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纠正工业报道中的片面性
本报记者 安岗
有些报纸在工业报道中有一种片面性的毛病，这种片面性不仅表现在批评上，同样地也表现在表扬上。
我曾听到某工地一位同志说：“有一个报社的记者曾经问我道：‘最近工作上有些什么主要情况？’我用了很长时间把工地工作中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告诉了他。我说：‘请你们研究一下，给我们一些帮助’。那位记者带着不耐烦的、失望的神情回答：‘啊，这是一些工作上的问题。我想要了解的是有什么新气象，你还是谈谈新气象吧’。我说：‘新气象吗？对不起，我现在还看不出来。等到我们把那些问题解决了，克服了混乱现象后，你再来找“新气象”吧。’”据这位同志说，从此他见了那位记者就想躲着，怕他再要什么“新气象”。工地生活中是充满着新气象的，但它同那个记者想像中的“新气象”完全不一样，生活中的这些新气象并不是什么静止的孤立的东西。新同旧的斗争是生活发展的规律，把这条原则应用到报道新气象上面来，就是说新闻记者不能到处伸手去要新气象，而要从支持新事物，反对旧的落后东西的斗争观点出发来发掘新气象。如若不然，记者采访的那些新气象，就很有可能是表面现象，甚至是假象。
片面性有着各种不同的表现：第一种表现是人云亦云，不进行独立的调查、思考和判断，信手拈来，便信以为真。据前“辽东大众”报检查，该报一个记者有一次在报道营口造纸厂的工作时，只是看了一下该厂的捷报和检修总结，找了几个例子，就写了稿子。稿子发表后，才发现该厂在检修中加班加点，而且出了事故。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有些记者下工厂，常常不是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去了解生产情况和问题，而是赶到月底年底去工厂要完成计划的数字和生产捷报。工厂开展技术革新运动，记者就去要“窍门”、“先进经验”、“合理化建议”的材料。工厂搞劳动竞赛，记者就去要“先进人物”的材料。我们不反对要材料，但如果记者以拿到手的材料为满足，盲目相信，并且不经过认真研究，就写成新闻通讯，这种作法是危险的，这种报道也常常是片面的。
片面性的第二种表现，是只看问题的一面，不去全面地观察和分析问题。有一个报纸的记者，在报道关于供应农民播种机保证春耕生产的一篇新闻中写道，滚丝机的效能比过去用车床来车螺丝的效率提高九十倍。后来才发现，这个记者只注意滚螺丝一道工序的生产效率，而没有把上一道经过车床“扒荒”的工序消耗的工时算在一起，因而造成夸大失实。这个报纸有一次报道了煤业建筑器材公司一个工人使用手推车代替抬筐，一年给国家节省三十六亿元的事例。这是作者从提高搬运效率这方面估计出来的。后来发现该公司实行的是以件计工，多劳多得；搬运效率提高了，工资也增加了，因而一年也就不可能节省三十六亿元。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完成国家计划的消息，其中有很多是真正完成了的，但也有不少的消息只说了完成的一面（如产值计划），而没有说出未完成的一面（如产品种类计划，降低成本计划等）。为什么只看一面呢？一方面是“报喜不报忧”的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也是对近代化工业活动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认识不足，抓住一点，不顾其他。
片面性的第三种表现是割断历史，把一件事同它的主客观条件对立起来，而不是从事物的内在联系中去发现问题进行报道。有人说：“新闻记者不是写历史，他只能就事论事”。这是一种“为报道而报道”的资产阶级观点。党报的新闻记者不是作为记录的工具，他是党的工作者。因此，他只能是按照党的工作原则去工作，即使写一条小消息，也要以对党负责的精神作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只有这样，他写出来的东西才能体现党性和真实性。也才能不被一时的假象所蒙蔽。据沈阳日报检查，他们曾在显著地位上发表了“二一九二工地发动职工讨论旬施工计划”的消息，介绍和推广了该工地讨论计划的作法。消息中所报道的本来都是事实，可是这个工地的旬计划仅仅实行了一次就烟消云散了，同时在这一旬内还发生了返工事故。如果全面地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出发，就应该弄清楚该工地的历史条件，实行旬计划的条件，以及管理水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条件是否与这种先进工作法相适应，然后再作出正确的结论进行报道。孤立地进行报道，又必然会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譬如有的报纸曾经报道某些工厂推行岗位经济核算制，苏联专家听到了曾说：“按照这样的报道，这个工厂已走进共产主义社会了。因为这些办法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有了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时候才能作到”。我们的报纸显然只是觉得这是一种新鲜的办法，便不去研究它的实质和工厂的实际条件，就草率发表出去。这些工厂并没有真正实行岗位经济核算制；有的即使开始实行经济核算制，也只能是从全厂到车间、再到小组一步一步地发展，否则就要犯违反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急性病。如果报纸不加区别地宣传说推广了岗位经济核算制，正是做了这种“急性病”的俘虏。
