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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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学习了璩寨村支部工作经验以后
——中共平顺北甘泉村支部工作的转变
刁星洁、姚天仓
今年五月间,中共平顺县北甘泉村支部学习了长治璩寨村支部工作经验以后,北甘泉村支部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进。
在学习璩寨支部工作经验之前,有些人因为对学习璩寨支部工作经验的目的和作用不了解,曾有以下两种错误思想:一种是以支部书记王曹喜为代表的。他说:“咱在党校学习时听过苟佩芳同志的报告,人家真有本事;咱这个支部书记就不能和人家比,能力小、文化低,连份农民报也读不下,学了这个经验也没用。”一种是以支部组织委员王长发为代表的,把学习璩寨村支部工作经验和当前的中心工作对立起来,他说:“现在又是生产,又是纠正互助合作工作上的盲目冒进,又是扫除文盲,实在忙不过来,到冬季学吧!”上级党委发觉了这些思想情况后,就具体领导支部委员学习了中共山西省委的“关于推广璩寨党支部工作经验的指示”,并用具体的事例说明了学习璩寨村支部工作经验正是为了做好中心工作。支部委员在懂得学习的目的与作用后,也就发现了自己工作上的缺点与错误。支部委员关茂松说:“现在社会天天在前进,可是咱的领导方法还是老一套,如不好好学习人家的经验,就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了。”“苟佩芳同志能力强,能够创造经验,咱的能力低,只要好好学习人家的经验,也能够把工作做好。”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支部委员认真地学习璩寨村支部工作经验了。
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北甘村支部工作中的问题之一,是对党员对群众缺乏思想教育工作,在党员、群众有缺点和错误时,常常是采取训斥的办法,而不是采取教育的办法。因而有些支部委员就和群众对立起来,支部委员申守珍(村长)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目空一切,瞧不起人,许多党员和群众见了他就有些惧怕。申守珍主持会议时,谁也不愿先到会;大家明明有意见,但都不敢提出来。支委会对申守珍这些错误作风,并没有给予批评教育,而是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支部组织委员王长德就说:“他工作上有办法,叫他一个人干吧!”在学习璩寨支部工作经验时,学到“把提高党员的质量当作首要工作去做”、“克服了包办代替与命令主义的作风,树立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经验后,大家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检查。申守珍也诚恳地检讨了自己。他说:“人家苟佩芳同志看见谁有缺点、错误,是摸思想,找原因,进行说服教育;但是我看见谁有缺点、错误,就是批评打击。这样对工作只有害处没有好处。”申守珍表示决心克服这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并且很有信心。他说:“一个共产党员既然确定终身为人民服务,难道这些缺点错误还不能克服吗?”支部书记王曹喜也说:“苟佩芳同志的工作经验告诉咱们,一个共产党员得有好的思想作风;否则,会把好事办成坏事。”在边学习、边检讨、边改正的方法之下,大家的思想作风有了显著的转变,大家不仅重视了对党员、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工作,而且还考虑到教育方法问题。对过去因受批评过多而情绪消沉的人,支部委员就设法启发这些人的积极性,表扬其中积极工作的人。随着支部委员的思想作风的转变,党内的民主空气也较前增长。党员贾忠信敢于针对支部委员过去的不民主现象,提出批评,并说:“过去支部委员光给党员任务,不给党员办法;积极的得不到表扬,落后的被批评得抬不起头来。”党员、群众普遍反映:“自从支委会学习了苟佩芳的工作经验之后,支部的领导作风变了样子。”
克服了互助合作中的急躁冒进情绪
在学习璩寨村支部工作经验中,北甘泉支委会检查出在互助合作工作中的急躁冒进情绪较为严重。去年冬天,不问群众愿意不愿意,即将全村十一个互助组合并为六个大组,每组都在三十户左右,除了两个组基础较好不需要纠正外,其余四个组是大组套小组、小组里面还有单干户,大家的生产劲头都不大。纠正的办法是这样,由有关的干部首先在群众大会上检讨了自己的急躁冒进情绪,尤其是“重社轻组”的思想,保证今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最后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将四个大组改编成八个小组。又重新考虑了支部委员之间的分工问题;决定今后除支部书记王曹喜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外,其余十个支委分工领导全村的互助组。支委开会不仅要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情,同时要讨论互助组和单干户的生产问题。由于支委会重视了思想领导,互助合作中的其他问题也逐一得到了解决,因而大家的生产劲头大了。夏种期间,在短短的五天内,全村种完了四百五十一亩玉茭,三百九十七亩谷子,而且接受了技术指导,改进了耕作方法。
发挥了宣传网的作用
在学习璩寨村支部工作经验以后,北甘泉支委会体会到:党的宣传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开路先锋,是克服强迫命令的有效武器,因此对本村的党的宣传工作作了一番检查与整理。全村虽有二十一名宣传员,十五个读报组,但由于党支部对宣传网组织的作用认识不足,因而放松了对宣传工作的领导,特别是没有使宣传工作为生产服务。因此,虽然也进行过一些宣传工作,但宣传内容非常贫乏。对此,支部书记王曹喜、支部宣传委员贾焕珍都作了检讨。为了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支委会决定支部副书记申开基与宣传委员贾焕珍等共同负责领导宣传工作,使宣传工作更好地为生产服务。经过整理后的北甘泉村宣传网组织,在紧张的春耕生产中空前的活跃起来了。广播台、读报组、黑板报宣传了生产经验及时事新闻,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鼓舞和推动了全村的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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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研究工作是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苏联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特点之二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团员 刘大年
