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
——纪念“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发表十周年
孙定国
毛泽东同志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在历史上关于领导方法的经验。毛泽东同志把关于党的领导方法的最根本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的高度加以彻底的解决。这个著名的文件是我们党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的无比锐利的武器。
这个著名的文件自从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公布以来，就有力地吸引着和指引着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从理论上、实践上来自觉地学习领导工作的艺术。它所阐述的正确的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及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思想和方法，早已为党和国家的相当数量的领导干部所逐渐熟悉，逐渐掌握，从而党又通过他们有力地领导着全国人民，经历了十年来的重大历史事变，进行了艰苦的战争，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许多次的巨大社会改革运动。由于党是有成效地运用了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这种领导方法，党也就有成效地把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推向新的胜利。
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在我们党和国家机关中，还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已经彻底解决了的，特别是能够把领导方法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的高度上来领会的人，还不能说是很多很多的。这就是说，在我们党和国家机关中，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它所给予国家和人民的损害，从“三反”、“五反”以及最近所展开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带有严重性质的事实看来，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结语中所写的：“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情况说来，依然保持着崭新的现实意义。
一、领会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是领会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的关键。
有的同志把领导方法当作一种技术一种办法，甚至有人把它当作一种达到自己的主观愿望和意图的手段来看。显然，这些看法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乃是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的思想照耀之下，才可能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第四节中写道：“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突出地阐明了我们党的基本领导方法，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为其指导原则的。他在这里所指出的从群众中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这就是领导方法上的唯物主义；集中起来，而又坚持下去的无限循环，这就是领导方法上的辩证法。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者，必须严格遵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才能够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才能够保证自己在领导方法上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之所以是错误的，这首先就是由于他们违反了唯物主义，违反了辩证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大家知道，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里，作过全面的分析，而且集中地表现在“实践论”的最后结论中。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文件第四节的全文，可以说就是“实践论”的结论，是“实践论”表现在领导方法问题上的缩写。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斯大林同志有过如下的经典说法：“社会发展史首先便是生产发展史，……由此可见，社会发展史同时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底历史，即身为生产过程中基本力量并实现着社会生存所必需物质资料生产的那些劳动群众底历史。”〔一〕
一句话，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科学历史观。
这种科学的历史观，正是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所规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的根本出发点。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一书中作了极为重要而且详细的分析和说明。他写道：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二〕
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领导方法的最大不幸之处，就在于他们不懂得这样一条最简单的但又是最基本的真理，他们盲目地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历史观（这是他们违反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必然的结果），因而也就违反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他们还没有深刻地了解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中所说的如下一段话的深刻意义：
“我们的这种群众路线，是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具有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阶级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我们对人民群众的这种观点，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是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根本不相同的。”〔三〕
