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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省战胜了春末夏初的严重灾荒
还须继续领导群众度过夏荒争取增产秋粮
河南省各级党委在今年春末夏初领导群众战胜了严重的灾荒。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改变了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提高了农民群众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信心，密切了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四月十一日，正当全省紧张进行春耕播种的时候，突遭严霜袭击，全省一百一十七个县中有九十七个县的小麦受灾，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当时，群众悲观失望，思想混乱；干部焦躁惶惑，束手无策；粮食市场情况一时非常紧张。
中共河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在灾荒临头之际，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深入地全面地分析了情况，重新部署了工作，确定以生产救灾为全省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切实加强经济工作；动员全体干部认清由霜灾所引起的严重情况和战胜灾荒的有利条件，坚决地依靠和组织群众克服困难，战胜灾荒。全省组织动员了几万干部（平均每乡在三人以上），由各级党委负责干部率领，深入灾区，大力领导群众保麦、补苗、生产备荒，保证做好春耕播种，力争增产秋粮。
贸易部门也以全力支持生产救灾，加强了收购土产特产和供应生产资料的工作。到四月底，仅供销合作社收购灾民的土布、苇席、石灰、磨石、草帽等的总值就有一千零六十六亿元，同时供应了解放式水车一万一千多部。三、四月份供应肥料（除化学肥料外，大部是在当地收购芝麻、豆、棉仁等加工的）八千七百四十余万斤，喷雾器三千部，各种杀虫药剂一千万斤，各种小农具一万二千八百件。粮食部门切实掌握正确方针，摸清了粮食情况，进行有计划的调运、供应，掌握粮价，稳定市场，坚决制止和打击了不法私商乘机捣乱粮食市场的行为。
灾区的干部深切体察了农民的疾苦，倾听了农民的要求，普遍与农民共甘苦、同劳动，学习和运用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重点创造经验推动全面的工作方法。例如受灾严重的许昌专区临汝县阎庄乡中共乡支部书记王德胜，在霜灾发生后，自己首先浇了三亩麦，上了肥田粉，麦子返青复活了，立即开了乡支部会，动员全体党员做出榜样让农民参观，推动全乡浇麦一千七百多亩，并打了十九眼井。县委召开了工作组长以上的干部会，介绍了这个经验；并组织了一部分有经验的老农，随工作组参加各区、乡的农民代表会，以亲身经验进行宣传动员，广泛组织群众到就近已经浇麦的乡参观。这样，推动全县农民浇麦达五万亩。全专区大力领导群众浇麦保苗后，又落了一场雨，麦苗逐渐好转，灾荒程度大为减轻，并由此打破了农民不浇麦的旧习惯。全专区原计划供应农民的四千五百九十四部水车，被农民争购一空，又追加了三千部。在春耕生产和生产救灾工作中，不少地区的干部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改变了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中共新乡地委及所属各部门，各县、区干部，严肃认真地从指导思想、组织领导和工作作风上，深入检查了没有“把生产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原因，强调了在春耕生产和生产救灾工作中要“集中”、“深入”、“钻研”，反对分散主义；同时也强调各部门应在自己的业务岗位上为生产救灾服务。全专区组织了四千多名干部下乡领导群众生产救灾，农业技术部门和农场研究了小麦受灾的规律及补救办法，进行技术指导；金融贸易部门则积极改进业务，大力配合。如粮食部门保证了对灾民及缺粮户的粮食供应；银行第二季度贷款计划为二百七十亿元，从四月上旬到五月中旬即贷出一百七十余亿元；合作社四月份销水车二千部，五月上旬又销了一千六百部。各部门的工作在生产救灾的中心任务下集中统一起来了。
郑州专区遭霜灾后，党委加强了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控制了工作任务，使干部集中力量领导群众浇麦保苗，开展副业生产，采集代食品，战胜了灾荒。此外如安阳、濮阳等专区也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干部学习了任国栋的工作方法，领导带头、掌握重点、深入生产过程已形成风气。
