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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党组织的政治工作保证了北徐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扩大
王耕溪
山西阳高县北徐屯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两年了。这个社每年都增加了产量。头一年，每亩平均产量一百二十四斤，比本村顶好的互助组每亩多收十四斤，比单干户每亩多收二十四斤；第二年，农业生产合作社每亩平均产量比头一年又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点四，互助组和单干农民的产量就越发赶不上了。好些农民看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增加得这么多这么快，都很羡慕，许多互助组都早早儿搭架子，准备入社。去年冬天宣传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农民的心眼里比以前更亮了，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全村三百来户，就有二百多户报名入社。老社员们一看这么多户都要入社，心里便嘀咕起来：咱们这四十一户刚闹的像个样儿啦，他们都进来，这不是占了咱们的便宜吗？社员徐生、曹丕贵都嚷着说：“他们愿入社，叫他们另成个社吧，咱这四十一户要办到底。”要求入社的农民，听到这些话，心里便凉了半截，有些人说：“要不咱就另成个社吧，人家不要咱，有啥办法呢？”
纠正老社员的“关门”思想
中共北徐屯支部一发现老社员的情绪不对头，就赶快开会研究。支部分析老社员所以产生“关门”思想，主要是没认识扩大社的好处。因此支部向老社员说明，社会主义道路，是大家富裕的道路，只靠少数人干是到不了社会主义的。支部用实际例子，使大家认识：只要切合实际情况，适当地扩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大了、力量更大，对发展生产就更有好处；头一年社刚建起来，只有六户，农忙时，顾东顾不了西，生产受了很大限制。那年，在农业基本建设上，总共才改良了十三亩地的土壤。第二年，社由六户扩大到四十一户，人多了，干活好调动开，分工比较细密、合理。这一年除按计划完成了农业生产，还改良了一百七十多亩地的土壤。从事实中，老社员认识了还是社大有好处，“关门”思想是要不得的。
老社员思想打通以后，农业生产合作社便顺利地由四十一户扩大到一百六十一户。
端正新社员的入社态度
大部分新社员是因为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处才入社的，可是也有些新社员，入社的思想动机还不大正确。拿赵银成来说，家庭生活比较困难，自己身体也不大结实，他盘算着入了社有个“靠头”，生活没办法的时候，好让社里来救济他。另有一种人，如徐占俊、徐挺等，是想把土地靠给社里，自己出外当工人。还有少数生产条件比较好的中农，并不是一心一意地要求入社，只是看到大伙都入，怕留在社外别人说落后，才入了社的。
支部分析了新社员的这些思想情况、针对各种不同思想，分别进行了教育。
对入社有依赖思想的人，支部着重进行了劳动光荣的教育，说明入了社，更应该好好劳动，不能依赖社来养活。这一说，那些有依赖思想的人又有些泄气，心想：自己劳力不行，土地又差，社里又指望不上，日子怎么过呢？后来，支部又拿老社员徐璞作例子来教育他们。徐璞入社以前也是个困难户，还有痨病；入社以后，社里根据他的体力，给他分配适当的活儿干。去年一年，他做了一百七十多个劳动日，分了十七石多粮食，比他入社以前多收入六石。有依赖思想的赵银成听到这话，心里踏实了，他说：“照徐璞那样入了社还能多分粮食，我也满能赶上他，咱自小就是劳动人，还能怕劳动？”
对那些想把土地靠给社里、自己出外头当工人的社员，支部着重向他们讲解了搞好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责成副社长杨启（共产党员）来打通这些人的思想。杨启找上这些人，给他们说：“当工人当然好，可是当农民也不坏呀！国家要实现工业化，离了农业就不行，工人农民都好好干，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他这么说了以后，有些人表面上没话说了，实际上还想不通，还是觉得当工人能多挣钱。杨启又拿社里连年增产的事实来教育他们，说明只要努力搞好农业生产，收入就会一年比一年增加。同时，社务委员会又给大家宣布了，如果国家需要工人，可由社里统一抽调。这样，原来打算出外头当工人的人，在社里才安下心来。
对于思想不大坚定的中农，支部着重进行了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并通过实例，说明中农入了社不但不吃亏，而且可以和大家一同富裕。如老社员徐生，是个老中农，没入社以前，每年收入三十一石粮食，入了社，收入三十七石。这样，中农才放心了。
正确解决新老社员间的矛盾
社里原来有两千一百多万元的公共财产（其中大部属股份金），每个劳力约合四十六万元左右。社扩大以后，老社员要求新社员把股份金按劳力一律补齐。新社员里有些能补起的户说：“大家都补咱也补。”补不起的户说：“咱去那里弄这么些钱？进不起社只有不进。”
新老社员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矛盾。
