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苏联文学界批评格罗斯曼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
苏联作家瓦·格罗斯曼于去年在“新世界”杂志发表了他的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第一部。这部著作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严重缺陷引起了苏联文学界的广泛的注意和严正的批评。
这部小说发表之前，在“新世界”杂志编辑委员会和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中，曾经对作品展开过讨论，也有若干作家和编辑对它的缺点进行过原则性的批评，但都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注意，许多人依旧对它作了肯定的评价，其中并不缺少传播世界主义见解者的恶劣的捧场和缺乏经验的人们的随声附和。在小说刊出之后，也仍然有赞扬的书评登载在
“星火”和“青年共产党人”等报刊上。
二月中，“真理报”发表了“评格罗斯曼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一文（译文见今日本报），“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歪曲了苏联人民形象的一部小说”一文，“文学报”也发表了“在错误的道路上”的专论（译文见一九五三年第七号“文艺报”）都对格罗斯曼的错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批判。“共产党人”杂志深刻地揭露了作者格罗斯曼在思想上和哲学上的毛病：“格罗斯曼及其小说中主要人物契贝静的拙劣的哲学，是窃取了唯心论哲学的精力主义、弗洛伊德的‘下意识’论以及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不变的永恒的因素：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永远斗争着的神秘的二元论哲学的残片所构成的。契贝静企图根据这种市侩的哲学来解说各族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文学报”专论也指出了小说中所包含的反动哲学，对这些反动思想，小说中的别的人物并未加以驳斥。“因此不能不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作者格罗斯曼并不想驳斥契贝静院士的哲学。”专论并指出“作者的有害的哲学”竟使作者把“苏维埃战士的高度觉悟行动当作了生物学上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在小说的许多地方放进牺牲和命定灭亡的错误思想……是和苏联人民的历史性的乐观主义格格不相入的”。
“文学报”专论并批评了这部作品没有在主要人物身上塑造出先进的、积极的、战斗的、具有典型特征的苏维埃人——共产党人的形象。专论认为：“对作者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即在一部讲伟大卫国战争中人民的丰功伟绩的小说里，占中心地位的必须是体现着为祖国而斗争的人民的行动和努力战胜敌人的那些人物。”如果不这样做，而把非典型的人物和事件提到首要地位，或者用各种方法去贬低英雄主义，那就会破坏生活的真实性。
这些意见值得我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深刻体会。
三月下旬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举行了会议，主席法捷耶夫对“为了正义的事业”的严重缺陷，对“新世界”杂志编辑部的错误，对作家协会秘书处工作的缺点——很少运用集体领导的正常方式，而由书记处少数人包办了代表文艺界多种多样力量的主席团的工作——以及对这一次的错误负有责任的法捷耶夫本人和“新世界”杂志主编特伐尔陀夫斯基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法捷耶夫在这次会议上的报告“作家协会工作的若干问题”（摘要见今日本报），对于中国文艺工作者，包括作家、批评家和文艺组织工作者说来，都是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中国文艺界应该从对格罗斯曼所犯错误的批评中，吸取教训，学习苏联文艺界的光辉榜样，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以改进我们的目前文艺创作的情况，为创造足为人民和青年楷模的具有崇高品质的英雄形象而努力。
第3版()
专栏：
作家协会工作的若干问题（摘要）
苏联 法捷耶夫
一、关于瓦·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
在评价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由于这种评价而使这部小说以现在的样子发表出来）这一件事上，“新世界”编辑委员会的大多数人和作家协会书记处的大多数人都犯了错误，犯了思想性质的错误。这一错误的最大的责任应该由我和阿·特伐尔陀夫斯基负担，因为正是我们对于这部长篇小说的不正确的意见才在很大的程度上预定了书记处和编委会的错误。我努力要发掘我们这一错误的意义，从里面得出必要的结论。
