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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实现国家工业化，教育工作者应大力为国家培养工业建设人材
张健
今天，正当我们伟大的祖国开始从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时候，全国高等及中等专业教育工作者要在思想上明确认识到：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为国家大力培养工业建设干部。
大家知道，只有发展工业，其中首先是发展对国防和经济建设起决定作用的重工业（五金、动力、燃料等），才能使我国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国家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其中也包括教育事业，才有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从而才能使我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发展工业必须具备若干条件。斯大林同志一九三一年在“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的演说中，曾明确提出培养工人阶级新的生产技术干部问题是发展工业的一个必要条件。斯大林同志这样说：“如果我们现在真正要实现苏联全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计划，那我们就须使我们有更多三倍五倍的工程技术人材和工业指挥人材。”“这就是说，我国已经走入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此时工人阶级应当造就它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界，即能维护它这个统治阶级在生产中的利益的生产技术知识界。”（“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年版，第四五九页）在这里，斯大林同志不但向教育事业提出为工业建设培养技术干部数量上的要求，而且还着重提出质量上的保证。大家知道，苏联早已造就成一支庞大的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最先进的科学知识、生产技术所武装起来的对工人阶级事业忠实服务的工业技术干部的队伍。现在苏联已经有工业建设的工程师六十五万人，中等工业技术人员百万人以上。
中国过去是一个经济上异常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各级工业教育也很落后。根据一九四六年度的统计，全国高等学校工科学生仅占全国高等学校学生总数百分之十八点九；由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七年的二十多年中，仅有高等工科学校毕业生三万一千人；中等职业学校共有毕业生十五万人，估计其中工科约占三分之一左右即五万人。而且这些学生多半是学非所用，很多人并没有机会参加工业部门工作。新中国成立三年多来，已把工业教育这种落后状态加以改变。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之下，全国教育工作者已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的工作。例如：（一）进行了教师思想改造和加强学生政治思想教育，部分学校配备了政治上较强的领导骨干，建立了经常的政治工作制度；抽调在职干部入学，开始办理工农速成中学，培养工人阶级出身的技术干部。这都使全国高等和中等工科学校政治质量上有了初步的保证。（二）进行院系调整后，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工业学校由三十一所增至四十三所（内有两所暂附属在普通大学内），在校学生达到六万七千八百七十人，占全国高等学校学生总数百分之三十三弱（即占高等学校学生总数第一位）；工科占各科总数比之国民党统治时期增加百分之十四，在校学生绝对数则增加两倍多；三年来，已经培养了二万一千多人出校工作。全国中等技术学校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五二年全国已有中等工业技术学校一百八十八所，在校学生达到十一万二千余人；三年来毕业生虽无精确统计，但估计在三万人以上。（三）开始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有步骤地进行了教学改革。全国高等工业学校现已聘请近百位苏联专家来帮助我们修改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这是进行教学改革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许多学校中，教师们都在努力学习俄文，有些教师一面学俄文，一面翻译教材，一面试教，逐步地将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传授给学生。（四）开始注意培养一批工科师资。三年来全国高等技术学校留助教千余人，留研究生五百余人；中等工科学校也补充了不少的师资。这些方面，就替今后全国工科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但另一方面，目前在全国工科教育中仍然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主要的有下列几点：（一）工科学校的师资量缺质差，急待培养补充新的师资和提高原有师资的政治与业务水平。根据一九五二年下半年的统计，全国高等工科学校共有师资七七九四人，其中有工业技术课专任教师五一三三人。现有教师三年来虽然有不少进步，但他们的教学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新的教学任务，有的需要培养提高才能胜任教学工作。