应该指出：正是在无产阶级的历史观的基础之上，才产生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正是在非无产阶级的历史观的基础之上，才产生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问题的根本的分界线只能在这里。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的基本核心，它是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所规定了的。我们要深刻地理解它并且要在实际中去运用它，就必须首先从认识论和历史观上下工夫。这对于患有主观的和官僚主义毛病的人们，是一个思想上的大革命，是一个换脑筋的问题。
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是具体地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路线的两个基本方法。
有了正确的原则，还必须有正确的贯彻的方法。那么在领导工作中，怎样才能从群众中来又怎样才能回到群众中去呢？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两个基本方法：一个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另一个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关于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同志写道：
“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出了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领导人员要把自己的一般号召贯彻到底的问题，这就是领导人员指导和学习相结合的问题。
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推动全局，这是最可靠的唯物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进行任何工作，要坚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重点示范”，“从点到面”等方法。在这里的基本要求只有一个，它就是要使领导人员首先深入到一点中去，挖掘出客观事物的本质，找寻出工作中的关键和规律，从而使自己的指导方法，牢固地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写的：“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四〕这个“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观点，对于一个领导人员说来，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极端重要的。即以东北肇源县的丰产经验〔五〕为例，试问：任国栋同志如果不首先抓住四合屯这样一个个别村庄深入下去，能不能创造出推广全县甚至全东北的可贵的生产经验呢？当然是不能够的。
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它可以吸引着领导人员眼睛向下，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向下级学习。从个别的单位，具体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进行普遍指导。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给我们树立了杰出的榜样。如在一九三四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江西的长冈乡、福建的才溪乡两个模范乡的例子，写成了著名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六〕的论文；又如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同志分析了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运动的经验，而写成了“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七〕的著名的社论。这些名文，在当时对于一般号召的推动力量是无比强大的，直到今天，也还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辉煌范例。应该指出，这种方法已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之一了。一九五一年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所总结的郝建秀工作法〔八〕，和一九五二年全国总工会所推广的东北五三工厂工会工作的经验，这些著名的范例，正是这一优良传统的具体发扬。从这些例子里更可以看出领导和学习相结合的良好榜样，从而也可以看出我们党对群众的强大领导力量的真正源泉所在。
这个问题，对于某些坐在办公室里不出门，只是钻在公文堆子里作长途旅行的一类领导人员说来，确实值得深刻的思索。
关于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结合着党的整风经验，突出地阐明了斯大林同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个条件的第九条的思想——关于建立领导核心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在运动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起来，是进行一切工作所必须遵守的方法。因之他强调指出：我们应该把斯大林同志所说的这种方法，“应用到一切大小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和农村中去”。
不能设想，群众创造自己的历史，是脱离我们党的领导而进行的；同样地也不能把我们党的联系群众和领导群众，设想成只是在群众的大海中作一种漫无边际的浪游。自流主义、尾巴主义的想法，从来为我们所反对。
正因为是这样，建立领导核心、培养领导骨干的思想就是广大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从而也就是我们领导群众斗争的基本方法之一。
毛泽东同志指出：“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
这种对于群众内部状态的科学分析方法，是我们坚持正确群众路线的基本出发点。群众的觉悟和我们党的觉悟是有根本差别的，而群众内部间的觉悟程度是有重大差别的，那么党又将怎样领导群众前进呢？这就必须使革命的政治家和群众的政治家互相结合。只有这个结合，才能够产生领导革命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互相结合；而只有这个结合，才能够产生在党领导之下的有核心、有骨干、有组织的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
应该指出，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这个方法也同样地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之一了。
