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郭沫若
编者按：今年六月十五日（旧历五月五日）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政治家——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纪念日。屈原是我国战国时代的楚国贵族，但他始终反对楚国王朝的腐败政治，坚持自己正直的政治主张。他的诗篇“离骚”强烈地表现了他的爱国热情，是有高度人民性的不朽杰作。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世界人民于今年九月间纪念四大文化名人，其中之一就是屈原。
（一）
屈原是中国民族所产生出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真理和正义，他的诗是由这种真挚的感情所充溢着的。
他以二二九二年前（纪元前三四○年）生于战国时代的楚国，照族系上讲来，是楚国王族的同宗。屈姓是春秋初年（纪元前七世纪）楚武王的儿子屈瑕的子孙。屈是屈瑕的封地。但屈原在“惜诵”里面说，他自己的出身是“贱贫”的。这是因为“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韩非子：喻老篇），封君只传两代，便要由王家收回土地。故屈原尽管与楚王同宗，事实上只等于楚国的一个平民。
因为这样的关系，他很知道民间的疾苦。看到人民生活的多灾多难，他经常叹息而至于流眼泪。后来在他失意遭受了流窜的时候，他屡次想跑到别国去，这是战国时代一般知识分子的常态，但他也想到人民的灾难而不忍离开。他似乎是特别同情农民的。在“卜居”里面曾说到屈原向郑詹尹问过：
“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这样相反的问题，他列举了八对，上一项都是他所愿意做或已经做了，下一项都是他所不愿意做的。如果“卜居”的描写合乎事实，那么屈原就是愿意拿着锄头耕田，而不肯去游说诸侯以求一官半职。
同情人民、热爱人民，这是屈原的基本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所以他才能够博得人民的同情，他的诗也才能够有充沛的生命，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卷起了一次诗歌革命的风暴，在文学发展上发生着深刻的长远的影响，使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民一直都在纪念着他。
屈原的诗歌，根据汉代官家的著录，在当时只留下二十五篇。很可庆幸的是这二十五篇一直保留到现在，并没有残缺。那就是“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离骚”、“天问”、“招魂”、“卜居”、“渔父”各一篇，一共二十五篇。虽然后汉的王逸把“招魂”作为宋玉的作品，而把可疑的“远游”一篇充足了二十五篇的数目，但我们根据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和“招魂”本身的内证，可以断定“招魂”确实是屈原的作品，而“远游”则很有可能是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初稿。在这二十五篇中，还有一个近于公认的看法是：“卜居”和“渔父”（特别是“渔父”）也不会是屈原所作。但其中用韵还是先秦古韵，我认为当是屈原的后人如宋玉、唐勒、景差等，同情屈原而又深知屈原的生活和思想者的作品。故这两篇尽管不是屈原所作，而在作为研究屈原的资料上仍然是可以宝贵的。
根据那些最可靠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屈原诗歌的特质就是人民气息的非常浓厚。首先值得注意的，他是采用着民间歌谣体，而充分地把规模扩大了。
在屈原以前，中国古代贵族阶级的诗歌，如“大雅”、“小雅”、“商颂”、“鲁颂”等，以及春秋以来的青铜器上的一些有韵的铭文，不分南国和北国，都一致地采用着四言诗的格调，和民间口语是脱离了的。到了屈原，虽然在“天问”、“招魂”、“橘颂”的几篇中，基本上还保留着四言格调，而在其它的篇章中便把这种格调彻底打破了。
