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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怎样进行工业化
季云
我们渴望已久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了。它的基本任务就是逐步地实现国家工业化。
工业化是我们人民百年来的理想。从满清末年和民国初年的时候起，就有一些人开始在我国建立少许的工厂。但是我国的工业始终没有发展起来。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政府都不能解决我国工业化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国家过去被人欺负，成为强敌用武的对象，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自己的工业，特别是没有自己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正像斯大林所说的：“中国因为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而被一切逞性妄为的人所蹂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才能解决我国工业化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我们祖国就在我们这一代，就在毛泽东的时代建设起来。我们要使我国的面貌发生根本的变化，要把睡眠在地下千万年的丰富资源发掘出来，使它为人民服务。无数座新的城市将在空旷的平地上升起，在这些城市的上空萦绕着从工厂烟筒冒出的缕缕煤烟。
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在八年前说的话：“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毛主席那时就已宣告：“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论联合政府”）现在我们正是要实现毛主席的这个伟大预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现在已经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国三年多，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为了准备经济建设的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已经完成，经济恢复工作也已结束。今后的中心任务就是进行大规模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处在像列宁所说的“由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跨到巨大机器工业，电气化……的马上去”的转变时期。
我们应该把国家向工业化过渡的时期，看成和夺取政权的时期那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革命转变时期。请看斯大林是怎样估价苏联开始工业化的时期吧。他说：“我认为，在八年前存在的准备十月革命时期与自十月革命后已过去八年了的目前时期之间，虽然有十分巨大的差别，但是仍然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在于：这两个时期都反映着我国革命发展的转变关头。当时，在一九一七年，问题曾是要由资产阶级政权过渡到无产阶级政权。现在，在一九二五年，问题则是要由现在这个不能称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即过渡到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经济。”（“十月革命，列宁和我国发展的前途”）
苏联正是由于实行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这两项重要的政策，它才能由包含五种经济成份的错综复杂的经济结构，建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才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现时世界上第一等的工业强国，才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并在现在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
我们是以苏联为榜样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经验对于我们极有用处。
我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们国家逐步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也就是将我们的国民经济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大工业，列宁说：“……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设备的大工业，那就一般地谈不到社会主义，对于一个农民的国度，尤其谈不到社会主义了。”（列宁选集中文版，十六卷，二八七页）
