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月31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苏、法、英、美四国外长会议开始讨论第二项议程
  莫洛托夫坚决主张邀请东西德代表参加讨论
  裁减军备问题的提案将交没有顾问参加的外长会议讨论
【新华社三十日讯】据塔斯社柏林三十日讯:四国外长会议于二十九日举行第五次会议,由杜勒斯担任主席。
杜勒斯说,如果记录上的记载是正确的话,会议就结束了关于第一项议程的讨论,在将来有可能的时候,再回转来讨论这个项目,杜勒斯建议转入第二项议程的讨论。
莫洛托夫表示反对。他说,主席的建议显然是由于记录不正确而引起的某种误解。莫洛托夫说,我曾说过几次,至少说过两次,苏联代表团认为,第一项议程包括三个方面:军事、政治和经济。我们迄今只是就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首先是就五大国间的关系问题比较详细地交换了意见。我们认为有必要暂时延缓关于第一项议程的政治方面的讨论,以便在范围较小的会议上进一步加以研究。
莫洛托夫接着说,至于这个问题的经济方面,据我的了解,我们中间的多数人已表示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目前,法国政府正在就经济问题与苏联政府谈判。英国企业界也有一个代表团在莫斯科。许多其他国家也在采取步骤来发展与我们的经济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个会议上,至少在会议的目前阶段,只限于就第一项议程的经济问题交换意见。拿经济方面和国际关系的其他方面相比,事情终归是比较好办的。
在这个问题的军事方面,在扩充军备和制止扩充军备以及裁减军备的问题上,情况就不同了。这个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在昨天的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提出了一项关于裁减军备的建议。如果美国不愿、法英两国也不愿表明它们对这个建议的态度,那就有些令人费解了。
莫洛托夫说,有人可以说,裁减军备问题正在联合国中讨论,并且还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徒负虚名的裁减军备委员会没有做什么事情。因为,在这个委员会中形成的多数不愿讨论裁减军备问题。这个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用搜集各个国家军备情报问题代替裁减军备问题。因此,联合国裁减军备委员会处于瘫痪的状态。莫洛托夫说,这或许是因为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限制在太狭窄的范围内所致。苏联代表团认为,研究召开有联合国会员国与非会员国参加的世界普遍裁减军备会议的问题将是正确的。当然,这个问题可以而且最好是在五大国会议上进行研究和解决。但是,我们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因此苏联代表团认为最好四国外长不要把事情搁置起来,就在这次会议上对苏联代表团所提出的建议发表意见。我认为,只要采纳了这一建议就够了,就会使我们四国的人民和远远超过四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人民,感到很大的满意。
杜勒斯接着发言。他承认:他所说的四国外长已经结束了第一项议程,显然是个错误。然而杜勒斯企图证明,似乎不应当讨论苏联代表团所提出的关于召开世界普遍裁减军备会议的建议。杜勒斯的“论点”是:讨论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局势。他说,他不主张讨论关于召开世界裁减军备会议的问题,因为,据说是联合国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而毫无结果。可是杜勒斯一句也没有提到:联合国之所以没有在裁减军备问题上获得任何积极的结果,正是因为苏联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一切建议都毫无例外地遭到了美国代表团和追随美国的国家的代表团的反对。
杜勒斯又坚持说,在这次会议上可能获得圆满结果的问题只有两个,即德国问题和奥地利问题。他硬说讨论裁减军备的问题是一种“宣传”。
皮杜尔在发言中提到:如果各大国在关于军备的普遍限制和国际管制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那么现存的国际争端就会长期得不到解决。他认为,这个问题的第一阶段应当由联合国来处理。皮杜尔提出了另一个提案。这个提案说:“就裁减军备问题达成协议,会大大促进国际争端的解决,而这种解决乃是建立持久和平所必须的。”这个提案建议美、法、苏、英四国在联合国裁减军备委员会中一致努力,“使这个委员会就裁减军备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以便在可以成功的条件下,根据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一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召开世界普遍裁减军备会议”。皮杜尔建议把整个这个问题交给没有顾问参加的外长会议研究。
艾登说,他支持这种意见,即不应根本拒绝讨论裁减军备问题,只是把这个问题留到以后讨论,以便转入第二项议程的讨论。