片面性的第四种表现是笔下生花，“要什么有什么”。工厂刚一实行责任制，有些报纸马上就有了“新气象”的新闻，好像责任制是一付万灵药丹一样。应当承认，实行责任制一定能够克服混乱现象，因此完全有可能出现新气象，可是我们报道时，却不能从“想当然”出发。譬如有些地方在实行责任制时没有作准备工作，一道命令传下去，就要建立责任制。这种责任制也可能使工作上出现一些新气象，但这种新气象是一时的，不巩固的。新闻记者的责任应当是用批判的眼光来正视生活的现实，指出进步的现象，同时也要敲起警钟，而不应被一些假象所迷惑。我们的报纸曾大量地报道实行作业计划后的新气象，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事实。但在很多地方，作者的笔却把事实夸大了。实行作业计划是企业实行社会主义生产管理的一个必要条件，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条件。在实行作业计划中，不少工厂忽视了技术管理，在制品一再返工，结果反而打乱了作业计划。有些工厂的作业计划虽然能够百分之百的完成，可是工厂的定额和计划却是十分保守，因而可以不费力气地作到均衡生产。党报的新闻记者就应当正视这些情况，恰当地估计工作中的成绩，并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进行报道。记者必须坚决抛弃那种不看生活只看工作计划，仰首望天，“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思想。不抛弃这种思想，他们写出来的报道，就必然会引起群众的思想混乱，影响党报的威信。
也可能有人好心地想：“对新事物多鼓吹一下吧！细节问题不必苛求。”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些东西明明还在试验，报纸就宣传“已经成功”；有些东西试验基本上虽然成功，但还有毛病，报纸就丢开它的毛病不管，迳自去“报捷”。其实，新事物本身就有鼓动的力量，我们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进行报道，让事实去说话，就一定能够说服人，任何相反的作法，却只能绞杀新事物。譬如，一件新的创造明明还未成功，报纸上却说已经成功了，工厂的某些人看到报纸上的宣传，便自满起来：“你们看，报纸都给宣传了呢！”不再继续钻研。这样，新的东西在生活激流中就会停滞下来，没等到成熟就夭折了。一些抵抗新事物的人，又会拿出报纸来说风凉话：“这件事还有这么多的缺点，报纸上居然大吹大擂说什么成功了。”他们在群众中散布了怀疑和不信任的空气，使新事物孤立起来。有些人看到报上说是“成功”，便以为可以闭着眼睛去推广，在推广中发现问题很多，便泄了气，说：“原来是靠不住的，算了吧。”显而易见，记者用渲染成功和夸大事实的方法来支持新事物，只能给党和国家的利益带来损害。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报道的片面性呢？
根本的问题是有些报纸工作人员的思想中，还或多或少地受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影响。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主要特点是虚伪。有了这种观点的人，同人民群众和实际生活就会逐渐以至完全脱节，就会用错误的观点歪曲地对待生活现实，这样就与党的新闻工作的真实性原则背道而驰。党的宣传鼓动的基本特点，是以密切联系实际生活和正确分析实际情况为前提，因而它是完全真实的。要作到这一点，新闻记者必须不回避生活中的迫切问题，不掩盖它们，不害怕按照它的本来面貌把问题尖锐地提出。只有这样热爱生活、关心政治，我们才能从生活斗争中来把握和支持新事物，并正确地写出表现各种新事物的新气象。同时，我们能够正确地支持新鲜的、先进的事物，也就必然能够同样严肃地暴露和批判落后的、陈旧的东西；我们从思想上把它们统一起来，就可以提高报道的思想指导作用，使每一篇报道都体现出让先进带动落后前进的社会主义的精神。
这里，有几种错误思想必须加以澄清。
有人认为：“表扬得过火点没有关系，反正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可是，哪会有一种表扬过分的稿件，不影响政治任务的完成，不受到人们的指责呢？我们党报的表扬是政治上的积极力量，它能够从政治上鼓舞和动员群众完成党所交给他们的任务。而虚伪的过分的表扬却丝毫起不了这种作用，它只能损害党和党报的政治影响。