我想，大体上可以把小说的主题确定成这样：苏维埃人保卫斯大林格勒。可是在作品的中心却安排了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决不能代表在前线和在后方的苏维埃人。事实上，我们军队的英雄主义也好，我们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劳动英雄主义也好，都没有表现出来。安排在事件的中心的沙波施尼柯夫一家，对于大多数苏联知识分子说来，不是特征的。沙波施尼柯夫一家以及和这家庭有关的一切人的事情和趣味的琐细无聊，给整部小说盖上了烙印。
像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的共产党员，不能够代表作为苏联社会领导的和主导的力量的我们的党：他们不具备为列宁斯大林型的活动家所特具的那些特征。
长篇小说里整个力量的配置是这样的：我们苏联社会里的最积极的力量不是没有被提到首位，就是被描写得苍白无力。这样的对于人物和事件的描绘，在小说里不是偶然的。
这部小说的基础是反动的唯心论哲学，这种反动的唯心论哲学借作者所描写的登场人物——契贝静院士和施特鲁姆教授的嘴表现出来，作者把这两个人物当作自己的见解的主要表达者。这种哲学的本质并不新颖：生活彷佛在根柢上是一成不变的，生活里的一切都重复着，发展是绕着圆圈走的。德国法西斯主义被解释成这样：似乎人民中间存在着两种历古已然的生活根源——善的根源和恶的根源。依据不同的环境，在人民里面，也像在一个人身上
一样，或者善的根源浮到表面，或者恶的根源浮到表面。在契贝静和施特鲁姆看来，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在于恶的根源在德国人民里面浮了上来。这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历史哲学”，还用得着说么？
我们完全不是想说，格罗斯曼没有权利在小说里描写抱有这样的见解的“教授”。如果从苏联报刊上所登载的对格罗斯曼小说的批评里面得出结论说，描写和我们背道而驰的人，抱有敌对的哲学的人，在苏联文学中不被容许，那是不对的。恰巧相反，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表现我们的反对者，以便更鲜明地表现我们的见解的正确和我们的事业的胜利。可是，格罗斯曼却以作者身份对契贝静和施特鲁姆发出了耸人听闻的同情。这使读者明白，契贝静和施特鲁姆的反动见解正就是作者的见解。
人们谴责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不是因为苏联现实里没有陷于“日常琐碎的”生活而不能自拔的人们，或者因为像沙波施尼柯夫这样的家庭不可能存在。由于我们教育工作的缺点以及我们发展中的矛盾，我们这儿还有不少的人，他们多多少少诚恳地完成着工作任务，但他们的兴趣总是在家庭的圈子里打转，或者无论如何总是爬不出琐细的日常生活利益的范围。表现这样的家庭，是可以的，并且有益的。可是，格罗斯曼把这样的家庭写成了苏维埃人的感情的主要表达者。这样做就是歪曲了生活。
描写矿工诺维柯夫，或在长篇小说第一卷结尾描绘集体农庄的劳动，都令人感觉到作者下笔的匆忙，说明了作者写这些东西，没有怀着爱情，却是由于责任。
作者的才能，在许多场面和许多形象上都可以看出来。充满崇高的斗争的活生生的生活，发生在小说以外的现实生活，有时还是要冲破故意布置的琐细的叙述而显现出来。然而，问题的这一面，却不能取消长篇小说在整体上的思想的毛病以及由此而生的根本的思想艺术的缺点——描写苏维埃人的不正确的态度，对苏维埃人的卑视。
这错误证明了我们，犯错误的人，没有表现出必要的思想的严格性与原则性，这样就促成了思想上有害的东西在报刊上出现。
在长篇小说发表之前，是不是有人提过意见，对这一点警告过呢？是的，有人提过意见，而且不在少数。
这样，应该可以使我们惊醒，使我们深思。可是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因为无论是在作家协会里或编委会里都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解决许多带思想性质的问题——评价作品，阐明某一严重问题——经常是以少数领导干部的意见为转移的。我们在工作中很少应用集体性的正常原则。
二、关于“新世界”杂志编辑部的错误
在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问题上所发生的错误，迫使作家协会书记处仔细地分析“新世界”杂志的工作。
“新世界”杂志的工作中有着许多错误。有一些是对于我们文学非常重要的带思想性质的错误。也有一些不过是杂志编辑工作中的粗枝大叶作风的表现。
大家知道，在“新世界”杂志上登载过阿·古尔维奇〔注一〕的反爱国主义的论文“正面典范的力量”。这错误也是在秘书处的成员——法捷耶夫和苏尔柯夫的支持下犯了的，然而这却不能解除杂志编辑部的责任。
在这杂志上登载过恩·亚谢耶夫的思想上不正确的诗“杨柳”。
在“新世界”杂志上出现过弗·奥格乌夫的论文
“需要明朗！”〔注二〕，对于马雅可夫斯基的遗产作了不正确的、从小集团立场出发的评价。