因此，为了使我们国家将来能够胜利地向社会主义转变，就必须建设大工业。只有在大工业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对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共所有制，才能进行社会主义的共同劳动。有无数事实证明：企图在小农业或小手工业的基础上来实行社会主义，都是行不通的。必须使工业发展起来，才能为农业的集体化和机械化提供可能性，才能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
同时，也只有使我国工业化以后，才能保证我国经济上的独立，而不依赖帝国主义。我们国家在政治上已经获得独立解放了，但是帝国主义国家还算定我们在经济上离开他们不行。他们还指望我们永远地处在只出产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地位，而我们所必需的工业品就非要由帝国主义国家输入不可。因此，我们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不仅要建立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而且要建立能够供给各种工业装备的重工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的独立。
此外，国家工业化是我国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我们只有把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发展起来，才能用最新式的武器将军队武装起来。这样，我们国家就能免遭帝国主义国家的突然袭击。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理由。
那么，什么是工业化呢？一个国家的工业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才算工业化了呢？
（一）工业化首先就是表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的比重大于农业。
我们举几个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
例如我们说，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国，根据就是在革命胜利前，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而农业却占了百分之九十左右。在革命胜利后，经过了三年来的经济恢复工作，工业也只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多，并没有根本地改变我们国家是农业国的这一基本情况。
苏联在革命胜利前，也是一个农业国。当时俄国工业所占的比重是百分之四十二点一。列宁、斯大林称为极端落后的俄罗斯，其实它的工业发展水平比我们现在还高得多。这也说明了我们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是更艰巨的。
在苏联开始实现工业化的第四个年头，即一九二九——三○年度，苏联工业的比重已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三，而农业的比重只占百分之四十七。这时，斯大林就宣布说：这就是说，在国民经济的总体系中，工业的比重已经开始超过农业的比重了，“我们现时已处在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前夜了。”（“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苏联工业的比重已上升到百分之七十点四，而农业的比重只占百分之二十九点六了。这时，斯大林宣告：“这就是说，我们国家已坚实可靠地最终变成工业国家了。”（“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这样看来，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就算是工业化了。我们国家要达到工业化，也必须使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达到这样的比重。
（二）必须有重工业。只是工业的比重大于农业的比重还不能叫作工业化。例如，这个国家虽然工业也很发达，但是他们所发展的工业都是轻工业，没有或很少有重工业。他们工厂里所需用的机器等生产资料，还要从重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输入。这就是说，他们在经济上还不能独立，还要依赖别的国家。显然，一个在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国家，就不能叫作工业化的国家。斯大林曾以印度为例来说明：只是工业的一般发展，还不能叫作工业化。印度也有工业，并且工业也在发展，但是印度发展的是一些不出产生产资料的工业，他们所需用的生产资料是由英国输入的，因此，印度的工业就完全隶属于英国的工业。有人看到印度有了一定的工业的发展，就以为印度已经工业化了。其实印度的经济还只能叫作殖民地经济，而不能叫作工业化。
因此，工业化的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发展重工业，就是保证国家在经济上能够独立。因为只有发展了重工业，只有用自己出产的生产资料来装备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都在内的一切生产部门，才能够保证国家的经济独立，而不致受治于重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才是真正地达到了工业化。
