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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省的农村工作要从何着手继续提高
——中共黑龙江省委给东北局的农村工作检查报告
编者按：这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向中共中央东北局所作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较系统地检查了黑龙江省在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政策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和缺点、错误，并较深刻地分析了它们的思想根源。这些问题和缺点、错误在其他省份也是存在的。各地领导机关和农村工作部门，可以参考这个报告，进一步检查在农村工作上的各种问题，分析原因，定出改进办法。
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以中央有关农村工作的指示、文件为武器，就今春以来三次深入农村所发现的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检查。
黑龙江省在今年春耕生产方面是有一定成就的。我们抓住了春耕生产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一、进行了政策补课，消除了农民的思想顾虑，提高了农民扩大生产的积极性。二、在一部分互助组中认真贯彻了互利政策；在较正常的情况下建立了若干农业生产合作社。三、重点推广肇源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今年春耕生产一般行动较早，进度较快，田间耕作质量较好，给今年农业增产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是，今年我省农业生产任务和今后农村工作的要求，仍是十分繁重的；同时，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和错误。对于这些缺点和错误，如不很好地加以揭发纠正，将会严重地影响今年农业生产和其它农村工作任务的完成。
（一）在制订一九五三年和今后五年的农业生产计划和其它农村主要工作的计划时，对本省实际情况研究不够。这些计划有偏高、偏大的毛病。我们曾要求粮食生产于五年内在一九五二年计划产量基础上提高百分之百；要求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全部推广肇源经验，改良耕作法，要求它们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当地好的互助组提高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并要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创造每垧产原粮十五石到二十石的高额产量，五种主要作物要分别出现半垧至一垧的每垧产量二十石以上的新纪录地。对新老社这样统一要求，现在看来是过高了。在扩大耕地面积方面，要求到一九五七年达到五百万垧，也过多了。在互助合作方面，我们曾要求在五年内占百分之八十的农户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庄；以每社平均二十五户计算，要发展到三万四千二百六十八个社；集体农庄按每个农庄一百户计算，要建立一百个。这都是不合实际的。一九五三年要求新建一千二百个社，实际只建成七百一十七个。现有的两个集体农庄的巩固工作已经十分艰难，更不要说开展新的集体农庄了。在技术推广方面：开始对肇源经验要求“全面推广”“大力推广”，把宣传和实际要求混同起来。干部下乡时农民对这提出了意见，在全省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农民也提出了意见，我们都没有重视，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信贷方面：我们曾要求五年内各供销社普遍建立信贷部，一九五三年就要在三分之二的供销社建立信贷部。因此，有些供销社就强迫群众存款以至存牛、存马，引起群众不满，增加了群众的顾虑。由于我们领导方面有这些过高的要求，就直接影响了各县、区要求过高、计划太大。如海伦县提出：五年内粮食产量提高百分之一百一十四，今年产量要求比一九五二年提高百分之四十；该县十四区要求平均每垧产粮十五石。这些都是远远脱离实际的。
