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进一步学习斯大林关于报纸工作的指示
李龙牧

斯大林领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灿烂的一生,是和报纸工作有密切关联的。党报工作是他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斯大林是在其整整一生中充分实现和发展列宁关于“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一〕这个著名定义的最好的典范。
在斯大林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第一年——一九○一年九月,他便在南高加索第比利斯城和他最初的战友克泽霍越里共同创办了第一个用格鲁吉亚文秘密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斗争报”,成为除列宁“火星报”之外俄国最好的马克思主义报纸。在南高加索进行革命工作的几年中,斯大林一直以报纸为他的主要革命武器之一。在他的领导之下,继“斗争报”之后,出版了“无产阶级斗争报”,“高加索工人小报”、“新生活”、“新时代”、“我们的生活”、“时代”、“巴库无产者”、“汽笛”、“巴库工人”等报纸。利用这些报纸,斯大林在南高加索捍卫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贯彻了反对机会主义、孟什维主义的斗争,建立并巩固了南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他早期的许多重要论文,诸如“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无产者阶级和无产者政党”,“社会民主党是怎样了解民族问题的”等,就是在这些报纸上发表的。
一九一一年开始了斯大林革命活动的彼得堡时期。一九一二年他从流放所逃出来,主持过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出版的“明星”周报。不久,便遵照列宁的指示创办了真理报,完成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列宁语)。真理报的第一期是斯大林亲自主编的。虽然就在第一期报纸出版的那一天斯大林被捕了,但不久他便从流放所逃回来,继续主持真理报的工作。在这个时期中,真理报成了“保护党性,为重新建立群众工人革命政党奋斗的核心”,随着它“成长起来的有一整代革命无产阶级”,它“奠定了布尔什维主义一九一七年胜利的基础”〔二〕。和他同时领导真理报工作的,还有斯维尔德洛夫、莫洛托夫等同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捣毁了真理报。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后,斯大林又受党中央的委托,继续领导真理报的工作,并在七月事变后真理报又被反革命临时政府捣毁的艰苦环境中,直接领导了用各种名称出版的党中央机关报,直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斯大林不能不把最大的精力放在领导刚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领导繁巨的国家工作上去,但党报工作仍经常受到他的关注。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创议和指导之下,出版了许多新的报纸;在他们的主持之下,联共中央通过了许多关于报刊的决议;并且他们都写了许多对党报工作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论文和报告。苏联的报纸工作之所以有今天这样巨大的成绩,是与斯大林的经常的直接的领导和指导分不开的。
从以上的概括的记叙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在他光辉的一生中,在党报工作上是有极丰富的实践的,在他亲自领导和主编之下,出版了全世界最好的报纸。这些丰富的实践与他的整个革命事业一道,就必然发展和丰富了布尔什维克报纸工作的理论,斯大林所写的以报纸工作为题的一些论文,系统地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报纸工作的理论问题,这个理论的宝藏永远指导着一切革命的报纸工作者。

