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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举行地方报纸的总编辑会议
赫鲁晓夫同志作了重要发言
编者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到十二月二日举行了各州、各边疆区和各共和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会议上讨论和交流了报刊怎样为实现苏共中央九月全会“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而斗争的经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并就这一问题作了重要发言。这个发言不只对苏联报刊，而且对我国报刊的农业生产宣传也有极大的意义。今天本报特将有关这一会议的消息和苏共莫斯科州委会书记特列琪雅科娃所写的“关于党领导报刊的实际经验”一文译出刊载在这里，以供各地党委和报刊参考。
从十一月十九日起到十二月二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各州、各边疆区和各共和国报纸的总编辑和农业组组长的会议。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和彼·纳·波斯伯洛夫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听取并讨论了下列报告：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维·斯·克鲁热科夫同志所作以“苏共中央九月全会关于改善农村党的政治工作”为题的报告，“真理报”总编辑德·特·谢比洛夫同志的报告“报刊在为实现苏共中央九月全会‘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这一决议的斗争中的任务”，苏联农业部副部长伏·伏·马茨凯维奇同志所作“关于执行苏共中央九月全会有关发展饲畜业的决议的措施”和普·斯·库楚莫夫同志所作“进一步改善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和加强其在发展集体农庄生产中的作用”的报告，苏联农业部总管理处处长阿·赫·阿纳斯塔索夫同志所作以“苏联植棉业的现状和发展远景”为题的报告。
总编辑们交换了在报纸上阐述发展农业的最重要的任务的经验，并作了讨论。
会议还听取了许多其他报告。
苏共中央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曾在会议上发言。
赫鲁晓夫同志在发言中谈到了为实现苏共中央九月全会决议的斗争任务，并强调指出苏联报刊在实现党和政府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措施方面的巨大作用。
我国拥有取之不竭的潜力来尽快地发展一切农业部门，以使在最近几年内充分保证居民的粮食供应和轻工业的原料，全部问题在于把这些可能性和潜力发掘出来，组织为充分利用它们的斗争。我们的报刊在这方面就面临着一个重大而多方面的工作。
党组织和农业机关展开了执行中央委员会九月全体会议的决议的巨大工作。但是有一些重大缺点至今还没有消灭。在许多州里，发展饲畜业和保证牲畜的饲料供应的任务，完成得不能令人满意，建造牲畜棚的工作是落后的。应该承认，根据党中央九月全会所提出的要求来重新安排工作，是进行得迟缓的。
报纸和杂志时常这样报道：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所提出的一切任务都已完成了。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只能使工作遭受损害。应当与缺点进行积极的斗争。
赫鲁晓夫同志发言中的主要部分是谈对干部的工作。他指示说，报刊对于各地如何为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选拔工程师、农学家、牲畜饲养家的工作，阐述得是软弱无力的。把真正优秀的、有领导农业生产能力的工作人员选送到农村去的这件工作，还需要党组织做很多工作。许多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报纸是用一种愉快的声调来谈论这件事的。报纸写得比较多的是派往农村去的专家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数字，但是，它们对于派去了的是那些人，这些人是不是能够对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有实际的帮助，通常却默而不言。
我们还有一些贵族式地对待农业的工作人员，他们不理解党所实行的大力提高农业的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报刊应当揭露这种老爷式地蔑视地对待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的需求的有害情绪。