（二）在互助合作的某些政策的掌握上和在实际工作的指导上也有盲目急躁情绪。一九五二年对于很多自发组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事先控制不够，发觉后也未能立即帮助他们进行改组工作，一直拖延到冬天，才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公共财产积累过多，摊子过大，债务过重，经营方针不明确，过分强调集体生活、统一计划消费等现象，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就发现了，但在同年八月农业生产合作社代表会上也没有明确地提出加以纠正和防止，直到今年一月才坚决纠正。国家银行和供销社对少数社、组盲目地过多扶助的现象，我们虽然早已指出，但具体组织有关部门及时控制做得不够，以致仍然形成了普遍的偏向。绥化县委提出一九五三年民吉村基本上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我们批准并在党刊发表；事后发觉过急，才又通知制止。牧畜业合作化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只提积极稳步开展，没有明确地规定先行个别试办的步骤，控制不严，下面也发生了急于求成的现象。我们直接领导建立的两个集体农庄，一开始庄员就是在一起吃饭的，对其它农业生产合作社影响不小。两农庄贷款过多、摊子过大，与我们领导方面的盲目急躁情绪也有很大关系。
（三）在技术推广和技术改革方面，也有严重的盲目冒进偏向。在农具推广方面，重数量不重质量，新式马拉农具的作用发挥得很不够，有严重的损失浪费；强调集中发放，与互助合作的基础不相适应。马拉农具发放给互助组的有六百九十八套，占全部已发放的新式农具的百分之五十七；但互助组土地少，马力缺，未打开地界，用新式农具很难发挥作用。每套新式农具能耕种八十垧地；现在全省由新式农具耕作的土地面积共二万四千垧，平均每套只种二十垧。一九五二年的实验证明，每垧地用新式农具比用旧农具可增产二石左右。每套种二十垧，可增产四十石粮，合六百万元（十五万元一石高粱）。每套新式农具成本是五千万元，要分三年按二、三、五比例还清；加上银行利息九厘，第一年要偿还一、五四○万元，（合一百零二石多粮），第二年付一、九三二万元（合一百二十八石多粮），第三年付二、七七○万元（合一百八十四石多粮），再加上检修费，农民每年要赔五六十石粮。
在旧农具改良方面，重复了过去的错误。方针不明确，不慎重，有轻率提倡的毛病。许多县的旧农具自上而下统一制造多，发动群众自己动手制造少；结果粗制滥造，规格不一，质量差，不实用，价格高，大量积压。只是省供销联合总社就积压了水泥磙子、割槎机、改良耲耙、点葫芦、小耙等二万三千五百多件。各县供销社也积压了许多，如绥化就积压了不能用的改良耲耙五百台，讷河积压铧子四千条、铁犁一千多台。
在粪肥、化学肥料、农药的推广方面，不是就地取材，从农民的切身经验出发，而是盲目采购推销，不计成本，积压很多。大粪采购范围遍及内蒙、大连、营口、沈阳、哈尔滨，共买进十九万六千四百六十吨，只卖出一万一千七百七十吨。全省共买进硫安一千三百吨，仅克山、依安、克东、富裕、拜泉五县就积压了七百三十五吨。在推销时不根据土质、作物的需要，北部黑土不缺氮肥，仍然推销硫酸氨。拜泉共有五万垧大豆，就推销了六万包根瘤菌，超过需要量（按：一包根瘤菌够一垧多地用）。全省估计积压赛力散八万三千斤左右，许多地方发生强迫摊派现象。海伦海南区有的农民被迫买了赛力散后挖坑埋上；克山县有的地方把赛力散推销到了不种小麦的老乡手里，影响很坏。群众讽刺说：“一去三里三（赛力散），回来六里六（六六六粉），最后来个根底紧（根瘤菌）”。
在耕作技术改革方面，不是典型试验，逐步推广，而产生了强迫命令现象。如去秋省府农业厅和省委农村工作部都曾数次用电报催促各县抓紧秋翻地，这是必要的；但催得太紧，数字要求过高，各县区就发生了强迫命令现象；地已上冻了，还打电报催促。海伦有些农民被迫在夜里打灯笼翻地。因为领导方面要求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三、四十的耕地都要耕翻，有的地方竟动员互助组的人马工给合作社翻地。讷河土地已冻了二寸深，县委还要群众翻地，有一个互助组翻地打了八个铧子、拉坏了三个耍杆子，还受到县委表扬。群众反映：“犁辕子拉湾了，老儿马子累粘了，湿土翻干了。”由于群众不自愿，许多地方翻地的质量差，又未及时耙平镇压，因此不能保墒，农民很不满意。
在牲畜繁殖和改良品种工作上，也是盲目铺摊子。全省建立牧畜指导站八十七处、指导所三十八处（四十二处配种站在外），共有干部四百七十名，人事厅没有批准，经费是在农业厅事业费中开支的。几年来在配种工作上有些成绩，但毛病也不少。如萨尔图牧畜试验场的牲畜是：喂料多、配种少，流产多、揣驹少，死的多、活的少。一九五二年秋省农业厅在国家农贷中以二十亿元在内蒙买回母牛二千头，强调“引进种”，贷给两个集体农庄及安达、杜旗、三肇地区一带农民。买时没有严格检查，其中一部分带来了牛肺疫病；而且价格高于本省。（八十四万元一头，比本地中等牛贵二十多万元）。据已知道的，先后在集体农庄及其它地方死去了四百多头，死一头由国家包偿二十万元。群众对此不满，称这些牛是“一套长，三尺高，拉稀屎，罗锅腰”。
技术指导站的建立是需要的，工作也有成绩；但在发展上有重数量不重质量的毛病。现全省有二百零一处指导站，共一千零三十四人。其中有的干部技术水平过低，在技术指导上出了不少毛病。望奎九区站干部刘耀先给群众作温水浸种，手拿着表坐在炕上，让老太太烧火，结果把种籽煮熟了。站的方针任务不明确，上级七个指示，本省四个规定，说法各有不同，造成混乱现象。有的站提出的方针是