“新世界”杂志的最重大的错误是它刊载了艾·卡札凯维奇的中篇小说“朋友的心”（一九五三年第一期）。这篇中篇小说有许多方面，和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里遭受到批评的部分正是遥遥呼应的。在这中篇小说上，同样地也有这样的缺点，彷佛人们必遭灭亡似的。在表现人物方面，卡札凯维奇没有达到像格罗斯曼那样的程度，但也有着故意贬低英雄主义的作法。
不错，一个人必须被多方面地表现，表现肯定的东西，也表现缺点。不错，我们知道，优秀的人也会做出多多少少不好的行为来。可是，重要的是要在一个人身上看出主要的东西，重要的是要正确地看出一个人的行为的动机，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怎样地反应，一般地就是要从正面，而不是从背后去看他。在卡札凯维奇的中篇小说里，人们像野草蔓长一样，没有思想地活着。他的英雄们虽然大半都是完整无缺的人，可是他们的思想生活非但没有被强调写出，并且大部分是压根儿没有被表现出来。于是得到了这样的结果：虽然人们完成了英勇的行为，他们却不是活着，而是在生活上爬着。
我不能够把卡札凯维奇的中篇小说和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相提并论。卡札凯维奇所描写的人，大多数都是完整无缺的人。作者出色地表现了在挪威北部作战的苏联人，以兄弟般的友好态度来对待挪威人。但同时，卡札凯维奇的中篇小说也包含着浸染着悲观主义气氛的重大的思想缺陷。它不应该以现在的样子发表出来。在这里，编辑部又一次表现了宽容态度和思想上的要求不高。
“新世界”杂志编辑部的错误正像作家协会书记处在对待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一样，又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必须在我们中间根绝宽容态度，必须提高思想的与创作的严格要求，富有原则性，从这种立场上来进行我们的事业。
三、提高苏联文学质量的斗争以及这斗争的思想敌人
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全部工作，它的全部决议，和作家的工作发生着直接的关系。新的五年计划在我国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跨进了一大步。共产主义建设的激情就是我们苏联作家的激情。五年计划在颇大的程度内决定了我们的题材，它指示我们应该把主要的注意放在生活的哪一些方面。
马林科夫同志的报告指出了我们执行任务时所遵循的道路和方法。我们必须第一，善于把人物描写成这样，使他对一切人，对全体社会成为典范，用这些典范来教育人们。第二，我们必须不惧怕困难，不掩饰我们发展中的矛盾，表现我们的反对者，我们的敌人，也要表现那些落后的必须施以重新教育的人。我们必须在生活的全部丰富性与发展中，在它的全部困难与矛盾中描写生活，这些困难与矛盾我们正在胜利地克服着。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给予了苏联文学中臭名昭著的“无冲突性”理论以致命的打击。
马林科夫同志探讨了典型问题，断言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围，指出了应该怎样地来理解典型，尖锐地提出了必须发展像讽刺之类的我们文学的样式，以鞭鞑一切恶劣的、腐朽的、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马林科夫同志号召作家们根绝各种各样粗制滥造作风，不要再给人民写平庸的灰色的作品。
我们面临着创造苏维埃艺术经典作品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为提高苏联文学的思想艺术质量进行不倦的斗争，在文学工作者中间培养我们的导师列宁与斯大林式的深刻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观，培养真正的技巧，和这关联着，还须培养工作的素养，向古典作家学习的精神，一般知识水平的提高。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教育的任务。而真正的教育，如果不展开不顾情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的是自下而上的批评，那是不可能的。同样地也不可能正确地教育文学家们，如果不在他们面前揭发异己的、反列宁主义的见解，如果不使他们养成高度警惕的习惯。
和文学中这种反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思想随伴而来的，是不愿学习，对古典遗产采取蔑视的虚无主义的态度，认为遵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用“拉普”派〔注三〕的说法，就是遵照文学中的“辩证唯物论方法”），自然而然地就会使作家的作品成为高度艺术性的作品。“新拉普”倾向危害最大之处，就是它的宗派主义，把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对立起来，用叫嚣和命令主义，用和教育性的批评背道而驰的辱骂式的批评来暗中代替教育作家的任务。
“新拉普派分子”歪曲着列宁主义的文学中的党性原则。在“新拉普派分子”看来，唯一能够达到文学的党性的，只有党的成员，共产党员，似乎靠了党员身份才能够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人们。