接着,莫洛托夫发言。他说,如果与会者只认为议程的第二项和第三项重要,而第一项不重要,那就会使得达成协议困难起来。苏联代表团认为这次会议讨论的一切问题都是重要的。不应该认为,提出裁减军备问题是为了宣传。裁减军备问题的提出,不是为了宣传,而是为了求得解决它的途径。苏联代表团认为,我们这几个国家的人民,而且不仅仅是我们这几个国家的人民,所深切关心的一切国际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裁减军备问题,莫过于减轻军备负担问题,因为解决这个问题,便可以真正向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迈进一步。莫洛托夫指出,不应把事情说成是好像犯了侵略罪行的是别人;把自己所犯的罪过推到别人身上是不对的。谁有罪谁担当。
莫洛托夫就皮杜尔的提案说,要先把这个提案研究一下,才能发表意见。他最后说,他支持皮杜尔和艾登的建议,即把苏联和法国的提案交给没有顾问参加的外长会议讨论。杜勒斯也表示同意这个建议。这样,这个建议就被会议通过了。
接着,担任主席的杜勒斯建议着手讨论第二项议程:“德国问题和保障欧洲安全的任务”。莫洛托夫要求就讨论的程序问题发言。他说,在开始讨论第二项议程——“德国问题和保障欧洲安全的任务”——以前,苏联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先研究一个问题。莫洛托夫提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写给这次外长会议的信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信中提出:当柏林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时,必须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西德的代表参加。莫洛托夫说,苏联代表团认为,必须特别重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这一要求。
莫洛托夫接着说,西德没有提出这一要求,但是苏联代表团并不认为,西德代表不希望到这次会议上来提出自己的意见。
苏联政府一直认为,如果没有德国代表参加,要想顺利地在和平与民主的基础上解决德国问题是不可能的。德国问题首先是德国人自己的事情。有德国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助于德国问题的讨论。这一点可以从下列情况得到说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要求东德和西德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立场,得到了九百多万德国公民的支持,他们都签名赞成这样一个建议。因此,苏联代表团建议邀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参加第二项议程的讨论。
杜勒斯说,美国代表团不能同意邀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西德的代表参加讨论德国问题的建议。杜勒斯说,他十分怀疑究竟目前是否存在能够代表全体德国人民的德国政府或德国联合政权。
皮杜尔和艾登也反对邀请德国两部分的代表在讨论德国问题时参加会议。
莫洛托夫坚决反对西方三国外长的立场。他说,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个事实: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德国。因而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在这里应当听取东德代表和西德代表的意见。西德政治制度不同于东德的政治制度的事实,并不能作为得出其他结论的理由。恰恰相反,由于东德的情况大大不同,特别需要听取德国两部分代表的意见。
莫洛托夫指出,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说:特别政治委员会决定邀请西德、东德以及柏林东西区的正式代表在委员会上就德国问题发言。莫洛托夫说,如果我们要前进,而无论如何不往后退,那我们就必须作出和联合国大会决议同样正确的决定。
莫洛托夫指出,苏联只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正式关系,而法国、英国和美国只与西德建立了正式关系。但是不应当把这个问题降低到仅仅一个正式关系问题。拒绝邀请东德和西德的代表会得到不正确的解释。这只能了解为:或者是认为没有必要把德国两个部分统一起来,或者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不相信这种统一,甚至排除设法缩小东德和西德之间的分歧和使双方接近的可能性。这不会有助于消除恢复德国全国统一道路上的障碍,反而会扩大这种障碍。
莫洛托夫接着说,苏联和西德没有正式关系这种情况,决不妨碍苏联和西德联邦共和国之间有可能发生适当的接触和建立关系。这种建立关系的尝试早就有了,但是应当承认,这些尝试还是不够的,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然而这决不意味着现在就不应当尝试建立事务上的接触,以使例如经济上的关系得到适当的发展,因为西德在这方面的兴趣并不比苏联来得少。
东德和苏联之间,无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或是在文化方面,都建立了友好关系。但是在苏联和西德之间,还没有交换过文化代表团。莫洛托夫说,苏联的科学和艺术界决不认为目前我国和西德有关人士之间没有正常联系的这种情况是理想的。如果苏联和法国之间或是苏联和波兰之间的文化关系正在不断发展,那么,为什么不能够不仅在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而且也在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建立起这种关系呢?