党支部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就协助社务委员会召开新老社员代表会来讨论。老社员徐占相，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主张把原来的公共财产给老社员分了。他说：“这样，一来好解决咱的困难，二来新社员进来也不用再补股份金了。不是两全俱美吗？”家里没困难的徐生，主张把老社的公共财产算成老社员的投资。新社员既不同意老社员把公共财产分了，也不同意算成老社员的投资。新社员代表徐兴隆说：“老社员把公共财产一分，社里底空啦，生产没底垫；要是算成老社员的投资，新社员进社干一年，还不够给老社员哩。”可是，叫新社员补股份金，又有些人补不起。这时，支部书记就把支部研究的补股份金办法提出来，让大家讨论。支部的意见是：入社的新社员，能补起的就补齐；暂时补不起的，缓期补；生活上比较困难的，酌情少补；特别困难的户，可以不补。这个办法提出来以后，大家一讨论，对于能补起的就补齐，暂时补不起的缓期补，都表示同意，就是对少补和不补的两种办法弄不通。老社员马宏说：“暂时补不起，以后慢慢补倒还可以，要是少补，或者干脆不补，那不是便宜了困难户吗？”能补起的新社员徐占有说：“要补，咱都补，要不补，就都不用补，同是个新社员，还能两样看待？”补不起的新社员一声不响。
问题就这样卡住了。
支部分析了这个情况，认为主要是有些人对吸收困难户入社的意义还不大明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支部就组织大家学习了报纸上登的“大同陈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带领困难户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并启发大家联系实际开展了讨论。讨论中，大家认识到，吸收困难户入社，对社对发展生产都有好处。老社员徐兴礼说：“为了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咱就不能对困难户卡的那么紧，新老社员团结好，咱才能把社办好。”新社员中，有些原来死啃住一齐补股份金的，这时也改变了态度，都说，咱能补起咱就补，困难户补不起，咱也不能硬逼。最后一致通过了支部的意见，入社新社员共劳力一百四十三个，其中有六十四个一次补齐，有五十个分期补，二十四个补一部分，五个不补。
这样处理以后，新老社员都满意，困难户更是感激不尽。赵银成说：“社里这样照顾咱，我一定要好好干活、在社里起模范作用。”
向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
在扩大社时，因为审查不严，有三户富农混进社来。这些人进社以后，在社员中散布资本主义思想，破坏社的纪律，损害社的公共财物。如赵丕光，在社不参加农业劳动，专门贩猪搞投机生意。在他们引诱下，有些社员也跟着学起来。社员徐达看到在社干活不如贩猪利大，就要去贩猪。党员马占禄也偷偷贩了两趟猪。这么一来，社员们的思想都动荡起来，有的说：“咱给人家种着地，人家出外头搞买卖，好事都是人家的。”
为了克服社员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党支部首先在党内对马占禄的思想开展了批评。支部书记徐卓批评他说：“我们共产党员是群众的引路人，必须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你不经社里批准，偷偷去贩猪，这那像共产党员干的事！”马宏也批评他说：“群众干啥都是看我们，你不带领大家走正路，反倒搞起投机生意来，你怎能对得起党，对得起群众？”马占禄接受了大家的批评，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保证往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一定要团结大家，把社搞好。
党内批评了马占禄的资本主义思想后，接着又在社员中进行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教育。支部通过马云和马存弟兄两个的对比教育社员，使他们认识：只有一心一意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过真正幸福的生活。原来，马云和马存都在去年春天入了社。入社以后，马云觉着自己的生产条件比较好、怕吃亏，就跟着富裕中农赵占福退了社。马存的生产条件虽不如马云，可是在社里干得挺有劲。收罢秋，弟兄俩一比较，高低显出来了！马云六十来亩地、四个劳动力，两个畜力，紧闹腾了一年，收了三十八石粮食；马存四十来亩地，两个劳动力，没牲畜，一年下来，在社里分了四十多石粮食。经过比较，马云后悔了，怨自己不该听上赵占福的话出了社，又重新入了社。
经过两条道路的对比教育，社员们的思想都提高了一步，徐生宽说：“别的路都不是咱农民走的，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正路。”徐生德原来打算着去贩瓦盆，也不贩了。
在进行两条道路教育的同时，把富农分子清洗出社，社员们的思想更加明亮起来，都说：那些人跟咱根本不是一条心，把他们清洗出去，咱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走得更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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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科学院主办金属研究工作报告会
中国科学院主办的金属研究工作报告会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三日在北京举行。参加这次报告会的，有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各有关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工厂和高等学校等九十五个单位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和其他人员共四百八十多人。应邀参加报告会的，还有在产业部门和高等学校中工作的苏联专家十五人。
