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编者按：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由苏联经济学家康·维·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德·特·谢皮洛夫、列·阿·列昂节夫、伊·德·拉普切夫、伊·伊·康兹明诺夫、拉·莫·卡托夫斯基、帕·费·尤金、阿·伊·巴什科夫、维·伊·别列斯雷金等集体写成的。该书已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着手翻译。现在我们把“真理报”介绍该书内容的文章译载在这里。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编者按：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由苏联经济学家康·维·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德·特·谢皮洛夫、列·阿·列昂节夫、伊·德·拉普切夫、伊·伊·康兹明诺夫、拉·莫·卡托夫斯基、帕·费·尤金、阿·伊·巴什科夫、维·伊·别列斯雷金等集体写成的。该书已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着手翻译。现在我们把“真理报”介绍该书内容的文章译载在这里。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了。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给了通俗的阐述，指出了它对工人阶级革命活动的重大意义。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包括：序言、各篇——“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结束语。教科书的每一章的后面都有简短的结论。
序言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阐明作为真正科学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
序言里论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和理论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创始人所起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经典著作里揭露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法则，从经济方面论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避免。马克思和恩格斯大体上制定了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的学说。
教科书中着重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的天才继承者弗·依·列宁创造地发展了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他总结了历史发展的新经验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要点，拟定了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学说的基础，创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理论，科学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
列宁的伟大战友和学生约·维·斯大林依靠创立了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提出了并发展了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新的原理。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在苏联共产党和各兄弟共产党的决议中，在这些党的领导者们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一
教科书第一篇中说明资本主义前的——原始公社的、奴隶制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经济关系。同时阐述原始时代的社会观念、奴隶制和封建主义时期的经济观点。
教科书说明了这些经济时代中每一时代的生产力的状况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其中提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法则在资本主义以前形态的各种发展阶段上的作用。
教科书的作者们从展开人类社会历史的原始公社制度来开始论述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在这个时期生产工具都是原始的，人们只有合群才可以得到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带有集体的性质，而产品是在不大的公社范围内按照平均的原则分配的。
教科书引导读者了解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规律性。生产力随着自己的发展，就同原始公社制度条件下存在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原始公社制度就不可避免地要被另一个更高级的形态所代替。奴隶制度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合乎规律的前进一步，它引起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奴隶制度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奴隶主对生产资料和奴隶有完全的所有权。
人类历史从奴隶制的生产方式起开始进入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时期。由于社会分裂为阶级，就出现了国家，它是少数剥削者压制社会大多数被剥削者的机构。
后来奴隶制度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成长着的生产力，这便注定了这个制度的必然灭亡。
教科书的作者们讲述封建制度如何起而代替了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并确立起来，它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场所。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对生产工作者——农奴——的不完全的所有权。随着时光的推移，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逐渐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封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基础，这些革命结束了封建制度，确立了在一定时间内为生产力发展打开广阔场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
教科书中对资本主义以前各种形态的经济关系的分析，说明了过时的生产方式灭亡的客观原因，说明了其他的、更进步的生产方式胜利的必然性。