没有明确目的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苏联是不存在的,其他门类的科学是这样,历史科学也是这样。把历史研究工作作为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它来和革命的敌人作斗争,这是苏联史学研究的目的,也是苏联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我们拜访过的苏联许多著名的史学家,不管他们是那个范围内的专家,也不管他们是壮年人或老年人,都一致地认为自己是苏维埃的战士,他们的责任是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反对各式各样的敌人相结合,同一切苏维埃的敌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被认为是这种结合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宣传共产主义。苏联史学家告诉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只要深刻认识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法则,不把历史美化,也不把历史丑化,就能够使历史科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发生影响,在和革命的敌人作斗争中取得胜利。
为了实现这个原则,苏联学者强调要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指示,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关于这方面,他们做了很多重要工作。例如对苏联现代史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全面地说明苏维埃社会的历史是推翻旧制度,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并在列宁、斯大林党的领导下胜利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对苏联现代史的各方面则进行专题研究,分别说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苏联国家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实现;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与苏维埃民主的发展;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等等。又如对苏联境内各民族的历史进行专门研究,阐述各民族历史发展中一切最根本的问题。苏联境内有五十多个民族,其中许多民族过去没有自己的历史记载,有的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没有文字。经过苏联史学家、考古学家们的努力,现在已经写出多种有关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形成的历史。如乌克兰史、白俄罗斯史、拉脱维亚史、雅库斯克史、布利亚蒙古史、塔吉克史、哈萨克斯坦史、吉尔吉斯史、格鲁吉亚史、中亚细亚史等等。在所有这些著作中,都强调说明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光辉成就,说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能够把各民族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反之,以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的多民族的资产阶级国家,必不可免地引向各族人民内部的斗争,各民族的分裂。同时,这些著作也具体指出俄罗斯人民以及俄罗斯工人阶级对其他各族人民所作的巨大帮助,通过具体事实宣传苏联境内各族人民团结合作的思想。
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苏联学者们特别注意在自己的工作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揭穿资产阶级对历史的伪造。资产阶级思想在历史学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如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思想,它们打着不同色彩的旗子,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抹煞历史的阶级斗争,宣传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苏联学者的经常任务之一,是要及时地批判这种思想的实质,清除某些人思想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影响。在苏联的许多历史著作中,大家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目前苏联史学家正在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编写卷帙浩繁的世界史。他们说,以往资产阶级学者写了许多关于世界史的著作,但是资产阶级学者所讲的主要是欧美的历史,对俄国、苏联及东方各国讲得很少。其目的是宣传“欧美中心”主义思想。现在,苏联学者正在编写的世界史,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世界各国的历史,批判资产阶级的荒谬、错误的观点,把东方和西方发展的有机联系表现出来。
