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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叶林
斯大林同志关于青年运动的英明指示，对中国青年来讲，是非常亲切的。远在一九二六年，他就在“论中国革命底前途”一文中，对中国的青年运动作了深刻的分析与指示。他说：“没有谁像中国青年这样深刻和活生生地体验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没有谁像中国青年这样尖锐和沉痛地感到必须与这种压迫作斗争。”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学生青年（革命学生）、工人青年、农民青年——所有这些都可以大大推进革命的力量”。中国的青年遵循了他所指示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成为中国革命斗争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他们站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前列，前仆后继，英勇地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从而帮助党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毛主席这次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时候，也对他们的事业作了正确的估价。他说：工农青年、知识青年和部队中的青年，他们英勇积极，很有纪律，没有他们，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就不能胜利。
现在，我国已经完成了社会改革，而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即国家已由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开始进入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建设时期。我国的全体青年团员和青年们，和全国人民一起，要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刘少奇同志在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指示的那样，担负起“逐步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在这个基础上使我们祖国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任务，团结在党的周围，“站到为国家工业化而斗争的最前列”。
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这一重要的文献，虽然并不是对中国青年直接的教导，但它的极其深刻的思想，同样会给我们重大的启示，帮助我们将青年运动推向新的历史时期。
在这一文献里，斯大林同志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加强工人阶级底战斗准备。这一个问题的提出，是苏联在和平发展底条件下建设了五年，既没有与国外敌人作战，国内也没有内战因素的时候，也就是在苏联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那一年。斯大林同志通过这一个问题，对当时革命胜利后充满“一切都将是一帆风顺”的情绪，发出了警号。他认为由于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和过于轻视敌人的力量而滋长起来的太平观念、打瞌睡的麻痹思想，就会使敌人有机可乘而起来反对我们（如发生沙赫亭事件），就会大大地损害了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今天，我们祖国的大规模建设是在抗美援朝的条件下进行的，暗藏的敌人也无时无刻不在阴谋破坏我们的建设事业，我们是应该牢牢地记取这一教导的。刘少奇同志与朱总司令在这次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这一方面也对我们全国青年团员与青年作了重要的指示。刘少奇同志说：“把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与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学习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光辉榜样，继续与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青年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先进青年团结一心，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美好的将来而奋勇前进！”朱总司令说：“希望青年们把自己锻炼成为祖国的积极的自觉的保卫者和建设者”。这是当前我们青年团员与青年们一个重要的任务。斯大林同志说：“只要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阶级，只要我们还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就应该使这个任务贯串着我们的整个工作。”也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巩固工人阶级的力量、它的警惕性、它的革命性、它的战斗准备，来反对这些敌人”。这就是加强工人阶级战斗准备的意义所在。