斯大林说：“有些同志以为：工业化一般就是随便发展一种工业。……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不是说随便怎样发展工业都是工业化。工业化底中心，它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五金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底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工业化的任务不仅在于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增加自己的工业比重，而且它的任务还在于在这种发展中保证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的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防止它变为世界资本主义底附属品。”
（“论苏联经济状况和党底政策”）
在我们这里是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认识到只有具有了重工业才是工业化呢？可是实际上有些同志却以为：“既然国家要开始工业化，那就允许我们这里建立这种或那种的工厂吧！”这种没有重点，处处要工业化的想法，其实就是取消国家的工业化，是应当坚决反对的。因为不由国家集中力量，首先建立对国家有决定意义的工业，而是平分力量，什么都建设，各地都建设，就会把国家有限的人力和资金分散地使用掉了，结果，我们就会什么都建设不起来。
（三）从发展重工业开始进行工业化。工业化是要发展重工业，这是很清楚的了。但是我们进行工业化是一开始就发展重工业呢？还是首先发展轻工业，然后再发展重工业呢？这种区别很重要、这是两种不同的工业化的方法。从重工业开始，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从轻工业开始，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法。
世界上只有这两种工业化的方法。我们应该采取那一种工业化的方法呢？
我们应该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仅是说国家工业化应该保证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保证国家经济将来向社会主义转变，而且是说应该从重工业开始来进行工业化。
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法对我们是完全不适用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工业化，通常是从轻工业开始。这是因为资本家开办工厂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他们看到轻工业比重工业所需的投资数量要少，资本周转得快，容易获得利润，所以就首先去开办轻工业。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等轻工业发展起来，轻工业各部门都对重工业提出了要求，这时来经营重工业已是有利可图的事了，只是在这时，才有人肯投资于重工业。同时也因为这时轻工业发展起来，从轻工业方面积累了资金，才有可能将积累起来的资金转投于重工业。
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长久缓慢的过程。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他们的工业化，差不多费了一百年的时光。如果我们要采取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法，那么我们就要在数十年之久的时间内，静等轻工业的发展，而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况下勉强过活。这样我们就会把时间放过，不能很快地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立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还不能保证经济上的独立，还时刻经受着帝国主义可以随时侵袭我们的危险。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法相反，它是从发展重工业开始去进行工业化。从重工业开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和其他法则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产者个人获得利润，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社会主义的生产不受价值法则调剂，而是受有计划发展的法则调剂；社会主义生产的原则不是低级的眼前的赢利，而是高级的长远的赢利。根据这些原因，虽然重工业在开始时不能赢利，但是因为它却为社会所需要，它以后却能赢利，所以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在一开始时就能用全力去发展重工业。
我们要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要从建立重工业开始来进行工业化，就是为了争取时间，为了在短时期内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立起来。这样在短时期内，我们国家就可以达到经济的独立，而不依赖帝国主义国家，就可以使我们的国防加强起来，而能随时给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以迎头痛击。
