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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文化艺术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文化艺术观感
赴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文化教育考察团副团长 彭康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在完成了恢复工作以后，已经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并已获得显著成绩。由于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在不断地提高；这样，劳动人民的劳动热情就更加得到鼓舞，他们清楚地看到自己光明的前途，因而在这些国家里呈现着一片新气象。这种情形自然就促进了人民对文化要求的增长，而经济的发展也就提供了文化发展的条件；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建设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要满足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所以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相适应地发展着文化建设。这种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社会主义的文化，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这种新文化是为人民服务的，是继承了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人民的文化水平较高，文化生活比较普及，又有苏联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作榜样，所以他们是在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学习苏联，并吸收其他国家古典文化中的好的东西，来建设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新文化的。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对自己的古典文化并不采取一概抹煞的态度，相反地，他们十分珍视民族的古典文化。他们认为古典文化是自己民族的宝贵的文化财产，是自己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创造，在这里面表现着自己民族的智慧和天才，蕴藏着自己民族的感情；但他们并不要复古，也不是主张国粹主义，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古典文化加以分析研究，吸取其中进步的、民主的和科学的东西作为创作的要素；并以此向人民宣传，使人民群众正确地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并把这种宣传作为向人民群众进行的一种爱国主义教育。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在这方面是作了许多工作的，研究历史上的作家和艺术家的生平、思想及作品；出版他们的著作；上演他们的节目（戏剧、歌剧、音乐等）；展览画家的画；举行纪念他们的纪念会，如“歌德年”、“巴哈年”和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音乐家斯麦塔纳的纪念会；把他们的故居作为博物馆保存起来，如波兰的萧邦故居、德国的歌德和席勒的故居、保加利亚的波特夫和伐佐夫的故居等；把他们的生平摄成电影，如波兰的“萧邦的生平”和匈牙利的音乐家“爱尔克尔生平”，以及把画家的画摄成电影，如匈牙利画家蒙卡奇的画等。此外，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对文物古迹也十分珍视，对古代建筑加以细心保护，如保加利亚将柯普里夫什提查城作为民族建筑艺术博物馆保存起来；有些特别著名的建筑物遭受破坏，便照原样恢复起来，如德国德列斯登的翠英格耳宫，波兰华沙的波德布拉查宫。
保存着民族文化传统的另一个方面是民间艺术。东欧人民民主国家都有丰富多样的民间艺术，主要是音乐、舞蹈以及手工艺、民间建筑物等。这些民间艺术生根在人民之中，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它们不但可以充实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曾是唤醒民族意识，沟通民族感情以反抗异族统治的工具（德国情形不同）；所以东欧人民民主国家都把保存、研究和发扬民间艺术当作带方针性的重要工作。这些国家对国内各个地区的，普遍流传和流传不广的，甚至将被遗忘的各种样式的民间艺术都搜集起来，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加以研究，将
一支乐曲或一个舞蹈，从其整个精神、情调和表现方法加以综合的研究，也从每个旋律或每个动作加以分析的研究，这样取出其中健康的，足以表现民族感情的和适合于表现现实生活的要素，作为创作加工的基础。经过这样的研究和加工，新的创作便是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的艺术了。为了进行这样的研究工作，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家，都有专门的机构——民间艺术研究所。这个机构只负责搜集、保存和研究，供给作家材料，自身并不组织创作。他们认为将研究工作和加工创造进行分工，可以加强民间艺术的研究工作，而研究工作的加强，给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为了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并把加工提高了的艺术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这些国家都普遍组织了群众性的业余文艺团体及教育机关，如歌舞团，剧团，歌唱队，乐队，业余音乐学校，舞蹈学校等；由文艺工作者加以指导，并由国家在一定时期组织这些业余文艺团体会演，选择其中优秀的作品加以研究推广；优秀的演出者送到各种艺术学校学习，以资深造，成为专业文艺工作者；有的则集中起来加以训练成为国家歌舞团。如到中国来过的
