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提高干部文化程度的计划
（一九五三年三月）
华北区从一九四八年开始，陆续在县以上各级党、政机关普遍设立了在职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区配备了文化教员，因而使全区干部的文化学习获得不少成绩。但单纯采用业余学习的办法也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困难：（一）一般机关干部，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经常下去上来，流动性大，县、区两级流动性更大，很难在一定期限内达到一定文化水平的要求；（二）特别是县、区主要干部，工作任务更为繁重，完全靠业余学习解决不了问题。因此，决定采用逐级分工负责，抽调干部离职学习与在职业余学习并行办法，以完成提高干部文化水平的任务。具体计划如下：
一、华北区建立干部文化补习学校一座，负责抽调地委委员、县委书记、县长中不够初中毕业程度的干部入校学习。校内设高小班和初中班。高小班一年结业，初中班一年半结业。全区共有此种干部约一千一百余人，每期平均抽调三百五十人，五年内可以全部提高到初中毕业程度。
二、内蒙古、各省、各市，各建立干部文化补习学校一座（或附设在党校、行政干部学校内），负责抽调所属县委委员、县级一般干部、区委书记、区长中不够初中毕业程度的干部入校学习。班级与结业期限与华北区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同。全区共有此种干部约一万二千人，每期一千八百人，五年内可将上述干部总数的二分之一左右提高到初中毕业程度。其余仍用业余学习办法，使文化水平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
三、各专区（盟）和省辖市，设立干部文化补习小学校，负责抽调区委及区一般干部入校学习。只设高小班。现已有这种学校三十所，应大力整顿，加强党、政机关对学校的领导。学员中不够干部条件者，另行设法安置，不够初小毕业水平者，转送速成识字班学习。病弱不能坚持学习者，送疗养院或分配工作。小孩多的组织托儿所。并应尽先抽调区委级及区一般干部来校学习。对教职员不称职者，进行调整。每期学习一年。全区共有此种干部约八万二千人，每年抽调七千五百多人入学，五年内可将以上干部总数的将近一半提高到高小毕业程度。其余仍用业余学习办法，使文化水平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
四、凡未完成干部扫除文盲工作的县份，应于一九五三年内选择适当时机，开办速成识字班，把文盲或半文盲干部提高到扫除文盲所要求的标准。
各级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必须以提高主要干部文化程度为目的，必须从培养干部出发；因此，抽调入学干部必须合乎条件，反对把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当做安置无法处理的干部“收容所”。其次，凡已抽调入校学习的干部，其所遗职务应即抽调干部补充，以免影响工作。再次，抽调时应向被抽调的人讲清道理，离职时办好交代手续，入校后安心学习。
五、教材问题：由华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收集各地现有教材，交华北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加以整理试用，于第一期中学班结业后，整理编印出一套较完整而适用的教材。高小教材以同样办法由各省、市文教厅、局解决。
六、经费问题：华北与各省、市新建的干部文化学校中共约两千五百人（连同工作人员在内），经费从百分之七的干部训练费中开支。计今年中央分配给地方之干部训练费为百分之七，比过去增加了百分之二，可以百分之一解决上述补习学校的经费问题。至于各专区（盟）、省辖市的干部文化补习小学校经费，仍照过去从工农教育经费内开支不变。
各省、市接此计划后，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定出周密确实可行的执行计划，于四月下旬报华北局组织部、宣传部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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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篇文章写出来
