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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祖国经济建设的战线上
在祖国经济建设的战线上
五三工厂提前十九天半完成上半年国家计划
全国模范工厂——五三工厂在加强计划管理与开展劳动竞赛的基础上，已提前十九天半完成了上半年国家计划。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的生日——“七一”，该厂职工向沈阳各厂提出竞赛挑战，保证进一步提高质量和产量，并降低成本。
该厂提前完成国家计划的原因，是该厂根据本企业具体情况，从改进作业计划着手加强了计划管理。该厂职工在讨论六月份作业计划时，对生产的关键问题提了许多合理化建议，突破了薄弱环节和保证了均衡生产。第五车间新产品小组一项合理化建议就提高了良品率百分之五十，克服了退修品多的现象。在劳动竞赛中，职工的情绪始终是饱满的。过去每天欠二百公斤完不成小组行动计划的三车间第一小组，在竞赛中已把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保证了按日均衡地完成计划，并超额生产了一千公斤。二车间五道小组，不断提高产量质量，六月十日比八日减少废品百分之二十，产量提高了三百六十公斤，小组由七面红旗增加到了十面，做到了小组满堂红。他们表示要保持小组劳动竞赛的成果，努力创造更好的成绩，作为向“七一”的献礼。
海州露天煤矿即将移交生产
我国规模巨大的近代化露天煤矿——阜新海州露天矿的建设工程进展很快，“七一”将移交生产。目前出煤工程已接近完成。矿场东部的圆形地段内，黑亮的煤层已露出地面。
为了使露天矿能在“七一”出煤生产，工人们都想法使建设工程进展得更快。半个月来，雨虽然特别多，但工人们仍坚持在雨水泥泞中干活。在七号检查工程的施工中，平道机夏传科小组为了迅速取出一万八千多立方公尺的土，把小组两班操作改成三班操作，使二十天的任务提前十天完成。在二号涵洞工程的施工中，孙普小组学习了苏联的分层平行流水作业法，创造日砌基础五十一立方公尺的新纪录。施工领导方面也正在加强管理工作。
目前，剩余的主要工程如铁道、电线架设、涵洞、排水沟和剥土等，大都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应于六月中旬移交生产的工程将基本完成，二十日左右电机车就要试行运转。（据新华社讯）
手工业生产者支援基本建设
旅大市手工业生产者，积极支援国家基本建设。据统计，全市四十九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为基本建设服务的就有一半以上。分散经营的铁匠炉、木工等行业的手工业生产者，为了便于承揽基本建设部门的加工订货，还组织了联营。手工业锻造联营是由八十户铁匠炉组成，有三百多工人。今年他们供应基本建设部门的物资（包括一部分未交货的）有洋镐两万三千五百把，锤子五万把，还有耙子、刨子等。这些行业供应的物资，都是基本建设部门所迫切需要的。这也说明了合乎国家需要的手工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途。
手工业生产者也都把支援国家基本建设当成了自己的光荣任务，尽一切努力来满足基本建设部门的需要。大连的五个铁炉生产合作社，提前十余天完成了某部五千把大洋镐的加工任务。第二制筐生产合作社接到了某工地的土筐订货任务后，全社工人进行了讨论，保证做到质量好，提前完成任务，早日把筐送到工地去。
华东人民踊跃报矿
华东广大人民响应政府号召，纷纷向有关部门报告他们所发现的矿苗。
华东地质局自今年一月份起到四月份止，共接到各地报矿信件一百一十九件，报矿的有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教职员、革命军人等。矿样经过初步鉴定，有铁、锰、钨、钼、铜、铅、锌、银、水银、硫化铁等二十多种。这些矿苗的分布地点遍及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福建五省的九十二个县。
人民群众的踊跃报矿，为国家资源勘探工作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线索。如郭仪寄给华东地质局的黑色矿样，经过鉴定，证实为黑钨矿，这一项新的发现，证明我国南部丰饶的产钨地带还有扩展的可能；江西省黎川县吴锡标寄给华东地质局的白云母矿样，经转给使用工厂初步鉴定，证明基本上合乎电气绝缘器材的标准，这就给国家又提供了一个可供工业建设需要的重要资源产地。
在许多报矿的事例中，充分说明了群众对开发祖国地下资源的关怀。有的人到乡下去把矿苗样品拿来，亲自送给地质局；有的人还表示在地质勘测人员到他们所报告的地点勘测时，愿意做向导。
华东群众报矿工作虽然已经有了不少收获，但是还没有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起来。华东地质局为了支援重点地区，大部技术人员外调，没有能够根据报矿的资料，有重点地作进一步的调查，仅仅做了