莫洛托夫还指出,在这次柏林会议上讨论德国问题时,如果不听取东德和西德代表的意见,等于从一开始就把问题本末倒置了。这里有人说,必须要等到所谓全德合法政府成立后才能这样作,因而,现在应当研究的并不是苏联代表团所提出的关于邀请德国代表参加会议、就德国问题表示自己意见的问题,而是关于选举法和程序问题。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德国人民本身的情况。他们关心人们听取他们的意见。莫洛托夫接着说,今天有人建议在柏林讨论德国问题而不必要德国人参加,说这是讨论德国问题的最好的方式,因为这样就会少发生争论。到明天,又将有人建议在占领当局参加下,在德国举行所谓自由选举。一方面把德国人变成占领当局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把这种选举叫做自由选举。然而这不是德国人自己要进行的选举。莫洛托夫说,如果我们不听取德国人的意见(即使这些意见各不相同),我们就不可能也不应该讨论德国问题。
莫洛托夫最后再一次提出苏联代表团的建议:邀请德国两部分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以便在会议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以前,听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西德联邦共和国政府的意见。
莫洛托夫发言之后,皮杜尔和艾登又一次发言。他们避免对苏联关于邀请德国两部分的代表参加德国问题的讨论的建议作直接和明确的答复。艾登向会议提出了一个分五个阶段的“恢复德国统一的英国计划”。艾登说,“自由选举”是他所提出的计划中的主要因素。同时,从艾登的建议中可以了解,德国选举应当在占领德国的各国的监督下进行。
艾登发言后,莫洛托夫发言指出,艾登和皮杜尔都避免对苏联关于邀请德国人民代表参加这次会议讨论德国问题的建议作明确的答复。由于时间已晚,苏联的建议可以移到下一次会议再讨论,然而无论如何必须对这个问题给予明确的答复。担任主席的杜勒斯说,由于时间已晚,对苏联代表团提出的问题移到下一次会议来研究。


第4版()
专栏:

  祝贺加拿大全国拥护通过协商谋求和平大会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秘书处的贺电
【新华社三十日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秘书处在一月二十六日致电加拿大全国拥护通过协商谋求和平大会,祝贺大会的召开。电文说:
欣悉加拿大全国拥护通过协商谋求和平大会的召开,谨向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我们相信通过这次大会,加拿大各阶层的人民定将更广泛地团结起来,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祝大会成功。


第4版()
专栏: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的贺电
【新华社三十日讯】加拿大全国拥护通过协商谋求和平大会于一月三十日在多伦多召开,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在一月二十六日致电祝贺。电文说:
我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加拿大全国拥护通过协商谋求和平大会,并通过大会向爱好和平的加拿大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敬意。我们相信,大会定将有助于动员加拿大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来争取以协商精神解决国际争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从而加强全世界的保卫和平运动。谨祝大会获得圆满成功。


第4版()
专栏:

