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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关心群众生产，领导群众生产
——中共山东胶河县桃源乡总支部工作介绍
“桃源乡变了样。生产搞的好，互助是榜样。”山东胶河县八区农民群众对桃源乡都这样称赞着。生产一定要有领导
桃源乡是一九四四年解放的老区，位于障日山下，多是丘岭薄地，原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新政权，发动群众进行了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了生产，农民生活逐渐得到改善。后因一九四七年蒋匪的掠夺和一九四八年的先旱后涝，造成了一连三年的严重春荒。最严重时全乡断粮户约达百分之八十，群众靠吃野菜、树叶维持生活，有的讨饭吃，有的准备外出逃荒，眼看地都种不上。但是桃源乡的支部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决定在村里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领导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当时任桃源村支部书记的王桂仁同志（后任该乡总支部副书记兼供销合作社主任）自己经常到各灾户去，了解情况，具体帮助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同时，又领导供销合作社全力为生产救灾服务，在春荒期间，供销合作社借给本村和邻村的灾户地瓜乾一万余斤，并借给群众两千余斤高粱，七百多斤小麦进行副业生产。为了及时种上春地，王桂仁还组织互助开展春耕生产，并由合作社买来小白菜、方瓜等种籽贷给群众，种了大量的早熟作物，解决了麦收前的生活困难问题。在生产救灾中间，王桂仁家生活也很困难，群众评议要发给他救灾粮八十斤，但王桂仁再三谢绝了，愿意自己吃些野菜，多救活几口人。由于王桂仁和支部积极地领导了群众生产救灾，所以全村群众胜利地度过了严重的灾荒。这就实现了党的“不荒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的号召。群众都感激地说：“要不是党的领导，要不是王桂仁带领咱生产自救，咱村子上还不知得饿死多少人啦！”
一九四九年秋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后，党员、干部中曾开始产生了“土改分了地，战争已胜利，革命无啥干”的思想。党就适时地提出了领导恢复与发展生产的任务。这时有些党员便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心想：“谁还不会生产，真是无事找麻烦。”又想：“上级领导土地改革翻身分了地，打垮了蒋介石，样样都正确，还能不相信吗？”但对区委布置领导农民改楂子增种豌豆的任务，心里老觉着不对头。可是又想：“党员、干部应该带头，管怎么也得干呀！”耿世凯（当时的村长）带头将准备种玉米的二亩豆楂地改种了豌豆。党员李福文等也都改种了一部分。群众中也有这样作的。第二年，改楂子的豌豆丰收了，耿世凯的二亩地就收了五百九十二斤豌豆，这件事使干部、群众受到了实际的教育。秋季天旱，乡总支发动农民抗旱泼地，增种了豌豆、小麦五百余亩，第二年又得到了丰收。从此，使党员干部明确了“生产一定得领导”。当生产有了发展时，就提出了怎样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但是县、区党委在这期间忽视了对党员、群众进行这一方面的教育，放松了对互助合作的领导，所以曾在一部分干部和党员群众中，开始滋长了富农剥削思想，并发生了雇工、放债等剥削行为。到一九五一年，全乡八十一个党员中，就有十六个雇工。有的在互助组内公开反对记工算账，企图剥削别人。秋季乡支部副书记、合作模范工作者王桂仁（原村支部书记）出席了山东全省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听了全国劳动模范吕鸿宾互助组的介绍，明白了农民只有“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才能使大家生活富裕。接着乡支部委员耿世凯以及村支部委员孙德喜等人陆续到地委的党员训练班和县委的互助合作训练班学习，也明确了农村生产发展方向。这些党的干部回乡后，就向全体党员及团员作了报告，启发引导党员联系过去的生活，讨论了“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问题。村支委孙德文在会上检讨说：“我确实是忘了本；旧社会时俺家当佃户，俺祖父给地主家挑水，因为看了地主小婆子一眼，地主要挖他的眼睛；后来，请了客，赔了‘礼’，以后挑水戴上‘驴矇眼子’才算完事。现在我也想剥削人了，真是对不起党。今天，我向党表示：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带领群众‘组织起来’，走向社会主义。”