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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应当怎样领导生产
中共克山县委书记 陈俊生
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如何领导农业生产是个老问题，也是一个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过去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就是没有注意总结经验，所以工作总是杂七杂八的茫无头绪。因此现在就应该深入下去，帮助村干部总结已有的工作经验，把许多好的领导方法条理化，适合他们的水平，由偶然的变成自觉的。然后在进一步实践中不断改进和提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克山县委在大秋作物播种工作中，就进行了这一工作。
虽然党中央已指出，生产是农村的经常的中心工作；但是从民主村来看，目前还只是停留在会议上和口头上。有的人认为：“中央的指示来了，生产是中心；春耕一过，生产就不是中心了。”有的人只是从中央指示的字句上知道了春耕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去作。对于如何搞好农村的中心工作，也没有好的方法。这就使大家感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知从何处着手。”
按照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要搞好农业生产，必须从思想教育、互助合作、技术改革三方面同时进行。但是克山县民主村领导农业生产，却是抓住这面而漏掉那面。从备耕和春耕工作来看，他们对肇源丰产经验的推广抓得较紧，而对互助合作、思想教育就放松了。九个常年互助组的互利问题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两个初级互助组没有人管。在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方面，经过政策补课、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后，就感到“没有事了”；对农民经常要进行那些政治思想教育，以及通过什么形式、运用什么方法，都不大清楚。县、区在这方面指导的也差。宣传网也没有起应有的作用。过去没有把互助合作、技术推广、思想教育结合好，除了思想上对这三方面结合的意义认识不清以外，在方法上也有问题。村干部没有分清工作步骤，不能具体安排自己的工作，就只好把工作不分轻重缓急地“往前推”。因此，往往抓住了这一方面就丢掉了那一方面；或者抓住了次要的，丢掉了主要的。
在十四区区委召开的春耕播种会议上，各村干部对于工作步骤意见颇不一致。有的主张“回去先开党员会打通思想”，有的主张“先在干部会上分好工”，有的主张“先开组长会，贯彻的快”；而民主村的干部当时主张“别的会都不开，光开个宣传网会就行啦”。这说明了村干部工作方法是零碎的、枝枝节节的，而且顾头不顾尾，只提出一开头怎么办，没有一个人提出工作过程中还要做哪些事，结尾做什么。他们以为把区委会的指示精神传达下去就“万事大吉”了。这正是过去工作“前紧后松”的重要原因。
为了改进村级组织对生产的领导，十四区区委研究了各村过去领导生产的方法，加以综合，提出要分五个步骤进行工作。民主村支部是按照区委的指示试行了这个方法：
第一步，研究指示，分析情况，提出要求，组织力量。村支部书记回村以后，当晚召开了支部委员会议，传达、讨论了区委会的指示；接着研究了本村的具体情况：有两个组没有使用改良农具；有五个互助组、三个合作社种籽没有消毒；大家还没有注意抗旱保苗工作，也不习惯宽播小麦；互助组里的人马不评分，评分也不实行。根据区委指示的精神，结合本村具体情况，计划要在四月十五日结束大秋作物播种，拟定了解决互助、技术、思想三方面存在的问题的具体办法；并决定每个支部委员具体领导一个屯的工作，不论做什么工作，支委都要带头先作出样子来。
经过这段工作后，我们体会到：（一）支部书记对区委指示的精神领会得怎样，是开好支部委员会议的关键。而支部委员会议开的好坏，又是决定全盘工作的关键。因此，区委给支部书记布置工作时，要具体帮助支部书记领会为什么要这样做，怎样来做。（二）最好召开支委扩大会议，吸收群众团体的党员负责干部参加，以便同时在会上研究各种组织如何配合中心工作。（三）研究指示、情况都必须有重点，抓住中心。（四）对本村工作必须看准情况、量力而行，防止计划过高或过低的偏向。
第二步，思想发动，讲清任务，说明政策，做出样子。为了把支部委员会议精神变成群众的行动，第二天午间有两个屯召开了组长以上干部会议，有四个屯连干部带群众都召集在一起开会讨论改进田间作业等问题。同时布置宣传员进行深入具体的宣传工作。
第三步，深入各个组、社，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帮助制订计划，发动增产竞赛。在检查播种工作时，发现各组、社田间作业有不少缺点，如在杨显亭生产合作社就找出了不少缺点，并帮助他们找出了改进的办法。接着，就帮助全村四个生产合作社、十个互助组订了短期作业计划和轮作计划。