这并不符合文学中的实际情况，其目的是要使文学的非党干部离开党，从党的手里把他们夺走。
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上面提到过的“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反对文学批评中的庸俗化”。“真理报”上写道：
“然而，直到现在为止，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家
中还可以碰见这样的人，在文章里用盛气凌人的
庸俗的批评来代替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这
种批评是和我们的社会精神格格不入的，它不会
带来好处，只有害处。”
否定苏联文学的最流行的一个方法就是笼统地责备“缺乏艺术性”。实际上，这是一种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情况上来的很陈旧的方法：不管我们苏维埃精神的作品写得怎样，不管它有些什么优点和缺点，却一味夸大它的缺点，以便宣布这作品“不符合”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要求的水准。反之，如果出现了一部有着思想缺点甚至毛病的作品，像格罗斯曼那样的作品，大家都环绕它唱出了赞美的合唱，捧得非常之高，以便在喧哗声中让人听不见真正批评的声音。
是的，我们力图真实而彻底地发掘我们作品中的不但是思想上的，并且一定还包括艺术上的缺点。我们梦想着苏维埃的古典作家，梦想着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共产主义作品的艺术质量。因为这缘故，所以我们才要在我们的队伍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还要继续展开下去，不管某些作家怎样地抱怨。
可是，我们的批评和我们敌人的批评不同，这是一种真实的，同时考察到作品的优点与缺点的批评，必须断定某一部作品对社会有益处还是有害处，如果有益处，那么是怎样的益处，什么东西妨碍了某一部作品对于人民成为更有价值的精神上的珍品。
我们拥有着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给予我们的卓越无比的工作纲领。它在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在红场上面对全世界人士所发表的讲话中被确定了。以中央委员会为首的受过考验的苏联共产党领导着我们。我们有着一切必要的条件，来用新的任务鼓舞苏联作家，领导他们在党的旗帜下面前进。我们是会创造出苏维埃艺术的经典作品来的，人民——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将以此自豪。
〔注一〕阿·古尔维奇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一笔抹煞古典文学的进步意义，武断地说：古典文学没有创造过，也不可能创造肯定人物的典型，这种理论被“真理报”正确地斥为反爱国主义见解的再现。
〔注二〕奥格乌夫的错误在于对马雅可夫斯基早期诗歌的未来主义倾向采取无批判态度。
〔注三〕“拉普”是“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阿·别里克企图恢复“拉普”的庸俗理论，被称为“新拉普派”。
第3版()
专栏：
评格罗斯曼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
苏联 米哈依尔·布宾诺夫
斯大林格勒！这个字包含着多么值得自豪的伟大，不朽的光荣，巨大的威力啊！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知道它。千百万人把斯大林格勒当作意味着生活、幸福和未来的神圣的名字来称呼它……
斯大林同志说过：“斯大林格勒是德国法西斯军队开始没落的起点。”斯大林格勒的史诗是斯大林的战略天才的胜利，是英勇的苏联军队和为共产党所鼓舞着去建立伟大功勋的全体苏联人民的宏伟胜利。
苏联的读者们高兴地拿起格罗斯曼的关于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新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载一九五二年“新世界”杂志第七、八、九、十期），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早已期待着一部能够体现出英雄城的神奇的史诗的全部伟大的小说。
在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中，战斗中的斯大林格勒的一般气氛被表现得很好，如医院里的场面，轰炸的情景，幼儿园撤退的情况。有些部分表现了战时生活的鲜明情景。例如，少校别列兹金在前线的公路上同从战争一开始就失去音讯的妻子和女儿偶然相遇的情景，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印象。作者熟悉地、动人地描绘出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许多战斗的情节。表现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几章是新鲜的、真实的、引人入胜的。