党组织对于集体农庄主席的关怀是不够的。要知道集体农庄主席是集体农庄生产中主要的、决定性的人物。应当提拔那些不辜负集体农民信任的，能够正确执行党在农村中的政策的人来领导集体农庄。区委会书记的才干和成熟性、他领导群众的能力的表现，首先是在善于选拔那些有能力的、那些好的公共经济的组织者来做集体农庄主席。可惜，应该指出，党组织对于选拔集体农庄主席的工作做得不好。报纸对这件工作的缺点的批评是软弱的。它们时常只报道些最好的集体农庄主席，这是需要做的。但是不好的是，报纸不揭露在选拔集体农庄主席工作中的缺点，对于在许多场合下那些不合格的、曾经误过事的工作人员被推荐到集体农庄主席的职位上去的情况，采取容忍态度。区的领导环节——党的区委会和区执行委员会——需要认真地予以加强。
报刊在我们全部工作中的作用是巨大的。为了成功地完成这个任务，报纸和杂志工作人员应当更深入研究生活所提供的问题的本质，应当深谙事理地、具体地写出这些问题。报纸应当异常尖锐地揭露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暴露缺点，同时应当动员人们克服这些缺点，鼓舞广大的劳动群众开展健康的批评。
一些报纸有时发表的稿件是五光十色的，如果从标题上来看，好像报纸上各种问题都有，可是实质上几乎是什么都没有。如果你试着告诉这个报纸的总编辑说，他没有阐述某个问题，那么他会回答你，这是不对的，并且会立刻指出一些标题，指出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文章。但是如果不明白编辑部的目的是什么，编辑部在发表某篇文章或通讯时的意图如何，那末从这些文章里会得到很多的好处吗？这些文章会有很大的意义吗？如果编辑部已决定对某个重要问题发表言论，它就应当深刻地去研究这个问题，以使报上发表的稿件是严正可靠的，引人注意的，使集体农庄主席、生产队长和任何一个真正关心农业的人得到益处的。要求总编辑的，就是善于正确选拔工作人员，善于把那些明白应当如何完成任务的有学识的人吸收来参加报纸或杂志的工作。应当善于发现会思考的人，善于运用人民所积累起来的经验。
许多报纸和杂志的编辑部在阐述农业问题的时候，不是常常考虑到国内各不同地区的当地条件。例如，关于播种的方形簇种法，我们已谈得不少了。这是好的。但是不好的是时常说得好像是苏联一切地区都应当同样使用它，并且方形的大小也应当是一样，而不去考虑土壤和其他自然条件的特性。这就是不懂得生活。关于许多其他问题也有同样情况。报纸和杂志的工作人员应当熟知和深刻研究他们所写的问题。大吹大擂，追求喧嚣的词藻妨害了我们许多报纸。当然，应当善于为文章标上一个引人注意的题目，使这个标题有动员的力量；但是必须记住这个不变的规则：标题要符合文章的内容，报上的稿件要有说服力，要有根据。要求报纸工作人员的，就是善于选择有内容的、生动的、有趣的和可资借镜的稿件。必须坚决从报纸上铲除掉根深柢固的陈规旧套、刻板标准，写什么都是按照一个样式的毛病，有些报纸已开始用对比的方法来报道两个集体农庄的工作。这是一个好方法。但是应当使稿件多样化，对于发表在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既要多考虑它们的内容，也要多考虑它们的形式。
报纸工作人员应该时时刻刻记住，事实的确实可靠、所写的现象和事件的真实性、生动的和象征的语言、各样形式的稿件，对于报纸工作的成功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赫鲁晓夫同志在他的发言中指出了许多报纸中的严重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库尔斯克真理报”、“工人之路报”（斯摩棱斯克）、“布良斯克工人报”、“农业报”和“文学报”。
农业杂志中也有很大的缺点，许多农业杂志的总编辑和编委会对于委托给他们的事业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关怀。农业部对报刊的作用是估计不足的，没有经常地指导它的各杂志编辑部的工作。
赫鲁晓夫同志说道，我们没有再比我们报刊更有力的、更有效的武器了。报刊是我们党的射程最远的思想武器。如果我们能为报纸和杂志很好地选择稿件，我们就能射中几万公里以外的目标，就能揭露我们的辽阔祖国各个角落的缺点。所以，谁对报刊的作用估计不足，谁就削弱我们的力量。
应当更深入地、更富有内容地、深谙事理地报道农业，说明苏共中央九月全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其次，赫鲁晓夫同志谈到报刊在实现党和政府关于进一步发展工业的决议，特别是大量扩大日用品生产的决议的斗争中的任务。他用一些具体的例子和事实来说明我们工厂拥有提高生产速度和扩大生产额的如何巨大的潜力。任务在于发现扩大工业品产额的新的潜力，不是用扩大生产场地的办法，而是用改善生产技术和更合理地使用设备的方法。在执行这个任务时，重要的是要经常依靠先进工作者的经验和他们的先进的工作方法，更广泛地展开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的社会主义竞赛，尽量提高生产品的质量，广泛地发挥群众的创造的主动性。在这方面，报刊是可以而且应当给党组织以不可估价的帮助。