苏联历史学家着重指出:目前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正在可耻地利用历史学为侵略战争服务。资本主义国家出版了大量的伪科学著作。在那里,美国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们,竭力宣传“世界主义”,试图从历史上证明追求世界霸权的狂妄企图是合理的。他们颂扬美国的假民主,捏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年代的历史,替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开辟道路。苏联的历史科学有责任揭穿这些历史伪造者的丑恶面目,深刻地阐明世界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斗争中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现在事件的本质及其发展方向。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九五三年的研究计划中,就规定要在今年五月间举行关于揭露美英帝国主义伪造现代历史的讨论会,来系统地揭发美英帝国主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和对苏联历史的无耻捏造。
研究世界人民革命斗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为苏联史学家所重视。他们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大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影响,进行了许多研究工作。如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胜利和经济、文化建设成就的历史,世界和平民主运动高涨的历史,等等。
现在苏联史学家正在编写的中国通史,就是属于这方面的工作。这部著作的任务,是要论述中国从远古到现在的历史。它要说明中国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及其交替的特点,阶级斗争和人民运动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它不仅要阐明伟大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阐明它的文化发展。对于中国现代史部分,将要分析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解放斗争的影响,还要揭露美帝国主义企图奴役中国人民,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侵略政策。最后也要说明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现在的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改革的成就。
苏联学者特别注意到,斯大林在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认为这个演说对苏联历史科学提出了研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的任务。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有些研究单位已经在他们的计划中列入一些新的题目,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各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影响,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等。在这些题目中,将要科学地阐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
十分明显,苏联史学界正在从事的这许多科学研究,都是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的。它和人们当前的实际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但对于帮助苏联党和政府教育人民向共产主义前进是不可缺少的,对于帮助世界人民胜利地进行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也是不可缺少的。
在过去,苏联史学界中有过波克罗夫斯基一派,认为政治和历史没有关系。他们反对把历史研究和现实生活相结合,主张用客观主义处理历史问题,结果只有引导到反历史主义。苏联史学家指出:和波克罗夫斯基相反,我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人们了解过去,也了解现在,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马克思本人总结了人类的历史经验之后,得出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的结论,这对所有先进的人们有着极大的启示作用。
今天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者,在他们的作品中从来没有忽视过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根本目的,但是他们不敢说出这个事实,并且要矢口否认。这是由于他们的论点是建筑在虚构历史和歪曲历史真相的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迫近死亡的最后阶级,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不这样做是不可能的,而这样做,想逃避死亡也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我们碰到有些青年同志,他们怀疑历史科学在我国当前的伟大建设事业中究竟有什么作用。在我了解了苏联历史科学的目的性之后,认为可以这样解释这个问题:在革命战场上人们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武器,历史学是其中的一种,如果使用得好,就能利用它来有效地打击敌人。按照苏联史学家的说法是:历史科学在任何时候都是共产党人手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问题是在于站在历史工作的岗位上,应该如何来提高我们掌握这门科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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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新的一代以更多更好的文艺读物
