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浙江省富阳县长山乡
积极执行乡人代大会关于确保丰收的决议
浙江省富阳县长山乡完成基层选举工作以后，全乡的人民代表和乡村干部积极领导全乡农民执行第一次乡人民代表大会关于确保丰收的决议，全乡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旱保秋斗争。
长山乡从七月份发生旱象以后，乡人民代表和乡村干部为确保今年的丰收，便积极发动群众抗旱保秋。该乡大房村在干部和人民代表的领导下，组织了一百十二个男劳动力和十三个女劳动力日夜不停的车水灌田，使全村二千七百六十八亩缺水的田及时地灌满了水，免受了旱灾的威胁。官房、徐家园等三个村的农民，更联合起来开了一条有五里路长的引水沟，从河里车水进来灌田。在一个暴风雨刚过的夜间，该乡万安村三个选区的人民代表陈来春、陈生法、邵启高等连夜修垒了田堰，把上涨的溪水引到横河里来，代表和干部还轮流在田堰上看管了一夜。第二天横河的水满了，依靠横河进行灌溉的二千多亩田的缺水问题解决了。农民们感动的说：干部们关心大家的利益真像一家人一样。前山、晖山、栋山三个村的人民代表与干部，在七月初旬旱象初露时就召开了紧急会议，成立了抗旱委员会和管水小组，领导群众日夜检查水情，统一放水，做到了丘丘田有水使用。栋山村六十三岁的老农民陈义富说：“干部和代表们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真是太好了，我睡在床上晓也不晓得就给我把水放满了。”为了保证全面的丰收，人民代表和乡村干部特别注意帮助解决缺乏劳动力的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家属与鳏、寡、孤、独户的困难。如官房村军属的十八亩代耕田，在抗旱中全部都车满了水。五十八岁的老太太孙金娣的二亩田，农民帮她一连车了七次水。
长山乡的人民代表和干部这样关心人民的利益，他们也就更加得到全乡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乡长陈关铨纠正了过去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后，在普选中积极领导群众抢收抢种，目前又日夜的领导群众抗旱，在紧张的工作中，不再采取强迫命令的作法。人们说：陈乡长真是变样了。副乡长俞子龙在上新眺村领导群众抗旱时，带病日夜守在抽水机旁帮助拉轮子。农民们感动的说：这的确是人民的好乡长！人民代表朱阿明和杨正顺一天几次跑到十五里路以外的富阳城去请人修理抽水机，群众说：“阿明、正顺为了大家耽误了自己的生产，我们全村保证不让干了他的田。”
由于新的乡人民政府的领导，长山乡的抗旱保秋斗争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现在走进前山、栋山等村庄，一眼望去，田野里全是谷粒饱满的好庄稼。农民们都满面笑容地准备迎接新的丰收年成。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江津县新桥村人民代表积极领导群众抗旱
四川省江津县双龙乡六月五日完成普选。该乡新桥村新选出的代表夏治清积极领导群众抗旱，受到群众的赞扬。
新桥村原人民代表赵天林，在去年抗旱时，放松领导，以致农作物减产，群众很有意见。赵天林在其他工作中也表现得不好。如今春他在县里学习回来，对县里布置的春耕生产任务和介绍的水稻增产经验，都没有向群众传达；平时他更独断独行，很少和干部、群众商量问题，对群众的生产、生活漠不关心。今年六月间，双龙乡进行基层选举，新桥村群众慎重地选出了共产党员夏治清作为自己的代表。六月后半月，地干天旱，新桥村百分之八十的稻田全干了，群众情绪十分不安。新桥村有一股从煤炭洞流出来的水，过去群众常因争用水闹意见。为了抗旱和解决用水问题，夏治清深入群众，和群众商量合理使用这个水源的办法。农民欧志彬等见夏治清主动跟他们商量，和赵天林的作风不大一样，便对夏治清说：这股水若不浪费的话，能灌四个组的田。这就先得搞好管理工作，不准一个人独占。该得水的田就放水；水放不进去的田，就不必强放，只有这样才合理。夏治清接受了这个意见，和群众商量之后，由受水户中选出代表，并吸收了村里公正的人组成了水利管理小组，订立了用水公约，研究了那些田该急救，就先放水，那些田可以缓，便后放水。同时修补了漏洞，并经常检查有无缺口。合理用水之后，过去得不到水的第四组也得到水了。
因为天旱，人吃的水也发生了困难，群众要到五、六里以外去弄水，误工很大。夏治清又和群众商量解决办法。他听说张大爷在三十年前因受地主压迫封了口井，便和张大爷去商量。张大爷领着群众，找到封井的地方，把土挖开，揭开石板，看见满满的一井水。这井水解决了三十多户吃水的困难。这件事使许多老年人也想起以前封的井。不久，全村又找到五眼，既能灌田，也解决了吃水的困难。（程宜华）
第3版()
专栏：
哈尔滨市东傅家区东原街
人民代表深入选民中搜集提案