第二个问题是组织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批评。这一个问题的提出，也是与苏联的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斯大林同志认为假使不把国家建设道路上的官僚主义铲除，那末一切革命组织将会被敌人腐蚀，而发生“道德败坏和沦丧的可耻事实”，也就不能“唤醒群众，揭露我们的缺点，指出改善我们建设的途径”。而这“除了组织党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监督以外，除了培植党内民主以外，是没有而且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办法来反对这个毒害的”。斯大林同志这样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曾有力地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为了我们祖国的建设，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也英明地作了指示；并且这个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开展起来，获得巨大的成绩。这次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对教育青年具有原则精神，培养他们坚决与危害党与人民利益的现象作斗争的高贵品质，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刘少奇同志在这次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为此特地作了明确的指示。他说：“青年团员要学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和一切损害人民事业与党的事业的不良现象进行斗争。”根据党的指示，团章第一章第二条第六项规定：“遵守国家法令，爱护公共财产，与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为此，我们青年应当成为遵守国家法令、爱护公共财产、维护革命秩序的模范。应当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应当积极而诚恳地对于任何同志和领导机关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应当敢于和一切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第三个问题是青年应当掌握科学。这个问题是为了适应当时苏联面临着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伟大任务必须培养新的建设人材而提出的。斯大林同志说：“要建设，就必须有知识，就必须掌握科学。而要有知识，就必须学习。顽强地、耐心地学习。”“我们面前有一个堡垒。这个堡垒叫作科学，它有许多许多的知识部门。这个堡垒我们不管怎样要把它拿下来。”“掌握科学，锻炼出一切知识部门的布尔什维克专家，学习、学习、最顽强地学习，——这便是现在的任务。”我们青年如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那末我们就能成为新生活的建设者，成为老近卫军底真正替换者。斯大林同志对青年这样宝贵的教诲，在我国青年团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定中很好地被贯彻了，并受到了全国各地团的组织、全体团员和广大青年们的热烈拥护。在这次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对学习问题指示说：“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全体团员就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的觉悟程度。青年团员要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的学说，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各种科学知识特别是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学习党和国家各种政策的知识，学习各种生产业务和各种工作业务的知识。青年团员要永远记住列宁的教导：学习、学习、再学习。这就是青年团员的重大任务。”朱总司令在大会上指示我们说：“青年团员就不仅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而且应该成为具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人。我们的青年必须有充分的文化，必须积极掌握科学技术，这是建设和保卫我们的祖国所绝对必需的。”这些指示是非常重要的，党已把光荣的学习任务放在我们年轻人的身上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乃是一个统一体，只有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道德观，才能够在专门知识和专门业务的学习上获得进步；而只有掌握专门知识和专门业务，才能够在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中作出真正的贡献。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学习与工作是紧密结合着的。经验证明，“做什么，学什么”“边做边学、逐步提高”的原则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善于运用这些经验，很好地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学习任务。