经过干部群众紧张工作，全省各地春播完成了，麦苗大部好转，生产备荒工作开展起来了，农民情绪稳定了。群众对干部的态度也亲切了；不少村庄工作组走时，群众依依不舍。
当前河南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春荒虽已基本度过，但由于小麦减产（全省收成平均约六成左右，但很不平衡），严重的夏荒接踵而来；群众情绪虽初步稳定，但还不巩固，生产政策贯彻得还很差；干部思想和工作作风虽有提高和改进，但对生产政策还不熟悉，对领导生产建设还缺乏经验，钻不进去；“五多”现象虽初步扭转，但新的工作方法、工作制度、组织机构还没有建立起来；经济工作也还需要继续加强。
五月下旬，中共河南省委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总结了春季工作，针对着当前全省的实际工作情况确定了今后工作方针。会议除号召全党继续学习做好经济工作外，对农村的具体工作强调抓紧夏收夏种，保证及时播种，争取秋季丰收；并注意在夏收夏征中认真贯彻生产政策和依法减免政策。同时指出：必须防止和克服干部的麻痹自满情绪，继续组织力量，深入灾区，查实灾情，大力领导全省群众克服困难，度过夏荒。 （本报河南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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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新疆两省
灭蝗工作有成绩
江苏省和新疆省的灭蝗工作已经有了成绩。
江苏省早期孵化的蝗蝻主力已基本扑灭；现在各地正进行消灭第二批蝗蝻。
江苏省各地灭蝗工作在五月下旬即全面展开。徐州、淮阴、高邮和沿海沿湖的芦苇滩地，有五千多名经过训练的农民进行喷粉或撒布毒饵灭蝗。喷粉和毒饵诱杀蝗虫死亡率达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以上。中央人民政府派飞机支援微山湖地区农民喷粉灭蝗，到六月五日已喷粉结束。计共飞行三百九十多架次，喷粉面积达十万七千多亩。在飞机喷粉结束后，当地农民一万八千多人又立即深入湖荡进行清查捕打、肃清了残余蝗蝻。
新疆省各蝗灾区农田和农田周围荒草地上的蝗虫已基本肃清。截至六月六日止，全省灭蝗面积已达六十七万五千亩，占今年治蝗面积近百分之七十。其中飞机灭蝗面积为三十七万五千亩，人工、药械灭蝗面积达三十万亩。被蝗虫侵入的十五万亩农田已得到抢救。
现在，新疆省灭蝗的重点，已由农业区转入山区和苇湖地区。八架灭蝗飞机正以每天平均撒布药粉、毒饵达面积两万四千亩左右的速度，向农业区周围的山区和苇湖地区推进，继续消灭隐蔽的蝗虫。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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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营业员代表会议看到改进国营商业工作的途径
中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曾传六
中国百货公司武汉百货采购供应批发站于四月里召开了营业员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不但对参加会议的营业员是一次生动的政策教育与业务学习，对我们作领导工作的人员来说，也是一次具体的政策教育与业务学习。这次会议所揭露的问题是目前中南区国营商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改进的办法，把国营商业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一
会上首先对武汉加工袜子的积压问题作了研究。到目前为止，武汉积压加工袜子计二十二万多打，估计已经调拨出去积压在各基层百货商店的约八万至十万打。把积压的袜子排队的结果：根本不合居民需要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成本过高，品质低劣，需要削价出售的占百分之五十二点五，可以销售，但过去未与营业员见面的占百分之十。造成积压的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首先是国营商业为生产与消费服务的思想不明确，许多地区的国营商业单位没有积极地为加工商品打开销路。有些营业员存在着“什么方便卖什么”的名牌货思想，他们手中的非名牌货很难和消费者见面。有的营业员认为只要三不差（货不差、钱不差、报表不差）就行，积压不积压与己无关。有的营业员怕商品多，购买者挑选麻烦；怕晚上盘点麻烦，认为商品多不如商品少些省事。有的国营商店以衙门化作风对待顾客。宋埠有个小商贩四次去宋埠商店都没买到货，他反映说：一去没开门，二去人不空，三去在吃饭，四去已打烊。许多领导干部和计划干部不根据当地需要进货，要货也只要几种名牌货。
