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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合作社便于进行农业技术改革
对试用新技术没有顾虑了
江苏吴县新民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年学习了全国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的先进经验，做了合式秧田，把全部稻种用盐水选过，用“落谷稀”的办法下种，培植了壮秧，使秧苗干粗叶壮，栽到田里不见落黄便活了棵，后来稻棵也发得很粗。全社还运用了“小株方形密植”法，每亩田的稻棵比往年增加了好几成。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去年才成立的，在这以前，不少社员在互助组时，尤其在单干时，对学习先进技术有许多顾虑。他们怕用新技术把稻棵弄坏，影响收成。因此，往年不敢试用新技术，或者只在很小的一块地上试用。一九五三年土地入了股，实行统一经营，收成统一分红。这时，社里有些积极分子，因为往年用新技术增了产，他们积极主张用新技术，其他人也就赞成了。他们说：稻子收多收少，人家和自己一样分红，人家试验过新办法，主张用新技术，绝对不会叫自己吃亏呀！去年一年生产的结果，证明了采用新技术使稻子长得特别好，产量也高。更打消了农民的顾虑。社员周金生，过去就是不敢采用新技术的，现在也说：“这样好的稻子，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乡里随便那个互助组、单干户的稻子都比不上我们合作社的好。”
拖拉机解决了秋耕困难
山西长治县鹿家庄、嶂头、南天贡等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是秋地多、牲口少，去年秋耕时又逢天旱，牲口拉旧犁很吃力，犁得也慢，都没有信心完成秋耕计划；特别是南天贡社有四百二十三亩秋地，但只有三犋牲口，估计在地上冻前只能耕一半。长治县农业机器站了解了这种情况后，出动了拖拉机帮他们代耕，使这些困难都解决了，三个社都于立冬前全部完成秋耕计划，转入了冬季生产。拖拉机耕地还促进了这三个社的巩固发展。如鹿家庄社在进行整顿时，鹿锁则等四户看到社里牲口少，怕生产搞不好，想出社；经过拖拉机耕地后，他们便坚决不出社了，并说：“拖拉机耕得真好，十头骡子也顶不了，有拖拉机给咱代耕土地，生产一定能搞好。”社长高臭儿的劲头也更大了，他计划在一、二年里把社扩大到百余户。还有些社员感到他们的小块地不能使用拖拉机，便和非社员自愿调换了五块土地，共二十一亩。南天贡社社员也自愿调换土地，并取消了地界，准备用拖拉机耕地。嶂头社因多种作物种在一块地不好耕，准备把一种作物都种在一块，以利拖拉机耕作。
互助时办不到，现在办到了
河南省郊县卢村乡贺成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虽然瘠薄，收成却比一般互助组高出百分之十五到三十三，比个体农民高出百分之四十五。为了学好先进技术，提高生产，该社一九五二年秋后曾利用不同的土质，分别实验了他们从县农场和其他社所学得的套耧、胶东窝麦、纵横交播、插耧并垅、靠耧并垅等七种密植小麦的方法。在进行实验的时候，他们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例如胶东窝麦因籽多根密，麦秆一卧倒就要减产，他们便选择水地播种，种后施含钾质较多的肥料以壮麦秆，窝麦播幅宽、量大，怕“旺过”，种时就比一般小麦迟播十来天。结果，他们运用这些先进技术播种的小麦，去年每亩获得了五百多斤的收成。他们还研究了土壤性能与作物生长关系，实行收啥种啥，充分发挥地力。例如二十多亩西坡地，土质松、迎阳光，适宜种棉花，就都种了棉花，每亩收籽棉一百五十斤，折合谷子五百斤；但过去土地分散在各户，谁也不能全种棉花，种上豆类和谷子，每亩只能收二百多斤，比种棉花的收入少了一半。许多他们在互助组时曾经想过而没有办到的事，现在转入合作社却都办到了。
“土地潜在力有挖头”
四川省广元县莲花村尹满先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田地全是旱地，未建社前，历年都遭受旱灾威胁，有两亩一分旱田因无水源，每年都不能按时插秧。一九五三年春天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使用土地后，社内进行了土地加工，又采用了套犁耕作法，变浅耕为深耕，初步改良土壤，发挥了土地潜力；同时兴修了水利：堵水凼，又修水闸、开排水沟，保证全社九十多亩旱地免除了旱灾威胁，而且把五亩多的旱地变成了水田，大大发挥了集体生产的作用。全社共增产粮食一万四千四百七十八斤，比前年增产百分之三十五，其中粮食作物每亩平均产到四百四十二斤，比前年增产百分之四十六，超过当地最好的黄成贵互助组产量百分之十一，超过产量较高的单干农民的产量百分之四十。