让我们根据党的指示及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认真学习斯大林同志这一篇文献，坚决执行毛主席向我们青年们提出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伟大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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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诗人，学习马雅可夫斯基！
袁水拍
“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能的诗人”伟大的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奠基人；对世界来说，这位社会主义革命的歌手也以他的“炸弹和旗帜”的诗篇，影响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法国等国家的革命诗歌的发展。今天国际著名的和平战士和诗人，智利的聂鲁达曾说，当他在年青的时候，就被马雅可夫斯基的声音所激动了；土耳其的希克梅特也骄傲地把马雅可夫斯基称为自己的老师。我们可以这样说，马雅可夫斯基的出现使全世界的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也不例外，马雅可夫斯基也给中国新诗歌的发展以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新的诗歌是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中诞生的。它打破了文言诗的僵化了的形式，开创了白话诗的园地，宣扬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压迫，革命遭遇挫折，反映在诗歌上，就使当时中国的诗歌中，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颓废思想、腐朽的西欧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的倾向，仍然占着一定的地位。直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人民的觉醒和革命力量的增长，以及苏维埃文学和诗歌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的开始介绍到中国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萌芽才获得成长。
最初翻译马雅可夫斯基作品到中国来的是著名诗人郭沫若，他翻译了“我们的进行曲”、“关于法台如何了解保卫工人的法令的故事”、“符拉其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在别庄中遇到的不平凡的事”等诗，那是在一九二九年。其后不断有人翻译介绍。至于说最先使中国读者知道马雅可夫斯基这名字、认识他是“在许多现在诗人中，只有他是全部理解革命，把革命当作自己的事业”的俄罗斯革命后最重要诗人的人，是中国的杰出文学评论家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领导人之一瞿秋白，他曾经在一九二一年在莫斯科访问了马雅可夫斯基，接着就把这件事向中国国内作了报道。
在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诗歌运动逐渐开展。这种与革命群众结合、宣传革命思想的诗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前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出现了蒲风、艾青、田间、柯仲平等诗人。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受到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艾青在他的“诗选”的序文中说，他是爱好马雅可夫斯基的。当他在国外的时候，他从法文译本中读到了“穿裤子的云”和其他的诗。田间在他的“给战斗者”这一抗战初期的诗集的序文中说到，中国人民需要有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诗人。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就有着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战斗的激情和短促紧张的节奏。
在抗日革命根据地，田间和柯仲平等诗人甚至像马雅可夫斯基为“罗斯塔之窗”写诗那样，在抗日革命根据地为革命的农民写了“街头诗”“岩壁诗”。这一种和革命斗争相紧密结合起来的诗歌创作活动，随着群众革命斗争的扩大和深入，更进一步地发展为群众性的诗歌运动。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战士们把自己创作的诗歌写在自己的武器上，叫做“枪杆诗”，成为军队中政治教育的犀利武器。在参军运动、生产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当中，各种形式的诗歌——快板、小调、歌谣……也同样发挥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同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地区，在许多城市的工人、学生群众蓬勃展开“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中，不少诗人创作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来暴露和讽刺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暴行和特务统治。在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中，群众也自己写了许多政治讽刺诗、歌谣体的标语、诗传单、朗诵诗……它们都曾经起了冲破敌人的思想封锁，揭露反动派阴谋，鼓励人民向蒋介石法西斯统治进行斗争的作用。