  莫洛托夫外长设宴招待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新华社三十日讯】塔斯社柏林三十日讯:苏联外交部部长维·米·莫洛托夫一月二十九日设宴招待美国国务卿约·福·杜勒斯。
出席宴会的有美国驻苏大使查·埃·波伦、美国驻德高级专员詹·康南特、助理国务卿利·特·麦钱特、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克·德·杰克逊、国防部助理部长弗·纳希。
苏联方面出席宴会的有安·阿·葛罗米柯、格·纳·查鲁宾、弗·斯·谢麦诺夫、阿·亚·索波列夫、德·阿·茹科夫。


第4版()
专栏:

  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常委会举行会议
  确定现阶段日本和平运动的中心任务是反对重整军备
【新华社三十日讯】东京消息:一月十八日,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东京召开一九五四年度第一次会议,确定了日本和平运动的方针,并决定自四月一日到四月二十二日在全国各大城市巡回举行“日本爱好世界和平者会议”。
会议通过了反对重整军备,保卫宪法运动的方针,其中指出:美日反动派进行的重整军备,将会加深国际紧张局势,扩大战争危机。因此,反对重整军备是日本和平运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日本人民必须竭尽全力来完成这个任务。在展开反对重整军备、保卫宪法运动的同时,还要展开要求恢复日本和中国、苏联的邦交,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和贸易,要求举行五大国会议,实行裁军和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等运动。
为了进一步推进日本人民反对重整军备的运动,会议决定要联系广大群众的痛苦生活,向他们进行深入的宣传,并推动国会议员反对重整军备和反对修改宪法。
会议并通过了反对美国共同安全署“援助”运动的方针,指出美国共同安全署“援助”是迫使日本青年充当美国雇佣兵的一种约束,是使日本军国主义化和遭受贸易限制的一种束缚。因此,要在各地与各种团体合作,共同展开斗争。
为了迎接准备召开的缓和紧张局势的国际会议,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要在全国展开促进这个国际会议的运动。为此,要广泛宣传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和决议,并设立一个联络事务局进行国际间的联系。
会议并决定要从四月一日到二十二日,在东京、长崎、熊本、广岛、神户、京都、名古屋、仙台等地巡回举行“日本爱好世界和平者会议”,讨论禁止使用原子武器、以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保卫日本和平宪法等问题。


第4版()
专栏:

  板门店——公审强迫扣留战俘的美国侵略者的正义法庭
【新华社开城二十八日电】本社特派记者报道:全世界瞩目的板门店已经成为公审强迫扣留战俘的美国侵略者的正义法庭。美国侵略者这一史无前例的罪行已经在这里最后定案。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直接遣返的朝中被俘人员在板门店向联合红十字会小组人员揭露了美方战俘营的血腥内幕。在不直接遣返的朝中被俘人员被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之后,又有六百三十名战俘冒着生命危险逃出东场里战俘营,或是在听取解释后申请遣返。他们全都经过板门店而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们在板门店的记者招待会上以亲身的经历,向全世界愤慨地、泣不成声地控诉了美方以特务统治、酷刑和屠杀阻止战俘要求遣返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他们当场把美方强迫扣留战俘的无数罪证揭露给中立国人员和双方记者们看。这些罪证包括留下在他们身上的刺满全身的侮辱性的字句和图样,血迹斑斑的伤口和可怖的伤痕,被打断或是被打残废了的手和脚。这些罪证还包括美方胁迫战俘不得要求遣返的传单,蒋匪介石的恐吓文告,印有蒋匪党旗的衬衣,特务破坏解释工作的秘密指令。而那些被美方折磨得神经失常,只是喃喃地说:“我要回祖国”的战俘,那些到了板门店还没有消除恐惧心理,惟恐特务追来把他们拖回去的战俘,更是美方以武力威胁和恐怖统治强迫扣留战俘的罪行的活生生的证据。