“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克山七区古城站长说他们的方针任务是“深入党团，抓住思想，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四）在国营农场工作方面，从去年冬季以来，领导工作有很大的改进，确已做出一定成绩；但仍然有成本高、计划大、贪多冒进的情绪，领导仍然不够全面。全省去年农场实产量平均为二千三百九十斤粮食，今年计划就要求平均产粮五千五百六十斤。据三十个农场的统计，非直接生产人员占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二。全省农场平均一垧地成本费合一百四十万元。据三十五个农场统计，工薪即占成本的百分之五十三。九三农场今年投资二百亿元。牛棚盖砖瓦；工人宿舍盖甲等房；修理厂本来是可用的，还化三十亿元来修。耕地已经够种了，还开荒一千二百垧。不少县尚未把农场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对于办好国营农场的重大意义认识不够。
（五）在省委农村工作部机关工作和领导作风方面有以下缺点：（1）掌握情况不够全面，不够及时，不够准确，材料分散零碎，集中研究分析很少，要用临时抓，经常积累研究材料不够，影响领导方面的及时指导，所以有时形成“马后炮”，缺乏预见。（2）领导思想不够全面，抓互助合作工作多，对农业厅、林业厅及其他有关方面的工作过问少；检查工作到大县多，到小县少；看报告也喜欢看大县的，不大愿意看小县的。下去检查工作时扣毛病多，对县区帮助少；单独摸经验多，总结群众经验少。（3）作风上有急躁的毛病，对重大问题深思熟虑、反复计算利弊作得不够，轻率决定，急于求成，常以愿望代替实际。简单交代具体任务多，思想酝酿反复研究少；布置工作一般要求多，对地区差别照顾少，有时机械规定材料要“整齐”，写起来就是老一套。结果情况是啰嗦的，成绩办法是抽象的，问题是不具体的，经验是干巴的。
以上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影响是很大的：（1）由于我们领导方面计划大、要求高，有某些急躁情绪，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毛病，这就助长了下面各级工作同志的急躁冒进和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2）由于急躁冒进，有的地方侵犯了农民所有权，损害了中农利益，损伤了一部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3）许多好事办成坏事，劳民伤财，积压了国家资金，损失了人民财产，减少了粮食产量，使党和人民政府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损失。
产生这些毛病的基本原因是：（1）对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现状认识不够。做农村工作而不熟悉农民和农村现状，把个体经济的农民和在此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互助合作组织当做集体农民和集体农庄去要求；把一部分积极分子、先进农民的觉悟，当做全体农民的情绪；把将来的远景，当作今天现实的计划。这是要求高、计划大、盲目急躁冒进的主要根源。满足于小农现状，自流放任，是错误的；但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农村工作、农业生产的任何措施和要求，都必须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从农民的切身经验出发，从保护农民利益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出发，稳步前进。再不严重注意这一点，就要犯大错误。（2） 对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估计过高，对苏联的建设经验学习不够，不懂得根据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和现今农业条件来确定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各项任务。（3）对于主要应依靠价值法则去引导小农经济纳入国家经济计划认识不清，想把在国营农场中应有的计划的准确性和服从性，搬到小农经济情况下来应用，把计划看成“万能”的，没有把工作重心放在正确掌握党的政策和搞好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上面。（4）对农村工作和小农经济的不平衡性认识不深，因而常常是对各种地区一般要求，对各种任务硬性规定，没有把方针原则的统一性和因地制宜的灵活性统一起来，在统一的原则方针下，发挥各地区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进行工作的主动性。（5）缺乏适应目前国家经济建设时期的需要的全面领导思想，仍然采用着恢复时期以及土地改革、解放战争时期“单打一”的办法进行领导。我们曾单纯搞互助合作，放松了对农村有关部门工作的政策思想领导。（6）对下面实际情况掌握得不够全面，不够准确，影响对问题的正确解决。（7）倾听下层群众、干部的意见不够，有粗枝大叶凭热情办事的急躁毛病。今后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发扬民主，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