——常青写作教学法实验班学习生活散记
张铭
一
华北军区政治部成立了写作教学法实验班。这个大篇文章写出来
——常青写作教学法实验班学习生活散记张 铭一实验班，共有五十三个学员。虽然大家过去互不相识，可是一见面，就像亲兄弟一样地谈开了。谈话的基本内容是：写文章难。
一个叫郑文海的，是一九五零年参军的战士，速成识字学习开始后，他高兴极了，几天工夫，突击了一千多字，他想，这下子文盲帽子可以摘掉了；可是，没想到写文章又遇到了困难。他听说常青又创造了新的写作教学法，那高兴劲就不用提了。但他又有点不相信。来到实验班后，听说有一个叫高敏太的同志知道写作教学法的情况，他便问高敏太：
“高敏太同志，写作教学法究竟是怎么回事？”高敏太是军区政治部的勤务员，他曾经从协理员那里听说这件事。他见有人问他，就说：“我知道得也不详细，只听说，会写一千多个字的人，又有些阅读能力的，要照他这个方法学写作，就能顺顺当当写出上千字的文章来。我们协理员过去也不会写文章，自从听了写作教学法，也能写出上千字的文章来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大家总是有点怀疑。有的说：“识字能速成，是因为有拐棍；写作速成，它靠什么呢？”“写文章都是日日磨，天天练，磨练出来的，那有速成的呢！”大家正在漫谈，忽然听见人说：“常青，常青，我不要求你的教学法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有个七、八成就行了；也不希望一下能写几千字，写文章不作难就行。”大家一看是师金友，某部的一个副排长，正躺在床上自言自语呢。大家看了他那神情，禁不住都笑了起来。他听见笑声，转过身来，正经地说：“笑什么！我说的都是实话。”
二实验班的课堂里贴着许多红红绿绿的标语，有几张标语是这样写的：
“工农兵的话上了台，大篇文章写出来。”
“我写我，内容多；为了写得好，一次写一个。”
“说文实在好，等于打草稿；二人相对说一遍，写得圆满又周到。”
大家看了这些标语，都猜想开了：高敏太说：“不要说到台子上啦，坐在下面写，我也写不出来呀！”有的说：“我只听说过作文，可没听说过‘说文’，文章那有说出来的呀！”有的说：“‘我写我’可怎样写呀！”大家感到这些标语又新鲜又奇怪，就七言八语地嚷开啦。
不一会，常青来了。大家都聚精会神地望着他，好像要从他身上望出一个秘密。常青进行了动员以后，简单地说了一下写作教学法的几个重要步骤。“说文”开始了。但有些人认为说文不解决问题，不愿意说。经过解释，思想也就搞通了。教室里，寝室里，走廊上，到处都是说文小组，说得非常热闹。
正说得热闹，忽然有人呜呜地哭起来了，而且，哭的人越来越多。郑文海哭得最伤心。郑文海说：“我父亲给地主扛长活。我娘给地主作零活。我不分天晴还是刮风下雨，都要给地主放猪；地主还不让吃饱饭。有一天，地主说我把猪放瘦了，他就拿棍子打我，还不让吃饭。我饿得受不住了，偷吃了一碗猪食，恰巧又被地主看见了；地主把我狠狠地打了
一顿，再也不让我给他放猪了。我只好回家。家里也是没有啥吃的，娘还有病。我就和小妹妹到山岗子上去挖野菜。挖了一阵子，妹妹的破篮子里还是空空的。我想是她不会找，我就去帮她找。谁知我刚走到她跟前，她正把挖出来的野菜往嘴里塞，原来她挖的菜，自己都吃了。当时我气得不行，就打了她一巴掌，说：‘吃！吃！你就不心痛娘有病，娘躺在家里还没吃饭呢！’妹妹哭起来了，我也哭起来了。我想到：妹妹年纪这么小，懂得什么呢？要是富家的孩子，还得褓姆哄他玩呢！……我越想越难过，恨不得痛哭一场。可是想到妈妈还等着吃饭，就擦擦眼泪哄着小妹妹继续挖菜。回想到这些难过的日子，怎不叫我痛哭呢！”
本来常教员要大家写最痛苦、最快乐、最难忘的事，但大家都先从苦事开始了。
很多人哭得抬不起头来，“说文”真变成诉苦会了。后来常青说：“我们要把仇恨和眼泪都变成力量，让它随着墨汁凝结到纸上去。把自己的伤心，把自己的难过，把自己的忿恨和反抗，完完全全地写到纸上去，这就是我们的胜利。”
“说文”之后，大家都鸦雀无声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写起文章来了。郑文海开始写时，心里直跳，笔还没动，话已经说出来几句了。后来他说，当时他是很激动的，他想：这是怎么回事？以前笔头上的墨水都等干了，还写不出一句话，常教员的方法真好啊！大家都唰唰不停地写着，这时只有师金友还没动笔。常青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有个字不会写。”常青说：“跳过去呀。”他不安地说：“怕忘了。”常青说：“没关系，忘了我给你填。”接着又耐心地向他作了一番解释。说也奇怪，常教员刚在教室里转了两个圈，再看师金友时，他已写成两页了。不到三个钟头，高敏太交卷了，题目是