在开幕式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稼夫作了报告，他强调了金属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并对理论联系实际以及科学研究机关、产业部门和高等学校之间的创造性合作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副部长吕东报告了我国冶金工业发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根据今后冶金工业的任务向冶金科学工作者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各单位的科学工作者在报告会上提出的研究工作报告共有七十六篇，分属钢铁冶炼及加工、耐火材料、球墨铸铁、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选矿、金属物理和材料检验等六个方面。报告会分成五个小组讨论了这些报告，开展了学术上的自由争论，对每个报告作出了评价，指出了每个报告的成绩和缺点、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以及该项研究工作在国民经济上或科学理论上的意义和在实际推广应用上的可能性。
苏联专家格里古里、斯克诺霍道夫和扎维里耶夫应邀在会上作了专题报告，对到会代表有很大启发。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贝尔纳也应邀在会上作了报告。
会议根据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门负责人严济慈代表报告会主席团所作的总结报告，作出了决议。决议肯定了五年来金属科学研究工作的成就、金属科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并指出了今后金属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向。
会议决议成立由有关研究机关、高等学校以及有关产业部门的科学家及领导人员组成“金属研究工作协调委员会”和“金属研究工作报告会会刊编辑委员会”，并通过了两个委员会的委员名单。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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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南图书馆清理出一千多种中医中药图书
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便利中西医学习，西南图书馆已将馆内收藏的中医中药图书全部清理，并整编出目录。
整编出来的一千多种中医中药图书中，有署名战国时人扁鹊的“难经本义”等六种；汉代张机的“伤寒杂病论”等十八种；魏晋时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等十五种；隋唐时巢元方的“诸病源候总论”等二十一种；宋代苏轼、沈括的“内翰良方十卷”等七十三种；辽、金、元时李杲的“内外伤辨”等七十九种；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五十八种；清代陈念祖的“陈修园医书四十种”等一百七十种；此外还有近年出版的中医中药书籍。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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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
——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和方法
王若水
为什么说，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严重斗争”呢？
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一直是文化战线上的薄弱环节之一。这个阵地，自从资产阶级从封建阶级那里夺取过来以后，三十多年来基本上一直被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胡适派占据着。尽管解放后学术界已经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胡适派影响却依然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
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现在是在这个领域中清算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的时候了。前哨的第一枪既然已经响出，战斗的火力，就不能不对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胡适。