一些登记矿产地点、鉴定矿样和查对资料等工作。宣传和介绍矿产知识的工作，也还做得不够，以致有的报矿群众在报矿时只写出了自己看到的某种矿苗的形状、颜色等，而没有说明产地；有的没有附寄矿苗样品，使这些宝贵的资料没有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今后需要注意改进的。
把铁轨铺上乌鞘岭
兰（州）新（疆）铁路跨过黄河便桥后，继续向西北伸展。到六月三日，通过了大小桥梁六十多座，已经铺了九十公里的轨道；火车开到了大通村。全线职工发挥了更大的劳动热情，一面积极铺轨，一面在进行跨越乌鞘岭的艰巨土方工程。他们到这个新的工地时，受到了沿线藏汉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帮助。现在土方工程需用的材料，都陆续运到了工地；横跨大通河的桥梁工程也已经开工。今年主要工程之一——庄浪河二号大桥的建筑工程，正在加紧施工，争取在七月十日以前完成。这座桥梁架好后，铺设庄浪河以西铁路所需的钢轨，以及乌鞘岭工程所需的大量材料，都可以由火车通过这座桥梁运到那里。现在他们又提出口号：克服一切困难，把铁轨早日铺上乌鞘岭！
新疆公路在扩展
新疆省人民政府交通厅已派出四个公路勘测队和两个施工队，分赴天山南北进行公路的勘测、设计、定线和施工的工程。
四个勘测队的主要任务，是勘测喀什到吐尔尕特和富蕴到吉木乃的两条新线，勘测乌苏到阿山和猩猩峡到霍尔果斯两条公路的全部或部分改线。两个施工队的主要任务，是修建沟通南北交通、横跨开都河的焉耆大桥和开辟富蕴到吉木乃公路新线的工程。
新疆地域辽阔，交通运输主要依靠公路。一九四九年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就着手恢复和发展新疆的公路交通。三年来，全省新修和加固的公路共有十九条，长达七千九百多公里。现在，从新疆南端的农业区——和阗到北边的游牧区——阿山，从新疆和甘肃交界处的猩猩峡到祖国边境线上的霍尔果斯的公路，都已畅通无阻了。（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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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证作业计划实现的工程调度制
本报记者 陈迹
编制了施工作业计划，还只是工作的开始；真正要实现作业计划，还必须建立工程调度制，经常地监督和检查作业计划的执行，消除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新的不平衡的因素。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教导我们说：“只有官僚主义者才能这样来想计划上的事情，以为只要计划一经制定，工作便完结了。不知制定计划仅只是计划事业的开始。真正对计划的领导，仅是在计划制定后，在各地方上把计划实际审查后，在计划实行和更正后才扩展的。”由于施工部门面对的情况是十分复杂、变化多端的，编制好了的作业计划，不可能完全符合于实际情况，一丝一毫也不变动。在施工的实践过程中，随时会发现和计划不相符合的事情，甚至会发现完全没有料想到的新情况。这就要求各施工单位必须把工程调度制建立起来，实行经常的监督和检查，不断地了解施工进度的情况，及时地、正确地保证劳动力、材料、机械设备、工具、水、电力和半成品的供应，坚决地防止和消除施工过程中的缺点、停工和事故，以保证作业计划的实现。
建立了工程调度制，就可以预先防止破坏计划的因素，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作业计划而斗争。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区在建立责任制运动中，成立了调度室，在各工地、各工程队和有关的业务股设置了调度员，组成了全工区的调度网。调度室通过这个调度网，搜集现场施工的情况，再根据作业计划来研究这些情况，从而发现施工中的缺点。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区调度室根据作业计划，曾经了解了材料股储存材料的情况，发现计划上所需要的洋钉、螺丝还没有购齐，调度室遂督促材料股及早购买洋钉和螺丝，保证将来不停工待料。调度室也曾经根据作业计划了解第二工地的工程进度，发见第四栋楼房的进度慢，会影响整个工程进度；便及时地提醒第二工地，要他们改变工程的程序，防止拖延工期的情况发生。第二工地需要在基础工程上烫臭油，但没有准备臭油；调度室在五天前发现这个缺点，也及早地警告第二工地，赶快准备臭油。所以第二工地主任许德义说：“实行了调度制，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们天天忙于事务，很容易发生差错，调度室提醒我们，使我们可以少犯错误，不至于完不成计划。”但是，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区调度室的预见性还不够，还没有收到很大的效果。