有人认为：“批评马虎一点会有麻烦，表扬马虎一点人家不会有什么意见。”但是我们表扬的目的是为了树立革命的榜样，教育和带动群众一齐前进，不是“为表扬而表扬”。马虎一点的表扬，就像马虎一点的批评一样，都会失去党的严肃性和战斗性。这种表扬离开了党的正确原则，违反事实的真实，因而也就失去了教育和推动群众的作用。
有人认为：“表扬是表扬，批评就是批评”。他们要表扬一个人或一件事时，就只注意优点，有时甚至有意地把缺点掩盖起来；等到要批判这个人或这件事时，就只搜集缺点。这种思想和作法是比较流行的。当然，一篇文章可以是完全表扬优点的。问题是在表扬时，新闻记者永远不要放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怎样才能百分之百地正确地了解一个人或一件事呢？用罗列或堆积优缺点的办法或是用掩盖优缺点的办法，都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必须学会全面地进行分析和批判，只有从事物的正反两方面进行充分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由此来确定表扬或批评的恰当分寸。
有人认为：“我们对工业不熟悉，因而在报道中很难避免片面性的错误”。可是几乎所有片面性的报道，都是由于不虚心、不深入、自满而造成的，很少是因为不熟悉工业的困难造成的。我们报纸上出现的绝大多数的片面性错误，都是因为害了急性病，过低地估计了事物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用漫不经心、盲目乐观的情绪代替了冷静的政治分析的结果。我们今天确有不熟悉工业生产的困难，但正因为我们对工业不熟悉，我们就应当更加虚心、更加谨慎，只要虚心和深入，我们就一定能够防止片面性。
党报是党的政治武器。新闻记者要使自己无愧于党报工作者的光荣称号，那就必须肃清思想中和作风中的资产阶级的影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代替片面性，在工作中正确地分析生活中的事物，自觉地把党的政策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现在作工业报道的记者，都在热心地“钻生产”、“体验生活”，这是好的现象。但是怎样才能熟悉生产并且能正确地体验生活呢？这就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来检验实际生活中的每一个事实，而不要以感想代替政策。要作到这一点，最基本的办法是努力提高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生活，正确地全面地分析生活现象。这是清除报道思想中的片面性，进行正确报道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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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在我们党的工作中，用千篇一律的一般化的形式主义方法进行工作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这种形式主义的工作方法使党的工作不能深入，使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充分发挥。斯列波夫同志的这篇文章，从各方面论证了党的工作中的分别对待的方法，批判了党的工作中的各种形式主义的公式化的缺点。它对于我们克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有很大帮助。
论党的工作中的分别对待方法
苏联勒·斯列波夫
现在，当党在解决进一步发展重工业，急剧提高农业和扩大日用品生产的巨大任务的时候，加强党的工作是特别重要的。
党的工作，实质上就是对人的工作。不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或是很好地利用新技术，不管是进行收割工作或是征购农产品，党的工作人员都应当首先以群众的组织者、教育者的身份来对待工作。应当记住，党的工作决不容许形式主义、墨守成规和刻板的公式。只有顾及到每个人的特点时，党的工作才能顺利地进行。
试以党内工作为例。党内工作的任务就是：使所有党的组织真正成为有战斗力的，能够顺利完成党所提出的任务的组织；把共产党员的觉悟程度提高到能了解自己是党的政治战士，不断地发扬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吸收他们参加党内的领导工作；培养他们对工作的责任感。而要做到这样，就必须个别地了解每一个共产党员，善于接近每个党员，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善于帮助他，而在必要的时候，又能及时地纠正其缺点。
