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2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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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南各地农民紧张进行秋收
合理组织劳动力及时收割避免抛撒粮食
西南各地农民正紧张地进行秋收工作。目前,四川省不少地区秋收已经结束或接近结束,贵州省三十余县开始收割,西康、云南部分地区也已开始。
今年因为各地党政机关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抓紧了农事季节,一般做到按时插秧,因此,水稻成熟时间比较往年整齐一致,秋收时需要劳动力很多。这些新的情况和特点,使今年秋收比往年更加紧张繁忙。所以合理调配劳动力,解决农具、耕牛不足的困难,成了秋收中最主要的问题。各地都重视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在解决劳动力问题时,主要是以原有互助组为基础,团结单干农民组织挞斗,有的地区并注意了发动妇女参加秋收。四川、贵州、西康等省不少地区在布置秋收工作同时,召开了专区、县、乡的互助组组长代表会议等,解决了互助组内有碍生产和影响团结的一些主要问题,如无偿使用农具、清工结账不及时、排工不合理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后,使互助组都活跃起来,进一步发挥了在生产中的作用。另外,不少地区还加强了对临时性互助组的领导,根据农民原有的换工、互助习惯,帮助单干农民临时组织起来。四川省井研县长河乡并特别重视了帮助特殊困难户解决秋收困难。有的地区还采取了“异地换工”的办法,动员其他收割较迟的乡、村或本地的互助组进行支援,保证了按时收割。农具、耕牛方面,多数地区都结合宣传贯彻农业生产政策,处理了过去若干遗留问题,纠正了无偿使用农具和牛工工资太低、拖欠工资、饲养管理不善等偏向,进一步贯彻等价互利的原则,消除了某些农民的思想顾虑,并适当对耕牛、农具进行了调剂。
在解决农民各项困难问题时,大部分地区的合作社、银行等有关部门都作了一定的努力。四川、云南、贵州、西康等省的许多合作社专门研究如何配合秋收展开购销工作。云南省普洱等县并召开了铁、木、篾等手工业代表会,发动他们为秋收服务。贵州省绥阳、兴义、炉山等县合作社,早在七月内就准备了合乎当地规格的晒席、风车、镰刀等大小秋收农具共二万一千余件,大量供应农民。四川省井研县人民银行及时发放了第三季度贷款,并组织农民买回耕牛一百多头,解决了耕牛不足的困难。此外,有些地区的卫生部门,还积极组织当地医务工作者下乡为农民治病,对保证农民身体健康,顺利完成秋收起了一定的作用。
各地在领导农民和自然灾害作斗争以及技术指导方面,也有很大成绩。四川省沪县、井研等部分地区秋收过程中遭受暴风雨袭击,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即积极领导农民进行抢收。云南省各地在准备秋收同时,展开了抗旱保秋运动。山区的农民也积极捕打野兽,保护庄稼。不少地区教育农民改进挞谷技术,减少了挞谷时抛撒谷子的损失。
从各地情况来看,目前还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部分地区合作社由于对农民秋收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估计不足,以致供应计划偏小,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有些地区宣传贯彻生产政策仍然作得很差,部分农民的生产情绪不够稳定;秋收已经结束的地区,因为某些劳动模范、互助组没有完成原订的增产计划,在一些干部和农民中产生了消极情绪,忽视或否定了今年全面增产的成绩。因此,今后必须继续加强对秋季生产工作的领导,解决存在的问题,以便更好地完成秋收、秋耕、秋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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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南边沿山区逐步改变刀耕火种的耕作习惯
农业生产潜力初步得到发挥
战胜天灾兽害今年大小春作物普遍增产
西南大都是多山地区。农民由于受历代反动派的残酷统治,生产极端落后,至今许多地方仍沿用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生产方式。