假如我们按照苏联的师生比例，即一个教师教十个学生来计算，那末，现在全国高等工业学校尚缺少师资三千余人，今后五年内共需补充万余人。从质量上来说，现在工科大多数的师资都和工业建设的实际缺少应有的联系，因而造成教学工作脱离实际的现象；同时，还有些人至今尚未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存在着忽视政治的倾向。（二）校舍较拥挤，设备较简陋，影响教学质量。据一九五二年的调查，旧有的校舍约有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左右是年久失修急待修缮的。旧中国的工科学校设备原就很差，再加上经过了十余年战争的破坏，许多学校试验室留下的设备都残缺不全。就以设备较好的清华大学来说，有些试验室也需要补充人民币七十亿元的设备才能便于教学试验。（三）由于过去三年来高级中学发展太少，工农速成中学的规模还不很大，因而高等工科学校缺少足够的学生来源。一九五二年度招生三万三千余人中，的确有二十分就录取的现象，这样就降低了入学的标准，造成教学改革中学生程度参差不齐难于跟班上课的困难。（四）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专业设置尚未完成，中等技术学校仅在进行部分的调整，高等工业学校的专修科和中等工业技术学校培养的目标尚不够明确，随之造成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不统一，课本教材不适用，教师教不好和学生不愿学的混乱状态。（五）旧中国教育不重视健康的恶果和改革过程中的忙乱现象，造成师生健康不良，也影响教学效果的提高。总之，师资质量差，校舍设备少，学生程度低，院系调整专业设置未完成，师生健康不良等问题，如不有计划地加以解决的话，那末教学质量将不易提高。今后虽可能在数量上供应工矿交通部门的需要，但毕业生的质量就难于保证，专业分类的供求上也很难求得一致。
今后全国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在原有的工作基础上，大力贯彻“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以便在今后五年内，造就出超过现有工业技术干部数量两倍左右和质量上较好的技术干部。要完成这样的艰巨任务，首先全国教育工作者要在思想上掌握下列的教育建设方针：
第一，要明确整顿巩固和重点发展各级工科教育并逐步提高其质量，这是国家整个教育事业的重点所在；因此，就要在师资供应、学生来源、经费设备上使其获得应有的保证。大家知道，国家整个建设的重点是发展重工业，因而人力与财力首先是要投资到重工业建设上去，投资到教育建设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因而全国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国家有限的人力、财力的使用上，必须首先照顾到重点—工科教育的需要。例如一九五三年高等工科学校的师资培养与招生，在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比例中都占百分之四十以上；基本建设占百分之五十以上，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对工业建设与工科教育有关的其他教育事业，也要有适当的比例的发展，否则不但直接影响工科教育的发展，而且也影响工业建设的进度。如果我们只孤立地办工科教育而不办好综合大学及其研究部，高等工科学校就无普通课的师资；如果不办好高等师范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就无普通课的师资；如果不办好高中及工农速成中学，就无学生来源；如果不办好医科，工矿交通部门就无医生，职工的健康就难于保证；如果不办好农科从而不能迅速提高农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就要缺乏原料、市场和粮食。我们知道，苏联的高等学校各科之间是有一定的比例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高等学校毕业生中各科的比例如下：工科占百分之三十八；师范占百分之二十三；农科占百分之十七；卫生占百分之十五；财经、政法、文化及其他占百分之七。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比例是：工科占百分之四十三；师范占百分之二十三，农科占百分之十六；卫生占百分之十；其他占百分之八。到一九五二年为止，苏联共有高等学校毕业生二百万人，其中师资及文化工作者七十五万人，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工程师六十五万人，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五；医生近三十万人，占百分之十五；农学家二十多万人，占百分之十；财经、政法及其他十多万人，占百分之五。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六日苏联专家福民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报告）由此可知，虽然各个五年计划因具体情况不同各科比例也有所不同，但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科第一、师资第二、农业第三、卫生第四、财经政法及其他第五的比例仍是一样的。随着工业化的实现及人民生活的改善，到了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师资及卫生的比例才有显著的增加。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级教育的比例是：高等教育在校学生增加到百分之二百三十七点二；中等学校在校学生增加到百分之二百七十二；初等学校在校学生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六十三点九。