只有采取分别对待的方法，熟悉党员思想成长的水平，了解他们的才干和爱好，才能正确地进行工作，很好地配备党的力量，并能发挥党组织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知道可以把某项工作交给谁去做，这是非常重要的。列宁曾说过：各种不同的工作，需要各种不同的人材。
但是在实践中，在日常生活中却常常忽略了这点，没有考虑到组织工作中主要的是对每个党员进行工作。常常发生对所有的人一律看待的现象。党组织书记常常不研究、也不熟悉党员的要求，同党员联系很差，分配的工作不适于他们的才干和爱好。还有不少这样的事实，党组织中许多党员没有担任任何工作，作工作的实际上是为数不多的积极分子。
如下塔吉尔市新塔吉尔工厂、乌拉尔车厢制造厂及其它企业中的党组织，在分配任务时常常不考虑党员的修养程度和他们的要求。在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拉—久宾区列宁集体农庄、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等的党组织里，也有同样的现象。某些党员几年来总是担任同样的工作，因而他们的积极性增长得很慢，以致个别同志对所担任的工作失去了兴趣。
显然，如果一个人所担任的工作是他比较爱好的，那么工作的效果一定就会更好。他在工作中将更积极主动，更加热情。机械地分配党的任务，只能对工作有害。因为这样做，不可能发挥党员的才能。要知道问题恰恰是在于发挥人们的才能，而不是抑制才能，正是要使人从思想上来提高，而不是使他停滞不前。
这是任何一个党组织都完全能够做到的。只是应当这样来组织工作：使每个党员都能受到照顾，都能感到组织对自己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感到党的领导。这就要求党组织的领导人接近党员，铲除笼统的对待方法，因为这种做法会抹煞每个人的特点。党组织书记不仅在大小会议上和党员们接触，而且要经常同他们来往，经常和他们谈话，善于使用人力，这是很重要的。
只有那党内生活生气勃勃，并十分注意每个党员的党组织，才能在经济方面、群众政治教育方面获得成就，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要求党的工作人员更加关怀人，更加注意对人们分别地进行工作，而不能在需要耐心地同人们接触的时候，采取简单的方式。
这种要求对党组织的教育工作是特别重要的。以党的教育为例来说，违反自愿原则的事实，实质上是很明显地违背了分别对待的工作方法。有的人政治上已经成熟，可以独立研究理论，但是也把他编到小组里。而那些需要开始学习政治基本知识的人，往往却被编到高级学习组里。
萨拉托夫列宁工厂的党组织为了使党员“一个不漏”地进行学习，于是不顾一切把该厂从事副业生产的党员都编进了政治学习小组，实际上他们是不可能听课的，因为副业生产的地方离城五十公里。但是“为了制度”，到底还是把他们都编到小组里去了。而当一位听课的同志请求到政治学校去学习的时候，党组织副书记反倒把他严厉地斥责了一顿。
基辅市波多里区党委会，由于拖延了党教育系统新学年的开学准备工作，于是便决定赶时间。区委会把自己的代表派到各个党基层组织去，这些代表匆匆忙忙在一两天之内便决定了哪些党员参加小组学习或政治学校学习，哪些应当自修。这怎么能够谈到分别对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呢？
显然，这样组织政治学习的做法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不应忘记，没有比领导共产党员政治学习更为复杂的工作了。如果党组织能够关怀每个党员的学习情况，能够启发党员对政治学习的浓厚兴趣，那么党组织在这方面定能取得良好的成绩。要很好地进行教育工作，以便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党员的经常需要，这是极为重要的。
个别工作人员不善于分别对待人的现象是表现在好多方面的。在干部工作中这样事情是很多的。
我们可以引证某些党市委会和区委会对党基层组织书记进行工作的实际例子。在这方面最常见的就是举办讲习班，在讲习班上指出当前任务的总方针。举办这种讲习班是好的。其缺点是，在许多情况下，党市委会和区委会把对基层组织书记的教育，完全委之于讲习班。许多党市委会和区委会书记很少亲自同党组织书记接触，对于他们的工作如何，是否发挥了主动性和工作中有什么困难等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怀。但是要知道，只有进行个别接触和个别谈话，党的领导者才不会提出泛泛的一般意见，而能根据对党组织的实际情况的了解提出具体意见。
对干部的工作，教育干部，是很复杂的工作，因此这种工作是不能采取老一套的办法和按照一般原则来做，而毫不考虑每个人的特点。就以党的工作中这项非常重要的原则——严格要求为例，这项原则应当适用于所有的人，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领导者手中只用来对付那些玩忽职守的人员的棍子。但是，运用的方法和尺度应该因人而有所不同。有些人，给他提出意见之后，他便会极力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对另一些工作人员，则必须进行耐心的工作。这就是说，党的领导者应当寻求最适宜的教育干部的方式和方法，应当竭力使领导成为灵活的，而不是墨守成规的，应当使领导能促使工作人员养成优良的品质。