斯大林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的最基本的原则是报纸的党性原则。还在他第一次创办报纸——“斗争报”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时,他便明确地指出:报纸“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者,必须及时向读者报道俄国的革命社会民主党所持的一切策略观点。”〔三〕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斯大林又一次指出:“报纸是党和苏维埃政权手中的集体组织者,报纸是建立与我国劳动群众的联系并把他们团结在党和苏维埃政权周围的手段”。〔四〕他用这一段话进一步阐释了他自己在联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中央组织报告”中所曾说明了的这个著名的论断:报纸,这是最有力的武器,在它的帮助之下,党每日每时地,用自己的、党所需要的语言,来同工人阶级讲话。在党与阶级之间扩展精神联系的别的工具,其他类似的灵活的机关,天地之间还没有。”〔五〕党报是党的机关报,是党的代表者,这是党报工作的根本出发点。这个论点包括两个重要的意义,即一方面党委应该懂得报纸的巨大作用,善于运用报纸,使它真正成为“最有力的武器”,成为“在党与阶级之间扩展精神联系”的最好的工具;另一方面,作为党组织的机关报,党报必须服从党委的统一领导,不能有任何闹独立性的现象。对于党报工作者说来,后一点是我们做工作的根本规则,不容片刻遗忘,而前一点的实现,也是需要报纸自己的努力的。
必须指明,党报之作为党委的机关报,并不是要变成单纯的党委的公告牌或其他类似的工具,而是要真正成为“在党与阶级之间扩展精神联系的”工具。斯大林对于斗争报的任务的规定最好地阐明了这一点的含义。他指出,“必须对一切有关工人运动的问题经常给以明确的回答,解释各种原则性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明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作用,并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光芒来照耀工人所遇到的每一种现象。”〔六〕党领导着巨大的国家建设工作,自然要有许许多多实际工作问题需要在报纸上进行宣传和鼓动。报纸必须做到这一切,才能把千百万人民组织到党所领导的实际工作中来。不可能设想报纸可以在脱离实际的基础上发生什么好的作用。但同时必须注意,报纸是一种政治的机关,它应该用党的、政治的观点来评价、分析一切实际工作,也就是说,报纸对于各种实际问题都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说明它的道理,指出它的意义,明确地从思想的高度来判明在每一种工作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以便更好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并不断提高群众的思想水平。只有这样,只有报纸能真正“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光芒来照耀工人所遇到的每一种现象”,它才能真正成为党的有力的代表机关。正因此,不断提高党报的思想性,是报纸工作者应该不断努力的首要课题。

党报之所以能成为党最有力的工具,是由于它能与群众保持最紧密的联系,由此便必然产生报纸编辑部群众工作的重要性问题。
斯大林是非常注意加强报纸与群众的联系的。他最初主办在秘密状态下出版的“斗争报”时,便积极号召格鲁吉亚工人参加报纸工作,设法保持秘密报纸与工人的密切联系。而在公开出版报纸的时候,斯大林便立刻把它组织成了与工农群众有最紧密的联系的政治机关。斯大林自己生动地记载了由他领导出版的真理报的情形道:“真理报有极多的工人通讯员。它在一年内就刊载了一万一千多件工人通信。但真理报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并不限于写信和通讯。每天都有很多工人从企业中跑到编辑部里来访问。党内组织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真理报编辑部里面。地方党支部代表常在这里同领导机关接头。各个工厂里的党工作消息往往由这里接收。彼得堡党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会的指令往往从这里转达。”〔七〕在斯大林领导之下的报纸就是如此紧密地与广大的群众保持着活的联系的。
党报与群众的紧密联系,具体地体现了党报之作为“集体的组织者”的作用。斯大林在党报工作中最好地执行了列宁这个著名的定义,并且把它向前推进了一步。当列宁在他的“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这个著名的定义时,是作为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任务的中心环节提出的。他指出报纸应该成为在当时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最重要的工具。有些人在革命胜利后便忽视了报纸的“集体的组织者”的作用。斯大林严厉地批判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列宁所讲的话在我们现在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环境中是完全适用的。”