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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纠正农村统计工作中的混乱现象
华北各地农村统计工作中的混乱现象确已发展到不能令人容忍的地步，已使许多区村干部穷于应付，妨碍了农村生产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常进行。这种统计工作中的混乱现象，除了严重扰民以外，还使群众对党的政策发生各种误解和顾虑。区村干部对于这种统计工作，采取了“能推就推，能抗就抗，抗不住就估计上报”的办法，胡乱捏造数字，直接造成统计工作本身的混乱现象，使得必要的科学的统计工作反而无从建立。领导机关如果根据这种办法弄来的数字去决定政策，编制计划，指导工作，则会祸国殃民，妨害革命。
农村统计工作之所以造成今天这样的混乱局面，其最根本的原因是：
第一、许多领导机关特别是某些高级领导机关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作风。他们在颁发统计表格时，毫不估计实际需要和可能，不分轻重缓急，只凭自己的主观臆想，盲目地、硬性地、不切实际地向下索取许多统计资料；认为表格发得越多越好，内容越复杂越好，完成时间越快越好；上边“乱箭齐发”，下边“层层追加”，集中到区村，就是表格纷飞，无法应付。有的村平均每日收到统计表格一种到两种，也有的直发到户，叫群众去填报。一种表格包括几十项、几百项甚至更多一些，既有按年、按季报表，又有按月、按周、按旬报表，还有不定期的临时报表或调查提纲等。许多领导机关平时不调查不研究，不积累材料，一旦作报告，写总结，就临时向下发表格，要数字，而且催办最急，劳民伤财最甚。许多发往农村的表格完全不估计到农村的实际情况，企图一下子彻底摸清全体农民所有的“家底”。有的强调“计划生产”，把领导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一套搬到我们今天的农村来，要求什么都作计划，要求所谓“计划表格化”。也有的完全不顾目前区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文化程度以及农村的技术条件，盲目地要求他们测绘水源，绘制水利图表，诊断各种牲畜直至老鼠的病源，并把这种荒唐做法居然名之曰“科学”！某些统计任务的规定，根本是无的放矢，毫无道理。如统计骡子和蜜蜂要分公母，统计捕打蚊、蝇、蚤、虱要论斤数和个数，农村妇女的月经带要分新旧和改良等。这些统计表格的编制如果出自知识不足、缺乏经验的普通同志之手，尚不足怪。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统计表格之被当作任务向下颁发，有许多是经过对党对人民负有重大责任的领导人员所批准的。人的活动都要有目的性，共产党人的一言一动，更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统计工作之所以有存在和提倡的必要，无非为了运用这些数字，“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二○页）上述种种主观主义的做法当然得不到这样的结果，而只能是成事不足，扰民有余。
第二、某些领导机关和业务部门有严重的根深蒂固的分散主义。组织多，任务繁，要求高，样样都要求“表格化”，彼此又互不联系，各搞一套。有些政府机关不经上级国家统计机关审查批准，有些业务部门也不经上级党、政领导机关或同级国家统计机关审查批准，擅自向下颁发许多调查表格、调查提纲和调查图表；甚至还有不经本部门负责人员审查，而由一般工作人员擅自向下颁发表格的。某些统计机关则有审查不严、胡乱批准的不负责任现象，把审查批准的权限当作“例行公事”。如河北省统计局批准下达的“农民业余学校调查表”中竟有所谓儿童和老年的“中学生”各多少一项。这是由于各级党委对统计工作在政治上监督不严，组织上控制不周，思想领导薄弱所致。不仅各系统各部门各搞一套统计工作，各种中心工作与政治运动都照例“全面”统计一番，连各种事业机关，如储蓄、保险、供销合作、各个专业公司等，也都按行政系统向区村颁发表格。而所有这些系统、部门和单位，又互不联系，内容重复，家家都要“基本数字”，都要“掌握全盘”，以致许多统计项目都远远超出自己所应管的工作范围，因而也超过了自己的实际需要，造成各方面人力物力的严重浪费。统计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已为害不浅，再加上分散主义，必然泛滥成灾。
此外，个别部门和某些领导者好大喜功，标新立异，毫无道理地要求下边统计一些数字。这些数字，除供自己炫耀成绩和使人看起来千奇百怪之外，别无用处。这已不仅仅是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的问题了。