但是这些个别地方的成功并不能把格罗斯曼的最大的失败掩盖起来。他没有能够创造出任何一个伟大的、鲜明的、典型的斯大林格勒战斗中的英雄的形象——穿着灰色军大衣、手持武器的英雄的形象。
格罗斯曼既然想要创作一部关于斯大林格勒的小说，就应当以自己的创作想像力把我们人民与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性的战斗、为了正义事业而战斗的全部雄伟的情景概括起来，就应当马克思主义式地来理解这个战斗，忠实地表现出在伏尔加河上堡垒旁的决死战斗中的双方力量。读者希望看到这部关于斯大林格勒的小说是伟大卫国战争的总括的画面。
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是苏联全体人民的伟大功绩。在这里，苏联人民性格的优美品质表现得最鲜明；在这里，苏联人民表现了令人难忘的英雄主义的形象；在这里，苏联人民表现了他们对祖国、对列宁——斯大林党的无限热爱。应当把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们的全部威力和荣耀写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史诗中去。
格·马·马林科夫同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现实主义艺术的力量和意义就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发掘和表现普通人的高尚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质，创造值得做别人的模范和仿效对象的普通人的明朗的艺术形象。”
格罗斯曼能够而且应当表现出斯大林格勒英雄们的高尚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质。但是，在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中，典型的，具有苏联人民主要特征和最完全地表现出苏联人民本质的这些人物是没有的。在这部小说中，能够以丰富和美丽的情感感动读者和使读者不得不经常想到他们、并讴歌他们的名字的人物是没有的……
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中的苏联人的形象是苍白无力的，是贬低了的。作者竭力证明，不朽的功绩是普通人所完成的，这种思想本来是正确的，但是，他在自己的小说中把许多渺小人物，而且时常与斯大林格勒战斗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物，在普通人的幌子下，提到了首位。
在伟大的斯大林的领导下，英勇的苏联军队、我们全国、全体苏联人民保卫了斯大林格勒。成千上万的对亲爱的党和社会主义祖国表现出儿女般的无限忠诚的榜样的共产党员的名字，被记载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的历史中。
格罗斯曼在自己的小说中没有创造出任何一个鲜明的、生动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斯大林格勒史诗中的英雄的形象。
在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中，格罗斯曼根本就没有表现出党是胜利的组织者——无论在后方，或在军队里。他对于共产党的组织作用和领导作用这类重大的主题，只不过提供了一些宣言式的词句。这些词句没有用艺术的形象巩固起来。
和苏联军队的战士一起，斯大林格勒的工人也是保卫它的英雄。关于这一点，格罗斯曼也只是宣言式地谈之不休。例如：“在烟幕中和爆炸的隆隆声中，‘红十月’工厂的炼钢工人们站在马丁炉旁边，在拖拉机工厂，热处理车间、装备和修理车间一分钟不停地工作着；在斯大林格勒发电站，司炉没有离开过岗位一下，甚至当碎砖和玻璃渣撒满了他的全身和半个操纵盘被重型炸弹的弹片削去了的时候。在斯大林格勒有不少的民兵和救火员、自卫队和红军战士，他们和永不能熄灭的大火斗争，有时就牺牲在火里。此外，可以谈一谈孩子们的惊人的勇敢，老工人们的纯洁的和安静的智慧。可以谈一谈为了拯救燃烧着的城市和居民而付出全力的男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军事领导和指挥员们”。
那么就应当谈一谈这些英雄们吧！但是，格罗斯曼却没有这样做。
在他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中，斯大林格勒的工人阶级是以一个六十岁的老炼钢工人安德列也夫体现出来的。这个老工人“患有严重的气喘病”，在艰难的保卫战的日子里他回到自己亲爱的车间。但是这个形象却被赋与一些贬低了的和局限于日常生活的特点。有一次，当谈到战争的时候，这位斯大林格勒的工人骨干，除了说一句“我儿子在前线，儿媳妇总是串门子和看电影，她和婆婆就像猫和狗一样不相容……”以外，再也没有说什么。
没有“患气喘病”的斯大林的工人在哪里呢？斯大林格勒工人的那种伟大劳动的英雄主义的情景在哪里呢？
关于这一点，在小说里是什么也没有的。