旱地长谷子，增产比例高的事实，教育了社员，也教育了群众，使他们“生产到顶”的思想逐渐消除，“合作社增产大，土地潜在力有挖头”，已成为大家共同的结论。
扩大了浇地面积，便利了倒槎
甘肃省永昌县下三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每年必须集中沟水轮灌，进行倒槎轮作，才能有较好的收成。成立社以前，农民各浇各的地，水就不够用。一九五三年该社成立后，土地入股，打破地界，统一耕种，节省了用水，使浇地面积扩大了百分之九点九八，倒槎也很方便，而且有充分的力量改进耕作技术。当地习惯把青稞、豌豆、扁豆混种，但豌豆和扁豆成熟期迟早不一，互相影响，收成不好。一九五三年他们把青稞、豌豆混种，扁豆另种，结果每亩平均产量为一百八十七斤，超过当地一般产量百分之一百九十九点五。该社又在二十五亩胡麻地中混种豌豆，除胡麻长得很好外，还收了豌豆一千八百斤。由于利用软套步犁翻地，浇灌后只需一天就能渗透，比旧犁翻地渗透得快。这些，都是造成该社丰收的条件。
学习肇源经验，增产一倍
辽西省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高清莲，去年学习了肇源丰产经验以后，就在社里对社员讲肇源实行新耕作法多打粮食的事情，并和社员商量，在自己的社里也学习这个经验。当时社员一听都不相信，汤万才说：“你看，咱们主任还替肇源‘吹牛’呢，谁的地能打那么多粮食？”根据这种情况，高清莲就介绍了利用农业合作社去年因为密植，讲求技术，一垧地打了八千斤粮食的事实。因为这个社大家都知道，高清莲又说出了他们增产多的原因，所以社员的思想才改变了。他们听了社长的话，去年就根据山地、平地、土质好坏，因地制宜地实行了肇源的新耕作法。在春耕时，该社及时地战胜了春旱，做到了适时播种。在禾苗出来后，他们又根据土质和历年习惯，在高粱地里间直苗，距离力求均匀，并把五亩谷地留了“双行加一株”的苗。在间苗完后，社里就抓紧上追肥。全社劳力统一进行耕作，一切工作都作得及时又细致。结果全社秋庄稼因为推行了肇源经验，共打了三百四十石粮食，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一倍还多，棉花拣了二万四千斤，比一九五二年多拣了九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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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后
各地职工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
全国各地企业职工，自学习总路线后，社会主义觉悟和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大大提高。职工们一致认为：总路线像灯塔一样，把社会主义的大道照得更清楚了。广大职工明确地认识了国家工业化的意义，以及自己和本企业与国家工业化的关系，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青岛市特等劳动模范刘同诰说：“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斗争中，我们工人阶级要打头阵！”抚顺龙凤矿工人娄殿民说：“我们多产一些煤，就能多炼一些钢铁，就能多制造一些机器。这样就能快些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他们都纷纷提出保证，要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大连机床厂第一机械车间工人学习总路线后掀起了改革技术的热潮，有十四个党员向支部提出找窍门的保证书。该车间工人孙振观，过去刨定位轴座，用钳子卡，一次只卡一个，现在他做出两个胎，一次能卡九个活了。北京第一机床厂新修订的二十八种定额，已有二十五种被突破。正在建设汉水铁桥的工人听了总路线报告，马上讨论和制订了小组的作业计划，并开展了劳动竞赛，为在汉水铁桥上早日通行火车而努力。