我们比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落后了很多年，我们再不能循着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缓步前进，而应该走另外一条道路，以便在短时间内追过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已经在我们前面开辟了一条走上工业化的新道路。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只有十三年的时间。苏联在十三年内跑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年所走过的路程。从这里也就看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比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法优越。
从重工业开始进行工业化，这点对于我们每个同志来说，是不是都没有问题了呢？可惜还不能这样说。在有些同志看来，工业化以重工业为重点是无问题了，但是不一定从重工业开始进行工业化。他们认为可以首先着手建立轻工业，因为建立轻工业所需资金不多，能够很快地建立起来。我们可以由轻工业的发展中积累资金，然后再去发展重工业。他们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比苏联开始实行工业化时要好得多，因此在我们这里，工业化以缓慢的速度进行着也是可以的。
这些想法实际上是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的留恋。他们企图很轻松地毫不费力地达到工业化，而不愿意在使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这一伟大事业上进行艰苦的工作。他们除了从他们所认定的道路上——发展轻工业——再找不到积累资金的来源，他们不相信我们可以离开这条道路，而从改善现有国营企业的经营，提高现有国营企业的利润，厉行增产节约和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来寻找出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虽然很好，有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了的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不像那时苏联单枪匹马地进行建设那样困难。但是这些丝毫不能使我们可以安心地以缓慢的经济发展来过活，不能使我们忽视帝国主义国家可能侵犯我国的事实。
但是从重工业开始，以较快的速度来进行工业化，也不是说可以不根据实际可能而盲目地急躁地进行建设。我们有些大计划的爱好者，总喜欢工厂建设得越大越好，他们总给自己提出了很大的但是很难完成的任务。试问这些计划和这些任务的提出，是根据什么呢？只是主观的愿望，而并不考虑实际的可能性。他们不是量力而行，稳步前进，而是盲目冒进。如果要按照这些同志的急躁情绪去进行建设，那么，我们就会什么都建设不起来。
工业化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不能希望一个小农业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在一个早晨就能实现工业化。盲目冒进的思想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工业化的事业，我们要使我国的工业化按照正确的轨道进行，就必须着重地反对这种错误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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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工作述评
深入宣传党对于互助合作运动的正确政策
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因此，报纸在农业生产宣传中，如何防止忽视和挫折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以及如何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教育广大农民逐步地懂得劳动互助比起孤立的个体经济有极大的优越性，启发他们由个体经济逐步地过渡到集体经济的道路，就成为现阶段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近数月来，各地报纸根据党在目前对于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这一稳步前进的方针，曾在不同程度上对消极对待互助合作运动的右倾错误思想，特别是忽视农民个体经济积极性、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的“左”倾错误思想，进行了一定的揭发和批判。其中尤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等纠正盲目冒进的宣传作得比较好。河北日报根据当地农村生产已经有较大的发展、中农已经成为多数，而互助运动在需要继续前进中发生强迫建立农业合作社的主要倾向，首先进行了连续的揭发和批判。例如，一月三日、三月十七日在“我省不少长期互助组积极转社”和“我省若干地区在领导建社工作中，发生严重盲目冒进偏向”的报道中，就揭发了大名县限期五天完成张希顺、贾建明两社合并工作，和赞皇、武邑、元氏、景县、深县、枣强等县若干村乡盲目集中各互助组领导骨干建社，扩大投资，添车买马，闹排场，强迫把牲口、农具、水井、水车、碾磨折价归社，以及不评工、不记工的冒进偏向。