——关于目前儿童文艺读物的创作、出版等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钟洛
少年儿童们不断地向老师、向报刊、向文化界、出版界要求更多更好的文艺读物,他们对现在的文艺读物感到不满足。这种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几年来,我们出版了不少儿童读物。据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的不完全统计,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这一时期,全国共出版少年儿童读物二千三百多种,四千一百六十多万册(不包括连环画册)。在这中间,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文艺读物。如小说“罗文应的故事”(张天翼)、“志愿军叔叔和朝鲜小姑娘”(魏巍)等;故事“鲁迅和他少年时代的朋友”(冯雪峰)、“小燕子万里飞行记”(秦兆阳)、“铁娃娃”(李伯宁)等;诗歌“毛主席的小英雄”(柯仲平)、“我真想入队”(金近)等;剧本“蓉生在家里”(张天翼)等;连环画册“鸡毛信”(华山)、“侯哥弹和他的少年队”(余金)等。这些作品,都受到广大的少年儿童们的喜爱。但是,这些成绩跟实际的需要太不相称了。一般说来,在儿童文艺读物的创作和出版等方面,进步太慢,至今还存在着相当落后和混乱的现象。
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儿童文学组,最近抽阅了解放后出版的儿童文艺读物二百八十余种。其中好的或较好的(有教育意义,有相当艺术水平,并为儿童所喜爱的),还不到二十种。其余的,不是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新中国的教育原则,就是不真实地表现了新的少年儿童的生活;或者是写得枯燥无味,公式化;还有的文字不通。有几种甚至引起了儿童混乱思想,或者对儿童心理产生了坏的影响。
例如:天津知识书店出版、碧野著的“小共产党员”,写部队里一个有流氓习气的小通讯员,违反纪律,打人骂人,偷懒调皮,最后因为在战场上背回受伤的营长,被批准入党。这本严重歪曲革命部队、歪曲共产党员形象的书,给予儿童们极坏的影响。又如上海光芒出版社出版、何公超著的名为
“抗美援朝寓言”实际是根据“聊斋”改写的“狡猾的狼”,其中一篇“牧羊人的妙计”,用了两个牧羊人捉了两只小狼躲在树上,使老狼来回奔走,趁它精疲力尽时打死它的故事,来譬喻今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作者讲了这两个牧羊人的妙计以后,并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们只要如何如何,就可以战胜美帝国主义云云。有个孩子看了以后,就问老师:“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没有?”这就是这个“妙计”的副作用了。再如上海启明书局出版、贺宜著的“聋子大会”,其中“画皮”一篇,也是根据“聊斋”改写的,讲一个妖怪吃小孩子的故事,内容很恐怖。在写儿童新的生活的书里,则是充满了斗争、坦白、批判这个或那个思想、主义等等。
从这些书里,可以看出目前儿童文艺读物的落后和混乱情况。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先从创作方面看。目前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上的一个主要问题,正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四
一年关于儿童文学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所指责的:儿童文学脱离了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基本任务。正是这样,很多作品,在“用什么思想教育儿童和怎样教育?”这一基本问题上,是不够明确的。它脱离了“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五爱教育原则,脱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向儿童灌输了一些不正确、不健康的东西。
我们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家,严重地脱离了儿童的现实生活。他们不理解今天的少年儿童对祖国和世界的一切新鲜事物、一切政治事件显示了多么浓厚的兴趣,多么巨大的关心。他们也没有体会到祖国明天的主人们的新的性格和品质正在飞快地成长和成熟。他们仍然戴着十年二十年前的老花眼镜,认为儿童的生活反正就是小猫小狗打架,听外婆讲故事等等。或者,就违反了儿童的特点,生硬地、教条地把成年人的一切套在儿童身上。有些书里的人物,满口政治名词和空洞的教条,没有性格,更谈不上典型的创造了。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可以说是儿童的灵魂工程师吧——的心胸和视野,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不及儿童来得广阔和热情的。
文艺界对儿童文学事业的关心,也是非常不够的。在这里,使人不得不想起伟大的高尔基和鲁迅先生重视儿童文学的光辉榜样。我们有些作家的创作态度是不够严肃的,他们以为儿童文艺作品最容易写,就随便写,据说有人一天就能写出一本来;有人把十多年前的作品随便地出版,也不管这些作品在今天有没有教育意义或者有多大的教育意义。这种草率从事、不负责任的态度,怎么能不助长儿童文艺读物出版工作中的混乱现象呢?
再看出版方面。我们的公营出版社、公私合营出版社和少数的私营出版社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和保持出版物的质量,出版了一些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的儿童文艺读物和连环画册,但是,由于稿源困难,它们没有能出得更多。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一些私营出版社在给人民日报的信里,都希望得到更多专业和业余的作家、画家的帮助和支持,这个要求是应该被接受的。到目前为止,在出版方面,还是翻译多于创作的;今年的情形比前几年好些,创作也还是太少。儿童们老是问:
“为什么我们的作家创作得这样少呢?”