改进上述毛病的具体办法：
（1）根据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指示的精神，密切结合本省实际情况，修改今年和五年农村工作、农业生产的某些计划，使之更切合实际。制定计划时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起来进行，反复计算，慎重决定。
（2）努力学习，加强领导思想的全面性和预见性，从政策思想方面统一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检查，帮助有关农林、水利、技术推广、供销、信贷、农具等各方面的工作，从而总结经验，确定方针，克服缺点，巩固成绩。
（3）坚持重点推广肇源丰产经验的方针，坚持稳步前进的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坚持推行任何一件新的东西必须实行重点试验、总结经验、逐步推广的方法，坚持典型示范、说服教育的领导方法。对现存的问题，分别情况，逐步妥善处理。
（4）提高省委农村工作部机关工作的质量。省委农村工作部要加强对情况的掌握和分析工作，争取做到全面、及时、准确和有原则，提高工作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改进领导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倾听群众和干部的呼声；对重大问题做出决策时，要深思熟虑，从正面反面反复计算，宁可晚些，但要准些。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实行按季检查工作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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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省目前小麦收购中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陈超
山东是全国的主要产麦区之一，今年六月初新麦便先后上市。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对小麦收购工作的领导一般是重视的。这表现在各地一般贯彻了“深入产区，广泛开展收购”的方针，和“以质论价”的价格政策，并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了物资供应工作。有些基层合作社做到了“钱货一齐下乡，一面收购，一面供应”。有些农民对今年小麦收购工作的反映是：“收购及时，磅称公道，价格合理，服务周到。”因此，六月份全省收购小麦的计划超额百分之一十九点二四完成了。
但是，全省各地完成计划的情况和进度是极不平衡的。特别是六月下旬以来，小麦市场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状态。历年来山东小麦上市的规律，大致是六月下旬逐日上升，七月、八月最为旺盛，而今年小麦上市趋势，不但没有到达应有的高潮，反而出现了上市量与收购量下降的现象，尤以小麦早登市地区的原滕县专区、及临沂专区等更为明显。这是
一种反常现象。虽然六月份全省小麦收购计划超额完成了，主要原因是原定计划偏小，实际收购量比去年同期还减少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缘故；全省小麦收购工作尚未达到应有的要求。从目前小麦收购的情况来看，要完成今年艰巨的小麦收购任务，还要在今后收购工作中作极大的努力。
根据山东省小麦收购工作的初步检查，当前收购小麦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已严重影响着小麦收购工作的顺利开展。
首先，有些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对今年国家大力收购小麦的意义还认识不足，有的地区对小麦收购工作还抓得不紧，不少地区的领导机关在布置小麦收购工作之后，未能经常地调查了解市场情况，并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进行认真的研究分析，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以保证小麦收购计划的完成。个别地区对小麦收购工作的领导不重视，特别是缺乏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存在着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脱节的现象。因此，不少农民认为今后麦价要不断上涨，有“待价出售”的思想。目前土、特产（如线麻、山药、大蒜、菜籽等）登市的地区，农民就出售土、特产而不出售小麦，甚至在出售土、特产后还购进小麦。较富裕的农民就“售粗换细”，把购进的小麦囤积起来。城市与工矿区的多数职工领得工资汇款回家时，也嘱咐家中购麦储存。当然，部分农民不愿售麦的原因很多，但我们未能针对农民群众的思想顾虑进行宣传解释，提高广大农民的爱国主义思想觉悟，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后应该切实加以注意。