为了改造和发展山区农业生产,各地党和政府都加强了山区生产的领导,在山区进行生产工具的改革。中共贵州省委今年六月即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领导山区生产的指示。云南省拟定了改造山区生产的五年计划,从省到县都成立“改进山区生产委员会”专门领导山区生产。四川省也进行了重点调查。贵州省镇远地委书记张玉环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山区掌握重点,吸取和创造经验,指导一般山区生产。现在,各地已基本上克服了“只重视内地,不重视边沿”的倾向,扭转了基层干部不安心山区工作,认为没有前途的错误思想。
为扶助山区生产,帮助农民克服发展生产中的困难,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今年发放了四百亿元的无偿农具,帮助山区人民进行生产工具改革,以铁制农具代替木制的原始生产工具。仅贵州省台江、炉山等十一县,即发放大、小农具十万零五千件。各县一般都派出工作组深入山区宣传政策,发放救济粮款和贷款。各地并组织了初级市场物资交流。贵州省在各地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举行了二百多次小型物资交流会,推销土、特产品一百八十亿元以上。山区农民卖出土、特产品后,随即购入大批生产资料。
野兽对山区生产危害很大。云南、贵州、西康高山地区,历年都遭兽害,四川青川县危害人畜、农作物的野兽达二十种之多,害鸟也有八种,全县十五个乡的农作物,野兽损耗量达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群众称之为“天收一半,地收一半”。为防除兽害,许多地区都帮助群众解决了打兽所需要的火药、枪枝等困难,动员群众积极捕打。云南省在去年十二月拨下打兽贷款六亿多元、子弹三万多发。如陆良县四区斗咀村由于打死了十八只经常危害庄稼的野猪,今年的马铃薯就增产了一倍。
山区旱灾、洪灾亦较平坝严重,许多地区不“旱”就“洪”,不“洪”就“旱”,严重影响生产。因之,兴修水利,借以防旱防洪和灌溉田地,对发展山区生产有着重大意义。云南省宣威、蒙自、玉溪等县的山区,最近均召开了区乡代表会,总结防洪、抗旱经验,检查了兴修水利情况。宣威县上窑乡,发动六百多农民新修堵水沟三条,将山水堵到坝塘里,防止了洪水,并蓄备了明年春耕的用水。贵州省至今年六月止,共在山区兴修和整修水利三千余处,保证了十五万六千六百余亩稻田的灌溉。
山区农民由于减少了生产资料上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战胜了自然灾害,因而有条件来从事耕作技术的改革。现在许多山区都把人拉犁改成牛拉犁,轮歇地逐渐变成固定耕作,并开始施肥、积肥,木竹器的农具,部分为铁制农具所代替,“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习惯在逐步改变。这样就部分地发挥了山区的潜在力,今年各地高山区大、小春作物普遍增产,有的增产好几倍。     (彭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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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怎样和工人卢乃涛等创造了自动抽钢机
鞍钢小型厂助理工程师 吴良亚
我帮助我厂劳动模范卢乃涛等同志,创造了加热炉自动抽钢机。自动抽钢机代替了人力抽钢以后,不仅提高了加热效率百分之二十,减少了再热铁,节省了二十一个劳动力,而且基本上消灭了烫伤、烧伤、害眼病等职业病。
我所以能够作出一些成绩,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取得的。
我是在一九四九年底,从南京电厂随东北招聘团来东北的。当时的想法是,东北的工业有基础,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学好了将来好作“专家”。
可是,没想到一分配工作却把我派到鞍钢小型厂二车间来了。当时那里什么都乱七八糟,一切正在修复,还没开工。
我想,我这样“先进”,领导上为什么把我派到这样一个要什么没什么的厂子来呢?于是三番五次找领导上要求调动工作。
经过领导上多次的耐心帮助,后来我对工作总算安心了。但是我开头的工作并没作好。形式上整天和工人在一起,可是一碰到问题我就去找书本,我想,理论根据不都是由书上来的吗?
有一次轧钢机那里要换一个导板,我就按书上所记载的先算尺寸、再熔接、然后安装的程序计划开了,那知道,我的计划还没做完,宋开林等工人已经用非常简单的方法把几块铁板拼凑起来安好了。安马达起动机抵抗器线路的时候,我认为很简单,可是由书上找不到答案,结果还是工人不费劲地就给解决了。这使我想起了党经常教导我们的,也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工作方法,那就是,单单捧书本是不行的;必须放下架子,当工人群众的小学生,向工人学习。
有一天加热班长卢乃涛对我说:“老吴!想想办法,我过去研究的那个抽钢机,能不能再拣起来试试?”