方言和口语的大量使用，是屈原诗歌的一大特色。这些字眼是举不胜举的。一个反复使用的“兮”字便是最好的一把钥匙。“兮”字是古代民歌里所常见的字，采自民间的“国风”也常见使用。这个字，今音虽读如牺，古音却读如呵，懂得这个音窍去读屈原作品，民歌品质的真相便完全表露出来了。
屈原在古代中国的诗歌中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形式的，而这个新的形式和他的同情人民、热爱人民的感情意识正相为表里。故屈原的诗歌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典型的一致。
（二）
屈原不仅是一位热爱人民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
他生在楚国，因而热爱楚国。但他的对于祖国的热爱，是超过了楚国的范围的。
请读他的“天问”吧。那里面所包含着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大部分是关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叙述，从虞夏殷周以来每一代的事迹都说得相当详细，而最后说到楚国时却只有四五句而已。再请读他的“离骚”吧。那里面也在称赞尧、舜、禹、汤、?陶、伊尹、武丁、傅说、周文王、齐桓公，而却没有一处说到楚国的先公先王。从这里，屈原的抱负不是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吗？屈原，他不仅热爱楚国，而且热爱中国。
中国的古代社会，在春秋以前虽然仿佛是一个统一的局面，但那局面很小，而在实质上只是一些大小氏族集团（所谓“万邦”）的并不十分紧密的联盟。那些氏族集团在联盟期中，特别在联盟瓦解之后，都各自为政，进行其独立性或半独立性的发展。但有一点是很重要的，便是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在基本上是在统一形式之下发展着。因此，在这长期的个别发展中，中国的局面由小而大，到了春秋末年已经普遍地生出了更严密的统一要求，即所谓“大一统”。由殷周以来的多数氏族集团归并而为春秋的十二诸侯，再归并而为战国的七雄，这样的历史发展的轨迹正明显地表示着这个“大一统”的趋势。这是中国民族的一个总要求，差不多无例外地，反映在周秦之际的各家学派的主张里面。
屈原当然体会到了这种趋势和要求，而生出了由楚国来统一中国的抱负：“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离骚）——他要急走直追，辅助楚王，向统一中国的禹汤文武追赶上去。
要由楚国来统一中国，楚国在当时是不是有这样的资格呢？这倒并不是屈原一个人的纯粹的主观愿望。
楚国本来是殷王朝的同盟，殷代灭亡后，在周代的几百年间，独立地在南方发展。到了战国时代，长江流域、汉水流域、淮河流域的全部都入了楚国的版图。此外还包含着今天的陕西、河南、山东等省的各一部分。中国南部的开发，楚民族的“篳路蓝缕”是尽了很大的力量的。故在战国七雄中，楚国的疆土最大，而兵力也不弱。
就在屈原诞生前四十一二年前，楚国的悼王曾经重用吴起，对于内政雷厉风行地施行了一次大改革。“明法审令，损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吴起列传）这和二十年后秦孝公重用商鞅的作风是很相仿佛的，吴起与商鞅同是出身于魏国的法家，他们的主张和手腕相同，目标相同，步骤也是相同的。但不久楚悼王一死（纪元前三八一年），楚国的反动公族们便把吴起射杀了。吴起的悲剧也和商鞅的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商鞅执政的时期很长（在二十年以上）而吴起执政的时期很短（只有两年光景）。但在吴起死后，射杀吴起的反动派有七十多家被治罪而整个消灭了，由此可见吴起的余教在楚国必然还有留存。