对于这种违反自愿和互利原则的偏向，河北日报除在上述报道中予以揭发批判外，还连续在一月二十六日、三月十七日、二十三日的社论中，三论纠正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盲目冒进偏向。后一篇社论中并深刻指出，当前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盲目冒进偏向，就正是违反领导农民正确地发展农业生产的客观法则的错误倾向的一种表现。因而，要纠正这种偏向，就必须切实了解和掌握发展农业生产的规律，以及群众运动的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在不影响生产的条件下，迅速检查和整顿建社的工作。河北日报所作的这个批判是正确的。它指明发生“左”倾冒进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其次，河北日报还报道了一些整顿互助合作的具体方法和领导经验。如三月十六日、三月二十八日清苑县分片训练、评比的方法，和冀县召开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会议交流领导经验的报道，对各县如何着手整顿互助合作工作，都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河北日报对急躁冒进倾向的批判，就成为各地党组织纠正急躁冒进的有力助手，目前该省若干地区急躁冒进的倾向在基本上被制止了，强迫命令的作风开始被扭转了，受到报纸批评的地委、县委也作了检查和改进。如天津地委、大名、晋县、定县县委等，都先后检查了领导思想，扭转了干部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全力转向生产。
河北日报在纠正急躁冒进宣传上的成效，还应该继续扩大，这不只是还应该继续批判和纠正急躁冒进的偏向，而且还应深入一步，用一些具体事例来说明怎样纠正偏向，并反映和解决纠正偏向中所发生的新问题。在这一点上河北日报还没有什么介绍。例如，该报一月三日曾批评了大名县限令五天合并张希顺、贾建明两社的错误决定，大名县委也作了检查批判（见三月六日该报）。这里对于张希顺、贾建明两社如何纠正偏向，纠正偏向中发生了什么问题，等等，就应该作为典型，深入报道，给农民群众具体地指明前进的道路。事实上，纠正互助合作中的盲目冒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要经过一些曲折斗争过程的；甚至在干部群众中会发生一些思想波动，或以强迫命令来反对强迫命令。例如，河北省大名县后齐庄六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纠正偏向中“一轰而散”后，附近村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有的农民，发生“等待散伙”影响生产的现象，甚至有的农民因为看到纠正偏向，便误认为“单干比互助强”。河北日报应及时注意这方面的新情况，选取一个村一个社的典型事例，对干部群众进行深入的宣传。在这一方面，山西日报的宣传是比较集中和深入的。例如五月十五日该报曾集中地报道了四个社纠正偏向的好坏典型，并以“李喜庆社纠好了马彪社纠糟了”作为“纠正急躁冒进偏向中的两样作法两个结果”的实例，来具体地教育干部群众应如何进行纠正偏向。在这几篇报道中深刻地反映了有的干部以强迫命令反对强迫命令的错误，提出了当前纠正偏向工作中一个重要问题。如对潞城县委会干部江潾秀、三区区委书记戴宝福在纠正上黄村办社偏向时制止农民退社的揭发，以及对武乡县委会干部郝炎云、韩保娥在纠正大河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冒进偏向时“硬要迁就办下去”的揭发，都给干部以活生生的教育，说明以强迫命令纠正强迫命令的作法，是行不通的。可惜该报在解决问题方面，即如何纠正偏向的办法方面报道得太抽象，只说“经过两天时间，在社员中宣传了党的互助合作政策，酝酿了纠正偏向办法，……”等等。对于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报纸是不应该轻轻把它放过去的。因为，对于如何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纠正办社偏向，是有很多县区干部不懂得的。据唐山专区正副县长十三人测验的结果，及格者只有三人。而黑龙江克山县二百二十二名区干部中，对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一点也不懂的就有一百六十一名。这种情况就更要求我们的报纸，在与揭发批判同时，还必须注意选择典型，划清政策界限，具体地指明应该如何纠正偏向，如何稳步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真正把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偏向的过程，作为一个具体地宣传党的互助合作政策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正是很多报纸作得不够的地方。
教育农民积极而又稳步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地进行农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党报在今后农业生产宣传中一项主要的建设任务。各地报纸特别是农民报纸应该十分重视这个任务，采用各种方法，努力把互助合作运动报道的水平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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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抚松县委重视干部理论学习
中共辽东省抚松县委一贯重视干部理论学习，三年来提高了干部政治理论水平，改变了机关面貌，已受到辽东省委的表扬。