然而,严重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还不只是数量的问题。不少书店出版了大量的内容低劣甚至有错误的书。如一九五○年上海私营大东书局出版的一套
“小主人文库”,短时期约稿,很快出版,错误很多。有些书店老板唯利是图,用请客送礼的手段拉拢一些不负责任的作者,印书赚钱。至于思想教育等等,他们是从来不考虑的。某些书店到现在仍在出版或重印解放前出版的那些无聊、庸俗、甚至神怪、色情的坏书,向儿童读者推销。如上海儿童出版社,最近仍在出版宣传封建迷信的唱本,宣传“五百年前造下罪,来到今世躲不清”(“洗衣记”),宣传一个人娶了四个老婆(“双头马女拐男”)。上海有一些出版社是被称为“皮包书店”的,就是说,除了老板的一只皮包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没有编辑部,连地址也没有。但这种“皮包书店”,却经常在出版儿童读物。
有些文化、出版主管部门在思想领导和行政领导工作上,都表现了严重弱点。某些领导干部,简单地把对少年儿童的思想教育工作看成一般的行政工作,不正确地理解出版自由,而忽视了在思想战线上应该以工人阶级思想、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自然也包括儿童在内)这一严重任务。对那些“资产阶级的习气,资产阶级营业性的、生意经的出版事业”(列宁)的危害性,是认识不足的。如昆明市流行的很多坏的连环图画,都盖有市文教局审查通过的图章。文教局把审书权移交工商局,而工商局又把它移交给商人集团“连环图书出租联合公会”,这样就索性放弃了领导,让大量有害的书合法地在儿童中流传了。
在发行工作方面,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新华书店通过它的分支机构,每天把成千上万的儿童读物发行到全国各地去。但是,在这些大量的图书里,也包括了一些不好的书;前面所说的那些有错误、有问题的书,大部分就是在新华书店买到的。孩子没有选择力,只要书店里有的,他就认为是好的。同时,新华书店的发行工作也有相当大的盲目性,甚至还有摊派现象。这样,在某些地区,把儿童读物派到老大爷手里;而在更多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儿童们常常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读物。在一些大城市里,公营书店也没有主动地、经常地和学校联系,和文化馆、图书馆联系,推广一些比较好的文艺读物。我们调查了北京一些小学的图书馆,很多好的新书都没有,它们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有哪些好书出版。在某一个小学图书馆里,有“城与年”,但没有像“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这种更适合于儿童的书。
许多教师和关心儿童文学事业的人,向报纸提出批评,说报纸、杂志对儿童文艺书籍的介绍和批评太少了。这种批评是正确的。一般报纸、刊物在这方面确实做得不够。甚至作为全国少年儿童自己的报纸的中国少年报,从第一期到第八十九期(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三日出版)为止,一共只介绍过五本书,在去年寒假和今年暑假时开过两回推荐书单。中国少年报曾发表过一些好的创作,为少年儿童们所欢迎,但在介绍好书方面,显然是太不能满足少年儿童的需要了。
由于发行、推广工作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在好的或较好的儿童文艺读物没有占领大量阵地的地方,坏的书便代替了它们。以目前的情况说,在少年儿童中起相当大的影响的,是出卖和出租旧书和连环画册(“小人书”)的书铺和书摊。这些旧书和连环画册中,有小部分是比较好的,有教育意义的;但大部分是旧的(即解放以前出版的),充满了迷信、神怪、黄色的毒素的。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到边远地区、中小城市,都是如此。在昆明一地,出租连环画册的有一百二十八户,出租的书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坏书。这些含有各种毒素的旧书和连环画册的影响之广和深,是惊人的。有些学校里有些班级全班人人都看,有的孩子不吃早点,省下钱到书摊去租,没有钱就赊账,甚至欠到两三万元之多。
学校里图书馆的书少,新书更少;课外阅读要是又得不到正确的辅导,那么,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少年儿童们自己到小人书摊、旧书铺去乱看呢?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那些封建的、神怪的、色情的毒素,每时每刻地侵蚀儿童们的纯洁的心灵呢?少年儿童们热情地从各种各样的书本中去找寻各种各样的摹仿的榜样。下面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甘肃天水分区某完全小学有个学生,看了“荒江女侠”,抛弃学校和家庭,到大树林里练武去了;这种事二十年前发生过,今天仍然发生。四川成都济川中学一个学生看了“塔里的女人”,成天胡思乱想,因而留级四次。北京市宣武区糖房胡同小学五年级全班每人都有绰号。孩子们受了坏书的影响,有的组织秘密团体,拜把结社;有的上课不守秩序,不听老师的话;有的晚上被恶梦吓醒,不敢走黑路,晚上不敢上厕所;有的欺侮女同学,打人骂人。很明显,一本坏书的影响,也许可以抵消了教师一个月的辛勤工作。有不少教师,正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扑灭这些不断侵袭来的毒素,保护新生一代心理上思想上的健康发展;并且细心地、认真地在告诉孩子们应该阅读些什么和怎样去阅读。但是,也有不少教师,眼看着孩子们每天受着各色各样毒素的侵蚀而无动于衷,眼看着孩子们学着“大侠×××来也”而若无其事,只管教自己的书,好像传授知识和培养优良的道德品质是不相干的两回事,这不是很奇怪的现象么?
