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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江西小蓝乡党支部的工作经验
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农村建党工作组
江西南昌县小蓝乡党支部是在一九五○年三月间开始建立的。三年多来这个支部无论在领导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或领导农业生产工作上都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以互助合作爱国增产来说，经过支部对群众进行农村经济发展方向的教育后，全乡已有百分之四十的农户组织起来了；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的指数，已达到抗日战争前最高产量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六点五。随着生产的发展，群众的生活也大大改善了。
现在把这个支部的工作经验介绍于后。
严格的党的生活，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
一九五二年春天，小蓝乡土地改革的复查工作一结束，支部的骨干大部分被抽调到外地去工作；加上在这个乡工作的区干部，不是积极加强对支部的思想领导，发动党员积极领导和参加各种工作，而是个人包办代替，因而支部没有立即形成新的领导核心。党员只是跑腿喊人开会；党员中就有人不安心工作。在民主建政阶段，有些党员还分头到各小组去动员群众不要选自己当干部。但是支部很快发现了这些问题，并反映到县委会。在县委的领导下，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学习了“共产党员读本”，使大多数党员懂得了共产主义的远景。同时，在这个乡工作的区干部也在支部大会上检讨了自己的包办代替作风，许多党员也都自动地检查了不安心工作的思想。这以后，党员开始安心工作了，各种工作又有了起色。支部由此体会到了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并规定了学习制度。
到了冬天，又有些党员产生了“农村工作没出路”的错误思想，特别是看到本乡脱离生产参加工作的党员，现在已提拔为区长、区委副书记，就想脱离生产出去工作，或是进工厂去工作。另外少数党员之间明明有些意见也不提出来解决。支委会研究了这些情况后，就及时地领导大家学习了共产党员的八项标准条件，并联系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与工作方法。罗九根在学习了党员的八项标准以后检讨说：“我埋怨党不提拔我，这就是要党的利益服从个人的利益，这就不合党员的标准。今后保证安心工作。”罗水泉也检讨说：“我想脱离生产参加工作，口头上说想作更多的事情，实际上是图个人享受，并不是为工作，这是很不对的，今后一定改正这个错误。”有些党员还检查了不团结的现象。
小蓝乡支部教育提高党员的另一个特点，是严格地遵照党章的规定健全了党的组织生活，在党内正确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展，是在党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逐渐开展起来的。支部刚建立的时期，党员对参加党的会议情绪都很高，但是每次会议都是各人照例地检讨一遍后就散会，问题得不到解决，因而党员对参加党的会议的热情不久就低落下来。有的说：“今天开会，明天开会，开会就是检讨，检讨了又不解决问题。”有的党员对这样的会议表示厌倦，干脆不到会；有的即使来开会，也只是应付应付。
区委发现了这一情况后，当即指示小蓝乡支部召开支委会研究解决的办法。经研究后确定：一方面由支部书记向党员反复地讲解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与作用；另一方面立即改进党的会议的内容和方式，提出今后党的会议应结合工作，结合党员的思想情况进行；不仅有批评还要有表扬，不仅提出问题，还要解决问题；会前要有准备。此后，党的会议内容是日渐丰富起来了。如党员罗时球工作上拖拖拉拉，党的决议不能坚决执行，支部决定对他进行一次批评和教育；事前支部书记召集了支部委员一起交换了意见，商讨了这次党的会议的内容、方式及解决些什么问题，然后再召开支部大会。会上，罗时球先作了检讨，接着便展开了批评。
在大家发言以后，支部书记又总结了大家的意见，其中特别强调了今后的改进办法。罗时球在支部的帮助和教育下有了转变，对工作积极起来了。这样，使会议生活的内容丰富生动了，而且各个时期党内外存在的问题也能及时得到解决。小蓝乡支部的组织生活制度就这样坚持下来了。用他们自己总结的话说：“不过组织生活，在思想上、工作上就会出毛病；不过组织生活就好像生活中缺了一样东西似的。”