为了纠正目前农村统计工作中的混乱现象，其根本办法在于克服领导机关特别是省以上各领导机关中的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在继续深入开展的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中，在解决区乡“五多”问题中，应切实检查各地各系统所发统计表格中的错误，并规定今后的改进办法。这种检查可由党委指定专人负责，在较集中的范围内进行，同级统计局的领导人员及有关人员参加。今后必要的统计表格，应按国家统计局的规定和工作上的确实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若干种，经省市党、政领导机关认真审查批准后下达；下达时，同时应讲明工作方法和调查的职权、范围等，规定何者为典型调查或抽查，何者为普遍填报，由那一级并什么人负责，结合什么工作去调查等等，不得乱来。不许随便发表格令群众填报。各系统凡属业务性的表格必须规定严格的审查批准制度，不属于自己业务范围的一律不许列为统计项目下达（必要时向同级有关部门借用），属于自己业务范围的也不得随意乱制乱发。统计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高级领导机关应负其责，但下面有些领导机关不顾实际情况，盲目照转，不积极提出意见，也是不对的。只有自上而下的控制与自下而上的监督相结合，才能有效地抵制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的流行。
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态度反对滥发无用的和无法填写的统计表格。因为不采取这种坚决态度，容忍这种混乱现象继续存在、继续苦害干部和农民，就是政治责任心不强的一种表现。但如果以为这样一来，就是不要任何统计数字和任何统计表格了，因而对于必要的统计表格也采取抵制态度，或者采取不严肃的和潦草应付的态度，也是错误的，应注意防止。各地领导机关应切实了解统计工作的重要性，注意积累统计工作的经验，发挥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健全统计工作机构，以期逐步地建立起实用的可行的统计工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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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华北农村统计工作中的混乱现象严重
中共中央华北局提出改进办法
为了改变华北农村统计工作中的混乱现象，中共中央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召集了华北级各有关部门的会议，专门检查了各系统农村统计表报情况，并重点检查了山西榆次专区和河北定县的农村表报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各级领导机关不加控制地向农村乱转和乱发统计表报的现象极为严重。这种混乱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表报繁多，分量过重。山西省财政经济委员会所发“农业生产总值及劳动就业统计”等四套表格，即有七十四张，六千三百零七项。农业普查表一套二十八种，三百零三项，四百六十五栏，填表说明一百十四条，长万余言，可成一本书，每个农民都要解答“八十三问”。其他如卫生、税收、银行、保险公司、合作社、各专业公司等部门，因没有统一的机关进行掌握与控制，乱向农村发各种报表的现象也很严重。榆次县合作社三个月即发表格一百八十多种；岚县一区榆湾村二月份二十天内就收到表格二十四种。
其次是表报内容复杂，毫无重点。各种统计表报中以农业生产分量最大，如山西榆次农业统计表格占所有表格的百分之四十，内容复杂繁多，从人口、户数到耕地面积，收获产量，良种推广，农具改良，改良土壤，旱田变水田，积肥、施肥，互助组织，丰产进度，农畜副产等达十余项之多。统计骡、马、牛、羊、猪、鸭、鸡、鹅，除分公、母、大、小之外，还要分肥瘦，养蜂多少也要有公母之分。最奇怪的是要用数字来作思想统计，如山西贯彻婚姻法办公室叫各县统计干部群众赞成、拥护、怀疑、反对及漠不关心的各有多少。此外，还有一些荒唐怪诞的统计要求，如调查农村性乱情况，在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