该县在一九四九年初，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曾先后抽调了大批干部入关，同时吸收了不少新干部。但新干部政治水平低；原有干部又骄傲自满，不安心工作；许多干部都感觉抚松偏僻，水土不好，易患地方病，留在抚松“无前途”；另外，在企业部门中旧职员占百分之八十，雇佣观点很浓厚。
抚松县委鉴于上述情况，根据上级指示，决定组织干部学习，在当年八月就正式成立机关业余政治学校，首先组织了“社会发展史”的学习。
学习初期由于领导缺乏经验，编班不恰当，教员不固定，且无讲授经验，学员听不懂，学习制度也极不完善；因而学习时学员愿来就来，愿走就走，使学习陷于严重松懈自流状态达三个月之久。
为了克服这种现象，县委在一九四九年末及一九五○年初，曾先后举行学习模范的表扬奖励大会，以提高干部对学习的认识，并认真地研究了干部学习中的问题，作出了改进学习的计划。同时规定党组织的总支、支部必须定期讨论干部学习问题及保证学习的具体办法。此外，还吸收了各部门负责干部，组织机关业余学校管理委员会，以加强具体领导。
这一系列的措施，对改进干部学习帮助很大，但对许多不重视学习的干部说来却是一个约束。他们有的说：“别的县没有组织干部学习，单是抚松‘出洋相’，为了‘抢尖’，给干部增加‘额外负担’”；有的说：“理论学习不顶事，不能提高业务，涨不了工薪”；还有消极抵抗的，在讨论会上一言不发；有些部门如银行、税局的负责同志，对干部学习也不予以支持，认为“妨碍工作”，甚至在支部布置学习时，就着重布置业务以示对抗。
县委研究了这些思想障碍，又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特别强调了思想领导，并以身作则，引导干部端正学习态度。如县委书记赵日学同志除了亲自找些不重视学习的领导干部进行个别谈话外，还亲自召集支部书记联席会，批判了把保证学习当成“额外负担”的错误看法，并具体向各支部书记布置任务，要他们加强对学习的监督和检查，并及时批判错误思想，加强思想领导，以保证学习制度的坚持。县委本身也加强学习，按时听课、讨论。县委书记赵日学同志虽在病中也照样关心学习，作动员报告，组织会议，研究和布置学习等。县委本身的积极认真的学习态度，给了干部们以良好的影响。各机关支部也不再喊学习是“额外负担”了，并认真负责地去整顿学习。有些原来比较落后的单位，如税务局也逐渐变成学习较好的单位了。学习中的“歪风邪气”逐渐敛迹。从一九五○年的三月份起，干部理论学习的基础，就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逐渐稳固。
在学习基础初步奠定之后，接着来的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改进学习方法，把学习逐步引向正规的问题。为此县委书记和宣传部长除在每个新的课程开始时，注意认真作动员启发报告之外，许多县委委员都分任教员，给干部们上课。讲课中特别注意了联系实际，针对学员的思想情况和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讲授，深受学员欢迎。到一九五二年冬，省委指示配备专职教员。县委即认真挑选了干部，设置了三名教员和一名夜党校专职干事。今年年初又把专职教员增加到五名，这对干部学习的正规化起了很大作用。
理论学习经过长时期的坚持和不断改进，现在已可以明显地看到成绩。参加学习的人数从原有二百来人增加到六百四十余人，占机关干部总数百分之八十四以上，学习情绪很高。如过去大家认为卫生技术部门的政治理论学习最不容易组织，因为这些部门许多人都背着“技术走遍天下”的包袱；但在抚松县却已出现了新的情况，卫生技术干部的政治学习取得了显著成绩。如在一九五○年春，上级分派了一批沈阳医科大学毕业生来抚松研究水土病。这些刚出大学，刚离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来到这偏僻的地方，生活不习惯，情绪普遍不安。因此给群众治病时，不负责任，不耐心，引起群众极大不满。后来经过党对他们进行许多工作，组织政治学习，特别是学习了党的历史后，卫生院的面貌就大大改变了。许多干部认识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的危害，基本上克服了怕吃苦的思想和单纯技术观点，加强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心和决心，改善了对群众的关系。如助产士郎洁同志在该县大营村工作，经常深入群众，并向妇女们讲解妇婴卫生常识；孕妇临产不管白天黑夜总是听到就去。大营村周围都知道这位忠诚为妇女服务的郎洁同志。当她调离该村时，妇女们对她恋恋不舍，含泪送别。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不安心工作，计较个人得失、待遇的现象，在许多部门中已基本上克服了。如现任武装部部长白玉山同志过去时常计较待遇，情绪不高，在学习了高岗同志的“荣誉是属于谁的？”之后，觉得这个报告正像批评自己，以后工作有了很大转变。有些中学教员过去说：宁愿做三个钟头工作也不愿学习一个钟头；现在则已感到学习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通过学习培养了大批干部。该县一九五二年提拔了八十九个干部，其中有学习模范二十三人，学习积极分子五十九人。
为了推广抚松县委领导学习的经验，并以此教育其他的市县，辽东省委曾对该县的干部学习情况作了一次系统的了解，认为抚松是辽东省组织在职干部学习的一个范例。
自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发表后，辽东省委要求各市县党委和省直属机关党委总支除研究中央指示及人民日报社论“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经验是全党干部的重要任务”外，必须根据抚松县委领导学习的经验，把各该市县的干部学习作一次检查，切实加以整顿，订出计划，克服自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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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春季爱国卫生运动结束