雇人的王乐田、王升先等也纷纷作了检讨，并表示：一定“组织起来”，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会后，支部在群众中认真地宣传“组织起来”大家富裕的好处。经过深入宣传，许多农民参加了互助组。以后，在区委直接领导帮助下，王桂仁又带头组织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一九五二年，王桂仁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得了农、副业增产两成的成绩，向广大农民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在组织生产合作社时曾说过“兄弟爷们还要分居，合作社净是胡来”的农民，这时也认识到“到底是合作社收的粮食多”了。全乡农民纷纷要求参加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
要走群众路线来领导生产
“组织起来”了，但怎样才能领导得好呢？从一九五二年春开始，乡支部便开始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从检查总结过去的工作入手，找出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大家认为：过去种豌豆、锄小麦等工作所以搞的不错，主要是因为干部、党员和团员能够带头作出了样子，用活生生的事实来教育组织群众。同时也注意了解和解决群众的具体思想和具体困难问题。可是去年领导互助组怎样呢？干部、党员自己对记工算账思想就不通，所以对互助组里的问题也不愿去了解和解决。区委布置了任务，回来就开上个党员、团员大会和村民大会，照样讲一讲，群众接受不接受就不管。因此，群众反映：“开个会和‘上客’一样，一开半夜，就是没解决问题。”布置工作后也不检查执行情况。结果，有些互助组因为工价过低（市价一万，组内四千元）和干活的先后矛盾等问题便垮了台。
通过总结，乡支部接受了这些经验教训，并进一步研究出转变作风，加强对互助合作运动领导的办法。第一、由王桂仁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作出样子，让大家学习。同时，乡总支加强对王成章互助组的领导，借以取得经验，指导全乡互助工作。党员、团员要参加互助组并模范地执行等价互利政策。第二、加强党、团员、劳动模范、互助组长和互助组等小型会议的活动，尽量少开村民大会。第三、乡支部委员分工掌握一个村、一个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一问题在王桂仁是早已明确认识了的，他时常这样说：“只有走群众路线，才能做好工作；只有给群众办好了事，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群众的呼声到不了自己的耳朵里，这就无法做工作，只有了解了群众的意见、要求，才能给群众办好事情。”因此王桂仁始终和大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群众有话也就愿意对王桂仁说。例如：去年就有社员提出这样的意见：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自由，孩子想吃点地瓜也不能随便到地里刨。王桂仁听到后便领导社务委员会进行了讨论，作出决定：在统一刨地瓜前，允许社员们刨少量地瓜给孩子吃；并计划今年种一亩半芋头给社员的孩子吃。有的妇女提出：怕干活多，抗不了。社务委员会就研究确定：今后一方面要对妇女加强劳动光荣的教育；另一方面，要照顾妇女特殊困难。这就进一步加强了生产合作社与社员的关系。
王桂仁说：“革命是大家的事，必须发动大伙起来办；要发动群众，首先应作好宣传工作。”因此王桂仁和其他支部委员进行工作时，总是采取说服动员的办法，同时又用活的样子来推动大家去作。一九五二年打井工作中，因群众没有打井习惯，就产生很多思想顾虑。例如：怕打不出水来，怕用工太多打不起。而大部分干部对打井也缺乏信心。这时王桂仁首先说通干部的思想，在支部委员会上讨论了具体办法。然后向群众进行防旱、抗旱爱国增产的教育，又亲自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用四天时间打了一眼井，安上水车浇麦子。群众见了十分羡慕，并增加了打井的信心，许多互助组就动手打井了。支部又帮助各互助组解决了打井中的具体困难。全乡打井十六眼，眼眼都能安上水车浇地。推广肥田粉时，大家不愿使用。王桂仁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在自己的田里分别试验。结果：没有下肥田粉又没有浇水的每亩收粮一百一十四斤；下肥田粉没浇水的收粮一百二十斤；又下肥田粉又浇了水的收粮二百三十余斤，增加产量约一倍。这使群众了解了：“不是肥田粉不管用，是咱用的不得法。”从此大家都学着使用肥田粉了，推广密植法时，也是采取这个方法。在群众一时还不能觉悟时，王桂仁又善于等待，继续用活的事实进行启发教育。所以许多农民说：“听王桂仁的话没错！”“一样的话，王桂仁说出来就是好听，能说到咱心上。”
许多干部和党员，也都愿意和王桂仁在一起工作，他们说：“王桂仁是个榜样，和他一块工作就有进步。”