宣传党的政策，稳定群众生产情绪
每年上级发出爱国增产号召，大家都没有信心。他们说：“去年叫增产，今年又叫增产，增产不是无边无界的；田地可不是橡皮能够拉长的呀！”“每亩收千斤，连禾秆算上也不够，除非加上泥巴。”支部研究这一情况时认为：增加产量，多打粮食，这本来是农民的自发要求，农民又为什么对增产没信心呢？这个问题经支部调查后便得到了说明。全乡二千七百多亩田地，只有六十五头耕牛，显然畜力是缺乏的；而肥料更是缺乏，全乡只积了三万二千多担水肥和三万多担塘泥，每亩地连塘泥在内，还分不到二十五担肥料。所以他们对争取增产普遍没有信心。他们说：“口里讲增产，没有牛没有肥还不是一句空话。”另有一小部分人有怕露富的思想，有些农民就不敢扩大生产。这些都严重地妨碍了爱国增产运动的开展。
为了扫除这些障碍，支部首先组织了村干部、党员、团员、宣传员学习和讨论了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及中南行政委员会关于开展农业爱国增产运动的十项措施，然后深入群众中宣传，稳定了群众的生产情绪；同时，发动党员、干部、群众找增产办法。群众自己也认识到：“田地总是这样多，要增产就得想办法。”俗话说：“养崽要好娘，种田要好秧。”因此大家首先从改良品种上去找窍门。有人提出了改种“南特号”稻谷，本来“南特号”稻谷在一九五○年就试种过，这种稻谷虽然比“五十早”谷每亩要多收谷子五斗，但“南特号”比“五十早”迟熟一个星期，肥料也施得多，这样就影响了二季田的耕作时间。当时曾有人提出：“南特号”为什么不能改种二季田呢？如果早种几天的话会怎么样呢？一九五二年原支部书记罗来贵就在自己的二亩田里作了早种几天的试验，结果很好，每亩地增产了二百斤稻谷。打场的那天，各村都派代表来参观，当时参观的人都说：增产的窍门就在这里，全乡一千七百多亩二季田如果全改种上“南特号”的话，平均每亩增产一百斤，那不是要增产十七万斤稻谷！于是许多人都决定改种“南特号”，全乡就换了一万四千斤“南特号”种籽。普遍打破了“清明浸种、谷雨沤田”的惯例，做到提早浸种。同时去年冬天支部已带领全乡群众修好了九口塘，新建一个水库、培修抚河大堤一百五十余丈，挖稻根根除虫害；并进行了大量的积肥工作，全乡共积了水肥四万八千五百多担，塘泥四万多担，草皮二万多担，加上草木灰、石灰、枯饼、肥田粉等其他肥料，每亩田已有肥料五十担。在政府贷款扶持下，农民们进行互助互借又购买了四十六条耕牛。一九五三年春耕以前，早做好了一切准备，因此，今年春天做到了提早插秧。
克服“五多”现象，加强支部领导工作
小蓝乡在去年冬季以前，也和各地农村一样严重地存在着“五多”现象，工作多，任务急，但做工作的就是那几个党员干部。党员自己也认为：是党员吧，就得样样带头，因此，党员们忙的透不过气来。如支部书记罗海保身兼二十职，副支部书记袁芝秀身兼十六职，其他党员也都是一身数职。这不但影响了党员、干部自己的生产；而且更由于工作多、任务急，有时就用强迫命令来完成任务。如去年防洪期间，一次区上来电话说某时某刻一定要多少人去工作，有些人就不愿意去。党员干部不去做宣传教育工作，而是认为群众落后，非强迫命令不行，于是就采取扣“大帽子”和罚工的办法，逼着群众去做。这样不仅影响了防洪任务的完成，而且引起了群众很大的不满。
为了克服命令主义，支部又及时组织党员进行了学习。通过学习，使大家了解了我们党的政策和群众利益是一致的。做工作不能犯急性病，群众一时思想不通，只能进行说服教育，耐心地等待，而命令主义是违反了群众自愿的原则，其结果必然会脱离群众，那就什么事也做不好。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们又进一步研究了克服“五多”的办法。支部书记罗海保去年从苏联参观回来，在北京和汉口听过了很多报告，这些报告中都曾明确地指出了农村工作的主要内容是领导农业生产，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罗海保根据这些报告的精神，向支部的全体党员进行了传达，又介绍了苏联集体农庄党组织领导生产的经验，最后联系本支部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讨论。在思想认识明确后，十一个党员即分别参加各个互助组，以加强和健全互助组的领导。在支部委员及党员之间又进行了明确的分工，这种分工是按工作性质分的；支部书记罗海保（农民协会主席）主要负责考虑全乡生产问题；副支部书记袁芝秀（乡长）多考虑全乡行政工作方面的问题；其他支部委员分别负责对群众团体的领导和联系；一般党员则是按居住情况分片包干联系群众。每当支部布置工作任务时，需要通过群众团体传达到群众中去的，则由负责各个群众团体的党员干部，分头传达并作检查督促，这样就减少了许多会议。工作进行过程中，党的会议上结合检查每个党员工作执行的情况。