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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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改善党对报纸的领导
“真理报”七月一日发表了以“改善党对报纸的领导”为题的社论,指出党对报刊领导的重大意义。摘要如下:
党委会应当使用报刊作为改善文字宣传和口头宣传的基地,应当依靠报纸和杂志去影响思想工作的各个方面。
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求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边疆区委会、州委会、市委会和区委会去具体地领导报纸,并经常帮助它们。
最近,许多党委会改善了对报纸的领导。许多州的党委会在全体会议上讨论了州报编辑的报告。有些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共和国报纸工作人员的会议。许多党委会听取了编辑人员在党委会上的报告。所有这些一定会影响到报纸内容的改善。
谁都知道,只有政治上成熟的、具有才能的新闻干部才能使报纸成为战斗的报纸。党委会必须审慎地选拔新闻干部,爱惜地培养他们,用高度原则性的精神来教育他们,关心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和他们的业务水平的提高。
党委会的职责,就是要经常巩固和扩大报纸与群众的联系,定期举行工农通讯员会议和积极撰稿者会议,并定期举办读者会议,讨论编辑人员关于报纸工作的报告和编辑部的计划。重要的是,党委会对报纸上所报道的生产革新者的倡议要予以有效的支持。党委会的报纸应当是宣传和扩大先进经验的强有力的武器。
我们报刊的力量就在于党的领导,在于它的经常指导的影响。党委会应当注意报纸的不断的改善,报纸的思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它们的组织作用的提高。
改善党对报纸的领导,就是提高报纸在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的必要条件。
使报纸和杂志深入到群众中去
“真理报”六月二十六日发表社论,论述各地党委
应重视报刊的发行工作。摘要如下:
党在改进报刊和提高报刊水平的同时,也要重视报刊的发行。仅在最近数年中,我国增设了四千多个报摊和书店。报刊的言论愈深入广大群众,我们的出版事业对苏维埃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影响也愈大。
但是在报刊的发行工作中仍有严重的缺点。某些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边疆区和州的党委会,把期刊和报纸的发行工作让给“报刊发行联合会”地方分处全部包办,放弃了本身对报刊发行的监督。这些党委们忘记了报刊是党的最尖锐的武器,忘记了使报刊及时地、有效地在居民中推广乃是党组织的、特别是党委会宣传鼓动部的切身事业和直接职责。
“报刊发行联合会”在组织报刊的订阅方面,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特别是在农村中。很多期刊和报纸过了很多时候才送到订户手中,在奥勒尔州诺瓦西里斯卡娅区的邮电分局中,就常把八、九天的报纸成捆地送给订户。报刊没有推销出去,积压在那里,便成为废纸。这种零售报纸的现象是极不正常的。
报刊的发行是一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工作。必须坚决消灭这一工作中的重大缺点。各个州委、边疆区区委和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应当定期在党委会中讨论报刊在居民中的发行问题,经常注意每一种报纸和杂志的发行量。应当经常监督各个“报刊发行联合会”组织的工作,在选拔和分配干部、组织对报刊的订阅和把报刊送给读者方面给它们以必要的帮助。党组织应特别注意以各民族语言出版的州、市、区和青年的报纸的发行工作。
苏联邮电部的各个组织应当彻底改善报刊的发行和递送工作。
各报编辑部对塔斯社提出的要求是正当的,由于后者的过失,才常耽误了各报的出报时间。塔斯社的领导方面必须把供应报纸的新闻内容加以改进,并避免迟误,及时地、按照规定的时限播送新闻。
报纸和杂志的编辑部和出版发行部对于自己报刊的发行工作负有直接的责任。它们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提高报刊的思想政治水平,和改进它的印刷装订样式。它们应当使报刊按时出版,有计划地刊登论述报刊发行工作的文章,并登载订阅启事。
各俱乐部、农村阅览室和图书馆在宣传和推广报刊工作方面,可以做很多工作,同时,更广泛地吸引教师、医生、农学家、集体农庄积极分子和青年团员参加这一工作,也是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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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指导中级组学习“联共(布)党史”作准备工作
中央一级机关理论教员、辅导员训练班结业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和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委员会为指导中级组学习“联共(布)党史”而联合举办的理论教员、辅导员训练班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已在七月二十日结束。