〔八〕他批判单纯强调报纸的鼓动的、揭露的作用,而完全忽视其组织作用的观点道:“纵然报纸的鼓动作用非常重要,可是它的组织作用在目前却是我们建设工作的最迫切的要素。问题不仅在于使报纸进行鼓动和揭露,而且首先在于使报纸具有全国各地的、一切工业地点和农业地点的、一切县和乡的工作人员、办事处人员和通讯员的巨大的网,使党的联系通过报纸毫无例外地达到一切工人区域和农民区域,使一方面党与国家、另一方面工业区域和农民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十分完满。”〔九〕自然,当一个强大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已经建立并且巩固起来,革命已经胜利的时候,像创办“火星报”那样以报纸作为党的建设任务的中心一环的情形是不会有了,但这决不等于说可以减弱报纸的组织作用的意义。由于报纸是最好的联系群众的工具,团结在报纸周围的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便必然成为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之一;如果没有这种纽带,便还不能说是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十分完满”,那便是报纸还没有尽到它的主要责任。
为了使报纸充分发挥其集体的组织者的作用,斯大林特别重视报纸的工农通讯员工作,对于工农通讯员的政治意义予以极高的评价。他指出:“工人参加领导报纸的意义,首先是在于使得像报纸这样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武器,能够从奴役人民的武器变为解放人民的武器。只有工农通讯员才能实现这个伟大的转变。只有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工农通讯员才能在报刊发展的进程中起着无产阶级舆论的代表者和传达者的作用,起着苏维埃社会缺点的揭发者的作用,起着为改善我们的建设而始终不倦的战士的作用。”〔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工农通讯员是与党报的根本性质密切不可分的。斯大林密切地关注着工农通讯员的发展。在他的指导之下,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决议中规定必须开展工农通讯员运动。决议写道:“党在苏维埃新闻事业方面的新力量——工人通讯员的意义,是巨大的。党组织,无论中央的,或是地方的,都应当采取各种措施对工人通讯员进行政治教育,团结他们并引导他们去做党的一般工作。”〔十一〕斯大林亲切地教育党的报纸工作者要做好发展和教育工农通讯员的工作。他告诫苏联“农民报”要记住三条诫律,其中第一条就是“爱护自己的农村通讯员,如同爱护眼珠一样,—这是你们的队伍。”〔十二〕他指出报纸编辑部对工农通讯员的教育工作的实质:“主要的是要使工农通讯员在自己的工作进程中学习并给自己锻炼出新闻记者——社会事业家的感觉”。〔十三〕工农通讯员工作是一种细致的群众组织工作,这需要报纸工作者一方面善于倾听工人农民的意见,抓住他们的意见中的本质的核心,提高到党的水平来用以教育群众;另一方面能够细心地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水平,开拓政治视野,使他们能更好地负起无产阶级舆论的代表者的作用。“社会事业家的感觉”是要在工作中培养和锻炼出来的,任何忽视报纸培养和教育工农通讯员的思想,都只能关闭工农群众参加报纸工作之门。只有细致的群众工作才能发挥报纸的组织作用。斯大林在这些方面的有重大意义的箴言,是党报工作者必须时刻铭记着的。

当然,首先强调报纸的组织作用,决不是忽视它的鼓动和揭发的作用,忽视它在展开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用。问题只是在于:如果报纸不与工农群众有最紧密的联系,即就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而言,要做到像斯大林所教导的那样:“不要以从上而下的‘批评的’喧嚷来代替从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让工人阶级群众卷入到这个事业中来,让他们在改正我们的缺点方面、在改善我们建设事业方面表现出创造的主动性吧。”〔十四〕那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斯大林异常重视报纸在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上的重要作用。一九二八年四月,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他在详细地论述了自我批评的重要意义之后指出:“在这个意思之下,我们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的意义的确是不可估计的。”〔十五〕他热烈地欢迎真理报和青年团真理报所进行的批评工作。