这样，分工明确、责任清楚，既减少了兼职，又发挥了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同时对群众团体的作用也就充分发挥起来了，避免了事事要党员去的忙乱现象。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不但解决了党员干部“工作与生产”的矛盾，而且还克服了包办代替和命令主义的作风。如今年布置防洪任务时就采用了上述办法进行的。支部青年委员负责动员青年，妇女党员梅桂妹（乡妇女主任）、凃翠莲负责动员妇女编织防洪用的草包，保卫委员罗来保负责领导民兵护堤，副支部书记（乡长）袁芝秀负责筹措防洪材料，支部书记罗海保负责全面领导。在经过充分动员教育后，在党员、团员、干部、积极分子的带头行动下，全乡有三百多个青壮男女，积极参加了防洪工作，顺利地完成了防洪任务。党员、干部从前后两次防洪工作的对比中认识到：“群众路线就是好，强迫命令就是不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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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工作述评
几封批评信件的遭遇
上海水产学院茅绍廉同志，今年春天在山东莱阳专区沿海一带工作。在工作中，茅绍廉同志发现黄县龙口区存在着妨碍渔民春汛生产的现象。本来，春汛是渔民一年捕鱼生产中最重要的季节。可是正当此时龙口区北皂村却布置造林运动，一定要渔民参加。而且龙口港务局规定的报关、入港等手续繁多，也造成渔民出海捕鱼的很多困难。茅绍廉同志认为应该纠正这种现象。他就根据渔民的反映，在四月二十四日写信给上海解放日报提出批评；在信的前面，还标明批评的主要内容：“山东黄县龙口区北皂村造林及龙口港务局对渔民出海限制过严，影响渔民生产”。但是这一批评信件所收到的效果，却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
解放日报编辑部在收到茅绍廉的来信后，交由农业组处理。该报农业组既没有仔细研究这一封读者来信的内容，也没有详细看一下来信的标题，仅仅根据读者的通讯地址，就在五月十二日将来信错误地转给与这一批评毫无关系的中共掖县县委会。不仅如此，解放日报农业组写给中共掖县县委会的信件，除去收信和发信机关的名称外，全文只有“兹转去读者茅绍廉同志关于渔民生产问题”十八个字。究竟该组转出这封读者来信的目的何在？是否要求收信机关调查处理？是否要求被批评者答复报社或读者？人们找不到答案。这样，解放日报农业组在处理这封批评信件的过程中，就把自己放到一个转信站的地位，而且还不是一个称职的转信站，因为它把转给黄县的信错转给掖县了。
中共掖县县委会又是怎样处理解放日报转去的读者批评信件呢？显而易见，只要他们稍微翻一翻读者原信，即使只看一看标题的话，一定会发现解放日报农业组的错误。可是由于一种不负责任的“照抄照转”作风在作怪，他们竟然没有发现这一错误。经办人员只看到解放日报的来信中提到“关于渔民生产问题”，就不问内容如何，在原信封上批上“转水产科处理”六个大字，把来信转到掖县人民政府水产科。掖县人民政府水产科虽然看出了读者批评的不是他们而是黄县，但是他们怎样对待这一件被一再转错的读者来信呢？他们既不是退回原转信机关要求重新正确处理，也不是设法转给黄县或其他有关机关要求及时处理，而是将原信退还给批评者。
就这样，茅绍廉同志揭发黄县龙口区存在妨碍渔民春汛生产现象的信件，在解放日报、中共掖县县委会和掖县人民政府水产科三个机关徒然地旅行了四十天之后，又于六月三日原封不动地回到了批评者的手中。
对于这封批评信件的遭遇，读者在给本报的来信中无可奈何地称之为“真是一场笑话”。可是，像这样不以负责态度（虽然表现的形式不同）对待读者批评信件的事，这还不是唯一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河南日报和中共郑州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于戴树屏申诉信件的处理。河南省人民保险公司戴树屏同志，曾在一九五二年春季参加巩县回郭区的土地改革复查工作。同年三月二十二日，他向河南日报写稿批评巩县回郭、鲁庄两区联合召开的反右倾会议，由于领导干部“不敢带头下水”，以致“会议陷于瘫痪状态”。稿件发表在三月二十七日的报纸上。虽然这一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批评者却遭受到会议领导人姜文选（青年团巩县县委书记）等一连串的打击和报复。姜文选等在中共巩县县委书记苑春芳的纵容下，不仅始终拒绝批评，而且用召开会议、策动工作人员提出反批评等方式，威胁批评者承认“错误”，并要求报社“更正”。因为这一企图未能实现，姜文选等就在戴树屏参加土地改革复查工作后回原机关之际，私自以柴沟、柏峪两乡工作组名义，在戴的鉴定上增添了个附页，给戴树屏加上“包庇地主，帮助地主反攻倒算”、“作风恶劣，侵犯人权”等严重罪名。戴树屏曾为遭受打击和被私改鉴定问题，先后在同年四月中旬和八月初旬两次写信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向河南日报提出申诉。当戴树屏第一次提出申诉时，报社向批评者表示：“你的批评报道是基本正确的，为了进一步把问题弄清楚，我们已把有关材料交郑州地委重作调查处理……。”但是批评者一直没有看到处理结果。三个多月以后，戴树屏为鉴定问题亲往报社第二次提出申诉。该报农村组副组长姜显先答复批评者：
