有着严重的未被克服的现代主义倾向，此外还故意突出了布景。
青年作曲家吉·赫连尼科夫的歌剧“暴风雨”的上演，带来了优异的成绩。歌剧脚本和钢琴谱的全部写作工作，都是在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亲自参加之下进行的。
音乐的真诚，它的歌谣性和人民性，对于舞台要求有着很好的了解、善于把效果推向高潮的才能，——所有这些帮助了吉·赫连尼科夫，使他创作了动人的宏伟的人民悲剧的音乐作品。
歌剧“暴风雨”（歌剧脚本：阿·法伊科）再现了内战的情景。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俄国的一个角落，在那里苏维埃政权的死敌们举行了暴动。人民的敌人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土匪“军队”，企图用拷打、鲜血和死亡、挑拨和欺骗来恐吓、欺骗和镇服农民群众。一个陷于绝望的老农民，为了从列宁嘴里听到真理，冒着生命的危险出发到莫斯科去。歌剧里有两条情节的线索：一条是英雄事迹，一条是戏的主角——娜塔莎和列尼卡的恋爱故事，但两条线却是互相补充、互相加强的。
除了对正面英雄人物的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深刻的形象刻划，以及反面人物的笔触鲜明的肖像以外，在歌剧里，人民也占有很大位置。人民是歌剧里积极活动着的人物，因而在符·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创作里，“暴风雨”是最大的成就之一。作者以巨大的深刻性和卓越的导演艺术创造了一系列的画面、情节和形象。
一九四一年，两个剧院合并成为一个以苏联人民演员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符·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命名的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剧院上演了斯·瓦西连柯的关于历史英雄的歌剧“苏沃洛夫”和伊·捷尔仁斯基的歌剧“娜杰斯达·斯维特洛娃”。
一九四三年，剧院又遭到了一次无法弥补的损失——符·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逝世了。
遵照自己的领导者的遗训，剧院不懈地继续从事创作苏维埃歌剧的工作。
这样，又演出了符·安凯的根据柯·特列涅夫的剧本改编的歌剧“柳波夫·雅罗瓦娅”。虽然音乐不很相称，但剧院仍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现实主义的戏，赢得了观众的热烈爱好。
作曲家德米特里·卡巴列夫斯基的歌剧“塔拉斯的一家”（歌剧脚本：斯·蔡宁）的上演，是剧院演剧活动的第三个阶段。这个歌剧是据鲍利斯·戈尔巴托夫的中篇小说“宁死不屈”改编的。歌剧“塔拉斯的一家”所叙述的是苏维埃人们的英雄的爱国主义，他们在卫国战争时期，在敌人占领的土地上，击破了法西斯匪徒，不顾极大的困难和牺牲，终于在这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这次演出的领导者音乐指挥斯·阿·沙莫树德、剧院的总导演勒·符·巴拉托夫、导演恩·弗·凯玛尔斯卡娅以及全体成员创造了一个鲜明的充满着戏剧性的戏。因为这个演出，音乐剧院得到了斯大林奖金。这个戏的主要参加者都被授予了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称号。
这篇文章的范围不容许我说到苏联作曲家们取材于古典文学、祖国历史或民间史诗的作品。我只想说一说，近年来剧院的上演剧目为这样一些戏所充实了，如符·克留柯夫的“驿站长”（取材于普希金的中篇小说）、吉·赫连尼科夫的“弗洛尔·斯柯别耶夫”（取材于古老的故事）、克·莫尔恰诺夫的“宝石花”（取材于作家巴若夫所写的乌拉尔传说）。现在，剧院正在排演青年作曲家姆·马吉金柯的歌剧“神枪手安德列”（取材于民间传说）和根据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改编的谢尔盖伊·普罗科菲耶夫的歌剧“战争与和平”。
以苏联人民演员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符·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命名的音乐剧院，认为自己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自己的舞台上演出苏联作曲家的优秀作品，以供我们观众广泛观赏。
纪念苏维埃国家各族人民的光荣的过去、纪念他们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的歌剧，再现苏维埃人们在内战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业绩的歌剧，歌颂为和平、为反对新战争挑拨者而斗争的英雄们，歌颂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各国的从事创造性劳动的英雄们的歌剧，是逐年地愈来愈多地出现了。
苏联作曲家们的创作，因为有俄国歌剧古典作家的有益的经验可资借鉴，也逐年地愈来愈有进步了。古典作品的特点就在于内容丰富、旋律多样、声幅宽阔、富有人民性、音乐形式鲜明。所有这些优点，就使俄国歌剧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歌剧，成为广大的各阶层人民所喜爱的，并为他们所容易接受的一种音乐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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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舞台上的俄罗斯古典作品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
共和国人民演员、剧院导演
姆·戈尔吉娜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把他们的活动的大部分都献给了歌剧剧院的改革。他们力求在歌剧的舞台上确立现实主义的演出，使广大观众能够理解和享受到歌剧艺术。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奠定了一个新型歌唱演员的歌剧学校的基础。他们把歌剧艺术看做是歌唱者所具备的、为了同一目标的三种艺术——音乐的、声乐的、舞台表演的——的汇合。这个目标就是艺术的真实、歌剧形象的生命力。
在歌剧的改革工作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首先着手的是俄罗斯古典歌剧的优秀创作。奠定了新歌剧院基础的第一个剧目，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叶夫根尼·奥涅金”。年青的剧团在学校小礼堂中上演的这个剧目，以感情的深刻、演员表演的真挚和感受的真诚而使人喜爱。它在舞台上表现出普希金的生动的富有诗意的形象。