建立了工程调度制，还可以消除已经破坏了作业计划的缺点，使得施工单位能够赶上工期，按期完成计划。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区调度室在六月四日听到第二工地调度员的汇报，知道第二工地两个瓦工小组因为技术低，砌不好砖墙，返工了三次，不能按时完成砌砖工程的计划。调度员马上从第一工地调了十三名技术高的瓦工来支援第二工地，保证砌砖工程的进度。第二工地主任很高兴，赞扬调度制度的好处：“过去没有调度制，我们缺瓦工，只好停工；但别的单位多余瓦工，也让他们窝工，不接济我们。现在有了调度制，有专人来调配劳动力，再也不会发生过去那种不合理的现象了。”第二工地曾经因为缺乏模型板而不能打洋灰。调度室知道这个情况，马上调查了工区的材料储备情况，发现第一工地有七十立方公尺的模型板暂时不用，于是就把这批模型板调给第二工地，保证了第二工地不停工待料。如果没有调度制，这件事也是办不到的。材料股股长说得好：“过去谁领到了材料，谁也不肯放手。一个工地没有了材料，我们急急忙忙去购买，那里还知道另一个工地还积压着这些材料不用呢！即使知道了，也调不出来呀！因为谁都不肯拿出来呵！现在有了调度制，一个调度命令下来，有材料的人没话讲，只好拿出材料，否则违反
调度命令，会要受处分。”他们认为：实行调度制，他们的工作好办多了。
工程调度制的建立，不但能防止和消除施工中的缺陷，而且能实现统一的集中的领导，避免分散的多头的领导。过去一个工区或一个工地都有几个主任。这些主任往往分别下达指示，发布命令，这些指示和命令又常常互相矛盾，使得下面的干部无所适从。现场上的干部们说：“我们听了这个主任的话，照样做了；那个主任跑来，连说不行！要我们改变。我们不知道究竟听谁的好。”但是，有了工程调度制度，就可以避免这种混乱现象。在工程调度制中，规定了一切有关的作业的命令和指示，都必须通过调度室统一传达下去，不容许任何个人乱发命令和指示。在调度室的统一指挥下，不仅不妨碍施工领导人员的职权，而且会帮助施工领导人员摆脱事务工作，能够更好地指导施工工作。因为调度室是在工区主任或主任工程师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把工区主任的指示和命令通过调度系统下达各单位，丝毫也不损害施工领导人员的职权。施工领导人员因为有了调度制度，反而可以跳出了批条子、发指示的事务圈子。过去一个施工领导人员天天要和所有单位的负责人打交道，要解决下面提出的大大小小的琐碎的问题，要听取各个单位的汇报，要每天召开碰头会议，临时了解情况来发现问题。这样，这个施工人员就不能周密地考虑问题，有预见地解决问题，只好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状态中。但是建立了调度制，领导人员就能够通过调度系统，及时地了解下情，主动地解决下面的问题。有些不需要施工领导人员解决的问题，就可以由调度室来解决了。这样，领导人员因为减轻了事务工作，就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施工中的主要问题上。
在调度室的统一指挥下，还可以从全局出发，统一地指挥各单位的工作，消除互不联系互相推诿的现象，克服本位主义思想，有节奏地全面地保证作业计划的实现。在没有调度制的情况下，一个单位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可以多抢一些材料，多争得一些劳动力，而别的单位则因为缺少这些材料和劳动力而不得不停工。有了调度制，就不容许这类情况的发生，就会适当地合理地调配劳动力和材料。过去，一个单位可以拖拖踏踏地工作，不管整个工程的进度；在使用起重机时，多使用了一天，却不问别的单位会因为等待这台起重机而停工一天。在实行了调度制后，就不许可这种现象的发生，就会监督这个单位按期用完起重机，不得拖延。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区调度室曾经发现加工厂不能按时完成混凝土梁的预制工作，于是调度室要求加工厂加紧赶上工期，不能妨碍现场的需要。第二工地做好了土方工程，水暖队却又把土方挖坏，安装水暖管道。调度室发现这个问题，在调度会议上，要求水暖队在做土方工程之前安装管道，以免破坏做好的土方。在没有调度制的时候，常常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各单位、各工种间互不联系，互相牵制，妨碍
工程进度，影响了作业计划的完成。