哈尔滨市东傅家区东原街六个选区当选的十二名人民代表，积极地履行他们的光荣职责，深入选民中搜集对区人民代表大会的提案。
这些人民代表当选以后，都感到无上光荣，他们一致表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选民意见告诉政府，把政府的意见传达给群众，带领群众把祖国建设的责任担当起来。现在，这些代表们正在搜集对区人民代表大会的提案。军属米万成当选为人民代表后，曾专门召集选民座谈，征求对人民政府的要求和建议，并向选民们讲解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意义，提醒选民提高警惕。六十二岁的老代表王寿云发动居民修补行人桥，并向选民搜集有关市政建设方面的各项建议。人民代表刘兴书（手工业者）了解了街道居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学习文化的迫切要求，他自愿担任文化教员，并准备在区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办好文化学校的提案。同时，许多选民也向人民代表们反映意见和对人民政府提出要求。东原街妇女们一致向代表陈雅琴提出了在街道居民中开办妇女识字班和幼儿园的建议。陈雅琴正准备把这个意见作为提案在区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新华社）
第3版()
专栏：报纸工作述评
高尚的目的
逐步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生产力，并适当满足其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底高尚目的。为了这个高尚的目的，原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曾在去年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工作会议上，研究了如何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生活的问题。会议认为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农业地区逐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首先是用新的生产工具代替落后的生产工具，使生产力迅速提高一大步。但少数民族由于历年遭受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生活极端贫困，不可能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在较短时期内完成生产工具的改革。因而会议决定并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主要用国家的经济力量来协助，由人民政府大量发放无偿农具（今年先发放四百多亿元），要求在两三年内基本上使在农业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少数民族人民能使用汉族地区农民曾使用的农具。现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所使用的农具，还相当原始和落后。据调查，西康的彝族自治区、藏族自治区，云南的蒙自、思茅、丽江等专区和贵州很多大山区的少数民族人民，仍然使用着木制农具，只有少数地区五、六户农民才能合用一把锄头。因为生产工具极端落后和缺乏，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农业生产一直是处在“刀耕火种”、早种晚收、广种薄收的相当原始的情况下。这种情况说明，党和政府首先从改革生产工具着手进行社会经济改造的决定，是完全符合少数民族人民的迫切需要的。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生产工具的改进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因而，抓着这一具有决定作用的问题，为满足少数民族人民的迫切需要这一高尚目的而斗争，无疑地也是以少数民族农民为主要对象的报纸的责任。