在这个可纪念的秋季里，格罗斯曼在斯大林格勒看到的、并当作历史性的保卫战的英雄而放进小说中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格罗斯曼把两个家庭——老孀妇亚历山大·伏拉季米罗芙娜、沙波施尼柯娃的一家和教授维克托尔·巴夫洛维奇·施特鲁姆的一家——作为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的中心，作为小说中描写的一切历史事件的中心。实质上，这两个有亲戚关系的家庭就是一个沙波施尼柯夫—施特鲁姆的家庭。还有一个和这个家庭很亲近的人，就是医生索菲亚·奥西波夫娜·列纹顿。这个家庭是一个毫无特色的、一般说来使人很少有兴趣的这样一个苏联家庭。读一下关于沙波施尼柯夫家的前几章就会明白，这些灰色的人物在这部书里是占有优势的。可是格罗斯曼把这个家庭当作不愧为斯大林格勒史诗中心的典型的苏联家庭。
所有一切都围绕着这个家庭打转，一切事件都这样或那样地与这个家庭的命运联系起来，情节的线路就从这个家庭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读者应当借这个家庭的眼睛看到在斯大林格勒、在全国所发生的一切……但是这个家庭的生活却不能感动读者，因为这个家庭的大多数成员并没有积极地、直接地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因为这是一个平凡的、灰色的、具有狭小感情的家庭。
特别应当谈一谈沙波施尼柯娃的女婿这个形象——维克托尔·巴夫洛维奇·施特鲁姆。格罗斯曼无微不至地、以最大的同情和欣赏来描述施特鲁姆的毫不出色的传记，注视着他在生活中的每一步，直谈到他在莫斯科和一个“没有父名，只简单的名叫尼娜”的谈恋爱的事情，作者表现了施特鲁姆对周围人的态度、冗长地、令人厌倦地表达出他对战争与和平、对科学、道德等等的议论和看法。
施特鲁姆教授是一个具有“抽象的智慧”的人。施特鲁姆和战争没有任何的关系，同时他却对于这历史性的事件比别人想得多和谈得多。读者想知道，那些为数不多的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小说中是有的，在本文的最后要谈到他们）对于战争、和平、人类的命运有着怎样的想法。可是，哪里有呢！作者以那种坚持精神（这种坚持精神应该被更好地使用）给我们表达出维克托尔·施特鲁姆的思想、议论，而不去表达真正的人民代表者的思想。理解战争的严峻事件的，竟然不是斯大林格勒的英雄，而是施特鲁姆，只有他谈论着苏维埃国家的命运和法西斯对人类的威胁。在施特鲁姆的议论中有一种对法西斯主义歪曲了的，不忠实于历史的解释。
在小说中，作者详尽地和热爱地描写了科学院士契贝静，他好像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是施特鲁姆和其他苏维埃知识分子代表的老师。有一次，他向施特鲁姆解释法西斯主义如何盗取了政权。他说：“希特勒所改变的不是对比关系，而只是在德国生活的面缸里的各个部分的地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可避免的人民生活中的一切沉渣、垃圾、各种废物、被隐匿起来的东西，被法西斯主义提到上面来，所有这些都爬上来，爬到面前来，而善良的、理智的、人民的东西——生活的粮食——开始走向深处，变成了看不见的东西……”契贝静立刻就解释说，个别人也常常是这样的。这位博学大师深思地说：“生活在正常社会条件中的人，时常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灵魂中的地窖和地下室。但是当发生了社会的灾难时，各种妖孽都从地窖里爬上来，沙沙地在清洁光亮的屋中乱跑。面粉沉下去了，而垃圾却升到表面上来。改变了的并不是对比关系，而是各部分在人的道德和精神构造中的地位。”
施特鲁姆怀着感激的心情当作发现一样地来接受契贝静的谈话。小说中专门“能思想的”人的全部废话，只会阻碍人们去明了主要的东西——强盗的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所制造出来的法西斯主义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本质。
施特鲁姆和契贝静的谈话中，也响着那向来为格罗斯曼所热爱的（虽然是有些隐蔽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注〕的反动理论的回声：“生活中一切总在重复着，总在自己的圈子里绕来绕去！”
一九四六年的夏天，也就是正在写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的时候，格罗斯曼在杂志“旗帜”上发表了话剧“如果相信毕达哥拉斯学派”。在这个剧本里，他宣传了与苏联人格格不入的，反动唯心论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关于各个时代和现象的永久循环重复，关于人类不是向前运动、而是绕圈和“无谓的忙碌”的理论。
格罗斯曼的这个剧本遭到了党的报刊的严厉和公正的批评。
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的思想毛病并不是新鲜的，这就是作者的老错误的再犯。根据这一切来判断，格罗斯曼还没有能够从这种错误的“理论”中 解脱出来。
当共产党、斯大林同志号召去研究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的这个时候，格罗斯曼却借用自己人物的嘴来宣传反历史的反动的唯心论的观点。
现在谈一谈小说的另一部分，即直接关于战争和战争的人们的一部分吧。