“半布袋玉茭棒子”，写了一千多字。郑文海写了两千八百多字，还要写，常教员说：“歇歇吧！”他却说：“越写越想写，煞不住尾了！”教员拿起他的作业来一看，写得又通顺又流畅。把他怎样给地主放猪，地主怎样压迫他，全写上了。教员说：“你写得好极啦！你这就可以结尾啦，交了吧！”郑文海急忙在作文本上工工整整地写了一行小字：“我第一次受苦”（题目）；在末尾又写了“绪（续）写”二字，然后便把本子交给了常教员。并说：“我还有第二次受苦——受地主的气；第三次斗地主；再写就是：当了民兵、巧计打鬼子、我报名参军……我要写的事可多啦！”
同志们经过了“说文”阶段，不但写文章像平原跑马一样顺当，同时写作的题材也多了，不少学员列出了许多题目，准备一个一个写下去。
三学员们写完了第一篇文章，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真是如常青所说，毫不费力地写出了大篇文章；担心的是，这算不算文章呢？教员会不会拿起红笔划许多“穿心槓子”和“交通网”呢？或者在文章的末尾批上“重复啰嗦，没有抓住中心”等许多批语呢？大家写好文章以后，当天晚上，都挤在常青和两位辅导教员的屋子里，打听自己写的文章是好是坏。郑文海握着常青的手说：“常教员，我一次文章也没写过呀！我这写的算不算文章？”师金友说：“常教员，你就是一个法官，我就等着你这一判啦！”说得同志们都笑起来了。
第二天是“讲评作业”。常青一连气讲读了十五本作业，同志们都被这爱憎分明、异常生动的文章所感动了。讲到使人难过的地方，常青也抑止不住地流出了眼泪。最后常青说：“今天我们出师打了一个大胜仗；五十三个同志只有几个人是四分，其余全是五分。我们要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
同志们从没有想到会得到教员这样大的鼓励。下课之后，大家都非常高兴地互相观看作业和交流经验，唯有师金友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着自己的作业本子出神。他翻了一遍又一遍，这作业足足五大张，一千八百多字。批语是：“你是用自己的话写的，写出了很动人的事情，文字也很通顺，补的窟窿不多，望继续努力！”批语的上面是一个红“五”字。“这是自己写的吗？”他有点不大相信。因为对他来说，这事情好像是太突然了。他从速成识字班升入初小班以后，就开始学写文章。他在大量阅读时就觉得书上的那些事也挺简单，写起来不会有什么困难。可是经教员一讲，什么主题、题材、层次、段落、思想性、典型事物等等，把他讲得迷迷糊糊的，感到写文章是知识分子的事，“大老粗”就是不行。有一个星期日，他下决心要写出一篇文章。可是，他整整坐了一天，起了八次头，还是没有写成。他失望了！他的性情急躁，可也从没发过那样大的火，那天他把一个崭新的学习本撕了个光，把新买的钢笔也几乎摔坏了。好容易写了一篇几百字的文章，教员又尽说些使人伤心的话：“你们写的是什么文章呀！像狗打架一样，乱七八糟，谁也看不懂！”自此以后，他一听说上作文课，心里就紧张起来，一头一头地冒大汗。
可是，现在师金友竟能毫不费力地写出文章来了。以前写一天也难写出一篇，现在提笔就能写六、七百字；以前照例是和二分三分交朋友，现在五分也登门拜访了；以前写的文章，不要说教员念不通，自己也念不通，现在写出的文章，教员一念堂堂响，和念书上的文章一样。最使他难于忘记的是：他的文章，把常教员都感动得哭了。他说：要是文章写得不好，教员能哭吗？四
“我写我”的教学活动结束了，常青又提出一个新鲜的题目：“向外转”。至于什么叫“向外转”，怎样转，常青并没有向大家详细说。虽然大家都相信常教员是有办法的，但究竟怎样“转”？这在同志们的心里还是个谜。就这样，大家进入了“向外转”的学习阶段。
究竟什么叫“向外转”呢？常青指着墙上新换的标语说：“同志们都看过这些标语吗？‘向外转’就是从‘我写我’到‘写同志’；到‘写部队’、‘写国家’、‘写北京’、‘写朝鲜’、‘写莫斯科’。同志们想一下，你们究竟写的是什么呢？”常青没有让大家回答，紧接着拿出事先培养的典型说：
“我先把同志们的作文题念一下，请你们评一评，看是转出去了还是没转出去。”他念道：“我遇到了八路军”、“我的好班长”、“我来到北京”；还有：“挖潮白河”、“我亲爱的指导员”……。常青一连念了二十几个这样的作文题。他问道：