其次，手续制度混乱也促成了加工货的积压。营业部门与保管部门不联系，营业员不知道仓库里存着些什么货、存了多少，保管员不知道门市部缺什么货。有些调拨人员也不按照当地居民的需要恰当地搭配花式与品种，结果，当地要的货没有，调去的货不需要。
第三，加工定货有盲目性。盲目扶植，盲目加工，而没有根据市场需要，对不同厂商不同的生产设备、技术条件予以分别对待，甚至把许多季节性的工人错误地固定起来，使手工业的季节生产变为常年生产。有些干部脱离现实地把武汉市加工袜子统统换上了百货公司的商标，不考虑群众对商标牌名的习惯需要经过一个较长时期才能改变。另一方面又不积极帮助与督促加工厂改进规格，提高质量，改善经营，降低成本。群众称二十支纱的加工男女踩口线袜为“伸脚散”（上脚就垮），说它的尺码是“大人穿嫌小，小孩穿嫌大”。一九五一年的产品已大量积压，但领导方面却不调查研究，不算细账，又在一九五二年加工了四十多万打。
不算账不容易知道我们盲目加工、盲目调拨、不积极推销对于人民财产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这二十二万多打袜子，积压时间从六个月到两年不等，价格如按成本降低百分之四点八至三十八点八计算，要损失二十八亿元；如再继续积压，每月资金利息即需支付一亿一千万元，全年十三亿元，仓租、保险费等还不计算在内。
加工袜子积压的事实严重地教育了我们。我们今后首先要学会算账，时时刻刻都要算，领导干部更要算。算出的数字会科学地告诉我们：是符合于国家的利益，还是给国家造成了损失。更要学会调查居民需要、调查在商店供应范围内的购买力，学会研究商品成本、研究推销技术，积极地正确地组织货源，加强加工定货的计划性，大力推销加工货，并督促加工厂改进产品，以达到为生产服务又影响生产的目的。
二
会上也反映了许多地区群众需要的毛巾、袜子和其他百货脱销的严重现象。第一季度许多批发站与基层商店在实行经济核算制方面虽然也有成绩，但目前经营上的混乱现象却普遍存在。这些混乱现象主要表现在制订计划与计算价格方面：
第一、有些商店在怕积压，不怕脱销，注意“买”，不注意“卖”的思想支配下，盲目订计划，并且是“宁小毋大”。武汉一个百货门市部在进货计划中，只要一个篮球，广州有的门市部只要一件卫生衣。各个站和商店干部的思想都是“货要好，品种少，数量小”。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做出的计划就会完全脱离实际，满足不了居民的需要，影响了生产的正常发展，限制了本身商品流通与资金周转，更影响了对市场的领导。
第二、计算费用是宁大毋小，怕赔本，怕完不成上缴任务。洪湖县距离武汉只二百多里，一般百货地区差价却高达百分之十六点四四；蒲圻到武汉只有六小时的火车路程，私商到武汉当天可以采购回去，而蒲圻地区差价高达百分之十以上。加高计算费用原是怕赔本，但效果却适得其反：由于价格提高，商贩和消费者都不在当地购货，这就缩小了商品流转额，营业额一天天下降。洪湖县丰口镇有三、四百个货郎担，只有四分之一在丰口营业所买货，该营业所第一季度只完成了全年销货计划的百分之三。
造成计划与价格混乱现象的基本原因，是由于不少单位的领导干部缺乏全面的经济核算思想，没有认识到实行经济核算必须服从国家政策与服从计划。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关键，在于纠正片面的经济核算观点，树立全面的经济核算思想。我们的业务计划，一方面要符合于政策和市场的要求，
一方面要符合于扩大流通、加速周转的要求；我们的价格，要在扩大商品流通、加速资金周转的基础上，精打细算，降低费用，以减轻消费者的负担，同时，从扩大流通、加速周转来扩大利润。只有这样，我们的计划与价格才是正确的，符合于国家政策和计划要求的，符合于经济核算制的要求的。
三
在国营商业系统中，营业员和保管员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是国营商业的两个重要支柱。目前许多营业员存在着以下的消极思想，因而积极性不能尽量发挥。一种是自卑思想，认为站柜台做生意，没有前途；另一种是懒惰思想，认为上有经理科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任务完成完不成总是那么回事。这些思想集中地反映了国营商业系统的各级领导干部对广大营业员缺乏应有的关心，对他们的生活也没有给予适当照顾，同时又忽视了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在营业员方面主人翁观念不明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