屈原正是在吴起商鞅等实行变法的流风遗韵中长大的。他靠着自己的才能曾经得到楚怀王的信任，做到仅次于令尹的左徒的官职，参预了高级的行政工作和外交工作。他的实际政治家的作风相当浓厚地表示着法家色彩。请读他的“惜往日”吧。他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回想从前我曾受信用，禀受王命使时代光明；把先代的业绩昭示众庶，使法度没有嫌疑可存），这明明就是“明法审令”的作法。在他所说的“先功”（先代的业绩）里面，可能就包含有吴起的余教。故在这之外，他在同一诗中，更主张“参验考实”，而反对“背法度而心治”。这些都是法家的基本主张。
然而屈原所遭遇的楚怀王，却不能和吴起所遭遇的楚悼王、商鞅所遭遇的秦孝公相比，因而他倒遭遇到了和吴起商鞅一样的悲剧。楚怀王是一位虚荣心很重，浅薄无定见，而又妄自尊大的人，他很轻易地听信了反动贵族的中伤，便把屈原疏远了。这个国王被一群反动派包围，一味地骄奢淫逸，轻举妄动，多树敌人，容易受人欺骗，也容易受人挑衅，结果一败再败，就像一个败家子一样，把楚国几百年来所建立起的基业，差不多就败坏在他一个人手里。最后还被秦国诱引去做了三年俘虏，囚死在秦国。
楚怀王的继承者顷襄王是更不济事的。在他的时代，正直的屈原更进一步遭受到迫害而被放逐。结果在顷襄王二十一年（纪元前二七八年）秦国的大将白起领兵南下，把郢都破灭了，焚烧残杀，剗平了历代楚王的陵墓，还长驱直入，占领了洞庭、五渚、江南。楚国的君臣朝东北逃走到陈城去才暂时稳定了下来，几几乎弄到了亡国的地步。
国家败坏到这步田地，在热爱祖国的诗人屈原当然是最不甘心的。这便是在他后期诗歌里面所包含着的绞心沥血的悲痛、抑郁、愤懑和绝望底深在根源。在郢都破灭后，他在逃难中做过一首“哀郢”的诗来表示深沉的悲痛。他那时已经六十二岁了。他是往南方逃走的。他逃走的方向恰恰是白起进兵的方向。所以他逃到了那儿，白起也追到了那儿。这就逼得他就在郢都破灭的那一年，终于跳进湖南境内的汨罗江里自杀了。
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很显然，他是把他自己造成了一个典型悲剧时代中的典型悲剧人物。
（三）
屈原的才智是向多方面发展的。
他的感情真挚，想像力丰富，对于自然物也有同样极其深厚的爱。他爱橘树而加以赞颂，他爱各种各样的香草而尽力栽培，他爱南方的山川风物、而仿佛沉潜到它们的神髓里去了。他利用着民间的信仰，每每把山川风物人格化，而且化得非常优婉。巫山有女鬼，湘水有女神，太阳和云都有男性或女性的主宰者，而在神与人之间或神与神之间竟往往使他们发生着深挚的恋爱。
自然现象，特别是天界的现象，被他人格化了之后，有时却都受着他的驱遣，为他服务，或者驾车，或者打仪仗，或者充任卫士。这样使他脱离尘寰而在天空中飞行——时而飞到天国的门前，时而攀上世界的屋顶，时而跑到西极的天边，去追求理想的乐土和“足与为美政”的理想的君王。他所理想的君王是用“美人”来象征的。但那样的乐土和“美人”，在天上和地下，他都不曾找到。
他虽然承认着民间信仰，但他对于神鬼之类的超现实的存在却并没有丝毫的信仰。他对于超现实的世界是怀疑的，有时甚至是憎恨的。请读“天问”吧。那里有这样的话：“天命反侧，何佑何罚？齐桓九会，卒然身杀！”这是在替齐桓公鸣不平，也就等于说没有什么“天命”。“招魂”里面有天国的描写，但那天国的景象，就给地狱一样，并不是可以使灵魂安乐的地方。“离骚”里面，诗人飞到了天国的门前，叫门子开门，而门子倚着天门望望，不肯替他打开。这是表示天国也和地上的宫庭一样势利或者腐化。
最值得注意的，是“天问”篇开头关于天体的一些疑问。他在问：天地未开辟以前的情况是怎样？天体是谁创造的？何以分成了十二等分？日月星辰何以不坠？太阳一天走多少里？晚间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月亮何以有圆有缺？——问得非常现实。这可表明屈原并不是经常以诗人的幻想去对待自然现象，而有时是以科学家的态度进行真理的探索。
关于天体的探问，在屈原时代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庄子的“天运篇”一开头就这样问过：天是动的吗？地是静的吗？太阳和月亮是在那儿赛跑的吗？谁在主持？谁在牵线子？谁没有事做在玩把戏？