为了给今年全年的爱国卫生运动打好基础，全国极大部分地区今春都进行了一次春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现在各地运动都已结束，转入了经常性的卫生工作。
在这次突击运动中，大部分地区都整顿和健全了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各级组织；改善了环境卫生：清除了冬季积集下来的大量垃圾和粪便，疏浚了沟渠，填平了洼地；并修建了大批水井和厕所。这次突击运动特别着重进行了消灭病媒昆虫的幼虫的工作。各地都展开了大规模的挖蝇蛹运动。天津市二十万市民参加了挖蛹运动，从三月二十五日到四月底，已挖了二十五吨重的蝇蛹。人口较少的安东市，在突击运动中也挖了三十一吨蝇蛹。沈阳市在一个月中挖了五十七吨。江南很多使用马桶的地区实行了“粪缸下地”的办法，消除了苍蝇孳生的条件。不少地区的群众创造了各种消灭蝇蛹和孑孓的方法。
大部分地区和单位的领导人对这次突击运动是认真负责的。这是突击运动能做好的主要因素。例如辽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亲自组织省级及锦州市级机关一千二百多工作人员挖蝇蛹。旅大市市长和中共旅大市委员会的负责人都深入居户、工厂中检查卫生工作。所以这些地区的卫生工作都做得很好。但也有少数地区和单位的领导人强调生产任务重，不重视卫生工作，使这些地区和单位的突击运动未能收到成效或根本没有开展起来。这次突击运动中的许多事实，再度说明了卫生工作和生产可以结合起来，而且对生产有直接的好处。例如沈阳毛织厂，由于工厂领导方面重视卫生工作，工人患病率大为减少。随着卫生状况的改善，生产上也出现了新的气象。该厂生产呢子、哔叽和毛毯，以往影响产品质量最大的是“色花”和“污浸”，而“色花”和“污浸”大半是由于机器和室内不清洁所造成的。自从开展春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以来，该厂把擦洗机器和“优良产品运动”结合起来，“色花”大大减少，今年三月份的质量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七。
各地在这次突击运动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对发动群众参加卫生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吉林铁路管理局由于出动了大批卫生防疫人员深入职工住宅宣传，所以群众都能自觉地积极参加卫生工作，卫生状况大为改进。去年爱国卫生运动中的死角——通化车辆段，在这次突击运动中已经完全改变了过去不卫生的情况，他们已有条件向铁路系统的卫生模范单位发出挑战书。佛子岭水库指挥部的卫生科在突击运动开始时，特地编印了二千份通俗卫生常识课本，发给工地上的职工，使工地职工普遍受到了卫生教育。形象化的宣传更受群众欢迎。南京、武汉、开封等地利用说明苍蝇生长过程的标本和模型向群众宣传，推动了挖蝇蛹热潮。
去年评选的卫生模范在突击运动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南京市的全国甲等卫生模范鲁大妈经常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许多群众提出要学习鲁大妈的榜样。全国乙等卫生模范单位——锦州铁路管理局第二小学不但执行了既有的卫生制度，并且和教学、保健等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带动了全锦州铁路局的铁路学校及辽西省的大、中、小学校的爱国卫生突击运动。去年被评为全国丙等卫生模范单位的重庆市王家坡的群众，采取互助及互相检查的工作方法做好了卫生工作，在当地起了很大影响。
据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派赴浙江、江苏等九个省份及上海等四个城市的检查组的报告，在这次突击运动中，基本上已扭转了过去机关的卫生工作落后于居民群众的局面。但工厂仍是落在后面。城市的卫生工作一般说来比农村做得好。部队系统这次突击运动做得很好。
在检查组到过的地区中，大部分地区还存在着下列共同的缺点和偏向：对饮食行业及有关公共卫生的行业的管理工作做得较差，对上述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具体指导和卫生教育工作也做得不够；集体宿舍的卫生状况不好；有些地区在卫生工作中有强迫命令作风。这些缺点和偏向正在逐渐纠正中。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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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丰饶的康藏高原
新华社记者 郗平
在我国西南边疆，有一片平均拔海四千公尺以上的高原地带，这便是著名的“世界屋脊”康藏高原。
土地辽阔，是康藏高原的特色之一。从唐古拉山下到喜马拉雅山麓，要走四十多天；从拉萨骑马到阿里地区的噶大克，大约要两个月。这里有着无数高耸入云的大雪山，遮天蔽日的森林，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广阔的农业区。三月里，当北部牧区还是严寒的冬季，牧民们还没有把羊群赶到大草原去的时候，中部河谷地带已经百花盛开，农民们正在田野里紧张地进行春耕播种，而在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波密南部地区，却已进入炎热的季节，早熟的大麦、油菜即将收割了。