“同志们，转出去没有？”同志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转出去啦！”常青说：“不仅转出去了，而且转得很好。师金友写的‘我遇到了八路军’，生动地叙述了他参加革命的故事；高敏太的‘我的好班长’，叙述他参军后，好班长的体贴爱护；有的写‘我来到北京’，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北京，说北京只有作大官的人才能进，穷小子是没有份的，现在想不到他也到北京了。……这些文章都说明同志们的观察能力和思考能力大大地提高了，写作领域也宽广了，文章的体裁也多了，文章也更生动了。”特别是后面这一段话，常青说得非常明确有力，他想让大家把每个字都印到脑子里去。
下课后，郑文海大声嚷道：“嗨！我以为‘向外转’是一场很艰巨的战斗呢，谁知没动一枪一刀，已经转出去啦！”
“向外转”之后，同志们又学会了“排队”和“举例作文”。写起文章来不但更加省力，文章也眉清目秀，令人爱看了。这时，同志们都和写文章发生了难解之缘。原来要求一个教学阶段写一篇，可是有的同志一天就写两篇。大家一见面就互相问道：“你写什么？”一个一个都是埋着头写啊！写啊！真是眼睛看的，耳朵听的，心里想的，到处都是文章。这时常青又告诉大家：“到处留心皆文章”。写文章便成了热潮。
一天晚上，常青看完了作业，已经是午夜一点了。这时他看到学员寝室里还有灯亮，他走进去一看，有的正在蜡烛光下写文章。
“你们还没有睡？天已经很晚啦！”
“哦！常教员。”他们抬起头来说：“还不到十点吧？”
“嗨！你们用的什么表，已经下一点了。”
“怎么这样快，我还以为才吹罢熄灯号呢！”郑文海惊奇地说。
“睡吧，明天还得上课呢，不要把身体累坏了。”常青亲切地催促着大家，但他一面又向同志们面前走来。视线早已落在同志们的作文本上。
张成喜写的是“张副主任遵守课堂纪律”，记述昨天下午军区政治部张致祥副主任到实验班参观的事情。这篇文章不但中心突出，有些地方还写得非常细腻、生动。李万和写的是“臭水坑变成了人民游泳池”，写得也不错。从这些文章看，同志们的观察能力和思考能力是真正提高了。
常青看完了作业说：“这不是已经写完了吗？”郑文海笑着说：“这已经是第二篇了。”说着把写成了的一篇递给了常青。常青并没有急着去看它，两眼静静地落在同志们的脸上。好像说：你们真行啊！郑文海被常青看得很不好意思，说：“常教员，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前教员说我是一个榆木疙瘩，笨头笨脑；一提起作文心里就发慌，手也打颤。可是现在却变了，脑筋也透亮了，写起文章来不但不犯难，反而越写越爱写了。”高敏太说：“从前那种作难的样子，现在都跑得没踪没影了。”
常青看着他们微笑着的脸，心里有很多感想。他看到：工农兵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它就像沙里明珠一样，当它一旦被发掘出来，就会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这些工农出身的同志们，是多么聪明而富有创造性啊！五
离上课还有十分钟，不知为了什么同志们挤成一团。高敏太站在外边干着急也挤不进去。这时，常青来了，高敏太急忙喊道：“常教员！”
大家一听常教员来了，一下子就散开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常教员，郑文海的文章上报啦！”常青看了看大家说：“同志们的文章写得很好，好多教员看了都被感动得流泪；看了这篇还想看那篇。郑文海同志的这篇文章只是其中的一篇。以后报上还要继续发表同志们的文章，有些好文章还要编到‘工农兵文选’里去呢！”
大家都在听常教员讲话，高敏太却早把报纸圈在自己的怀里了，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转身望着郑文海小声地说：“郑文海，不简单啦！”
郑文海一听说他的文章上了报，心里早扑通扑通地跳起来了，听到同志们的夸奖，脸也红了。他知道同志们的文章写得也不坏，他就把常教员的一句话照样对高敏太说了一遍：“你们的文章将来还不是一样要上报！”
高敏太一边看报，一边也注意听常教员讲话。忽然他从郑文海的文章里发现了问题。他问常青说：“常教员，这篇文章里有许多小圈圈，小圈圈里边写着‘一’、‘二’……这是什么意思？”常教员说：“这是注解号。这篇文章很动人，但也有一些小毛病，有注解的地方就表示这些句子还得整理。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就是‘整理语句’。”常青停了一下继续说：“同志们很多次向我提意见，说我尽说同志们的文章写得好，就是不提缺点。我想，文章写得好，这是应当肯定的，至于缺点，我们也得纠正。缺点不大，提出来我们就要克服掉。这一堂我们开始‘整理语句’，先整理重复啰嗦的，然后整理用词不当、语意不完整的；一个一个接着来，一定要把我们的文章整理得更美，更精练。”六