还有一个故事出自庄子“天下篇”，是说南方有一位奇人名叫黄缭，他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北方的一位学者，名家（战国时讲逻辑的一派）的领袖，曾经做过梁国（魏）宰相的惠施，“不辞而对，不思而答，遍为万物说”。
这些都表示着与屈原同时代的学者们对于天体的运行和构造是有着普遍的关心。就在这一方面，屈原无疑也是受了时代潮流的影响。
屈原所处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文化灿烂的黄金时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章家、科学家（天文、历数等）一大批地涌出，真真是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壮观。屈原以他的才质和地位，很容易受到各家学说的影响，而使他向多方面发展。但毫无疑问，他在诗歌方面的贡献是特出一头地的。
他的诗歌被保留了下来的虽然只有二十几篇，而内容却是无比的丰富。有平正、素朴的“橘颂”，有清新、玲珑的“九歌”，有瑰奇、艳丽的“招魂”，有雄浑、奇特的“天问”，有像雷电交加般的悲愤、沉郁而又奔放、宏壮的“离骚”和“九章”中的一大部分。感情的真挚，幻想的自由，词藻的馥郁，韵调的铿锵，形式的多样，像他这样的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有数的。
屈原是有他的卓越的诗才。但在这之上，使他能够有伟大成就的基本原因，应该不嫌重复地指出，是他的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真理、热爱正义、而能够沉潜到生活与自然的最深处。他是在用他全部的生命来创造他的诗歌，因而他的一生也就成为了一首不朽的悲壮的史诗。（附图片）
屈原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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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祖国伟大的诗人屈原
游国恩
一
屈原是楚武王的后代，同楚王是本家。“史记”“屈原传”说他是楚的同姓，他自己也表明他是帝高阳的苗裔。高阳即颛顼，相传是楚国的祖先，所以屈原是出身于贵族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贵族也有亲有疏，屈原虽然与楚王是一家，但在宗法上来说，他同楚怀王的关系还是很疏远的。何况当时贵族地位早已动摇，已经是一种分化着的阶级。楚悼王时，吴起当政，曾经废除公族的疏远者，封君的子孙过了三代就没收他们的爵禄，这样看来，屈原本身的地位和他与楚王的封建关系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他自己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贱”和“贫”就说明他是一个没落的贵族，而不是什么拥有爵禄的封君或者封君的子孙了。
屈原在楚国既不是一个亲近的贵族，那么他又靠着什么获致了显要的地位呢？当然封建的旧关系也是有的，但主要的还是凭他自己的才能。屈原自己说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什么“修能”呢？具体地说，就是“史记”本传所谓“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本事。像屈原这样一个人材，在那列国争雄，急于延揽贤士的时代，又遇到楚怀王早年正是颇有作为的国君，他会被提拔到职位很高的左徒，那是极其自然的事。可是那时的旧势力仍然不小，贵族政权下所遗留的坏影响并未完全消灭，吴起的结果便说明这
一事实。因此在那新旧思想激烈斗争的时代，屈原的出任要职，而且“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与楚王嫡亲的贵族们看来，又是一件非常不顺眼的事。无奈怀王却偏偏信任屈原，叫他草拟宪令。——宪令是国家的法令，大家都要遵守的，对于贵族显要是很不方便的。这一件事和子产为郑国铸刑书极相类似。