第二个五年计划各级学校比例是：高等学校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三十一点一；中等学校增加到百分之二百二十点三；初等学校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一十九点一。由此可知，苏联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各级教育发展的比例是以中等教育第一位，高等教育第二位，初等教育第三位。他们所以如此重视中等教育的原因，就在于它是承上（供给高等学校学生来源）启下（接收小学毕业生并供给小学师资）的枢纽。中国过去三年来各级各类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小学发展太快，高级中学发展太慢，这就造成高等学校招不到足够的学生和国家财力难于供应小学费用的脱节现象。今后五年内，必须逐步设法使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适应国家建设（首先是工业建设）和教育建设本身的需要，按比例地进行，这样才能保证为国家培养数量上质量上皆能适应工业建设需要的技术干部。
第二，各级工科教育本身要贯彻专业培养和专材专用的方针。这就要根据今后数年内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有计划地来进行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的工作，以便积极贯彻专材专用的方针，克服过去工科教育“通而不专”学非所用的弊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工业教育各类所占的比例也要力求合理，这就是机械占第一位，土木建筑占第二位，地质钻探占第三位，动力电气占第四位，选矿采矿占第五位等等。这样才能保证重工业获得优先的发展。同时，高级工业人材和中级工业人材也要有一定比例。苏联现有二百万高级专家，三百五十万中级专门人材，这种比例可做为我们的参考。
第三，采取长期培养和短期训练相结合、目前需要和国家长期建设的利益相结合的方针。今后要能真正造就一批掌握苏联先进科学技术的高级工业技术干部，就需要适当地延长高等工业学校本科的修业年限，即由现行的四年制逐步地分批地改行五年制（如哈尔滨工业大学）。但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需要工业建设人材又多又急，如果只限于长期培养，质量上虽较有保证，但数量上和时间上就难于满足生产部门的需要。因此，在中等技术学校尚未整顿办好之前，只好在大学办理以培养高级技术员为目标的二年制的专修科。大约在一九五五年以前，每年都要招收万人左右，一九五六年后，专修科将逐步减少以至停止招生，将它的任务移交给中等技术学校办特别班。究竟那些高等工业学校本科修业年限延长和那些学校要办专修科，这要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和各个学校具体情况来确定，并逐步地来实现。
为完成今后培养国家工业建设人材的任务，不但要大力贯彻上述方针，而且要具体采取下列步骤：
第一，要大力加强全国高等工业学校的政治思想领导，有计划地改变学生成份，从而保证工科教育的政治质量。为此，就要继续充实高等工业学校行政领导（即配备政治上较强的干部）骨干，有计划地向师生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健全政治辅导工作，发展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办好工农速成中学，增加高等工业学校学生中的工农成份。
第二，就要大力培养和提高师资。俗话说得好：
“好师出好徒”。在今后五年内，我们要有计划地留助教、研究生和派遣学生到苏联去留学，并聘请一定数量的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对现有教师要大力贯彻争取、团结、改造和逐步提高的方针，只有大量培养新的师资和提高原有师资的水平，才能完成国家培养干部的任务。
第三，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有计划地进行教学改革，逐步提高教学质量。我们要参照苏联高等工业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课本教材，结合中国工业建设的实际需要，来修改和充实工业教育的内容。为此，首先要大力组织懂俄文的教师来翻译苏联的教材，当翻译过来之后，一面试用，一面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进行改编。其次就要加强对教学研究组的领导，积极改进授课方法和做好生产实习工作，以便从教学方法上贯彻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从而克服教学脱离实际的现象。大家知道，教学改革是包括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的全面的改革，它是要将资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半殖民地的、为没落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旧的高等教育，改变成为工人阶级思想领导的、为人民大众、为国家建设首先为工业建设服务的新的高等教育。它是教育本质的改革。它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逐步的实现，绝不能够要求过高过急，但也要注意防止拖延不改。
第四，要适当地增加教学工作所必须具备的校舍和教学设备。
第五，积极改进学校教学和工作制度，改善学生伙食和加强文娱体育活动，以便增进师生身心的健康。
我们相信，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之下，在全国教育工作者和同学们的积极努力下，在全国各有关方面大力援助下，为国家培养工业建设干部的伟大任务，是能够胜利地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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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工作述评