在板门店,东场里战俘营中的地狱景象完全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归来的战俘们控诉说,美方特务公然在营场里发号施令,把战俘投入土牢和苦刑室。特务们用剖腹、挖心、绞死、踩死、打死等野蛮手段谋害要求遣返的战俘,并用以恫吓其他的战俘,使他们不敢要求遣返。至少已有十多名战俘被残酷杀害。战俘稍一流露出遣返的愿望,就要遭到灌辣椒水、灌汽油、上老虎凳、刺手指甲、割肉、火烧等酷刑。许多战俘被打成残废和被折磨成为疯子。美方特务还大规模地继续在战俘们的胸背、手臂甚至腹部、小腿上强迫刺字,并且强迫战俘们在所谓“反对遣返”的“请愿书”上盖血指印,割破手指染血旗、写血书,使战俘增加疑惧而不敢要求遣返。
在板门店,美方指挥特务阻挠战俘遣返的真相全部暴露了。归来的战俘们举出了美方通过各种秘密途径发给特务们的许多指示和命令,这些指示和命令要特务们严防战俘逃出营场申请遣返。根据美方的指示,特务们在营场和战俘帐篷周围设置了严密的岗哨,并且订出了如“不准走近铁丝网”、“上厕所要报告”之类的“禁令”,使得战俘不能自由行动。他们还强迫战俘订立交连环保和写“到台湾去”的“保证书”,如果一个战俘逃出营场,其他两个战俘就要被杀死。美方特务不许战俘互相交谈,点头和微笑,不许提到祖国和父母孩子,甚至不许说“前门牌”香烟。战俘们在睡梦中不小心地说出了这些话,就要遭到酷刑或毒打。同时,特务组织“CIE”的“教员”每天强迫战俘上“课”,制造大量谣言对他们进行恫吓和欺骗,使得他们不敢要求回家。
在板门店,美方破坏解释工作的阴谋被彻底揭穿了。归来的战俘们控诉说:美方特务把战俘重新编组,在每一组战俘中安插了带着凶器的特务分子,以便阻止战俘出营场听取解释,或者在听取解释时监视和威胁他们。他们还强迫战俘进行破坏解释工作的演习,举行反对解释工作的“示威”,并且强迫他们每天背诵“回台湾”的咒语。美方特务故意曲解“职权范围”和“工作细则”,使得他们不知道有听取解释和申请遣返的权利。美方并且利用战俘对巨济岛血腥“甄别”的恐怖记忆,制造各种谣言恫吓他们。他们还强迫战俘在听取解释时披带蒋、李匪帮的“国旗”、涂花脸、辱骂解释代表,以增加他们的疑惧心理,使得他们不敢要求遣返。
在板门店,美方的“人道主义”的招牌被粉碎了。美国制造的所谓战俘“宁愿自杀也不愿遣返”的神话彻底破产了。战俘们愤怒地揭露的事实,使中立国人员和各国记者们为之震惊,使那些惯于造谣的美国记者们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躲在一边。被战俘当场指出的国民党特务面如土色,无地自容。美国侵略者破坏解释工作、强迫扣留战俘的罪行,已经在板门店受到了全世界的公审,它绝对逃脱不了人类正义的裁判。


第4版()
专栏:莫斯科航讯

  具体领导农业生产的苏联农村党组织
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 谢文清
进一步发展农业,为国家生产更多的谷物、肉类、牛奶和蔬菜等农产品,是苏联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项极重要的任务,是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五三年九月全体会议的决议,已经逐步贯彻到苏联广大的农村中,苏联共产党的农村党组织和党员正在动员全体集体农民为执行党中央的决议而奋斗。