早年的胡适曾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的资格，参加了五四运动，构成五四运动的右翼，和左翼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革命的知识分子结成了统一战线。在反对封建文化，提倡科学和民主的启蒙运动中，胡适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就在那时，胡适的思想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和妥协的两面性。五四运动以后，知识界开始分裂，革命形势的发展吓倒了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这一派人不久就转到了反革命方面，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马克思主义的死敌。
胡适是实验主义的门徒，他拚命在中国文化界宣传这种哲学来对抗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确也有不少人作了他的俘虏。实验主义是什么呢？实验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哲学末流的一个派别，是当今帝国主义阵营最盛行的反动思潮之一。
实验主义究竟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呢？对这个问题，实验主义者是企图逃避不答复的。实验主义者杜威宣告说，关于思惟与存在的关系这样的问题，是“不值得讨论”的“老问题”。胡适说：
杜威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大革命家。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欧洲近世哲学从休谟（Hume）和康德（Kant）以来的哲学根本问题一齐抹煞，一齐认为没有讨论的价值。一切理性派与经验派的争论，一切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论，一切从康德以来的知识论，在杜威的眼里，都是不成问题的争论，都可“以不了了之”。（“实验主义”）
但实际上这个哲学上的根本问题是杜威“抹煞”不了的，任何逃避这个“老”问题的企图都是枉然。稍微分析一下杜威之流的理论，就可以看出他们其实是在“经验”“实验”这些名词后面贩卖着唯心论和不可知论。
什么是物质呢？另一个实验主义者詹姆斯回答得很干脆：
我们所知道的物质，不过是我们所有的关于颜色、形状、硬度等的一些感觉。这些感觉恰恰就是物质这个概念所具有的价值。……这一个概念是我们许多感觉的一定组合的名称，因此，它就是真实。（詹姆斯：“实用主义”）
这正是巴克莱的“存在即是被知觉”的复活，马赫的“物质是感觉的综合”的翻版。这是不折不扣的主观唯心论！
杜威的立场要比詹姆斯隐蔽一些，词句要巧妙一些，然而也免不了露马脚：
物质并不是现象或过程的原因和根源；它并不是绝对的主宰，并不是解释事物的原则；它并不是隐蔽在变化后面的本体。这一个名称所指的是一种能动的性质，而不是一种实质。（杜威：“经验与自然”）
请看，物质并不是事物和过程的原因，只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能动的性质”！杜威逃来逃去，终于逃不掉唯心唯物的根本问题，只是显得心劳日拙而已。
实验主义的中心内容在它的真理论和方法论。实验主义的“有用的就是真理”“效果是真理的标准”的命题，有很大的迷惑眼目的作用，仿佛这种理论是科学的，唯物的。但是，评判一种哲学，不能单根据这种哲学自己所挂的招牌，而要看这种哲学怎样解决哲学的根本问题。单单承认效果是真理的标准，这还不就是唯物论。问题在于：实验主义者所理解的“真理”是不是客观世界规律性的反映？他们所谓的“实践”和“效果”是什么？请看看胡适的介绍：
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实验主义”）那绝对的真理是悬空的，是抽象的，是笼统的，是没有凭据的，是不能证实的。……我们现在且莫问那绝对究竟的真理，只须问我们在这个时候，遇着这个境地，应该怎样对付他。这种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便是“这个真理”。（同上）
由此可见，实验主义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绝对真理，认为真理只是“人造出来的”对付环境的“方法”。这就一下暴露了实验主义的唯心论实质。实际上，在否认客观真理存在的前提下，实验主义者所谓的“效用”，并不意味着真理与客观存在的符合，而只意味着主观的满意。不错，真理都是有用的，但有用的并不都是真理，因为错误的反动理论对反动阶级来说也是有用的。在实验主义者看来，任何理论和思想，只要适合他们的主观目的和利益，便可以宣布为“真理”。在这种论调里我们可以嗅出一股美国生意人和统治集团的臭味。正像马克思老早在资本论中指出的，对于资产阶级有学问的走狗们，“已经不是这个理论还是那个理论合于真理的问题，只是它于资本有益还是有害，便利还是不便利”。
实验主义所指的“实践”，正是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实践”——狭隘的、利己的、应付环境的生物学观点的“实践”，而不是社会的革命的实践。从这样的“实践”里，只能学到一些零碎片断的知识和圆滑的剥削阶级的处世哲学，根本谈不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了解。