试再以肇源县的丰产经验为例，任国栋同志就是运用了这个基本方法而获得成功的。他紧紧地依靠着四合屯支部书记于长江，永安村村长于万有，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王振堂这些积极分子的骨干，因而集中了群众的生产经验，创造了新耕作法；并且为了在全县范围内推广，他又紧紧地抓住了这个基本方法，训练了一万二千多名互助组长，一千多名宣传员，三万多名妇女，培养成一批强大的生产骨干。
毛泽东同志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对于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作过如下的指示：“你们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二个，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九〕这正是对于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的深刻而生动的叙述。在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致祝词时，又强调地指出：“你们在消灭敌人的斗争中，在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斗争中，克服了很多的艰难困苦，表现了极大的勇敢、智慧和积极性。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十〕从这里就完全可以看出这个方法的重要性了。
但是根据我们最近所接触的材料看来，在应用这个方法的时候，由于我们有些同志并没有把这样一个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高度来认识，因而在实际工作中的偏差还是很多的。
这种偏差经常不外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以落后代替先进的形式，另一种是以先进代替落后的形式。
以落后代替先进的形式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我们在工会工作中某些厂矿所曾经一度犯过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的倾向的错误。这种倾向，错误地把工人中部分落后分子的要求，当成全体工人的要求，特别是当成工人中进步分子的要求，因而不敢大胆地在工人的队伍中宣传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很显然地，这是违反了领导骨干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的一种右的表现；这种右的表现必然发展成为尾巴主义，其结果是丧失了培养积极分子，树立骨干的可能性，当然谈不到提高中间争取落后了。
以先进代替落后的形式，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我们在农村工作中某些地区所曾经一度犯过的盲目冒进的倾向的错误。这种倾向，错误地把农民中部分的先进分子的思想，当成了全体农民的思想，特别是当成了农民中落后分子的思想，因而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中，不估计实际条件，不进行典型示范，而盲目扩大。很显然地，这是违反了领导骨干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的一种“左”的表现。这种 “左”的表现必然发展成为命令主义，其结果是孤立了积极分子，吓退了中间分子，当然更没有争取落后分子的可能了。
毛泽东同志曾经对这两种倾向作过极深刻的批评，他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十一〕
无论“左”或右，无论急性病或慢性病，他们的共同错误，归根到底都是由于他们的领导方法，直接违反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由于他们还缺乏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还缺乏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相一致的群众观点，他们就不能够准确地掌握生产发展的规律和群众运动的规律，从而正确地、有效地贯彻党的政策，使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自然而然地革命化。非“左”即右、东扶西倒的错误根源主要是在这里。
关于领导骨干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还着重地指出如下两个原则：“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如果违反了这些原则，就很难使真正的领导骨干形成，而且将植下脱离群众的危险种子。这就是因为这种“骨干”的形成，不是真正地从群众斗争的火焰中锻炼出来的，因之他们就不可能是群众所真正爱戴的人物。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来说，还是值得我们在实际中严格掌握努力学习的。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要彻底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就必须坚持个别和一般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而这两者又是相辅而行，缺一不可。要真正地贯彻这个基本的方法，又必须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来加以分析。
三、坚持一元化和坚持在一定时期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的领导方法，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文件中反复地说明了在领导方法上的几个基本问题之后，又在第七节中提出了坚持一元化的领导方法并在第八节中提出了坚持一定时期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的问题。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抵制分散主义的斗争，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的。
为了使某些领导人员从思想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争取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重大胜利，深刻地研究一下这个第七、八两节，依然是治本办法。
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文件的第七节里强调指出：对于任何工作任务的向下传达，必须通过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负责，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也就是要达到下级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的目的。这种加强领导一元化的方法，一方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因为总负责人可以推动和组织更多的或者是全体的人员去进行这一工作；而另一方面这恰恰是堵塞了多头领导的分散主义的祸害之门。某些不愿以党委的领导为中心而闹一些独立性或者是喜欢强调一些自己的什么“垂直系统”关系的同志，就常常是直接违反了这种领导一元化的方法。