五百多个正式学员及四百多个旁听学员在两个月中学习了“联共(布)党史”第九章到第十二章以及二十六种参考文件;听取了杨献珍、谢觉哉、冯定、廖鲁言等八位教员所作的有关“联共(布)党史”本文及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讲课共十六次。学习的方式是以小组集体自学为主。各小组每天除阅读文件外,并抽出若干时间进行漫谈,提出学习中的疑问。每学习一章以后,以小组为单位,根据“中心突出、体系完整、概念明确”三点要求开讨论会讨论疑难问题,在讨论前大部分学员都认真地事先准备发言提纲。每个学员在学习期间都做了学习笔记。
大部分学员经过两个月的学习后,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提高了一步,特别对下列一些过去理解不透彻的问题有了较好的体会,例如: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必要性;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意义;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商业与如何巩固工农联盟;苏维埃国家工业化的方针、道路和方法;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党在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领导作用等。这些问题对正在建设中的新中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这一次训练为中央一级机关干部理论学习作了准备工作,并提供了比较成熟的学习方法。参加学习的大多数干部即将成为各中央一级机关指导中级组学习“联共(布)党史”的有力骨干。(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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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京西矿区的急救站是怎样组织起来的
张书绅
苏联红十字会的工作经验证明,工厂急救站是一种良好的组织形式,它不仅可以推动厂内的卫生工作,而且可以协助医疗机构进行急救工作,使伤病员及时地得到救治,从而提高工人的出勤率。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北京市分会为了运用苏联这一先进经验,去年十月在京西矿区发展了会员,成立了红十字会支会,并于今年二月中旬在工人中进行了急救训练。第一期工人急救员训练班,共训练了急救员七十八名。
从三月中旬开始,京西矿区各厂矿成立了十六个车间和井下急救站。截至五月底,两个半月内急救了一千九百九十余人次。拿城子矿来说,四月份急救将近五百人次,其中外伤急救人次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五,头痛病和肚痛病的急救人次占百分之六十八点五,其他疾病的急救人次占百分之十。在没有设立急救站以前,一切轻伤、小病都只能在井上治疗;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工人有了小病、伤痛可直接到急救站去治疗。由于开展了井下急救工作,医疗室的治疗人次大大减少了,四月份比二月份减少了五百零四人次(井下工人);而工人出勤率则比二月份提高了百分之十。
急救训练的工作是这样进行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北京市分会的工作人员首先向厂矿领导方面说明,开展急救工作的目的在于提高工人的卫生知识水平,保证工人的身体健康,使生产任务能顺利完成。并介绍了苏联红十字会急救站在工矿内的工作情况及其所起的作用,使领导方面重视急救训练工作。但有些领导同志认为,工矿内群众团体越多,越给领导方面增加麻烦;工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如果群众活动多了,就会影响生产。而且他们又认为,有了医疗室,还要什么急救站。因此,他们虽然口头上说:“可以,很好……”但思想上仍没有真正重视急救工作。
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北京市分会的工作人员认识到在没有得到厂矿领导方面的支持以前,工作是无法开展的,决不能勉强开办训练班。便一方面继续用事实来向厂矿领导方面说明急救工作对生产的好处,另一方面积极向会员(工人同志)宣传:工人是工矿的主人,必须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参加红十字会后要努力学习卫生常识,特别是急救技术;在车间和井下成立了急救站,工人们有了伤痛及紧急疾患,就可以急救,这样既可以减轻疾痛,又不影响生产等。
经过这样的宣传,工人对急救工作有了充分的认识,他们表示希望学习。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信心就大大地加强了。根据工人的意见,他们向厂矿领导方面提出了开办急救训练班的要求,终于取得了同意。
急救站开始成立时,有不少工人对急救员是不信任的。有的工人认为,急救员刚学了几天,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而对急救员抱着轻视的态度。城子矿有一个工人对急救员说:“你们能干什么,我死了也不让你们急救!”