为了保护工农通讯员的自下而上的批评,反对抗拒和压制批评,以至对工农通讯员施行打击报复的现象,他赋予报纸编辑部以权力,“掀起剧烈的揭发性的鼓动来反对反动的蒙昧主义”,“保护自己的通讯员不受迫害”〔十六〕。报纸和团结在它周围的广大群众,构成了最有力的群众监督机关,运用报纸来进行揭发和批评,是改进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最有力的办法。要做到这一点,便要求报纸不断提高自己的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报纸不应该只是单纯的报道新闻的机关,而且应当是明确地表明自己主张什么、反对什么的纲领鲜明的舆论机关。没有批评,报纸便是没有生气、没有声音的,便不能完成党赋予它的使命。斯大林指出展开批评对改进报纸工作的重大意义道:“也不可否认:由于自我批评的结果,我们的报刊成为了更加活跃和生动的报刊,而我们的报纸工作人员队伍,类如工人通讯组织,已经开始变成重大的政治力量了。”〔十七〕斯大林的这些指示向我们阐明了党报在揭露和纠正各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上的战斗性的原则。
但是斯大林决不是提倡任何一种批评,他着重提醒报纸工作者不要“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他严肃地反对那种把自我批评“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缺点的实事求是的批评方面转移到对个人生活的各种极端现象的广告式的叫喊方面”的现象,反对那种“走上为批评而批评的迷途,把批评变成一种游戏,耸人听闻”的现象,和“把自我批评变为中伤我们经济工作人员的手段,变为使他们在工人阶级面前丧失威信的手段”等现象,并为此而在一九二八年批评了苏联某些报刊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十八〕。就是这样,斯大林为我们指明了正确地在报纸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途径,并为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要我们“学会从个别的评述进到比较深刻的批评,而从深刻的批评进到概括批评的结果,表明由于批评的结果,我们的建设方面获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十九〕这就是说,报纸不只要反对那种错误的、儿戏式的,为批评而批评的“批评”,并且也不能满足于那种浮光掠影的、摭拾某些个别现象的批评,而应该学会抓住重大的问题组织深刻的批评,以广泛地教育群众,使报纸的批评更好地促进国家建设。斯大林关于报纸在批评工作上的建设性和有效性的原则,是报纸工作者应该不断努力学习的目标。

总之,无产阶级党的报纸应该是党的机关报,应该“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光芒来照耀工人所遇到的每一种现象”;无产阶级党的报纸应该成为集体的组织者,应该以自己的广泛的群众工作,首先是工农通讯员工作,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无产阶级党的报纸应该成为党用以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改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武器,这就是斯大林的党报学说的中心内容。在斯大林的亲切的领导和教导之下,真理报及其他苏联重要报纸已为我们树立了党报工作中贯彻这些原则的最好的楷模。
斯大林关于报纸工作的指示永远指导着我们。我们的报纸工作自一九四二年整风时起贯彻了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全党办报”的方针,自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一书发表以来一直以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改进报纸工作的基本轨道,这些,都是与斯大林的指示的精神一致的。近几年来我国报纸工作的迅速发展与不断学习斯大林关于报纸工作的指示和苏联报纸工作经验更是不可分的。这是我们的报纸工作的主要方面,它保证着我国报纸工作的不断的进步。
但是也不可否认,直至今日,我们的报纸工作在斯大林所指示的这些中心论点上,也还不是完美无缺的。那种片面地强调报纸的独立的舆论作用,以至有时遗忘了党领导报纸、党报是党组织的机关报这个根本原则的思想,在某些地方报纸工作者中还不是完全不存在了的;而加强报纸宣传的思想性更是普遍应该重视的课题。在报纸的群众工作,特别是工农通讯员工作方面,正是由于我们对斯大林的指示体会得不充分,是走过一些弯路的。而在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上,这一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无疑地也暴露了许多报纸的不容忽视的缺点。因此,进一步学习斯大林所教导我们的报纸工作原理以改进我们的报纸工作,始终是有实际意义的课题。让我们更进一步地掌握斯大林所给我们的这些理论武器,来克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并不断提高我们报纸工作的水平吧!