其次，在执行“以质论价”的价格政策中，存有
“宁低勿高、宁严勿宽”的偏向，规定的小麦分等过严格、过复杂。有些地区分花、红、白三等、上中下九级掌握水分。对灰杂的检验较中央规定的还严，对“好次皆收”的原则贯彻不够；在掌握分级论价的原则上，忽视从当地实际情况和群众的习惯出发，机械地执行三等九级的规定。在掌握验收标准上，过于强调科学化验，忽视基层收购单位缺乏化验仪器、依靠“眼看，手摸，嘴咬”的验收条件。有些地区发生接粮单位压收购点，收购点压农民的压级压价现象。湖西地区曾发生接粮站和收购点强迫农民过筛加工之后再出卖作价的事，引起群众不满。泗水县某些购粮干部有“今年小麦价高，压低点农民不吃亏，对国家有利”的错误思想，使购麦平均价不能达到牌价水平。如该县小麦牌价每斤为九百八十元，而六月份收购平均价只达九百六十元。有的地区执行分等论价政策不合理，如湖西收购小麦分上中下次四等，以中等为准，上差三十元，下差六十元。此外，省、专区、县、区之间的毗邻地区，掌握分等论价政策时相互主动联系不够，存在若干不合理的现象，影响着小麦的自然流转。
第三，有关部门配合收购工作做得不够，物资供应不能满足农民需要。根据不少地区的反映，各地在收购小麦时虽然注意了组织有关部门加强供应工作，但由于国营贸易部门对人民的需要了解不够，对新麦登市后人民购买力的提高估计不足，以及实行经济核算后怕积压的错误思想还没有根本扭转，不能积极组织货源，不少基层销货单位采取随销随进的办法，不能保持合理库存，以致物资供应工作赶不上客观的需要。很多地区适合群众需要的时令花色布、蚊帐布、凉席、扇子及小农具等都发生供应不及时甚至脱销的现象。济宁的青、蓝布，湖西的煤炭，博山的大柴本来都是库存充裕的物资，竟一度脱销，有些本来存量很丰的粮种，也在个别地区发生市场脱销、牌价、市价脱节的现象。大部分农民是为了购买夏季用肥才出卖小麦的，但肥料供应不足。在豆饼供应不足时，不能积极组织地方货源，扩大和推广杂肥的供应。部分地区发生化学肥料的脱销现象。由于不能满足农民的物资需要，因而影响了农民出售小麦的积极性。有些农民将小麦运到市上，因买不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又把小麦运回，直接影响了小麦收购工作。
第四，在收购方法上不能做到便利农民。有些地区对“深入产区、普遍收购、好次皆收”的方针贯彻不够，有些地区设置收购点过少，有些收购点设置不当。在收购时间上，不少基层收购单位和接收单位不照顾农民的习惯和要求，因而发生收购点农民排队出售的拥挤现象。六月下旬在峄山韩庄收购点曾发生私商压价向农民收购，随后又按牌价卖给合作社的现象。只差一小时多的时间，商贩先压价购进，等合作社上班一转手，每斗小麦就赚了万余元。当地有百余户奸商进行投机活动，引起农民不满。这一现象现已纠正。同时，许多收购点没有很好的推广收购平行流水作业法，耽误了农民的生产时间。
此外，市场管理不严格，有些地区还有无人管理的现象，因此商贩的投机活动仍不断发生。有些交易所对投机倒把者未给予应有的处理。如新泰县二区羊村私商不在市场成交而到农户收购，交易所不加管理。少数市场上私商哄抬价格的现象不能及时纠正，甚至有的地区私商高价抢购，交易所不但不予制止，还认为“所以市价高于牌价，是因合作社收多了”，而要合作社停止收购，实际上合作社收购的比重一直仅在上市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下。湖西等地区的某些交易所的干部存在着“谁买都是一样”，并愿为私商多服务多收些手续费的错误思想，有的交易员自己也进行投机活动，这些地区就不能保证国家收购量占上市量的应有比重。
以上情况和问题，已引起山东党、政领导机关的严重注意。山东省财委已连续召开会议，组织有关部门进行检查，组织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山东省的这些情况和问题，也值得各地在收购粮食当中充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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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北各地推行小麦条播耕作法
西北地区推行小麦改撒播为条播的工作，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的。根据今春各地汇报和重点检查的材料统计，宁夏春麦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改用条播；新疆去年重点推行条播的哈密、和硕、焉耆、婼羌等县的部分区乡，今年已有百分之八十的耕地改用条播；陕西关中一带，条播的小麦已占所有麦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此外甘肃省的武威和青海省的民和、互助、循化、化隆等县也先后推行了改撒播为条播的工作。随着条播面积的扩大，耧（条播的农具）的推广数目也在迅速增加。据不完全统计，青海省从一九五一年到今年春季，已推广耧八百九十二架；新疆省迪化专区今年已推广了三千架。