如上所述，实行了调度制，不但能防止和消除破坏计划的因素，而且能实现统一的集中的领导，克服各自为政的现象，有力地保证作业计划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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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行政会议
布置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
东北行政委员会于六月五日上午召开行政会议。会议研究了东北区一九五三年一月份至四月份的工业生产与基本建设的情况和今后的工作。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明远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
关于工业生产工作，张明远副主席指出：一九五三年一月份至四月份东北区国营与地方国营厂矿的生产总值，基本上完成了计划，企业管理工作比去年也有所改进。但不少厂矿未完成或未能全面地完成计划，生产不均衡的情况仍较普遍地存在；企业管理水平也不平衡，一般的情况是矿山落后于工厂，地方国营工业落后于国营工业，就是同一系统中，先进与落后的悬殊也很大。
根据上述情况，张明远副主席指出：六月份与第三季度的工业生产工作的重点与要求，总的说来是：首先要保证全面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根据中央各工业部的工作部署，今年对企业的中心要求应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保证全面完成国家计划，首先应以搞好计划管理为中心（轻工业与地方国营工业以提高质量为重点），在搞好计划管理的基础上贯彻责任制度，进而做好技术管理与贯彻技术责任制。第一、二季度一般的都是以计划管理工作为中心，但进行得不够平衡，许多厂矿还只是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发动群众的工作很差，计划管理的改进还不显著。为了搞好计划管理工作，应着重搞好作业计划。其次是加强调度机构，做好生产调度工作；通过计划管理将定额搞准确，这就需要做好准确的基层记录。要做好这些工作，除了必须强调领导上细致地调查研究和充分准备外，还必须认真做好企业中的思想工作，特别是做好技术人员和职员的思想工作；反对无人负责现象，反对本位主义思想，并加强计划观念与改善劳动纪律。各厂矿在计划管理和责任制有了基础之后，可以进一步以技术管理为中心，开展改善产品质量的运动。同时还要加强对矿山的领导，改变矿山的落后状态；重视机械工业的新产品试制工作；加强工人遵守劳动纪律的教育；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广苏联先进经验。
关于基本建设工作，张明远副主席指出，已经施工的单位，要继续深入展开建立责任制运动，以保证质量，反对浪费，达到按期或提前完成任务，贯彻“好、快、省、安全”的全面要求。建立责任制运动搞得不彻底的，不要草率结束。开展这一运动，必须是有组织有领导地广泛地发动群众，在干部与群众中明确运动的目标，把揭发缺点与表扬先进典型结合起来，采取大家动手的办法，提出问题，又提出办法，从而解决问题，推进工作。在问题摸清之后，要采取边检查边建设的办法，切实建立必要可行的责任制度。建立责任制运动打下基础后，下一步则应以技术管理为中心，开展群众性的质量大检查，保证工程质量，加强劳动纪律，并通过这一中心工作，来推广先进经验和贯彻经济核算制。其次，要抓紧第二期的施工准备工作，有关设计、材料、加工定货等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均要检查，省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积极地具体帮助解决问题，如材料的有无，可进行必要的调剂等，以保证如期或提早开工。六月份应选择若干重点工程进行一次检查。
关于基本建设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张明远副主席指出，目前许多工程的甲、乙双方关系不正常，遇事互相推诿，互相埋怨。这主要是由于不顾大局，缺乏整体观念，存在着本位主义思想和等待依赖思想。这种思想严重地影响了工程的进展，影响了早开工多开工，必须继续批判，切实予以克服。
最后张明远副主席指出：领导力量主要放在重点工程，同时要注意加强对设计、地质钻探等部门的领导。目前首先应改变设计工作中管理的落后状况，要建立设计工作的计划管理，贯彻责任制，推广流水作业法，建立设计工作的联系制度，调整设计力量，提高设计工作效率，以克服设计工作落后于施工的现状。各主管部门对地质钻探工作的领导更弱，今后必须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和帮助，以保证基本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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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许多县级机关违反财政纪律现象严重