在干部工作中，常常过低估计对干部的指导工作。虽然党的指示很明确，但是有许多指导员到现在为止，还把指导工作看作是附带的，而不是主要的任务。
某些指导员墨守成规地工作，仿佛党组织并不是生气勃勃、日益发展的有机体，而是某种停滞不前的东西。他们不考虑每个党组织都有自己固有的特点。任务就在于，使指导员同党组织领导人在一起做工作时要考虑到这些特点，要分析并正确地估计该组织的内部情况，并且要了解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不了解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不了解干部和干部的优缺点，便不可能进行有效的领导。
我们对于下级干部往往不是真正了解，对他们没有实际的认识，只是靠履历表来肤浅地了解他们。下面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即当问到某位领导者对某个工作人员的看法时，这位领导者不得不支吾搪塞地泛泛地说：“是个工作能力很强的同志”，
“是个不坏的组织者”。这种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评定，实际上是在掩饰对干部的不了解。
有一些市委会和区委会，把对下级干部的领导归结为毫无休止的考查、检查或是派遣全权代表。在检查的时候，对数字和记录是颇感兴趣的，而对生动的对人的工作做得如何，工作人员所采取的工作方法是否正确，却很少过问。意见书和决议草案，常常是千篇一律，提不出新问题。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某些党委会，根据这些调查材料所通过的决议，彼此雷同，这些决议对任何一个区和集体农庄都适用。常常遇见这样的事情，在某些州和区里，甚至在党机关改组之后，离集体农庄生产的决定性地区近了，可是动不动还要借口某件事，或毫无理由地派遣全权代表到那里。
常常把派全权代表这种只能作为紧急措施的方法，几乎变成为唯一正常的领导方法。例如卡拉卡尔帕克州党委会，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全权代表的身上，以此来代替对区和集体农庄的分别领导。全年，不管是在什么运动期间，这些全权代表总是坐在区里，让共和国里各个组织中的工作听天由命。甚至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塔赫塔巴耶夫同志，去年就被任命为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了，但是实际上不久以前他还没有到任，他一直是在几个区里做全权代表。
分别对待的方法不仅对党内活动、对干部工作有很大意义，而且对于群众的政治工作也有很大意义。党的工作人员是政治领导者，他清楚地了解任务，密切联系群众，热爱党的工作，而热爱党的工作，即是热爱群众工作，经常不断地采用分别对待的方法进行群众工作。群众政治工作，也如同党内工作一样，主要的就是对每个人进行工作，对每一类的人进行工作。
但是，有些党组织，经常不加分别地来组织读报，毫不考虑群众的接受程度。应当竭力做到，善于接触各方面的人，善于接近各类的劳动者，并在他们中间进行经常的政治工作。不应忽视党对有落后情绪的人的教育。应当通过积极的政治教育工作使这些人变成为我们共同事业而斗争的积极战士。
对人的工作，分别地对待干部，善于激发群众的劳动热情，巩固他们的胜利信心，——这就是党的领导的主要之点。党工作人员的义务，是全面地掌握列宁式的领导方法。在解决急剧提高农业和消费品生产任务方面获得成就的保障即在于此。
（襄译自一九五四年九月六日苏联“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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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育部、中国音乐家协会等发出联合通知
发起各大城市举行少年儿童音乐表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国音乐家协会最近向各大城市所属单位发出联合通知，发起在一九五五年元旦前后，各大城市分别举行少年儿童音乐表演会。这个联合通知说：少年儿童音乐表演会的目的，是进一步推动和广泛地开展少年儿童的文化娱乐活动，培养少年儿童对音乐的兴趣，发展他们的音乐才能，并使少年儿童的音乐表演能够得到互相观摩、互相学习的机会。参加表演的歌曲和乐曲应是愉快的、健康的、活泼的和优美的适合少年儿童的年龄特点和演奏能力，并以中国作品为主，尽可能采用当地创作的优秀儿童歌曲和乐曲，或具有地方和民族色彩的儿童歌曲和乐曲。参加音乐表演会的，一般是七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儿童。各城市少年儿童音乐表演会应聘请当地音乐家、音乐工作者、音乐教师等共同进行评选，选出的节目录音后参加全国评选。全国少年儿童音乐表演会选出的优秀节目，将给予奖励并在电台广播和汇编出版，特别优秀的节目还要录制唱片。（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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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木偶雕刻家江加走病逝