三是要求过多，脱离实际，限时太急，无法填报。农村表格不仅按年按季，还要按月、按周、按旬，完全把城市、工厂的一套搬到小农经济的农村。昔阳县要农民订五年计划，还有月计划；为了实现月计划，正月初二就让农民上地。山西榆次县水利科，调查“社会水源情况”，让各区、村了解甜、苦、咸水的面积比例，水源深度，全村浇地情况等，并要绘成图表，以不同颜色标明，限时完成。
这样，上面越是乱发表格，越是引起下面干部的埋怨与抗拒，他们的办法是“能办就办，不能办就压，能推就推，能抗就抗，推抗不住就估计上报。”昔阳县村干部说：“嘴是流水，肚是老账，要啥有啥”，“专区催，县里要，区里收，村里造”。这就是区村干部对填报过程所作的结论。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到必要统计表的真实填报。
会议分析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及其恶果：首先是各地领导干部对农村工作的要求，没有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的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而是主观主义地提出过多的任务和过高、过急的要求，盲目地要求“计划表格化”，企图一下子弄清农民的家底。山西省作农业普查工作的同志到村以后，有的干部在民校讲：“箱里柜里也要调查”，使群众产生很多顾虑。
其次是分散主义，政出多门，各搞一套。各种工作都有办公室，各办公室又各自孤立地向下布置调查表格、提纲、图表，并以电话、电报、专人送信等方式催要数字。各部门所发表格的项目、地区、时间都有重复的现象。造成各方面人力物力的严重浪费。有的因为好大喜功，所统计的项目大大超过他应该掌握的工作范围，甚至发展到标新立异的程度。
第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作风严重。调查多，研究少，只伸手向下要数字，不注意经常地积累材料。各部门如遇给上级写报告、总结时，就往下面要数字，发表格，集中到村就有数十种乃至数百种之多。河北省曾发出“农民业余学校调查表”，其中竟有所谓“儿童或老年的中学生有多少？”的项目。有些领导干部对这种危害群众利益的现象，不但不加制止，自己也临时乱抓，更加助长了这种现象的发展。据现有材料，表报发到区、村的最多，妨害工作和生产也最大。限定时间最急，下面捏造假报的也多，领导机关以这些材料作为制定计划，指导工作以及批评表扬的依据，当然是十分危险的。
第四，有些领导机关和制表人员，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和资产阶级统计学的观点。他们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盲目追求所谓“表格科学化”，有的表格多到用大车拉、汽车载，样式翻新，术语很多，弄得下面莫名其妙。
根据研究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这种农村表格多的现象，是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直接产物，是农村“五多”的重要项目之一。它和任务多是互为因果的。因此，会议认为纠正这种混乱情况，树立正确的表报统计制度，必须当作为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重要内容，与反对农村“五多”同时进行。要大量揭发“非法”表格，并自上而下地进行检查，自下而上地展开批评。通过典型事例的处理，使各级干部认识到表报多的危害，使大家起来纠正这种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的错误，以便建立严格可行而又迫切需要的、正确的统计表报制度。
为了彻底纠正这种偏向，建立正确的统计表报制度，还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加以严格控制：
（一）简化农业生产及其他各种工作的计划表格，去掉不必要的复杂繁琐的计划项目，以彻底清除农村表格内容复杂的现象。
（二）各级党委应从组织上严加控制，除统一安排各项工作任务外，还必须建立严格的审查批准制度，统一管理表报工作。对于国家需要掌握的基本数字（包括生产建设、社会情况、基层组织等）应定为法定表报。各级党委和政府均不得随意更改。临时任务的统计，应由省以上党政机关控制。各个业务部门的表报，应由各个业务部门的领导干部亲自审查签署，报请省以上的主管统计工作的机关批准。
（三）必要的调查统计工作一般地可邀请熟悉情况的干部和农民开会座谈，辅之以必要的典型抽查对证，加以认真研究，得出比较可靠的材料；但绝不能用排队报、挨户追的办法。