“匈牙利国家人民歌舞团”及“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就是这样组成的。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新文化建设，是以苏联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为榜样的。所以他们十分认真学习苏联的经验。他们的办法是：一、系统地研究苏联的先进艺术理论及文艺政策；二、经常地通过研究苏联作品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三、结合实际地学习苏联文艺工作的组织经验及工作方法；四、有计划地翻译介绍上演苏联作品，向群众进行艺术教育；派文艺工作者——演员、舞蹈家、音乐家、画家等到苏联学习。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舞蹈学校的教学计划中的民族舞蹈，根据苏联的经验，先学习本民族各地区的舞蹈，然后学习兄弟民族，如波兰、乌克兰、俄罗斯、保加利亚的舞蹈，研究其中的异同，对提高本民族的舞蹈有很大好处。又例如，匈牙利在苏联舞蹈学校学习的演员，每年有一定时间回国演出，以介绍学习心得，并可以和国内的艺术生活结合。这些国家的艺术学校的学生，根据苏联经验，是由业余艺术学校，业余文艺团体中选拔的，以保证群众中有艺术才能的人有深造的机会。罗马尼亚的一个很优秀的巴蕾舞演员就是由铁路工人中提拔出来的。
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在学习苏联的同时，并不拒绝接受俄罗斯及世界各国的艺术遗产，吸取其中进步的，现实主义的因素。如在音乐学校学习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萧邦、巴哈等大师的作品，仍然是教学计划中的重要部分。在上演计划中，古典作品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在古典作品中，俄罗斯古典作品占的比重最大。
在解决普及和提高的问题时，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是采取了像波兰所提出的“消除界线，不划等号”的方针。这就是说，提高的东西不应该是脱离群众的，它也是取之于民间和古典的，因此它和普及的东西不应该有本质上的差别。只不过一个是提高了的加工了的，是洗炼了的；另一个则是比较朴素的，但还不够洗炼。正如俄罗斯的民歌和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一样。这些国家的民间艺术研究机关和作家、画家、音乐家、舞蹈家的合作，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保加利亚的歌舞剧“勇士之歌”，罗马尼亚的“矿工交响乐”，匈牙利的巴蕾舞剧“头巾”，就是解决提高和普及问题的很好的尝试。这些提高了的东西都是群众所熟悉的，又是加工洗炼的，受到了群众热烈的欢迎。
由于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旧作家，艺术家受西方世界主义思想毒害较深，所以，在这些国家的文化艺术界，在新的文化艺术的建设中，普遍存在着两个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任务和文艺工作者资产阶级思想残余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内容及形式主义创作方法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两个矛盾，这些国家都进行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工作。这一工作是从三方面来进行的：一、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这些国家的作家，艺术家都已进夜大学或夜党校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观，以克服他们的世界主义的错误思想。这种学习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收效，但却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根本办法。二、开展作品讨论，举行展览会，批判作品，比作品，从作品中批判思想，指出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间的好坏、区别，得出结论，大家学习。我们在各国多次参观了美术展览会，其中作品有好有坏，都拿出来展览，借以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在展览期间进行比较讨论，通过作品来进行教育。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能用作品来说明，则所谓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就不能为人所信服。匈牙利在解放后曾组织了文艺界的三次大论战，第一次是为了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思想，打通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这次论战给青年作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使他们认识到文学艺术的任务是服务于国家建设，是帮助党教育及改造群众。论战后产生了民主作家协会，许多作家开始学习反映现实生活。第二次是为了反对公式主义，当时人民群众喜欢看苏联作家的作品，不喜欢看匈牙利作家的作品，因为这些匈牙利作品没有反映活生生的现实，其中的形象不过是政治口号的人格化，或者照他们的说法是生了两条腿的童话式的口号。第三次是反对颓废主义的情绪，当时有些作家藉口反对公式主义，创作了歪曲现实的作品，他们歌颂死亡，歌颂孤独，充满了颓废主义的情绪；这次论战严格批判了这种情绪，提倡健康的真正能正确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上述三次论战都是结合批判作品进行的，因此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三、鼓励创作，保障作家生活，对有贡献的创造出好的作品的作家给以国家奖励，如波兰、德国设有国家奖金，保加利亚设有季米特洛夫奖金；对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授以荣誉称号，如功勋艺术家、人民艺术家等称号；政府文化部门和作家订立创作合同，国家设立创作基金，并给以创作上的一切便利。