批判滥发报表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现象
滥发调查统计报表，是许多领导机关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的突出表现之一，也是构成农村“五多”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有些领导机关由于没有深刻地认识到滥发报表的严重危害性，所以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仍然无限制地向下乱发表格。对于这种现象，报纸进行尖锐的揭发，“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毛主席：“反对党八股”）是很有必要的。最近北京日报就用生动的事实有力地进行了这一宣传。
北京市许多机关滥发报表的现象是很严重的，虽经市人民政府行政会议于今年一月九日作出整顿统计报表的决定，但是还有不少单位仍然是任意制订报表，不经核准，随便乱发。北京日报结合着北京市人民政府自上而下的检查，在该市前门区进行了典型调查，并以开座谈会的方式发动广大基层干部进行自下而上的揭发。在深入群众掌握了各方面的情况后，报纸在六月十八日以一版大部篇幅突出地报道了市属许多机关滥发报表的混乱现象。北京日报用丰富的事实材料揭露和分析了这种混乱现象的各种表现。如：一、领导多头，各搞一套，互不通气，重复索取。去年一月到十月，海淀区农林科发给各村的表格就有四十四种，其中有中央农林部门的、华北农林部门的、市农林局及其所属各科的和区人民政府及其农林科的。这些表格很多内容重复，仅调查互助合作运动情况的表格就有五种，而内容基本上相同，只是表格的来源不同而已。二、没有计划，不作研究，边做边查，查了再查。如前门区人民政府工商科，从去年“五反”运动结束到现在，在工商户中作了十八次调查统计，转发和自制了许多报表，但因调查的范围前后不一致，又是分散零星的布置，所以始终掌握不住各行业完整的统计材料。三、要求繁琐，范围广阔，目的不明，脱离实际。如市公共卫生局为了推行新式育儿法和无痛分娩法，本来只作典型调查即可，但该局却向各区卫生所颁发了十分繁琐的报表，要求在居民中广泛调查填报。关于育儿法的调查表有七大栏八十七个项目，连小孩作何玩耍、睡眠时是否摸着母亲的乳房等都在填报之列。关于无痛分娩法的报表有四种，调查所及，包括产妇的文化程度，政治水平，性格，住独院还是杂院，产妇的公婆、姑、叔、父母、兄弟、姊妹、爱人及其他家人对无痛分娩法的认识，等等。四、五花八门，什么都要，无奇不有，莫名其妙。例如市农林局曾要求村里填写农民开荒地点的坡度，统计农民拔除黑高粱秸多少，统计谷子患白发病的株数。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曾以每人每天二千元的代价，组织居民积极分子统计行人在街头吐了多少口痰。五、随心所欲，遇事统计，浪费人力，在所不惜。例如市农林局今春为各区土种鸡作防疫注射，疫苗总共值十二万元，却发出通知要各区在市民中普遍作一次调查，统计准备接受防疫注射的鸡数。仅东四区瓦岔胡同派出所就为此动员了八十八个居民积极分子，共约花费一千二百多个小时。
北京日报不仅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领导机关滥发报表的严重情况，而且以市公共卫生局所作的育儿法调查、农林局所作的鸡疫苗注射统计和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所作的环境卫生工作统计等典型事例，强烈地宣传了滥发统计报表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六月二十日该报对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环境卫生工作统计，就曾作了这样生动的描述：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曾要各区填报一种“环境卫生工作统计旬报表”，这张报表有二十二个项目，包括：捕打了多少个蚊子，苍蝇，老鼠，打捞了多少斤孑孓，挖灭了多少个蝇蛹，消灭了多少个蛆，打捞了多少斤杂草，堵塞了多少个树洞，填平了多少处、多少公方坑洼，等等。这张报表发下后，立即造成了居民积极分子工作的严重忙乱。卫生委员和卫生小组长们为了完成“任务”，疲于奔命地挨门挨户收集蚊、蝇、老鼠尾巴……。为了弄清数字，他们用戥子来称碎了的蚊子，用细筛子筛那和泥土混在一起的蝇蛹，把带屎挂尿的蛆放在清水里漂。因为上面追统计数字追得紧，有些积极分子放弃了卫生运动的宣传工作，只知整天向群众要数字，形成强迫命令。有些地方则把入学的儿童组织起来，要他们每天下课后不睡午觉，不作功课，先去打蚊、蝇。自然，不管人们如何努力，也无法把这些蚊、蝇、孑孓、蛆……统计清楚，很多数字都是“估堆”“约计”得来的。而为了追求数字，有些地方更出现了买卖老鼠尾巴和以胡萝卜根冒充老鼠尾巴的事情。
北京日报以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人们认识滥发报表的恶果，那就是：“严重地增加了基层政权机关的工作负担，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许多不必要的烦扰；同时，也妨碍了正规的国家统计报表的及时而正确的上报。”正因为报纸不是一般地和泛泛地进行揭发，而是尖锐有力地进行了具体的揭发，因此该报这一批评立即引起了有关机关的警惕，并吸引了广大群众积极参加自下而上的监督。例如市教育局的许多工作人员原来对于纠正滥发报表现象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自从六月十八日北京日报揭发了该局各科、室互不联系，乱向各区人民政府文教科布置报表的情况后，该局“大部分工作人员对滥发报表的严重后果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该局翁独健局长并于六月二十日召集全局干部作了一次报告，要求对现有表格进行清理，并规定了纠正滥发报表的具体办法。读者宋相舟、齐孟侯在发现中央一级招待所办公室不与当地工商行政部门联系，自行通过旅店公会向商户布置“私营饭店旅馆调查表”后，立即向报纸投书，要求“国家统计局纠正中央一级招待所办公室这种滥发报表的行为”。