为了继续研究抽钢机,我去找工程师研究,可是去了两处都碰了钉子。找工程师的希望破灭了,于是我和老卢反复研究,并把我们两个人的共同意见,提给厂长,在领导上大力支持下,研究和改进自动抽钢机的工作,就顺利地开始了。
为了加快推杆,我们建议领导上将原有马达换成鼠笼式的。厂里没有,厂长就批条子到仓库去领。马达安好了,又缺水管,厂长就找人到外厂去借。工作中需要电工、铆工、焊工的时候,厂长就调人来帮忙。领导同志还不断鼓励我们说:“早点把抽钢机创造成功,迎接国庆节!”
推杆速度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又研究自动抽料和推杆自动控制两个问题。我设计了一个自动控制线路图,但不知合适不合适,找老卢研究,老卢又不大懂。这可把我难住了,找工程师吧,怕行不通,凭自己的意思做,又怕把工作弄糟了。后来一想,为什么不向工人请教呢?我和老卢去找电工李春泉、杨鹏飞、孙世平等同志,他们一看图就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经他们研究和改进了电气接点切断器以后,才使抽钢机变成电气操纵的动力机械。
抽钢机自动化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很高兴的开始试验了,但是,在试验当中,又接连的出现了新的困难:推杆上下颤动,左右摇摆,推杆不耐热,操作时间一长,就被炉火烧弯了;抽钢机和装入机的操作工人配合不一致等。这时工会就和行政共同召开了一个老工人、技术员座谈会,邀请熟悉机械和电气的工人,专门讨论解决自动抽钢机的问题。这一次会解决了十五项机械问题,也解决了装入机、抽钢机的联系操作的电气问题。如为了控制推杆机颤动摇摆,我们采用了加托辊和立辊的办法;为了防止推杆烧弯,就将原来铁管的推杆换成无缝钢管,加大了冷却水。特别是老电气工人孙世平同志,把抽钢机和装入机的电气控制,都拼入一个配电盘的措施实行以后,只要一个工人一按电钮,抽钢机和装入机就能互相推动着操作了,又准确又省事。根本解决了两个机械的联系操作问题。
进行第二次试验的时候,抽钢机就完全好用了;工人坐在离加热炉很远的地方,一按电钮,它就随着人们的意志,迅速地抽钢了。
随着抽钢机的成功,炉内也必须进行改造,尤其是炉内因氧化铁皮而造成的炉底不平的问题如不解决,有时就会影响抽钢机的推进。为了这件事大家没少花费脑筋,但都没想出办法来。苏联专家知道了,就提出把炉内推钢槽改为高铬合金铸钢的耐火钢槽,并将图制出。耐火钢槽是彻底解决炉底不平问题的最好建议。因为它可以耐热两千度以上,而炉温只有一千五百度左右,这样,它就不会被烧化,不会化铁皮,炉底也就不会因铁皮的凝结而增高。可是没想到在第一次试验用耐火钢槽的时候却遭到一部分工人的反对。有些工人看到耐火钢槽上也如同原来钢槽一样崩出火花,就嚷嚷开了,说:“这不好使,眼瞅着一样化铁!”把它卸掉了。这时,我才发觉,这是由于我只简单地叫工人执行专家建议,而没有向他们讲清建议的好处。果然,以后经过详细解释后,工人就又重新把它安上了。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我们的自动抽钢机正式操作了。
在抽钢机的研究制造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一个技术人员必须依靠领导,学习贯彻苏联先进经验,贯彻劳技结合方针。这也就是我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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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的互助组“高”
本报记者 吕建中
河南襄城县草寺乡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一件事:
去年错误地把互助组按“三等九级”进行“评比站队”的时候,干部把孙向田的互助组评为“一等高级组”,把武老五的互助组评为“三等低级组”,然后分别进行表扬、批评,广播三天。
但是,尽管干部夸耀孙向田组“建立了各种制度”呀,“政治好”呀,“县里奖过新式犁”呀,等等,群众心里却暗暗不服;原因就是孙向田组打粮食没有别人多。
孙向田为了把自己这个“旗帜组”弄得更“高级”些,在去年夏收夏种时节,不顾农忙,连开三天组员大会,强把全组的牲口合了槽。中农孙大彬的母亲眼看着自己那头肥壮的驴子强被牵走,哭得十分伤心。
组内牲口一合槽,问题就更多了。牲口以小换大,贱卖贵买,亏赔了许多。孙向田白天挨门逐户催草要料,晚上开半夜会回家看看牲口饿得直“刨槽”,还得自己动手喂牲口。全组四头牲口合槽三个半月,约比各户自己喂浪费一千多斤草料,少积三分之一的粪,还把牲口给喂瘦了。结果是:全组去年小麦减产百分之四十五,秋季减产更多。贫农孙连山,四亩半地,负债四十九万八千六百元,拆了一个门楼卖掉砖瓦还没有还清。
秋季开生产评比会。当评到孙向田组时,群众都不作声。有人问区干部:“向田是旗帜组呀,评坏了政府愿意吗?”区干部说应该实事求是。于是,武老五出来发言了:
“向田,我跟您比比,您是模范,政府奖过新式犁。您组种的‘公棉花’(意思是说棉花不结桃,好像公鸡不下蛋一样)每亩收五斤(皮棉),俺组棉花每亩收四十斤(皮棉)。您组烟叶每亩收一百五十斤,俺组烟叶每亩收二百五十斤。您组副业一季赔了六十万元,俺组副业一季赚了五十万元。您组地里的草遮住太阳……”
“咱不比这。我承认我组的地种得不如您。咱比互助组,我的组比您的组高呀!”
“您组条件高、制度好,可就是吵架多,组员饿肚子,拆了门楼子还债!”
全场一阵哄笑。究竟谁的互助组高呢?最后由群众作了结论:“谁打粮多谁的高!”于是,武老五比胜了孙向田。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第七条写道:“示范是在多方面的,但一切事情需要能够真正做到提高生产率,达到多产粮食或其他作物、增加收入这一个目的……这是检查任何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好坏的标准。”
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中,不少干部在指导思想上犯了一条根本的错误,就是忽视和脱离了“多产粮食,增加收入”这一个目的,盲目地主观主义地去摆弄形式。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逐年增加,但由于“摊子大,债务多”,社员的实际收入反而逐年减少。这就严重地打击了农民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以鲁山县贾振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例:一九五一年小麦每亩平均产量是一百五十八斤,社员每人平均实际收入二百二十斤;一九五二年小麦每亩平均产量是一百六十四斤半,社员每人平均实际收入一百一十四斤;一九五三年小麦每亩平均产量是一百六十七斤半,社员每人平均实际收入只有八十三斤。各地差不多都有类似的情形。仅鲁山一县就有十多个这样的社。这一方面是由于社内过多地扩大公共财产,另方面也与人民政府对某些组和社不根据其实际需要贷款过多,组里用以增加了不必要的开支有关。有的单干户手拿白馍,用筷子敲着饭碗挖苦收入少生活苦的社员说:“看,单干吃白馍。”弄得社员哭笑不得。
也有一些组和社做到了多产粮食,并且使组员、社员得到了高于一般农民的实际收入。它们就大大地发挥了组员或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自然而然地成为引导广大农民前进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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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受旱地区降雨后晚秋作物生长良好
华东长江以南部分受旱地区,自八月中、下旬及九月初以后大部降雨,除安徽的徽州、浙江的舟山、江苏的松江等专区和上海近郊等部分地区外,旱情已大为缓和。
各地抓紧了雨后时机,及时进行抢种、改种、补种工作。浙江省补种的荞麦、秋甘薯、秋小豆等晚秋作物,白露前可以全部完成。福建很多地区晚稻已进行一遍至二遍的除草工作,有的且已施了追肥。各地补种、改种的晚秋作物一般都生长良好。福建闽侯九十万亩间作晚稻和八十五万亩单季晚稻都生长良好,有的已开始抽穗。浙江省单季晚稻和双季间作晚稻正在孕穗,部分已开始抽穗。
上述各受旱地区两个月以来,广大群众在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兴修小型水利,开辟水源,对抗旱起了很大作用。仅据福建省晋江专区二百七十二个乡的不完全统计,到八月中旬止,共挖修沟、渠五千七百四十多条,整修及新掘池塘、水井六千三百五十余口,可灌田十五万零四百多亩。很多地区农民为了战胜旱灾,组织起来,日以继夜地工作。福建南安、安溪等地农民用八节、九节甚至十几节水车连接起来搬水过山,灌溉离水源远的田亩。
很多城市工人,在支援农民兄弟抗旱斗争中,更发挥了高度的友爱。浙江省奉化县肖镇等地搬运工人组织了支援农民的抗旱大队,义乌县百分之八十的搬运工人均投入了抗旱斗争。福建省闽侯青州乡二百多名搬运工人,自动协助农民修筑了四座水闸,上海市的工人组织了九个慰问队,携着六部抽水机到市郊各区及松江、宝山、上海三县慰问并支援抗旱的农民。上海市私营中国柴油机器厂的工人,为了支援上海郊区农民抗旱,在九月一日一天内突击完成了三部抽水机的装配工作。上海市新泾区(郊区)最多时每天曾开动四十台抽水机,司机大部是上海市各工厂或工地的工人。这给了农民很大的鼓舞,并提高了农民抗旱信心。各地并组织了大批抽水机下乡,只上海市各区为了支援郊区农民抗旱,就调出抽水机二百多部。福建省福州、漳州、厦门、福安等地调出了六十多部。浙江嘉兴拨出了八部。都给农民解决了很大困难,只是上述福建和嘉兴调出的抽水机,就可灌田八万多亩。