附注
〔一〕列宁:“从何着手”,列宁选集延安版第三卷、第三十五页
〔二〕联共(布)党史,莫斯科中文版一九一页
〔三〕〔六〕斯大林:斗争报“编辑部的话”,新建设一九五三年四月号第十一页
〔四〕〔八〕〔九〕斯大林:“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
〔五〕斯大林:“联共中央组织报告”,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二○四页
〔七〕联共(布)党史,莫斯科中文版第一九一—一九二页
〔十〕〔十三〕〔十六〕斯大林:“论工人通讯员”
〔十一〕转引自人民出版社版:“布尔什维克报刊。资产阶级报刊”第三十二页
〔十二〕斯大林:“给农民报”
〔十四〕〔十七〕〔十八〕〔十九〕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
〔十五〕斯大林:“论自我批评”
(以上凡未注明书名页数的文章,都曾在人民日报全文刊载过,故未详列。)


第3版()
专栏:

“我们拥护美的、优雅的音乐”
——谈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的音乐节目
焕之
我们以无比欢欣的心情,欣赏来自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玛佐夫舍歌舞团的演出。
玛佐夫舍歌舞团是波兰人民的骄傲。当我在华沙参加波兰一九五一年度的音乐节时,波兰文化艺术部的部长同志曾特地征询我们对玛佐夫舍歌舞团的观感,因为他特别关心来自东方兄弟国家的音乐工作者是否也和波兰人民一样热爱着波兰人民的艺术。尽管我们之间在语言上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上有多少差异,却丝毫不会妨碍我们对波兰民间音乐的理解和热爱。当我每一次听着玛佐夫舍歌舞团的演出时,我都同样被激起了像热爱自己民族艺术一样的感情。这正因为如日丹诺夫所说的:“国际主义是诞生在民族艺术繁荣的地方”,我们深刻地体会了:只有充分表现一个民族最优秀的特质,才能赋予音乐以真正的国际意义。我们这样热爱玛佐夫舍歌舞团的表演,因为我们是这样为这种优美的艺术所感动,这说明艺术上的民族风格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特征,而主要是它有着强烈的人民生活的色调和鲜明的人民性。我们从玛佐夫舍歌舞团的纯朴而优美的歌声中,感受到波兰人民是如何热爱自己的土地,热爱劳动的生活,热爱自由与和平。
玛佐夫舍歌舞团的演唱,显示出波兰的民间歌曲是多么深刻地概括了波兰人民的生活情感,显示出它的优美、明朗、热情和健康的特征。我们又一次地体会着高尔基对民歌的精辟的见解:“民歌是跟悲观主义完全绝缘的,虽然民歌作者的生活是很苦的,其个人生活是受压迫、无保障的,但民歌中的主人翁总是克服世界一切不幸的胜利者。”我们知道波兰人民是一个曾经长期地经历着深重的苦难的民族,但是波兰人民却创造了这么美丽热情的音乐和歌曲。我们从玛佐夫舍歌舞团的歌唱中,听不到忧郁和阴暗、消极和颓唐的声音,我们感受到的只是青春的光芒,充沛的生命力,不可抑制的乐观向上的感情,而贯串在所有这些特征中的,是纯朴的抒情的美。虽然像“农村姑娘”这种反映旧社会中农村姑娘在田里辛苦工作的歌曲,也丝毫不带有伤感、无力的情绪,它仍然是健康的、不屈服的、潜在着深厚的创造力的。只要我们一听那歌词:
太阳,你快下山吧,
我们是这样的疲劳,
我们的手脚都酸痛了。
啊,太阳,
要是你也像我们一样的辛劳,
那你早就下山了。
这是多么意味深长而富于幽默的情调。它的曲调(见后面)是那么深厚宽阔,带有朴素的古典的美。
“我们拥护美的、优雅的音乐”(日丹诺夫),人民对于美的要求不是那种空洞的幻想,也不是唯美主义的“美”,美是和生活的真实不可分的。波兰民间歌曲的美有着很强的感染力,正因为它表现了生活的真实,表现了波兰人民的优美的品质。像“单身汉”,“在松树下”和“小杜鹃”等歌曲,它们在歌词中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美好的思想品质,如:
“我是一个贫苦的姑娘,
需要一位富有的新郎。
他应该有华丽的马车,六对骏马,
仆人们站在马车的两旁。
但是如果我真心爱你,
我就什么都不需要,
我可以光着脚随你跑到海角天涯。”
——单身汉
“当我年老了,头发也白了,
你还爱我吗?”
“我要永远地爱你,
直到我死的时候,还是爱你。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在松树下
只有头脑清醒的人,
才是最富有的人。
——小杜鹃
同样在这些歌曲的音乐中,也创造出一个纯真的人类内心世界的美好形象。如:
拥护美的东西,必然要批判那些丑恶的东西,就像“小杜鹃”里所唱的:
为什么你要把鼻子朝着天呢?
难道除了你那华贵的袍子以外,
你就什么也没有了?