自然，反对滥发报表，并不是取消一切报表。北京日报在六月二十日“认真整顿和加强统计工作”的短评中曾着重指出，我们所反对的只是不考虑实际需要和可能，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地制订的，不经核准、随便乱发的“许多不切实际，既难填、又无用的统计表格”。所以反对这种统计表格，“正是为了克服目前统计工作中的缺点，改进和加强统计工作”，为了“逐步地建立起实用的可行的统计工作……使我们能掌握准确的统计资料来制订计划，指导工作，更好地为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服务”。报纸明确地提出反对什么，建立什么，这就为广大群众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北京日报不仅在短评中指出了这一点，而且在以后的报道中，陆续地反映了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教育局等单位初步整顿统计工作的情况。显然，北京日报今后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宣传，特别需要运用具体生动的事例，报道各单位在整顿统计工作的过程中如何深入批判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各自为政的分散主义，从而改进了工作作风。应该指出，北京日报在揭发滥发报表现象的同时，没有对这种现象所由产生的思想根源进行分析批判，这不能不是一个缺点。
除北京日报外，近来上海解放日报、湖北日报、黑龙江日报、四川日报、西康日报、绥远日报等报也曾对滥发报表现象进行了较为有力的揭发。解放日报和湖北日报除公布了华东行政委员会关于整理统计报表的指示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制止滥发调查统计表格的命令外，都曾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具体地报道了滥发报表所造成的严重混乱现象，湖北日报并在短评中号召“全省统计工作者和全体工作同志要以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来揭发和检举滥发表格的现象，以达到坚决肃清滥发表格的目的。”黑龙江日报在五月份曾结合“春耕生产是当前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的宣传，连续发表读者来信，对某些领导机关不考虑小农经济和农村工作的特点，主观主义地乱发报表的作风提出批评，指出领导机关应该“多派人直接到下边去，找下边同志面谈，研究实际情况”，“多做典型的调查研究，多自下而上地集中群众的要求”。四川日报、西康日报和绥远日报则通过一个区、一个乡、一个村的典型调查材料，揭露了滥发报表对于农村工作和生产的危害。目前各地正在深入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和大力清理农村的“五多”现象，报纸要善于抓住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重大的或带普遍性的问题，有力地运用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批评的武器，掀起群众性的监督，来抵制“工作繁乱而使群众疲于应付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为“实现一个利于发展生产的政简民勤的政策”而坚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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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对外贸易部及所属各专业公司
三千余干部参加“联共（布）党史”学习
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及其所属各专业公司已开始进行“联共（布）党史”的学习。参加这次学习的共有三千二百五十四人。对外贸易部党组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委员会关于干部理论学习的计划，结合本部情况，讨论了该部干部理论学习的问题，并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本月十一日上午，该部李哲人副部长向参加学习的全体干部作了动员报告。李副部长首先指出，上半年对外贸易部各单位干部学习的积极性是很高的，有了不少的收获，但在领导上却有前紧后松的毛病，今后必须防止类似情形发生。接着他简述了“联共（布）党史”第九章到十二章每章的学习重点，并对这一次学习的目的、要求和重要意义作了详尽的说明。
同时还讲述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问题，资金问题，特别是干部问题。他说，重视人材、干部是苏联共产党的重要经验之一，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干部决定一切”，为适应祖国建设高潮的需要，我们需要有许多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和精通业务的干部，这就需要我们加紧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他号召全体干部，特别是在祖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当中，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去学会不知道和不懂得的新鲜事物，在已有的革命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学会经济建设的本领，成为经济建设战线上的中坚力量，以便能够对祖国的经济建设发挥更大作用，他还号召该部全体共产党员要在“联共（布）党史”的学习中起模范作用。