许多职工经过学习，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思想界限。潮州市建筑工程队副大队长康辂，过去积蓄了些钱，想自己经营一个灰窑，开一个机锯厂来赚钱；经过学习，他认识到这种思想是危险的，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保定发电厂六十多岁的老工人李长思，在学习前积蓄了一百来万元准备捎回家囤粮，现在知道这样作“对社会主义没好处”，决定把钱存到银行去。天津电车公司旋工傅振华以前总认为自己的工资低，干活不起劲。学习后，他说：“我们生产出来的财富，要是都用来改善生活了，国家就不能积累资金进行建设了。国家建设好了，个人的生活才能好。所以要为整个国家着想才对。”现在他干活有劲头了，旋自由滚活件，生产效率提高了将近一倍。
经过学习讨论，许多地方国营企业、轻工业工人也都明确了本企业和国家工业化的关系，以及个人在贯彻国家总路线中的责任。粤北潭岭矿场一些职工，过去认为他们的矿场前途不大，想到国营大企业去做工，现在认识到在原有工矿中工作，配合重工业建设，对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作用很大。南昌新甡纺织厂过去有许多工人觉得本厂是轻工业，国家在最近几年不能给多装新机器，工作没味道，因此生产情绪不高。自听了总路线的报告，明确了轻工业担负着供应人民生活需要和为重工业积累资金的责任，生产情绪显著提高。
在私营企业中工作的职工，经过学习认识到自己担负着协助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任务。武汉市江汉区二百多家承受国家订货的私营工厂中，过去有不少工人单纯地认为：“在私营企业中工作不光荣”，生产不起劲。现在工人认识到自己应担负起帮助国家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责任，生产愈来愈起劲，有十二家私营企业的工人代表带头制订了完成国家加工订货任务的具体保证，并向全区承接国家加工订货的私营企业提出挑战。上海榆林区有些私营五金工厂的工会干部说：“从前虽然晓得加工订货重要，但不知道加工订货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就是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条路子，现在可明白了。”湖北孝感城关镇米厂工人黄祖平说：“今后我们要努力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加工任务，并且要保证质量，不许资方掺杂掺假。”一些手工业工人，经过学习，也认识到自己的前途。湖北咸宁县竹器加工厂工人余和尚在讨论中说：“我以前总认为手工业没前途。我想我还不如早点回家种点田，将来到社会主义还可用拖拉机耕田，有前途。经过学习，我才认识到手工业也要走合作化的道路，对人民生活和建设社会主义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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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获得显著发展
沈阳市八十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人民政府、国营经济的领导和扶植下，获得显著的发展，显示出组织起来的优越性。
沈阳市的手工业者共有一万多家，到一九五三年年底已组织起来八十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五千多人，包括靴鞋、缝纫、针织等二十八个行业，可生产四百多种手工业品，每年生产总值达数千亿元。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所以有这样的发展，是和国营经济的大力扶助分不开的。如国家银行每季度都给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大量的贷款。政府在税收上也给以照顾。这就给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创造了条件。
这些生产合作社，改变了原有的手工业作坊中的生产关系，建立了人人参加劳动的合作关系和民主管理制度，发挥了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沈阳市靴鞋生产合作社，自从一九五二年改为流水作业法，产量提高将近一倍。
分散的手工业，一向是盲目生产，每年有数月“淡季”，所以年年是“半年忙半年闲”，但是，由于组织起来后，国营商店对它们扩大加工订货，可以按照需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如靴鞋行业的十八个社，已有六个社的产品全部由国营商店包销，其余的也和国营百货公司联系，因而从未发生“淡季”现象。食品、糖果行业八个社的产品，有百分之三十五为各百货商店加工订货，有百分之四十为各消费合作社加工订货，因而生产正常，产销得以结合。