胡适把实验主义的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假设和求证本是科学史上早有的方法，并不是实验主义的新发明。这里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假设和求证。这里问题是在于：这种方法是不是唯一的、最高的方法？胡适把假设和求证当作最高的方法，他根本不懂得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实际上胡适所谓的假设和求证的过程不过是形式逻辑的演绎和归纳的综合。在狭隘的范围里，在研究事物的简单的、寻常的关系时，这种形式逻辑的方法也许还可以应付；一超出这个界限，要深入研究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矛盾，要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时，这种初等的形式逻辑就无能为力了，就必须应用高级的逻辑——辩证逻辑了。
更重要的问题是：这里的假设和求证，是在什么世界观指导下进行的？是资产阶级唯心论还是无产阶级唯物论？不管科学家喜欢不喜欢，不管他们自觉不自觉，在进行假设时，在作出某些概括性的结论时，他们总是要受某一种哲学观点的影响的。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国家许多学者都把现代科学的新发现作了唯心的解释，造成了科学的危机。可见，方法论不能脱离世界观。离开了辩证唯物论的指导，假设和求证的方法也会走上歧路。胡适本人的思想，也是活生生的证据。
胡适自己说，他的言论主张“只是这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我的歧路”）。那么且看看这个法宝的“效果”如何吧。
如果在世界观方面，在自然科学方面，胡适还多少能隐蔽他的唯心论立场的话，那么一踏进社会科学的领域，胡适就完全暴露了他是一个历史唯心论者。胡适的目的是抵制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点，他自己在一九二二年的一篇文章里说得很明白：
……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的歧路”）
这就是胡适的立场，这个立场就决定了胡适不能够认识真理。不管谁怎样标榜“科学的方法”，“历史的态度”，只要他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只要他是想阻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就一定不能客观，他就一定要进行欺骗。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胡适是怎么看的呢？据胡适看来，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帝国主义侵略：
不要尽说是帝国主义者害了我们。那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话！（“请大家来照照镜子”）我是不肯把一切罪状都堆到洋鬼子头上的。
……我们要救国应该自己反省，……不肯反省，只责备别人，就是自己不要脸，不争气的铁证。（“欧游道中寄书”）也没有什么封建势力的统治：现在国中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我的歧路”）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我们走那条路”）请看！胡适就是无耻到这种程度！口口声声“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待到事实和证据摆在他眼前，他却忽然闭上眼睛了。当然，否认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对胡适所要维护的阶级利益来说，是“有用”的，因此他可以认为这就是“真理”。按他的“逻辑”，中国首先是因为有“五鬼闹中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所以才招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至于中国为什么贫穷等等，那是谁也不知道的。
胡适是庸俗进化论者，他用这种理论作为他的政治上的改良主义的根据。他反对革命，反对阶级斗争。他说：
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我的歧路”）胡适认为历史发展动力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知识道德一类的东西。所以他主张救国要“从思想学问下手”（“欧游道中寄书”），提倡“好人政治”，宣传教育救国。对于封建统治者的奴才武训，他赞扬备至：
山东有一个乞丐武训，他终身讨饭，积下钱来就去办小学堂；……当时全国人都知道“义丐武训”的大名。这件故事，最可以表示那个时代的人对于教育的狂热。（“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
胡适赏识武训，这是不足怪的，武训正适合胡适的改良主义宣传的目的，也正适合他向人民灌输奴化思想的目的。
胡适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传播者。他在许多文章里散布民族自卑感，散布亲美崇美思想。对于美国的资本主义文明，他崇拜得五体投地：“摩托车的文明的好处真是一言难尽。”“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漫游的感想”）对于自己祖国的文化遗产，他却抱着虚无主义的否定态度。他说：“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信心与反省”）他说他整理中国哲学史的最大成绩，是使人明白这些东西“不过如此”（“整理国故与‘打鬼’”）至于古典文学呢，“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古代的文化究竟有什么伟大呢？胡适想了二十年，只想出三点他所谓的“优长”：“最简易合理的文法，平民化的社会构造，薄弱的宗教心”，此外他“实在想不出什么别的优长之点了。”（“三论信心与反省”）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荒谬地主张“全盘西化”。（虽然他后来换了一个较好听的“充分现代化”的名词，但实质是一样的。）