研究资本主义以前各种形态发展的规律性，不仅具有认识上的而且具有实际上的意义。在被帝国主义者奴役的许多民族的经济中，直到目前还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保存着封建的、而在某些地方甚至是原始公社式的关系。认识到并估计到资本主义以前各种形态的客观经济法则，就可以正确地认识这些国家里的解放运动的特点。二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篇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关系。它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学说作了简短的评述。
作者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学说，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被剥夺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现象。
这篇讲述了马克思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并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揭穿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资本的积累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一章揭露出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这里引证了一些事实材料，说明资产阶级手中的财富无止境的增长和工人阶级相对的和绝对的贫困化的不间断的过程。
读者在书中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如何尖锐化。这最鲜明地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加强。
这篇十分注意到叙述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趋向。资本主义在发展着生产力并使生产社会化时，一方面创造着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又产生作为自己的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组织和领导全体劳动人民争取从资本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革命斗争。
教科书中以具体材料追溯了垄断前的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的过程。作者们阐明了列宁对在理论上总结帝国主义时代各种经济过程所起的作用。
讲述帝国主义的几章指出，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作用的结果，帝国主义的一切主要矛盾——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争夺世界统治权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都剧烈地尖锐起来。
作者们在这里说明了列宁所发现的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法则、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的理论。
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前提就逐渐积累起来。这种危机占据着整个历史时代，这时代的内容是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资本主义总危机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苏联的脱离资本主义体系而特别加深起来。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由于欧洲和亚洲人民民主国家从资本主义体系脱离出来的结果，开始了总危机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瓦解了，建立了两个平行的市场，因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资源施展力量的范围缩小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开始瓦解了。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极端加强了，经济的军事化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政治方面，资本主义的腐朽，表现为反动的加强，表现为国家制度的法西斯化。
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帝国主义阵营的削弱、宗主国和殖民地中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的解放斗争的增长——这一切都说明现在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
研究资本主义特别是它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经济法则，可以使我们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趋向、现阶段阶级力量的布置和它们之间的斗争，帮助我们揭露企图掩藏现代资本主义脓疮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们，向被奴役的人民指出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道路。
三
教科书第三篇中研讨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关系。
教科书有几章论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其中阐明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经济的基本途径。
依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理，列宁创立了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完整的学说，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知识来武装了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
本书的读者可以看到共产党如何依靠客观的经济法则，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组织了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共产党执行列宁的预定计划，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消灭了资本主义成份。我们的祖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高度发展的工业和集体的农业。