新黔日报和西康日报，一般地说是尽到这个责任的。以新黔日报为例，除对于这样重大的改革没有发表过评论，和对于一些忽视发放农具工作的现象缺乏应有的批评等等缺点外，该报曾在以下几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首先，新黔日报从该省四月间开始发放第一批无偿农具到七月底发放工作基本结束，三个多月来曾作了连续的宣传报道。该报自始至终地报道了发放无偿农具的情况，从一个乡、一个县、一个专区直到全省。如该报六月二十六日对毕节专区已发放无偿农具三万五千多件的报道，七月二十四日对贵州全省第一批无偿农具发放工作基本结束的报道，都比较系统地反映了这一工作的全面进展。在后一报道中就表明，全省第一批发放的无偿农具价值五十亿元，已在各少数民族人民聚居或散居的七十二个县发出的无偿农具约计有二十五万五千件，占全省无偿农具发放总数的四分之三，得到这种无偿农具的少数民族农民共达十五万多贫苦户。每户得到农具的情形，一般的是两三件，最少的是一件，有的户则得到犁、锄、耙、镰刀等全套农具达七件之多。另一方面，新黔日报还根据发放工作的过程，从发放工作的方针、方法，以及组织领导方面进行了连续的报道。如六月十六日、二十六日对于威宁七区、纳雍县纳雍河乡和毕节专区发放无偿农具的报道中，都贯彻了“只发农具，不发现款”、以“少数民族聚居、自然条件坏、生产方式落后”的地区作重点的方针，和向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充分商量、评议发放的方法。在组织领导方面，则连续地表扬了安龙、兴义、炉山、开阳、关岭、天柱等县国营贸易、合作社积极组织铁匠加工、赶制大量农具。这就对各地发放农具工作起了一定推进作用。
第二、配合发放农具、发放耕牛贷款工作，新黔日报还适当注意了对农民进行耕作技术的宣传教育。例如六月十九日“高山苗家学会了做田头活路”的报道，就反映了当地党、政府和汉族、布依族农民积极帮助久居高山的苗族农民学犁田，打耙，表现了各族农民团结生产的新气象。副乡长刚志林、乡干部罗志文亲自到大苗寨，深入田间，耐心地向苗家农民兄弟讲解犁田打耙的方法，二村汉族农民张华光、魏治安和布依族农民王志华教苗家农民李顺清、杨顺清犁田打耙的方法，都收到很大效果。据报道中说，经过各方面的耐心帮助，很多苗家农民已经学会犁田打耙，会做田头活路了，在七月十六日“从牛喝酒到全副‘武装’”的报道中，更生动地描述了黎平县侗、苗族农民怎样由人拉犁改用牛犁田的情景。原来侗、苗族农民对于改用牛犁田抱有很多顾虑，“怕说是懒汉，怕牛穿鼻子，怕牛累死。……”因而，当人们沉重地挖田时，很多水牛却成群地在山坡上啃草。但要改变这种习惯，必须走群众路线。这篇报道写一个青年团员瞒着他妈把牛穿了鼻子，吓得他妈给牛灌酒“壮胆”“去疼”，结果把牛醉倒，报道以这一事例说明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采用召开牛户座谈会带动一般的方法。这个方法被地坪、化民两乡的农民采用后，已“把牛穿了鼻子，上了肚带、背带，……”让它全副“武装”起来，去犁田打耙。现在人们都轻快起来。劳动方式骤然变了。这些事例表明，随着铁质农具和耕牛贷款的发放，对于少数民族农民还必须跟着教会耕作技术，才能真正达到发放铁质农具的目的，并提高少数民族农民使用铁质农具的信心。新黔日报能够适当注意耕作技术的宣传教育，无疑是有助于生产工具的改革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新黔日报通过无偿农具的发放工作，还注意宣传了生产工具改革在政治、经济生活方面所开始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影响。在政治生活方面，该报在很多报道中反映了党、政府的关怀，以及少数民族人民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戴和各民族友谊的高涨。如该报在五月九日“生产方法向前跨进了一步”的通讯中，就一方面反映了荔波县人民政府如何从各方面扶持瑶山瑶族农民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一方面反映了改变“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后，瑶山的夹谷里已出现了一片新气象。瑶族农民每天在山坡上、夹谷里，不时扬起这样一支感激的歌声：
瑶家苦头如深渊，
不见天日住洞穴。
地主把我们的脚儿锁起来，
毛主席把锁来开！
地主把瑶家赶上山，
毛主席把瑶家接下来；
地主把我们的脚儿锁起来，
毛主席又把锁来开！随着生产力的解放，各族人民的政治积极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友爱增强了。如该报六月六日、十六日的报道中，就有从江、施秉、剑河、紫云、纳雍等许多县的少数民族农民在得到无偿农具后，纷纷表示要用爱国增产的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在七月一日“太阳照着四寨乡的苗族农民”的报道中，更描述了苗族农民团结互助和开展爱国增产竞赛的热情。报道中说，凉爽的南风，在田野上不断送来这样嘹亮的歌声：
太阳照在四寨乡，
满田满坝亮堂堂；
你造田来我栽秧，