胡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怎样影响了古典文学的研究呢？为什么说这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呢？
第一，这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学术脱离政治。
人们或许会奇怪，既然在胡适的眼里，中国古代文化“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倡“整理国故”呢？这在胡适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胡适自己是热中于政治的，但是他却要伪装“清高”，并且希望学术家不要过问政治，埋头于所谓“纯学术”的研究中。他劝别人做学问要“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不要有什么‘有用无用’的成见”。“‘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若说是‘应时势之需’，便是古人‘通经而致治平’的梦想了。”（“论国故学”）胡适自己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和水浒传呢？他自己说：“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庐山游记”）“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这意思就是说，为考证而考证，为方法而方法。正因为这样，研究的对象是不重要的，“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的遗嘱有同等的考虑价值。”（“庐山游记”）“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这种态度，也正是俞平伯的态度。俞平伯自己说，他对文学的研究“只是趣味的研究”，“欣赏文艺时附带一点研究，亦只是逢场作戏而已”（“红楼梦辨的修正”）。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一书中不惜用十七页篇幅津津有味地考证“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的人数、席次、行令等等琐节，而对于红楼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内容，却简直没有触及到，也可见他的“趣味”何在了。
第二，是“纯文艺”的观点和客观主义的态度。
资产阶级的文学观否认文艺是以经济制度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否认文学作品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否认文学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文艺批评家把文艺当作孤立的东西，当作描写抽象“人性”的东西，当作超乎阶级斗争之外的东西。这就决定了他们把“技巧”“情节”“笔法”“趣味”一类的东西作为他们的文艺批评的标准。什么是文学呢？胡适回答说，文学的基本作用是达意表情，“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什么是文学”）这样一来，对各种文学作品的现实斗争意义便视而不见了，对文学作品中的正反面典型人物，也自然抱着一视同仁的客观主义态度了。
俞平伯就是这样看待红楼梦的。所以他认为红楼梦不过是“闺阁庭帏之传”，“本书虽亦牵涉种族政治社会问题，但主要的对象还是家庭，行将崩溃的封建地主家庭。”（只是“牵涉”到社会问题，而不是透过一个家庭的悲剧提出对封建社会罪恶的控诉。）俞平伯叙述他所认为“错误”的对文艺的态度说：“社会上最喜欢有相反的对照。戏台上有一个红面孔，必跟着个黑面孔来陪他，……我小时候听人讲小说，必很急切地问道，‘那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觉得这是小说中最重要，并且最精采的一点。”（“红楼梦研究”）因此，他反对人家把红楼梦看成“处处都有褒贬”，他同意地引证江顺怡的话说，“红楼梦所记皆闺房儿女之语，……何所谓毁？何所谓谤？”他认为应该把黛钗平等看待，“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注意：这是为了“情场之盛”和“文章之妙”！）
好一副客观主义的文艺“欣赏”家的眼睛！俞平伯把红楼梦研究了三十年，可是书中描写的封建官僚家庭的奢侈淫乱，上层统治阶级的虚伪残忍，他都没有看见，他只觉得“暴露批判又觉不够”，“虽贬，他何尝无情暴露”；红楼梦作者对宝玉黛玉纯洁恋爱所寄予的深切同情，他也没有感动，只觉得“拥护赞美的意思原很少”，“虽褒，他几时当真歌颂”！