教科书中说明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及其经济法则，说明了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础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形式（国家的即全民的，和合作社集体农庄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随社会主义成份的出现而产生的，这些法则随着社会主义成份的发展得到日益广阔的作用范围，并且由于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变成了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法则。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一章，揭示出由约·维·斯大林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所提供的基本原理所表述的这个法则的实质。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要求，党和政府实行着一贯提高苏联人民福利、加速发展社会所有生产部门并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政策。
读者可以在专门的一章中找到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则的实质、关于它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调节作用问题的答复，可以了解这个法则如何被国家机关利用来有计划地领导国民经济。
党和政府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法则的要求，经常改进社会主义计划工作的方法。一方面，对基本的和决定性的指标的计划工作一贯实行集中化，同时又发挥地方组织、工业企业和集体农庄在有计划地领导生产上的主动性，保证在作计划时对于每一个经济区、农业区、每一个企业、集体农庄采取分别对待的态度。
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法则为指南，目前在重工业进一步增长的基础上，实行使农业生产和人民日用品生产急剧增长的纲领。采取消灭个别部门落后状态的措施，消除订计划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
读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一章，读者可以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特点获得一个概念。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的性质。劳动纪律成为自觉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还没有变成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这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社会面临一个任务，就是要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最严格的监督，坚决克服任何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表现。这个任务的实现，依靠利用按劳取酬的经济法则，使劳动者更加从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的增长。目前党和政府彻底利用着物质利益的原则，以求提高农业。
教科书的作者们对作为共产主义胜利的决定条件的劳动生产率问题给以很大的注意。他们指出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经济法则。
教科书中谈到了物质生产中的工作者的劳动和在非生产领域内工作者的劳动之间的区别，阐明了在创造全部物质资料的物质生产和非生产领域之间劳动资源的正确分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性。目前正当解决急速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的任务时，特别重要的是提高物质生产领域内劳动的比重，竭力简化管理机关的机构，裁减冗员，降低流通费用等等。
书中研讨了一些经济范畴，例如商业，它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产品分配的基本形式；货币、财政和信用、经济核算、赢利、成本和价格，这些都是同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法则的作用有关的。
按照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生产、价值法则、货币、经济核算的作用的原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竭力巩固这些经济形式来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福利，最节约地进行经营管理，并加速生产的增长。党和政府认为经济工作人员掌握价值法则的作用有着重大的意义。
教科书有单独的一章来说明社会主义的农业体系。其中对集体农庄的公共经济、劳动日作了分析，阐明了集体农庄中的级差地租的本质和形式。为了急剧提高我国居民的粮食供应并提高集体农庄农民的福利水平，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目前正在加紧发展农业生产的一切部门。最重要的任务是更充分地和合理地利用土地，开垦大块肥沃的熟荒地和生荒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牲畜的产品率，加强农业机器站在提高集体农庄生产中的作用和竭力发展国营农场的生产，进一步从组织上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
教科书使读者了解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的理论的基本问题，指出积累及其正确分配对国家经济力量的增长和人民福利的提高的意义。
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阐述由“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渐过渡”一章来结束，这一章中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学说，研讨了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性，以及苏联共产主义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教科书中指出伟大的列宁在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时，得出了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的基本原理。
在教科书结束的几章中，阐明了各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本问题、它们发展的规律性及特点。其中有一章阐述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制度，讲述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有专门的一章来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