(本报华东记者站吴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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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工商户展开偷漏税自查补报工作
认真自查补报户受到税务局宽大处理
个别严重违法户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上海市工商业户的自查补报工作,在职工、税务局及工商业联合会的督促协助之下普遍展开。为了整饬纳税纪律,上海市各区税务分局正分别情况,对税务案件进行处理;各区人民法院也先后召开宣判大会,根据政府政策,分别情节轻重,处理了一批由税务局移送到法院的税务案件。
自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建议上海市人民政府整饬工商界纳税纪律,号召全市工商业户开展自查补报工作以后,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和各区工商业联合会先后对工商业户进行了动员、传达,督促工商业户自查补报。上海市广大工人、店员响应上海市总工会的号召,积极劝导和协助资方进行检查,对一些不认真自行检查企图隐瞒偷税漏税事实的资方进行了揭发。各区税务分局同时展开辅导、查帐工作。目前发现的偷税漏税问题,进一步证明上海市工商界偷漏税收的情况相当普遍而严重。如嵩山区税务分局检查了四十七家工商业户,全部都有偷税漏税问题,偷漏税所得额占申报额百分之三十一点九。常熟区税务分局检查了四十二户自行计算户,发现有四十户偷税漏税;检查了六十九户民主评议户,也发现有六十七户偷税漏税。在自查补报工作中,有的工商业户比较认真负责。如邑庙区乾大行杨璋全能主动邀请职工协助,迅速组织人力,以帐面结合事实,分门别类发掘问题。有的工商业户,如卢湾区赛昌厂应洪昌等除自己主动进行检查外,还帮助推动同业进行检查。但是目前还有不少工商业户,还在存心等待观望,敷衍塞责,企图蒙混过关。
上海市各区税务分局对于自查补报中发现有偷税漏税问题的工商业户,一般都按其偷漏情节的轻重及其表现态度加以处理。对于认真自查、切实进行补报的工商业户,一般都予以宽大处理。如江宁区税务分局九月四日在该区工商业联合会召开的大会上,即宣布亚工铁工厂等因为能积极自查补报、认识自己的错误,决定予以宽大处理,不罚、不加滞纳金,仅令其补税。有两户对自查补报态度不老实,税务局干部即在会上公开提出警告,限令在三天内切实进行检查,否则将予以严格处理。华昌电机厂有偷税问题,且不认真自查补报,除令其补税外,加处罚金一倍。至于某些偷漏情况特别严重,而又态度恶劣,甚至故意破坏纳税纪律,抗拒税务局检查的工商业户,则由税务局移送法院予以严惩。如税务局移送蓬莱区人民法院处理了两个案件。一个案件是:通光翻砂厂资方邵志鸿一贯不遵守纳税纪律,在一九五二年所得税汇算清交期间,故意避不见面,抗拒申报,又以“飞过海”方式偷漏营业税,并进行“游击交易”,包庇行商偷税,从中获取非法利润,先后偷漏营业额达十亿余元;另一个案件是:新民电焊行资方王国忠蓄意破坏国家税收制度,拖欠所得税及营业税三千余万元,经税务局一再催促,仍坚决抗交,而且恶意谩骂、侮辱税务工作人员,在同业中引起极不好的影响。这两个案件经蓬莱区人民法院调查属实。该法院因邵志鸿、王国忠在“五反”后仍敢蓄意偷漏国税,破坏纳税纪律,情节恶劣,为了严肃法纪,于九月四日召开宣判大会,判处邵志鸿、王国忠有期徒刑,在执行期间遣送劳役改造,并追缴全部应交税款及法定滞纳金。
上海市各区税务分局的税务案件处理会议和各区人民法院的宣判大会,使许多工商业户受到很大教育。通过这些会议,他们认识到只有老老实实地进行自查补报,才能得到宽大处理。有些原来没有认真自查补报的工商业户,现在也开始主动交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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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省某些基层商店和合作社
秋收前后不断发生商品脱销现象