康藏高原的物产，有生长在拔海四千三百公尺高地的耐寒作物青稞，有适应高温多雨地区种植的水稻，还有热带的产物——香蕉和柚子。麝香、鹿茸、虫草和贝母，是康藏高原名闻中外的特产，水獭、猞猁、狐、虎、豹等名贵皮毛，也有大量出产。西康西南部和西藏喜马拉雅山区的原始森林，更是高原上的财富，仅某地森林区可供建筑用的木材就约有一百一十亿立方公尺。各地已被发现的矿产有数十种之多，许多稀少的工业原料，都在高原上大量蕴藏着。康藏高原所产的花岗石，花纹美丽、质地坚硬，是最好的建筑材料，西藏著名的建筑物如布达拉宫和扎什伦布寺，都是用花岗石砌成的。雅鲁藏布江和南部山区中的大小激流都是天然的发电动力，各河流和湖泊里并盛产各种鱼类。康藏高原北部星罗棋布的内六湖，是取之不尽的食盐和硼砂的产地。每年夏天，牧民们便赶着牛羊到那里取盐，在干涸了的盐湖里，盐层像冬季的积雪一样。
高原上有广阔的天然牧场——著名的康北牧区和藏北“羌塘”牧区。草原的面积约占整个康藏高原的三分之二，很多的牛、羊放牧在这些牧草肥美的草地上。各牧区出产的羊毛、皮革、酥油和肉类，除供应高原上人民的需要以外，每年还大量外销。每当草肥畜壮的秋季来临时，牧民们便把各种牧产品用牦牛和驮羊运到农业区去交换粮食和各种日用品。冬季里，成群的野马、野鹿、羚羊、熊、猞猁、狐狸等野兽从北方湖沼区来到高原上，牧民们便开始了狩猎生活。
高原上还有广大的农业区。在西康西部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两岸和波密地区的河谷地带，到处是良田。西藏中部雅鲁藏布江和拉萨河流域的冲积平原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被称为“西藏粮仓”，这里每年出产的粮食占西藏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许多寒带和热带的农作物和果类，在高原上都能生长。高原上出产的青稞和小麦，颗粒肥大，有高度的抗寒和抗旱能力，是优良的农作物品种。
康藏高原上各种丰饶的天然富源，过去是帝国主义掠夺的目标。在这里居住的藏族人民，虽然每年辛勤劳动，仍然过着贫困的生活。自从一九五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进藏部队的帮助下，西藏和西康西部地区的农业、牧业、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都已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高原上过去没有学校和医院，现在已经设立起民族学校，各主要城镇已设立或者正准备设立医院和门诊所。中国人民银行在西藏和西康发放了无利农、牧贷款和低利手工业贷款。国营西藏贸易总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了西藏积压多年的和解放后出产的羊毛。去年康藏高原的主要农业区，获得了十年来从没有过的丰收，青稞和小麦的产量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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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西康藏族自治区汉族干部学习藏文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一级和康定县一级机关的一千一百多汉族干部，已在五月初开始分班学习藏语藏文。中共康定地方委员会书记苗逢澍、副书记李春芳和各机关的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一正规化的学习。自治区人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康定在职干部藏语藏文学习委员会，每班都聘请有精通藏族语文的藏族人士担任教授，每周学习两次。他们计划平均每天学会一句藏语，五、六两个月学会藏文三十个字母和拼音。在开课前举行的藏语文学习动员大会上，中共康定地方委员会副书记李春芳着重指出汉族干部要虚心向藏族人士学习，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阿旺嘉错（藏族）也号召藏族干部在这一学习中应全心全意地帮助汉族干部。
新疆吐鲁番成立第一所中等学校
新疆吐鲁番盆地第一所中等学校已在吐鲁番县成立。吐鲁番盆地包括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三县，过去没有一所中等学校，维吾尔族人民的子弟在受完小学教育后，除了少数家境富裕的学生到近四百里地的迪化市去读书外，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没有求学的机会。一九五二年新疆省人民政府拨款修建了吐鲁番中学。今年春天已有二百五十个男女青年入学，其中一百七十多名享受全部公费的待遇。吐鲁番中学有十二座教室、四十多间宿舍以及图书馆、饭厅等，还有宽大的运动场和校园。教室是根据吐鲁番特有的气候建筑的，室内有过冬的壁炉设置，室下有适应酷热气候的地窖。最近吐鲁番的气候已十分炎热，学生们都下地窖温习功课、开讨论会。
沈阳举办工地保健员训练班
为保障广大建筑工人的健康，沈阳市人民政府举办了基本建设工地保健员训练班。训练班已在五月十五日开学。参加学习的学员共有一百零三人，都是十六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学习时间为一个半月，毕业后将分派到各工地协助医师进行救护及预防保健工作。沈阳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建筑工程局和中共沈阳市委员会基本建设处等部门的负责人员都亲自担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