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离出来并同苏联一起组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并建立了彼此紧密的合作。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国际关系建立起来了，它所根据的原则是完全平等和互利、尊重大小民族的国家主权、兄弟互助、全部经济联系的计划性和组织性。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的关系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之上，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具体表现。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版将促进对重要经济问题更加积极的和创造性的讨论。作者们在前言中写道，他们打算继续进一步改进教科书的工作。无疑地，读者的愿望和建议，高等学校研究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经验，经济学教研室及其他教研室所积累的资料，都可以帮助本书的作者们进行这件工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对为反对资本主义、争取共产主义胜利而斗争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认识了经济法则，就能够正确地认识社会过程，科学地预见经济发展的进程和利用经济法则来为共产主义而斗争。
政治经济学向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指出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争取自由的道路。它教导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和劳动人民如何去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苏联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客观经济法则的知识为指南，拟定并实行有科学根据的并在实际中经过考验的政策，组织劳动人民建设共产主义。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将提高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掌握经济知识的兴趣，将促进干部的经济知识水平的提高。
党的、苏维埃的、经济部门的干部、工业和农业工作者、我们人民的知识分子都在为胜利解决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而不屈不挠地掌握着经济科学。
（子凡译自十月八日苏联“真理报”）
第3版()
专栏：
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钟洛
作为红楼梦的一个爱好者，我曾认真地读了俞平伯先生的由“红楼梦辨”增订重版的“红楼梦研究”；此后，陆续地读了他的关于红楼梦的其他文章，其中包括“‘红楼梦’简说”（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大公报）、“我们怎样读‘红楼梦’？”（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文汇报）、“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东北文学一九五四年第二期）、“红楼梦简论”（新建设一九五四年第三期）以及在光明日报、新民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从所有这些文章看，俞平伯先生三十年来对红楼梦确实下了不少工夫。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的论点，我认为是很错误的。最近，在文史哲一九五四年第九期和十月十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第二十四期上看到李希凡、蓝翎两位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文，对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了初步的批判。这个批判，我认为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
红楼梦是中国近三百年来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文学著作之一。满清时代的文人们有所谓
“开谈不讲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口头语，这就足以说明它的影响是多么巨大了。在长久的时期中，有关红楼梦的研究和考证的工作，居然成为一门学问，被叫做“红学”，有一班因长于“红学”而知名的人，被称为“红学家”。“五四”以前的
“红学家”们就很不少；“五四”以后又出现了一些自命为“新红学家”的，其中以胡适之为代表的一派资产阶级的“新红学家”占据了支配地位，达三十余年。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的论著中看到胡适之派的资产阶级反动的实验主义对待古典文学作品的观点和方法的继续。
从一九二三年出版的“红楼梦辨”起，到今年三月发表的“红楼梦简论”为止，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似乎并未因三十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和它反映在思想意识上的深刻变化而有多大改变。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基本论点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一、俞平伯先生认为红楼梦只是写曹雪芹自己的家庭由兴盛到衰败的实事；认为曹雪芹之所以写红楼梦，不外三个原因：一是感叹自己的身世，二是情场忏悔，三是为他周围的十二个女子作本传（从一九二三年的“红楼梦辨”到一九五三年“红楼梦研究”第三版，都是这样说的）。在一部分文章里，俞平伯先生也提到红楼梦是描写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但曹雪芹对这个封建大家庭到底抱着什么态度呢？赞成还是反对？俞平伯先生说：“拥护赞美的意思原很少，暴露批判又觉不够。……所以对这答案的正反两面可以说都有一点。”（“红楼梦简论”）这就是俞平伯先生所大大赞赏的所谓“怨而不怒”，就是说作者并没有暴露什么，鞭挞什么，打击什么，有的只是一种所谓“缠绵悱恻”的东西。在这种“怨而不怒”的“风格”的对比之下，俞平伯先生认为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倾向性的古典名著“水浒”就“有些过火”和“锋芒毕露”了。
二、俞平伯先生在他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还大讲他对“红楼梦”的传统性的看法，但他不是从作品里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出发，而是根据
“宝黛言情的口头语”和某些情节或环境描写的片断以及其他一些巧合，就“很容易看出它如何接受了、综合了、发展了……古代的小说传统”，从而断定红楼梦的渊源是“以‘才子佳人’做书中的主角，受西厢记的影响很深”，“书中有些境界描写，实暗从西厢脱胎换骨的”，“红楼梦的主要观念‘色’