报刊中的批评是最有实效的批评。必须在报纸上斥责那些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工作人员，斥责那些生产质量低劣的产品的工作人员。对于劳动人民生活的问题应多加注意，在报刊上要阐述住宅建筑的进程、住宅的分配、日用品的生产和贸易的组织。决不能容忍这样的事，例如有时商店里没有儿童毡靴和其他必需品的现象。这不是疏忽的结果，这是那些不能胜任工作的工作人员愚蠢的最鲜明的后果。报刊有责任帮助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消灭和根除缺点，反对我们一切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粗枝大叶的作风。
党的政治工作就是我们经济成就的基础的基础。为了要从事生产物品的斗争，那就应当把那些生产这些物品的人组织起来。应当提高党组织的一切活动的水平，提高党的宣传和思想工作的水平。党组织的巩固和思想上的团结一致是很重要的。
赫鲁晓夫同志在结语时说道，我们有顺利完成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的一切根据，一切条件。我们拥有取之不竭的天然资源。苏联人民在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列宁领导下，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曾经积累了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我们的职责，就是依靠着这些经验，合理地使用它们，扩大成就，快速向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前进。 （塔斯社消息摘要，刘竞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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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九五三年全国优抚工作有很大成绩
一九五三年全国各地的优抚工作，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照耀下，随着工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已获得进一步的成就。在广大的农村里，各级人民政府特别重视组织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转业军人按照互助合作的道路参加农业生产，并帮助他们建立家务。在城市里，人民政府积极设法介绍有就业条件的烈属、军属参加经济建设，同时组织就业条件较差的烈属、军属从事多种多样的合作性质的小型生产或手工业生产，使他们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在农村中，各地特别注意引导烈属、军属和复员转业军人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在华北、东北、西北的部分老区，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烈属、军属和复员转业军人已达百分之七十以上。山东省安邱、荣成等县的部分乡村的统计：烈属、军属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已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七。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并被选为劳动模范或成为互助合作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如全国著名的山西省平顺县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的副社长申纪兰，就是一个优秀的革命军人家属。安徽省全椒县西王村二等甲级革命残废军人张正发也被群众选为该村中心互助组组长。
各地在发动烈属、军属参加生产的同时，对代耕工作也进行了整顿。山西、河北两省以省为单位进行了统一调剂。其他地区多在乡的范围内进行整理。经过整顿，适当地缩小了代耕土地的面积，改变了代耕中的不合理的情况，扩大了参加代耕勤务的人数，这样，就使享受代耕和负担代耕趋于公平合理，使真正缺乏劳力的贫苦烈属、军属土地的耕种，获得了保证。在互助合作运动开展较好的地区，代耕工作已和互助合作组织结合起来。如松江、黑龙江两省由互助合作组织负责代耕的土地已占总代耕土地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江西、福建两省也有半数以上的县推行了这一办法。