同志们学会了写文章、写信，同时还学会了写报告，写总结。因为大家学文化、写文章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做好革命工作。
大家学会了写信以后，好像都在事先商量过了一样，不少人第一封信都是写给毛主席的，向毛主席报告自己的学习成绩。当常青宣布了这件事情以后，大家该是多么高兴啊！
同志们一再嘱咐常青同志，一定要把他们写的信转给毛主席。这时有一个同志说：“咱们这么多的人，人人要写一封信，太浪费毛主席的时间了。把大家的心意合在一块，总起来写一封信吧！”这个意见得到大家一致的赞许。
到这里，常青向大家说：“咱们实验班开学已经一个月了，大家的学习成绩都很好，都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我们不但写出了大篇文章，并且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写作习惯，学会了‘整理语句’，这就是我们今后提高自己的有力保证。不过我们还不能自满，因为在目前来说，我们的学习成绩和上级的要求相比较，有好的一方面，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字、词汇还不够丰富，语句上还有毛病，阅读能力还不够高。这些缺点，我们今后一定要克服它。在毛主席的教育下，我们一定会圆满地完成我们的学习任务的。”
常青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学员们一个个都眉飞色舞地，好像在说：“有毛主席，有毛主席教养下的这样好的文化教员，学文化、写文章，学科学，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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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数蚊子”
严秀
不久以前，有一个很高级的卫生行政机关，曾用一个大得可怕的名义，发了一个指示给全国，说过去卫生运动中各地所消灭的蚊蝇等等的统计单位不“科学”，今后在统计这项数字时，要各地以“科学”的单位计算，“蚊、蝇、孑孓、蝇蛹等一律要以个数计”。这个“指示”是堂哉皇哉地发给全国各大行政区的党、政府和军队的领导机关，并要转发到各地去的。
这很像一个技术高超的人编造出来的笑话，也很像世界科学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谈；但这是真真实实的事情，指示还用的是加急电报哩！
请问发指示的人：府上喷射“滴滴涕”时，你是如何“科学”地统计你所消灭的蚊蝇的“个数”的？还有，在水里消灭了多少“孑孓”，你又有什么“科学”方法可以统计它的“个数”呢？还有，我在写这篇短文时，也“消灭”了不少蚊子，但忘记了统计“个数”，又如何办呢？……按照你们的指示，把全国人民一个不漏地全部动员起来，百事不干专替你们去“数蚊子”也完不成你们的任务呀！
发出这样指示的人，显然是失掉了任何的理智了。照他们这样干下去，大概再饱食几餐之后，就要统计全国人民的头发有多少根，或者地上的杂草有多少棵了。
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曾经说过一段极为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令人痛心的，是毛主席所讽刺的这类“创作”，在今天我们的很多工作中是大大地多起来了，——“数蚊子”的领导不就是这类“创作”中的一种双料出品么？
事实上，“数蚊子”这样的笑话，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像这样的“领导”，在同一部门及其他部门中还很多。光把它们看成一件笑话是不行的，还必须首先把它们看成是在国家建设过程中一种很沉重的痛苦。
这种事情为什么竟能从起草人一级一级地批上去，又一级一级地批下来，堂而皇之地流毒全国呢？这就说明官僚主义的毛病在我们的不少的机构里是已经如何地浸透了，病情严重，以至有些病人是已经处于不省人事的状态了。