“你的稿子已跟领导上研究过，近日准备发表。”隔了二十多天仍不见稿子发表。戴树屏又两次催问该报农村组，该报农村组始则要批评者“等着好了”，继则答复：“你的材料已转郑州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处理，处理结果可能发表。”又等了二十多天，仍然不见处理结果，戴树屏又给姜副组长打电话，姜副组长答复：“我已调动到别的部门，这个问题已转给编辑部主任刘问世了，以后你问刘主任吧！”以后戴树屏曾多次找刘主任，刘主任的答复是：“姜文选不承认有私改鉴定的事”，“姜文选等人又给报社来信，说你的批评不正确”。戴树屏要求和私改鉴定者对证，以迅速弄清是非，刘主任认为“不太必要”，要戴树屏“等着”，“再等着”，静候报社的调查。但是经过了十一个月之后，直到今年三月中旬，戴树屏的两次申诉仍然没有任何处理结果。而批评者为催促处理这个问题曾亲自到报社去谈过十四次之多，写信及打电话也在十次以上。由于批评者多次催询，该报编辑部主任刘问世同志竟感到厌烦，有时就回答批评者：“你也不要认为你的稿子完全正确，你的稿子也是有缺点的。”“你能为这事神经得病？你又不是受到什么陷害！”
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戴树屏同志和报社内部某些工作人员对编辑部领导方面这种“不关心群众疾苦，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进行了揭发和批评。该报编辑部在三月二十一日披露了戴树屏的“我因写批评稿件受到打击和报复”的来信，将这事置于众目睽睽之下。编辑部并在编者按语中表示了态度：一方面对报社本身“对批评者的支持长期停留在口头上，没有采取坚决的态度和有效的措施，使问题早日解决”的官僚主义作了自我批评；另一方面对郑州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只是照转材料，不作处理”的官僚主义提出了批评，并要求他们“公开检讨在处理这一问题中所犯的错误”。报纸同时“建议中共河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青年团河南省委员会、中共郑州地委会迅速检查处理这一问题”。
这样，人们完全有理由指望很快看到事情的处理结果，并从这事的处理看到有关方面作风的改进。但是“光阴似箭”，从该报发表戴树屏的申诉信以来，又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读者既没有能看到压制批评者受到了怎样的处理，又没有能看到犯官僚主义错误者的任何检讨。本报曾在七月二十九日打电话给河南日报询问此事，据说，由于戴树屏批评中所涉及的其他事实尚未弄清，因此这一事件至今“仍未作最后处理”。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可以在其他报社找到。应当承认，经过反官僚主义斗争以后，不仅各地报纸（包括解放日报和河南日报）大力改进和加强了读者来信工作，就是各地党、政机关一般也都能严肃认真地处理报纸转请调查处理的人民来信。但是上述几封批评信件的遭遇，却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它提醒我们：不要以为经过反官僚主义斗争，万事大吉，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不应当忘记，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改进，在各个单位并不是平衡的，就是在一个单位之内的各个部门也不是平衡的。有的单位、有的部门改进得好些；有的单位、有的部门仅仅在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高潮时做到比较认真和及时，日子一久又马虎了；也有个别的单位、个别的部门、个别的工作人员虽然经过反官僚主义斗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处理人民来信的不负责任的作风。经常地检查人民来信的处理情况，像经常打扫房间一样地打扫处理来信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灰尘，这就是我们的报纸以及一切党、政机关应当吸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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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车间的政治鼓动工作