各地在进行优抚工作中，都注意帮助烈属、军属建立家务。东北区去年集中优抚事业费五百六十亿元作为帮助烈属、军属生产建立家务的专款，很多烈属、军属用这笔钱添车买马，改善生活，自动谢绝代耕。据甘肃、陕西两省四十个县不完全统计，三年以来，共给一万四千七百三十九户贫苦烈属、军属买牲畜五千九百六十一头，羊一万零六百零二只，农具六千二百五十二件，建修窑房二千三百四十一间，纺织机二百七十一架。这些已建立了家务的烈属、军属都有条件参加生产，许多烈属、军属的土地并获得增产，生活得到改善，因而已不需要代耕或给予实物补助了。
在城市里，由于经济建设的开展，为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转业军人介绍职业的工作，就比往年更加便利。许多城市的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加强了和各有关部门的联系，主动去了解各方面需要用人的情况，并注意对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转业军人进行就业教育，使他们得到就业机会。据湖南省长沙、衡阳、常德、湘潭、邵阳等五个市的统计，仅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就介绍了四千三百六十八人就业，北京市一年来也介绍了一千六百九十三人就业。在城市组织烈属、军属参加生产方面也有很大成绩，东北各市和北京市都已把有烈属、军属参加的生产单位加以整顿，转为地方国营企业或生产合作社，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此外，各地城市还加强了对烈属、军属小型生产或家庭手工业的扶助。如在济南市一百五十五处售水站和售水铺中，有一百二十七处是由烈属、军属和革命残废军人看管，每月约可收入二千四百一十三万元。该市又拨款二千九百多万元，组织烈属、军属成立缝纫、编绳、煤炭等三个集体生产单位，并扶助了一百三十一户进行洗衣、编竹货等个体生产。
一年来，各地对革命残废军人学校普遍进行了整顿，贯彻了“以提高文化与培养就业条件为主”的教育方针，确定和采取了速成而又是稳步前进的教学方法。目前全国革命残废军人学校已有百分之三十的学员在初中就业班次学习，学员们都表示要努力学习，准备参加祖国建设。据江西、山东、江苏、福建、松江、陕西等省革命残废军人学校统计，去年暑期小学毕业学员中就有三百五十八人考入工农速成中学，初中毕业学员中，除一部分已考入各种技术学校深造外，另有三百零九人分配了工作。
为了使今后的优抚工作能更加适应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并为其服务，一九五三年十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曾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会议一致认为，必须把发动和组织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转业军人从事劳动生产当作首要的任务，把鼓励和吸收他们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当作主要的方向。因此应该向他们经常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社会发展前途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党和政府各项号召的积极响应者，群众生产和社会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积极参加各种建设事业。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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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祖国古典艺术遗产的又一宝库
——麦积山石窟勘察纪略
吴作人
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继一九五二年在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初步调查之后，去年七月又进行了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勘察工作。
麦积山在甘肃省天水县的东南，距城四十五公里，是秦岭山脉的西端，紧接着大森林的边缘。从天水城出发，经过马跑泉、甘泉镇约三十五公里比较平坦的地带，就进入麦积山硖口。缘山溪再走十公里的山路就看到了危峰耸立的麦积崖。这个形象奇特的山峰，从西面看过去，山头略带圆锥形，上端比底部大，正像农村场子上堆积的麦秸。农民们从很早就叫它做麦积崖。大约在一千五百年前及其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王朝，驱策千万的百姓，在山腰里修凿了上下分层横列的蜂房似的大小龛窟，又在窟外悬壁上建筑起重楼复殿、飞阁天桥。就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辉煌的创造里，我们的祖先——古代劳动人民，表现了绝顶的勇敢和智慧。