在上述基础上，召开了互助组长、合作社主任会议，发动起全村组与组、社与社之间的爱国增产竞赛，以各组作业计划为竞赛条件。大家竞赛热情很高。
在这一步工作中的体会是：互助组的短期作业计划要切实可行，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作业质量规格的要求，劳动力的合理使用和轮作次序的规定。
第四步，全面检查，发现典型，交流经验，推动运动。在竞赛发动起来后的第四天，检查评比委员会便深入到田间进行检查。除检查出工作中的缺点外，还深入互助组与生产合作社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有两个生产合作社没有分好队，责任不分明；有三个生产合作社包工没搞好。经检查后都得到了初步解决。在检查中发现某一组、社某一项工作做得较好，就把他们的经验及时加以传播。
在这一工作中的体会是：这一步的工作时间长些。在检查中要密切注意情况的变化，并要全面；要建立主要干部值班制，以免干部都到各屯、各组、社去以后无人负责全面工作，经验不能交流。
第五步，总结评比，奖励模范，提出下步工作要点。全村播种工作到五月十七日已基本结束；支部及时开会，对全村大田播种进行了总结，指出了工作成绩，也提出了缺点和补救的办法。然后又召开了全村评比大会。评比结果，有两个生产合作社、三个互助组、两个妇女组获得了奖励。大家情绪很高。支部书记在会上提出了下一步工作主要是铲小麦、积肥送肥、发动妇女等，号召大家把这些工作做得更好。
这样做是把几年来农村基层领导的实际工作经验加以综合和系统化；因此是适合目前村级领导一般水平的。从试行中已看到它有以下的好处：（一）可克服“上紧下松”“前紧后松”的现象。（二）各个组织系统在各个阶段都能统一在一个中心工作下，思想一致、步骤一致地进行工作，可克服“各搞一套”“中心不明”“党政不分”和“有组织不起作用”的现象。（三）可避免简单化和强迫命令的作风，而代之以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四）可加强工作的计划性和主动性大大减少忙乱被动现象，可使村干部有一定的时间参加生产。民主村的事实证明了村干部是完全可以既参加生产又领导生产的。但也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在实行时，要注意各个段落间、步骤间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因此段落、步骤的划分是有一定灵活性的，不能机械执行。（二）每一步骤都不应规定固定的形式、时间、会议，而应按不同的情况和目的作不同的规定。（三）这还只是初步的经验；今后随着工作的进展，干部水平的提高，还应逐渐加以充实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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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省、市两级机关各民族干部学习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新疆省、市级机关各民族干部九千八百余人，在学完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的基础上，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配合党在新疆当前的任务，决定从六月一日起到年底止，以半年时间进行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学习。
该省干部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文件的学习中，初步健全了学习生活，思想水平也有所提高。在学习马林科夫报告时，党政负责同志先后向各族干部作了九次大报告。吸取东北高级干部学习理论的经验，新疆分局委员及各部领导同志共十九人组成了核心小组，由分局书记王恩茂、张邦英两同志任组长，分局宣传部长赵守攻为副组长。核心小组提前学习文件，及时收集下面反映，以充实学习内容，并负责向全体干部作学习报告。迪化市级机关，也以中共迪化市委副书记刘鹤为组长，成立了一个高级组。由于核心小组及高级组同志能对学习作具体指导，并以身作则地认真钻研文件，严格遵守学习制度和纪律，对全体干部的学习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学习中，领导上特别注意对本地民族干部的具体帮助，如由于语言文字的不同，确定了不同的学习要求和学习方法。学习材料用维吾尔、哈萨克、汉等各民族文字印发给各民族干部；向全体干部作报告时，用几种语言播讲，并请专人负责给本地民族干部讲解文件。此外，本地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也常合组开讨论会、座谈会，交流学习经验和心得等。这就达到通过学习加强本地民族干部和外来干部的相互了解和团结的目的，对共同搞好工作有很大帮助。