社员经过不断学习，集体观念加强了，公共的积累也增加了，部分工业生产合作社增添了机器、改进了设备。如第二杂纺生产合作社，从改装电机后，一人可操纵一台半，产量提高百分之八十。公有的工具也有很大增加。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的生活也普遍提高。合力靴鞋生产合作社社员王春田，给资本家干活时，每天工作十四小时，每月只休息两天，全年只干八个月活，四个月在家闲着，每月平均收入六十五万元；入社后，每月平均工资是七十五万七千元，每年工作十二个月，每天工作九小时，每月休息四天半。第二杂纺生产合作社社员，新买了十九台自行车和价值一百五十万元的手表十三只。社员除了收入多以外，每年还可得到一笔劳动返还金，还可享受社内各项集体福利。家家足吃足穿，真是走上了大家富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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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扩大灌溉面积一百万多亩
四川省各地农民兴修水利
四川省各地农民正在兴修水利，为争取扩大一百万多亩的灌溉面积而努力。据估计，这次水利工程的完工，将可增产近一亿斤粮食。目前，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的岁修，第一阶段（外江岁修）已接近完工，第二阶段（内江岁修）在四月份也可以完成。彭县、广汉一带一万多农民正在整修官渠堰，这一工程在三月底可结束，将扩大十九万亩的灌溉面积。估计每年可增产大米九百五十万斤左右。
据调查，四川省现有水利设备的潜在力很大。为此，今年四川省各地农民除新修塘堰外，特别注意整修原有塘堰、加强用水管理，以充分发挥现有水利设备的利用率。如今年做到整修好三分之一的原有塘堰，加上实行合理用水，就可能扩大灌溉面积九十二万亩以上。各地农民在整修塘堰中劳动热情很高。中江县通山乡农民秦徽雄曾带头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抢扎漏水的河堰，鼓舞着该乡农民在一天内修整好十二条河堰。射洪县三合乡农民在整修旧塘中进行换工互助，在十多天内整修好四口旧塘，扩大了灌溉面积。朱李火堰一带农民实行“轮灌制”和“浅水灌溉”，灌溉面积便可扩大到十八万亩。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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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省各族农民积极进行冬季生产
新疆各族农民在各地党政部门的领导下，都积极地进行冬季生产工作。
新疆各族农民从去年十一月开始，便积极进行积肥、修渠、冬灌、翻地平土以及增添和修补农具等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冬翻地面积共一百四十多万亩，冬灌面积四百三十多万亩，除冬麦地和秋耕地外，并对部分牧场草地进行了冬灌。积肥方面，仅岳普湖、宁西等十八县的统计，就有十四亿五千万斤。很多农民都利用冬闲进行副业生产，有些人把副业收入用来添置耕畜或修、购农具。吉木萨尔县的两个乡就新添大车二十一辆，修理大小车四十三辆，买进耕畜九十一头，其他农具一千七百多件。
新疆各级党政机关今年在领导冬季生产时特别重视技术传授工作。自十一月以来，阿克苏、喀什等五个专区有二十四个县举办了互助合作训练班，迪化、焉耆、阿克苏等专区有八处以技术指导站或农事试验场为核心举办了短期巡回的群众技术传授班，参加的学员达三千多人，他们学习了农业科学技术以后，回去积极带动群众进行冬季生产。同时，广大农民通过总结增产经验和在典型示范的启发下，打破了保守思想，认识到改进耕作技术的重要，因而都能积极响应号召，搞好冬季生产。气候较冷的北疆地区有的农民也积极进行冬犁冬灌，如伊犁区就冬耕了五万亩，冬灌了十万亩。南疆地区的冬耕面积普遍比过去增加，伊吾县淖毛湖区的秋耕冬翻地面积比一九五二年扩大了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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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曲耀离农业生产合作社写信给工业劳动模范周志珍
决心进一步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国营天津第三棉纺织厂织布女工周志珍同志：