可是由于麦积山的石质松碎，容易风化，许多龛窟都已经崩塌了。全部一百九十多个龛窟，共占东西二百十多公尺、上下五十多公尺，其崩塌的情况尤以中部为最严重，有些龛窟只残剩一角留在断崖上，有些则连痕迹都不见了，因此就形成了东崖和西崖两部。据说远在五代以前，就已经有“东阁”、“西阁”之分了〔注一〕。
考察团上了麦积山，就在离石窟很近的一个寺院——瑞应寺住下。从瑞应寺走约五百公尺就到东崖的大石梯（编号一六八），由此可登千佛廊（编号○○三）、散花楼和七佛阁（编号○○四）以及牛儿堂（编号○○五）。
散花楼在七佛阁顶的上端。七佛阁是七间八大柱的崖阁，是全部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在离地面五十多公尺的悬岩上，凿石成屋檐列柱，柱后又凿石成一列七个佛龛，龛和大柱间组成长廊。天花板是平棋式。从顶间残剩壁画的车马服饰来看，当是西魏（公元六世纪）的作品。七个佛龛的上端壁间，又画着相当完整的七大幅壁画，每幅画着四个伎乐天人，有的在鸣奏乐器，有的捧炉进香，有的手散天花。这一组的壁画，按其风格和每两幅壁画之间的佛像下供养人的服饰判断，应该是同属隋或初唐的作品。列龛的壁面上满饰幔帐和天龙八部浮雕。崖阁从天花板到长廊地面，是八点七五公尺，廊长三一点五公尺，廊的两端壁前各立高达四公尺半以上的天王塑像。天王塑像之上，石壁上端各辟耳龛，里面又有塑像。连同七个佛龛里的造像，总计有七十件，高度绝大多数都在两公尺以上。这些塑像兼有唐、宋的风格，而又有明代修补和妆彩的痕迹，可见七佛阁从北朝修建之后，曾经隋唐增修，造像是在初唐重塑的基础上，宋代加以修补，明代又修妆过的。但是不知在什么年代，也许在某一次地震时，这八大石柱的石檐崖阁的前部崩塌了，现在只剩两端附着在崖石上的两柱。
从这儿到紧接着的牛儿堂去的飞栈也断了。可能在南宋时期，把散花楼和牛儿堂之间的石壁凿通，而明代又加放宽，成为长三点五公尺，高一点二公尺左右能容一人弯身而行的隧道。
牛儿堂也是崖阁，不同的是牛儿堂仅有三龛，三间四柱。至于石檐、列柱、天花板等结构和散花楼一样。长廊原有四尊天王像，现在仅存中左的一尊脚踏牛儿的天王，这就是“牛儿堂”名称的来源。各龛内的造像大部都经明代修过了，但是龛口的装饰柱和龛外未经涂改的壁画，都看得出是北魏的作风。牛儿堂前檐连柱早已崩塌，在檐口现在还看得见残留的石刻枓栱。
在东崖较低处有第○四三号崖阁，也是三间四柱，但内部的结构不一样。长廊有六点六七公尺，两端两天王立像都在，中间只有一个龛，在中座佛的背壁上部的装饰是浮塑双龙头的椅背，椅后两龙女礼佛献珠，露出半身。在背壁下半部近地面又向后通一个阴湿的洞穴。传说就是古代的湫洞，过去农民苦旱的时候，就来这个崖阁求雨。就阁里的塑像说，是在初唐的塑像上经过各有不同程度的后代修饰。龛内两侧壁还凿有两耳龛，里面却残存着魏代的壁画，从这点可以知道这崖阁建造时代也是很早的。这里的檐下没有枓栱而代之以浮刻的“火焰宝珠”。像这种有汉代建筑传统的石造檐柱崖阁，仅在东崖有七处。
西崖的石窟群，正像五代人所说的：“……其间千房万屋，缘空蹑虚，登之者不敢回顾……”〔注二〕，可见龛窟之多，攀登之险。到目前为止，这里由栈道可通的有九十个洞。从地面到西崖的最高处，共十二层龛架（直升距离五二点一一公尺），都是凌空架栈，在第八层，又分东西两线栈道。
西崖东线上最大的洞窟“碑洞”（第一三三号），内部高五点九七公尺，横宽一四点九一公尺，最纵深处一一点五八公尺，是建筑结构复杂特殊的一个窟，窟内复室叠龛，所有壁面都满缀着无数的小“影塑”贤劫千佛。有的龛楣上还塑着小的供养人立体像及山水背景浮塑。包括有西魏及比较晚期各代的作品共有三十座，以迎门的接引佛立像最高（三点五公尺），这是一尊经宋代修过，但还保存着有唐塑风格的大造像，艺术技巧很高，尤其是两只手，生动地表现了敏锐的触觉感。这个窟的顶部是和平面图一样，不规则的多边凸凹形。在天顶的正左部分是平天花板，上面满绘着飞天。但岩石风化特甚，画已大部剥落漫漶。在右外顶间，则是覆斗藻井，这是奇特的结构。洞窟的正壁渗水，因此十分潮湿，不仅严重侵蚀了天花壁画，石雕像也面目模糊了。但是这个窟内还保藏着好些造像碑。在十八块完整的中间以描写“佛传”的一块为最富变化最生动。因为这个窟里佛像最多，所以很早就被称为“万佛堂”。也因为窟内藏着许多造像碑，我们就叫它做“碑洞”。
再向上走，到东线栈道的顶点，就是第一三五号窟，这是西崖的最高处，人们叫它做“天堂洞”。这个天堂洞是一个简单的矩形窟，高五公尺，广八点八八公尺，深四点二九公尺。壁间画的是古代骑战的场面，多已剥落褪色。在窟门的上端凿通窗洞三个，类似这样的造窟结构是很少的。三面壁间凿成的龛内有北魏的造像，是经宋代重加修塑的。在窟的中间立着一尊高一点九五公尺的及其左右立着两尊高一点二八公尺的石造像。这些大件的魏代石刻风格的造像所用的石材，是比较坚固的带灰红色的硬沙石，不是本山开采的。我们很惊讶，不能想像在当时（一千五百年前）完全用人工体力如何能把三四吨重的大石块从地面升起移置到五十多公尺高的洞窟中去。