柴可夫斯基曾把“叶夫根尼·奥涅金”誉为“抒情剧”，他所幻想的正是这样来演出自己的歌剧。柴可夫斯基把他的“叶夫根尼·奥涅金”交给音乐学院的小剧场上演时，他写道，对于奥涅金、妲姬雅娜、连斯基的角色，宁可让音乐学院的学生扮演而不让歌剧的歌手来演：“因为他们是学生，是青年，他们不会有那种可厌的、陈腐的惯例。对于我的新歌剧来说，我最怕的就是这些东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观点和柴可夫斯基的这些愿望是完全符合的。
一九三○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又演出了天才作曲家的另一个作品——歌剧“黑桃皇后”。他帮助剧院创造了异常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剧目，体现了柴可夫斯基的天才创作。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不止一次地上演过李姆斯基—科萨可夫的创作。这些创作推动他去寻求创造舞台形象的新途径和新手法。曾经上演过的有：“沙皇的新娘”，“五月之夜”和“金鸡”。
歌剧“沙皇的新娘”具有深刻的民族风味，并揭示出俄罗斯性格的特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非常熟习历史和俄罗斯的古代情况，他力求在这个作品中表现出：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方式怎样产生了人们的行为和心理。这个剧的上演证实了：创作音乐剧的新原则不仅在小型歌剧，而且在大歌剧中也经住了考验。
一九三二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道：“问题在于：要把化装的音乐会变成真正的戏剧表演。目前大部分歌剧都是这种化装的音乐会。因此就需要指出，根据我的意见，把歌剧分为歌唱的歌剧和音乐剧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每一个歌剧都是音乐剧。”
“五月之夜”的演出是排演李姆斯基—科萨可夫歌剧工作的继续。“五月之夜”的音乐是建筑在乌克兰民间音乐的曲调上的。这个剧中的抒情的和诙谐的成分获得了再现，并且以新的方式歌唱出来。乌克兰农村的风俗习惯的全部特点都被表现出来。音乐的优美使年青的剧团得以创作出这个活泼愉快的剧目。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上演过童话歌剧。他在李姆斯基—科萨可夫的“金鸡”的演出里，注入了很大的创造性和异常丰富的想像。这个歌剧是作曲家在一九○五年革命事件的影响下写成的。这个歌剧表现了对专制制度的讽刺，并非常尖锐地指出了道顿帝国的愚蠢、懒惰和专横。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又着手排演普希金的戏剧——莫索尔斯基的“鲍里斯·戈都诺夫”，这是剧院创作生活中的一项重大事件。歌剧是根据最熟悉莫索尔斯基的专家、拉姆教授所编的最初脚本上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深刻地表现出普希金—莫索尔斯基的这个作品。在这个作品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活生生的积极活动着的人民。从第一景在诺沃皆维奇寺院附近到歌剧最后一景鲍里斯孤独的死亡为止，都强调地指出了沙皇和人民之间的鸿沟。
莫索尔斯基的创作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都是同样亲近的。一九三二年，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所建立的音乐剧院上演了莫索尔斯基的歌剧“索罗钦市集”。这个歌剧没有严整的、完全的脚本，只是一些片断。拉姆教授和作曲家谢巴林共同做了巨大的工作，像莫索尔斯基所预想的那样重新上演了这个歌剧。莫索尔斯基看出了果戈理的最深刻的现实主义，而剧院把莫索尔斯基的音乐和果戈理的小说中所表现的鲜明手法和活生生的特点搬上了舞台。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对古典作品的上演工作，在歌剧舞台上确定现实主义的事业中具有很大的意义；同时对于在音乐剧院舞台上体现现代的剧作来说，也是很重大的、严肃的准备工作。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所宣布的创作现实主义的歌剧的原则，给予现代的全部歌剧艺术以巨大的影响，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国外也是如此。这个思想，成为苏维埃国家音乐剧院和培养歌剧演员与导演的学校的工作基础。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培育了整整一代苏联歌剧演员。其中许多人是从剧院诞生时起就开始了创造活动，并成为了歌剧艺术的大师。在剧院即将向中国观众演出的剧目中，青年人和著名的有经验的演员——康杰拉基、扬科、潘切新、蔡宁、斯米尔诺娃—聂米罗维奇、克尼茨基、科罗特科夫、库兹涅佐娃、瓦西里耶娃等人进行着创造性的紧密合作。通往艺术的康庄大道已为青年开拓出来了。青年演员波塔波夫斯卡娅、杜达列夫、布拉斯利斯、鲍里索娃、沙温斯基、马特维也夫、拉基耶夫斯基、拉萨林科、别列夫佐娃等人，已经在剧院中占了重要地位。对于他们和对于他们的青年同志们，已创造了一切使他们能在创作上进步和完善的条件。他们的活动是依靠老同志，依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直接学生的经验。
当剧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演出的时候，将上演“叶夫根尼·奥涅金”这个我们在演出古典歌剧中成绩最优秀的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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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回到工作地区
向干部和群众传达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决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回到各地以后，正在有组织地向机关干部和群众传达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情况和决议。热河、新疆和浙江等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在本省的干部大会上作了传达报告。这些地区在传达时，强调提出要结合本省的中心工作，深入学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文件；并从各方面加强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各项决议和执行宪法而奋斗。热河省承德市邮电局刘长贵小组在听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刘长贵传达以后，制订了十一、十二月份向全局工人进行挑战竞赛的条件，保证努力增产节约，完成国家计划。热河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耀先和赵斌已带领他们所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提前完成了收割，并开始了明年生产的准备工作。西康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根据本省的特点，向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和各族人民进行传达，通过传达，继续向各族人民进行过渡时期国家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的宣传教育。