正像马雅可夫斯基所做的，我们的诗歌也成为
“刺刀”“长枪”和“大炮”，成为团结自己，打击敌人的工具，这种新的为革命服务的诗歌的蓬勃发展，扫清了模拟西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颓废派诗歌的垃圾。
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曾经受到苏联文学的极大影响，在诗歌这领域里也是这样，可以这样说：伟大的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无远弗届的雷声，传到了东方后，也激响了中国的钟和鼓，使中国的诗歌也具有了战斗的风格。随着革命的胜利的进程，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亲自的领导下，中国诗歌和中国所有文艺一样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得到了不少成绩，正在为国家建设和抗美援朝斗争服务。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诗人已经向马雅可夫斯基学习得很够。我们的学习是很差的。我们在创作上的努力是很不够的。诗歌远远地落后于现实的需要。我们缺少激动人心的、在人民中间广泛传诵的作品。
今年年初苏联作家协会组织的、意义重大的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全国性的讨论，已经引起了中国诗歌工作者的浓厚兴趣和密切的注意。六月间北京的诗歌工作者和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研究和翻译者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在会上，大家一致强调必须向诗人学习，并加强他的作品的翻译工作。我们相信，随着这位具有世界性的伟大诗人的诞生纪念的举行，中国诗人将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诗歌、对马雅可夫斯基传统的学习。
我们应该向马雅可夫斯基学习什么呢？
马雅可夫斯基的战斗的诗歌的产生，是和诗人的火焰一样燃烧着的革命精神、纯洁的阶级品质和高度的党性分不开的。我们要创造为人民所需要的充满战斗力量的诗歌，就应该以马雅可夫斯基为我们的榜样，学习他和党、和工人阶级、和自己人民的血肉相联的紧密的结合，像他一样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党、贡献给“进攻的阶级”。马雅可夫斯基既在他的作品中这样宣告，也在他的实际行动中这样做。只有这种高度的结合，才能使我们产生对工人阶级的事业、和平民主的事业充满不可动摇的胜利的信念和对未来远景的透视力。
对生活、对世界的冷淡，即使仅属些微的程度，也是和诗歌不能相容的死敌。马雅可夫斯基对革命决不是一个冷淡的旁观者，也不是一个站在旁边对革命“评头品足”的观察者，甚至也不是一个置身事外、带着义务的心情客观地加以歌颂的第三者。他是革命的参加者，是领导群众走向战斗的鼓动家和革命家。他在革命的进行中作战，体验着革命所经历的一切波折、欢乐和痛苦，并为战胜革命所遭遇的一切阻碍付出自己的血汗。只有革命的实践，才能产生革命的热情。只有这样，他才能感受革命的每一呼吸，以“全部的诗人的响亮的力量”发出自己的真诚的呼喊来，像号角一样鼓舞人民前进。只有这样，他对革命的歌颂、对党和列宁的歌颂，才充满着炽热的爱，而没有丝毫勉强或作伪。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他的作品里的抒情的主人公——时常是诗人本人，体现出苏维埃人的精神的美，他们的高贵品质和英雄气概，概括地创造出新时代人的典型。只有这样，才使他能够无情地鞭挞国内外的资产阶级敌人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者，才能热烈同情世界工人阶级，而在他的作品中，把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生气勃勃地刻划出来。
中国人民也需要这样的战斗性的诗歌，而决不是需要思想低下或贫乏的、热情稀薄的、公式概念化的、不能起战斗作用的诗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学习马雅可夫斯基，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程度，像斯大林对杰米扬·别德内依所说的，应该完成“上升到先进无产阶级歌手的任务”，必须走到革命人民的斗争的前列去，而不是落在后面，更不是站在旁边。我们要像驱逐毒物一样，清除我们心中任何一丝冷淡的、旁观的、灰色的情绪——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残余。