李副部长还对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作了若干重要指示，批判了某些干部轻视理论学习的错误观点和单纯等待理论教员上课的依赖思想。他说：理论教员只能起辅导学习的作用，而不能代替自己学习。因此，他强调指出在今后学习中，必须打倒两个敌人——懒惰和自满；必须开动脑筋，联系实际，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对外贸易部党组为保证学习任务的胜利完成，决定高级组由党组直接领导；中级组由党委会领导。高级组以自学为主讨论为辅；中级组采用自学、讨论、上课三者并重的方法，由党委会约请参加高级组的同志给中级组上大课。
为辅助和推动学习，党组还决定出刊一种不定期的活页的学习小报，以交流学习心得和经验，并进行表扬与批评。（米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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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贯彻选举法，开展普选工作
湘西苗族自治区普选试办乡
完成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
湘西苗族自治区基层普选工作试办乡——吉首县一区先镇（苗汉杂居）、三岔坪（苗族聚居）两乡，在六月中旬完成了人口调查与选民登记工作。工作组一入村就注意使普选工作密切结合生产，白天同群众下田上坡，在生产中进行宣传；晚上组织党员、团员、干部、积极分子学习。当干部、积极分子对普选的重大意义和人口调查、选民登记的目的有了正确的认识以后，工作组再依靠他们召开各种小型座谈会，如青年会、妇女会、老人会等，向群众进行宣传。特别是片屋会的形式更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在苗族居住的寨子，并运用民族形式进行宣传，培养歌郎（编得好、唱得好的人），把普选政策结合当地情况，编成苗族人民最喜爱的山歌，使群众普遍都唱起来。群众反映：“毛主席的政策变成了我们的歌，容易懂，又容易记。”因此群众普遍受到教育。
人口调查与选民登记的方法，是根据当地人口居住情况，以寨子为单位，采用流动登记站的办法；登记时间在早晨，群众登记好了再吃饭，然后上坡生产。这样，既适合群众生活习惯，又不妨碍生产。因为群众事先已经懂得了普选的意义了，所以家家都能按时到站登记。廖家寨在登记的那天，男男女女还未天亮就唱着苗歌上站去登记了。吴桥生的妻子领到选民证后，看了又看，拿回去藏在放土地证的红漆盒子里。
因为在登记前后做好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干部、群众心中有数，所以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做到了不遗漏，不重复。（刘黎光）
辽东等省基层普选试办工作结束
辽东、吉林、辽西、黑龙江、松江等省已先后结束基层普选典型试办工作。各省在试办工作中，经过深入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充分发动了群众，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因而选民们十分珍重自己的政治权利，积极地参加了普选运动。各省参加选举大会的选民，均占选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吉林、辽西等省则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通过典型试办，各省均取得了基层选举的各种经验，为全面展开基层普选创造了有利条件。辽东省凤城边门区典型试办中比较系统的经验是：如何结合普选工作的各个阶段进行宣传工作，以及在大片地区内如何进行人口调查、选民登记与召开选举大会等。松江省在农村、城镇、工矿、林区、少数民族等不同类型地区试办的结果，初步取得了在不同地区进行基层普选的经验，并总结了发动基层干部领导普选工作的经验；如吉林省取得了如何发动群众，特别是妇女参加普选的经验。
各省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深入检查了基层政权的工作和干部工作作风，从而达到了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加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团结，推动生产的目的。凤城边门区通过总结与检查工作，肯定了工作成绩，表扬了好的干部，然后并指出干部工作中的缺点，干部也普遍自动地检讨了缺点，群众表示满意。在这一基础上，全区各村所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都以解决生产问题为中心，讨论了各项工作。会后，代表们深入群众贯彻大会决议，群众为执行大会决议展开了生产竞赛。吉林榆树双合村在典型试办中，因天雨有一百四十多垧地没有种上，但在开过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全村群众在三天内就抢种了一百二十四垧地。松江尚志三合村经过普选，发动了九十六名妇女下地锄草间苗，达妇女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目前，东北各省正分别训练第二批普选工作干部，部分市、县也正集训干部，积极为各县典型试办及全面展开基层普选作好准备工作。东北各省这次训练的干部，都将作为所属各县基层普选的指导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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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七月二十六日的月全食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