办好供销社，为农业生产服务
桃源乡的供销合作社，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这是因为在王桂仁领导之下，始终坚持了为农民生产过程服务的结果。这里举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供销社对农业生产的作用：花生是桃源乡的土产，按一般年成全乡可产二十万斤生米，约有十五万斤需要出售，就由合作社负责推销。食盐等是群众主要的生活资料，就由供销社供给。
王桂仁还经常教育供销社的干部，如何把供销社办得更好。田德顺是供销社负责人之一，工作中大公无私，认真负责，有经营管理供销社能力，对供销社贡献很大。但是有比较严重的缺点：有单纯营利观点，作风也不民主，态度生硬。有次为了多赚几个钱，擅自提高豆饼价格，引起干部和群众的不满。王桂仁就耐心地对田德顺进行教育，田德顺终于转变好了，供销社的工作因此做得更好了。田德顺也被选为供销社副主任。
支部每次开会都了解研究一下供销社的工作和群众的要求。王桂仁有了困难，就向支部提出来，要求帮助克服困难。一九五一年秋种，全村农民因要争取丰产，需要大量肥料，全乡就需豆饼四万余斤。但按社的油房的出豆饼量计算，要缺一万八千斤，如果加班多产，又没有豆子。支部研究后，就发动党员、干部和群众，克服了没有豆子的困难。供销社也发动工人，分两班日夜工作。
桃源乡供销社两次获得了全县模范供销社的光荣称号。王桂仁本人，光荣地被评选为合作模范工作者。
一切工作围绕生产互助中心工作来进行
桃源乡总支部，在去年领导互助生产中，还获得了一个经验：即坚持以生产互助为中心工作，结合完成其他工作。
这一经验的取得，大体过程是这样：麦收之前，按照整个工作以及生产季节，需要很好的检查总结春季生产，整顿互助组织，制订夏收夏种生产计划。但当时任务非常多：供销社要民主整社；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要与供销社订结合合同；全村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武装部门要整理民兵和评选模范等。这么多的工作，一个个的搞了很长时间。支部委员会在区委的帮助下，对此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确定：必须坚持以生产互助为中心工作，并想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结合完成其他工作。具体办法：通过检查总结春季生产，开展评比运动，贯彻制订计划，发动生产竞赛。为了吸取经验，指导全面，先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王成章互助组作出样子来教育全村农民。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评比运动，迅速地提高了社员的觉悟，并检查出男女未同工同酬等问题。王成章互助组经过评比运动，使组员亲眼看到了互助的好处，也检查出了一些工资未及时清理等问题。同时他们都订了和供销社订结合合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等计划。这时支部就召开会议，介绍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王成章互助组的评比经验。会后，全乡评比运动即普遍展开。各互助组评比结束后，又开了两次组长会议，评出了先进组，并以一个组为目标，展开了竞赛。这样作，巩固提高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保证完成了夏收夏种任务，在夏收期间有二十三个互助组与供销社订立了结合合同，完成了小麦存实四万多斤的计划，清除了不必要的厕所四十八处，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也整理了民兵。这样干部又学会了一个领导方法。
生产变了样，桃源乡也变了样
桃源乡原来是一个土地贫瘠的穷困地区，由于乡、村支部和王桂仁坚持执行了“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由十二户发展到七十九户，常年互助组增加到三十一个，还有季节互助组。全乡土地的平均产量就由解放前的每亩一百二十斤增加到一百六十四斤。因此农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过去终年吃糠嚥菜的三百多户贫困农民，现在不仅吃上了地瓜乾，而且还可以吃上一半粮食。过去孩子们穿着破破烂烂衣裳，现在穿上了花布衣服，青年男女也换上了细布袄。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文化生活也在逐年变化。过去，全乡无一处小学，现在，有初级小学还有完全小学，而且村村有民校。小学里的学生，由一九四八年的二十名，增加到一九五二年的一百四十二名。全乡的耕畜已由解放前的六十六头，迅速增加到二百零六头，并有了骡和马，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犁、耙、小车等主要农具也由过去的二百八十二件增加到五百五十九件。大家高兴地说：“俺庄确实有了新模样；从土地到产量，从吃饭、穿衣到文化生活，从牛、马到犁……一切都大大变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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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斯大林论批评与自我批评”