但是，过去我们鼓励人们起来仇恨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是太不够了！以至他们还可以作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糊涂虫而活下去。今后人们对他们不仇恨行不行呢？不行！建设我们国家的责任，是不能交给这样的糊涂虫啊！
列宁对于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所抱的那种正气磅礴的义愤，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举一个例子。列宁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中央委员会底政治报告中，用了整整四千字去责骂当时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在一次购买法国罐头事件中的官僚主义的例子。当时莫斯科处在饥饿的严重威胁中，罐头等在码头待运；但这些机关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党的中央政治局知道了，做了决定，才买了这批东西。列宁说：“为什么在革命后三年的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了买点罐头，还要经过两次调查，还须有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参加以及政治局的指令呢？究竟缺乏什么呢？政权么？不是的。钱也找到了，既有经济权力，也有政治权力。一切机关全在工作。究竟缺乏什么呢？就是莫斯科消费协社中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人员（我丝毫也不反对他们，并认为他们都是很好的共产党员）以及对外贸易部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人员缺乏文化才干，——他们不能精确地来处理业务。
“当我初次听到这件事情，我就向中央写了一个书面提议：据我的意见，除全俄中央执委会委员外
（这些委员，你们知道，是不可侵犯的），除了这些人外，要把莫斯科各机关中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放到莫斯科最坏的监牢里禁闭六个钟头，而对外贸易部的工作人员，则禁闭三十六个钟头。那知现在却没找着一个有罪的人。其实从我所讲述的这中间，很显然是找不出罪犯来的。简单是由于通常俄国知识分子式的不善于实际作事，杂乱无章罢了。”依照列宁的这个提议的精神，我们那些可敬的与“数蚊子”事情有关的机关和人员，应该受到什么样的责罚呢？
列宁极端辛辣地说：“这样工作是不行的。这既不是新，也不是经济，也不是政策，而简直是一场大笑话。”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和教育！我们今天不少的事情，比列宁所责骂的例子不知要严重多少倍。像“数蚊子”这样的布置和领导工作，用列宁的话来说，这就是：“这既不是大规模，也不是有计划，不是经济，更不是建设，而简直是一场大笑话。”
“这样工作是不行的。”——紧紧地记住列宁的这一句像洪钟一样的警告吧！让“数蚊子”这样的
“创作”像消灭苍蝇蚊子一样地把它用共产党人的原则性、明确性所彻底消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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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友谊
吴少琦 顾雷
（一）留学的工人
鞍山的人们，常把这座肩负着历史任务的城市誉为“中苏友谊的结晶”，这不是偶然的。苏联人民为我们设计出自动化工厂，制造自动化设备，帮助把工厂建设起来，而且教会我们如何去操纵这些机器。
在新中国第一座无缝钢管厂工地上，我们看到了这种友谊的花朵。当这座巨大的工厂即将竣工的时候，远离祖国八个月的由四十多名工人、技术人员组成的实习团，由遥远的乌拉尔，满载着先进的技术返回祖国了！他们都很年青，精神饱满，嘴角上常常浮现着激动的微笑；他们的笔记本上画满了弯弯曲曲的俄文。关于轧制无缝钢管的技术——从加热、剪断到穿孔、定径、压延……，他们每个人都懂得其中的一门，既可以独立操作，又懂得一些基本理论知识。他们一到厂子里就忙了起来，看图纸、参加试车、开座谈会、作报告，大家对他们都投以欢迎和羡慕的眼色。这些人将要成为无缝钢管厂开工生产时的基层骨干，他们的决心是：“开工时，争取用第一根钢料就轧出第一根无缝钢管！”