这些消极思想必须迅速加以克服。首先，各级领导必须认识营业员在国营商业工作中的支柱作用，应该经常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关心他们的学习，关心他们的生活，克服用而不教的单纯使用观点，克服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领导作风，及时地在客观条件可能范围之内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上的具体问题，并建立经常的奖励制度，对工作优良的营业员和保管员及时给予奖励。另一方面必须明确依靠群众的思想，向他们学习，经常和他们商量，计划和价格要经过营业员讨论，建立定期会议制度，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经济核算制的贯彻执行，基本关键在于发动群众，经济核算制没有群众的积极性，一切就会落空。
其次，我们必须教育广大的商业工作人员，说明商业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是光荣的工作，是重要的工作。使他们明确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观念，树立主人翁思想，加强学习，不断地钻研业务，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混乱现象，贯彻经济核算制，发挥每个国营商业工作人员在国营商业工作中的应有作用，以迎接伟大经济建设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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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省开始整顿地方国营工业
湖北省各地已开始整顿地方国营工业。
湖北省地方国营工业，过去在补助国营工业不足和满足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方面，有很大的成绩；但根据各地最近了解的情况来看，也存在着不少严重的问题。
第一，经营的盲目性很大。这首先表现在厂址选择不当。如锺祥县机器电油厂使用蒸汽机，却把工厂建在一个附近无水的地区，交通又不方便，开厂以来就赔本，目前已经无法维持。公安县面粉厂一九五二年十月才开工，现在就已经停工待料。其次，盲目性还表现在不根据社会需要盲目生产，造成成品的严重积压现象。如襄阳鄂北机械厂制造的七寸步犁，厂内就积压一百一十部，需要另行改装；各县还积压四百二十部；半成品还能做出三百四十六部，零品还可做二百多部。江陵棉织厂积压布匹二千多匹，合资金三亿多元。还有好多厂，一年中资金只能周转一次。
第二，生产成本高，质量差，浪费现象严重。如孝感专区农具厂给云梦电油米厂打地螺丝帽，一个合二万零二百元，而市价才四千元。该厂生产的新式步犁质量差，农民买了不能用而把它挂在墙上。农民们说：土犁耕田，洋犁参观；并称这种犁是
“挂犁”。该厂制造了一千一百部七寸步犁，只卖出去二百部；卖出去的也大多放在合作社、贸易公司及乡农会，只有很少数是在农民手里。该厂只在今年第一季度就亏损四千一百万元。
第三，生产管理混乱，无人负责，组织机构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缺乏经济核算思想。以孝感专区农具厂为例，工人反映厂内过去有“八多三少”，即：经理多，干部多，当家的人多，坐办公桌的多，盖章多，表格多，手续多，层次多；下车间的少，搞业务的少，负责的少。领做一个螺丝帽要经过十一道手续；一个工人借款分十二个月扣还，须经过一百九十七道手续，还说这种办法是“正规化”、“新东西”。孝感农具厂并没有制定配料定料的管理制度，所以大材小用、整材零用、好材劣用的现象也很严重。又如荆州发电厂只有八个工人，职员却有十三个。江陵棉织厂系手工业生产，竟采用近代工业的组织机构，内部组织有营业股、会计股、材料股、保管股、医务室、人事、保卫、文书、收发、传达等，用了二十六个职员。
此外，工会与行政关系不正常，行政不依靠工人，工会生产观点不明确及工资不合理等现象，也很普遍。
中共湖北省委城工部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在四月上旬发出了整顿地方国营工业的指示，并派出工作组到孝感专区进行具体帮助，省工业厅也分别派出工作组到六个专区了解情况，协助各地订立整顿方案和计划。各专县在深入摸底、了解情况后，大部都订出了初步的整顿计划，有少数地区已经整顿完毕；但有些地区的工厂领导干部却还不了解地方工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作用，错误地认为：“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了，地方工业没有前途了。”在深入检查、发现了很多问题以后，就产生“干脆关门算了”的不负责任的“丢滥摊子”的思想，这是十分错误的。 （陈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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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百货批发站召开营业员代表会议