我们的棉花早已收完了。全社籽棉总产量是两万八千八百八十六斤五两。棉花刚收回家，我们就细挑细拣分批把棉花卖给了国家。到去年十二月为止，连秋征的在内，我们一共供给国家棉花两万二千多斤。我们盼望这些棉花很快送到工人同志的手里，给人民织出漂亮、耐用的布。
原来，我们预计全社去年能收三万一千斤籽棉。经过我们村评比小组用前年的计算方法清点棉株、棉铃后，估计我们的丰产地每亩可产到七百三十七斤，还有十二亩可产到五百斤以上。但由于夏季雨水过多，棉株叶部和下部的老桃百分之七十都脱落了，我们虽然延迟了打正顶，使上部又结了不少的后期棉铃，可是每个棉桃的份量却较以往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实产量较预计产量少了三千来斤。这是应该声明的。
我们社的丰产棉田，虽因风、冻、病、虫、涝等自然灾害的侵袭，没有完成原来的丰产计划；但由于我们和自然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我们的产量在当地说来还是最高的。我们曲庄头村劳力最强的单干农民曲文波的水地棉花每亩收籽棉二百五十五斤；村里最好的刘萍芝互助组的八亩水地丰产棉花，每亩实收籽棉四百一十斤，比我们社的丰产棉花每亩少收一百一十三斤。可是我们的生产成本却相对地较前年降低了。前年（未建社前）全社各户的生产投资总值折合小麦一百三十六石零八升一，占前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四点四；去年全社总投资只一百零一石八斗麦子，占全社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一。
产量提高了，成本降低了，这就保证了全体社员纯收入的增加。全社十户社员，较前年多收入粮食（棉花收入也折成麦子计算）一石以上的一户，十石以上的六户，二十石以上的一户；只有两户因为家里有劳动力的人害了病，全年很少参加劳动，收入没比前年多。但他们也得到了合作社照顾，他们说：“多亏入了社，不然，有病不能做活，生活就会没办法了！”段安才老汉共有九亩棉花地，去年夏天被水淹坏了二亩，如果他单干的话，哪能受得了？可是因为他入了社，收入还比前年多了一石六斗粮食。
亲爱的周志珍同志：组织起来的好处是说不完的。去年春天，棉花开始下种前落了一场小雨。为了抢墒下种，当天晚上我们就开了个社员会，根据各个社员的特长分了工；叶典娃、曲耀奎犁地是好把式，就让他们掌犁开沟；不会犁地的妇女专门负责撒种。同时按照墒度大小安排了播种顺序，墒小的沙土地就先种，墒饱的滩地就迟种。四月十一日开始下种，全社的棉田三天就种完了，比一般农民提早种完五、六天。由于下种适时，我们社去年的棉苗比村里一般的棉苗早出土三、四天。五月下旬，我们村棉苗生了蚜虫，当时正是割麦子的时候，单干农民顾了割麦就顾不上灭虫，顾了灭虫又顾不了割麦，只有我们合作社能够两头兼顾。
我们社成立一年多来的事实，教育了社员和村里的农民们。记得前年冬天我社刚成立时，有些人还不相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好处，去年春天退了社。如今他们后悔了，有的又要求参加，我们对他们都表示非常欢迎。
学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我们更明确地认清了我们的光明前途。现在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三十六户，比原来扩大了两倍多。我们正在接受新社员入社，进行土地评产，并改选合作社的领导机构。我们决心把合作社进一步办好，逐步发展成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山西解县曲耀离农业生产合作社全体社员（逸民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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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定市郊区的郭顺兴农业生产合作社
许彦章 晓 寒
河北省保定市南大园村郭顺兴农业生产合作社，共二十二户，一百一十六亩地，六十五个劳动力。他们为了适应城市建设的需要和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去年种了三十四亩蔬菜。由于发挥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去年蔬菜和庄稼都得到丰收。全社共得纯收益两亿一千多万元，一个劳动日分两万六千多元，大部分社员的收入超过前年一倍以上。
统一耕作，能够因地种植