多施肥料多打粮。这种由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革所激发起的爱国增产积极性，无疑地会逐渐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但在目前条件下，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改革最直接最显著的变化，首先还是生产力的解放和提高。新黔日报对于这一方面虽然报道得还很少，但在某些报道中也显示了这种变化。这就是把十五万多户贫苦少数民族农民的农业生产力的水平，由相当原始的木制农具阶段提高到铁质农具阶段。这不是一个微小的进步，而是标志着前进了几个世纪。他们改变了“刀耕火种”用脚踩田的生产方式，而使用铁质农具和牛犁田打耙；既减少了劳动疲劳、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又扩大了耕地面积。该报在七月二十四日“十五万多户少数民族得到农具”的报道中，就曾显示了生产工具改革后的这种进步。报道中说，盘县八区农民杨海云领到犁和锄头后，把过去要四天才能栽完的三升包谷地，只用两天就栽完了。大定县果瓦乡的苗、彝族农民，把荒了五年以上的三斗地，也开垦种上包谷等作物。贵筑县高坡苗族自治区农民，则修了二十九条水沟，可以灌溉一万五千多挑田。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耕地面积的扩大而来的，就是粮食的增产和生活的逐渐改善。关于这方面的变化，在今年秋后当会看到一些显著的效果。因而，新黔日报以及西南其他边疆地区的报纸，是不应随着无偿农具发放工作的结束而中断了生产工具改革的报道；它更应该深入一个山区、一个乡进行典型调查，组织深刻而感人的报道。通过这些报道，从生产工具改革的实质和效果上，来系统地阐述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底高尚目的，是在于逐步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生产力，并适当满足其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不仅是以少数民族农民为主要对象的报纸，而且也是以少数民族牧民为主要对象的报纸的责任。因为，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内，一方面有广大地区是农业区，一方面在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牧业区，也需要注意改良畜种、改良牧草、改良畜养方法、供应剪毛、挤奶、割草的工具，以及推广牲畜防疫等工作，才能逐步发展畜牧业、达到“人畜两旺”的目的。
第3版()
专栏：
介绍“科学通报”
金宇星
“科学通报”是中国科学院出版的综合性的科学刊物（月刊），是科学院指导科学研究工作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一个工具。它是在一九五○年五月创刊的，一九五二年六月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出版的“自然科学”合刊。最初它主要是反映解放初期科学院范围内科学家的一些活动，和科学院成立后科学研究机构调整的情况；以后则以科学院各研究单位研究工作的报道为主要内容，对苏联先进科学的介绍也逐渐增加。在这两方面，“科学通报”刊登的若干文章曾在中国科学界中发生了一定的影响。自一九五二年一月以后，在领导方面的指示和读者的批评、帮助下，刊物的内容有了一些改进；在介绍苏联科学方面，也做了较多的工作。如关于斯大林论语言学问题著作的讨论，关于科学与生产合作、科学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关于“共振论”和量子力学中唯心论的批判，以及施密特的天体演化学等，都在“科学通报”上占有较多的篇幅。为反对美国在朝鲜和中国所进行的绝灭人性的细菌战的罪行，“科学通报”曾出了一本“反细菌战特刊”。但是，当时的编辑工作还没有把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先进科学、反映国内科学工作情况密切结合起来。结果，刊物的内容形成了大量的翻译、理论文章的堆积，而很少反映中国科学工作的实际。
一九五三年一月，为了改变“科学通报”过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情况，科学院领导方面提出该刊的内容应争取达到如下的三个要求：（一）比较全面地反映全国科学研究工作当前的主要情况和问题，反映我国科学工作的发展规模，宣传和科学工作直接有关的国家政策，报道科学研究工作在国家大规模建设中的作用和贡献。（二）有目的、有计划地介绍苏联先进科学，特别是介绍苏联各门科学发展的道路以及领导、组织科学工作等各项具体经验和苏联科学的新成就。（三）帮助科学工作者扩大眼界、提高思想水平和科学水平，帮助科学工作者解决在工作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开展关于理论联系实际和学习苏联等问题的讨论。