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就是以这样的几种方法来指导和帮助文艺家进行思想改造的，但思想改造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作到的，所以他们对文艺家所采取的方针是坚决改造，诚恳帮助，耐心等待的方针。由于采取了这样的方针和上述的方法，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艺术家们的思想大大地提高了，在整个文化艺术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已成为主导的指导原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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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一个模范的农村党支部书记——苟佩芳
王丕玉 耕溪
苟佩芳是党的一个出色的村支部书记。他所领导的中共山西长治县璩寨村支部，三年来，已由一个落后的支部转变为今天的先进支部。从这个支部的转变过程，表现出了苟佩芳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他的领导才能。
苟佩芳出身于一个铁匠的家庭，从小便跟着父亲在外学手艺。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长治县，苟佩芳失业了。他说：“不打走日本鬼子，就没法生活。”当年他便参加了抗日的八路军。经过党的教育培养和革命的军事生活锻炼，他的阶级觉悟逐渐提高。一九四零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部队里，苟佩芳是一个英勇善战的战士，屡立战功。一九四七年，因腿部负伤，才退伍还乡。当他回到自己的家乡——璩寨的时候，村里的工作还非常落后，多数党员消极疲沓，不做工作，有时甚至连支部会都召集不起来。苟佩芳觉得很奇怪，他想：在部队里一切工作都是党员带头，为什么咱村里的共产党员却偏偏两样呢？问题在那里呢？苟佩芳经过了一番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党员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产生了“革命成功应该休息”的思想，认为“日本赶走了，地主打倒了，生活也改善了，革命已经胜利了，应该休息休息了”，因而，大家终日忙于发展个人的家务，把党的工作看成是“额外负担”。苟佩芳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想：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革命就不能继续前进。长期在部队生活过的苟佩芳，对领导农村工作是生疏的。但是他懂得：“生产战线和军事战线是一样，必须提高共产党员的政治觉悟，发挥共产党员的积极性，才能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获得胜利。”于是他向支部委员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在部队里，党经常向党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因此党员的积极性都很高，打起仗来很勇敢。要想把咱们村的工作搞好，支部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支委会认为苟佩芳的意见很对，立即作了加强支部教育工作的决议，并委托苟佩芳担任支部教员。
一九五○年一月，璩寨支部正式举办了党员训练班。苟佩芳根据“党员课本”、“中国共产党党章”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件，并结合党员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采用讲授和讨论的方法，对党员进行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党员认识了共产主义的远大前途和党员的奋斗目标。从而克服了“革命成功应该休息”的思想，党员的政治积极性也就大大提高了。许多党员在学习中都纷纷作了自我检查。过去以为分到土地就算革命成功的人，现在才懂得了：原来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有的党员就批判了自己的狭隘的农民意识，有的检讨了消极疲沓的错误。如王建琴说：“过去我不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也不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简直是空挂了个共产党员的称号了。”苟佩芳除讲党课以外，还经常注意了解党员的思想情况，分别进行教育，解决党员的思想问题。因此，某些带有个人主义的人也就经常受到了党的教育。训练班结束后，苟佩芳向支部提出了建立经常性的教育制度问题，经支委会研究和全体党员一致通过后，规定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为“党员学习日”。在“党员学习日”里，主要是学习党的政策，针对党员在各个时期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如：革命成功思想、宗派情绪，以及资本主义思想等倾向，及时进行解决。这就大大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推动了工作前进。
苟佩芳在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的工作中，特别强调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在以前，璩寨支部的民主生活是很不健全的，苟佩芳曾想过许多办法来改变这种状况，都没有获得多大的效果。有一次，他在支部大会上带头检讨，启发大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大家听了他的检讨以后，只是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肯作声。后来他又用检讨自己同时又批评别人的办法去引导大家，不料，那个被批评的人就感觉到有点受不住。