在学习马林科夫报告第三部分中，各机关结合文件精神开展了自下而上的批评，在干部关系上，进一步检查了某些外来干部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倾向。新疆分局王恩茂书记在给干部作关于开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的报告时，也特别指出为搞好民族团结，今后还要继续克服大民族主义思想倾向，使全体干部在思想上有了很大启发和提高，对改进今后工作很有帮助。许多干部反映：这次学习收获是以往任何一次所比不上的。各民族干部深感要进一步搞好工作，必须有系统地深入学习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为此，中共新疆分局特根据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原则，决定省市级机关全体干部从六月份起开始关于民族问题理论和政策的学习。在学习中要求贯彻新疆去年二届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继续克服各种违反党的民族政策的思想观点（主要是大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克服不从实际的民族特点出发及简单急躁的思想作风，加强干部团结，共同做好工作。
在这次学习开始前，各单位都根据具体情况，从组织上、思想上进行了一次整顿工作，加强了对学习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如在省级机关总学委会领导下，各单位重新改组了分学委会，有的已开始配备了专职学习秘书（过去都是兼职），并建立了各系统、各单位的理论教员和学习辅导员。学习小组也按干部的文化、理论水平进行了适当调整。同时还研究了过去的学习经验，批评了有些同志的不正确的学习态度。这对今后进一步健全学习生活、提高学习效果，将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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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一级机关举办业余政治学校
华东一级机关：中共中央华东局直属机关、华东行政委员会、华东财经委员会、华东文教委员会、华东公安局、上海铁路管理局六个机关，从四月份起先后举办了六个业余政治学校。
六个机关业余政治学校共有正式学员三千七百三十人，旁听学员二百一十三人。各校在复习了去年学习的“政治常识读本”之后，接着学习“经济建设常识”。
在教课方面，各校一开始都重视教员的选聘工作，华东行政委员会和华东局直属机关业余政治学校聘请的教员都是具有一定理论修养的科、处长级以上干部。华东行政委员会刘顺元副秘书长亲自领导行政委员会业余政治学校教员小组工作，组织教员备课。教员一般都能认真备课，热心教学。例如行政委员会金学成副秘书长，为了很好的备课，曾多次地听取别人的讲课，阅读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建设常识”第一章的广播稿，从中吸取经验，并在自己写出讲课提纲后，交到教员小组会反复地研究修改，因此，他在讲第一课后学员普遍反映很好。华东局机关业余政治学校，在讲“经济建设常识”第一课时，教课未能满足学员要求。教务处立即进行了研究，将学员的反映提交教员作参考。教员并深入小组了解学员的要求和思想情况，用心准备功课；因而使以后的讲课获得良好效果，绝大部分学员的学习情绪都很高。
在教学制度方面，各校在开学时都举行了入学考试。考试及格的作为正式学员，不及格而程度相差不远者作为旁听生。在编班编组方面，华东局、行政委员会、文委等的业余政治学校都结合党、团组织和行政单位进行编制，使学习组织和党、团组织密切地结合起来。为加强教学工作，各个学校一般都设置了一至三个专职干部。由于严格执行了课堂点名及请假制度，学员缺课率大为减少，一般的只占学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大多数是因公外出或者生病），缺课的学员都能做到事先请假事后补课的规定；上课时很少有迟到的现象。
各校目前在教学和执行制度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点。首先，各校虽订有整个的教学计划，但没有制订每章具体计划，因而对每章要解决那些问题心中无数，使学习存在着一些盲目性。其次，学校方面对教员备课工作帮助还不够，教员没有充分了解学员的思想情况，往往削弱了教学效果。特别是个别学校，虽有学校之名，但仍然采用没有一定制度的上大课的方式。这些缺点，今后应加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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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国营四五六厂组织车间巡回医疗组
重庆国营四五六厂组织车间巡回医疗组，改变了工人过去不能及时治病的状况。