江苏省财政厅于四月间召开全省财政会议，对一九五二年财政工作进行了检查，发现全省各地县级机关违反财政纪律的现象很严重。许多单位任意动用公款，铺张浪费；许多单位擅自扩大工程，冲破预算来建筑一些目前国家财力所不许可的、实际上也不需要的工程；有的单位在“三反”后仍然有小金库，不肯上缴。太仓县经批准在城区和浏河各建一个小菜场，共拨款三亿五千万元，而该县仅在城区建立的一个，就用款四亿一千二百万元。这个小菜场可容三千余人，而太仓城区总人口不过八千人。高邮县人民政府未经上级批准擅自动用地方经费七亿九千万元给该县干部学校购置家具、电影机和修建小招待所等。该县干部学校仅有员工四百一十六人，却购置供二千人用的桌子、一千九百人用的凳椅、一千多人用的棕床和板床。吴县人民政府经批准建筑一个可容五百到六百人的大礼堂，建筑二十间宿舍，共拨款六亿元；该县却擅自建筑一个能容八百到一千人的大礼堂，并建筑小会议室三间、新宿舍十六间、瓦房二十间，翻修旧瓦房四十间，超支经费达两亿五千余万元。为了弥补超支，该县非法动用了地方上的各种经费。
许多县级机关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逃避银行对年终结余资金的冻结。如征县人民政府在去年年终时动用两亿元水利经费，架上十多盏汽灯连夜修建公路；用一亿二千万元抢购盖房的材料。兴化县人民政府年终清理时，不把结余款项按规定上缴，而买了一百多个皮包，所有干部人手一个。涟水县人民政府为了逃避年终结余资金冻结，预先将互助合作训练经费从银行提出，购买准备一九五三年用的粮草。射阳县人民政府准备在一九五三年召开武装、农林、妇女三个会议，他们估计一九五三年的经费开支很紧，于是就提前在一九五二年的账上把钱签支了。靖江县人民政府民政科为了逃避年终结余资金冻结，将未用完的烈军属医药费五千万元，私自拨给县卫生院，并假造单据报销。
这些情况，说明了许多县级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思想，整体观念薄弱。他们以为只要把自己那个地方建设好就“万事大吉”了，因此就不顾一切地破坏财政制度。他们认为把年终结余资金按照中央规定上缴是“损失”，太“可惜”；而县级财政部门对这些违反财政制度的严重情况，大都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有的县财政科长向县级领导干部提过意见后，领导干部不采纳，他们便认为：“反正我提了意见，错了我不负责。”他们也不将违反财政纪律的情形向上级报告；有的财政科长甚至帮同县级领导干部破坏财政制度。
江苏省人民政府领导机关为了克服上述现象，目前除对各县领导干部进行整体观念和纪律观念的教育外，并对情节严重者进行处理，以教育全体干部，严肃财政纪律。（姜其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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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委检查今春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五月下旬，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了县委书记、县委办公室主任联席会议，以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检查了省、县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总结了春耕，讨论了夏锄，并且安排了下半年的工作。
会议上从以下三方面检查了以前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政策的情形，确定了今后的努力方向。
关于互助合作
黑龙江省今春根据国家工业发展的进度和小农经济的现状，积极而又稳步地提高了互助合作运动。早在今年一、二月间，就连续召开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座谈会、劳动模范代表会以及由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反复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政策。今年黑龙江的互助组着重解决了换工的互利问题，改进了小组轮作制度，建立了民主领导制度，建立了技术研究的组织；并批判了盲目搞大组、搞公共财产的偏向。