作家以最大的关注和明显的同情来描写两个形象：政委尼古拉·克雷莫夫和上校诺维柯夫。根据作者的意思，这两个人应该是苏联军队的最优秀的军官的代表。但是他们是缺乏个性的、苍白的、没有趣味和被贬低了的。作者在小说中给了他们很大的篇幅，但是却没有为他们找到生动的色彩，未能使他们生活在充满了鲜明的思想和伟大的感情的积极的战斗生活里。最能做为这些人物的特点的，正是他们在这一整本小说中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营的政治委员尼古拉·哥里果利耶维奇·克雷莫夫，燕妮亚·沙波施尼柯娃的从前的丈夫，在小说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作者不厌其详地叙述了他战前的生活——在共产国际中的工作，后来在经济出版局的工作，和燕妮亚的不幸的恋爱以及企图组织家庭的失败。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克雷莫夫就在前线。当他在白俄罗斯一个“安静的”军中讲过课，返回前线司令部时，他落在“包围”圈中，当他突围之后，很长时间是在“寻找”西南前线司令部，为了寻找司令部到达了……莫斯科。在这里，作者把他藏在医院过了三个星期。直到十一月十二日克雷莫夫才到达了西南前线司令部。
你不由地会期待着，最后，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作为一个政委，克雷莫夫毕竟开始在军队中活动了。但是，格罗斯曼却非常吝啬地描写了政委克雷莫夫的战斗事业。作者简短地报道说：“不久他就被任命为摩托化团的团政委并认识到胜利的幸福——他的这一团参加了解放叶列兹城。”
刚刚到了克雷莫夫活动的时候，作者就对他失掉了一切兴趣。只是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初，当克雷莫夫所在的反坦克旅“改编”的时候，作者才想起他来。于是在这里，作者详细地描写这位游手好闲的政委怎样驶过草原，观察着我们军队的退却，后来，“和迫击炮手们谈了一会话”后，在一个已经空了的哥萨克山村中夜宿，和一个年青的哥萨克女人谈论着对于爱情的看法。在杂志的十五页的大量篇幅里，克雷莫夫政委只做了一件唯一的有益的事情：为萨尔吉西扬炮兵营从后方部队主任那里弄到了……汽油。
这是斯大林格勒近郊，在拖拉机工厂附近的第一次战斗。你又会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呶，作者在这个地方会展开克雷莫夫的形象了，会使他行动起来了！没有，期待在这儿也落了空。关于克雷莫夫在战斗中所做的事情，叙述得非常简单，算起来是整整三行。就是在这个地方，作者也急忙加上说：“克雷莫夫了解到所发生的事件的严重意义，就立刻去到燃烧着的城市中的前线司令部去报告关于突破的事。”读过五页以后，我们知道，克雷莫夫大概是由于他在政治工作中的巨大功绩而被提升了——把他从正在作战的这一旅调到前线司令部去。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中，克雷莫夫动身到正在燃烧着的斯大林格勒去讲课。在这个地方，读者不由地回忆起，克雷莫夫正是从教课而开始了他在战争中的“战斗生活”的。难道一切又将从头开始吗？
诺维柯夫上校，这位西南前线司令部作战科的著名工作者，也并不比他好些。这是一个狭隘的缺乏远见的人，虽然格罗斯曼也使他冒充为有学识的、先进的军人，说他“具有广阔的眼界，具有沉静、勇敢和有条理的思考力”。
他的军事工作的履历完完全全和克雷莫夫是相似的。战争开始时他“正在布加城的旅程中，当时他是军区司令部的视察员”。在一个部队中度过了战争的第一个早晨之后，“看了看”进行战斗的两个部队，然后他心境安宁地回到了自己的司令部……他在路上走了好几天，观察着为战火笼罩的各区所发生的事情。
诺维柯夫上校和西南前线司令部到达斯大林格勒之后，当天夜里，甚至他还不知道作战科在什么地方的时候，立刻就到沙波施尼柯夫家去看望自己心爱的燕妮亚，并住在那儿。早晨，“作战科里的人们迎接诺维柯夫，就好像他已在包围中徘徊了一年似的。而且副参谋长在夜里曾找过他两次，天快亮时，军事委员会的秘书给他来过电话……”
在和燕妮亚·沙波施尼柯娃经过几次亲热的会面之后，诺维柯夫上校动身到莫斯科，到红军总干部处去。在那里，他接到编制一个坦克军团的命令。
为什么诺维柯夫上校甚至自己都感到意外地得到了这样重大的委任呢？格罗斯曼说他很聪明，很有学识，是个有思考能力和有远见的军官。
是这样的吗？
诺维科夫上校醉心于战术问题，他关于我们的防御有他“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他甚至向上级首长写了报告，在他看起来，他在这个报告中是投入了“多少灵魂和智慧的力量啊！”诺维柯夫幻想着：“防御的灵活性！机动！它和进攻者的机动对比，是防御者的自由的勇敢的反机动。”对比！结果是，我们红军司令部作战一年多了，还仍然不能想到在防御中必须机动，而是诺维柯夫想到了。一九四一年我军一方面撤退，一方面消耗敌人，同时进行了积极的防御，即是说与反攻相结合的防御。难道这没有机动能行吗？我国军队的任何一个下级指挥员都懂得军事科学的这点起码的常识，可是格罗斯曼把这件事描写成是他这位“有学识的”诺维柯夫上校的发现，而且这个发现应当报告给红军的最高统帅部。
这位“眼光远大的”军官，甚至没有想到苏联军队即将转入向敌人进攻的事。
在莫斯科发生了可以作为特征的一幕。红军装甲坦克司令部司令员费多林科将军在接见诺维柯夫时问他：
“你怎样理解准备编制新的坦克部队的目的呢？”
诺维柯夫记得他的机动防御的思想，回答说：
“我认为，在最近的将来要大量使用坦克在积极防御方面。”