“劳动报”七月十日发表社论，指出车间工会委员会的群众鼓动工作，是推动企业前进的主要动力。摘要如下：
每个车间、分间和小组都是群众鼓动工作的中心场所。企业计划的命运正是在这里被决定。一个人对劳动、对自己的社会职责的态度以及他的觉悟程度，正是在这里表现得最明显。把整个国家所面临的一般政治任务和一个小组或个别工人的具体工作联系在一起，指出总的成绩是如何由每个人在自己岗位上的努力积成——这就是一个鼓动员的高尚任务。 “红色索尔莫沃”工厂船身制造车间的鼓动员穆扬斯尼柯夫同志表现出富于战斗性的政治鼓动工作的优良范例。前几天，他在自己的分间中举行了“在共产主义建设中你的贡献”的座谈会。这位鼓动员谈述了苏联人民如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执行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实现着第五个五年计划。他用了令人心服的、鲜明的例子，指出工厂完成计划对于国民经济所具有的意义，指出每个车间、分间和个别工人在这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在听这个鼓动员谈话的时候，工人们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他们的日常劳动是如何重要，他们对共同事业的责任是如何重大。因此，他们渴望说出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也是理所当然的。以前认为不可避免的许多错误，现在遭到了尖锐的批评。这位鼓动员的谈话已经达到了目的。
像这种容易被了解、并具有实效的鼓动工作的范例是很多的。然而有些工会组织对于车间政治教育工作却仍然不发生兴味。这方面的最丰富的机会，显然没有被充分利用。
“亚契鲍尔金属”联合制造工厂机械车间全体员工逐月地在努力改进自己的指标。这里有真正的热心分子，但也有个别的工人不关心集体利益，慢条斯理地在做工作，玩忽地对待自己的职务。而这个车间的工会委员会，没有去影响这些同志，向他们说明他们行动的全部错误，反而袖手旁观。车间委员会主席劳萨耶夫同志认为教育工作不是工会组织的事。这个车间委员会避不参加出壁报的工作，没有一个工会积极分子当过鼓动员，和工人举行过座谈会，或是知道他们的需要和要求。劳萨耶夫同志甚至不知道那一班走在前面，谁在劳动中表现得最热情。这是很可以作为他的特征的。
一个工会工作者和积极分子对破坏劳动纪律，工作潦草塞责，和以漠不关心态度对待人民财产的现象，决没有权利避而不问。在每一个这样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要向大家指出这会给生产带来多大的损害，一个人的轻忽会在全小组和全分间的指标上反映出来。这样就会创造出一种对各种过失采取不容忍态度的气氛，并培养人们对所任工作的责任感。
此外，对于在工作中起示范作用，表现爱国主义主动性，和珍视集体荣誉的人的名字，必须加以表扬。这样，就会掀起努力向革新者看齐并借用他们经验的热潮。
实践指出，个别车间和整个企业落后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常是由于不重视政治教育工作。
例如，查波洛什钢铁厂铣铁铸造车间达到了高度指标。因为在这里，工会积极分子每天都进行读报，并组织对当前政策的座谈会。墙报上载满了批评生产工作中的缺点和介绍先进者的经验的稿件。在车间中，公布对竞赛参加者的生产指标的纪录。但是在第二号机械装配车间，情形完全两样。在这里工会委员会完全放弃了政治教育工作。最近一期的墙报是在三个月以前出的。座谈会和读报只是偶而举行，对先进工作者的经验也没有加以推广。
工会组织应当更多地注意形象的鼓动工作。一些工厂的竞赛指标布告牌好多星期，甚至好多月不填写，车间里老是悬挂着陈旧的口号和宣传画，对这种情况是不应采取调和态度的。例如甚至在像列宁格勒“电力厂”这样先进的企业，目前还可以看到号召展开“五一”社会主义竞赛的口号，在很多俱乐部中，看不到该厂先进工作者的像片，一些光荣榜装饰得很粗糙、草率，这是不应容忍的。形象的鼓动工作应当是有效的、具体的和有目的性的。
改善创作组织的工作
“真理报”七月二十四日社论，指出苏联创作组织当前的问题及其主要的任务。摘要如下：