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所谓“怨而不怒”的风格，大加赞赏。在他看来，金瓶梅之不如红楼梦，是因为它“明是一部谤书，确是有所为而作的”。换句话说，就是写小说不要无情的暴露，不要有什么目的。他认为“积哀思”的文章风格要比“含怒气”的高。他是不很满意水浒的，因为水浒中的“怒气”太多，有点冲撞了他的绅士的安详，“有些过火”、“锋芒毕露”。这样看来，客观主义者一看到“不客观”的文艺时，态度也就不那么“客观”了。
客观主义者貌似客观，其实并不客观，因为他企图抹煞人和文学的阶级性这一客观事实，因此它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客观主义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列宁说：“非党派性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党派性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只有辩证唯物主义者一方面贯彻了深刻的党性，另一方面又有最客观的态度。
第三，是形式主义的主观的研究方法。
前面已经批评过实验主义者的方法。这里再来具体地看看胡适怎样运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吧。
胡适自诩他“整理国故”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他再三强调“系统的整理”，“历史的眼光”。什么是“系统的整理”呢？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解释说：
（甲）索引式的整理。
（乙）结账式的整理。（把已经解决的问题贡献出来；把没有解决的问题提出来。）
（丙）专史式的整理。（分门别类）我们可以换句话说，就是编一部词典，列一笔账，集成一部百科全书。这就叫“系统的整理”。再加上比较和考证，就构成全部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在这里，世界观是用不着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是用不着的。很容易看出，这种整理工作，只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只是材料的堆积。这种方法顶多只能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至于“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还差得很。而胡适之流却还洋洋得意哩！
这种方法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在俞平伯的研究工作中可以看出来。
俞平伯也是有胡适所谓“历史的眼光”的。他根据“色”“空”两个观念，就判定红楼梦从金瓶梅脱胎而来；发现红楼梦某些章节文句中引用西厢记，就认为红楼梦“原本西厢”；更根据妙玉赞庄子，宝玉说香草等，就断言红楼梦继承了“庄子”“楚辞”。这都是有“证据”的，可惜这只是玩弄例子，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俞平伯也是有“考据的态度”的。“黛玉因体弱而夭折，宝玉为贫穷而出家”，这不都是“有书为证”的么？贾氏衰败是由于抄家，自残和枯干，这难道不是在书里说得明明白白的么？问题在于，这都是表面的原因。照这种分析，红楼梦的悲剧便完全是偶然原因造成的。黛玉如果身体健康一点，她就不致于夭折了。宝玉出家是由于贫穷，贾氏贫穷是由于骨肉相残、排场过大等等。骨肉相残、排场过大等等又是由于什么呢？俞平伯的分析到此为止了。实在，“考据”的用处，也只能“到此止步”了。进一步分析贾家衰败的社会原因，分析宝玉黛玉恋爱悲剧的必然性，是“考据”无能为力的，也是那种列账式的“历史的眼光”无能为力的。而且可惜的是，“新红学家”们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片面性和表面性，都是主观性。凡是用形式主义的方法来做研究工作的人，一定会犯主观主义的毛病；而凡是用实验主义的哲学来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的人，一定会陷入形式主义。不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指南，“假设”就会变成主观的假设，“证据”就会是表面的证据。
俞平伯自己说，研究文艺只是“逢场作戏”，“若拿了一把解剖刀来大割”，就是“割鸡焉用牛刀”。他不懂得，他实际上是在用鸡刀来宰牛！
在今天，胡适的政治思想已随着旧中国的死亡而彻底破产了。但他的“学术思想”，他的实验主义哲学，却还影响着学术界。他的幽灵还附在俞平伯和其他一部分文化界人士的身上。认清胡适思想的反动性，清除他的影响，是文化界当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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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康藏高原上的一支医疗队
康藏公路的修建，几年来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一九五三年夏天，华东医疗队来到了康藏高原。在工作中他们以忘我的精神，克服了许多困难，治好了工人的疾病，保护了康藏公路筑路工人的健康。
康藏高原上的“帐篷医院”。 新华社记者 任用昭摄
华东医疗队的二等模范医生蒋健明正在给当地藏族妇女杨翠检查血压。新华社记者 任用昭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