但是急救员认识到急救是红十字会员的光荣任务,只有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给病人服务,才能在群众中建立威信。他们这样认识,也这样行动。例如,城子矿第九组工人赵忠有的手被煤块砸伤,流血不止。急救员便很细心地给他消毒、上药,又给他服了止痛片。赵忠有受到救护后,便说:“从前我根本不相信你们,今天我真正知道了急救员的作用。要不是急救员给我急救,可要把我疼死啦!”又如井下把钩工人王一德等三人,在井下通风口处工作,因受凉,突然发生肚痛。他们也不信任急救员,要步行到井上治疗。急救员王之元发觉后,马上追过去,把他们叫回来,每人给服了一瓶救急药水。十分钟以后,三个人都好了,恢复了工作。这样,急救工作就逐渐在群众中树立起威信。
急救员的工资问题,开始时曾引起了很多的争论。有的工人怕影响本组的生产,不同意急救员到其他组去进行急救。如城子矿有的工人说:“急救员出去作急救工作,我也知道并不是休息。但是咱们组的生产任务也有他的份儿,若是完不成任务,谁来负责呢?他能到红十字会去领工资吗?”但急救员们并不因为工资问题而影响自己的急救工作。有的急救员说:“急救是我的任务,也是为了咱们工人的利益。我就是少拿工资也得去做急救工作。”有一天,急救员梁聚元早晨下井工作,在井口遇到一个被砸伤小腿的工人,他就马上接替另一个急救员的工作(因为这个急救员已到了下班的时间),迅速地给受伤的工人包扎起来,把他护送到家以后才回到井里工作。梁聚元的行动感动了工人们,他们说:你去做急救工作,也是为了咱们工人的福利,以后我们大家要加油干,保证完成生产任务。后来,急救员的工资问题引起了行政领导方面的注意,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认为急救站成立以来,在治疗上解决了不少问题,所有工伤都得到及时处理,提高了生产率;因此,不能让急救员少得工资,也不能让其他工人加工。于是行政领导方面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规定:急救员如因救治伤病员而耽误了生产,四小时以内的均补给四小时的工资,如超过四小时则补给八小时的工资。这个规定,更鼓舞了急救员的工作情绪。
急救站的领导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北京市分会的经验,急救站完全由工厂红十字会组织掌握是困难的,必须由厂矿行政领导方面统一领导。特别是在急救站刚成立的时候,急救站在分配急救人员方面往往遇到很多的困难。例如,工人每日分三班工作,班次调动后,有的组有很多的急救员,而有的组连一个也没有,这样就影响了急救工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北京市分会和各单位的工会组织、卫生行政领导机构和医疗室协商,决定统一由行政领导方面掌握。现在,各矿在调动工人班次时,都能照顾到急救员的分布,每周由负责的部门召集急救员开一次会,汇报工作,讨论工作中所发生的问题,并发给药品。医务所则派人指导急救员的学习,以提高他们的技术。红十字会组织也经常派人到各单位参加会议,帮助急救员进行学习。这样,急救员就得到了更大的鼓励,急救站也就慢慢地巩固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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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清华大学毕业生表示要到祖国最需要去的岗位上去
清华大学今年暑假毕业的机械制造、汽车等十六个专业、六个专修科的六百七十三名学生,以愉快的心情纷纷向学校行政和共产党、青年团的组织保证要无条件地服从分配,依照祖国的需要,走到各个建设岗位上去。
毕业生们以能够参加祖国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而感到自豪。毕业前夕,他们一致表示:要到祖国最需要去的岗位上去!
苏联小说“我们这里已是早晨”里党委书记卢桑诺夫对杜洛宁说的话,深刻地铭记在他们的心头:“党和国家不仅需要我们的两只手和头脑——还需要我们的心。”石油系学生徐云英表示要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感情放在工作中。刘汝洵在毕业生座谈会上向大家保证:要用创造性的劳动在最平凡、琐碎的工作中发挥自己最大的作用。李荣湘说:“工作必然是十分艰巨的,所以我要在工作中从头学起。”易善友说:“我的信心很高,并不是因为我学得好,而是因为我有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我的信心建筑在虚心向一切人学习的基础上。”
西南民族学院和新疆民族学院
最近有大批学员学习结业
西南民族学院和新疆民族学院,最近有大批民族学员学习结业,准备回到各个民族地区工作。
西南民族学院第二期政治科毕业学员四百三十八人,包括藏、彝、苗、傣、回等三十多个民族成分。他们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后,对于发展各个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有着极高的信心。在举行毕业典礼时,他们保证要为实现毛主席伟大的民族政策,贡献出一切力量,把祖国——各民族幸福的大家庭建设得更美丽。
新疆民族学院第二期教育、语文、农林、畜牧等各科毕业学员共二百九十一人,包括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回、蒙等十个民族成分。这次他们毕业后,大部分都分配到新疆各地的教育、农业、畜牧业等部门工作,他们在分配工作时,都以愉快的心情服从组织分配,准备到祖国最需要的工作岗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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