‘空’明从金瓶梅来”，“其（贾雨村）所谓‘一丝半缕误而逸出’者，即水浒的‘一道黑气滚将出来’也”，“真假宝玉恐怕也从西游记的真假悟空联想得来的”，“像这样汪洋恣肆的笔墨，奇幻变换的章法，从庄子脱胎，非常显明”，……，等等。这种形式主义的牵强附会，实际上和文学的“传统性”毫不相干。
三、既然认为红楼梦是写实事，又如何解释许多作者未曾经历过的情节呢？于是俞平伯先生就把红楼梦的内容分作“现实的”、“批判的”、“理想的”三种成分，而“这些成分每互相纠缠着，却在基本的观念下统一起来的。”（“红楼梦简论”）这个“基本的观念”是什么？俞平伯先生抓住第一回内作者的几句话，便肯定“石头记以梦幻为本旨，……本演色空；由梦中人说，色是正，空是反，由梦中人说，空是正，色是反。……”（“红楼梦辨”第八十六页）这种唯心的观点，在俞平伯先生近年来的一些文章中仍然没有改变。例如说：“它的真假虚实，轻重隐显，变化百端，使我们不容易抓住；而且稍一疏忽，就会走入迷途，误解到作者原意的反面去。”“明显地写出来的是假的；相反的，含而不露的才是真的，书的本旨。”（“我们怎样读‘红楼梦’？”，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文汇报）俞平伯先生认为正是这种诡秘玄虚的观念构成红楼梦全部思想内容的基础，他并斥许多人“对作者强调的‘正’为‘假’，‘反’为‘真’完全不了解，始终是在正照‘风月宝鉴’”。
四、从这个“色”“空”的基本观念出发，俞平伯先生认为红楼梦里就无所谓肯定的或否定的人物。例如黛玉和宝钗吧，作者对于这两个人物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但俞平伯先生却力图证明作者并无所偏爱，“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
（“红楼梦研究”第一一二页）在俞平伯先生看来，红楼梦的特色就在于“情场之盛”和“文章之妙”，而这一伟大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却被轻轻丢开了。所以在接触到书中的人物时，俞平伯先生最感兴趣的不是他们的社会意义和性格特征，而是他们是否代表作者曹雪芹的问题，说“在某种情况下都可以代表作者的一部分，却谁也不能，谁也不曾代表他的全体。”“要说不代表作者，即贾宝玉也不能代表他。”其实，问题不在于书中人物是否代表作者，也不在于代表作者的“一部分”或“全体”，而在于作者对人物的态度，对人物的爱憎。而俞平伯先生却偏偏不承认这个问题，硬说曹雪芹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无所偏爱，对现实“怨而不怒”，硬要把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降低为自然主义的庸俗作品。在俞平伯先生的心目中，红楼梦中的人物不是从当时现实社会中提炼出来的活生生的典型形象，而是为了“表演这整出的戏叫‘红楼梦’”，而拼凑起来的“生旦净末丑”。这出戏的主题是什么呢？当然是“色、空”的“基本观念”！俞平伯先生硬拉着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曹雪芹从“色、空”的“基本观念”出发，绕过对人物无所偏爱、对现实“怨而不怒”的自然主义的道路，又回来看“生旦净末丑”表演有“色、空”“基本观念”的戏！这正是胡适之派的资产阶级实验主义思想的表现。然而这同红楼梦和曹雪芹何干！
红楼梦只是记载了作者曹雪芹和他的一家的实事吗？姑不论全书的开端“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等等是否为作者的托词，从红楼梦在人民群众中产生的效果来看，从作品本身的现实主义精神来看，红楼梦反映了十八世纪封建统治阶层的腐朽和丑恶，在这幅巨大的图卷里，我们看见封建阶级的剥削、欺凌、虚伪、奸诈、荒淫无耻和精神生活的糜烂。尽管曹雪芹对他自己所属阶级的衰败，还保持一定程度的眷恋和怜悯，因而在鞭挞他所憎恨的人物的时候，还噙着眼泪；但是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高度的艺术手腕，却使人信服地说明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崩溃和死亡的必然性，也预告了整个封建制度的崩溃和死亡。而俞平伯先生却把贾家从满清中叶整个社会经济状况和时代背景孤立开来去看它的衰败，去看宝玉和黛玉的恋爱悲剧和各种人物的生活现象；抽掉这部作品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因而抹杀了作品的高度思想性和艺术形象的典型性，认为“书中底人物事情都有蓝本，所以红楼梦作者底最大手段是写生。……虚构和写实都靠着经验，不过中间的那些上下文底排列，有些不同罢了。”（“红楼梦研究”第一一六页）
这种自然主义的观点，是和胡适之的观点一脉相传的。胡适之在“红楼梦辨”出版的更早两年，就说“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亚东版红楼梦第一册第五十二页），胡适之所标榜的“只认识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的实验主义考据方法，是和他在政治上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的反动思想相一致的。正如在政治上企图诱骗人民离开阶级斗争一样，在对待古典文学如红楼梦的研究上，胡适之力图否认红楼梦的社会政治意义，结果就从根本上贬低了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的历史的和文学的价值。俞平伯先生的
“红楼梦辨”，数次提到“胡适之先生”如何如何，引为同调。到一九五二年，“红楼梦辨”换了“红楼梦研究”的书名出版时，除了更换一小部分文章和删去每篇篇末注的年月日以外，绝大部分并未改动，有时甚至仅仅删去了文中“胡适之先生”等字样，而把胡适之的观点却全部作为俞平伯先生自己的观点保留下来。
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方法，也是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方法。他曾公开宣称：
“对于文艺，除掉赏鉴以外，不妨作一种
研究；但这研究，不当称为历史的或科学的，
只是趣味的研究。……欣赏文艺时附带一点研
究，亦只是逢场作戏而已。若拿了一把解剖刀
来大割，恐怕割来割去了无所得。这不怪你的
手术欠佳，或你的宝刀欠快，只是‘割鸡焉用
牛刀’耳。……这种（趣味的）研究，其对象
和方法都不是固定的。如果你把研究释为固定
的知识，则它或本不成为研究，即说是在那边
闹着顽亦可。”（“红楼梦辨的修正”，一九二
五年三月七日“现代评论”）
从俞平伯先生三十年来研究红楼梦的实践来看，他正是本着这个宗旨，凭着个人的爱好，在这种“趣味的研究”上，费了不少心血。他的一部分研究成果在整理材料、辨伪存真上是有作用的。但是，我们肯定这部分作用，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或者容忍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他否认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否认红楼梦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种立场观点以及主观和繁琐的研究方法，对读者来说，必然会把他们引到歧路上去，引导他们把红楼梦中统一的、有机的生活，分割为片面的、孤立的现象，从而寻根究底，考证“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的座次，追寻秦可卿和贾宝玉的暧昧关系，研究“贾宝玉为什么尽吃稀的”等等。这种舍本逐末、“可怜无补费精神”的研究，俞平伯先生自己“闹着顽”，自然“亦可”，对于广大的迫切需要从古典文学作品中吸取滋养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但是，读者的思想认识水平和鉴别力是不断在提高的，进步的青年人再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任意损害和歪曲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文学遗产。李希凡、蓝翎两位所写的两篇文章就驳斥了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这种曲解。