党员之间的批评为什么老是展不开呢？苟佩芳在实际生活中终于找到了原因。主要是觉悟程度不高，甚至有许多党员就不知道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怎么一回事。苟佩芳认识到：如果不积极地去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单纯从枝节方面着眼，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不会展开的。于是苟佩芳就给党员讲解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的和意义，他特别引用了毛主席所说的话，反复地给大家解释。毛主席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大家学习和讨论了毛主席的这些话，对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才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顾虑。在一次支部会议上，璩文则批评璩春红种的地占了公家的道路，马上被璩春红给碰了回来。别的党员看着“火色”不对，谁也不敢提意见了。这时苟佩芳立即批评了璩春红，并通过这一实例，端正了党员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不正确态度。他对大家说：“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是测量每个党员觉悟程度的尺子，我们共产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个人的一些错误和缺点，还舍不得丢掉呢？”从此，璩寨支部党员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逐渐地展开了。比如，党员谷怀山（当时担任村长职务），不好好工作，还常常藉口工作忙而不参加支部会，别人也不敢公开地向他提意见。自从学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后，大家才打破情面，向谷怀山进行了批评。党员杨英堂批评他说：“怀山，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必须积极工作，如果你只享受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而不积极工作，那就不配作一个共产党员。”这时，别人也都纷纷发表了意见。谷怀山经过这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受到了比较深刻的教育，积极纠正错误、改进工作，如今他已担任了支部的组织委
员。
苟佩芳向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最大特点，是能密切结合当前工作进行。在一九五○年初，许多党员由于不了解互助合作运动的重要意义，都不愿参加互助组。严重地影响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
依据这个情况，苟佩芳根据上级党的指示，领导
支部开展了反右倾思想的斗争。苟佩芳记得毛主席
在“组织起来”的一文中曾说过：“在农民群众方
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
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
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苟佩芳根据毛主席的这些话，联系本村已经发生的阶级分化的情况，反复说明互助合作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共产党员有责任领导群众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使农民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经过这些教育以后，三十二个党员中，有二十八个人参加了互助组。某些党员曾幻想永远保持“小康之家”的想法，就开始转变了。接着，又在群众中展开了广泛的宣传。在共产党员积极宣传并积极带头的影响下，全村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
大部分党员都参加了互助组，但是他们对党的互助合作政策还缺乏真正的认识。有的在互助组里大搞商业活动，有的计划卖掉刚分到的房屋和土地去搞副业生产，甚至还有个别的党员打算雇长工。这些情况说明在党员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又在滋长和抬头。苟佩芳懂得了思想教育是一个长期艰苦的工作，人们思想中落后残余不是一次教育就可以完全消除的，因此，反右倾思想的斗争还必须继续进行。一九五二年春，苟佩芳又根据上级党的布置，组织全体党员学习了高岗同志“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报告中“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的一段；许多党员都通过学习自觉地检查了自己，党内的右倾思想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党员苟发兴原来打算卖掉楼房，去作商业活动，学习后，立刻打消了这个想法，决心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后来，他领导的互助组和车春兰领导的互助组合并组成了一个生产合作社，给群众做出了一个走向集体化道路的榜样。
和贯彻农村经济发展方向教育的同时，苟佩芳极其重视对农民群众的政治思想的领导，教育农民克服“生产到顶”的保守思想。比如苟发兴互助组