走上西崖的西线栈道，到最高层，进入第一二七号窟，是西崖三大窟中最小的一个。高四点四二公尺，广八点六三公尺，深四点八五公尺。造像以正壁的一龛西魏石刻像为最精致生动。藻井和四壁的全面，无处不是画，虽然有剥落，残褪，但比较其他各窟，还是完整些。
在西崖第一六五号窟里宋代重塑菩萨和供养人像，应该认为是宋塑中杰出的作品。从早期的造像发展到这个时期，很清楚的看出从神的、理想的逐渐发展到人的、现实的。在塑造的后壁上还保留着残破的背光装饰画，色彩和花纹，以及留在壁间原塑衣带的痕迹，都说明这个洞窟是北魏早期的建造。
正因为这山崖的石质是一种砾岩，不宜于做石刻，因此麦积山的造像，绝大多数是塑的。数以千计的塑像（无数的小影塑不在内），如大的高至一五点二八公尺的东崖第○一三号摩崖大佛像和一三点八八公尺的西崖第○九八号摩崖大佛像，以及许多高仅二十多公分的造像，都是塑的。集上下一千三四百年来的民族的优秀的创造在一起，像这样一个宝藏，是世界稀有的！可是麦积山石窟屡遭厄运；原来是“有龛皆是佛，无壁不飞天”，而现存的塑像很多断颈折臂，壁画也毁损得太厉害了。由于各种原因的破坏，如岩石崩坠，气候潮湿，燕雀做窝，松鼠打洞，山蜂钻孔，和避乱人居住时炊烟的熏灼，甚至火灾、盗挖，以及历代游人的题字、涂抹等等，这些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使珍贵的石窟艺术遭受了不可计数的损失，有的洞窟更已破坏到一无所存了（如东崖的第○三四号窟，西崖的第○六三号，第○六六号，第○五二号，第一五三号等窟）。
通过这些残存的宝藏，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古代人民在造型艺术上的光辉成就。他们在创造中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形象。这些作品充满了新鲜活泼、飞跃腾动的美感，它们真正继承了汉晋的优秀的艺术传统，启发了唐宋的更进一步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在中国美术史上展开了光辉的一章。
我们没有关于石窟的明确的历史，只能在记载中去找散见的材料，知道早在汉晋的几百年间（公元前第三世纪到公元后第三世纪），麦积山已不断在历史上提到。在十六国兵马争逐的时期（公元四世纪）更是割据王朝的界隘要冲。先不肯定石窟的开始建造年代，但是我们知道当公元四世纪末和五世纪初，麦积崖已经是兴盛的佛教中心了（见梁高僧传玄高条）。我们在第一一五号窟里所发见的造像座上墨写发愿文“景明三年……”（公元五○二年），不过是许多早期石窟中间偶然有年号可查的一个，当然还不一定就是最早凿的。我们这次发现的“洛阳沙弥法生造龛碑”，以及北周李允信造七佛龛铭，虽碑记确凿，但也不能肯定是指那一个龛窟。
再根据各种记载，我们可以找出石窟兴废的规律。每次大规模的修建复兴，主要都是在一个封建王朝盛世的开始和在地震或是变乱之后。统计从公元六世纪初开始，一直到十八世纪，就有过八次间隔的系列的大小地震。从西魏文帝重修崖阁起，一直到清乾隆重修瑞应寺，其中修理过不知多少次，隋文帝时更大规模地修建过塑像。初唐、宋都留有卓越的作品。元朝有过四次地震，但这里没有发现元代的代表作。到明清的妆修则都有明确的题证留在壁上。经过这样多次损毁和多次修理，因此崖壁有先后刊凿，重叠妆銮，壁画也有表里几层，重复绘制。往往有的窟是魏代修建，画是明代重绘；有的魏代壁画，宋代塑像。有些较晚造的摩崖大佛像下面压着早期的残壁画。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况，还需要专家们进一步研究。
在过去反动统治的年月里，古代文物被废弃、被蹧蹋，和被帝国主义者不断盗窃，是司空见惯的，那种惊人的痛心损失真是难以估量。但是今天，新中国站起来了。中国的古代艺术遗产只有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才受到了尊重和爱护，才普遍地教育人民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这是我们的祖先所创造和遗留下来的艺术财富，今天回到人民的手里来了。各地人民和干部，应该切实执行中央的有关法令，认真负起保护这些遗产的责任。为了发展人民的新艺术，我们必须吸收古代优秀的民族艺术遗产的精萃。
〔注一〕见“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九十七“麦积山”
条。
〔注二〕同注一。（附图片）
麦积山石窟全景 李瑞年摄
魏窟（第一二一号）“供养比丘”塑像
李瑞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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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党领导报刊的实际经验
苏共莫斯科州委会书记 特列琪雅科娃