重庆四五六厂设有医院一所、门诊部两处和医疗站若干处。它们都离车间很远，工人去看一次病，往往要耽误很长的时间。工人怕影响生产，有了一点病往往挺着，因此有的工人就把小病拖成了大病。拿第四车间来做个例子，工人患病人数经常在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中带病工作的就占百分之三十。对于这个问题，医院和行政领导方面过去没有注意研究，认为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今年二月初，该厂医院院长徐锦文，出席了上级召开的“卫生专业会议”。在会上听了某些工厂的医务工作人员的医务工作经验报告以后，他明确认识到厂矿的医务工作，应面向生产，为工人服务，同时要贯彻“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针。徐锦文院长回厂以后，即向全院医务人员传达了先进的工作经验，并组织大家深入地进行了讨论，决定改变过去等病人上门的工作方法，深入车间进行诊疗。
一开始，因为大家不了解厂内各车间的生产情况，曾原封不动地搬用了别人的经验，在车间附近设立诊疗室，实行预约治疗。这种办法不到三天就行不通了。因为车间太大，工人忙着生产，往往错过了预约时间。同时，工人去预约看病时，仍要往来跑路。
四月初，改用按工段给工人治疗的方法，在每一工段设一诊疗处，就地给病人诊病。这种办法虽然可以使工人减少了来往跑路的时间，但全厂工段太多，不能照顾全面，同时秩序也比较乱，病志和配好的药都不能及时交到病人手里。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全院医务人员共同进行了研究，终于想出了“查病号”的诊病方法。在每个车间职工工作的地方，都悬挂名牌（一面是红色的，一面是白色的），诊疗组就按名牌和机器行列编好病志。要看病的工人，上班时把名牌翻到红的一面。诊疗小组（由医生、护士、挂号员各一人组成）到车间后，先由挂号员顺着机器行列按红色名牌将病志清出交给病人，医生则顺着机器行列依次给有病的工人诊断。等处方积累到相当数量以后，由护士带回门诊部配药，然后再依次把药一一送到病人手里。这样，有小病的工人不走一步路就看了病，并且在下班以前都可以吃到药。医生在诊病时倘遇到疑难病症，可立即预约时间叫病人到车间诊疗室去进行详细的检查，或由诊疗室介绍到门诊部和医院去诊治。
这种工作方法的最大好处是：首先，它节省了工人看病的时间，过去工人看一次病至少需要一两个小时，现在只需要几分钟就行了。同时，医生下车间以后，熟悉了病人的劳动情况和作业环境，对病人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例如，第四车间有一个工人胸口经常发疼，病人自己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医生下车间后，发现这个工人胸口疼痛的原因是长期弯腰操作，就一面建议行政方面改善车间的操作条件，一面给这个工人讲解了劳动卫生常识。
医务人员深入车间为工人治病，大大鼓舞了工人的生产热情，密切了工人和医务人员之间的关系。工人杨隆林说：“医生到车床旁边来给我们看病，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每当医生在车间出现的时候，工人都亲切地打招呼，说：医生这样关心我们，我们一定搞好生产。在车间里，医生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有一个医生说：“过去工人之所以不满意我们的工作，就在于我们没有很好地为他们解除疾病痛苦。”
现在，重庆国营四五六厂的医务人员正在积极学习苏联的“劳动卫生学”，进一步开展车间保健工作，以贯彻“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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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探宝山（地质勘探素描之一）
秦征 陈因作
“闻宝山的钥匙”找到了！
（有一个矿区，民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说这些山里满是宝物，可是开山的钥匙遗失了，所以多少年代以来，谁也没法入山取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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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锦西化学工厂卫生人员到车间给工人治病
东北锦西化学工厂二厂第二分诊所的卫生人员，在“卫生工作面向生产，面向车间”的口号下，改进了医疗作风和工作方法。全厂职工的健康状况因而有了显著的改变，工人的出勤率也大大提高了。
第二分诊所有医生、医士各一人和护士若干人。他们担负着全厂工人的医疗预防保健工作，白天在门诊处给工人看病，晚上还得出诊。在一九五二年五月该厂开展劳动竞赛以前，卫生人员普遍认为，医务人员这样少，而门诊处的病人又多，要到车间里去给工人治病是不可能的。他们整天守在诊所里等病人上门，很少考虑如何做好工人中的防治工作。因此，工人对分诊所的工作提出了很多的意见。有的工人说：“大夫看病既不仔细，架子又大；护士的工作也拖沓，有小姐作风。”卫生人员听了这些话，心里很不服气，说：“工人尽找我们的麻烦，干这行真是白天晚上受气。”