普遍修正了第二、三季度销售计划
中国百货公司武汉百货采购供应批发站于四月二十一日召开了供应范围内二十七个县市的营业员代表会议。
会议首先对武汉三年来加工袜子积压的原因作了研究，并提供了很多改进加工工作的意见。在会上，营业员代表们反映了目前许多地区群众需要的毛巾、袜子和其他百货严重脱销的现象。湖北省洪湖、新洲县的营业员代表说：过去上级公司把九千多元一条的皇后、太平洋毛巾调给我们，可是农民不需要；他们需要的中档货却经常没有。武汉脱销的百货最多曾达到三百二十七种，群众反映百货公司变成了“缺货公司”。营业员代表们分析这一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以至各级干部片面执行经济核算制。他们认为经济核算就是
“赚钱”，“不能积压”。于是，只看到自己“赚钱任务”，而不考虑供应市场保证居民需要的严重政治任务，只愿意从价格上加大利润而不考虑从扩大商品流转、降低费用来扩大利润；制订要货计划是宁小毋大，计算价格是宁大毋小，结果，既妨害了本身业务的正常开展，又影响了对市场的供应。营业员代表批判了这种片面经济核算的观点，并表示：今后要加强学习，要从保证群众需要，扩大商品流通，加速资金周转，在费用上精打细算，降低成本，扩大利润来保证计划与上缴任务的完成。
会议采取报告、讨论、展览、参观仓库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营业员通过参观展览和参观仓库，与商品直接见面，研究了商品性能、质量与推销技术，从而批判了名牌货思想。毛巾、袜子展览会把二百一十三种袜子和一百三十二种毛巾陈列了五个馆，以上海货与武汉加工货，名牌货与非名牌货来比价格（武汉加工袜子已平均削价百分之十五左右），比尺码，比花色，比分量。通过比的办法，用事实证明很多非名牌和部分加工货的品质并不低于名牌货，价格还要低于名牌货。如“三九”太平洋毛巾与武汉生产的东湖毛巾，筘门、密度、花色、规格都相仿，后者的重量还超过前者，售价却低百分之六。展览中并将各地区各个厂的商品揭去了商标，让营业员代表们辨认，由于许多名牌与非名牌的品质、花色等方面并没有什么差别，因而名牌与非名牌很难分辨。一个营业员代表说：原来名牌货并不都是好货，主要还是我们的“名牌”思想作怪。参观仓库时，营业员代表们看到大批积压的加工袜子，神经都很紧张。洪湖县代表说：“不看到这，看不到官僚主义害人害到这等程度！”随县代表说：“武汉加工的一百六十针单纱女袜，去年下半年本县就脱销，向上级要货却说没有，可怪，仓库里积压了三万四千多打！”营业员和商品见了面，一致讨论了为加工商品找销路的办法：（一）县与县、县与站、站与站之间内部交流，根据不同地区间群众需要，进行地区性的调剂；（二）合理调价；（三）改变花色，如白毛巾印染彩花，袜子改染颜色。（四）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以货比货、价比价、质量比质量，大力推销。同时营业员代表们还一致提出了“三变”保证——营业员变为宣传员，使滞销货变为热销货，非名牌变为名牌。
营业员代表批判了不正确思想，并直接与商品见了面，研究了推销技术，同时重新审查了销售计划。根据群众需要与武汉批发站商品库存及货源情况，除了推销了十三万八千多打的加工袜子和一万八千打加工毛巾外，普遍修正了第二、三季度的销售计划。袜子各县平均二季度增加了百分之二八点五六，三季度增加了百分之三二点三六；毛巾二季度增加了百分之五点三，三季度增加了百分之一四点六九。如监利县原订计划销售袜子一万四千打，增加到一万六千打。在修正计划中，研究并分析了当地居民需要情况，为今后批发站组织货源提供了依据。 （靳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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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行政委员会发出指示
切实整理统计报表
华东行政委员会最近发出关于切实整理各项统计报表的指示。这个指示说：由于不少领导机关对发报表、索取资料缺乏认真研究和经常检查，有很多报表脱离实际，只凭主观要求，以致产生领导多头、各搞一套、表式繁多、相互重复等混乱现象。这不仅增加了许多机关特别是基层单位的工作负担，影响了中心任务，而且也妨碍了正常的调查统计工作的进行。
指示说：为了改变上述情况，使统计工作逐步纳入正轨，各地区、各部门除应严格执行国家统计局的规定，按时完成国家统计局所布置的任务外，目前还必须将过去所颁发的各项统计报表，加以切实整理，作为改进领导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措施之一。