李希凡和蓝翎两位所写的两篇文章，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指出“红楼梦出现在满清帝国的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代正是满清皇朝行将衰败的前奏曲。在这一巨变中注定了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贾氏的衰败……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贾氏的衰败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最基本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原因。”如果将这个观点和胡适之们的观点相对照，就不难看出红楼梦“考证的权威”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了。胡适之在“红楼梦考证”中说红楼梦是曹雪芹“描写他家由富贵变成贫穷的情形。我们看曹寅一生的历史，决不像一个贪官污吏；他家所以后来衰败，他的儿子所以亏空破产，大概都是由于他一家都爱挥霍，爱摆阔架子；讲究吃喝，讲究场面；收藏精本的书，刻行精刻的书；交结文人名士，交结贵族大官，招待皇帝，至于四次五次；他们又不会理财，又不肯节省；讲究挥霍惯了，收缩不回来，以致于亏空，以致于破产抄家。”这岂不是活脱脱的物伤其类的叹息口吻？
李希凡和蓝翎两位的文章，着重批评了俞平伯先生在研究红楼梦的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观点。指出俞平伯先生由于没有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的鲜明的反封建倾向，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迷惑于所谓“怨而不怒的风格”，“实质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也批评了俞平伯先生确认“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的反现实主义的谬论，指出红楼梦决不是“色空观念”的具体化，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生的悲剧，“人们通过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所得的教育不是堕入命定论的深渊，而是激发起对于封建统治者及其全部制度的深刻的憎恨，对于肯定人物宝玉黛玉的热烈同情。”
其次，这两篇文章批评了俞平伯先生在论及红楼梦的传统性时的形式主义的断语，认为红楼梦的传统性是表现在对古典文学作品人民性的继承和发扬；对正面典型的创造和热烈歌颂；和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忠实，而决不是如俞平伯先生所分析和引用的，仅是东拼西凑，抄袭前文，说是什么“传统性”。
这两篇文章还指出俞平伯先生的文学批评原则是反现实主义的，他企图否定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悲剧，从而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
尽管这两篇文章可能有一些小缺点，但这些小缺点，是无损于这两篇文章的总的倾向和战斗精神的。应该说，这两篇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胡适之派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可贵的第一枪！
这一枪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之派的“新红学家”们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在全国解放后仍然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占统治地位这一危险的事实，视若无睹。这两篇文章发表前后在文艺界似乎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是的，我们曾经号召学习一切优秀的民族文学艺术遗产，国家出版社也整理出版了红楼梦和其他一些古典文学名著，这样做是必要的，但这决不能算是已经接受和发扬文学遗产了。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真正做到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去其封建性的糟粕，才能使这些遗产成为全民的艺术财富的宝贵的一部分，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必要基础。但是，我们对于优秀的文学遗产——如红楼梦的研究工作，迄今为止，仍未脱离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反现实主义的影响。这样发展下去，就不可能使人民从古典文学作品中认识真实的历史，不可能使人民认识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斗争的工具的政治意义，不可能真正地认识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的价值，从而热爱我们民族的珍贵的文学遗产。
现在，问题已经提到人们的面前了，对这问题应该展开讨论。这个问题，按其思想实质来说，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严重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目的，应该是辨清是非黑白，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每个文艺工作者，不管它是不是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都必须重视这个思想斗争。这不是对哪一个个别的人的问题。对任何人在研究和考证工作上的或多或少有益的贡献，都是应该尊重的。但是应该坚决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管它以什么名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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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山西、江苏、湖北等省广大干部
开始学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文件
河北、山西、江苏、湖北等省广大干部已开始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主席的开幕词、刘少奇委员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和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各项文件。