文学和艺术工作者的创作组织，在无愧于人民及其伟大事业的作品的创作上，在对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使他们接近生活并使他们的技巧完善起来等工作上，应当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些组织的任务，在于团结艺术和文学工作者；帮助他们顺利地解决最重要的创作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创作的实践，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艺术发展中的迫切问题。
在创作组织的工作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缺点。根本的缺点就是思想教育问题和创作问题没有经常成为这些组织的活动中心。苏联作家协会、苏联艺术家协会和苏联作曲家协会应当对文学工作者、绘画艺术和音乐艺术工作者的工作予以具体的帮助。但是，这些协会的领导机关却往往沉溺于文牍主义作风，忙于一些琐碎事情，直接妨碍到主要的和基本的事物，这会使展开大家对艺术的当前问题的讨论，对新作品的广泛讨论，以及对创作经验的总结受到阻碍。
创作组织使本身工作富有成果的根本条件之一，就是严格遵守领导集体性的原则。
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得不够充分，给创作组织的活动和艺术干部的思想艺术的增长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尤其是在苏联艺术家协会里，很少听得到对协会领导方面具有原则性的直接的批评。
文学杂志和报纸在这方面应当起着重要的作用。
创作组织在组织、领导和运用人材的工作上做得还不好，他们忘记了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对作家、作曲家和艺术家有分别地进行工作。创作组织的任务是从作家的个人才能和创作兴趣出发，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展开各种各样的艺术创作的形式和体裁。
组织工作的形式是不能容忍僵化和定型化的，这些形式应随时间的要求而有所改变。对艺术家、作曲家或作家决不能“笼统地”进行工作。应当了解每一个有天才的人他的创作计划，他的需求，应当了解谁需要支持、需要赞助、谁有时需要直接的和公开的同志的批评。有些组织的领导对其主要的创作干部的依靠还不够。有威望、有天才和有经验的人们还没有完全被吸收到各协会的活动中去。
关于方针问题、关于艺术发展的思想艺术原则问题，对于任何创作组织都是决定性的问题。创作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创造具有高度艺术意义的，反映苏联人民的强大力量和共产党的伟大智慧的作品。这些组织的活动、它们的领导活动，所有的文学和艺术工作者的活动应当着眼于实现这些任务。在作家、作曲家、艺术家的组织中应当创造一种能够促使创作工作广泛展开的环境。
创作组织的活动是思想工作最重要的方面，地方党组织的直接责任就是保证对这个重要领域的经常的、熟练的和原则性的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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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北区干部已开始学习“联共（布）党史”
全区训练出第一批理论教员和辅导员七百多名
华北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建设理论学习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已于七月中旬先后开始学习。
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顺利开展经济建设理论的学习，于今年二月初即开始举办了经济建设问题研究班，现在第二期即将毕业。两期共训练地委级以上的在职干部一百二十四名，作为各地中级组的理论教员和高级组的学习骨干。宣传部并总结了研究班的学习经验，以指导各省、市理论教员、辅导员训练班的工作。四月底召开了各省、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座谈会，研究了学习的各项准备工作，会后各地均积极着手准备。现华北全区已训练了第一批中、初级组理论教员和辅导员七百七十一名。中共河北、山西省委，北京、天津市委，均于五月下旬至六月初，先后举办了经济建设理论教员、辅导员训练班。河北训练了三百九十四名，山西训练了六十八名，并计划继续办第二期。北京训练了一百二十八名，天津训练了五十七名。