接着，这个指示提出了整理报表的原则和办法。这些原则和办法是：整理旧有报表，根据在贯彻执行国家基本报表的基础上，适当照顾各业务部门需要的原则，对过去颁发的报表分别处理：凡必须保留或经修改简化后可予保留的，应继续保留，凡必须取消或可以取消的应坚决取消。为了正确执行国家统计局颁发及批准的报表，各级人民政府、各业务部门应将中央各主管部门过去所颁发的现在仍继续执行的报表汇集研究，并开列清单报送国家统计机构。华东级机关报告华东统计局，省（市）级及其以下机关报送省（市）统计局。如发现有未经国家统计局批准或在工作中难以执行的报表，应提出意见，分别交由华东统计局或省（市）统计局汇报国家统计局处理。华东级机关（包括中央驻华东机关）、省（市）机关（包括中央、华东驻各省、市机关）应将仍拟继续执行的自颁报表及附加报表，分别于六月、七月底以前向同级政府统计部门申请登记，由各该级统计局会同各机关统一审查，重新检定。如逾期不申请登记，即作为自动废止处理。各机关在申请登记前，对无保留必要的报表，应自行废止，仍拟继续保留执行的报表，应由各该机关负责同志亲自审查。为了避免业务上的脱节，在整理期间各机关应填报的报表，暂时照旧执行。为贯彻报表制度的统一集中，减轻基层负担，专署级及其以下各级人民政府、各业务部门，除转发上级报表外，均不得自颁定期统计报表或附加报表。其原颁报表由省（市）统计局规定期限，陆续废止；有保留必要者，可提请省（市）主管部门转报省（市）统计局统一颁发。
这个指示最后说：各级人民团体对所颁各种报表，也应照这个指示规定自行检查清理，并将检查结果报送同级政府统计部门会商处理。各级机关统计报表经整理后，如须颁发新报表，应遵照国家统计局规定办理。 （据解放日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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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浠水县农具生产合作社和供销社签订农具供应合同
湖北省浠水县很多区的农具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互助组签定了农具供应合同。这种合同的订立，一方面有效地支持了农业生产；一方面也扩大了农具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的营业。团坡区铁业农具生产合作社，过去曾因销路不好，生产发生困难。订立合同后，一次他们就获得八百多万元的买卖；而与该农具生产合作社订合同的洗马区供销合作社，第一季度就可供给农民大小农具三百九十四件，家具二百一十一件。
这些合同是按互利互助的原则订立的，生产合作社方面保证提高产品质量，遇有坏产品可以调换；供销合作社方面保证按期作销货计划送给对方，使对方生产逐渐有计划。这些合同执行的结果，已使浠水县很多农具生产合作社提高了产品质量，增加了产量；供销合作社的营业也扩大了。（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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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灾区人民政府应提高警惕
防止不法粮商套购救灾粮食
读者刘崇英等来信：建议受灾地区各级人民政府提高警惕，防止不法粮商趁机套购、抢购粮食，并企图抬高市价、牟取暴利的非法行为。当河南安徽等地遭受严重霜灾，中央人民政府积极调拨粮食救济灾区人民的时候，有些粮商却乘火打劫，实在令人愤慨。如河南商邱市广大（店名）粮行，以每斤二十元的代价收买粮贩，套购粮食公司的红粮，仅三月十日一天，即套购二万五千斤；新诚粮行以同样手段，在一天半内，套购粮食三万二千多斤；工农粮行经理赵庆彩，还派人下乡拦路截购粮食。河南谷熟县同义粮行经理杨宝峰，竟串通其他粮行，哄抬红粮价格，进行黑市交易，并煽动粮贩到县人民政府无理取闹，企图操纵粮价。安徽涡阳县奸商耿文斌、黄允公、马春岭等，乘该县霜灾严重的时候，组织粮坊“联营”，收买小贩，抢购、套购国家救灾粮达二十三万七千六百多斤。
当地人民政府虽已把这些玩忽政府法令，危害人民利益的不法粮商及时逮捕法办，但这是一个应该引起普遍重视的问题。希望各灾区的各级人民政府都要提高警惕，同时要求以上各地的粮食公司在出售救灾粮时防止不法粮商进行套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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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东新村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带头把余粮卖给国家