苏联共产党的许多农村党组织和党员,在向集体农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政治工作中,能很好地和领导生产相结合,即把政治任务和日常的经济建设任务联系起来,使之成为每个集体农民、生产小组、工作队和集体农庄的具体行动。农村共产党员在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劳动竞赛、推广先进经验和在农业生产中运用科学成就等方面,都是主要的推动力量。乌拉季米尔州古斯—赫罗斯达尔区“进步”集体农庄的党支部,把农庄的二十多个党员和青年团员分布在农庄各公有经济部门和生产单位中,他们又都是支部所领导的宣传鼓动员。这些党、团员因为长期生活和工作在群众中,对群众的了解深刻而具体,因此,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时就能很好地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例如,该农庄饲畜场的青年团员、兽医莎伊采娃,在报上读到苏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决议,并听了有关这方面的许多报告后,就在每周的读报和座谈中向农庄庄员们解释党中央的决议。在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时,莎伊采娃不是只讲大道理,而是注意联系本饲畜场的具体情况和每个人的工作。在宣传发展饲畜业的重要性时,她就发动大家结合农庄和各人的具体情况,讨论两个问题:“我们的饲畜场挤奶妇安·古赛娃怎样使每头乳牛每年产奶五千公斤以上?”和“我怎样学习她的经验?”莎伊采娃了解每个人的工作情况,所以她就能进一步帮助大家订出初步的生产计划。这时,党支部已和农庄管理委员会拟出了饲畜场的发展前途和到一九五五年的发展计划。农庄主席向全体庄员作了发展饲畜业的报告。党员们接着就进一步发动群众,每个人都制订了个人的计划,组与组、队与队和各公有经济部门之间都订了竞赛合同。为了使竞赛保持经常,农庄党支部又依靠党、团员发动群众讨论定期检查竞赛的办法,后来农庄庄员大会决定:各生产小组每周检查一次,各工作队和饲畜场每月检查一次,全农庄按农业季节进行检查。每次检查的结果,都要在组、队或农庄庄员大会上讨论、总结,以便进一步深入展开竞赛。“进步”集体农庄党支部对党、团员和鼓动员的领导也很具体。每月规定两次宣传内容,对离农庄中心较远的工作队就定期派专人去指导鼓动员的工作和决定宣传内容。此外,还经常组织政治报告和生产讲座。在农庄的俱乐部里,经常有州或区的领导人作报告,有农业专家讲生产知识。
因为党员和团员都和群众一齐工作,并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进步”集体农庄的党支部就能及时了解生产中的问题,并向农庄管理委员会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一九五三年在准备牲畜冬季饲料时,党支部发现了这项工作进行得不够满意,可能使已制订的发展饲畜业的计划落空。于是党支部就通过党员和鼓动员向群众指出目前工作中的缺点,全体党员都以身作则地积极参加收获饲料的工作,使所有牲畜在冬季都有足够的饲料。他们并建筑了新的牲畜栏和制作饲料的厨房,购买了饲料蒸煮机。因此,一九五三年“进步”集体农庄饲畜场的现金收入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每头乳牛的全年挤奶量平均达到了三千五百公斤,集体农民的劳动日报酬也大大增加了。
向群众宣传政策、制订计划、组织竞赛并定期检查,这只是党组织和党员结合政治教育具体领导生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给群众指出具体的、完成计划的办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推广先进经验和运用农业科学上的新成就。苏联共产党农村党组织非常重视先进经验和农业科学上的新成就,经常大力动员和组织群众在生产中广泛推广。它们对于本地区的先进经验尤其重视,因为这些经验更便于在本地区广泛采用。古斯—赫罗斯达尔区党委会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是做得很好的。只要一发现生产革新者和先进的工作方法,区党委会就很快派专家去研究、总结,帮助革新者拟出报告提纲,一面印小册子发给鼓动员大力宣传,一面就在革新者的所在地开办临时学习班,由各农庄派人来听讲。该区每个集体农庄都开办了三年制的农艺饲畜训练班。各农庄党支部对训练班担负主要的领导责任,并组织农艺师、兽医、工程师等担任教员。现在,该区每个党员和大多数的集体农民都受过三年的训练。