这个社所以能得到丰收，首先是由于土地统一经营，能作到“地尽其利”。社员们过去就有种菜的习惯，可是因为分散经营，土地少，不管土质适合不适合，什么菜也种一些，所以有些菜就长得不大好。组织起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块地适合种什么菜，就种什么菜，连那种菜倒什么茬，培育什么秧子等都有详细的安排。例如桥南有一亩五分四厘地，适合长水菜，头一年种上的遮秧青菜，到春分就收割了，种上白菜，到立夏起了白菜栽上了葱，到芒种拔了葱种上蜜蜂白菜，到夏至以后起了蜜蜂白菜又种上翻心白菜，到白露拔了翻心白菜又种上秋青菜。一年五季蔬菜，一步也没有错过季节。
奖励劳动，做到“人尽其才”
社里人多摊子大，合理调配劳动力，鼓励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很重要。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社里经过民主讨论，规定在原产量以内，劳五地五比例分红；全社土地的产量如果超过了原订产量，折粮一石的按劳七地三分红，折粮两石的按劳八地二分红，折粮三石的按劳九地一分红，折粮三石以上的部分全归劳动力。这样，就发挥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他们还按每个人的特长分工，如女社员手轻有耐心，就发动她们做打尖、掰杈、拔草、摘菜等细致活。这样，既培养和提高了女社员管理蔬菜的技术，又补助了男劳动力的不足。像社员徐文才、范耕田管理东瓜有经验，就让他们领着几个女社员一面做一面学。以前二十二户社员在单干时，每户每天早晨一个人担上一挑子菜上市，去后得吃饭花钱；入社后，每天有两三个人就把几千斤菜卖出去了，其余的人就可在地里专门收拾蔬菜。只四月份的统计，就节省二百多个工，一百二十多万元。
集体劳动，便于研究改进技术
组织起来，不光能做到“地尽其利”、“人尽其才”，还由于大家经常在一起干活，容易研究如何改进技术和提高产量的办法。开始种东瓜时，生产股长范俊波，就召集有种东瓜经验的社员开会，研究为什么地边上的东瓜长得大，中间东瓜长得小。经过大家交流经验，认为这是边上透风和见太阳多的原因。找出了这个窍门，他们就决定用隔垅种的办法，可让东瓜四边透风见太阳，中间的地种白菜等矮植物。他们在单干时施追肥，是在东瓜棵的一边刨个坑，把豆饼放一疙瘩，再用土一埋就行了，经过分析研究，认为这样不容易发挥肥效，有时还能把施肥这半边的根烧坏。因此改变成把豆饼和东瓜棵四周围的土搅合均匀后，上边再埋上土，这样施肥，肥效容易发挥，东瓜棵长得壮实，给结大瓜打下了底子，去年一亩东瓜产了一万六千多斤。过去妇女没有下地习惯，又因为她们没有生产技术，干活效率很低，去年社里人多了，可以互相教学，把妇女生产技术低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年来，十九名经常参加田间生产的妇女社员，都学会了管理蔬菜的技术，对社里加工细作起了一定作用。
保障了菜价的稳定
菜市上有句成语“快马赶不上水菜行”。菜价从来没有准行市，有时一天就变五、六个价。去年社里出产了大批的菜，在稳定菜价上起了一定作用。如西红柿下来后是五百元一斤，市上有些商人想抬高到六百元一斤，社里就拉到市上两千斤，仍按五百元一斤卖，结果使菜价没涨上去。
另外，他们还和部队建立了供应关系，部队可直接到社里去买菜，价稳，秤准又方便。如去年八月里，白菜涨到两万元一百斤，他们仍按一万五千元一百斤卖给了部队五万斤。这就对稳定菜价，保障城市人民生活，起了一定作用。
这个社去年的蔬菜丰收，大大鼓舞了社员办好社的热情。他们经过一年的集体生产，都亲身体验到郊区农民只有组织起来，多生产菜，适应城市的发展需要，同时这也是大家富裕的道路。他们计划今年要把菜田扩大到五十七亩。去年社里把所有的空白地都用七吋步犁耕了一遍，还抽出六个人专门积粗肥。社里正准备买一辆胶皮大车、一架抽水机，为今年蔬菜丰收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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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四海回组
扈西印
在最近一次宣传总路线的会议上，韩四海听了宣传员石宝山讲解农民为啥要卖余粮给国家、为啥要参加互助合作、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后，心里非常懊丧。回到家里，连饭也吃不下去，呆呆地看着饭碗想心事，弄的他老婆也摸不着头脑。