河北省各级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开始学习前，中共河北省委员会发出了传达、学习和宣传的指示。十月十六日下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河北省委员会书记林铁，在省委召开的全省县以上扩大干部会议和省级各部门负责干部参加的会议上作了关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成就的传达报告。全省对基层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传达报告，也即将组织党的报告员和下厂下乡的干部按厂矿、按街道、按乡村分别进行。
山西省参加这次学习的，除过去学习理论和文化的各级干部外，还有中等以上学校的教职员、学生和小学教员，各地参加学习的人员在阅读文件和讨论中，根据文件的精神，紧密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干部思想上的主要问题，进行了适当的分析批判，以提高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加强遵守宪法、法律和纪律的观念，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
江苏省一级机关干部从十一日开始学习后，现在正在讨论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南京市机关干部、各工厂企业、国营贸易单位和医院的工作人员已阅读了毛主席的开幕词和刘少奇委员长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并已开始讨论。
湖北省直属机关干部和全省各地县级以上的干部已先后从十六日起开始阅读文件。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在这次学习的指示中，要求各地密切结合当前的中心任务来进行学习。武汉市中级学习组的干部在学习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并着重地研究了这个报告中和本部门工作有关的部分，以明确本部门工作的政策方针和今后的任务，达到改进当前工作和推进增产节约的目的。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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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农村各族农民三万多人加入共产党
云南省广大农村在互助合作运动的大发展过程中，已有三万一千五百一十九个优秀的各族农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三千二百三十九个乡村支部。现在，凡是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乡村，大都已经有了党的支部和小组。这些党员原来都是农村中的积极分子，经过慎重的审查以后吸收入党。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推动互助合作运动大发展的骨干力量。目前，全省担任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副社长的共产党员共有四百三十五人。共产党员李能和张惠英，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已成为全省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他们领导的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已成为全省各族农民互助合作的榜样。共产党员、彝族妇女马二婼，去年在党的指示下，帮助元江县猛仰坝的彝族农民建立了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社第一年就获得了丰收，社员们把一万多斤余粮卖给了国家。今年春天，马二婼和其他党员一起，又领导甘庄的傈僳、傣、彝等族农民战胜了干旱，还帮助当地各族农民在一起成立了互助组。思茅县曼连乡刀光寨和中寨新从山上下坝的二十八户彝族农民，在共产党组织的帮助下，消除了怕受歧视的顾虑，并在今年秋天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和党员的带领下，全省已有不少地区整村地走上了合作化道路。宜良县撒尼族聚居的新发村三十七户农民已全体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永新乡的农民在党的组织的领导下，也都参加了互助组或农业生产合作社。
今年，全省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领导和依靠互助合作组织的力量，带动农民战胜自然灾害，克服生产中的困难，保证了粮食的增产。峨山县彝族自治区高平乡共产党组织在今年春天的抗旱斗争中，首先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在山沟中修筑十六条小的拦水坝，积了水，并带动四个互助组积极寻找水源，帮助群众实行合理用水，改进耕作技术，到秋天，这个乡的庄稼增产了五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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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各种中医中药书籍
为发扬祖国医学成就，更好地为增进人民健康服务，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在有计划地积极地整理、编辑、出版各种中医中药书籍。该社经同各有关方面，特别是同中医界人士进行了反复的商讨研究后，首先决定出版一批中医学的基础书籍。为了完成中医书出版计划，该社除决定在内部增设中医书编辑组机构外，并拟聘请全国著名中西医组成中医书出版编审委员会，进行此项工作。
为了缩短出版时间，及早供应社会需要，人民卫生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约定，继续由商务印书馆选印出版该馆以前出版过的中医中药书籍。双方协商结果，第一批决定出版的古典作品有：“内经素问”、“灵枢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神农本草经”、“肘后方”、“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诸病源候论”、“外科启玄”、“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以及“医心方”、“瘟疫论”、“温病条辨”、“医学心悟”、“理瀹骈文”等二十二种。为了帮助初学者易于体会“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含义，该社还决定出版加以注解的“伤寒论今释”和“金匮要略今释”两种著作；另一方面，为了解决某些人因受时间所限而不能阅读卷帙浩繁的“内经素问”和“本草纲目”等书，又配合出版“内经知要”和“本草备要”等内容简要的书籍。印刷形式，除商务印书馆仍沿用旧有纸型出版外，人民卫生出版社所出版的尽可能用十八开本平装缩版影印，以降低成本，统一规格，便利读者阅读。出版期限，预计一九五四年第四季度开始出书，至一九五五年第二季度陆续出齐。由各地新华书店统一发行。这一批书籍一部分是中国医学中的古典作品，一部分是临症和初学者的必要参考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