应该深刻认识，党的一元化的根本原则，对于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是具有严重作用的。如果在过去，容忍分散主义的发展会给党和人民以严重损失的话，那么它在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工业化的今天（工业化要求高度的集中），给予党和人民的损失，就不知更要严重得多少倍了。
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文件的第八节里又强调地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很显然地，这对于反对分散主义和克服近来农村工作中的“五多”现象，是最切实不过的指示了。这一指示的根本思想，是和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阐述解决主要的矛盾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矛盾论”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在实际工作中，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因而在一定时期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而不能有许多的中心工作。放在第二位第三位的辅助工作，也只能围绕着中心工作去进行。反对平均主义，反对分散力量。这正和打仗一样，只能一个拳头打人，不能两个拳头打人。因为主攻方面只能是一个，而箝制方面，不过是为了保证和发展主攻方面的胜利而已。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解决主要矛盾的思想，正是列宁同志的抓住特别环节的思想。列宁同志说过：“仅仅一般地做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共产主义者，还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里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别环节，这个环节是为了把握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所必须用全力抓住的；同时，在事变发展的历史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关连，它们彼此间的区别，都不像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那样笨拙。”〔十二〕列宁强调地指出了在革命工作中抓住链条上的特别环节问题，同时又指出了抓住这个链条的特别环节的不容易。我们知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写道：“这是一种领导艺术。”在这个方面我们同志要虚心地学习掌握这个艺术。这是全力贯彻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而克服“五多”现象的关键所在。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坚持一元化反对和抵制分散主义，坚持中心工作克服“五多”现象。这对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斗争，是切实有效的。
〔一〕“联共（布）党史”，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一五三页。
〔二〕刘少奇：“论党”，人民出版社版，第六三页。
〔三〕同前书，第四七页。
〔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第一版，第二八六页。
〔五〕田流：“金星奖章获得者——任国栋”，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六〕“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七〕“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八〕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第一版第一○三五页。
〔十〕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十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第一版第一一一九页，“论联合政府”。
〔十二〕“列宁文选”两卷集，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二卷，第四○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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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儿童队员（雕塑）
张润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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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少年读物“古丽雅的道路”
子冈
苏联 叶列娜·伊林娜作 任溶溶译 时代出版社出版
古丽雅·柯罗廖娃在她伟大祖国苏联的土地上只度过了二十个春天，但她的短短的一生说明了在卓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产生了无数新型的优秀青年，苏联共产主义教育怎样全面地培养着新的一代，使他们充满了勇气和自信，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列宁斯大林的事业而奋斗。在和平时期，他们生活得那么幸福，准备着或者从事着祖国的和平建设事业；当战争来到的时候，他们不惜牺牲地投入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斗争。古丽雅就是这样的青年中的一个，是苏维埃青年的光辉模范之一。
“古丽雅的道路”是苏联青少年最喜爱的新书之一，今年三月间中译本出版以后，也成为我国青少年热爱的一本书了。它像“真正的人”、“普通一兵”、“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书一样，又把一个苏联的英雄形象深深地印在中国青少年读者的心上。由于本书作者细腻地描写了一个苏联青少年刚强性格、意志和勇气的发展过程，每一个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仿佛跟随着我们的英雄的脚步，和她一起感受，一起前进，读者将觉得古丽雅并不是陌生人，她是我们的朋友，会爱她，学习她。
我们可以从书中看出：社会主义国家教育一个青年的目的不只为了培养一个通晓某项技能的人材，还要培养成一个战士和一个苏维埃公民。