（见昭公六年左传）子产这一措施连晋国的贵族叔向也反对，至于写信责备他，郑国的贵族自然更不消说。我想，屈原奉命制作宪令，必然会引起一班与怀王亲近的贵族们的不满，所以上官大夫打听了这个消息，就想从屈原手里拿过来，看看有什么不利于他们的条款。宪稿还未完成，又是没有公布的文件，当然应该保密，所以屈原就有理由拒绝他的要求。这样，就不但得罪了上官大夫，而且必然会招致怀王左右亲贵的疑忌，于是乎斗争便开始了。恰巧这时秦国的张仪到楚国来活动，企图拆散齐楚两国的联合。屈原在外交上本是主张联齐抗秦的，因此那班亲贵们就乘机造谣，离间他同怀王之间的感情，等到怀王中了谗言，真的不相信他的时候，便进一步排挤他，那结果便是放逐。试看屈原屡次称他们为“党人”，可见他们是如何处心积虑，互相勾结，组成一个集团来对付屈原，打击屈原，迫害屈原。当屈原在政治上斗争失败，被放逐在外的时候，他一再追述到怀王受包围，不能举贤任能，以致皇舆败绩。“离骚”一篇就特别着重这一点。例如说：
“夏桀之常违兮，
乃遂焉而逢殃；
后辛之菹醢兮，
殷宗用而不长。
汤禹俨而只敬兮，
周论道而莫差，
举贤而授能兮，
循绳墨而不颇。”
他所以必须要陈述这些历史的事实，就是要说明三代之君为什么兴，为什么亡，其主要原因在于能否任用贤能。禹用咎徭，汤用伊尹，周文王、武王任用吕尚，所以兴国；夏桀杀关龙逄，商纣杀比干，所以亡国。因此他的结论是要“举贤而授能，循绳墨而不颇”。贤能是屈原指自己，绳墨指国家的法度，可能就是指他奉命所草拟的宪令。这反映什么呢？显然的一方面反映屈原反对贵族政治，一方面又反映屈原痛惜怀王不能坚持贤能政治。既然还是贵族政治，那就只有少数的几个特权人物为所欲为，只有由他们去“偭规矩而改错”（“离骚”），只有让他们“背法度而心治”（“惜往日”）了。楚国兴亡的关键在此，屈原个人在政治上的成功与失败也在此。所以他又在“离骚”后面重复地说：
“汤禹严而求合兮，
挚咎徭而能调。……
说操筑于傅岩兮，
武丁用而不疑；
吕望之鼓刀兮，
遭周文而得举；
寗戚之讴歌兮，
齐桓闻以该辅。”传说是一个有罪的人，筑于傅岩，殷高宗举用他；吕望是一个屠夫，卖肉于朝歌，周文王举用他；寗戚是一个商人，亲自饭牛于车下，齐桓公举用他。这三个典型的事例就说明贤能政治的效果。屈原一再地提出来，（“惜往日”也提到百里奚、伊尹、吕望、寗戚等人。）更足以说明他并不是单靠贵族的身分关系上台，所以才强调主张贤能政治。
屈原常常把贤能的人比作芳草。当他为左徒时，曾经培植不少的人材来帮助自己做一番事业；所以说：“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后来这批人不能坚持正义，看见屈原失势，一个个都变了节；所以他就很痛心地说：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及至他考虑到去国的问题时还郑重地说：“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以上“离骚”）可见屈原平素最关心人材的培养，自然也最痛恨他们的堕落；因为他注重贤能政治，有才无德，唯利是图的人，对人民对祖国还有什么好处呢？这是他最感到悲痛、感到失望，而不得不“从灵氛之吉占”的原因了，虽然这种想法不过是暂时的矛盾心理的反映。
屈原是有他的政治理想的。什么理想呢？那就是通过贤能政治以达到唐虞三代之盛。这本是春秋以来儒家的理想政治，用诗人杜甫的话来说，那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认为唐虞盛世，君明臣良，人材众多，伯夷、禹、稷相助为理，所以说：“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尧舜为什么得路，桀纣又为什么窘步呢？问题很简单，那就只在乎能不能任用贤能而已。所以他追述自己努力协助楚怀王行政的事说：“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以上“离骚”）前王的踵武是屈原的最后的政治目的，也是他最高的政治理想。
二
由于屈原的阶级出身是一个没落的贵族，以及他的长期放逐长期流浪的缘故，使他有机会接触人民；又由于春秋战国间这个大时代的影响，使他的思想意识就或多或少地倾向于人民。这样就决定了屈原的眼光就比较远大，不但想极力靠拢楚王，而且也关怀楚国的人民。所以反映在他的文学作品上就有了充分的人民性。这种充分的人民性就构成了屈原文学的现实主义的重要部分。例如“离骚”说：