读者岩石和马林文来信：长岭三区东新村徐宪文和周登林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带头把余粮卖给国家，值得表扬。
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徐宪文，听到供销社主任说他们村里卖粮的最少，卖给国家的粮数只达到供销社代购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以后，立刻在五月二十一日晚上，召开了社员大会，商量把社内余粮卖给国家。他首先向大家讲了这次卖粮的政治意义，然后让大家展开讨论。社员陈福林说：“国家买粮是为了支援建设，并且还给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优待。咱农业生产合作社，假如不能在这点上起个带头作用，也太对不起国家了。”李高林说：
“卖了苞米买些豆饼，对咱社也有好处，豆饼是软料，牲口愿意吃。”但也有人有思想顾虑。李树堂说：“真要把苞米出了手，豆饼上不来怎么办？”接着有几个人都说没有什么别的困难，就是这豆饼叫人担心。当徐宪文说了供销社保证豆饼的供应以后，大家便计算了社内现有的余粮，一致同意卖给国家。最后徐宪文又指出凑足两吨就有百分之五的优待。大家更加踊跃了。管委会委员张永久立刻说：“我有五百斤余粮卖给国家。”青年团员王玉田说：“我有四百斤余粮也卖给国家。”接着有自报一石的，也有自报五斗的，算下来共四千来斤。同村周登林生产合作社在五月二十一日晚，也开了社员大会，经过商量，根据自觉自愿的原则，社员带家属，一共卖给国家八千多斤粮食。
村内许多互助组和余粮户，听到生产合作社卖粮，也都开会讨论卖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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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广西军区隐匿机关生产
使印刷厂生产能力不能发挥
南宁红星印刷厂厂务助理员刘桂来信：广西军区在一九五○年二月成立了一个印刷厂。一九五二年三月政务院公布了“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后，军区某些领导同志在本位主义思想支配下，竟采取欺骗办法，将军区印刷厂改名为“南宁红星印刷厂”，隐匿不交政府接管。一九五二年十月前后，原中南新闻出版处让我厂统计工厂生产能力。广西军区宣传科又决定做假报告，少报机器设备。这种本位主义的错误行为所造成的恶果是：工厂生产能力得不到发挥，国家财富遭受很大的损失。我们全厂共有印刷、铸字、装订等各种机器十五部、字架十多副；但工厂不对外营业，工作很少，全厂就只有印刷、铸字、装订工人六人，排字工人六人。就是这十二个人工作也很清闲，经常没事做。据估计，工厂生产能力只发挥了百分之二十七。在电力设备方面浪费也很大，一部可以带动五部以上机器的马达只带动着一部机器。工人群众意见很多，迫切要求早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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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制大理石机器运京已八个月
北京建筑器材公司尚未利用
读者易海鹏来信：为适应首都建设需要，北京市建筑器材公司于去年九月间，自上海购得制大理石的全套机器，并随来技工十七人。机件于同年十月初运达北京，但该公司却因厂址未能确定，把机件放在露天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至今尚无安装日期；八个月来，这十七名技术工人，则按时拿薪，无事可做。
据我所知：国内能制大理石的机器很少（沈阳有一处小型厂，产量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而北京建筑器材公司购得机器却不积极设法进行生产，等建筑工程一旦大量需要时，则必然造成供不应求的现象。我认为这是国营企业工作无计划，不善于精打细算的事例之一。建议北京市人民政府设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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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广西、湖南盐业部门应即收回装盐麻袋
贵州盐务运销局傅培基同志来信：黔东地区人民的食盐，大部是靠广西、湖南运来供应的。由于上述两省的盐业部门拒绝收回装盐的麻袋，致使黔东地区目前积压了麻袋五万多条，约值七亿六千多万元。这些麻袋若再不收回，将要霉烂，必将增加人民的负担。希望中南盐业公司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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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