八个月以前，他们还都是鞍钢各个厂矿的一般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这样最新式的轧制无缝钢管的自动化设备。二十二岁的朱维志，是一九四八年才入工厂、只念过三年书的小伙子；像他这样的人，在这批工人当中并不是个别的。而八个月后的今天，在他们从苏联留学回来之后，就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会用自动化设备轧制无缝钢管的人了！现在，这支“生力军”正热情地等待开工生产。这个事实证明，有了中苏人民的伟大友谊，我们不但能建设起近代化的工业，而且能够熟练地运用它来生产。
（二）世界上最好的老师
这个实习团，是在去年秋天到苏联的。苏联政府把他们送到苏联最大、最好、最有经验的、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乌拉尔第一无缝钢管厂。实习生们都被安插在最好的车间、最好的小组里；每个实习生有一位专责的教师，教师们都是胸前挂着勋章、有斯大哈诺夫工作者或荣誉冶金工作者的头衔的人。整个工厂都把教会中国同志作为重要的任务。工厂的教育处长嘱咐担任教师的同志们：“你们告诉中国同志的任何一个数目字都必须百分之百的准确！”担任教师的同志都认为“教会中国同志是光荣的事”，因为“新中国的强盛，就是增加保卫和平的力量”。
得过三次勋章的荣誉冶金工作者、加热炉的炉长加果夫同志说：“我要把二十多年的经验全告诉你们！”这句话，是可以概括那些亲爱的老师们的心理的。第一天，学加热的实习生刚刚到他那里，他马上就开始执行教师的任务。他带着实习的同志从加热炉的炉顶直到预热室全都走遍了，把烟道也揭开给实习的同志看看。然后说：“试试操作吧！”叫实习的同志从最初步的动作——翻料学起，他站在实习生的背后，把着手教每个动作。他在学生的面前，一直是像喝了足量的美酒的人那样地兴奋，他把每个题目讲了几遍之后就说：“来，小伙子，干一下看看！”实习生们几乎每天都要被他用各种各样的问题来考问：“你这么操作的根据是什么！”“现在炉里瓦斯低了怎办？”“烧合金钢得用多少瓦斯？”“……”实习生做对了或答对了，他就点头称赞；如果答不对，他马上又详细地讲解一阵。每一空下来，他就坐在加热炉旁给学生们讲他二十几年来管理加热炉的经验和经历过的各种事故；在业余时间，他常常跑到实习团的宿舍去找他的学生，谈话的题目仍然是加热炉；不然就把学生们邀到他的家里去，摆出特为给中国客人包的饺子，边吃边谈加热炉。在这八个月当中，每一位老师都是以这样的热情传授技术的，四十名实习的同志每个人都能讲出很多这样的事例。
这个工厂是按小时来计算产量的，对完成计划的要求像法律一样地严格；但为了使中国的同志学好技术，他们往往不惜使生产受到一些损失。实习生们在初学操作时，因为不熟练或过份紧张，有时就造成事故——损坏了设备、工具或是出了废品，但教师们从没有因为这样会影响他们完成计划而表示不快。他们热情地鼓励说：“不要紧，机器坏了能修，从这里你们可以学到经验，回国以后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故了！”“实习不耽误生产是不可能的。这种损失非常值得，在这里耽误了一点，正是为了你们回去以后少耽误！”还有更感动人的事：教定径机的马列西耶夫同志，在讲到操作上应该注意防止的一种事故时，因为内容比较复杂，讲了几遍，学生们还是摇头。他索性故意把机器调整出毛病，压出了两根废品，然后指着实物再详细地讲解；虽然这影响了他个人的生产成绩，但当他看见学生们不仅懂得了这种事故发生的原因而且可以把机器调整好的时候，却非常高兴。还有一次，他又故意把机器弄出毛病，压出的钢管就都是弯的。于是他又给学生们讲出弯管的道理，教会学生怎样防止这样的事故。加果夫同志的一个中国学生，有一次在看火的时候把瓦斯放多了，炉里的温度突然增高，一下烧坏了二十根钢坯。加果夫同志赶忙跑过来教他调整过来，并且告诉他：“这个经验很有用！”第二天，成品检查台的同志来通知加果夫：昨天有加热废品。加果夫同志马上点头承认，但却根本没提这是实习生弄的。
这些世界上最好的教师，不仅仅是在工作时间这样全心全意地执行他们的任务，很多人把自己的业余时间也都献给了他的中国学生。电气值班技师彼德洛夫同志是在夜里工作的，但他每天早晨下班以后还给他的学生们讲三个小时的理论课，自然，准备课的时间也是从他的休息时间挤出的！负责教自动轧管机运转的是模范工作者瓦莉亚，她的工作场所是劳动最紧张的地方，轧一根管子要操作十三次，并且要在十二秒钟以内做完，因此她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详细地给学生讲解，她就把学生的笔记本要来，每天晚上把她白天教的操作技术详细地写在笔记本上。教定径机的库瓦金同志特为买了一个厚厚的漂亮本子，把定径机的全部操作过程都写在本子上，每写完一节就把学生请到家里去给他们讲解一次，他在本子的第一页上写着：“把它作为中苏友谊的永恒的纪念”。