上述地区在开始推行改撒播为条播工作时，农民群众是有思想顾虑的。但当他们从事实中看到条播的好处后，就转变了原有的怀疑态度，积极行动起来。新疆奇台县一带，一向实行撒播，推行条播时，农民们怕费工，怕麻烦，怕种的太稀，少打粮食。一九五二年当地农民杨福用耧种了六亩麦，结果每亩打了五百二十斤，而在同时期撒播的麦地，每亩只收二百二十斤，相差一倍以上。耧播比撒播每亩还可以节省百分之三十的种籽和百分之二十的灌溉用水。当地农民在这一事实示范下，开始认识到了改条播的好处。宁夏省在开始推行条播时，群众怕条播行距太宽，少打粮食。一九五二年看到条播的好处后，就逐渐扩大条播的面积。甘肃省天水县金集乡的农民已试验出：耧种可省种籽十分之一，出苗整齐，省工。在省工一点上他们举例说：撒播用两条牲口，半天只能种二亩，用耧的话，一条牲口同样时间可种到五亩。同时，撒播的麦田拔草也不方便，五亩地的草，就需七、八个人工，耧种的麦田可以用小锄，五亩地顶多用上三、四个工。
上述各地推行这一工作虽然多采用了典型示范的方法，但是部分地区在具体进行中忽视了宣传教育工作，甚至有强迫推行的现象。此外，有的地区在传授技术（耧播技术）和供应耧及其他配合工具等方面，也存在有若干缺点。这些都须在今后工作中加以纠正和克服。（伟）
编者按：西北地区推行改小麦撒播为小麦条播的耕作法，这是一种技术上的重大改进。但在推行这一工作时，应该坚持采用典型示范的方法，使农民真正看到条播的好处，然后逐步推广；同时应根据当地农民的密植习惯，适当推行小麦窄行均匀密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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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省早稻普遍丰收晚稻开始插秧
广东省的农村生产已由夏收转入紧张的夏种阶段。
今年的夏收是广东省土地改革后的第一个夏收。全省除少数地区因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而减产外，大部分地区早稻比去年一般增产一成以上。例如，阳江县在春耕以来，发动群众修好了大小水利工程二万零一百五十个，使历年缺水的十四万亩旱田得到灌溉，获得丰收。中山县春耕开始后，大力宣传贯彻了生产政策，稳定了各阶层生产情绪，组织发动农民战胜了春寒，五、六月间又领导农民战胜了水灾，今年全县早稻增产百分之十五。新会县不少乡村增产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该县石头乡大片围过去每亩一年收成只几十斤稻谷，今年夏收每亩达四百五十斤稻谷。潮安县不少区乡增产都在二成以上，十三区凤溪乡增产达百分之九十九。
海南岛除北部昌感、儋县、东方等三县因旱歉收外，万宁、定安、陵水、琼东等县都是丰收。万宁县百分之八十地区获得丰收，一般增产百分之二十。屯昌县老农民反映：解放后三年来，今年夏收最好。黎族苗族自治区的乐东县农民吉亚郁，去年早稻每亩产二百五十八斤，今年产五百六十八斤，增产一倍多。
现在全省已基本结束夏收工作，进入紧张的夏耕夏种阶段。生产季节较早的海南岛，夏种工作已基本结束。粤西、粤东的部分地区晚稻已开始插秧。粤北、粤中的晚稻秧苗已长到四、五寸高，大暑后就开始插秧。但目前各地普遍呈现旱象，病虫害也相继发生，为保证夏耕夏种工作的顺利进行，各地领导机关正积极领导农民防旱抗旱、除虫保苗，以争取晚稻的丰收。（本报广东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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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各地人民政府应慎重处理军属外出找子弟的问题
读者向前来信：今年四月间我由朝鲜回国，经沈阳、北京、武汉等地回四川途中，知道有很多军人家属盲目外出找子弟，产生很多困难。
我由武汉到宜昌的轮船上，乘客共二十五人，而要到四川访子弟的军属就有十二位。其中一位是河南省林县十二区杨家寨村的军属韩玉花（女），三十二岁，领着七十多岁的母亲和一个不满三岁的孩子，带了一百万元（卖粮食得的和借的），要到重庆某部队去看她的丈夫杨家祥。但她丈夫在去年十二月里曾经给她信说：今年一月要出发去西藏。她们不管他到底还在不在重庆就出来了，村长杨家贵也写了介绍信。在船上，老母亲问我：去西藏有多远？我说：路很远，山高路陡，你现在不能去。她哭起来了。还有一位军属邓永昌（男），二十一岁，安徽省临泉县人。他家里只有祖父，今春病死了。他家乡今春的小麦又全被霜打死。眼见生活暂时有困难，村长就凑了三十万元路费，叫他到成都部队上他叔父邓徽云处“谋生”。在船上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船上特别照顾他。他从宜昌到万县的路费，也是由所在地人民政府给解决的。即使他能到达他叔父处，试问一个军属怎么能这样贸然到部队去“谋生”呢？在那船上的军属们很多都由家里带了些干粮在途中吃，但干粮发霉了还在吃。有的一天甚至两天才吃一顿饭。有的没带被子，光着身子睡觉。我更想起：山东省曹县一位军属老大爷，六十多岁，去年他把牲口、粮食卖了，凑了一百五十万元，领着他儿媳奔四川看儿子，他们到重庆后才知道儿子已去西藏，而他们的钱也用光了。在人民政府帮助下，他们才又回到家里。但牲口、粮食卖光了，生产和生活都成了问题。更不幸的，是东北有位军属老大娘，领着儿媳去海南岛看儿子，看后准备回家了，但过海时，不时回头看她儿子，没注意掉下海淹死了。