周静
经常地温习我们最敬爱的导师斯大林同志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言，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这因为我们在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多缺点；而斯大林的教言，正是帮助我们克服这些缺点的武器。
斯大林教导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布尔什维克党底基础”，“是推动我们向前发展的重大力量之一”。他称一些讨厌批评的人为“涂了漆的”人。他说：“这些‘涂了漆的’共产党员与我们党底精神、与布尔什维主义底精神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三反”运动和在“三反”基础上广泛展开的全国范围的反官僚主义斗争所揭发出来的许多事例说明，“涂了漆的”共产党员，在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中，也是存在着的。这些人习惯于隐恶扬善，报喜不报忧。他们说起成绩，头头是道，十分具体；谈到缺点，就吞吞吐吐，非常抽象；对于群众的批评，往往是置之不理，或抓住批评中的个别枝节问题推翻全部正确的批评。更有些人根本失去政治的嗅觉，违反党的政策，既不接受党的批评，也不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他们把自己领导的单位当作独立王国，违法乱纪，为所欲为，只准别人说好，不准别人说坏。工作得稍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要求人家为他们大事鼓吹；但当有人揭发他们的缺点时，就像剥开了他们头上的烂疮疤，大发雷霆，对批评者进行压制、打击、报复。这些人应该在刘青山、张子善事件中，在黄逸峰事件中，在王振海事件中获得最沉痛的教训。事实证明，凡对批评采取这种错误态度的人，就等于把自己引上与党与人民相对立的死路。
斯大林是这样说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正确原理的：“我们布尔什维克是批评全世界的，用马克思底话来讲，我们是翻天覆地的人，如果我们为了某些同志底安宁而放弃自我批评，——那末除了断送我们的伟大事业以外，就不会有任何结果”。又说：“布尔什维克底责任不是掩盖自己的错误，不是逃避有关自己错误的问题，如像我们这里所常有的情形一样，而是诚恳和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诚恳和公开地定出改正这些错误的办法，诚恳和公开地改正自己的错误。”又说：“让党、让布尔什维克、让我国一切诚实的工人和劳动分子来揭露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建设中的缺点吧，让他们指出消灭我们缺点的途径，以便我们工作中和我们建设中不再有停滞、糟糕、腐败的现象，以便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的全部建设一天天地改善并且从成功走到成功吧。”
斯大林的教言告诉我们：批评是促进党的进步和国家建设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批评必须受到保护支持，任何阻碍、压制批评的行为都是不能容许的。
批评的经常性不够，是我们普遍存在的缺点。有许多人把批评当作应付某种政治运动的手段。这些同志，正如斯大林所说：“认为自我批评是转瞬过去的现象，是一种时髦品，它与普通任何时髦品一样一定很快就会过时的”。因此，他们在运动来到时，就进行一下批评，甚至当众痛哭流涕。但运动刚过，就旧病复发，把党的政策、群众的批评和自己的自我检讨一起扔到九霄云外。斯大林说：“这些同志是完全错误了。其实自我批评是布尔什维主义武库中不可分割的和经常运用的武器，这个武器与布尔什维主义底性质本身、与它的革命精神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
由于批评的不经常，许多同志至今还没有养成批评的习惯，经受不起真正严格的尖锐的批评。这情形，就像长久闭门幽居不接触外界新鲜空气的人，稍遇风寒就容易伤风感冒。显而易见，经不起风浪的人，是不能前进的。
我们总是指望不断地前进，我们总是指望不断地改善和发展我们的工作。唯其这样，斯大林下述这些话就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在心：