四川省大邑、涪陵、奉节等县的百货商店和隆昌、泸县等县的某些供销合作社,在秋收前后,曾不断发生商品脱销的现象。大邑百货商店的棉纱脱销十五天,影响了城市手工织布业和农村副业的生产。该店因八月上旬有数种商品脱销,销货额即减少二亿八千万元。隆昌县联社及各区供销社对秋收期间的供应工作,一般还是比较重视的。他们事先向农村作了调查,县联社曾领导各区供销社两次修订并增大了供销计划,全县各供销社第三季度的供应计划平均比第二季度增大了约百分之四十。对农民在秋收中所需要的农具和副食品的实际储备量还超过了计划数。但到秋收开始后,农民的购买力大大提高,原来准备的东西几乎样样不足,合作社干部临时手忙脚乱去添货。如县联社原计划供应镰刀四千多把,秋收开始不久就卖完了,合作社自己办的镰刀加工工厂日夜赶制都来不及,连过去积存的规格不合当地农民习惯要求的一批镰刀也卖光了。其他如箩筐、箩绳、大扫把等农具,粉条、挂面等副食品的销售量均大大超过预计。合作社某些农具脱销后,一些投机私商就抬高市价,有的农具价格竟上涨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农村购买力所以急剧上升,是因为全省农产品普遍丰收,新粮粮价又较前提高,农民售粮踊跃;在售出一批早粮后,一般都要购置一批秋收期用的农具和副食品。同时今年党和政府都更进一步加强了对秋收工作的领导,农民都争取好天进行抢收,有些农民往年互借农具,今年都自己添购;再加秋收繁忙,农民为节省时间,把平时零星购买的生活用品集中一次都买了。但某些合作社干部因缺乏积极为农村生产服务的观念,不向农民进行深入调查,因而发生脱销现象。现四川省联社筹备委员会已吸取隆昌合作社的教训,通报全省合作社,要求各级合作社以最大的努力来抓紧储备秋后农民必需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以免再发生脱销现象。     (林沫、史明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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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东海城盖平等县合作社
采取各种办法办货救灾
辽东省海城、盖平等县,部分地区道路被水冲坏,交通隔绝,造成很多商品脱销。为了保证灾区农民的供应,海城县东四台子村供销合作社组织了六名干部到城里百货公司去背货。牌楼村供销合作社的干部到城里去办货,因为大河涨水,大车过不去,他们采取了两头用车拉,过河用人背的办法,来克服困难。盖平县大巴岭子村供销合作社主任许庆祥冒雨领着职员到县里去买货,买进高粱米一千三百斤、豆油一百八十斤及秋季用品。也有的合作社用内部调拨的方法,来调剂有无。海城县合作社联合社为了解决因运输上困难而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特通报各村社尽力设法解决运输困难,积极组织货源。首先应充分满足社员日常生活必需品,同时要加强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以帮助灾区生产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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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昭化县忽视普选中的人口调查登记工作
读者双人来信:四川省昭化县普选中的人口调查登记工作没有搞好。该县中共县委副书记(县选举委员会主席)张佩隆说:“人口调查登记工作不一定强调,把普选工作做好了就等于做了人口调查登记工作。”县长杨昆山则说:“人口登记那能达到不重复,不遗漏,只要达到百分之八、九十的正确性就算好了。”由于领导干部对人口调查登记工作的意义和目的认识不清,对这项工作不重视,以致在具体工作中发生了这样一些情况:(一)领导不统一,县里给各区布置的会议没有很好地安排。县选举委员会宣传部布置七月十八日开党员、团员会议和宣传员会议。相隔两三天,县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召开互助组长代表会议。接着县民政科布置八月一日开烈、军属代表会议。乡、村干部忙于应付这些会议,根本无法做实际工作。(二)普选工作干部没有认真学习政策,因而没法向群众交代政策,使群众产生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大朝乡六村马登举才二十五岁,便故意报成三十岁。该乡五马村刘凤君想早结婚,便把十六岁报成十九岁。(三)人口登记工作很粗糙,甚至有错误。城关乡二村一个姓冯的干部,在该村登记人口时,仅找邢宝元一人代报了全村人口。现在检查,全村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口弄错了,不是姓名错,就是年龄错。朝阳乡一村共八十四户,三百二十人,仅二十人没有被登记错,其余占该村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人口都被登记错了。
以上情况,说明昭化县人口调查登记工作中的问题是严重的。该县领导方面应该好好学习上级指示,对过去错误立即作必要的补救,以保证普选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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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天津市塘沽区人民法院改进工作方法取得良好效果