根据以上情况，我建议：一、各地区村人民政府对外出找子弟的军属，应慎重审查有关部队的来信和军属的实际情况，决不可采取“送出门了事”的态度。那样做，表面是照顾军属，其实是使军属作难，影响生产，造成国家不应有的损失。对条件不许可外出的军属，应说明利害，耐心劝阻；对条件许可外出的，应详细开明路条或护照，并筹好足够旅费和应用衣物等。二、军人本身对来访家属，条件许可的，事先应详细告诉往返道路和联络关系。条件不许可的，切不可盲目通知离家，徒使往返，以致造成很多不应有的事故和损失。三、沿途有关人民政府、招待所、公安人员和车船员工，对外出军属的上下车船、问路、买票、疾病以及确实的困难等等，应该好好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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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湖南省人民政府应迅速解决高步横岭两乡接管问题
读者程炳森来信：原属广西省三江侗族自治区林溪区的高步、横岭两乡，于去年七月经前中南军政委员会批准，划归湖南省通道县管辖，但是直到现在通道县人民政府还没有接管，而三江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则认为上级既已经决定划归湖南，也不再管这两乡。因而，这两乡人民（主要是侗族同胞，共约一万三千多人）一年以来在各方面都受到影响。如今年春季的救济粮，这两乡的人民就没有得到。后经各方面要求，到四月间才得到补发。乡内群众一致反映：人民政府既然要划我们归湖南，就希望湖南快点接管，使我们好开展各项工作，要不就仍归广西省。像这样两不管地继续下去，我们到底怎么办呢？三江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曾经屡次和通道县人民政府联络，今年四月间又专派民政科副科长杨富震去通道县交涉，但该县总是拿“工作繁忙、干部缺乏”等原因为借口，到现在还没有接管。希望有关领导机关切实重视这个问题，迅速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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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蛟河县松江村的普选宣传工作没有做好
读者李英田来信：中央和各级选举委员会都指示，普选工作必须切实结合生产去进行；通过普选运动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但吉林省蛟河县八区松江村普选工作组的同志却没有按照这一原则进行工作。在松江村，人们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以外，还有从事渔业、工商业和自由职业的，情况比较复杂，而且这个村的互助组的基础也不好，甚至有的正要垮台。七月初普选工作组到村后，没有正视上述情况，也没有深入了解群众的思想。他们开始进行普选宣传时，就白天开妇女会，晚上开群众大会。七月八日晚上，开完群众大会时，一位杨同志宣布第二天午间开妇女大会，可是第二天午间，那位杨同志却和另外一些干部上大河洗澡去了。来开会的妇女们由一时等到二时、三时、四时，还是不见主持会议的人，那位杨同志快到下午五时才回来。妇女们非常不满，有的说：“在这样忙的时候，还拿我们开玩笑！”要下地铲地的妇女说：“召我们来开会，干部不来，白耽误了我们半天的工。”这个村里那时还有四、五垧地没铲完头遍。显然，普选工作组的工作影响了这个村的生产。另外，工作组利用黑板报进行宣传也是失败的：一、这个村的十字路口有四、五块黑板，每块上都写了挺大一片，但写的都是艺术字。黑板报出了以后，不少人去看了，可是看不懂。有的反映：“要是写正字，还能看一半，写这样的字，咱算没门啦！”有的在黑板报前瞅一眼就走开了。二、字写得太小，老年人难看得清楚；有的句子太长，使人念不成句。三、有的黑板报形式地追求数量，一天写两次，可是农民还没有看到第一次的，又换上第二次的了。村中几年来由于开展文化学习运动，绝大多数农民才由不识字到识几百字或一、二千字。我认为工作组必须针对这样的实际情况进行宣传。别的村也有类似情况。我建议蛟河县领导方面赶快检查纠正，切实结合当前的夏锄工作，把普选工作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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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模范人民警察陈长春烈士