因为很明显，能够清楚地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的，只有工人阶级的思想、共产主义的思想、而决不是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它们只会使历史前进的脚步停滞、倒退。如果诗人自己缺乏工人阶级先进思想，而残留着非工人阶级思想，那末他怎样去鼓舞和教育人民呢？也许由于一种勉强的政治责任感，也许为了不纯洁的目的而写作，那么他就只能求助于一张名词和形容词的单子，其中列满了表现工人阶级思想、感情、道德、品质的字眼，以及虽然正确却并未化为他自己血肉的政治术语，而自己的工作便是把它们搭配排列起来而成为一首——什么呢？一首标语口号式的，或公式化的诗。在这首诗里，作者千方百计地掩盖了自己的实在的精神状态，而用美丽的字眼把作品披挂起来。由于这些字句并不是真正来自他自己的生活和战斗，由于他自己也缺乏信心，其结果必然缺少真实感，不诚实，也就决不能感动别人了。
这种创作态度，这种精神状态，是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态度和思想立场，没有丝毫相同之处的，也是违反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给文艺工作者的指示的。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要改变我们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思想感情，要“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要和“人民群众完全结合”，“打成一片”，要参加“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并警惕所有的革命工作者不要“站在”革命群众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而要
“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去实践，永远是我们工作的方向。我们必须这样实践，才有希望获得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对生活对政治的敏锐的感应力和清楚的判断力，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来迅速反映时代生活的面貌，传布先进的思想感情，引导人民奋勇前进。
对马雅可夫斯基和革命的完全结合，过去我们的认识是不足的，我们没有正确认识他所经历的创作的发展的阶段，在我们脑子里总存在着一个具有怪癖的诗人的印象，他怎样在早期和未来派们搞在一起，穿着黄上衣……我们不知道他怎样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党的教育下，在革命锻炼中，怎样克服了早期的不成熟的思想，怎样最后达到了能够在自己作品中体现党的思想的革命文学家的峰顶。
马雅可夫斯基和群众的亲密的日常的联系也说明了他和革命的熔合一致的关系。他经常为报纸、刊物工作。在莫斯科他的纪念馆中，至今还保存着他的“共青真理报”记者证。在内战时他的“罗斯塔之窗”的工作是有名的。他经常在国内和国外旅行，和群众见面。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年这四年当中，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是在路上过的。他到处向工人、农民和兵士朗诵。有时每天朗诵或是演讲几次。他自称要继承已经中断的古代行吟诗人的传统。在一篇文章里他说：“我不知道，过去任何一个诗人有没有过这种同读者群众的联系？”他的确有充分的权利这样讲。在朗诵和报告会的广告上，他还时常加上“谈话”这节目，当场解答听众的问题并和他们争论。
马雅可夫斯基规定诗人的职责是“人民的领导者和人民的仆人”，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中国诗人要以他为榜样，学习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加里宁曾经赞美他是“为苏维埃人民服务的卓越的典范”。我们学习他，也就是实行毛泽东同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指示。我们不能有任何时刻模糊了诗歌的革命目的性。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为党工作吧！不嫌厌即使所谓低微的工作，运用诗歌的工具来为人民服务吧！我们知道，诗人曾经为前线需要收集御寒衣服而写诗，也曾经为国家贸易机关的产品推销包括香烟在内而写诗。苏维埃国家所需要的，也变成了他个人所愿望的。
正因为他和革命有血肉的联系，他对帝国主义者、对革命的敌人和一切损害革命的利益的现象，经常展开着激烈的斗争。他在诗中这样说，“阶级的仇敌也就是我的仇敌”。他的锋利无比的政治讽刺诗像“开会迷”等，即使在今天也还是新鲜而有力的。
我们要以马雅可夫斯基为榜样，学习他的讽刺的才能，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官僚主义，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现象作无情的斗争。
马雅可夫斯基写道：“作家现在必须进行的主要工作、主要斗争……是提高质量的共同斗争。”努力提高诗歌艺术的质量，也是今天我们的重要任务，我们严格地要求自己，而不是粗制滥造，像他所说的“像开采镭一样”，创作每一行诗。过去我们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的形式是有不正确的认识的，我们曾以为他写的是“分行的散文”，是“完全自由的”，因此助长了我们对诗歌的规律性的特点的忽视，甚至提倡散文化。现在我们知道马雅可夫斯基虽则在诗歌艺术上有他的新的创造，但决不如过去我们所误解的那样：他“毁弃”了俄罗斯的一切诗歌规律，正相反，他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的民族诗歌传统的承继者。他能够背诵过去诗人的数千行诗，能背出“欧根尼·奥尼金”。只是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这个传统，创造了最适合于表现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的形式。他在韵律方面是很讲究的，他反对没有韵律，他曾经有一次为几个字的押韵而打了六十次草稿。他在韵律方面有他的革新和独创，这也是我们所应该研究的。