去年五月间，全厂展开了劳动竞赛。为了改善工人的健康状况，分诊所全体卫生人员决心改进诊所的工作。工厂行政领导方面也给予他们以支持。一方面组织和动员卫生人员深入车间，使卫生人员了解工人现有的劳动条件和生产情况；一方面号召车间主任给卫生人员以一切便利条件，让他们详细了解厂内的生产情况和工人的劳动条件。经过几天的体验，卫生人员都认识了生产环境、劳动条件和工人健康的关系，并了解了卫生工作面向生产并为生产服务的重大意义。他们便克服了过去的保守思想，采取治疗和预防相结合的办法，到车间里去给工人治疗。
化学工厂的职业病是比较严重的。分诊所的卫生人员为了防止职业病的发展，一面积极给工人进行治疗，一面和工人共同研究防止这一疾病的方法。例如二○一车间有许多工人患“黑头病”（面部发黑），分诊所虽然配制了一些药膏给他们涂抹，但不见效。有一次大夫下车间时，发现工人巩清山肤色正常，于是问他没有得病的原因。巩清山说：“这很简单，我每天一下班，马上用清水把手、脸洗干净。工人中发生这种病的原因，多半是不注意日常卫生，他们下班后往往几个人在同一只盆内洗，结果谁也没有洗干净。”大夫就在上卫生课时把巩清山的经验介绍给大家。又如氯气工段的工人，有百分之七十患消化不良症。经过调查，发现了引起这一疾病的主要原因是工人不注意饮食卫生，暴饮暴食。大夫就请有经验的工人向大家进行卫生教育，说明暴饮暴食对肠胃的害处。
大夫们也改进了自己的工作作风。例如，当他们在门诊中发现了带普遍性的疾病以后，立即到车间、食堂追查发生疾病的原因。有一次发现二○三车间有很多工人患贫血症，大夫就从车间查到食堂，终于发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是缺少乙种维生素。于是医生便向食堂建议：改善做饭的方法，在做饭时不把米坯去掉，保留米汤。又如二○二车间有不少工人患食欲不振等症。大夫就一面研究工人的饮食情况，一面深入车间了解，发现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很少饮水。根据这种情形，大夫在上卫生课时向工人进行了教育。
为了缩短工人看病的时间，卫生人员在车间划分了责任区，并指定专人负责每一区的医疗预防工作。又在车间设立了洗眼站和服药站。工人在休息时，或发现化学物粉尘侵害到自己的眼睛时，或是因氯气外溢而发现咳呛中毒的现象时，都可以到洗眼站去洗眼，到服药站服止咳药水。这样，不仅减轻了工人的疾病痛苦、防止了疾病的发展，而且改变了门诊处病人拥挤的状况。
第二分诊所的卫生工作，是在车间劳动保险委员的配合下进行的。当工人中发生意外的事情时，劳动保险委员就马上通知分诊所进行急救。例如，有一天晚间，车间工人突然发生瓦斯中毒。分诊所接到劳动保险委员的通知以后，即派医生到现场进行急救，将濒于死亡状态的两个工友挽救过来。
锦西化学工厂卫生工作的改善，降低了全厂工人的发病率。例如一九五二年三月的发病率为百分之五十一，今年同月的发病率则为百分之二十四。门诊工作也不像过去那样忙乱了，大夫每天只要用六个小时即可看完门诊病人。同时，由于预防工作做得好，治疗及时，出诊的次数也减少了。这样就使大夫们得到了学习、研究和休息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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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桂西僮族自治区文化艺术工作有发展
桂西僮族自治区的文化艺术工作有发展。目前全区各县都建立了文化馆（站）、收音站，有的区乡也重点建立了这些机构。全区各地都组织了若干群众性的业余剧团，仅宜山专区就有业余剧团四百六十个。各地文化馆除藏有通俗图书供群众阅读外，还经常派人携带幻灯、图片等深入偏僻山区巡回放映和展览。各地专业剧团和业余剧团也经常深入乡村巡回演出，演出剧种有粤剧、桂剧、邕剧和民间戏剧采茶剧、调子戏等。戏剧内容除历史故事外，还有许多是改编或新编的。各族人民很喜爱这些戏剧，如宜山专区有二十一个文艺工作团（队）在一个月内演出戏剧三百多场，观众达四十多万人。
天津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
天津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已在七月五日正式成立。天津市在一九五一年三月成立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筹备委员会，筹委会两年来已发展会员一千多人，建立了理、工、医等专门委员会和二十二个工作组，进行了八百六十多次科学讲演、科学展览和幻灯放映。天津市科学普及协会正式成立后将更广泛地发动全市科学技术工作者，面向工人、干部开展系统的科学技术的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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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所看到的苏联地球物理科学研究工作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团员 赵九章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在苏联的三个月中，访问了苏联科学院、乌克兰及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科学院。