总之，在纠正上述偏向时，一方面要反对过多的和无用的（有些是有害的）表格，另一方面必须十分重视必要的和应有的表格的填制，实事求是地制发并填报若干统计表格。这对于工作是有莫大意义的。任何忽视统计工作的重要性，以为一要统计表格就是“五多”的看法和说法也是错误的。这样，必然导致“心中无数”的结果，因而也将无法规划好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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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工人业余文艺活动中的几个问题
本报特约记者 丁景唐 本报通讯员 修孟千
工人业余文艺活动，在配合党的政治思想教育，鼓舞工人的劳动热忱和创造能力，活跃工人文化生活等方面，有很大作用。拿上海来说，据去年九月份的统计，全市共有工人业余文艺组织六千二百三十个，参加的职工近十一万人。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歌咏、舞蹈、快板、相声、评弹、拉洋片、口琴、国乐、杂技、漫画以及话剧、地方戏等。节目内容有的密切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有的反映工人群众在生产建设中的劳动热忱和日常生活中的欢乐情绪，一般都能表现出工人群众丰富多采的生活和健康、明朗的精神面貌。这说明了工人群众不但在生产战线上是生产能手，而且在文艺活动上也有丰富的创造力和艺术才能。
但是，上海的工人业余文艺活动由于过去相当长时期内缺乏正常的领导和明确的方针，以致不少基层单位的业余文艺活动陷于自流，甚至产生了铺张浪费、脱离群众、影响生产的严重情况。根据从各方面的调查及今年春节全市各区工人文艺表演中所暴露出来的情况，主要地有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各区委、各产业党委以及基层单位普遍地缺乏对工人业余文艺活动应有的领导。工厂基层单位党、工会、团的领导干部，大都对工人文娱活动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很多基层单位党、工会、团的领导干部，从来没有研究过工厂文娱工作及存在些什么问题，使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在开展文娱活动上摸不清方向，陷于自流状态。有的因为得不到领导的支持和专业文艺部门的辅助，就花钱到厂外聘请未经思想改造的艺人来厂教戏、教魔术和杂技，许多庸俗、形象恶劣、低级趣味的不健康的、甚至有害的东西便侵蚀到工人文艺活动中来了。如在各区的春节文艺表演中，就有不少单位表演吞火棒、咬电灯泡等恐怖野蛮的杂技，将优美健康的民间舞蹈表演成黄色舞，在戏曲中出现了一些形象恶劣、侮辱劳动妇女的节目。而这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对这些危害工人思想意识的现象，往往视若无睹，放弃领导，放弃了维护工人阶级先进思想不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侵害的神圣职责。也有一些基层单位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从极少数人的偏爱出发，专想演大戏，向专业剧团看齐。他们不是面向本厂、面向车间，而是面向厂外。如有些工厂常演大型古装多幕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白蛇传”等，花几百万元购置华丽的服装道具，有时还对外演出，致劳动纪律松弛、影响生产。
多数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之所以对工人文艺活动放松领导以至放弃领导，主要因为他们对工厂文艺活动的方针、目的及其对生产的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概括起来有两种思想表现：一种是不关心工人的文化生活，根本轻视甚至取消工人的文艺活动；认为唱歌、舞蹈对生产没什么作用。有一个国营工厂党委会的宣传部长曾说：“我就认为文娱活动不过是蹦蹦跳跳，没有什么政治意义。”有许多工厂的文艺活动，因为得不到领导上的支持而陷于自流，陷于停顿，以致工人在业余时间得不到正常的文化娱乐活动，到厂外去寻求不正当的娱乐，沾染了不良习气。如上海钢铁公司第三厂由于领导上不重视，原有的文娱组织都垮了台。不少工人在业余时间聚赌，有的把手表、脚踏车都输掉，引起工人家庭不睦，情绪不安。