我国著名的木偶雕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华东美术家协会理事江加走先生，本月十一日夜间在福建晋江故居病逝。江加走先生今年八十四岁，他从十二岁起，开始从事木偶雕刻艺术，七十多年来，辛勤劳动，创作非常丰富。他所刻制的木偶，形象鲜明，技术精巧，具有独特的风格，博得广大群众的喜爱，为中国木偶戏艺术的发展和提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近年来，他的作品在国内各地展览，并被介绍到国外去，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欢迎和很高的评价，他受到了从未受过的尊敬和关怀。江加走先生的逝世，对于中国工艺美术和木偶艺术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得到江加走先生逝世的消息后，已分别去电吊唁，并慰问他的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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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积极布置今年冬学工作
各地正结合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精神的传达，积极布置今年的冬学工作。
各省、市重视通过今年冬学向农民进行政治教育，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北京市确定今年冬学要密切配合中心工作，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继续深入地向农民进行关于互助合作、发展生产、工农联盟的政策的教育，并深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辽宁省确定对农民的政治教育统一在冬学中进行。
山东、四川、河北、湖北、江西等省、市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订出了今年冬学发展计划。山东、四川等省正在开会制订今年冬学的发展计划。河北省计划今年组织一百六十万农民参加冬学，比去年入学人数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到冬学结束时，要求扫除文盲三十五万人。湖北省要求今冬有四十五万到五十万人入学，扫除文盲五万至八万人，并要求明春有三十万人坚持常年学习。江西省计划今年冬学入学人数为六十七万人，比去年入学人数增加百分之四十二点五。
各地计划在今年冬学中大力组织乡村干部学习文化。北京市计划在今年冬学中组织主要乡干部七、八百人参加学习，在这批干部中要扫除文盲一百六十人。河北、山西、辽宁等省计划除组织一般乡村干部参加冬学业余学习外，并确定采取脱产学习办法，组织农村主要干部轮流地进行学习。辽宁省拟先举办一个乡村干部学习班，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河北省计划以专署为单位组织干部脱产学习，并计划在乡村干部中扫除文盲一千七百人。
各地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政治和文化学习，提倡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开办冬学。北京市要求郊区各乡一方面要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已经建立起来的学习组织加强领导，作出榜样，带动其他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学；另一方面要积极帮助和鼓励有条件办学的合作社建立学习组织。河北省要求在新建的三万一千四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能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社建立起学习组织。