将军笑了。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要大量使用坦克进攻！”
在这以后，令人奇怪的只是诺维柯夫上校怎样会得到很高的委任。
在“为了正义的事业”这本小说中，作为我们军队的代表——政治委员和指挥员——的这两个主要的、中心人物即是如此。难道能说，这是我们英勇的苏军的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吗？
格罗斯曼使灰色的、无所作为的人物占据了小说的大量篇幅，自然他对那些应该在“为了正义的事业”小说中占首要地位的那些人物，就不能加以认真的注意了。
这首先是战士瓦维洛夫。格罗斯曼非常明白，正是他，这个具有丰满而美丽的心灵，同时无限地热爱祖国的普通的、强有力的苏维埃人，应该是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格罗斯曼也明白正是他才是苏维埃时代最典型的，因而作者把自己作品的第一章就献给了他。当你很感兴趣地读到这一章时，你会想到，拿起武器来的战士瓦维洛夫，在保卫祖国土地中会表现出英雄主义的榜样。但是，在这本小说的第七页，他就被沙波施尼柯夫一家压倒了。关于瓦维洛夫这个最鲜明，最有趣的人物，格罗斯曼后来只是在小说的结尾时才想起来，这也只是为了要指出他在战斗中的牺牲。
第二个人物是别列兹金少校。作者给他的只有很少的地位，但是读者不仅记得他，而且还喜爱这位谦逊、诚实、纯朴和可爱的人，这位无畏的英勇军人。
这才是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们！
这才是应该写成小说、编成诗歌的人们！
斯大林格勒的英雄是胜利的英雄，他去作战时轻视死亡，同时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相信胜利，感到他的背后有全体苏联人民，有整个国家。但是在格罗斯曼的小说中，苏维埃军人的英雄功绩，在思想上是被理解得不正确的。在许多情节中，作者都坚持强调必然死亡和牺牲的思想。
这些思想甚至在小说的最好的一章中都强烈地表现了出来，这一章是关于费梁什金营在斯大林格勒车站上的战斗和覆没的。
我们且举几个可以作为特征的例子。还在渡过伏尔加河时，战士乌鲁索夫就说道：“我们进入必死的战斗……”科瓦廖夫中尉在战斗之前悲哀地细看和翻弄自己的背包，——在准备去死的时候，或许要穿上一件干净的衬衣吧。参谋长伊古姆诺夫在刚刚得知全营被包围之后，立刻开始撕毁自己的家信，因为他“不愿意当他死后德国人搜查他时，再来揉皱他的妻儿的信件”。科纳内舍中尉当德国人开了火时，向惩戒营的战士们说：“呶，弟兄们，坚持住，现在大家都要得到大赦了”。上尉费梁什舍在离战斗结束还很远的时候，就向高级政治指导员什维得科夫说：“你这个怪人……总是写呀，写呀……好像你还要想活半年似的？”许多战士在战斗中故意用过去式的语气交谈，而科瓦廖夫中尉甚至还写了一个字条，上边有一句话是：“我的儿子们！我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最后牺牲的是拿着一颗手榴弹站起身来的瓦维洛夫……
难道这种不断地一再重复的必死的思想，能显示我们的为正义事业而战的军人精神吗？
小说“为了正义事业”的思想上的软弱，导致了艺术上的无力。小说在结构方面是非常松弛的。情节的线索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切都建筑在偶然性上，——许多章是可以随便颠倒的。小说中许多地方写得枯燥乏味。特别糟糕的是作了许多次
“政论式的”，“哲学的”发言。
“为了正义的事业”是关于伟大卫国战争时代的史诗的一个坏的开端。可惜，有些作家和批评家不了解小说的缺陷。在苏联作家协会散文部，这部作品的讨论是在无限赞扬的情况下进行的。苏包茨基在这个会上说：“我认为，格罗斯曼的新作品将是我们时代的全景，不仅是卫国战争时代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出现这样一本书籍的可能性和书籍出现的事实本身，就是我国文学步向新的、更高的阶段的标志。”会上还有一些这样的话：“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是苏维埃的‘战争与和平’，是‘苏维埃生活的百科全书’。”一个作家刚刚说出一些批评的意见，讨论会的几个参加者便攻击他。
报刊上也出现了一些赞扬这本小说而未谈到它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缺陷的论文。例如，李沃夫在“星火”杂志上的论文“史诗的诞生”就是这样的。“青年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加兰诺夫的论文“人民斗争的史诗”，彻头彻尾是热烈赞美的声调。
在评价格罗斯曼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时，表现出思想上的盲目、没有原则性和某些文学家之间的朋友的关系。不难看出，这一切会对苏联文学的发展给与怎样的损害。（君强、刘竞译自二月十三日“真理报”）
〔注〕毕达哥拉斯学派，古希腊的哲学学派，以创始人毕达哥拉斯为名。毕达哥拉斯的学说是一种唯心论的学说，企图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结为数量的和数字的关系，后来毕达哥拉斯的哲学成为了古代哲学中的神秘主义的发源地，成为奴隶主的反动思想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