乌克兰共和国文尼萨州文尼萨区党委会的正确领导和基层组织党员的努力,使该区的饲畜业近年来有很大的发展。在卫国战争后的恢复时期中,文尼萨区的谷物产量提高得很快,但畜产品产量的增加却慢得多。该区党委会深入各集体农庄研究原因,发现许多集体农庄的饲畜场没有党小组,没有党员。因此,区委会关于发展饲畜业的指示越到下面就越没有人执行,为此,区党委会就派了七十个党员和近百个青年团员到各农庄的饲畜场工作。在每个饲畜场中都建立了党或团的小组。党、团员到饲畜场后的首要任务是团结积极分子,加强劳动纪律。在党的会议上着重讨论如何发展饲畜业的问题。区党委会随后就组织各农庄的积极分子到附近各区的先进饲畜场去参观,学习如何建立饲料基地,如何改进饲畜场中的劳动组织,如何制作饲料等等。这些积极分子回到自己的农庄后就利用各种集会和座谈会介绍这些经验,打破某些人的保守思想。一九五二年,文尼萨区“莫洛托夫”集体农庄的挤奶妇阿·伊丽克和养猪员安·伊丽克姊妹两人创造了本区新的生产纪录。阿·伊丽克每头乳牛一年挤了五千公斤牛奶,安·伊丽克喂的母猪每口一年生了二十五只小猪。区党委会随即召开全区各农庄党支部书记会议、饲畜场党小组长会议和宣传鼓动员会议,讨论如何推广伊丽克姊妹的先进经验。此外,区党委会和区苏维埃还开办短期训练班,由各集体农庄派人参加学习。经过这些努力,文尼萨区一九五三年的畜产品产量就大大提高了。如果说两年前该区只有一个挤奶妇在每头乳牛身上挤了三千公斤牛奶,那么一九五三年已有五十个挤奶妇在每头乳牛身上挤了三千公斤以上的牛奶。阿·伊丽克每头乳牛的挤奶量已增加到五千三百零八公斤,牛奶含脂率增加了百分之四点一二。她所服务的“莫洛托夫”集体农庄有一百一十头乳牛的平均产奶量达到了三千五百九十公斤。每口母猪生二十只小猪。该区的“斯大林”集体农庄的乳牛每年平均挤奶量也增加到三千二百六十公斤,农庄内平均每一百公顷耕地上出产十六公担猪肉。不久以前,文尼萨区党委会又组织全区所有集体农庄检查执行竞赛条件的情况。区党委会和区苏维埃的领导者也参加了这一工作。他们在总结工作后,又召开饲畜业专门会议,研究机器拖拉机站在发展饲畜业中的作用,如饲料作物种植工作的机械化和饲料制作的机械化等问题,修订并提高了今年增加畜产品的计划。
在乌拉季米尔州,上级党委会对下级党委会干部的帮助也是很具体的。州或区的领导者都定期到各集体农庄作报告或检查工作。他们每到一个集体农庄,总要先找农庄各公有经济部门的共产党员和支部书记谈话,指导他们的工作,同时了解生产中的问题,从而使政治报告能和各农庄的生产实际结合起来。为了提高下级党委书记的文化和政治水平与领导才能,州党委会还开办了正规的区委书记训练班,区委会则开办基层党组织书记的训练班。这样便使全州七十五个区委书记中有四十七个受到了高等教育,十七个受到了中等教育,十一个受过农业专门教育,他们的党龄都在十年以上,最少都做过六年以上的领导工作。
在苏联,对集体农民进行共产主义和生产知识的教育,是有着充足的物质条件的。除党员和鼓动员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与组织工作外,各地农村党组织还通过各种文化和科学机构广泛进行各种教育工作。仍以乌拉季米尔州为例,在这个州中有一万二千个宣传鼓动员,一千五百个报告员,二百四十二个农村俱乐部,一百二十三个集体农庄俱乐部,六百八十个图书馆,三百零六个讲演站,四百三十二个流动电影队,十二万四千个地方无线电广播站。参加这些教育工作的有党和苏维埃的领导者,有农学家、教师和工程师,有先进生产者和苏联政治与科学知识普及协会的会员。最近两月来,仅在上述的“进步”集体农庄中,庄员们通过无线电广播和俱乐部就听了如下的报告和讲座:“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力量”,“苏维埃人的道德面貌”,“机器拖拉机站为什么是农业生产中的决定性的力量”,“公有经济与个人物质利益的结合”和“国际形势”等。农村的党组织就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它们充分利用这些组织和工具,向集体农民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和组织群众发展农业生产。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