马雅可夫斯基在“怎样写诗”一文中，提到他对韵律的重视：“假使不协韵，诗句便要零落散乱……韵律把我们送回到前一行，逼使我们记起它，使形成一个观念的所有的诗行保持在一起。”
一方面我们要强调质的提高，一方面也要强调量的增加。马雅可夫斯基说：“诗人的劳动日不是八小时，而是十六小时，十八小时。诗人对国家负有巨大的工作任务。”诗人短短的一生共写了十几卷诗文集，用他的话说，他的“笔是不断地每日每时工作的。”但这决不是草率地滥写。他的经验是每天只能写八行到十行，这又是何等的谨严！
我们所要学习马雅可夫斯基就是这些。这个学习当然决不能理解为形式上的模仿。脱离中国的实际，不首先去熟悉、研究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不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那还是没有用的。
我们要像马雅可夫斯基承继俄罗斯古典诗歌传统、果戈里和谢德林的传统一样，重视并学习自己民族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中国有着值得自豪的辉煌的悠久的诗歌史，我们有丰富的活在人民口头的民间歌谣，中国新诗人不是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者，而是屈原杜甫的不朽传统、五四以来革命诗歌传统和民间歌谣传统的合法承继者。
我们同时也要向世界古典现实主义诗歌和现代的革命诗歌学习，更迫切需要的是向苏联学习，向马雅可夫斯基学习。我们要改进和加强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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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结合生产进行司法审判工作的好处
李燊华
编者按：在去年的司法改革运动中，各地人民法院都严肃地批判了单纯坐堂问案和孤立办案的旧司法作风，认为司法机关应以最便利群众的方式，为当前的中心工作服务。云南省各地人民法院派出巡回审判组，密切结合春耕生产进行审判工作的经验是很好的。这样作，不仅会大大地便利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司法工作的作用，而且还会使司法干部的水平在实际工作中有了提高。各地人民法院都应该根据当地一定时期的中心工作，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布置之下，派出巡回审判组，或通过已有的固定审判站，以法律武器保障中心工作的顺利完成。
云南省各地人民法院经过司法改革运动后，从根本上转变了过去单纯坐堂问案和孤立办案的旧司法作风，进一步发挥了司法工作为当前中心工作服务的作用。今年上半年，该省各地人民法院在当地党政的统一领导与布置下，广泛地采取了巡回审判的方式，不但节省了群众的时间和财力，而且从司法工作方面密切地配合了春耕生产，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拥护。
各地人民法院在办案中对直接影响生产的水利纠纷特别重视，提出了“先水利、后其他”的口号，因而及时地解决了纠纷，有效地推动了生产。楚雄二区鱼乐乡某一山上有四十多工田住的是二十多家苗族，山下有一百二十多工田，住着五十多家汉族。山上山下的这一百多工田都靠同一股水来泡田栽秧；但是，解放前山下汉族中的地主独占了这股水，因此经常为争水的问题发生纠纷。今年春耕生产中，苗族群众认为现在不是从前了，毛主席把这块山分给自己，这股水当然也得归自己管；汉族群众则认为自己向来用这股水泡田，今年自然也不能例外，因此就相互争执起来。鱼乐乡为这个问题专门召开了四次农民代表会都没有得到解决。五月二十九日，楚雄县人民法院巡回审判组到了那里，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对双方群众进行了阶级教育，使大家认识到过去的纠纷是地主恶霸所造成的，现在在毛主席领导下天下各族农民是一家，大家应该团结一致，合理用水。在这种阶级教育的启发下，双方都本着互助互让的精神进行了协商，苗族群众觉得自己秧少，山下秧多，同意把水分成三股，除自己留一股外，其他两股让给山下汉族群众救秧。汉族群众觉得既然自己的秧可以救活，至于栽秧问题，山下不比山上，稍缓几天也不要紧，所以也就自愿在泡田栽秧的时候，让山上苗族群众先放水二十五天，这样就使一百多工田的水利问题得到了合理的解决。富民县人民法院协同有关部门与生产工作组，在四、五两个月中处理了同样的案子十四件，解决了一万零七百二十八工田的水利问题，救出了一百零一工田的小秧，因而群众反映说：“你们（人民法庭巡回审判组）下来了，我们都可以多吃两口饭了！”
各地人民法院在配合春耕生产中，不但解决了与生产直接有关的水利纠纷，而且解开了人民内部的疙瘩，鼓舞了群众的生产情绪。楚雄龙河乡陈家冲贫农谢文治与其妻谢文美一向感情非常恶劣，天天吵架，以致无心生产，喂的一窝小猪，也饿得只剩下两个。群众要谢文治去修水沟，他懒洋洋地说：“婚姻问题得不到解决，我没有力气。”楚雄县人民法院巡回审判组下乡时，谢文治提出离婚要求。审判组了解了这个情况后，认为他们确已无法继续相处，勉强下去，对生产无好处，就判决他们离了婚。这样双方都非常满意，第二天清早，谢文治就扛起锄头去作活去了。这种因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婚姻法而推动生产的事例是很多的。平彝县人民法院在贯彻婚姻法运动月中，结合运动进行情况处理了六十九件婚姻案件，并配合工作组解决了许多家庭纠纷，因而大大地鼓舞了群众特别是妇女的生产情绪。如龙海乡群众挖一条水沟，起初不要妇女参加，认为“妇女没有力气，只要少吃口把旱烟就够了。”但是，很多妇女因为解决了家庭问题，认识了婚姻法的好处，所以都主动地参加，每天有上百的妇女在工地上积极地劳动，以致这条沟原计划要五千工，结果只花了二千多工就完成了。