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方面，防止了不顾条件盲目建社的自发趋势。省委曾以瞻榆县委领导的李振山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典型，严厉地批判了盲目摆摊子、盲目扩大公共财产、错误地统一计划安排社员生产消费的做法，基本上制止了合作社内摊子大、债务多、浪费大、追求形式等不良倾向。根据去年重点试办合作社的经验，今年入春以来，各地着重解决了社内的劳动组织、生产责任制、短期包工、定额计件等问题。经过了这一系列的整顿和建设工作，使互助合作运动基本上正常地发展着。互助组由去年的十三万个归并成今年的十万个。这说明互助组的组织形式是扩大了，提高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年一百七十个，今年又新建了七百一十七个，一般的基础较好，领导骨干较强，实行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营方针。自发组织的合作社去年是二百一十七个
（经整顿后大部分改为互助组），今年只有十七个。
省委书记冯纪新同志在会议上指出：互助合作运动虽然获得这些成绩，但有些地方作的还不够好，急躁冒进的思想尚未彻底解决，巩固和提高互助合作的许多实际工作还没有跟上。虽然批判了盲目冒进的思想，强调了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但由于我们对国家工业化的进度认识不足，对小农经济的现状认识不够，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因此曾要求在五年内基本合作化；这就是许多干部的急躁冒进情绪的根源。此外，许多区委同志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还不熟悉，新建的社的经营管理工作跟不上，劳动组织紊乱，缺乏生产计划和责任制，劳动计算不合理，政治工作未跟上，财务制度不健全；因此，窝工、旷工、无人负责和浪费现象还很严重。
大家一致认为：今后的互助合作运动，应当稳步地巩固与提高，贯彻互利政策，充实互助内容，改进耕作技术，争取多打粮食，从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继续克服盲目冒进倾向；但必须同时严格防止自流，加强党的领导；放松对互助合作的领导是错误的。
关于改进技术
黑龙江省今年领导群众改进农业技术，推广肇源丰产经验，取得一定的成绩。今年春耕播种中，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大秋作物，推行了肇源的“宽播”经验，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小麦，实行了合理密植。肇源县在春耕过程中，又提出了“排开次序播种，排开次序间苗”等办法，更加丰富和充实了去年的耕作法。
冯纪新同志在报告中，也对改进农业技术的工作作了检讨。他说：在技术推广和技术改革上，也是由于不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超越了农民觉悟程度，产生了严重的贪多冒进和强迫命令现象。开始推广肇源丰产经验时，计划过大，要求过高，层层增加计划产量。对于推广宽播用的改良农具的工作也不慎重，自上而下统一制造多，依靠群众亲自动手改造少。在增加粪肥上，不是尽量就地取材，扩大粪源，而是不计成本，到千里以外去采购大粪，以致粪价等于粮价。在推广农药和化学肥料上，计划过大，许多地方按地按户强迫摊派。马拉农具推广工作和技术指导站的建立，也有重量不重质的现象。这就增加了群众的负担和顾虑，助长了下面干部的强迫命令，把好事办成坏事。他说：必须接受一项重要经验：由于北满耕作粗糙，生产技术落后，因此，技术推广和技术改革工作必须继续加强，忽视这方面的工作是错误的。但是在实行这一任务时，必须照顾到今天农村的具体情况，必须照顾到小农经济的特点，必须从农民的切身经验出发，领导群众自己动手，不可包办代替，而必须把当地农民固有的合理经验与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重点试验，总结经验，组织参观，逐步推广的方针。
关于领导方法
根据党中央关于春耕工作的指示，省和县、区的党委一般的都注意了以春耕播种为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控制了会议和部门工作，禁止滥发文件、表格。在春耕中，省委组织了一百三十余人，先后三次下乡，领导并配合各县干部六千余人，深入农村检查与推动春耕生产。今年春耕生产领导上，一般都注意了“按季分段组织力量，深入下层，发现问题，就地解决”、“领导亲自动手，深入重点，作好样子，点面结合”、“实地参观，边作、边教、边推广”。