党非常注意提高报纸的政治思想水平的工作，不倦地关心加强报刊在经济文化建设中的动员和组织作用，这是很明显的。苏维埃报刊是在争取共产主义胜利斗争中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组织性的有力武器。
党中央委员会九月全体会议拟定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宏伟纲领，这个纲领的实现将使苏联农产品及工业原料臻于富足的任务得以具体解决。党和苏维埃政府正在组织着人民消费品生产的飞跃上升。
加强党对报刊的领导的任务，现在更显得迫切了。只有在党对报纸和杂志的领导适应于新的日益增长的要求的水平情况之下，苏维埃报刊才能发挥其作为群众的集体鼓动者、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为了正确地领导报刊，重要的就是善于使报刊去阐述主要的事物，把报纸编辑部的注意力集中于党组织工作中主要的根本问题上。
现在，摆在党和苏维埃组织面前的、摆在所有莫斯科州农业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提高马铃薯和蔬菜的产量，以求在最近数年内能够基本上满足莫斯科和莫斯科州许多工业中心区居民的需求。必须在广泛采用机械化和先进耕作方法的基础上使这些作物的收获量大大提高。同时，在饲畜业的发展中，随着牲畜总头数的增长，也要大力提高牲畜和禽类的产品量，这就需要改善饲料基地，提高草类的收获量，并广泛地种植那些高额产量的饲料作物，如玉蜀黍、南瓜、瓢瓜及饲料白菜。
本州农业发展的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提到州、市和区的报纸面前来了。
党的州委员会为贯彻苏共中央九月全体会议“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决议，而通过了一项“关于党组织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确定了本州报刊在宣传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和争取这些决议具体实现的斗争中的任务。
我们已经固定地实行了州的报刊工作者会议制度。十月底就曾举行过一次这样的会议。这一次会议是用来总结州、市、区级报纸和墙报在执行党中央九月全体会议指示的斗争中累积起来的经验的。党的州委会每月召集各市、区报纸总编辑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们时常邀请一些党组织的书记、科学工作者、农学家、动物学家、机械师和编辑工作人员参加。经验证明，这样的会议能够最灵活和最有效地影响报纸的内容，能够引起报纸对州的党组织正在积极解决中的有关经济建设与党的政治工作诸问题的注意。
大家知道，党对报纸的领导首先表现在报纸的思想水平、它们的党性、原则性。因此，当我们使报纸阐明经济建设与党的工作中的各种问题时，我们力求提高报纸的思想水平，以求报纸的每一言论都能提高劳动人民的政治和生产积极性。为此目的，我们经常地在党的莫斯科州委会的常委会上听取州、市和区报纸总编辑的报告。今年，我们曾讨论了“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青年团员报”、“莫斯科锅炉房报”的工作，并听取了有关改进市报和区报纸的措施的问题。
党委会只有在经常地、深刻地、全面地进行领导的情况之下，才能真正地影响报纸的内容，指导编辑部的活动。在这方面，梅基钦斯克市委会的经验是值得重视的。该市“胜利之路报”经常地从市委会那里得到指示和帮助。在市委会的全体会议上曾讨论了这个报纸的工作；市委并经常在常委会上审查报纸编辑部的计划，帮助它更好地阐明党的生活与经济建设的问题。
党的市委书记经常向编辑部工作人员报告本地区当前的任务，说明哪些问题是需要在报纸上提出来的。由于市委会这样的经常的注意，“胜利之路报”在党组织的生活中就起着显著的作用。
党对报刊领导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干部问题。报纸工作和所有其它的工作一样，成就是取决于人的。报纸的水平与思想内容主要地是决定于谁领导着它，哪些人在编辑部里工作。我们竭力挑选那些经过党的锻炼、知识丰富的、有原则性的和熟悉新闻出版业务的干部去领导报纸工作。莫斯科州委会今年曾大力地加强了各市和区报纸的总编辑、组长及文字编辑人员，并自莫斯科抽调了二十四名有经验的新闻干部，到地方报纸去长期工作。
报纸工作本身性质，就需要新闻干部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政治眼界，提高一般的文化水平和自己的文字技巧。党的州委会组织了编辑工作人员的有系统的学习。自今年八月至十月，曾举办了以一月为期的各报编辑部秘书人员的研究班，以及以一周为期的市级和区级报纸群众工作和读者来信组组长、副总编辑和工业与农业组组长的研究班。这些研究班的课程计划，由莫斯科州党的州委书记审定。
研究班除了为报纸工作人员作报告以外，还组织他们到“莫斯科真理报”去实习。从今年九月一日起，已有三十六种市、区报纸为编辑人员和作家积极分子开办了为期三个月的训练班；训练班的学员业已超过了八百人。