“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又说：“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又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瞻前而顾后兮，
相观民之计极。”
“抽思”又说：“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以上所说的“民生”、“民心”、“民德”、“民尤”的那些“民”字，有的是指一般人民，有的连屈原自己也包括在内。他为什么念念不忘人民呢？正因为他是热爱人民同情人民的。他在内政上的措施是“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他在外交上的主张是联合齐国，以抗虎狼之秦。修明法度，抵抗强敌，对人民是有利的。反过来说，“背法度而心治”，听任统治者违法乱纪，为所欲为；或者眼看强敌进逼，束手无策，只从个人利益打算，一味妥协投降，这当然是于人民有害的。所以屈原的利害就会成为人民的利害，屈原的好恶就会成为人民的好恶。在基本上他同人民的愿望和感情是一致的。因为如果听凭楚国的权贵们胡闹，把国家搞坏，让敌人得志，对屈原自己固然不利；对人民来说，有没有好处呢？显然是没有好处的。这就是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统一。在屈原整个诗篇中的表现，就相当地能够代表人民的感情，反映人民的要求，符合人民的愿望，这是他的文学作品的基本特点。
屈原的文学作品又充分地表现了热爱祖国的情绪。他热爱祖国的乡土，热爱祖国的山川，热爱祖国的风土人情，热爱祖国的一草一木，教人们读了对祖国有特别亲切之感，不觉悠然生其爱恋祖国之心。他一离开国都就痛心，没有一刻会忘记了回来，他走得越远就越难过。例如“哀郢”一篇，这种心情就表现得最为突出：
“去故乡而就远兮，
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
甲之鼌吾以行。……望长楸而太息兮，
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
顾龙门而不见！羌灵魂之欲归兮，
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
哀故都之日远！”他在放逐途中，非常苦闷，常常借着山川景物，风土人情来安慰自己，以求得暂时的快乐，例如“哀郢”说：
“登大坟以远望兮，
聊以舒吾忧心。”又如“思美人”说：
“开春发岁兮，
白日出之悠悠。
吾将荡志而愉乐兮，
遵江夏以娱忧。
擥大薄之芳茝兮，
搴长洲之宿莽。
惜吾不及古人兮，
吾谁与玩此芳草？……
吾且儃佪以娱忧兮，
观南人之变态。
窃快在中心兮，
扬厥凭而不俟。”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其实他在道路之间，无时不怀念祖国，特别是季节和气候变化的时候就非常难过，（“抽思”：“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常常夜里睡不着觉，即使睡着了，一夜做上好几次梦，在梦里回到了郢都。（“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愿径逝而未得兮，魂识路之营营。”）司马迁说他“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可谓一个极其扼要和正确的概括。
由于屈原坚持正确的外交政策，他一面苦谏怀王，一面同“党人”们作不疲倦的斗争，希望能够挽回颓势，转危为安。个人利害在所不计。所以说：“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党人”们的亲秦的主张把楚王引到黑暗危险的道路上去，这真教人害怕。可是他并不是怕自己遭受任何祸殃，而是怕祖国将会覆亡。及至斗争失败，由见疏而见放，他还是那样不顾自己，只怪怀王三反四复，举棋不定，弄得国事不可收拾。所以又说：