读者春岚来信：武汉市人民警察中也出现了一位张国富（见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本报）式的英雄——武汉市公安局水上局四官殿分驻所人民警察陈长春，在一次有风浪的长江急流中，为抢救一只破船上的老人和小孩脱险而英勇牺牲了。
去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陈长春同志正在所内学习，忽然听到江边传来巨大的碰撞声，他就跑出去。看到一艘载重的大木船碰在趸船上；急流已把木船的前半身卷进趸船底下，桅杆靠着趸船支持着木船的后半身。惊风骇浪正继续冲击，木船后舱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娘王桂秀和她十三岁的儿子彭岳生还没有出来，正吓得不能动了。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陈长春为了抢救老大娘和小孩，就忘记了自己不会游泳，勇敢地跳到木船后舱，首先把小孩救出。等他救出老大娘时，江水已淹到他半身，他还没有来得及爬起，桅杆就断了，他便随着木船沉没，被浪涛卷去了。人民的优秀儿子陈长春就这样为人民献出了他最宝贵的生命。
陈长春同志，湖北省汉阳人，贫农家庭出身，本人是雇工成份，二十四岁。一九五○年参加当地轮船公司工作，任码头查票员。一九五一年他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公安工作。他自参加革命以来，一贯积极工作，遵守纪律。曾经多次在被急水打坏的木船中，奋不顾身地抢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由于他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深得当地群众的称赞。他的英勇牺牲，更充分表现了他热爱祖国、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体现了人民警察在共产党的领导与教育下所具备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
前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特决定：追认陈长春烈士为模范人民警察，并通报中南全区各级公安机关，用他的模范事迹，作为全体公安人员和公安部队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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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应该防治松毛虫
读者林护来信：目前松毛虫为害很严重，据初步了解已遍及十八省九十多县。据山东省三个专区调查，有虫害的松林达一百六十余万亩；去年山东全省被虫吃枯死的松树即达四十四万余株。有些地区的人民政府虽然组织群众进行捕打；但多数地区还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现在我介绍几种捕打松毛虫的办法供各地参考：
（一）用“榔头”或竹竿把树上的虫子敲下，然后加以扑灭。击打时应注意不要伤害嫩树皮。虫子有毒，敲下后不可用手捡。
（二）如果虫子已经结茧或化蛾，应赶快摘茧、捕蛾。捕蛾在早上露水未干时最容易。如果蛾已产卵、也应注意进行采卵；采卵时人背着日光，面对松树，就容易发现松枝上的卵粒。
各地在捕打松毛虫时应分片划段、这样可把虫子捕得更干净。如果山多人稀，也应做到“捉一株，救一株；捉一山，救一山”。
此外，为了使国家森林资源不受松毛虫的危害，除应积极组织群众捕打外，我建议科学家们迅速研究和试验用药械等更有效的治虫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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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等对杨健强检举问题的答复
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烟台市人民法院和烟台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联名来信：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摘要”栏刊载的“烟台市人民法院和公安局等不应该不理杨健强的检举信”的批评，我们已经看到了。杨健强反映的问题，经烟台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调查后，了解到是属于宗教内部的问题，并且情况十分复杂，不能立即处理。但这一问题之所以一直拖了八个月没有处理，除了上述原因外，还由于我们对人民来信重视不够，有着单纯依靠上级给办法的观点。另外，从这一问题的处理，还说明了我们司法、公安等部门的互相联系不够，以致有互相推脱责任的现象。现在，我们正由专门的工作小组在处理这一问题，杨健强也参加了工作组召开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