天津市塘沽区人民法院通讯组来信:我院经过司法改革运动和学习了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决议各项文件以后,采取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共处理了案件八百二十九件,收到良好的效果。
根据塘沽区的具体情况,我院建立了三个审判组,分担新河郊区、塘沽、大沽北镇三个地区的刑民案件的审判工作,并负责解答群众疑难、进行法纪教育、贯彻审判后的执行等等。审判组建立了巡回审判制度,按日轮流到各处就地解决群众的纠纷。北塘阚玉珍与周恩珍的家庭纠纷,经巡回法庭及时邀请群众代表共同调解,得到圆满解决。事后许多人反映:人民法院真是给人民办事的。
我们办案时强调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克服了过去单纯坐堂问案,只凭口供判决的旧作风。如北塘使用“张网船”的渔民捕鱼纠纷一案,审判组同志在巡回审判时就找了有经验的渔民两次出海研究,并与政府水产科联系。经过两星期的工作,不但解决了这些渔民之间的纠纷,还推动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互助。
在每一季度终,我们还分区召开案件当事人会议和调解委员会议,并定期访问当事人,检查案件处理后的反映,听取群众对法院干部作风的意见。对一些群众反映处理不当而经查属实的案件,即给以纠正;对于处理没有偏差,只是当事人一时思想搞不通的案件,即向当事人解释。对干部作风的反映,如果属实,就分别情况进行教育或处理,并向当事人书面或当面道歉;如属于当事人误会的,也向他解释说明。这样做,就使我们的审判工作紧紧地依靠了群众,并在群众的直接监督下进行。
我们贯彻了以上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后,干部的思想、政策和业务水平很快提高了。新参加审判工作的同志,当初把审判工作看得很神秘,缺乏信心,现在这些问题都逐步解决了。同志们工作热情很高,大家都有信心把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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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北京市合作总社重视人民来信改进工作
北京市合作总社李秋发来信:今年上半年,我们总社及所属基层合作社共收到人民来信八百九十六件,社员意见两千六百五十七条,人民群众亲自来总社反映的问题二十件。这些意见,对推动我们改进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如郊区农民要求合作社在农忙季节及时供应麸皮作猪食,家庭主妇要求合作社在冬天供应干劈柴、干煤球等意见,使我们能够及时了解社员群众的需要。又如群众对某些合作社经营不善、造成严重浪费亏损,某些合作社个别货物质量不好、价格太高,以及某些合作社售货员服务态度不好或者工作粗心大意等情况提出的意见,对于推动我们改进工作,教育干部,消灭差错,贯彻责任制也有很大帮助。
由于我们重视处理读者所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合作社和社员群众的联系大大加强了。如某些基层合作社设置了“社员要货登记簿”,根据登记及时供应货物。这种做法,受到了社员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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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保定市人民检察署认真处理人民来信
读者魏子贞来信:我是西北国营第二棉纺织厂的工作人员,老家在河北博野县。一九五一年八月间,我弟弟魏子斋因事被保定市司法机关传讯、拘留。这时,当地的地痞流氓房显英、刘云周等便乘机利用我母亲和弟媳的落后思想进行诈骗。他们说:保定市的公安局长是他们的好朋友,只要我家肯出几个钱,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样,他们在三个多月内共骗走了七百多万元,弄得我家里卖地卖房,欠了多少债,时常揭不开锅。最后房显英等还威胁我家里不许将这事告诉任何人。今年四月,我知道了这一事件,就给保定市人民检察署写了一封检举信。当时虽然我对这件骗案的整个过程甚至骗子的名字、住址不大明白,但由于保定市检察署重视人民来信,派了五个干部四出调查,终于把这件诈骗案调查清楚。