各地人民法院还发挥了法律的威力，及时制裁了反动分子和坏分子的破坏，保障了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富民北营乡反动富农杨朝章，破坏该村抗旱保苗和合理用水的水规，私自放水。部分落后群众认为：杨朝章还能这样，我们放点水又有什么关系，因此破坏水规的情况相继发生。五月三十一日富民县人民法院巡回审判组严肃地处理了杨朝章的破坏行为，大大地教育了群众，自此以后，北营乡就再没有破坏水利的案件发生。曲靖原小坡乡副主席刘德建，一贯利用职权贪污果实，奸淫妇女，并压制群众，不准揭发。群众非常不满，生产也组织不起来，前几个月买好打坝的石灰，一直还摆着，互助组也都垮了，附近的村子几次来主动联系，也仍旧行动不起来。不久前刘德建又私自将群众的汽油筒运往昆明去卖，被同区唐中玉发现加以阻止，刘德建即假借群众名义诬告唐中玉“压迫群众，不让翻身”，并将唐中玉绑至法院。此案发生以后，群众更是议论纷纷，开会讨论生产，也很少人参加。曲靖县人民法院深入地了解了这个情况，并请示了县级领导干部后，当即严肃地处理了这个违法乱纪的坏分子，获得群众一致的拥护。大家就马上行动起来，开会讨论打坝修沟的事，并感慨地说：“在毛主席领导下，到处都是热闹闹的搞生产，过去我们村是什么也搞不起来，这次要不是法院帮我们处理了这个问题，今晚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来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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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便利群众诉讼的审判站
河南省鄢陵县有八个区，离城最远的是四区，有七十多里，八区和五区也离城五十多里。这三个区的群众要诉讼，进城一趟就起码耽搁两三天时间；如果被告不来，要下传票，耽误的时间和花费就更多了。
在司法改革以后，鄢陵县人民法院为了便利群众诉讼，在这三个区的中心结合部——屯沟村设立了一个审判站。每月旧历初一、十五，县法院派一审判员带法警一人到审判站去受理案件，风雨无阻。来到审判站诉讼的，有的是经区乡调解不了介绍来的，有的是没有经过介绍直接来的。双方当事人都到，自然很好，一方不到，就派法警去传讯。规定一次在审判站处理案件的时间是三天。
审判站处理案件的方法有以下几种：一、随到随处理。农村分散，群众又忙于生产，不能等待作集体调解，就采用这种办法。二、集体调解。案件多，一个一个处理不过来，就采用这种办法。三、在审判站处理不了的疑难问题，就先叫当事人回去，再由审判员在三天以后，到当地去处理，临时吸收干部和群众来调解或陪审。审判员在审判站范围内，要不定期地把所有案件处理了再回去。需要县法院研究判决的，带回去判决以后，下次再带回审判站来发落。审判站工作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每到开庭的时候，当事人就能到站听候处理。这个站从今年元月份建立以来，每次接受的案件少者六、七件多者二十多件。
审判站依靠群众办案，群众感到满意。五月十三日上午，站上接到四件离婚案。审判站有目的地选择康庄村康旺与赵钦妮一案为典型来处理。康与赵从一九四九年结婚，一贯感情不好，女的常住在娘家，叫也叫不回去。根据他们的情况，审判站首先宣传婚姻法，说明不该离而离的坏处，该离而不离也同样影响生产，没有好处。原来有一方不愿离婚，最后经过说服才自愿离婚。另外三件，经过解释教育，有一对重新和好了。这实际上起了集体调解的作用。
在彭庄村有一件历史纠纷处理得也很好。这一案原来在站上没处理了，审判员就直接到这个村上去，吸收当地干部和群众共同调解。案件情况是这样：彭玉范与彭德彦从黄水泛滥以后，为了宅基纠纷，经村乡十多次调解，未得到解决。彭德彦宅基东北角内有彭玉范宅地二分，黄水冲淤住了，又失去文约，无凭据。这次大家意见是：彭玉范别处有宅基，用不着这一小片；彭德彦宅基少而土地多，可用地换宅基，两下都便利。按照这个意见，说服双方同意后，彭德彦用半亩地换二分宅基，问题圆满解决了。村干部工作上得到了很大帮助。群众也说这样处理双方都有利，再不用生气了。
审判站建立以后，到五月底，处理案件一百一十起，共有当事人二百二十人。如果统计一下，每一案件要到县里处理，平均每人花两天功夫，大约要误四百四十个工，每工按十斤粮算，就是四千四百斤粮。因此建立审判站对生产有很大好处。不但这样，自建站以后，这三个区根本没有民事、刑事方面的积案。同时，也明确树立了干部依靠群众办案的信心。
群众称赞人民政府给他们办了一件好事。他们说：蒋介石在这里时，“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人民往往是冤沉海底，没处伸诉。现在一分钱不花，给群众办了大事。干部愿多跑路，不让群众多跑路，真是为群众服务的！
当然审判站工作也还有不少缺点。领导方面抓得不紧，没有及时总结工作，把审判站提高成为巡回法庭。同时，也没有很好地通过下乡办案，有计划地把调解工作抓起来。这都需要在今后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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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上海举行马雅可夫斯基诞辰六十周年纪念会