但是，农村工作的领导方面，也曾经发生了偏差。因为有一部分党员和参加整党的非党积极分子，把若干党内原则运用到党外去，在社会上公开批判富农剥削；再加上一部分党员、干部因为急躁而产生了强迫命令的作风，使一部分农民增加了思想顾虑，不愿扩大生产，有的甚至卖车卖马，少种地，大吃大喝，等着“归大堆”。后经政策补课，才基本上扭转了这种现象。平均主义、分散主义和“五多”现象也仍然存在着。根据讷河县的统计，省委、省府今年五个月内发下的各种指示、文件达一千三百余件，县发到区的三百多件，区发到村的二百多件。其中有很多是不必要的，有些统计是不真实的。有些部门的干部下去以后，片面地强调部门工作，脱离当前生产。
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问题，省委副书记张士英在结论中说：不仅春耕阶段，而且夏锄、秋收等一切农忙时期，都必须以农业生产为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农忙期间，一切农村工作的干部，不论属于那个部门，都要毫无例外地首先作好农业生产工作。县以上的各部门有关农村的工作，只能围绕农业生产进行，只能服务于农业生产，不能强调自己的业务系统，不能分散区、村组织领导生产的力量。此外，在农忙期间，各机关均不得擅自调区、村干部开会、训练；必要调遣时，需经党委批准。这并不是取消各部门工作，而且要善于推动各种组织，发挥其组织力量，服务于农业生产。省、县应少发文件，必要时需经过党委和行政部门首长审批，各部门不得自作主张。县对区、村一般不发或少发指示文件，应采取派下去检查、调上来汇报的办法，面对面地给予指示或研究工作。要提倡用灵活的写便信的办法，及时取得联系，不要很长时间不写，一写就是全面的工作报告。 （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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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谷县东里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应该停办
赵宪斌
为了了解农村中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的情况，我于五月初旬到山西太谷县的几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访问。在这几个村子里，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左”倾冒进偏向已经纠正。但有些干部在纠正冒进偏向中，不从具体情况出发，又产生了右的倾向。五区东里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停办，就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合作社本来只应该加以整顿缩小，但县、区干部却把它停办了。
东里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去年麦收后由四个互助组的十一户积极分子组成的。这十一户中有九户是土地改革前的贫雇农。他们在一九四九年联合斗倒地主，分到了一些房屋土地和零碎农具，但都缺乏必需的农具和牲畜。为了克服发展生产的困难，他们便组织了互助组。在互助组成立之初，他们中间有几户因为在土地改革前过于贫苦，没有结婚，在土地改革后进行生产时，顾了家里就顾不了地里，曾分成两摊伙吃饭、伙种地。他们迫切地要求互助，在互助组历年来都生产得很好。
经过三年互助，十一户的生产都发展了。去年麦收后，他们共有土地二百七十一亩，七头半牲畜，各家都有了半套农具。这时，他们都感到照原来的样子互助不能更进一步发展生产：种玉茭合适的地，不能全种玉茭，种高粱合适的地，也不能全种成高粱。对于单独喂养牲畜，他们感到也有困难。土地改革后各户的资金积累得还很少，买不起好牲畜；即便买得起也喂不起、用不开。因此，他们都只买了些老弱牲畜。他们迫切感觉到有调换、伙用牲口的必要。他们感到各户自买大农具（如犁、耙等）也很困难；即使能买得起，自己也用不开；一家出钱大家伙用又不合理。因此，他们要求伙买大农具。由于以上这些问题需要解决，他们在麦收后就提出了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要求。当时县区领导方面并未看到这个要求的积极性和合理性，没有批准他们办社，但他们暗地里却办起社来了。他们没有新的办法，就按过去合伙租种地主土地的办法（即土地、牲畜、工具入股分租，劳力分红的办法），实行了合作生产。因为他们实行的是老办法，区干部发觉后曾警告他们说：“办坏了我们不负责任。”可是，尽管区干部不负责任，他们还是办成功了。去年他们的丰产高粱每亩收了九百二十七斤十两，全社高粱每亩平均收了五百零八斤。平均产量超过了互助组时的一倍半。旱地棉花每亩平均收了一百五十七斤四两（互助组时每亩平均只收五十余斤）。另外，他们还买了大农具，把弱牲口换成了好牲口。社员十分满意。秋后，被专区评为丰产组。但是，县区领导干部对于这个实际上已经办成功的合作社，仍然固执地不承认它。一直到去冬他们再提出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县区领导才批准了，并把社长任二货调到专区去受了合作训练。