追求金钱的人是愚蠢
的,……
美也就是斗争,它标志出生活中什么是要肯定的,什么是该否定的。就因为如此,我们听了玛佐夫舍歌舞团的演唱感到兴奋、得到鼓舞。美就是生活的真实,它有力地鼓舞着人们为生活的丰富与广大,为自由的创造而斗争。
玛佐夫舍歌舞团的优美的艺术同样显示出今天波兰的音乐家在整理自己民族的音乐遗产、发展民间的音乐传统上,创造了巨大的成绩。
波兰作曲家塞格廷斯基所改编和创作的优美的民歌合唱,是保存并发扬了波兰民间音乐中最优秀的本质,他为波兰人民创造了具有永久价值的艺术财富,使这些民歌合唱节目在今天波兰人民的音乐生活中成了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在波兰一九五一年度音乐节所上演的全部节目中,玛佐夫舍歌舞团的歌舞晚会是拥有最多听众的一次,波兰人民对玛佐夫舍歌舞团的热爱是无法可以形容的。虽然产生这些民歌的年代已属过去,但它们所具有的人民性及优美的音乐形象,对于今天正在创造美好生活的波兰人民却是永远年青而富有生命力。
塞格廷斯基所给予波兰民歌的加工是值得我们很好地来学习和研究的。虽然我们不了解玛佐夫舍地区的民歌的本来面貌,但我们却能感觉到这些民歌所具有的美好的特质,不仅能完好地保留下来,而且通过和作曲家的天才的想像和创造的结合,获得更鲜明的形象性和更光彩的色泽了。历来不少作曲家把民歌改编成合唱曲并加上管弦乐队伴奏时,曾采用过许多种样式的处理方法的:或者把一首简短的旋律伸展扩大成一首冗长的合唱;或者企图在各声部间出来进去地穿插变化,或者是寻求更“丰富”而“多彩”的和声效果。从玛佐夫舍的民歌合唱中,我们理解到作曲家的忠实而质朴的改编手法是十分可贵的。它不破坏民歌原有的美的特征,又能给民歌以更高的发展。譬如前面曾经提到的那首女声合唱“农村姑娘”(见一),是多么单纯的反复着的旋律与和声;而混声合唱“单身汉”的第二句(见二)虽然这样朴素,但一点儿也不单调;相反地,旋律的美因和声的衬托而更突现了,同时和声又使得情绪的表现更丰满充实了。
艺术手法的纯朴洗练,在艺术价值上常常是很高的。塞格廷斯基在民歌改编与创作工作上的巨大成就,如果离开了他对民歌本质及人民生活的深刻透彻的理解,那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在乐队伴奏的编制上也同样表现了朴素可爱的特点。虽然玛佐夫舍歌舞团的乐队编制是相当于一个小型的交响乐队,在目前还没有把特殊的民间乐器应用进来,但作曲家却并不因此而追求一种“交响乐式”的编写配器方式。我们感觉到伴奏对于合唱是多么和谐地衬托着,它仍然充分表现出波兰民族音乐的特色,关于乐器音色的组合与和声手法的运用都是基于波兰民族器乐音乐的特有规律而加以发展丰富的。
民间音乐的可贵的纯朴性同样表现在玛佐夫舍歌舞团的合唱艺术的出色创造中。他们(和她们)的歌声充满着生活的愉快和美丽,好像他们不是在舞台上表演而是在阳光照耀着的田野上、树林里,或者是在盛大的节日里,青年朋友们都穿上自己最美丽的民族衣饰,为自己生活的幸福与美丽而歌唱。因此他们唱得这样纵情而毫不拘束,唱得这样衷心地微笑。他们从始到终完全生活在音乐的形象里面。玛佐夫舍歌舞团的合唱创造能进入这样真实的境界,是因为参加合唱的每一个成员都来自人民,他们很理解歌曲的内容及它优美的特质,他们热爱这些歌曲就像热爱自己的土地一样,所以他们每一次的表演,那怕这些歌曲已经唱过几十次或几百次了,都像在经历着一次新的生活和创造。
无疑的,玛佐夫舍歌舞团的合唱创造是有着较好的艺术修养和技术训练的,他们不仅优异地唱着自己熟悉的民歌,而且也很有效地表演着新型的群众歌曲,如“贝鲁特之歌”和“青春进行曲”;他们更是像热爱自己民族的艺术一样热爱着其它国家的音乐,所以当他们演唱苏联作曲家哈恰图良的“斯大林颂歌”和中国民歌“东方红”时,都能给予十分完美的声音的形象。
玛佐夫舍的合唱艺术也显示了丰富的表现力。每一首歌曲都能按它自己美的特点来再创造,同样是女声合唱,“农村姑娘”和“小鸟”就显然各具独特的风格,运用着不同的音色来传达出不同的情绪气氛;“山谷”表现得多么幽远寂静,而