从一九五三年一月号起的“科学通报”所刊登的文章看来，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到在国家开始大规模建设中科学工作的一些重要情况。该刊及时地报道了中国科学院和产业部门一系列的全国性科学工作活动的情况，发表了这些活动中的重要报告或有关的材料。这些活动包括：中央地质部的全国地质工作人员会议、燃料工业部的全国水力发电勘测会议、重工业部化学工业管理局召开的化学工业研究专业会议以及全国植物病理会议和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全国代表大会联合会、中国地理学会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抗生素座谈会等。这些会议的报告或材料的大部分对于当前的科学工作是有指导作用的。和国家建设直接有关的其他的一些重要科学活动，如黄河河源和黄河上游的查勘、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的调查、西藏自然概况的调查、棉蚜防治的大规模试验、小麦吸浆虫的防治工作、东北土壤调查、全国果树生产调查、磷灰石的肥效试验，以及
“镁屑结”加镁法制造球墨铸铁的试验等，“科学通报”中也都有专门报告。此外，该刊还发表了一些讨论科学和生产中重要问题的文章，如对于探勘中国铁、锰、铜、煤、石油等矿产的探讨，生物原刺激素的研究，蓖麻、蚕饲育问题的研究，小麦春冻受害问题的探讨等。
今年的“科学通报”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内容，是一系列的关于中国科学现状的文章。到目前为止，已陆续发表的有：数学、天文学、地球物理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古脊椎动物学、土壤学、语言学、历史学和中国近代科学概况等十几篇论文。这些论文一般都能比较全面地反映本门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有些还进一步提出了对本门科学今后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的意见。
应该着重说到的是“科学通报”认真地执行着毛主席关于要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的指示。刊物中关于苏联先进科学技术的介绍，始终占着重要地位，而且稿件组织得比过去更有目的，范围也更广泛。今年首先注意介绍的，是苏联科学家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启示下所提出的关于苏联科学任务的一些文章。其中包括关于经济学、物理学、机器制造业、冶金工业、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等方面的论文，以及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关于苏联科学院的任务的重要报告。同时，“科学通报”还着重地介绍了苏联科学发展的道路和领导、组织科学工作的经验。其中如托布契也夫的关于苏联科学院发展的主要阶段的报告、关于一九五二年苏联科学院工作的总结以及其他科学家所写的关于三十五年来苏联技术科学的发展、苏联化学的发展等论文。这些论文都很能引起读者的注意。“科学通报”一贯重视报道苏联科学的新成就和苏联科学家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活动。今年除了译载涅斯米扬诺夫和巴尔金关于这方面的几篇总结性的文章外，对苏联科学家在土库曼大运河区、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工程中的工作，以及在恒星起源、半导体、结构设计、细胞起源、蝗虫、非黑土带的增产问题等研究工作的成就，都作过介绍。
“科学通报”反映了许多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和来中国访问的苏联科学家们——如格鲁森科（生物学）、叶菲莫夫（历史学）、沙伊奇柯夫（地理学）、伊凡诺夫（农业科学）、莫西也夫（地质学）、罗吉诺夫（地质学）、倪克勤（水电工程）、阿谢甫可夫（建筑学）等人的活动。苏联专家们针对着中国实际情况所作的专门报告，对中国有关的科学工作，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和指导性，因此极为中国科学家所欢迎。
关于学习苏联的另一系列的重要文章，是根据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的活动所组织成的。这些通过中国科学家自己的体会所介绍出来的苏联科学的情况、特点和历史经验，无疑的，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将发生巨大的作用。