“要知道我们的发展并不是平平稳稳、一直上升地前进的。不，同志们，我们这里还有阶级存在着，我们国家内部还有各种矛盾，我们有过去的东西，我们有现在的东西和将来的东西，它们之间有各种矛盾，因此我们就不能在生活浪潮中一帆风顺地前进。我们的前进是在斗争中、在矛盾底发展中、在克服这些矛盾中、在揭露和消灭这些矛盾中进行的。
“当阶级还存在着，我们决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竟致可以说：啊，谢天谢地，现在什么都好了。同志们，这种情况我们是决不会有的。
“我们生活中总是有什么东西在消亡着。但是消亡的东西，不愿意简单地死去，而要为着自己的生存作斗争，坚持自己已经衰败的事业。
“我们生活中总是有什么新东西在生长着。但是生长的东西，不是简单地生长起来的，而是喧嚷着，叫喊着，争取自己的生存权。
“新东西和旧东西之间的斗争，垂死的东西和新生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发展底基础。如果不像布尔什维克所应有的那样公开地、诚恳地指出和揭露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我们就会断绝自己前进的道路。但我们是想前进的。正因为我们想前进，所以我们应当提出诚恳的和革命的自我批评作为自己极重要的任务之一。不这样作，就不能前进。不这样作，就不能发展。”
有些人，能接受上级的某些的批评，不能接受来自下面的群众的批评。他们在上级的批评指责面前，表现心悦诚服，一口承认错误；但当下面的同志一触动他的缺点，就暴跳如雷，千方百计地压制批评。也有些人，要求十全十美的批评，如果批评不是十全十美，就不接受。
斯大林说：“这是不正确的。这是危险的错误。只要把这个要求试提出来，你们就会塞住成千成万愿意纠正我们的缺点但有时还不善于正确地表达自己意思的工人、工人通讯员、农村通讯员底口。这便是死路，而不是自我批评。”
斯大林特别教导我们要经常地细心地倾听来自下面的批评。他说：“即令批评只包括着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那末就是这种批评也应该欢迎，细心地倾听，抓住其中健全的核心。”
显然，我们在这几个基本问题上是不能糊涂的。第一，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需要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也就是说要群策群力，才能做好。人民群众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而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则是有限的。第二，革命在一日千里地猛进，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在一日千里地猛进，因此，克服前进中的大小障碍是十分迫切需要的，因此，就十分需要人民群众随时随地对我们提出批评。第三，批评本身是提高我们自己，同时提高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能力的手段，像这样对我有益的手段，我们应该尽量地利用。
实际的情况也正是这样。凡批评得到开展的地方，群众的政治责任感就强，那里的工作也就做得好些；凡批评展不开的地方，群众的政治责任感就低，那里的工作就差，漏洞就多。
但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并不是到处都能顺利地展开的。恰恰相反，它却到处会碰到阻碍。马林科夫同志说：“以为自下而上的批评能够以自流的方式自动展开的看法，是错误的。只有在每一个提出健康的批评的人能够确实知道他可以得到我们组织的支持，确实知道他所指出的缺点会真正去掉的时候，自下而上的批评才能展开，才能生长和扩大。”这些话对我们是非常深刻的。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最主要的障碍，是我们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在我们党的队伍里的官僚主义。斯大林说：“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是最危险的一种官僚主义分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以党员底称号来掩饰自己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官僚主义则要做站在人民之上的老爷。毛主席说：“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官僚主义则不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把人民群众的意见当作耳边风；毛主席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官僚主义则言者有罪，闻者不戒。这种作风与我们党的作风、工人阶级的作风有什么丝毫共同之点呢。