不但危害工人身心健康，对生产也不利。另一种是不了解文艺活动的特性，片面地、机械地理解文艺活动要密切配合政治宣传和生产任务。有的工厂遇到政治运动，就机械地规定内容，硬性分配节目。有不少工厂的领导同志，往往在运动开始时甚至在运动尚未开始之前，就出题目，指定题材，限负责文娱活动的干部于最短期内编写文娱材料或表演节目。如某厂在民主改革工作未开始前，即要求文娱活动配合任务。搞文娱活动的干部就花钱请了一个既对民主改革毫无认识，又缺乏政治常识的旧剧编导来编曲艺。工人排演了半月，预演时，军代表看了，指出有原则性错误，但已经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并引起工人的愤慨。在这种以强迫命令来代替细致的思想领导底情况下，在工人文艺活动中，较普遍地出现了教条概念，标语口号的东西。群众反映：“内行的不爱看，外行的看不懂。”又说：“运动来了一阵风，运动去了一场空。”这样，不但未起到文艺活动应有的作用，反而降低了工人对文娱活动的兴趣。因而使工人不但不能恢复疲劳，反而增加了疲劳，因而也就得到和这些领导干部的主观愿望恰恰相反的效果。
同时，有不少的基层单位又把工厂的文艺活动与宣传教育工作孤立地分割开来。如国营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的车间文教工作，只搞政治学习、读报，与文娱活动互不连系，互不配合。虽然有不少的党员、团员及党的宣传员参加了文娱组织，而党委的领导上，却很少注意通过党、团组织及宣传员加强对文艺活动的领导，使得工厂的文娱活动和宣传工作分割开来，不能密切结合来展开宣传。
工厂的业余文艺活动是工人群众自我教育的有效方式之一。基层领导干部应充分认识工厂文娱活动的作用和意义，加强对文娱活动的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才能使工人文艺活动正常地开展，发挥其特有的积极作用。
第二、在培养开展工人业余文艺活动的干部问题上，缺乏明确的方针和目的。解放以来，上海总工会、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工作委员会等有关部门，曾先后举办过五十多次包括音乐、舞蹈、美术、戏曲、写作等项目的工人文艺训练班，培养了工人业余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四千四百多人，在开展工人业余文艺活动上曾起了不少的推动作用。
但是各种工人文艺训练班长期地缺乏明确的方针和目的，缺乏思想领导。在教学内容上，不从实际需要及学员的现有水平出发，也不重视思想内容，只单纯注意技术，甚至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纯技术观点来进行所谓“提高”。有的工人写作班抽象地讲“文艺要素”、“高潮”、“低潮”、“焦点”。这就使受到“训练”的文娱活动积极分子产生了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有的回厂之后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对工厂文娱活动不感兴趣，袖手旁观。有的不安心生产，想做专业文艺干部，热中于向厂外活动。有的把在训练班内学到的一套生硬地搬到厂内来，排演大戏，讲求服装华丽，布景堂皇；教歌喜欢教几部合唱，或是教一些难唱的歌曲，结果是教的群众不爱唱，群众爱唱的不教。有的专为报纸、杂志写稿，却不愿意替本厂编写一些短小的演唱材料。所有这些，都引起群众的反感，同时，也严重地影响到工人业余文艺活动的正常开展。
另一方面，各单位在举办工人文艺训练班的问题上，也缺乏统一的计划与领导，各搞一套，互不联系。有时一个区内同时开办了两个性质相同的训练班，造成人力物力上的浪费。训练班在招收学员方面也不和基层组织联系，结果，这些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学完回厂以后，在工厂开展文娱活动时，得不到领导方面任何的支持，有的便情绪低落。如国营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三年多来共有六十多个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参加过十七个文艺训练班；但该厂领导上对他们很少关心和帮助，有的人便放弃厂内的文艺活动，到厂外参加文艺活动去了。