此外，山西省委并规定省、市委党校，今后应把训练中、初级组理论教员和辅导员工作作为自己经常性的重要任务，并要求省委党校于今年九月份至明年一月份，分两期集训二百名初级组教员和辅导员；要求太原、大同市委党校于今年八、九月份开办一两期初级组教员与辅导员训练班。华北全区第一批理论教员与辅导员训练工作，七月底大部结束。在训练中，学员情绪饱满，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通过学习，丰富了学员们关于经济建设的理论知识，弄清了“联共（布）党史”第九到第十二各章的主要问题，增加了学习理论的兴趣和作理论教员的信心，并进一步加强了学习苏联的观念。这一批经过培养、训练的理论教育队伍，将是华北区顺利开展经济建设理论学习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即将分赴各地，在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带动全区广大参加理论学习的干部，掀起一个经济建设理论学习的热潮。
为了加强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思想领导和理论指导，加深学习效果，华北局宣传部、河北省委和北京市委宣传部，均已筹建学习室，山西省委、天津市委亦作了关于建立学习室和专职理论教员的决定。华北局宣传部为了及时供给各地学习资料，已编写了学习提纲。今后将着重交流各地学习经验和学习心得，解答学习中的疑难问题，继续供给学习资料，并准备出一个不定期的学习刊物。山西、河北省委均准备出版指导学习刊物、交流学习经验，并计划举办理论广播讲座。河北省委和北京市委为了使高级组学习推动全体干部的理论学习，高级组已提前于五、六月份开始，各个高级组在各该党委领导下，均在学习前研究了党中央关于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使大家进一步认识此次学习的重大意义。高级组的提早学习，将大大有助于对中、初级组理论学习的指导。
此外，各地在训练教员、辅导员的同时，并进行了整顿学级及组织等工作。河北除继续巩固五市七个专区已建立的业余理论学校外，省直属机关正试建立两个分校，其他地、市委也已作出建立理论学校的计划。山西省委拟在省直属机关和太原、大同两市试办业余理论学校，待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天津市委宣传部正结合中共党史的学习总结，研究今后的学习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并对于理论学校、兼职教员和辅导员的培养等方面提出了改进方案。中共中央华北局直属机关党委会，也作了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计划，并于六月二十四日召开了各党总支、支部宣传委员联席会议进行了布置，确定自七月一日至十五日先阅读“联共（布）党史”第七、八两章，并学习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及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从七月十六日起正式开始“联共（布）党史”第九章至第十二章的学习，并强调指出加强学习指导，规定所有参加高级组学习的同志，都有辅导中、初级组的责任，各总支、支部并应聘请固定的辅导员，具体确定辅导对象，请每章讲课的教员有计划地召集辅导员会议，组织各章中心问题的讨论，协助辅导员进行辅导工作，切实纠正过去辅导工作流于形式的偏向。
内蒙古自治区的干部理论学习也已开始。为贯彻中央指示，中共中央蒙绥分局宣传部曾抽调了五十二名县级干部和分局党校合办了经济建设问题研究班，培养中级组辅导员和初级组教员。中共内蒙古东部区党委也由东部区直属机关选拔了处、科长级干部共六十三人，开办了经济建设理论研究班，采取在职学习办法，培养中级组理论学习辅导员。同时还举办了经济建设常识训练班，训练初级组教员和辅导员五十五名。这些研究班和训练班都配备了专职教员或请专人讲课。内蒙古全区共训练了中、初级理论教员和辅导员一百七十人。为加强对学习的经常领导，中共中央蒙绥分局并作出关于建立学习室和专职理论教员的决定，并准备出版指导学习的刊物，举办理论广播讲座，以交流学习经验，加强对学习的具体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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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医生来了！ 邵晶坤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