我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塔什干等地参观了和地球物理学有关的各研究所和大学的教研室，并和苏联的许多卓越的科学家会谈，了解了他们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所获得的巨大成就，看到了他们正在进行着的庞大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次访问使我深切地体会到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常常如“商品”一样被少数剥削者收买，作为他们博取最大限度利润的工具；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研究的目的，则是用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苏联科学家热烈地参加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是理论和实际联系、科学和人民利益相结合的最鲜明的表现。
苏联科学研究工作的第一个特点，是每一个研究题都有明确的目的，即解决从伟大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所提出来的基本问题。例如，为了服务于工业建设，地震防御便成为苏联地震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们在地震频繁的地带进行了小区域的地震研究。一方面设计高度灵敏的特种地震仪，来调查当地地震的特性，测量房屋在地震时的应力变化；另一方面从当地地质土壤的物理性质研究地震时地表的震动情况。此外，并结合模型实验，根据地震灾区的实地调查，来和理论的研究相参证。最后根据研究调查的结果，提出关于抗御地震措施的意见，供政府参考以制定那一地区抗御地震的建筑设计规格和选用材料标准的条例。
苏联科学研究工作的第二个特点，是在任何理论研究和实验工作中，都反映出苏联科学家的高度的唯物辩证思想的水平。例如，作为苏联地震学另一个中心问题的地震预告的研究，在英美资产阶级地震学者看来是无从着手的。但是苏联地球物理学家却认为，地震的发生并不是不能预知的现象，它是依据一定的自然法则产生的。它和地球的内部结构、地层褶绉、裂罅的形成以及地下断层的滑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地震频繁的地区，经常产生微弱的地震，它反映着当地地壳运动的情况。人们如果了解了微弱地震的活动情况，就可以进一步认识大地震发生的规律。过去，在一般地震台内，由于地震仪灵敏度不够高，因此不能随时获得所需要的地震资料。苏联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为了测量微弱的地震，利用了现代物理学的先进技术，设计制造了微弱脉动地震仪，它的放大倍数可达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倍。利用这种高度灵敏的仪器，在地震频繁地区每天可测得一百次以上的前震。这样就克服了我们不能在大地震发生以前获得地震资料的困难。根据这样大量的资料，经过分析研究，人们就可以了解地壳运动的情况，以及地震中心的活动。有了这些资料，再结合大地构造学的研究和地震分布图，人们就可以掌握地震发生过程的规律，绘制地震预告图，在危险关头发出地震警报。
苏联科学研究工作的第三个特点，是理论研究和实验工作以及实地考查的紧密结合。理论研究可以指导实际工作，实际工作可以提出新的事实，促进理论的研究。因此理论研究的题目必定是实际工作所提出来的中心问题。例如，为了研究微弱前震波的传播，苏联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甘抱尔次通讯院士和其他许多科学家，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研究和模型实验，创造了地震波的相关分析法。这种方法不但对于地震预告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地震探矿也提供了最进步的分析方法。即使在理论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同样用最可靠的自然界的客观事实作为出发点。苏联科学院斯密特院士曾经特别指出：宇宙演化论的研究不在天文台，而在地球物理所，理由就在：要了解行星的形成，首先要了解地球的形成；而要进行这项理论研究，必需根据大地构造的调查和地球物理探勘的资料，此外并要进行高温、高压的实验。和秦斯等的唯心学说不同，斯密特院士的宇宙演化论总是从最可靠的客观事实出发，不是专在数学上绕圈子。因此，他的理论就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在实际工作中起重大的作用。同时，他的理论给大地构造学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和资产阶级的大地构造学派不同，苏联学者认为褶绉、断层的形成是在地壳由冷变热的过程中产生的，作用于此过程的主要力量是垂直力而不是水平力。这样就使苏联大地构造学者从新的方向来研究褶绉和断层形成的规律，使地震预告研究工作更深入一步，并且可以推知伴随着断层而产生的矿床量及其分布。