在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中，选拔一批优秀的、富有创造才能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利用业余时间适当地加以训练，对开展工厂业余文艺活动，是有重要意义的。但首先应当明确认识，训练的目的，不是把他们培养成为专业文艺干部，而是经过训练与培养之后，使他们成为群众性的业余文艺活动的骨干。因此，在教学内容上，必须密切结合工厂文艺活动的实际需要及从文艺活动分子的现有水平出发，加强思想领导与工人文艺活动的方针教育，任何脱离实际的教学内容与方法都是有害的。
第三、专业文艺团体在下厂进行辅导工作时，往往采取脱离实际的辅导方法。解放以来，某些专业文艺团体在对工人业余文艺活动的辅导工作上曾做了不少工作。据统计，仅一九五二年内就有近二百个专业文艺工作者下过六十个工厂进行辅导。但是，有不少人对辅导工作的目的和要求不明确，因而在辅导方法上脱离实际，追求形式，不照顾工厂的实际情况，把专业文艺团体的一套东西搬到厂内去。对工人普遍喜爱的歌咏、舞蹈活动不加理睬，对短小精悍的群众性的文艺形式不感兴趣，醉心于排演多幕话剧和大型古装戏，助长了工人演大戏的偏向。
另外，有些专业文艺工作者，在辅导工作上包办代替，不注意培养工厂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当他们离开工厂之后，文艺活动便很快地消沉下去。有的追求表面成绩，要求轰轰烈烈；不照顾工厂的具体条件，主观地建立各种文娱组织。在有一个工厂里，下厂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仅戏剧方面就组织了六个剧团；实际上是徒具形式，毫无活动内容与条件。这样就更加造成开展文娱活动的困难。
上海市的工人业余文艺活动在以前相当长时期内之所以存在着以上各种混乱现象，主要是由于缺乏工人业余文艺活动的明确方针和强有力的领导。因此，明确工人业余文艺活动的方针，加强党对工人业余文艺活动的领导，是正确开展工人业余文艺活动的重要关键。
中共中央华东局文艺工作委员会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在今年一月间，曾召开了工人文艺工作的专门会议，讨论与研究了当前工人文艺活动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工人业余文艺活动的基本方针，应当是：在业余、自愿、群众性的原则下，密切配合党的政治任务，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教育，鼓舞和发挥工人的劳动热忱和创造能力，活跃工人的文化生活，以达到推动生产，发展生产的目的。所谓业余的，就必须强调以不妨碍生产为原则。因为工人最根本的任务是搞好生产，应当使工人文艺活动服从于生产，服务于生产，一切不利于生产的活动方式都是不对的。所谓自愿的就不能是勉强的。过去有些基层工会文教干部，单凭个人或少数人的爱好，强迫群众（特别是老年工人）参加文艺活动，甚至勉强怀孕的女工参加动作剧烈的舞蹈，都是违反这一原则的。有的老工人反映：“老年人腰腿不灵活，参加看看倒是满高兴，让我跳跳唱唱就难做到。”这就要求我们针对不同对象的特点，以适合他们要求的不同方式来组织他们参加文艺活动。所谓群众性，就是活动的广泛和普遍。这就应当要求以多种多样的形式来开展文娱活动，应当提倡短小精悍、生动活泼，为工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反对演大戏、向专业剧团看齐等脱离群众、铺张浪费的做法。应当使工人文艺活动面向工厂、面向车间，而不是面向厂外。只有把这三个原则密切融合一起，才有可能吸引工人群众参加到各种文艺活动中来。目前上海市的工人文艺活动由于领导机关的重视，已明确了方针，统一了力量，加强了领导。通过最近举行的全市工人文艺观摩会演，挑选了符合于工人文艺活动的方针的节目，树立活的榜样，纠正偏向，进一步向干部进行正确的宣传教育，把正确的方针坚决予以贯彻。
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进展，随着工人阶级的劳动热忱的不断高涨，随着工人对文化生活要求的增长，我们应当加强对工人文艺活动的领导，给以应有的重视。我们应当循着领导上指出的，已经明确了的方向，有计划地训练一定数量的基层工人文艺活动积极分子，组织专业文艺工作者进行重点辅导，把工人业余文艺活动正常地开展起来，以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更好地为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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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活跃在山西猗氏县农村的快板队