七月二十六日晚上（阴历六月十六），将发生月全食，我国除极西部的地区——新疆省的疏勒县以西一带以外，其他地区都可以看到。这次月全食开始在二十六日晚上北京时间六时三十三分，这时月亮刚开始进入地球的影子，称为“初亏”。在我国这时月亮还没有上升，所以看不到“初亏”；七时三十分开始全食，即月亮已全部进入地球的影子，称为“食既”；九时十一分全食完毕，月亮开始走出地影的边缘，露出亮边，这时称为“生光”，然后月球光亮的部分逐渐扩大，到十时零九分，月亮全部离开地影，恢复全部光辉，这时称为“复圆”。这次月食的时间（即从月球开始进入地影到月球全部离开地影）总长共三小时三十六分，全食时间（月球全部在地影内的时间）占了一小时四十一分。
这次月食终了时，在我国东部月亮已在半空，而我国的极西端——新疆疏勒县一带月亮还没有升起，那儿是我国仅有的看不见这次月食的地区。在其他地区，月出时，月食已经开始了。全国按月出的时间可分成四个地区：大致在乌兰浩特、北京、石家庄、洛阳、宜昌、芷江、龙津一线以东地区，月亮东升时已经缺了一大块，这叫做带食而出，可以看到月亮逐渐没入地影，成为全食，并看见从全食到复圆；这条线以西和哈密、日喀则一线以东的地区，月亮上升时已经全食，只能看到全食后生光、复圆的一段；在哈密，日喀则以西的我国极西地区（包括迪化、塔城、伊宁、莎车等地）只能够看到生光以后的一段；再往西就完全看不到月食了。
全国主要城市月出的时间（北京时间）如下：
在月亮初出来时，太阳刚刚下去，天空还很亮，因此要细心观察，才能看到月食。
月食为什么会发生呢？我们知道，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太阳光照在月亮上面，从月亮反射到地球上来，我们才看见月光。月亮不停地绕着地球转，又和地球一起绕着太阳转，当它转到地球的背后，也就是地球在太阳与月亮的中间的时候，正是阴历十五、六日，这时如果月亮、地球和太阳，不在一条直线上，照到月亮面上去的太阳光，没有给地球遮住，因此人们可以看见明亮的满月，有时月亮不高不低，正好和地球、太阳在一条直线上，月亮走进了地球的影子里，太阳光照不到它上面，便发生月食。如果月亮全部没入地球的影子里，便是月全食；如果月亮通过地球的影子的边缘，只有一部分月面被地球的影子遮住，便是月偏食。所以月食一定发生在阴历十五或十六。有些人把月亮的盈亏也看做是地球的影子投在月面上的缘故，那是完全错误的。月食有很多地方和日食不同。最显著的是：由于地球比月亮大得多，因此月亮通过地球的影子的时间一般比月亮本影掠过地面上某一点所需的时间长得多，这次月全食长达一小时四十一分，而最长的日全食却不过八分钟，而射向月面的阳光一经给地球挡住，月面便没有光辉，半个地球上的人们就可以同时看到月食；日食时，狭小的月影扫过地面，只有部分地区的人看到日食。因此地球上同一地方看到月食的次数比看到日食的次数多。我们今年就看到两次月全食（除了这次外，还有一次在一月三十日），只有部分地区看到一次日偏食
（在二月十四日）。在月全食的时候，也并不是完全看不见月亮的。因为太阳直接射去的光线虽然被地球挡住了，但透过地球表面的空气的光线，在被折射和散射之后，有一部分光线落在月面上，因此我们看去，月亮变成一个很黯淡的古铜色的圆盘。
月食决不是什么神秘和可怕的所谓“天狗吃月”、
“野月吃家月”，而是有规律的自然现象，可以用科学完善地说明它，和精确地预先算出它出现的时刻。过去当阴雨阻碍我们观测日食和月食时，有些人就以为日食、月食没有按照推算出来的时间发生，这是不正确的说法。阴雨不可能阻止日食、月食的发生，只是由于云层太厚，使我们不能直接看见日食月食；要是坐飞机到云层的上面去，还是能看见的。在全食时，由于月亮已经失去它的光辉，再加上下雨，地面上就漆黑，不如平常阴历十五、六的雨夜多少还有些亮光；到全食过去，天空又开始亮起来，这就证明下雨时月食还是照样发生的。（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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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华北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已成立
华北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领导下，已于七月十三日在北京正式成立。该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华北区的招生工作。
华北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由华北区的高等学校中的十八个学校的教务长或副教务长、华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河北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山西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天津市人民政府教育局、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局、青年团华北工委、青年团北京市委、北京市学联等九个单位的负责同志组成。该委员会由周培源（北京大学教务长）任主任委员，钱伟长（清华大学教务长）、吴大任（南开大学教务长）、林传鼎（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任副主任委员。目前，该委员会办公室已成立，由林传鼎副主任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设在北京定阜大街北京师范大学。
办公室办理报考生的体格检查、报名、考试、组织阅卷等工作。办公室接待来访者的时间定于每星期一、三、五下午三时到六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