反官僚主义的经验证明，官僚主义对我们党和国家所造成的损害及其危害性是无法估计的。为了肃清官僚主义的毒害，吸引千百万群众来进行从下而上的批评，斯大林说：“就必须在工人阶级一切群众组织里，而首先在党本身内部展开无产阶级的民主。”“除了组织党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监督以外，除了培植党内的民主以外，是没有而且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办法来反对这个毒害的。”
当然，斯大林并不是说，需要自我批评，就无须有劳动纪律了。他说：“这不是批评，而是对工人阶级的嘲笑。”需要自我批评，“是为了巩固劳动纪律，为了使劳动纪律成为自觉的劳动纪律”。当然，斯大林也并不是说，有了自我批评，就不再需要领导了。他说：“这不是自我批评，而是可耻。”需要自我批评，“是为了加强领导，为了把纸上的和没有威信的领导变成有生命的和真正有威信的领导”。斯大林说：“我们的自我批评底目的是培植党性，巩固苏维埃政权，改善我们的建设，增强我们的经济干部，武装工人阶级。”“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的一种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提高工人阶级底文化程度，发挥它的战斗精神，巩固它的胜利信心，增加它的力量，帮助它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
斯大林同志上述教言教导我们，为了更加顺利地把我国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必须更广泛地、更经常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密切结合当前工作，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以便提高全国人民主人翁的自觉，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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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开始调整全区工业性质中等技术学校
华东区已开始进行全区工业性质中等技术学校的调整工作，以便更有效地培养中级经济建设技术人才。这次调整工作，主要是为了加强工作的计划性，克服盲目性，集中统一领导关系；明确工业性质中等技术学校的培养目标，并设置专业；在调整整顿的基础上，再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调整后，大部分由地方领导的工业性质中等技术学校将由中央有关业务部门集中统一领导。华东区工业性质中等技术学校调整工作委员会，正一面吸取去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经验，一面和有关业务部门反复商讨调整工作中的人事调配、实验器材和图书杂志等调拨的具体办法，争取暑假前全部完成调整工作。
华东区现有工业性质中等技术学校三十七所，学生三万四千多人。工业性质中等技术学校学生成份已有很大变化：解放初期工农成份的学生只占百分之十，现在已达百分之五十。调整后工业性质中等技术学校将有四十八所，其中三十八所由中央有关业务部门直接领导。为了适应国家基本建设的需要，在这些学校中将大力整顿土木建筑工程学校，并新建上海建筑工程学校、上海市土木工程学校和苏州建筑工程学校等。（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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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西省铁岭县
革命残废军人速成中学学员学习成绩显著
辽西省铁岭县革命残废军人速成中学的学员，正在愉快而顽强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目前，这个学校共有五百多学员，其中有二百多人曾经在战争中立过功。著名的志愿军一等功臣、曾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军功章的邱宝春，在解放战争时期天津战役中立了特等功的战斗英雄刘顺等，都在这里学习。一等残废刘玉清两只手都只有半截指头，但他仍以极大的毅力练习写字，而且经常保持着优良的学习成绩。在这个学校里像刘玉清那样顽强地学习的学员共有一百多名，不少人的右上肢被截去，他们就用左手练习写字。三十七岁的白金生刚到学校时，由于记忆力不强，做一个算术题要两三个小时，后来，他下决心每天早起和利用星期天休息时间温习功课，这样，经过了一年半的努力，他不仅赶上了课程，还当了全校的学习模范。