报刊述评以及“报纸论题”、“读者谈报纸”及“最后来邮”等等专栏的稿件，是领导报纸与提高报纸水平的有效工具。
党委也不能不关心报纸语言的通俗化与群众性。报纸语言的通俗化和群众性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报刊对群众的影响。因此，我们力求报纸用简明而生动的语言向读者讲话。
墙报和印刷的小报也都需要党组织的经常注意。在莫斯科州的各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发行着近二千种墙报，这些墙报有成千种不同的附刊，如“战斗之页”、“警号”、“讽刺之页”。我国人民喜好并重视明朗的笑、诙谐和打趣。发表在墙报上，即发表在集体农庄的“鳄鱼”上的意义中肯的漫画、尖锐的小品文、讽刺诗、寓言或打油诗——都是易懂而有效的批评形式。
在许多区里，每月都举办集体农庄墙报编辑人员的短期训练班，召开工、农通讯员会议，在会议上并由市委和区委书记作报告。
改善党对报刊的领导，使许多报纸提高了水平及其在党组织生活中的作用。报纸对农业先进经验的宣传，已变得更广泛而主动。
报纸阐明着机械化和在种植马铃薯和蔬菜时采用先进耕作法——方形簇种法，和在泥炭腐植容器里培植蔬菜作物的秧苗等等问题，报纸还发表有关为拖拉机站配备熟练的干部、建立温室和温床设备以及农村党组织的工作经验的论文。
由于党委及其机关刊物对在农业生产中采用先进耕作方法的重视，今年莫斯科州有八万六千公顷的马铃薯——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是采用方形簇种法耕作的。这就使集体农庄一九五三年在这方面节约了大约二百万个劳动日，并且得到更大的丰收。
我们的市和区的报纸已更加深入研究农业生产。它对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的阐述，也更加富有内容了。
鲁霍维茨卡雅区的“共产主义之路报”成功地阐明了发展农业的问题。鲁霍维茨卡雅区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幅员辽阔的农业区。以斯大林命名的集体农庄是该区的一个先进农庄。该农庄主席——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格涅拉洛夫同志，在报纸上发表了关于如何发展公有产品畜牧业的文章。党组织的书记泡特兹洛夫同志、动物学家瓦里斯丁同志和挤奶女工——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罗谢诺娃同志，也在报上交流他们的工作经验。
中央九月全体会议曾特别注意落后的集体农庄。但是报纸很少指出这些农庄工作中的缺点，而帮助这些农庄揭露其落后的原因，并指出其前进的方向，这正是极其重要的。为了上述的目的“共产主义之路报”在以“布琼尼集体农庄应该归入先进之列”为题的一个专刊里，指出了该集体农庄的党组织和集体农庄管理处如何在克服落后状态，并为恢复集体农庄固有的声誉而斗争。
列宁区的“列宁之路报”、莫查以斯克区的“沿着列宁的道路报”以及卡西尔斯克区的“争取电气化报”等也发表了许多有关农业问题的有价值、有兴趣的稿件。在州内各集体农庄中，富有战斗性和主动精神的墙报，已愈来愈多了。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看到莫斯科州党委会以及各市、区党委在领导报刊工作中还存在着的严重缺点，这是不正确的。某些党委对发表在报纸上的论文和通讯的思想水平缺乏关心，对挑选报纸的干部缺少应有的重视，并且为报纸的宣传效果所做的斗争也是不够的。党的工作者、苏维埃和经济机构的领导人，还很少在报纸上发言。
我们某些报纸的篇幅还是淡然无味、缺乏生气的，在这些报纸上出现着许多公式化的、不切时宜的文章。同时，党委和一些市、区报纸的编辑部对报纸印刷编排技术，也不够关心。
“莫斯科真理报”及许多市、区报纸在宣传优秀的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及国营农场的先进经验时，很少发表批评性的稿件，对于在莫斯科州为数不少的一些落后区、落后的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及国营农场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也缺乏深刻的分析。必须改变这种在阐明农业问题上的宽宏大量态度，必须和这些缺点进行积极的斗争。
“莫斯科真理报”在阐述思想工作的问题上是软弱的，时常是不熟练的。它很少发表与中央九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有关的宣传论文；而在一些已经刊登的论文中，又未能经常结合当地生活中的实际。
党对我们所有报刊的要求，在不断地提高。为了满足党的要求，应该系统地改进党对报刊的领导，提高报纸的思想水平。
（冯之丹译自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真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