“马茹卡舞”中的合唱又是多么热情奔放。每一个独唱者的歌声都像是一颗颗纯真的玉石,它没有技巧的眩耀,却深深地渗透人心。
玛佐夫舍歌舞团在艺术创造各方面的光辉的成就,使我深深地体会着列宁说过的一段话:
“美丽的东西必须当作范例,当作今后的进展所凭借的一个基础而保留下来,即使这种美是‘古老的’。我们为什么要将真正美丽的东西只是为了它是‘古老的’就置诸不顾而不愿接受它,把它当作人类更进一步的发展的一个出发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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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演出观后
吴晓邦
我们盼望已久的著名的波兰人民共和国玛佐夫舍歌舞团终于在我国首都的舞台上与中国观众见面了。我们看到了歌舞团全体年青团员们的精彩演出,我们大家都陶醉在他们美丽的舞蹈和歌声中了。
每一个舞蹈节目,都是经过叶夫格尼·巴帕林斯基同志所精选过的,他把波兰玛佐维亚北部森林地带和南部草原地带的民间舞蹈简洁和精细地组织起来。舞蹈演员也都是年青的,从他们的动作中流露出真实、质朴、和愉快情调的民间舞蹈的特征来。歌舞团在塞格廷斯基和巴帕林斯基同志的努力下,搜集民间音乐和舞蹈的样式,创造出非常美丽的舞蹈,如南部的“玛茹卡”舞蹈和北部的“特兰勃良卡”舞。在改编工作中,由于他们保持了民间舞蹈的特点,同时又细致地加工,因而使古代的波兰舞“特兰勃良卡”与热情豪放的“奥别列克”都有了壮丽迷人的魅力。其它如“奥连捷尔”,“茹拉夫”和“波伏尔湼克”等舞蹈节目,也都在改编工作中把它们组织在优美的画面内,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这些节目完全和他们的民歌内容一致,反映了青年男女们从地主和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后的新生活,表示了波兰人民坚强的自信心,对自己祖国的骄傲。他们的舞蹈里没有矫揉做作的动作,而每一个演员的出现都显得那样年青、美丽和纯洁。伴奏的音乐也是在民间舞蹈的原有舞曲上加工的,因而也保存了波兰人民音乐的特点,跟舞蹈的动作完全协调。
歌舞团的歌唱节目也是优美的。它用朴素、自然、真实以及多样化的曲调,反映了波兰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崇高品质。
这次玛佐夫舍歌舞团在中国的演出,给我们中国的音乐舞蹈工作者很大的帮助,尤其引我们注意的是玛佐夫舍歌舞团对于波兰人民歌舞艺术的卓越贡献。他们从广大的民间去吸收优秀的青年到玛佐夫舍歌舞团来,让他们学习自己祖国人民所最爱好的歌舞形式,他们采取各种教学方法,来培养每一个年青歌舞工作者,使他们熟知自己祖国人民的生活和历史,正视自己祖国的文化艺术传统。为了使舞蹈表现得更好,他们也学习古典舞的基本训练(芭蕾舞技术),可是只限于腿部训练,手部训练则不包括在课程之内。玛佐夫舍这种训练方法正是为了保证波兰民间舞蹈特点的发挥。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中国舞蹈工作者深深研究的。
米拉·齐明斯卡娅同志的服装设计,也是值得学习的。服装的色彩和式样都显得很调和,因此舞蹈演员们在台上的动作更显得生气勃勃。米拉·齐明斯卡娅对于色彩和图案的选择是和波兰人民在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中最喜爱的形式密切联系的。她决不是凭空设计的,而是从今天人民生活的基础上大胆地创造出来的。他的努力使她获得国家奖金。
让我们和以安得烈·潘努夫尼克同志为首的玛佐夫舍歌舞团的全体同志们紧紧拉起手来,为发展中波两国人民歌舞事业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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