一九五一年的生产成绩超过抗日战争前的一倍多，后来发展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制订一九五二年的增产计划时，许多社员都认为生产已经到顶，不可能再提高了，其他互助组也都有类似情况。老农贾英贵就说：“不种百亩田，难打百石粮，我活了六十岁啦，就没见过有一亩地能打千二八百斤粮食的。”苟佩芳发现这个情况以后，便一面从提高生产技术，发挥农业生产上的潜在力量等来说服大家，一面用农民所熟知的事情，比如讲李顺达、郭玉恩等劳动英雄的丰产故事来提高他们对农业丰产的信心。虽然如此，但是仍不能彻底解决若干农民群众的思想问题。直到一九五二年秋天，苟发兴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全体社员一年的精耕细作，丰产谷地每亩打了九百三十五斤。打场的那一天，支部组织全村群众前往参观，并由苟发兴向全村群众介绍了他们的丰产经验。这时，农民的增产思想才得到完全解决，进一步认识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他们说：“单干不如互助好，社比小组更要高，生活要想更美满，集体农庄是目标。”这几句话就生动地说明了璩寨支部在苟佩芳的领导下，进行农村发展方向教育的成功。
璩寨村在上级党的帮助和村支部的领导下，经过党员和全村群众的积极努力，由落后村变成了先进村。支部书记苟佩芳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爱和信赖。三年来，他先后荣获过省、县、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奖励。一九五二年十月，他在全县的劳动模范会议上，又被选为全县村级的特等模范干部。苟佩芳对于这些荣誉的认识是客观的，他说：“这些荣誉首先应该归功于党，归功于全村人民。如果没有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没有全体党员和全村群众的积极努力，单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获得这样的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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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正确方向，发展民族的歌舞艺术
——谈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音乐舞蹈团的演出
叶林
中国各民族的歌舞艺术有着长远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是各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数优秀的民间艺人，是无限丰富的民间歌舞艺术的继承者与创造者。建立民族的新歌舞，必须与民族、民间的歌舞艺术传统衔接起来。首先将这些遗产加以学习和整理，然后再在这基础上求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一件复杂而艰巨的事业。目前各地文艺工作团经过整编，成立了不少以发展民族、民间歌舞为任务的歌舞团。这个工作刚在开始，由于思想、艺术水平的限制，方针虽然明确，但道路却是艰难的。在这过程中，任何一些成功或失败的经验都值得我们重视。从这一意义上，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音乐舞蹈团这几年来的艺术实践与这次来北京的演出，就特别值得我们兴奋和重视。
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音乐舞蹈团是一个具有较长历史的文艺战斗队伍，它的前身是东北音乐工作团和鲁迅艺术学院文艺工作团，即后来的鲁迅艺术学院音乐工作团。自一九五一年十月东北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后建团到现在，也有了靠近两年的工作历史。这些年来，由于这个团有着过去文艺工作团战斗的优良传统，工作的专业分工也较早，加上音乐舞蹈团同志们几年来对学习民间艺术的坚持不懈，使新的节目不断出现，他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从这次带来北京演出的二十八个节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节目都有着一种发展民间歌舞艺术的良好的意图，说明了他们在继承传统方面的钻研精神是刻苦的，并且为进一步的实践积累了经验。
从舞蹈部分的六个节目来看，除了扇子舞与盘子舞系向兄弟文艺工作团学来的以外，其余的四个节目，全都是在民间优秀艺人的指导下集体编排出来的，每个舞蹈都有了发展。特别是在民间艺人范景田指导下排出来的单鼓舞与民间艺人徐延来指导下排的花鼓，都显出了一种特别鲜明的民间风格与力量，保留了一种异常珍贵的民间舞蹈的特有的节奏，使人感到亲切。至于在民间艺人刘升诚指导下排的东北大秧歌，则是将快要失传的民间舞蹈保留下来了，并且赋予了新的内容，这种做法也都是很好的。
在器乐部分的四个节目中，也有着发掘与发展民族乐器以至改进它们的演奏形式的明显意图。他们使用古筝与二胡合奏；并且改造了胡琴，根据它们的大小与音色，处理成胡琴四重奏。在中西乐器结合的尝试上，他们大胆地用管弦乐队来替唢呐伴奏，并且让民间艺人王文洲担任唢呐独奏者。
在发展与提高民间艺术形式的实践中，最令人满意的是山东琴书“大刚与小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下山”。该团的演唱组远在吕骥同志领导东北音乐工作团的时候就已经成立，并且获得了较大的关心，几年来，由于这几位演员的努力，不断地在内容上、音乐上与演唱表现方法上力求改进，成绩是显著的。目前这个节目在演唱形式上已经达到了相当完整的地步，他们用丰富的演唱技巧，表达了人物的性格与情绪的变化，表情与演唱的结合也很自然；此外在伴奏的加工方面也都取得了协调一致的效果，成为一种提高了的新的民族演唱形式。
此外，在合唱方面，“太阳出来满天红”是他们吸收了二人转的曲调特点创作出来的，合唱队虽然由于人数与音量方面有些限制，但在表现感情上是有长处的，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与热情；民歌齐唱
“放风筝”则更是一种民歌演唱方法的很好的尝试。
这些节目非常突出地说明了他们向民间学习的精神，和在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发展民族新歌舞的孜孜不倦的尝试。这些实践所接触的面是如此地广泛，说明了这个团的生命力是蓬勃的。在这过程中，他们工作的最大特点之一是与民间艺人的通力合作。他们请老艺人作老师，吸收青年艺人参加团的工作，都起了很大作用。艺人不仅指导排练，传授技艺，而且往往还同台演出。节目在演出时很受欢迎，这就大大地鼓舞了他们学习民间的信心。这都说明了音乐舞蹈团的努力与工作方向都是对的，值得我们各地的歌舞团学习。