今年七月间,我因事路经保定,即到保定市人民检察署去了一趟。这是一个星期日的中午,检察长刘昌吉同志接待了我。当他把这个案件的调查过程及处理情况告诉我以后,又说:“我们应该感谢你。因为通过你这一封信不仅解决了你家里的问题,而且还处理了违法乱纪的坏分子,加强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件事使我深深受到感动,我决心努力工作,来回答党和人民政府对人民群众的热情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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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温县第二区人民政府等机关不应对公文函件拖延不复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诚实来信:我院在去年司法改革运动中所复查的部分案件需要到外地调查材料,就分别转请有关机关代为就近查询。由于多数有关机关的大力协助,绝大部分案件已胜利结案。但也有些机关对我们的信件拖延不理,致使一部分案件至今不能结案。如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我院曾分别函请河南省温县(原平原省)第二区人民政府和湖北省运输公司樊城分公司就近了解某些情况,但上述机关直到现在还没有把材料寄来,也不给我们回信。这种对待机关公函采取拒绝处理的态度是不对的。希望他们立即改变作风,主动地检查一下处理机关公函和人民来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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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批评建议的反应

河南日报编辑部对处理“戴树屏事件”的答复
河南日报编辑部来信:人民日报八月八日发表的报纸工作述评“几封批评信件的遭遇”,对于我们在处理“戴树屏事件”中所犯的错误提出了批评。我们认为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为了接受处理“戴树屏事件”的教训,本报编辑委员会已经专门作了检查,并向编辑部的同志作了检查报告;编辑部也于八月三十一日在报上作了公开检讨。我们并在八月三十一日发表了中共郑州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这一压制批评事件的处理决定,中共郑州地委检查组对这个事件的检查报告,以及有关部门和有关同志的检讨。这一压制批评事件的主要负责者原中共巩县县委书记苑春芳和直接对戴树屏实行打击、报复的姜文选均受到党内当众警告处分。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人民日报在报纸工作述评中所引证的材料基本情节没有什么出入,不过其中提到的本报编辑部主任刘问世与戴树屏同志的谈话还不够完整。刘问世同志虽曾指出了戴树屏的批评稿件中的某些缺点,但始终肯定戴的批评是基本上正确的,并一再对他进行了安慰和鼓励。同时,就处理这个问题的责任来说,编辑委员会也有责任,还不能把责任都归之于刘问世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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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批评建议的反应

解放日报农业组对处理茅绍廉信件的检讨
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办公室来信:八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报纸工作述评“几封批评信件的遭遇”,对我报农业组处理读者来信不负责任提出批评,我们认为这一批评完全正确。四月二十九日我报农业组收到茅绍廉同志来信,反映山东黄县龙口区北皂村干部在春汛期间强迫渔民造林,引起渔民不满等情况。由于来信写得很简单,许多具体情况没有交代清楚,处理这封信的编辑就要求负责通联工作的卢明同志写信请作者补充情况。可是卢明同志却草率地把原信转给当地机关,既未写明转信目的,又把转给黄县的信错转给掖县。这一错误的发生,表明我报有些干部对人民切身利益关心不够,工作责任心差。为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农业组对这个问题已开会作了检查,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卢明同志并作了书面检讨。据农业组检查,类似这种不负责任、错转信件的事情过去也曾多次发生,该组决定今后将加强工作的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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