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和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十九日在上海艺术剧场联合举行苏联伟大的诗人弗拉吉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诞辰六十周年纪念会。参加纪念会的有上海文学、艺术工作者夏衍、章靳以、巴金、刘思慕、魏金枝、许杰、叶以群及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黎照寰等七百多人。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沪代表十多人也参加了纪念会。
纪念会首先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夏衍作了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生平事迹的介绍，接着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沪代表波戈金讲话。会上朗诵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好！”。最后还放映了苏联电影——“马雅可夫斯基资料传记片”和五彩电影“草原诗人江布尔”。
东北各大、专学校学生普遍开始暑期实习
东北区各大学和专科学校学生暑期实习已普遍开始。据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工学院、大连工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东北农学院和沈阳农学院等学校统计，参加实习的学生共有九千七百多名。实习时间是一个月到三个月。东北工学院已组织检查组到各实习厂矿检查实习效果。
各校参加实习的学生热情努力，一般都能深入实际向群众学习，受到所在实习单位的欢迎和帮助。许多实习学生都和工人、农民交了朋友。大连工学院在鞍山钢铁公司实习的学生，由于得到了该公司领导上和职工的支持与帮助，实习中不但获得了做毕业论文设计的必要资料，而且也给工厂车间积累了生产技术资料。在宝泉岭国营机械农场实习的东北农学院畜牧系的学生，帮助农场改进了饲养方法，使奶牛产奶量增加。东北师范大学的实习学生，在实习中的最大收获是进一步树立和巩固了为教育事业服务的思想。他们看到中学生们对他们的殷切的希望与尊重，深刻体会到作人民教师的光荣，他们表示要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教育事业。
浙江大学学生第一批生产实习结束
浙江大学学生第一批生产实习已在七月上旬结束。参加第一批生产实习的是金工和金工工具两个专修科一年级的学生，共一百十人，内容以认识实习为主，适当结合专业实习，实习地点是国营浙江铁工厂。
从开始准备实习起，浙江大学就很注意争取工厂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该校原来计划在七月中旬开始生产实习，但那时浙江铁工厂有繁重的生产任务，无法容纳大批学生实习。浙江大学征得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华东高等教育管理局同意后，把准备到铁工厂实习的两个班级的课程挪后，把生产实习提前到六月中旬开始。在实习开始以前，浙江铁工厂的厂长崔子明和两个副厂长曾一起到浙江大学进行联系，并共同组织了生产实习指导委员会，由工厂第一副厂长担任主任委员，厂内各有关部门都有代表参加。每一个接受实习的部门，都由厂长指派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担任讲解，并在实习前和指导教师一起制定详细的实习计划。除了经常的介绍讲解以外，该厂还为学生组织了两次技术座谈会，由有经验的工人和技术员介绍他们的工作情况，并回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工人、技术员们都非常热心帮助学生，常常利用休息时间，一遍又一遍地讲解。
到浙江铁工厂实习的浙江大学学生在下厂实习的半个多月中间，不但巩固了过去从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并且为以后的专业学习打下了基础。金工专修科学生丁考山过去在学习比较复杂的机器的构造时，总觉得不能完全理解，他因此常常担心以后的专业学习学不好，这次实习后都清楚了，他很高兴地说：“经过这次实习，学习专业不怕了”。参加实习的指导教师和学生们，在实习过程中时常帮助工人计算和解答一些理论上的问题，并在技术设计、技术操作、技术管理和劳动保护方面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受到工厂的欢迎。指导教师吴敏达所提出的改进无心磨床操作方法，经工厂采纳后，速率提高了百分之十，产品质量也提高了。为了加强双方的技术合作，在生产实习结束后，浙江大学和浙江铁工厂决定建立经常的联系，许多工人和学生也都准备经常通信，交流生产和学习方面的经验。
北京归国华侨学生投考中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成立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为办理本年度来京的归国华侨学生升入中等学校事务，已于本月十五日在北京成立“北京归国华侨学生投考中等学校招生委员会”。
该委员会主任为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文教宣传司司长兼北京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校长费振东，副主任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学司司长侯俊岩，办公室主任为傅克。办公地点暂设北京大方家胡同二十二号。
今年招生考试将分三次举行，第一次考试日期在七月二十二日开始，第二、三次考试将在八月中旬及九月初旬。归国投考中等学校华侨学生可向该会索取招生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