韩四海是厮罗寨村人（陕西大荔县二区四乡）作得一手好庄稼，不论捉住哪件活，都是拿得起、放得下。村里人常说：“老韩是庄稼行里的老手。”在旧社会里，韩四海原是穷汉，虽说有十五亩旱地，打的粮食，却不够缴国民党派的“官款”。一家四口人，住着两间破房，终年缺吃少穿。解放后，他在土地改革中分到了五亩地，参加了互助组，地里的产量，一年比一年打的多了。盖了四间新房，买了一头牛、一匹马，光景大变样。可是他却走了岔路，一心想个人发财，又接连买了十六亩地，整天嚷着要退组，组员们千留万留，也留他不下，最后，他终于退组单干了。
现在，韩四海想到这些，难过了好一阵，打算到互助组里去要求回组。
可是刚出门，又折了回来。想起退组的时候，大家千留万留，怎好意思向大家提出回组呢？要是叫人家训一顿，落个回不了组，多丢人！
又反复闷想了一阵，最后他打定了主意：“不能一错再错呀！只要大家让我回组，大家说啥我都行。”
吃饭后，组员们挤在屋里讨论今年的丰产计划。韩四海低着头也进了屋子。大家一看他进来了，都高高兴兴地站起来给他让坐位。
“老韩，听见了吗？如今你的日子比先前好得多了，可是跟苏联农民比起来，还是差的多哩！咱们刚提起腿，就能不前进了吗？”
组长的话还没落点，组员王统才拍了拍韩四海的肩膀，接着说：“老韩，想过苏联农民的好光景，就得好好听毛主席的话，组织起来，从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咱国家工业发达了，再能用机器种地。那好处就说不完了。”
韩四海正想开口，另一个组员成思荣抢上来劝他：“想开些，记住毛主席的话，还是回到组里来吧。”
大家这番热情的话，把韩四海感动得不知说啥是好，两眼不由自主地掉下了眼泪。他兴奋地说：“今晚我来，就是想回组，只要大家答应，我怎样检讨都行，保证今后再不出互助组，再怎也跟大家一起走。”
“四海回来了，欢迎！欢迎！”屋里响起一阵掌声和欢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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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宁市手工业者的榜样
——记西宁铁工生产合作社
本报记者 李根蒂
严冬的寒风，早已刮进青海省西宁市了。但是，西宁铁工生产合作社的门口，仍然聚集着许多人。他们都是这个合作社热心的主顾。
在合作社的院子里，堆积着各种铁器：有粪杈、铁铣、镰刀，也有夹脑（套狼用的）、锅撑、铁楔（扎帐篷用的），还有建筑器材。烘炉间不断地传出铁锤叮咚的响声，许多人在院子里忙碌着。一辆装满农具的咯吱咯吱的小车刚出去，另一辆又进来了。这些新产品都是要送到农村和远远的牧区去的。
随着青海省农业、牧业生产的发展，合作社也不断地扩大生产。合作社理事会主任徐增魁说：“要是在以前，我们这些小手工业者，谁还敢承做这样大宗的活！那时，资金少，人手缺，连做饭烧锅也要自己动手。碰见大活啃不动，遇上小活不够搞。虽然有时能赚几个钱，但穷苦的日子总是过不完，特别是遇见红白事情一花销，老本都完了。成立合作社以后，真是摸到了明路。”
铁工生产合作社经过一年的发展，已像一棵放光的明星，照亮了西宁市手工业者的眼睛。合作社的生产一天比一天好。合作社社员都知道就是打一个小铁钉子吧，他们也会想到对牧民要起什么作用，一张铁铣对于农民生产要发生多大影响；每打一锤，找一个窍门，省半斤炭，对于合作社的发展前途有多大的意义。他们干活的劲儿特别大，一个比着一个干。譬如给贵德县农民打粪杈，大家讨论时，原计划每个烘炉每日打十多张粪杈，可是，过了四、五日之后，王绪安烘炉上升到二十多张，别的烘炉赶到十七、八张。王绪安又创造了每日三十二张的记录，王占德虽然老了也要比一比，他的平均产量增加到三十一张。打镰刀时，烘炉间的产量由十二把增到十四把，又上升到二十把。车床沙轮磨不及，车床组三个组员想办法，把用手摇改为装轮带经过马达牵动，节省了一个人力，产量提高了一倍半。集体生产鼓舞着大家努力学习技术。师傅把钳子让给学徒，自己捉大锤，边打边指教。经过一年来师徒亲密的合作，全社十七个普通工人中，有五个上升为正式技工，有九个上升为半技术工人。技术进步的速度要比私营铁铺快得多了。过去一个徒工几年也不能升为技术工人。大家在一起干活，人多手艺高。过去做的镰刀，又贵又不好使，社员们一研究，发现刀子软、柄安得低。把这两个缺点改了之后，镰刀价钱比市上卖的贱四千元，每把镰刀又能多割四十捆麦子。由于社员们积极地劳动，合作社的集体财富，由前年十月创办时的二百七十万元增加到去年十月的三千零一十万元。合作社还计划着购置万能车床、鼓风炉、电钻等新式工具。生产发展了，社员的收入增加了。每个社员实际收入比个体经营时上升了二分之一到一倍。社员王绪安从事铁工二十七年，他深深地感到这个惊人的变化。二十七年的打铁生涯，没有使他的生活得到保障，反倒垮了三次，最后只剩下一套打铁的工具。入了社之后，他再也不会遇到单独劳动时那种苦境了。