为了使广大群众都能了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各项决议的精神和内容，各地还组织了大批报告员，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传达以及文件的精神向群众作报告。山东省莱阳专区各县、区正有计划地组织报告员向群众进行传达。德州、惠民等专区在农村中还利用黑板报、广播筒等宣传工具向农民宣传。全省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文件的精神，正结合冬季生产、秋征秋购等工作，以合作社、互助组为主吸收单干农民广泛展开学习和讨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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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鞍山市的干部和职工结合本身工作和思想
深入学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文件
鞍山市各机关、团体干部和鞍山钢铁公司的职工，正结合本身工作和思想深入学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文件。现在，广大干部和职工已普遍阅读和讨论了毛主席的开幕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刘少奇同志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并已开始阅读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各部门干部进一步了解了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宪法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作用，鼓舞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心和积极性。在讨论中，大家纷纷表示要模范地遵守宪法、法律和劳动纪律。有的单位并联系本身的实际情况，着重讨论了宪法中公民的义务部分有关遵守劳动纪律和爱护国家财产的问题。正在编制鞍钢一九五五年生产计划的计划处工作人员，都表示要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车间，多动脑筋，编好计划，为国家增产节约更多的财富。有些技术人员学习宪法以后，更加积极地钻研业务，提出了节省国家资金的建议。有的单位干部并结合文件的精神对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了检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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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认真处理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提案
浙江省杭州市举行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全市六十万人民曾通过自己的代表，提出了三百七十二件提案。这些提案经会议讨论后，转交杭州市人民政府处理。现在市人民政府已将三百六十一件提案全部处理完毕，剩下的十一件也正在研究。在已处理的提案中，获得实际效果的有一百四十二件，正在进行解决的有一百零八件，暂时不能解决和可以缓办的有一百十一件。
杭州市人民政府对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交付办理的提案非常重视。每件提案发交有关单位处理后，市人民政府都派了专人向原提案的人民代表报告处理情况，听取代表们对处理结果的意见。凡代表们对原提案处理不满意或提出更好的处理办法时，市人民政府都转交各有关单位重新研究处理。有些提案处理后，市人民政府还派了干部陪同有关的人民代表进行检查，保证了每件提案的切实贯彻。如在已经处理并答覆了原提案人的二百零九件提案中，有十五件原来处理得不尽完善，经检查后，已由市人民政府通知有关单位重新处理。
在这些已处理的提案中关系人民生活较大的如中河、东河等河道的清洁问题，经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和其他有关单位研究后，在全市下水道系统的问题未彻底解决以前，采取了适当的临时措施。又如许多提案要求增设公共汽车站，经市交通公司研究后，已新开辟了八路公共汽车，给上城、中城、下城三个区的居民以很大的方便。
许多提案是要求政府加强对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处理，以保证对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有些是要求政府加强对盗窃等案件的处理，以进一步维护社会秩序。杭州市人民法院和杭州市人民检察署已在这些方面加强了工作。不少提案提出了关于危险房屋的修理问题，市人民政府已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了检查和修理工作；现在，仅在上城和下城两个区已修理了危险房屋和墙头二千三百五十四处。
有些提案暂时不能解决或可以缓办的，市人民政府已派出和即将派出专人向原提案人解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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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和团中央的代表等祭扫任弼时同志墓
十月二十七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任弼时逝世四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及任弼时同志的家属在二十七日早晨前往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任弼时同志墓地扫墓。
前往扫墓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体育运动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北京市人民政府、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第一分院等单位的代表。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