有些省、市还作出今年冬学业余教师的发展和训练计划。江西省计划今年冬学业余教师由去年的三万零二百多人增加到四万七千八百五十多人，其中二万三千多人分别集中到县、市进行短期训练。北京市准备在冬学开始前，对全郊区冬学业余教师进行一次训练。甘肃省为了办好今年冬学和今后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从十月六日起，已抽调全省扫除文盲专职干部和有关人员在兰州集中进行政治和业务学习。（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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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医学会总会发出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
中华医学会总会对各分会发出了必须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号召加强中西医的团结和中西医的学术交流工作，发扬祖国医学遗产。
指示指出：中华医学会总会和各分会对中医工作的重视是不够的。虽然从一九五三年四月起，中华医学会总会组织的综合选题学术座谈会，都注意邀请中医参加，并请中医做了专题报告：如“中医对高血压的认识和治疗”、“中国历代糖尿病的记载和贡献”、“中医对糖尿病的认识和治疗”、“我国结核病疾病史”等。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中华医学会总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成立后，先后开过六次大型座谈会和两次小型座谈会，研究了大黄、黄连、半夏等国药。同时还举办了“中国医学发展史”等的报告会。总会编辑出版的中华医学杂志等刊物，也选登了中医诊断及中药研究方面的材料。各地分会中重庆、杭州、北京分会等也都作了一些工作。但总的来讲工作做得是很不够的，多是停留在表面上，起的效果也不大，同时还有一些分会对这项工作还很不重视，这种情况必须立即转变。
为了加强中西医的团结和中西医的学术交流工作，指示提出了以下一些具体措施：
首先应教育会员从思想上转变和纠正对中医中药的错误观点，正确认识和重视祖国的医学遗产。其次应迅速成立或加强领导这一工作的机构，检查总结前一段的工作，充实这一工作的内容。第三是加强中西医团结和学术交流工作，如组织中医中药问题的座谈会，组织中医讲座等，并邀请中医参加各科学术报告会。第四要发动会员学习中医，向有经验的中医学习，跟着作临床门诊和治疗，选读中医书籍如本草、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有系统地学习研究中医中药学术等。
指示最后着重指出，中医是祖国遗产中重要部分，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的疾病治疗是掌握在中医手里。因此，加强对中医的工作，是一个关系我国人民的健康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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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版画创作的光辉成就
彦涵
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展出的美术作品中，有不少版画，包括有石版、麻胶、金属、木刻、纸版等各种版画和插图，都是成就很高的作品。
展出的石版画，都是画家自印的，它们具有充分的绘画性能，特别是素描的性能，能够充分表现各种不同的题材，具有优美、独特的风趣。盖·谢·魏列依斯基所作“库克雷尼克塞合像”，以极熟练的技巧，急速而豪迈的笔法，画出了这三位画家友好合作的神情。他的“依·阿·奥尔伯里院士像”，表现出了思想家聚精会神、钻研不懈和将要获得成功结果的神态。另一杰出的作品，是尤·米·聂普林切夫作的“临施手术时的外科医生维诺格拉多夫”的肖像画，画出这位有经验的医生沉着地去迎接一个严重的手术任务。将要用他全部的精力，去挽救病者的生命。在他的这幅版画中刻划了这位高贵的革命人道主义者的美丽的形象。这些肖像都是达到了这样成功的地步，它们不是那种流于表面肤浅的画像，而从肖像画的本身产生一种导致人们深思的作用。同是自印的叶·依·查鲁申的“小老虎”“小熊”等的彩色和单色的石版画，表现了小动物的顽皮、吵闹、号叫和采摘食物时的各种可爱的形象，这些画是和故事相连，作为儿童读物的，可以料到它们对孩子的心灵会发生美好的感染作用，这些画，都是孩子们的良友。叶·阿·基布里克的“达拉斯·布尔巴”插图和“壮士”的卷首画，都是非常素雅的套色石版画，前者用特写式的构图刻划出了为俄罗斯而战的这位哥萨克英雄的那种磅礴的力量，后者则是适应着民谣叙事诗的内容贯串着丰富的想像，突出地描写了这个拥有无穷力量的俄罗斯壮士。
胶版画，由于它的性能和刻制过程的特点，易于表现强烈的明暗和色彩效果，并有挺拔圆浑的刀味。依·阿·索科洛夫作的“有名的炼钢老手斯维什尼科夫”等作品，都是充分利用这一特点，表现出社会主义劳动中紧张的机器生产和强烈的火光，是漂亮夺目的版画。彼·依·华聂也夫作的