目前全国小学生和初中学生,已达五千万人以上,他们迫切需要健康的读物。但是,从上面可以看出,在作为培养儿童新的品质、向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工具的少年儿童文学读物方面,从创作、出版、宣传、发行、推广直到辅导阅读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上都存在着亟待改进的现象。而这些环节,是一环扣着一环,分不开的。其中最主要的、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环,毫无疑问,是创作。没有一定数量的好的作品,什么都落了空。但是,这样说,并不能意味着其他的环节可以减轻它的责任。出版、发行、推广工作不改进,用什么来保证每一部好的作品都能和儿童读者见面呢?因此,要改进这种情况,就需要作家、出版家、青年团和少年先锋队的组织、教师、辅导员、以及一切有关领导部门和广大的家长们的共同努力。让大家都来关心和重视这件工作吧。为新生的一代多做一分工作,就是为祖国的明天增加一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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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有很大成绩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一年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已有很大成绩。
西南各级人民政府重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从一九五零年起,就开始在贵州凯里苗族地区、四川平武藏族地区和西康的藏族地区与彝族地区,帮助当地少数民族建立自治区。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内,各级人民政府培养了近万名的少数民族干部,为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准备了良好条件。去年八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公布后,各级人民政府和中共各级党委会都派了干部或工作队,到各地帮助少数民族进一步推行区域自治。一年来,在全区建立相当于专区级的自治区有:西康省凉山彝族自治区、四川省藏族自治区、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其中云南省在最近一年来,即在一百二十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现在云南全省已有彝族、傣族、傈僳族、景颇族、回族、拉祜族、爱尼族等少数民族的部分地区相继实行了区域自治,傣族、景颇族、拉祜族和傈僳族已实行区域自治的地区,达到这些民族聚居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各地民族自治区在成立前后,都得到上级人民政府的具体指导和帮助。贵州省人民政府在去年九月间曾派出一百五十人的工作队,帮助炉山县苗族人民建立了炉山县苗族自治区。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在筹备期间云南省人民政府就派出民族工作队前往帮助。
各地民族自治区都取得各民族领袖人物的同意和按照各民族人民的志愿建立的。这些自治区在建立前都经过较长期的筹备。其中以两个或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联合建立的自治区,如贵州省惠水县布伊族苗族自治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都经过各民族领袖人物和各族人民代表的充分协商后建立起来的。
在建立民族自治区时,各级人民政府都注意帮助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能够享受自治权利。许多民族自治区内人口较少的民族,已依据当地情况分别建立了自治区。如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就帮助境内爱尼族人民实现了区域自治。
各地民族自治区建立后,自治区内各民族人民都享受到民族平等的权利,因此加强了民族团结,并推进了各项建设工作。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也得到了改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各族人民,今年团结生产,改变了过去的耕作习惯。仅原车里县今年兴修的六条水沟共长二十里,并修补了大小水沟一百多条,估计可使全县增产谷子一百四十多万斤;在普腾、勐旺、勐遮等坝子,已有许多住在山区的少数民族人民,下坝来和傣族人民共同生产了。(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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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中的玉树藏族自治区