人事和教学工作缺点很多
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工作人员和许多同学联名来信：我校各项工作缺点很多。现有工作人员已超过编制三分之一，好多人闲着没事做。正如一位同志给学校党委的信说：“到工专已一年了，只做了八十四小时的工作”。政治辅导处除少数同志外，大部分同志每天工作不到二小时。在教学方面问题也很多。土木科物理老师硬把五年制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物理教程搬到二年制的专科学校来，同学们接受不了。电工科因缺乏教师，学习效果很差。在教师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学校却又开办了无力开办的地质系。同学们眼看着国家迫切需要技术人材，但自己却学不到应学的东西。学校补救学习成绩过低的办法，就是在考试前，由各教课先生给我们十几个或二十几个题，然后从这些题中选考四、五个。这样我们虽然得到及格或四、五分，但实际上却是没有学到应该学到的很多东西。
我校领导干部对待来自学生中的意见是不欢迎的，甚至采取极端错误的态度。地质乙班的同学曾联名写信给中央，对学校教学工作提出了意见，政治辅导处便向签名的同学说：“你们这样做是无组织无纪律，写信的时候应该首先通过我们。”甚至还要同学写检讨书。华东教育部派人来我校了解情况，政治辅导处指定同学去谈话，不让其他同学去发表意见。上述问题，我们希望上级教育部门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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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人民文学出版社书籍在装订方面有缺点
杭州浙江师范学院薛性白来信：最近我买了两本书，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九五二年北京初版上海印），一本是“呐喊”（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北京重排第一版，红色书面）。这两本书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装订上都有毛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在四四四页和四四五页中间重复了五张，这五张纸完全是浪费的。“呐喊”一书重复更多。“风波”和“故乡”两篇都多印了一篇，而且页次混乱；“明天”一篇到四十六页，接下去的却是六十三页，“风波”一篇到七十八页，接下去的又是六十三页。这还不算，目录里有“一件小事”和“头发的故事”两篇文章，书里面却找不到。
这样不负责任地出版书籍，不但增加读者阅读时的困难和浪费读者的时间，而且浪费了国家财产。我认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马虎和不负责任的作风是应该迅速改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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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
中共荆门县委对朱道增事件的检讨
中共荆门县委来信：你报三月十三日刊登读者王相成对我县第五区区长朱道增违法乱纪、非法解散石回桥镇妇女联合会组织的批评，经检查后，证明绝大部分是事实。的确，朱道增的恶劣作风和严重脱离群众的行为，使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受到很不好的影响。但朱道增的错误，主要是由于我们县委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平常我们对干部缺乏深入了解，教育也很差，特别是在政策上和工作方法上对干部交代得更是不够。所以朱道增的错误，我们应该负一定责任。现在，我们除已责令朱道增和第五区区委作了检讨、对该区财粮干事宋兆廉的婚姻问题重作处理外，为了教育干部，挽回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党内已决定给朱道增以当众警告处分，并建议行政上给予记过处分。人民日报对朱道增事件的揭发引起了我们的警惕，今后我们要很好地克服官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