对于介绍人民民主国家的科学工作情况，在“科学通报”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关于朝鲜、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的科学，该刊都有专文介绍。
在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和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悲痛日子里，“科学通报”发表了一系列的中国的著名科学家们写的许多悼念文章。斯大林同志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中国科学家的心里。
为了较全面地、及时地反映科学工作的情况，
“科学通报”特辟了一个“简讯”栏，专门刊载关于中国、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及其他国家科学活动情况的简短报道。
“科学通报”在今年的改进是显著的，这些改进为广大读者所欢迎。但是“科学通报”目前显然还存在着许多缺点，那就是反映情况不够全面，宣传报道不够系统，尤其是没有很好地反映出目前科学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围绕这些问题组织讨论、展开科学工作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情况，使它对科学研究工作还不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但是我们相信，在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在广大科学家和广大群众的关怀和支持下，“科学通报”是能够逐渐克服这些缺点，逐步地来担负起自己的任务的。
第3版()
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江苏省和南京市举办美术创作、民间美术展览会
江苏省和南京市美术创作、民间美术展览会，七月二十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在南京文艺会堂及南京工人文化宫两处展出。全部展览品共八百七十余件，计油画二十三件，年画十三件，招贴画九件，木刻六件，雕塑五件，国画百余件和民间美术部分的扬州漆雕、绒花，宜兴陶器、剪纸，无锡泥人，苏州刺绣，南京云锦，镇江江绸，常州印花土布，松江竹刻，江阴木雕及其他印染图案，竹、木、牙石刻等。展出期间，曾组织各县市代表前往观摩，并举行了两天的美术工作者座谈会，民间美术部分还招待了印度艺术代表团和华侨代表等。观众前后共达五万余人。
这些展出品虽然仅是江苏一省的，但也就能使我们认识到祖国民间艺术的丰富和我国劳动人民卓越的艺术才能，足以鼓舞美术工作者向民间艺术学习。同时，这次展出也检阅了全省一年多来美术创作上的成绩。
大会在展出期间还邀请了江苏省文联、江苏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南京市文物管理处、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等有关机关负责人、代表，成立评选委员会，选出美术创作二十余件，于展览结束后送往北京中央文化部。民间美术部分则全部运往华东，参加华东区民间艺术工艺品展览会。
第3版()
专栏：
关于特写的几点意见
苏联 萨斯拉夫斯基
普·凡尔舍果拉、阿·阿克摩娃、伊·福雷开三同志在“旗帜”杂志（一九五三年第三期）上发表文章，对一九五二年六期（一—六期）摩尔达维亚“十月”杂志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批评家们做了这样的评语：“‘十月’杂志很少使用最有效的、最富有战斗性的文体——特写来阐述该共和国和全苏联的生活。一九五二年特写所占篇幅非常之少……”。
实际上，六期杂志中只登载了六篇特写。
但是，假设进行批判性分析的作者们将他们的视线从摩尔达维亚“十月”杂志转移到登载他们文章的这个杂志上来，会看到怎样的情况呢？他们就会看到，一九五三年五期“旗帜”杂志中只登载了三篇以国内生活为题的特写。这比“非常之少”还要少些。
不过，决不能说“旗帜”杂志在这一点上落在其他杂志的后面，不，它与“新世界”和“星”杂志是并驾齐驱的，它赶过了五期中登载了两篇特写的
“十月”杂志。
非常明显，最富战斗性和最有效的文体还没有在杂志中争得应有的地位——显著的、恒久的和牢固的地位。