人民政府给这些革命残废军人安排了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这所学校设立在铁岭县风景优美的龙首山麓，校内有宽敞而整洁的教室，有设置着大量模型和仪器的理化试验室，有陈设着三十多种报纸和七十多种杂志及各种参考书籍的图书馆，还有设备良好的医务所和休养室。学员们除了努力学习外，也很注意保养和锻炼身体。四年级二班学员林富，因为截掉了右下肢，刚来学校时身体很弱，经过半年的努力，现在已能够在双杠上灵巧地玩四五种花样，身体也已强健起来。三年来，全校有二百多个慢性病患者都已恢复了健康。一九五二年年底检查身体时，学员们的体重都增加了。
学员们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两年前的文盲，现在大部分都提高到初中一年级的水平；一年半以前入学的一批学员中，原来多数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文化水平，现在也提高到初中一年或二年的程度了。由于学员们能够迅速掌握文化科学知识，这个学校从一九五零年正式成立以来，已先后培养出数百名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分配到工厂、矿山、银行、学校和农村等各种岗位上去参加建设工作。在工作中，有许多人还有了新的创造。一九五一年年底毕业的农业班学员刘盛义，现在是辽西省梨树县国营农场技术推广站的主任，他曾在一九五二年创造了水稻增产方法，使水稻产量超过当地农民一般产量一倍多，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赞扬。
今年，人民政府决定给这个学校新建一幢面积达七千平方公尺的三层大楼的课堂；高级中学将在新校舍落成后成立。与此同时，一个专供学员们游览的花园也将在新校舍附近建筑起来。（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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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全国群众歌曲评奖华东区初选结束
为了鼓励和表扬优秀的群众歌曲创作，中央文化部将于一九五三年举办三年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日）群众歌曲评奖。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局为此特组成“全国群众歌曲评奖华东区初选委员会”，由贺绿汀任主任委员，吴强、章枚、夏白等任副主任委员，丁善德、司徒汉、周小燕、董源、邓尔敬等及各省代表共十九人为委员。
华东各省市推荐参加评选的歌曲共计五十八首，先经评选小组进行初审及整理，然后提交委员会讨论通过。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的评选标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及在群众中流行的程度——对每一个作品都作了认真的分析与研究。会议自三月三十日起至四月八日止共进行十天，最后选定歌曲“太阳一出满天红”等十九首。这些歌曲大部是在民族音乐基础上创作的、新鲜的、为广大群众所乐闻的作品，并且都曾在不同的群众中流行，因此，委员会认为可以将它们提交全国群众歌曲评奖委员会评奖。同时，会上也对某些一般化的、单纯从形式上模仿民歌以及吸取民歌中不够健康的部分的作品作了批判。
锦州民间艺人为志愿军伤病员演出
锦州市民间艺人经常到医院去向志愿军伤病员作慰问演出，协助医院组织文娱晚会，并且到医院的有线广播站去演唱。从一九五二年五月到现在，他们共演出了七十三次，演出节目有大鼓、快书、小演唱、皮影调、单弦、相声等等。
为了给志愿军伤病员演唱新节目，艺人们克服了文化水平低的困难，买来了新曲艺唱本练习演唱。双目失明的老艺人何廷玉，也积极参加了慰问志愿军伤病员的演出。每次演唱完后，医院广播站的同志要用车送他回去，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们为志愿军伤病员服务的热情，使伤病员同志们很受感动，很多同志都说：“祖国人民对咱们真关心，咱们一定安心休养，争取早日出院，重返前线，用战斗的胜利来回答祖国人民的热爱。”
粤中区电影放映队下乡获得农民普遍欢迎
粤中区各地农民普遍欢迎电影队下乡放映影片，据一九五三年三个月的统计，粤中区十二个农村电影放映队共放映了五百二十五场，观众共计一百三十二万八千人。电影队在农村放映对农民所起的教育作用极大，许多地区利用放映电影配合中心工作，都收到良好效果。
峨嵋山古迹正进行整修
四川省人民政府正进行峨嵋山古迹的整修工作。峨嵋山是我国著名的避暑胜地之一。在旧中国由于军阀历年混战，峨嵋山的文物古迹多遭破坏。去年，人民政府即着手整修工作，山上还新建了各种宾馆，准备接待远道前去游览的客人。
最近，峨嵋山顶积雪已经溶化，整修工程已从山脚、山腰逐步移向山顶。工人们争取在今年端午节前，完成峨嵋山主要名胜古迹的整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