在正式建社的时候，县区干部不从发展生产的需要出发，机械地规定成立合作社必须在二十户以上。社内的骨干分子为了取得县区干部的承认，没有考虑他们的合作社是否需要扩大，也没有考虑如果需要扩大应该吸收一些什么人进来，才能把社办好，便糊里糊涂地吸收了十四户新社员入了社。从此这个社便伏下了危机。合作社吸收新社员是无目的的，但要求入社的人却有各种不同的动机。归纳起来，这十四户被吸收的人在入社时有这样三种不同的打算：（一）劳力多土地少，希望入社后多做工，多分红；（二）自己缺肥料，社里肥料多，希望多施社里的肥料多分粮；（三）自己没有农具、牲畜（有的少到连个镐头也没有），希望入社后使用社的耕畜农具。这样，就使社内发生了一连串难以解决的问题：（一）劳力多土地少，剩余劳力没出路。这个村每人平均能耕种四十亩地，没有吸收新社员以前，每个社员平均耕种三十六亩土地（因地不够种，他们共同租入无劳力户土地九十亩），不紧不忙很合适。新社员入社后，每人平均只耕种二十八亩，于是剩余了大量劳力。这些剩余劳力无法安排，只好去刨丧砖（老墓主卖的墓砖），扫道土（做肥料用）。在这种情况下，老社员觉得新社员入社后，自己做的活少了，怕秋后分不到多少粮食，因此对新社员入社不满意。（二）老社员的肥料多，原来每亩地平均可上到三十担；新社员带的肥料少，平均每亩只能上到十五担。老社员提出买细肥补救，新社员怕花钱多了秋后分不到粮食，不同意买。老社员感到新社员进来后不能增产了，又不满意。（三）老社员公共积累的工具、牲畜多，共值二千二百九十六万四千六百元，新社员工具牲畜少，只值七百七十一万六千一百五十元，加上牲畜农具折价入股时评价低，老社员算来赔了八千四百斤小米，感到吃了亏。因此，老社员要求提高牲畜工具入股的价格，并要求抽出一部分东西。新社员见到入社后无利可图，劳动便不积极了。新社员和老社员分成了两派，互相埋怨。老社员说新社员是“投机分子”，新社员说老社员“自私自利”。社的负责干部大都是老社员，在经济利益上和老社员是一致的，也很自然地和老社员连成一气了。因此，他们也被新社员认为“自私自利，领导的不好”。这样一来，这个社就陷入了不团结的混乱状态。
从这些事实看来，很显然的，这个社陷入混乱状态的原因，是由于新老社员的生产基础和生产要求不一致，他们之间的互利问题无法解决。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冒进了一步，不适当地一下子就发展了一大批新社员。既然如此，那么在帮助这个社进行整顿时，就应该针对新老社员之间的不同要求来作不同的处理。但太谷县的县、区干部在今年四月间到这个村去纠正盲目冒进偏向时，不去研究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只是看到这个社的问题很多，便说新老社员都“自私自利”，认定社内干部无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不具备办社条件，便强令这个社停办了。
县区干部让这个合作社分成了两个互助组，但老社员思想搞不通。当我到这个村去访问时，在那里帮助建社的青年团区工委书记粟文近和原来的社长任二货唉声叹气地说：“这个社停办了太可惜。”社虽停办了，他们的公共积累仍未分开，社员们都还在徬徨等待，留恋于去年合作生产的好生活。他们希望县区领导机关允许他们仍在原有的基础上办社，并表示有十足的信心把社办好。
老社员的这种要求是正确的。我认为太谷县委应该让他们把老社恢复起来，并帮助他们改善经营管理，以适应他们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不然，太谷县的党政领导就有脱离这一部分积极的群众的危险，就不能正确地贯彻中共中央的互助合作政策。太谷县委在纠正“左”倾冒进偏向的工作中发生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既未深入研究实际情况，又缺乏全面的政策观点。他们不了解如果不从群众的生产需要出发而盲目冒进，固然会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不顾群众发展生产的要求，不积极领导他们前进，也会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太谷县委应深刻体会互助合作政策中“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精神，在纠正“左”倾偏向的工作中，深入研究实际情况，从群众的生产需要出发去解决问题，防止右倾偏向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