本书原名“第四高度”，是写一个女青年在短促的一生中所达到的四个精神高度：古丽雅十二岁时为了参加摄制影片“游击队的女儿”而苦练骑马，终于以顽强的意志驯服了一匹野性很厉害的马跨越了障碍物；她为了拍电影，荒废了半年功课，不得不和地理、历史、代数斗争，有一次在地理课上回答得很坏。古丽雅在一度懊丧之后努力追上了漏掉了的功课，考试结果得到了满分；第三高度是十五岁时被吸收入团，因为她已经“真正能够管住自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了……”；在二十岁时，古丽雅达到了自己的第四高度——她在斯大林格勒西北方作战时，参加拿下五六点八高地的战斗，她和战友们一同进攻，占领了德寇的战壕，她曾经带领了没有指挥员的一排人继续战斗，高地拿下来了，古丽雅达到了生命中的最后一个高度——光荣牺牲了。
应该向这本书的英雄学习的，还不只限于青少年。作父母、作教师的都可以仔细地读一读它，党、团、队的工作者也可以读一读它，因为古丽雅的刚强性格、坚决意志、和无比勇气实在不是单独哪一方面的力量所培养成的。共产主义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要培养正确地发展体力和智力的人，教育者也是多方面的。
书里面动人地描写了古丽雅的童年。不只写了她如何在三岁时就当了电影小演员、喜欢动物、不怕动物。妈妈对她的教育也是多方面的，在她的幼儿期就开始的。例如为了她用新买的浅蓝色小桶子随便撞人，说了不听，妈妈干脆把桶子送给正在指挥交通的警察。妈妈已观察了女儿的倔强个性，她为这件事既没有哭，也没有伤心难受的样子；她已经懂得接受正确的批评与纠正。
古丽雅的父亲在莫斯科戏院工作，母亲在乌克兰电影制片厂工作，大家经常不在一起，但对于小古丽雅还是十分关心的。一封信、一个电话、一件电报、一句话，都是为了培养女儿的某种性格或能力。当古丽雅跨过了第一高度，演“游击队的女儿”里的瓦西林卡得奖的时候，妈妈力戒她“不要骄傲自满”。古丽雅为了拍电影把地理搞糟了，她抱怨起来。妈妈却批评她没有刚强的性格：“世界上有多少人又要工作，又要学习呀。可是他们都很成功。而你呢，一事无成。你带去（指到外地拍电影去的时候）整整一皮箱的书，却不能够叫自己翻书。”
正当古丽雅还没有训练出自己的秩序与纪律、忽而她的作文得到老师称赞、忽而物理得个“劣等”的时候，儿时的朋友爱利克来信约古丽雅到莫斯科去过寒假，谈了一大串玩的计划，非常吸引古丽雅。但是妈妈说：“你哪儿也不能去。快乐的权利得先用工作赚来。”就是这两句正确而严厉的话，说到了古丽雅的心上，她再也不提这件事，而计划着新的生活秩序。
从古丽雅的生活里，我们看到了苏联青少年的宽阔的生活道路，他们的活动领域远不是局限在家庭和学校，还有少先宫、夏令营、疗养院、游泳池、博物馆以及那无穷尽的奥秘等待发掘的大自然。在那些场合，孩子们的社会接触也广阔无边，任何一个政府、党、团的工作人员都把新的一代看作祖国的承继人和捍卫者来珍视和爱护。
因为拍电影和学校功课优良，古丽雅到阿尔迪克去度夏。在那里少先队员们拜访了正在那边休养的莫洛托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还约请这二百多队员到莫斯科去，参观克里姆林宫，孩子们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带去自己采集和制作的礼物。又因为闹风湿病，古丽雅被送到冷山峡儿童疗养院去，在那儿认识了许多朋友和女教师，以及西班牙英雄们的孩子。在这种交友中，古丽雅培养起友爱的集体的精神，国际主义的精神。
因为古丽雅自觉地和自己的缺点斗争，建立了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秩序和纪律，她被吸收入团了。
在这样优越的社会制度里生长起来的青年没有不是热爱祖国、热爱生活，有着丰富的幻想的。古丽雅念完十年级毕业后，想进“水力工程和改良土壤学院”，想到沙漠里去开运河，跟沙土斗争；之后也真的进了那个学校。她有上千个愿望，特别想参加一些困难而庄严的事业。她的朋友米腊看出她极端地爱生活，说她是贪心鬼。古丽雅说：“不错，小米腊，不错，好朋友，我很贪心。可是你要知道……我也是很大方的。我需要许多东西——可是我什么都舍得给，我觉得很高兴把生命献给一件大事业。你相信我吗？我不吹牛。”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培养了千千万万如此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团员们，战争使得他们在精神和体质上受到严酷的考验，他们的英勇行为和艰苦斗争的精神证明共青团确是党的战斗助手。古丽雅和她同时代的朋友们刚刚开始了美好的生活，战争却要求他们贡献出一切。为了消灭敌人，保卫祖国，他们交出了生命。今天读着这本书的中国青少年，一定更能体会出和平的可贵和保卫和平的重要。当一个西班牙儿童望着敖德萨冷山峡的深蓝天空说：“这儿的天空多静啊”，古丽雅猜到这小西班牙人在回忆起他们祖国不平静的天空了。当时，敌机和炸弹，对古丽雅说来，是不可想像的事物。
但是正当基辅全城贴着招贴：“赫鲁晓夫运动场六月二十二日（星期日）开幕”的那天，希特勒发动了侵苏战争，战火在基辅开始燃烧，古丽雅那时已和一个从沙漠地方回来，使她也爱上了沙漠的青年谢尔盖结了婚。这一天，准备参加运动场开幕礼的好日程马上变更了：谢尔盖立即去参军，留下古丽雅和她妈妈，如果不是她就要作母亲，她也立即走了。
古丽雅在巴什基里亚自治共和国的首都乌发生了儿子“小刺猬”，不久她去医院为伤病员读报写信，再不久谢尔盖牺牲的消息传来，古丽雅也很快变成了战士，变成了人民的复仇者。战争加速了青年男女的成熟过程，从外表到内心，本来需要几十年的变化，几个月就形成了。古丽雅和她的共青团同志们站在斗争的前列，百名以上的苏联战士被她从火线上抢救下来。她的勇敢行为和英雄气概的榜样，鼓舞了战士们立功，因此她被接受为候补党员。本来她可以调工作或学习去，但是她为了全师正准备剧烈战斗，不愿意到后方去。她在部队中获得战斗的红旗勋章。
中国青少年读者们也应该学习古丽雅的认真的学习态度。当她突击地理的时候，窗外的花香和海浪的响动诱惑不了她；不温完书，她就不和朋友们去游泳。
当古丽雅完成了十公尺跳水、在体育节获胜的时候，米腊夸她运气，古丽雅想了想说：“不，这不是运气，我不过是尽力要达到一切目的罢了。照我看来，每一个人都可以带给自己运气。我也给自己带来了运气。”她在学习上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者在这里用又娇又懒的女孩子娜嘉和古丽雅对比。娜嘉不想温书，更怕考试。古丽雅用她在德聂泊尔河划船的经验劝她说：“你要知道，顺流而下非常容易，这是一种快乐。船好像自己在那里走。可是试试看回过头来吧。你被水顶住，划也划不过来！”她反对娜嘉尽量随随便便地过日子，甚至自动不考试，留级一年。生活在苏维埃制度的一般青少年都得到很好的发展，但是像娜嘉的坏例子，也是有的。
苏联青年战前的体育锻炼在战争时期曾被证明是非常有益的，是和劳动卫国分不开的。古丽雅曾背着一个伤兵游过顿河，游泳技术对她十分有用，好像过去的勤学苦练就为了这一遭。她感觉到自己一向学会的东西都如同为战争考验作了准备。至于为了拿下五六点八高地而英勇地献出了生命的第四高度，也无非是二十年中政治意志和技能锻炼的总结。苏联的实际生活把青年一代提升到了无比的道德精神的高峰。正如加里宁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欢迎红军和海军退伍女军人大会上发言说：
“英勇事迹，如同闪电般照耀着人们的英勇事迹，只是很少的人才有机会作出。这种英勇事迹在颇大限度内是带着偶然性的。英勇精神的某种具体表现以及英勇事迹所由造成的各种情况底凑合，往往是带偶然性的。然而建立英勇事迹的人们之所以能够利用这种情况的偶然凑合，乃是因为他们在体格上、心理上、精神上和政治上都有了表现英勇精神的充分准备。”（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论共产主义教育”三一三页）古丽雅成为苏联人民底光荣女儿的道路，也就是因为她充分地得到了共产主义的教育，发展了刚强性格、意志和勇气的缘故，她所受到的各方面的教育和她自己的长期刻苦认真的锻炼，都决定了她走向英雄事业的道路。（附图片）
古丽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