苏联科学研究工作的第四个特点，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用。苏联科学家在研究工作中自始至终贯彻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从研究题目的确定，计划的订立，实验的设计，材料的收集和分析，一直到总结，要经过许多次的讨论。在讨论会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就能使大家对事物获得更完整的认识。斯密特院士对我们介绍宇宙演化论的研究情况时说：“在苏联，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建立，必须通过报纸、杂志的传布，使学校、工厂及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广大群众对它展开热烈的讨论。群众的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使我的宇宙演化论更完整地建立起来。”由此可见，批评对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并不是“惩罚”，而是使他避免走弯路的有效方法。
苏联科学所以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特别重视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科学院、大学和产业部门紧密地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培养科学研究人才的网，培养了一支强大的科学研究力量。我们从任何一个研究所里都可以看到苏联科学人才的充足。以苏联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而论，除了卓越的宇宙演化论学者斯密特院士是老一辈的科学家而外，其余如地震学者甘抱尔次、大气物理学家菲特罗夫、理论气象学家季伯尔三位通讯院士以及许多的学者和专家，都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培养出来的。全所的工作人员相当众多，仅参加地震预告研究工作的人员就有数百人，规模比较小的大气湍流实验室也有两位电子学专家（主持各种精密仪器的设计制造）。据我们知道，地球物理研究所曾制造了微弱脉动地震仪及改良的地震探矿仪，这证明在地球物理研究所里掌握电子学高度理论水平的专家一定不在少数。电子学专家的情况如此，其他方面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有了这样强大的科学工作人员队伍，才可能进行巨大的研究工作，才可以名符其实地领导全苏联的地球物理学研究工作。由此我深切体会到，培养干部是发展中国科学的最主要的环节。我国科学研究机关、大学以及产业部门今后要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以便完成这个最基本的任务。
在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首都塔什干的日子里，我们到处都可以碰见大批年青的乌兹别克科学研究工作者。和在其他学科领域中一样，乌兹别克的地球物理学者作了不少头等重要的工作。例如，抗御地震建筑的研究在苏联占了第一位。这种研究工作对于乌兹别克水坝灌溉系统的修建有重要的贡献。在三十六年以前，乌兹别克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地区，一万个人中只有两个人受到高等教育，今天乌兹别克已有三十六所高等学校，每一万个人中有七十三个人受到高等教育，比法国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要多一倍。这无怪乎我们所遇到的所有文化界人士，在每一个场合都一再表示感谢俄罗斯民族的帮助。这不是一般的客套应酬，而是由衷的感激，这证明了列宁、斯大林伟大民族政策的成功。苏联政府不仅对国内各民族如此，对各个人民民主国家也同样给予无私的帮助。由此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苏联的利益是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融合在一起的，我们也更深刻地体会到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统一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