张烽、景文灿、杨扬
走到山西猗氏县的各个村子里，一提起快板队，农民们就满口称赞。有的说：“快板队真好，村里作啥它表啥，中心工作一听就晓得。”有的说：“表的顺口好听，切合心思。”快板队是猗氏县农民创造的一种群众性的、业余的宣传组织形式，由于群众喜爱，领导上重视，现在已经成为普及全县的一支文艺宣传队伍了。
“快板”这个文艺形式，在晋南一带早就流传着，群众把它叫做“溜口歌”或“顺口溜”；在蒲剧中叫做“干板”。群众过去曾编了不少“口歌”用来颂扬劳动，或者讥刺地主。
近几年来，快板更盛行了，群众中涌现出了不少像李有才一样的人物来。如崇相西的李希文老汉，百里店七十二岁的老太太郭春鲜，太范村的李如远等。他们用通俗生动的群众语言编出了许多为群众所欢迎的快板，对群众影响很大。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冬季，李希文在运城专区文艺竞赛大会上和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次模范宣传员代表会议上，两次荣获甲等模范快板宣传员的光荣称号后，更推动了快板的发展。
首先受影响的是三区太范村，他们组织了男女民校学员十几人，经常利用业余时间，给群众念快板作宣传。一九五二年她们在全县三八妇女节庆祝大会上，集体念了几个快板。由于内容生动、形式活泼，轰动了上万听众。此后这个集体表演快板的组织形式就叫快板队。快板队一出现，就为猗氏县的宣传工作带来了新的气象。
快板队的优点，首先是轻便易学，和中心工作能及时结合。集体唱快板的优点是分开念、容易记。一个普通快板，让一个人结合生产来念，得好几天才能背熟，如果几个人分开念，你十句、他八句，有半天工夫便可以念会，几个人一碰头，对搭起来就能表演。这样既解决了群众因忙于生产没时间念快板而不能及时配合中心工作的困难；也解决了群众文化低、词儿多不易念会的困难。去年小麦丰产评比时，高家庄、太范村等的快板队，根据当时时间短、工作紧的情况，先由编写组抽空编好快板，经党支部审查后，分发给快板宣传员；快板宣传员差不多都是上午领到快板，下午就结合生产捎带念会了。晚上一碰头，便在群众大会上或爱国检查日大会上表演开了。
快板队学的快，宣传的及时，有力地推动了评比工作。二区张村初酝酿评比时，群众普遍地嫌麻烦、怕误工，说评比是多余的一套。快板队根据群众的思想顾虑和反映，马上就编了“评比重要”“丰产模范”等快板，及时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农民张福贵听了快板宣传以后说：“这一评，做庄稼的就有了方向啦，政府对咱真关心，开大会开小会，还怕咱们想不开，又拿快板来讲解。”高家庄快板队在评比时，见本村还有些人好吃懒做，就把懒汉刘富堂转变的事实编了一个快板。村里十多个懒汉见人家转变后受到了表扬，也赶快下地去劳动了。
快板队的第二个优点，是便于广泛吸收群众参加文化活动。快板队是一种群众性的文艺宣传组织，再加易学易念，因此就容易广泛地吸收群众参加。有许多妇女上民校、住速成班刚识字后，积极要求参加文化活动，但让她们单人独念就不行：一来害臊不习惯，二来文化低词儿长难记；同时，又不能因为参加宣传工作放下生产。集体表演，你几句，她几句，一閧便表开了。表了几次以后，不但表情逐渐大方自然，对念快板的信心和情绪也不断提高。有的农民，演戏唱不来，讲话讲不了，但参加了快板队还是好样的。此外由于快板通俗顺口，生字易记，学快板也就提高了文化。李希文快板队的傅水晶说：“这比上学还认字快。”速成识字班也都运用了写快板识字的方法，大家来编快板，学员们很感兴趣。这样，参加快板队的群众就更多。到处学，到处念，就在无形中把宣传内容传给家家户户，深入人心。
快板队的第三个优点，是宣传形式活泼多样，群众欢迎。集体的表演形式比单人表演活泼多样。主要形式有：分节轮念、一问一答、讨论式、对口念等（也有独念的），各种形式花插开，活泼热闹，效果良好。快板队一到，群众就围个四面不透风，走到那里跟到那里。
李希文快板队，在一九五二年增产节约运动中，了解本村有几户埋人娶亲准备大闹，就编了一个增产节约快板，其中对浪费的危害这样说：
“提起浪费没好处，塌下窟窿没法补；老婆吵、娃娃闹，账主跟着把钱要。闹生产、缺农具，经常受些窝囊气。没钱买肥地不饱，庄稼一定长不好……”
又对增产节约的好处这样说：
“提起节约真是好，省钱可以买肥料，田禾长好收的多，爱国发家相结合。用死钱，变活钱，爱国发家两双全……”
经过这样对比宣传后，有一个农民娶亲原来想花十六石麦，后来只花了两石；有一个农民埋他妈，原计划花二十石麦，结果只花了四石。全村在短短的两个月中，光婚丧嫁娶就节约了近四十石小麦。太范村在去年春天防旱抗旱时，群众普遍麻痹大意，满不在乎，不愿打井。快板队就向老年人了解了过去的旱灾惨景，编了一个快板：
“过去政府太封建，不给人民把事办。光绪三