新华社记者 张坚
今年夏天,记者访问了青海省西南部的玉树藏族自治区。这个自治区,四面被昆仑山、巴颜喀喇山和唐古喇山环绕,通天河横贯其中。十万多藏族人民,游牧在这一块美丽而富饶的草原上。
夏季,是草原上紧张劳动的季节。牧民刚接罢羊羔,又在愉快地收获羊毛。各部落的帐房,已从冬季牧场搬入凉爽的夏季牧地。在碧绿的草原上,渡过了寒冬的成群的牛羊,贪婪地吃着新生的绿草。牛羊慢慢地肥壮起来了。妇女们在忙着挤牛奶打酥油。孩子们也在帐房附近放牧着小牛、小羊。在草原和山峦中的古代驿道上,成群的牦牛运输队,络绎不绝地来往在西宁、西康、西藏等地。在这美好的季节里,牧民紧张的劳动着,衷心感激毛主席给草原上带来了幸福和安宁。他们歌唱着:
毛主席像太阳,
照在美丽的草原上,
牛羊肥壮了,
人儿也健康。
过去,这时正是马步芳匪军抢掠牧区的时候。仅在一九四一年,玉树全区人民被抢去的各种牲畜就有二十二万多头。现在,人民政府派出的大批干部,正来到各个部落,帮助牧民发展生产。今年夏天,青海省人民政府畜牧厅派出防疫队,到自治区各部落进行兽疫防治工作;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三个贷款小组,深入到牧区帐房发放三亿救济款和八亿畜牧贷款;国营贸易公司的五个流动贸易小组,驮着近两千驮茶和青稞等物资,到各部落作生意。
玉树藏族自治区自一九五二年二月成立以来,各方面都在蓬勃的发展着。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健全了称多、囊谦两个县人民政府,并在全区经过重点试办已经成立了十个牧民们爱戴的消尕政府(相当区级)。参加人民政府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已有二百四十六名,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将近四倍。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的主席、县长、科长和消尕长等职务,大都已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由于少数民族干部努力工作,使自治区各项建设事业获得很大成绩。三年来,全区各种牲畜逐年增加。一九五二年牛羊比一九五一年增殖了百分之十一。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医疗设备和药品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四倍,在称多、囊谦两县增设了两所医疗所。玉树完全小学的学生,比一九五一年有了增加,教课内容以藏文为主,称多、囊谦两县还新设了两所初级小学。为了发展藏族文化教育,自治区新建立了一所藏文印刷厂。国营贸易公司,在供应和收购方面,都比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前增加了三倍以上。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逐渐提高,特别是与西康、西藏两地物资畅通以后,自治区首府结古市就很快繁荣起来。去年由西康运进的茶叶有一百万斤;到西藏运货的牦牛先后达三万头。今年,由西藏运进大批氆氇和藏族妇女喜爱的装饰品,由西宁运进二十万斤青稞。结古市市区向西扩展了半里路,增添了不少房舍和商店。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中共地方委员会等机关的修建工程,正在紧张地施工中。现在,各部落的土产、特产品正陆续集中结古市,街上来往的僧俗人民川流不息,国营贸易公司新修建的七间宽大的门市部前,整日拥挤着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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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新疆省组织民间兽医人员给牲畜防治疾病
新疆省广大牧区的各级人民政府,今年普遍组织民间兽医人员给牲畜防治疾病,减少了牲畜的死亡。
新疆牧区广阔,兽医干部缺乏,为普遍展开兽疫防治工作,今年在春牧期间,阿山、喀什、伊犁、塔城等专区,都先后召集了民间兽医人员座谈会、代表会和牧民会,交流了防治牲畜疾病的经验,研究了各种牲畜疾病的防治方法,并将民间兽医人员组织起来,给牧民的牲畜治病。托里县把全县一百三十名民间兽医人员组成四十一个小组,分别到牧场、草原给牲畜治病。他们在春牧期间,就治好大小牲畜二千多头。该县还在各区、乡成立了民间兽医小组。乌恰县一、二区在民间兽医人员的配合下,三、四两月就曾医治大小牲畜六千五百多头。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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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晖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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