特写也没争取到大号铅字。根据不成文的、但根深蒂固的文学上的规矩，特写应该使用小号铅字。无论多坏的短篇小说总是用大号活字刊印，无论多好的特写总会被套上一幅灰色的、细小的特殊装束。假若突然格列普·伊万诺维奇·乌斯宾斯基——著名的特写作家——本人出人意外地出现在我们的杂志编辑部，那么，人们会真正高兴地、以毫不虚假的爱戴来接待他。并且，一分钟也不耽延，立即将他的特写手稿批上：“立即付印！小号铅字。”拿去付印。
这是小事吧？是的，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是很特别的小事。
×××
特写能最有效地描述苏联的现时生活。作为政论体裁的特写是苏联人民英勇斗争和忘我劳动的史册。
假设我们有意识地把十篇特写汇集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将看见一幅鲜明的、有趣的、引人入胜的画面。我们将看见斯大林斯克的高炉，列宁格勒“电力”厂的机器制造车间，就将看见，鞑靼里的石油如何喷吐，新式机器在西伯利亚丛林里如何铺设林间小道，我们就将知道，库班的集体农民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但是，这幅画面里有一种奇怪的特点令人惊讶不解。我们看见南方的沙漠，看见西伯利亚、乌拉尔、高加索山麓，但一点也看不见伟大的俄罗斯平原的中部。一般说来，特写的确“非常之少”，而关于我们中部各州的特写简直就没有。这些地区完全落在特写作家和杂志编辑的眼界以外去了。
发生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征服未开垦的大自然的画面、战胜自然力的画面最能吸引特写作家。那儿也容易发现浪漫情调，而在老的、久已人烟稠密的地区这种情调就比较难于发现。但是要知道，就是在奥尔罗夫辛和斯摩列辛，在库尔斯克州和沃龙涅什州，也可以从日常的、似乎很平凡的社会主义劳动中发现巨大成就、奇迹和浪漫色彩。只是这儿的浪漫色彩不是浮在表面。必须长久和深入地观察，必须对现象加以分析，对人物加以研究。
但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特写作家们倾心于辽远的、未被开垦的地域，在这些地域上正进行着伟大的文化斗争。问题在于特写的自流现象，编辑对特写的领导缺乏计划。“旗帜”杂志第一期刊载了维·帕梁科夫的特写“集体农庄主席”，这篇文章主要是引用克拉斯诺达尔边区的材料；而在第五期，该杂志又刊载了米海依诺夫·喀扎尔切夫的特写“在大集体农庄里”，又是描写这个边区。这样的情况又怎样解释呢？
“十月”杂志一共刊载了两篇特写，而两篇都是关于西伯利亚的，一篇是亚历山大·奥捷尔斯基的“斯大林斯克城的人们”（第四期），另一篇是维·维利奇科的“在北方的森林里”。为什么只有西伯利亚才吸引该杂志的注意呢？
我们决不能谴责“星”杂志缺乏计划和系统。该杂志编辑坚决地肯定：我们的事业就是列宁格勒。因此连特写也只刊登有关列宁格勒的，刊登斯大林大街正如何建筑起来，“电力”厂的杰出的技师们正制造着多么堂皇的机器。热爱自己的城市，特别是当这个城市——列宁格勒——是一件伟大事业的时候。但是编辑限定特写题目的这种作法难道是正确的么？
×××
苏联的特写应该摆脱表面的描写。但我们有很多特写都缺乏分析和批判的成份。当时在这一点上曾经有过它的理由——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理由。合理的是：全苏联都是新鲜事物。每一件成就都曾令人欣喜。特写主要地反映了当前的成绩。它没有去注视明天，也不曾指出今天的缺点。这曾经是特写本身的缺陷。恶劣的“无冲突的理论”甚至也使我们的特写工作遭到了危害。
目前我们看见特写正如何愈来愈变得更加深刻和更富有战斗力。谈到一九五三年各杂志前五期的所有特写，差不多都可以说：都是些有批判、能提出问题的作品。作者们按照一般的规则都以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指示作为自己基本的创作方针。在亚历山大·奥捷尔斯基——特写“斯大林斯克城的人们”的作者——面前，在伊·奥西波夫——特写“大量石油”的作者——面前，在波黎斯·依沙耶夫——写的特写“决定的力量”中谈到掌握新机器，谈到“电力”厂的设计发明者——面前，都提出了新式机器和全部机械化的问题，维·帕梁科夫在特写“集体农庄主席”里则提出了社会主义农业中科学与实践相联系的问题。
但是，在编辑特写时听其自然的态度使某些好的意图遭到了损害。伊·奥西波夫曾指明石油矿场如何使用新的抽汲法，在加压下将水汲入矿井，以便提高石油的地下压力并延长喷油时间。但伊·奥西波夫没提到实际操作的石油矿工们曾向科学工作者提出过合理的要求，要求他们对这一新方法表现应有的理论方面的兴趣。
米海依诺夫·喀扎尔切夫在他的特写“在大集体农庄里”提出某些大集体农庄和某些集体农民好像无处安置余粮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当然是一个地方性的问题。刊载这篇特写在全苏杂志上的时候，编辑本应考虑一下，是否给地方性的问题配上了不相称的声调……