由于创作方法与创作经验的关系，在创作过程中也必然要产生缺点。音乐舞蹈团的演出，在这方面也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在节目的演出中，所发现的问题约可分为下列的几方面：
首先，在一些舞蹈节目中还有着一些较多注意从形式上接受民间艺术的痕迹。如单鼓舞、东北大秧歌、扇子舞中，舞蹈场面的变化太多，缺少情节或情绪上的根据，以至思想性显得不够。
在维吾尔族舞蹈“盘子舞”与女声独唱“苗家之歌”中，这方面的缺点也是较显著的。由于演员不熟悉兄弟民族的生活习惯与心理特征，尽管穿上了维族与苗族的服装，在外形上或抽象地在歌词情绪上用过功夫，然而在形象上还是不亲切的，在艺术上也未能掌握兄弟民族歌舞的表现方法与精神实质。
强调舞蹈思想情绪的深刻性与发展上的一贯性，注意舞蹈场面的情节与情绪上的根据，并不是说必须在舞蹈上放进很多具体情节与内容。因为在这些节目中，我们发现有些地方描述太多，缺乏中心线索，反而不够集中，影响了内容与形式的协调与统
一性。如“东北大秧歌”里面四对青年男女表现爱悦的嬉戏，只有两对给人印象较深，因而内容显得重复和芜杂，也较冗长。“扇子舞”把人物心情处理得也嫌过于复杂，技术性的花样多了一些，超过了形式与题材所容许的限度，倒不如处理得更朴实和单纯一些的好。
其次，在接受民间歌舞遗产当中，有一些地方分析批判的精神还显得不足。如“东北大秧歌”中的老大爷老太婆，舞步与服装就有过于古老的感觉。
在器乐方面，改进民族器乐性能与发展演出形式的尝试都是好的，但对待艺术演奏形式的改革，还不宜处理得过于简单化，这里面还有许多问题尚须谨慎研究。如胡琴四重奏这次在乐器音量的均衡与乐曲的写法上，都未能达到四重奏的目的，有两件乐器不能独立，基本上还是独奏与伴奏，伴奏的音型也嫌呆板。
管弦乐与唢呐的配合，乐器本身存在的问题较多。唢呐很多滑音，发音自由，音律与西洋乐器也难一致。要结合得好，恐怕还得在乐器的改革与表现方法上继续研究。乐队伴奏的写法是否能完全采用西洋的处理方法也还是一个问题。
总的来说，发展民族新歌舞艺术，需要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学习，需要加紧刻苦地坚持学习民间与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在创作中谨慎对待各种具体问题。只要在长期的实践中坚持下去，工作是会有成绩的。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音乐舞蹈团在这方面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收获也是显著的。这些节目都是他们实践的成绩，而且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群众是欢迎的。
学习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音乐舞蹈团坚持正确方向的精神与创作经验，对目前全国歌舞团的工作来说，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附图片）
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音乐舞蹈团演的东北大秧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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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华东积极准备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
华东区积极进行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准备工作。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华东高等教育管理局在七月三日到六日召集各省（市）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在上海进行了三天半集中学习。这次学习主要是总结去年招生工作经验，进一步明确今年招生工作的意义和要求，使今年的招生工作做得更好。华东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已在七日正式成立，由华东高等教育管理局局长陈望道、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局长孟宪承分任主任、副主任。同日，举行了华东区招生工作会议，详细讨论了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华东区具体实施的办法。会上确定华东区五省和上海市都应在本月十五日以前成立招生工作委员会分会，组织各该省、市考区的招生工作。在学生报考前，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各有关中等学校及招生机构，都将及时对考生进行升学指导。
西北大学物理系自行修造大量物理仪器
解决了仪器供应不足的困难
西北大学物理系自行修造了一批普通物理仪器和其他实验设备，为国家节省了经费，并解决目前国内仪器供应不足的困难。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已写信给西北大学，表扬该校物理系修造仪器的成绩。
西北大学原来作物理实验的学生只有六十人，今年因学生增加，作物理实验的达到二百八十多人，仪器的数量远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该校物理系讲师、助教和技工们开动脑筋找窍门，半年多以来，已修配了符合摆、转动惯量、刚性系数、光杠杆、球径计、自由落体、音叉、焦耳氏弹簧秤、空气密度仪、波义耳定律试验器、空气温度计、水当量及比热测定器、杨氏弹性系数仪、线膨胀测定器、磁强计、融解热及汽化热测定器、昆特管惠斯顿线式电桥共鸣管、悬线磁强计、测微螺旋、海尔氏比重仪等一百二十二套仪器，还制成了光具座各种支架、双平面镜、米尺、化油器、烧玻璃喷灯、水银蒸馏器等四百多件套仪器。物理系还帮助该校其他部门修造了一些仪器和其他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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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探宝山（地质勘探素描）（二）
秦征 陈因 作
多好的水，多好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