年是大旱，麦田只收二升半；秋未收来麦未种，
人民没有指望星。树皮树叶齐打净，皮条皮绳把
饥充，饿死人民无其数，没人来管这事情。咱村
原有八百户，死伤只剩一百零，死了人没人打
墓，村西挖下万人坑。我说此话你不信，现有老
汉作证明。老汉作证还不算，村外你去看一看，
可怜庄与南庄，村西还有窑院庄，如今全都没人
烟，都成土地种庄田……”
快板队通过回忆过去旱灾惨景的宣传，引起了群众的警惕。紧接着他们就表了防旱打井的意义；结果全村一个多月就打了四十多眼井，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防旱抗旱运动，得到县上的表扬。
中共猗氏县委是十分重视这一新的创造的。县委一开始就派了两个工作组，常驻在崇相西和太范村专门培养李希文和李好看（女）两个快板队；在全县的宣传员训练班上，又让他们作了示范演出，介绍了先进经验。四百多宣传员人人称好，个个表示要决心推广。李希文快板队又在全县性的各种会议所组织的娱乐晚会上和城内各职业剧团的舞台上，不放过一个机会地到处表演；李好看快板队，晚上配合电影放映队到周围村表演宣传，都起了很大示范作用。同时，县委宣传部在每次较大的宣传运动计划中，都要把运用与发展快板队订在党的宣传网的工作计划中，动员党内外力量来贯彻。这样，在每次宣传运动中，各个村子的快板队都有了发展。这些快板队，都得到支部和党的宣传网极大的重视和具体的领导。
此外，在帮助提高编写水平，及时供应说唱材料的工作上，猗氏县级领导上也作了不少努力。县文化馆曾先后召开了快板队的编写组长会议和快板队的骨干分子会议，专门研究了编写快板与提高快板队的问题。县里又出版了“快板说唱”（半月刊），及时供给快板材料，交流编写经验。这个刊物，也推动了各个快板队的编写工作。李希文、冯同生半年就编了五十多个快板；全县快板队半年中，仅向“快板说唱”的投稿就有四百多件。
现在，快板队在猗氏县的宣传阵线上已成了一支生力军。到今年二月底，全县已经有一百二十个快板队（近三千人），活跃在各个村子里。中共运城地方委员会和运城专署，对这个群众性的宣传组织也极为重视，曾向各县通报推广；并在几次的全专区宣教工作会议和模范宣传员代表会议上介绍了这一先进经验。目前，快板队的种籽已经撒遍全运城专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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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发起奖励儿童文艺作品
为了培养中国儿童的新的道德品质，鼓励创作儿童文艺作品，提高儿童文艺作品的质量，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特拨出该会福利基金之一部分作为奖励优秀的儿童文艺作品的奖金，并邀请文艺作家及有关团体负责人丁玲、康克清、叶圣陶、方与严、高士其、张天翼、吕骥、光未然、陈白尘、袁水拍、华君武、马烽、韦君宜、任虹、贺宜、金近、李丽莲等十七人组成儿童文艺作品评奖委员会。本月十七日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一致推选了丁玲、张天翼为正副主任，并决定评选办法如下：
一、评奖标准：根据人民政府关于培养儿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领袖、爱护公共财物的品质，具有勇敢、坚强的进取心和不怕困难的精神，自觉遵守纪律，对人有礼貌和能团结互助的作风等要求，对培养儿童新的道德品质具有显著教育意义的，为儿童所喜爱并为儿童所易于理解，适合于儿童心理发展的，具有艺术性的作品。
二、评选范围及步骤：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一九五四年元旦前所发表过的且为读者所公认的优秀作品，包括小说、故事、童话、散文、诗歌、歌曲、剧本、连环画以及用文学形式表现的科学故事等，由全国文协、青年团中央、教育部等有关单位分别负责搜集，经过初步选定后，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底以前，交评奖委员会最后评定。发奖日期定于一九五四年六月一日国际儿童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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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快快长大吧！
苏坚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