“纳尔赞矿泉的山谷”，是一幅置人于美丽境界的抒情的作品。充满着阳光的山谷里，峰顶上有两只健壮的山羊，当它们发现了沿着深谷中白色的小河，来了一个骑着牲口的人，那一只较大的山羊，昂首站立在那里，显出生疏和惊恐，另一只较小的山羊，早已开始向那可以隐避的地方跑去。可是那位骑者并没有发现这两只惊惶失措的山羊。画面上黑白的运用，很巧妙而精练，层层山色，富有变化，刀痕如斧凿般的坚实。维·谢·毕必科夫作的“苏联的沿海边区”，采用纤细的刻法，奏出明朗广阔的海滨的美景。卓·尼·华聂也娃的“含羞草”，在刻刀下流露出鲜明而柔和的感觉，表现出花的生命。
金属版画大多是组画而且全部是风景画。尼·格·尼基佛罗夫的“雄壮的乌拉尔”版印组画，是这次展品中幅数最多的作品，都是以精密的线条组成的腐蚀铜版画，但是每幅都是因描写对象的不同而情趣也不一样的，有的描画茂密的森林，有的描画着森林中的山谷与河流，有的描画着那些柔美的小树，或者是静静河水上的行舟。这些优美壮丽的风景，使我们感到苏联的富饶，通过作品所表现的自然景色，给予人们很强的感染，这种感染，和现实的生活相联系，令人发生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
展出的还有其他不少独幅版画。亚·亚·德涅卡的“坦克开往前线”，以苍劲的笔法和单纯的色彩，描写在风雪中行进的坦克，使我们似乎还能呼吸到当年苏联卫国战争的紧张气氛。尤·依·皮门诺夫的“雪中的枞树”，表现出枞树耐寒不凋的性格，在它的背后，有一队运输汽车行驶在积雪深厚的马路上。这是一幅风景画，也表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不畏艰困的奋斗精神。弗·安·法沃尔斯基的木刻版画“伊哥尔兵团出征记”插图，保持他那一贯的作风，运用优美的纤细的有规律的刀法，在这些很小的画幅中，刻出独特的风趣。依·莫·陶依杰的大幅钢笔画“虎皮骑士”的长诗插图，是具有雄厚气魄和独特的民族色彩的作品。著名版画家尼·尼·茹科夫的铅笔画“——你们有谁会作猫捉老鼠游戏？”这是一幅形象鲜明，具有生活意味的作品，表现出了伟大列宁对于孩子们那种慈爱的精神面貌和孩子们在列宁精神感召下的各种活泼的状态，具有令人喜悦的极大诱惑的力量，使人越看越有味道。很早以前访问过中国的版画家费诺根诺夫，曾用很多篇幅的组画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事件，这次展出了其中的两张独幅的纸版画，一张是刻划在抗日战争中，边区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奋起反对侵略的情景，另一张是描绘土地改革的场面，令我们特别感到亲切。维·谢·克里马申这位水彩画的能手，善于运用水分，在他的“保卫和平之歌”“码头工人的女儿”等作品的具体的形象上，使我们看出了印度人民的生活和愿望。波·依·普罗洛科夫作的“美国人在欧洲”水墨组画中的两个大幅“美国佬，滚蛋吧！”“武器代替了黄油”，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企图把人类卷进战争灾害中的阴谋，同时也反映了美国人民在美国统治者战争政策下的贫困与愤怒。另一幅反映全世界爱和平人民为保卫世界和平所进行的斗争。技法很精练，特写式地概括了爱和平人民的庄严的形象，蕴蓄着内在的巨大的力量，这些组画独具风格，带有招贴画的鼓动性。这些作品，画家并没有采用很多的色彩，可是以强烈的水墨效果，表达了人们争取和平和幸福的崇高愿望。
在这次展出的版画中，更有很多书籍插图。如库克雷尼克塞作的“母亲”“外套”的水墨插图，德·阿·施马里诺夫所画的“阿尔达莫诺夫家事”的插图，谢·华·格拉西莫夫的“大雷雨”的插图，奥·盖·魏列依斯基水墨画的“静静的顿河”插图，达·亚·杜宾斯基用水墨作成的“楚克和盖克”的插图，以及阿·依·列兹尼青科作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纸版画插图，都是明洁而又不同风趣的佳作。这些插图真实地刻划出书中的人物和情节，丰富了文学著作的内容。
苏联的版画，经过鲁迅先生介绍到中国来，对于中国新的木刻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影响。中国木刻也就新兴起来，从此成为传播先进思想的革命武器。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版画也因而和苏联版画有了多次交流。
苏联版画正循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日益发展着，从这里可以看出苏联版画家们反对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影响的光辉成就。苏联版画的深刻内容和多采的风格，都是以人民生活和人民喜爱为基础的。苏联版画这种光辉的巨大的成就和经验，是我国版画家们必须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