（三）大家庭
在乌拉尔，实习团的同志们成了最受欢迎的客人。八个月的实习生活并没有使他们感觉到是在国外，苏联朋友的热情的关怀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使他们生活在友爱、温暖的国际主义大家庭里。汽车刚刚把他们载进工厂，就被欢迎的人群包围起来，孩子们愉快地嚷着：“等你们好久了！”第十中学请他们去参加晚会，十年级的女学生给他们朗诵中国诗，唱中国歌，教他们跳舞。建筑工会的工人也请他们去参加晚会，问他们：“我们得怎样更好地帮助你们建设新中国呢？”在宿舍门口，每天傍晚都要围上一群人，热情地和他们交谈，问他们：“生活是不是习惯？”“家里有没有信来？”在街上，他们经常被一些不相识的朋友拦住，邀请他们去作客；小孩子遇见他们时，就抱住他们的大腿：“中国叔叔，到我家去！”在电影院里，排队买票的人们一看到中国朋友，就把他们推到前面去，让他们先买票子；如果已经客满，就又有人把中国同志拉到他的座位上，自己甘愿站着看。
在一九五二年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时候，工厂让实习团的同志站在队伍的最前列参加游行。游行刚完，老工人奥希波夫就邀了四个实习的同志到他家去。在路上，他们突然被另一个苏联同志拦住了：“中国朋友是四个人，到你家去两个就行，另外两位到我家去！”奥希波夫说：“这是我邀来的，就得到我家去，你下次再邀请吧！”两人争执了很久，那位不相识的朋友表示“让步”，随后他穿上大衣也跟着到奥希波夫的家里去了，并很遗憾地对中国朋友说：“下次一定得到我家去！”但奥希波夫早已把这四位中国朋友“垄断”起来，因为他们是在一个组里工作的。每隔三、四天就要请到他家去一次；如果不去，老头就生气，并说“我爱人也生气了！”每次他都是用丰盛的晚餐来招待客人，他亲手往中国朋友的盘子里拨菜，让那四个餐盘总是满满的，嘴里还说：“不吃我又要生气了！”他还和中国朋友在一起拍了照片，在上面写着：“永远不要忘记我！”
八个月的学习生活，就是在这种热情中度过的，实习团团长寒力同志说：“国际主义精神已经成为每个苏联公民的自觉的美德，这对我们实习团的每个团员都是极深刻的教育！”
（四）我们并没有别离
学习结束，实习团的同志们要启程回国了，苏联朋友们都来送别他们的学生和朋友。这种友谊的别离，是兴奋而又难过的。天刚刚亮，奥希波夫的爱人就赶到实习团的宿舍，哭着说：“你们要回去建设祖国，我很高兴，但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心里又很难过！”加果夫同志夜间两点才结束工作，清早就跑来送行：“同志，回去参加生产还会遇到问题，千万要来信问我啊！”库瓦金同志嘱咐他的学生说：“回国以后每个月都要来一封信，要附上一个写好中国字的信封，我好给你们回信。我们这里出现什么新方法、新纪录，都告诉你们，如果发现过去有哪些地方讲得不详细，也在信上给你们再讲一遍！”又嘱咐：“你们工厂生产以后，在操作上遇到了什么问题，在提高产量、质量上遇到了什么困难，都写信来，我们帮你们想办法！”工厂对实习团的临别赠言是：“祝你们把第一根钢料就轧成第一根钢管！”
现在，这批留学生已经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第一座自动化工厂里忙碌着。在回国的路上，好多人被这种友谊所感动，在行程中就订出了回国以后的工作计划。苏联朋友对他们的临别赠言，已成为全厂工人奋斗的目标。在庆祝一九五三年“五一”节的时候，无缝钢管厂的主要设备已开始试车，留学的工人们正在胜利地运用自己的学习成果。这就使他们想到了团聚、别离，想到了那些远在乌拉尔的亲爱的老师和朋友。他们集体给乌拉尔无缝钢管厂写了一封热情的信，倾述他们的怀念和感激，他们向老师们表示了决心，一定把这座工厂很好地开动起来。我们并没有别离，我们将永远站在同一的战线上来建设我们的伟大事业！牢牢地记住我们的苏联朋友吧！当我们工厂的自动化设备开动起来轧制出我们渴望已久的无缝钢管的时候，我们要记起苏联朋友们，那在莫斯科为我们设计的、那在苏联的工厂里为我们赶制设备的、那在现场上指导我们施工的、和那在乌拉尔为我们培养第一批轧管工人的朋友们！
（原载五月二十日东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