“初既与余成言兮，
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
伤灵修之数化。”——“离骚”不但如此，而且一再表示坚强不屈，绝不妥协的精神。例如他说：“欲变节以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思美人”）又说：“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又说：“宁溘死以流亡兮，吾不忍为此态也！”甚至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又说：“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以上“离骚”）屈原为什么这样顽强呢？就因为不肯为了个人利益而危害国家。他认为如果皇舆败绩，他个人没有利益可言。他深深认识到：个人利益即包括在国家利益之中。这样，他就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统一起来。所以他在长期放逐之中总是想念祖国，不忘郢都。（“哀郢”：“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总是想回到祖国的怀抱，死也要回去。（“哀郢”：“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在一个时期中，他虽然设想到去国，而终因看见“旧乡”，宁死也不肯走，最后只有一死而已。这种真挚纯洁的感情就贯彻洋溢着在他的每一首诗篇里面，这当然又是他的文学作品的一个基本特点。
现在再来具体分析屈原文学的各方面。
第一是采用民间文学的形式并加以发展。这种形式主要表现在句中或句末普遍地用一个“兮”字。这个“兮”字据清代的音韵学者说，它的古音念
“啊”，同我们现代的口语词一样。后人称这种文学体裁为“骚”体，其实所谓“骚”体并非屈原所创造的。“诗经”及古代的南方民歌早已有之，屈原不过是沿用而已。其次表现在句法的长短参差上：他不但打破从前那种方块式的四言诗形式，而且各篇的形式也不尽相同，甚至一篇之中前后也不同。例如“离骚”、“怀沙”、“橘颂”、“招魂”等篇固然形式各异，而“怀沙”的前后和“招魂”的首尾与中间的句法也截然不同。可见屈原不但采用了民间文学形式，而且不断地加以发展和变化。
第二是大量采用楚国的方言。方言是活在人民口头上的语言。据现在可考的，其中如羌、蹇、纷、凭、修、扈、邅、咍、嬃、潭、瀛、軑、泭、笯、篿、婵媛、侘傺等词，已经前人指出并证明确为古代楚国人的口语。而“招魂”一篇一连串用了一百一十四个“些”字（脱简及异文不计），也证明是楚国旧俗巫师施行禁咒时的口语，所以读起来就特别生动。我想在当时当地必然会更受欢迎。
第三是大量吸收神话和传说。神话和传说是民间的口头创作。屈原作品中曾把它们大量地吸收进来，作为文学资料。例如，（一）女岐无夫而生九子。（二）共工氏与颛顼战败，头触不周山，折天柱，绝地维，使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三）鲧死化为黄熊（三足鳖），入于羽渊。（四）禹填洪水，又使应龙以尾画地开河。（五）启母涂山氏化为石而生启。（六）启上天偷了上帝“九辩”“九歌”的乐舞。（七）羿射十个太阳，射落了九个。
（八）简狄吞燕卵而生契。（九）后稷被弃于寒冰之上，鸟用翼来掩护他。（十）伊尹生于空桑。以上都见于“天问”，而玄鸟生商的神话又见于“离骚”及“思美人”。这就使得它们的内容更丰富更生动。
第四是描写楚国的地方风俗。“九歌”本是楚国民间祭神的歌曲，屈原把它修改得非常美妙。其间灵巫偃蹇，五音繁会，俨然是逼真的地方歌舞戏在极热闹极生动的气氛中表演着。又如“离骚”提到占卦的情形，有“索藑茅以?篿”的话。藑茅是一种灵草，?篿是竹桮筊。结草判竹掷地，视其俯仰，以卜吉凶，本是楚国民间的风俗。这种风俗过去南方各地还普遍得很。至于“离骚”的巫咸降神，“招魂”的巫阳招魂，也都是楚国民俗的反映。