特写体裁的领域非常广阔。其风格色彩有如音阶，起自文艺特写（有时与短篇小说无异），终于政论特写（有时与论文无异）。而占大多数的恰恰是大体上尚有内容、有趣味，但有点枯燥，并且，可惜的是，语言和风格都是晦涩乏味的次等特写。
我们所有的特写都企图不仅要显示生活中新的现象，也要显示新的人物，但人物的表现常常不够鲜明，不够有力。我们不能把这一点特别归咎于政论形式的特写。描写人物形象，体会我们的革新者、建设者和科学家所独具的特点，不仅在一个范围——多半是生产范围，而且也从个性的各方面来表现特写角色——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们有权这样要求文艺特写。可惜，就在这种特写中我们常遇见形象模糊不清的情况和刻板式的描述。
阿那托利·兹洛宾有权将他自己的创作“在第五区的一个月”称之为特写，虽然这一区的地点在运河的建筑工地上没指出来，而人物的名字看起来也是虚构的。这是一篇真正的文艺特写，它的蓬勃生气具有说服力。作者是直接用写实方法描写的。具体性的力量就在这里。但是，要求人名、地名，要求文艺画面完全地确实地符合事实，毕竟有其合法的根据，这种根据是与文艺体裁的特性分不开的。
上述作品中区长茹布错夫的塑像出之于谙练的作家之手。茹布错夫是属于昨天的人物，但他阻碍着今天。他刚毅果断，有经验，有功劳，他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但生活跑在他前面了，他周围的人们已经成长起来，技术已成长起来，而他还是原来的老样子。他试图不择手段地用：吆喝、粗暴的压力、夸大的指标、汇报中虚加补充、玩诡计、直接假造等来赢得成绩。这一定要导致不可避免的破产。
我们相信，人物肖像是符合本来面目的。阿那托利·兹洛宾使用假的人名，是为了避免在各个细节上都要与真实情况相符，这样，他对个别人物刻划了一幅尖锐的典型的艺术形象。但是，在这篇特写中我们没看出作者也同样地对待正面人物——党小组长诺维科夫。诺维科夫与茹布错夫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准确些说可以称之为单独决斗。但作品中诺维科夫的肖像是用渗水过多的颜料涂成的，形象模糊不清。这是一个诚实的、相当聪明的，但缺乏能力，实际上是笨手笨脚的领导者。我们在诺维科夫的画像里看不见鲜明的背景和清楚的远景：既看不见第五区的党员群众，也看不见区党组织上的党领导机关。
假设叫出诺维科夫的真实名字并指出区的地址，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理由怀疑这篇特写事实上和艺术上的真实性。像这样的党的工作者是碰得见的，但诺维科夫的形象被典型化，而且他是被带着正号交给读者的。作者对他的弱点非常宽大，这种不定性削弱了这篇特写给人的印象。
尤其应该抱歉的就是：最重要的有关党作为指导和领导力量的题目在所谓的特写中阐述不多，而且无力。
我们姑且把以国际事务为题的特写搁在一边。这些特写的题目特殊，也应该特别地加以论述。
×××
亚历山大·波波夫斯基的冗长文章“院士贝科夫和他的学生”（“星”杂志第三期）与所有的特写都不相同。就其意图说，这是一篇科学文艺特写，就其完成情况看，却是将科学庸俗化，并将我们杰出的科学家的形象反艺术地歪曲了。
科学成就的普及是最重要的事业，也是最艰巨的事业。作者应该清楚、明显、容易令人了解地来叙述科学问题，波波夫斯基却令人厌倦地喋喋不休，谈得非常含糊。语言贫乏，毫无艺术象征。
但贫乏不仅止此。波波夫斯基谈到巴夫洛夫小学的新的劳作，谈到院士科·姆·贝科夫和年青的科学家亚·亚·洛果夫。他企图揭穿科学探寻的心理，他将他的特写也“心理学化”。这表现在他总是在五个科学家面前走来走去，并且不断地高呼：啊！多么有天才呀！啊！多么有趣呀！哦呀，多艰难哟！哎呀，怎样有才干的人啊！
这既令人讨厌，也令人生气。
而这种对话又有甚么价值呢：
你的父亲是物理学家么？——贝科夫问道。
不，是庄稼人——大学生尊严地回答。
“头脑迟缓的人。”——贝科夫坚决地这样决定。
为甚么庄稼人的儿子应该是头脑迟缓的人？！波波夫斯基将他自己的胡言谰语加之于院士身上。
“星”杂志编辑在这种情况下既表现了对坏的特写不加批评的态度，也表现出艺术鉴别力的薄弱。
×××
虽然在各种作家会议上通常都很关心苏联的特写，虽然没有人否认特写是战斗的有效的体裁这一最重要的意义，但事实上特写仍然停留在次等文艺的地位上，它在杂志中所占篇幅非常之少。它片面地、软弱无力地反映着苏联人民的生活。偶然性和自流现象注定作者们作此选择。许多重大的有关社会主义建设、苏联文化、新的生活方式诸问题仍然停留在杂志视野之外。无论这多么令人奇怪，但，正是像特写这种富有战斗力和有效的体裁，仍不能满足读者在这时期的要求，新的社会高涨和党摆在人民面前的新的任务要求文学的全部力量和所有的体裁都最积极地加入共同的事业。坚决地改变现状，改善对特写的领导——这是苏联作家协会及其出版机关责无旁贷的义务。（李淑君译自一九五三年六月七日苏联“真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