西宁铁工生产合作社是在一九五二年十月成立的。当时，要把二十五个小手工业者（包括工人、学徒）组织起来，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的手工业者空着手来入社；有的带着工具，安上烘炉，还是同自己以前的学徒一块劳动；有的怕合作社垮台了，还把自己的铁铺保存着，留个后路。合作社成立了六个烘炉小组，四个小组的社员和工具都是原封未动由外边搬进来的。新成立的两个烘炉小组因为没有工具，生产时才东跑西转找工具。小组之间的生产状况也有很大悬殊，技术好的一天打十四张铁铣，技术差的打上七张还有废品。社的领导人员对新的组织缺乏经验，加上旧摊摊的存在，生产很混乱。领导方面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便用黑板报、口头和物质奖励的方法表扬生产好的社员，想刺激生产情绪，可是效果不好。后来，有个社员提了个好主意：“各组人手不同，鸡蛋怎能和石头碰呢！难道不能把人手调换调换？”合作社大部分人同意这个意见，虽然有些人还唧唧咕咕舍不得分散，以后也同意了。这样，小手工业的旧摊子开始瓦解了，每个小组的人力、工具等等，都比过去平衡了。
技术调整虽然符合企业生产的要求，但是，合作社还有其他问题，废品率还很高，很多顾主纷纷要求退货。合作社曾积存了四百斤废品。产生废品多的一个原因，是社员思想上有个错误的想法，认为“铁活长一寸短一寸有啥关系？差不多就行了”，“打的重了还能多卖几个铁钱”。顾主看见打的铁绳又笨又重，气得质问：“究竟你们是卖铁，还是卖货哩？”另外一个原因，是合作社的领导人仍然沿袭手工业的老办法管理生产。顾主来订货，合作社没有订货单，把货物的价格、数量、日期等随便划在日记本上，或者凭着脑子记。有时顾主来要货，才发现忘了做；有时做出来的东西，不是多便是少，不是长便是短。出了错误，你怪我，我怪你，推来推去查不清责任。大家互相埋怨，顾主也不满意合作社了。
中共西宁市委书记马上找社的负责人徐增魁谈话，说明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又派了工作组帮助工作，立即召集合作社社员开会，讨论怎样才能克服合作社生产上的混乱现象。大家提出合作社要订出些新制度。顾主订货项目多、品种杂，需要印个订货单；产品入库要验收。社员之间也展开了批评。合作社的领导人研究了大家的意见，参观了公营企业，制订了改进办法。实行成本核算，规定小组日产指标，建立产品验收及仓库管理制度，组织技术研究。合作社主任徐增魁根据大家意见，亲自到郊区征求农民对镰刀的意见。实行新制度后，生产过程中的紊乱现象很快减少了，废品率也降低了，产品价格也一再减低。顾客赞扬说：“合作社毕竟是合作社，天天在改进。”
生产管理有了初步秩序，给生产能力的发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可是，社员们有浓厚的散漫习惯和极端平均主义的思想，阻碍着集体生产的前进。已经打过起床铃了，还有人不起来。上班铃打了，没有人上班。有人上了班不安静生产，时常打架骂人。合作社曾规定请临时事假、病假不超过三天不扣工资，于是有病的请假，无病无事的不愿“吃亏”，也得请三天假。请准假后，他们就进戏院，逛街道。有的社员在生产时间竟成群结队去看电影。有一个月，由于三个社员请了八天假，以致推迟了交货日期四天，按合同，合作社受到了处罚。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的发展又遭到了极大的困难。合作社理事会把这事又交给全体社员讨论。讨论中，社员们认识到劳动态度必须改变，如果让它发展下去，会使合作社垮台的。在讨论中，大家都对比了过去和现在。史明发在私营铁铺当了四、五年学徒，连钳子都没捉过，入社九个月就由粗工上升到技工，工资比以前增加了三倍还多。这些回忆大大提高了社员的觉悟，认识到合作社正领导着社员往更幸福的社会主义大道走，不正确的劳动态度却像炸弹一样，会把他们的光明前途炸毁的。大家表扬了积极劳动、节省原料的技工吴生五，批评了偷懒的史明发，给屡劝不改的马德山记了一个大过，还订出了八条劳动纪律。从此以后，劳动纪律松弛的现象减少了。有的社员害了小病也不愿请假。互相鼓励、互相学习的自觉劳动成了风气。
西宁铁工生产合作社成长起来了。在中共西宁市委积极领导下，社员们不断地克服着个体手工业者的盲目、保守、散漫等思想和习惯。集体主义的思想不断增长，合作社的面貌正在改变。它已成为西宁市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的榜样。合作社刚成立的时候，有些手工业者冷眼旁观。当合作社遭受困难的时候，他们又冷言冷语：“怎么样，快垮了吧？人多舌头长，哪有单干清闲！”可是，现在，许多铁工正在请求加入合作社。不但这样，西宁市的木工、缝纫、制鞋等手工业者也跑去找人民政府，请求帮助他们成立合作社。他们说：“我们不能再单干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