第五是富于故事性。“离骚”虽然是抒情诗，但故事性很强。一开始它就用传记的体裁来叙述自己的世系、祖考、生辰和名字，接着就叙述自己的性格、才能、志愿和遭遇。然后假设女嬃责骂、灵氛占卦、巫咸降神三大段对话的形式来充实故事的内容。在女嬃骂他之后，又幻想就重华去陈词，而继之以叩阍求女，这是“离骚”中最热闹的一段，也是故事性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其后屈原听了灵氛的劝告，离开祖国了，他便驾着飞龙，转道昆仑山，发天津，至西极，经过流沙赤水，最后路过不周山，想到西海去。他忽然在空中看见祖国，终于舍不得走，伟大的“离骚”也就这样地结束了。这种充满了故事性的作风也是从民间文学中出来的。
第六是想像力非常丰富。例如“离骚”在陈词重华之后，幻想上叩天阍，驾云乘龙，御日驱月，飞廉雷师供其奔走；飘风云霓都来欢迎。及天门不开，乃济白水，登阆风，游春宫，求宓妃，在天上再兜一个圈子才下来。真是设想新奇，得未曾有。而“招魂”一篇描写四方上下许多可怕的事物，如长人千仞，雄虺九首，赤蚁若象，玄蜂若壶（瓠），豺狼纵目，土伯九约等，更是想入非非。如果我们了解屈原的文学资料多半渊源于民间神话，那就不足为奇了。
三
屈原是我们民族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伟大诗人。
战国时代许多有才能的人们如果在本国没有遇到机会，就多半跑到别国去以求自己事业的发展。当楚怀王不信任屈原的时候，屈原本来可以走，然而他考虑的结果是否定的。他说：
“欲高飞而远集兮，
君罔谓汝何之？
欲横奔而失路兮，
盖志坚而不忍。”——“惜诵”后来情况越来越坏，至于一再放逐，他还是可以走的，然而他终于不肯走。虽然他不但郑重地考虑过这个问题，而且设想已经走了，但最后呢？他在去国的途中又折回来了。可见他不肯为了个人打算而轻易离开祖国。虽然一再动念要走，但终于一再地克服它，这是何等坚决的意志。所以屈原是一个自觉的有高度热情的爱国主义者。
根据屈原的自述，他是非常同情人民的，念念不忘人民的。因此他在内政外交上的一切措施和主张自然会符合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举例来说罢：楚国很早有一个贤明的令尹，名叫子文。为了维护国家法令的尊严，不包庇他的犯法的族人而受到人民的赞美，在歌谣中说他“方正公平”。屈原所草拟的宪令是公平合理的，当然会得到人民的欢迎，但正因为如此，贵族的特权人物才会感到不方便，才会表示反对，因而才会想方设法来排挤他，陷害他。又如屈原主张抗秦，反对亲秦，而这一主张也同当时的楚国人民一致。所以后来怀王入秦不返，人民非常痛心，竟有三户亡秦之谚。数十年后，拿起锄头发动革命，推翻秦国统治的就是楚国各阶层人民。参加这次反秦运动的，现在可考的单楚国就有三十余人，其中有贫雇农，有小商人，有低级官吏，有地方绅士，也有没落的贵族，他们都以恢复楚国相号召，这岂是一件偶然的事吗？可以想像，屈原的文学及其思想行动多少起过一定的作用。
其次，屈原的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屈原的文学有丰富的生活内容，现实性非常的强，斗争性也非常的强；又有丰富的人民意识，大量的民间文学的资料以及通俗的为人民所爱好的民间文学形式，因此它的人民性也就特别强。我国文学向来以“风”“骚”并称，“风”是“国风”，代表“诗经”，“骚”是“离骚”，代表“楚辞”，它们在上述各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自从屈原遗留下来许多伟大的作品以后，二千多年来，多少文人没有不爱好的，没有不受其影响的。他们不断地模仿其体裁和作风，特别是他的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和热情。有很多诗人都受到了极深刻的教育，如杜甫、白居易、陆游等都非常向往他，崇拜他。
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是值得我们全国人民永远崇敬，永远纪念的。我们为着祖国有了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而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